◎南国的冬日

傅斯年死了，他生前的亲朋好友以及留在大陆的陈寅恪及其门生还活着。虽然活法各有不同，际遇略有差异，但整个族群的归宿基本是相同的。

1951年秋，中共中央决定在知识分子中开展思想改造运动，指出旧知识分子要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抛弃原来的错误或反动的阶级立场，分清革命和反革命，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点。随着运动展开，批判的风浪由教育界扩展到整个知识文化界，并与后来兴起的“三反”运动合流，以势不可当的强大态势，直抵知识分子心灵深处。随着这股政治急流冲撞漫延，各色知识分子，特别是从国统区转入新政权之下效力的所谓旧知识分子，外加一批被暂时利用的各高校官员，必须在群众面前公开检讨过去对中共和人民犯下的罪过，实行“洗澡”和“人人过关”。

与此同时批判胡适运动也在中国大地展开。

早在1950年，胡适留在大陆的儿子胡思杜于9月22日，在香港《大公报》发表了《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一文，正式宣布与“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胡适脱离父子关系。随后，北大文法两学院在上面布置下，开始讨论“胡适思想问题”，并“主使中文、哲学、史学、图书馆四个系联合举行‘控诉会’，由俞平伯、杨振声、顾颉刚，以及自称与胡适有过七年以上交情的汤用彤、朱光潜等人‘带头控诉’”。1因为带头人物的示范，胡适过去的同事、朋友、学生闻风而动，纷纷出来揭发批判胡适的“反革命罪行”，表示与这只“丧家的，美帝国主义走狗”彻底决裂。

北京三联书店编辑出版的《胡适思想批判》论文集，共八辑

就在知识分子“洗澡”与批胡运动双向展开的同时，除台湾省之外整个中国大陆的高校，全部按照“苏联老大哥”的模式进行调整改造，重新打造社会主义先锋阵营。1952年秋冬，大规模调整攻势揭开帷幕，首当其冲的是私立高校。因这些高校大多具有国外势力支撑的背景，自然地被当作安插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毒草和堡垒而被“调整”，如北京的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等。具有美帝国主义背景的清华大学被肢解，其文科与理科并入北大，只剩一个工科。无帝国主义背景的私立高校改为公立，被视为胡适派、梅贻琦派系的教授，全部调出北大、清华，发配到南开、东北大学、大连理工或各地研究机构。如北大的郑天挺调往南开，杨振声调往长春东北人民大学，等等。据统计，1952年院系调整前中国大陆有高校211所，到1953年调整完毕，全国高校被肢解、重组为182所。这些高校以专科为主，专科中又以工科为主。至于人文社会科学，由于被视为带有“资产阶级性质”，遂遭到外科手术式的解剖、割裂，大学的自主权逐渐丧失，教师成为岗位上的“螺丝钉”，甚至沦为阻碍社会发展和教育前进的“绊脚石”，所谓的“教授治校、学术独立、言论自由”等理念，也随之被看作不合时宜。

就在这次院系调整中，原岭南大学名义取消，中山大学迁入岭南大学校舍，其人、财、物与岭南大学合并，对外称中山大学，盛极一时的岭南大学成为历史回忆中一个符号。1952年夏，陈寅恪携家迁入校园南校区康乐园东南区一号那座红砖砌成的二层小楼，居于楼上，陈氏担任历史系教授。据蒋天枢撰《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卷下一九四九年条载：陈寅恪初到广州岭南大学，兼任中文、历史两系教授，助教黄如文。这黄如文乃一广州人，每读古书资料和回答问题，皆用粤语，陈寅恪只能听得一通呜哩哇啦，并不知道他表达的是什么意思。正在痛苦烦躁之时，曾在北平协助过陈氏工作的原燕京大学毕业生程曦在“北方解放时逃广州，先生为位置于岭南大学中文系任助教”。想不到程曦替代那个呜哩哇啦的黄如文作为陈寅恪助教未久，1951年“有以讲师诱程者，程遂坚决不再协助先生做事，虽经校长陈序经婉劝亦不肯。先生遂辞去中文系教职，专任历史系教授”。对此，蒋天枢在《事辑》中说，陈流求曾在给他的信中说：“两老都曾亲自告我，对程曦事很生气。”但是人各有志，既然程曦不愿做大师的助手，也只能以“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的老对策，任其自然了。这位程曦于1951年10月赴香港大学任教，八年后转赴美国高校教授中国戏曲史，活得还算快活。只是他的突然离去使陈寅恪无法上课，只得暂由陈夫人唐筼接任助手，开始“两晋南北朝史”“唐史专题研究”两门专业课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对于这段不愉快的经历，陈寅恪的好友吴宓得知后曾做了如下记载：“接棣华八月十三日函，知寅恪兄与容庚甚不和，已改入历史系。而曦竟叛离寅恪，寅恪写读各事，均筼夫人代职云云。深为痛伤。曦虽热情盛气，而殊粗疏，故不能坚毅上达，亦以愚人而已。”2

自“愚人”程曦“叛离”之后，工作虽陈由夫人暂代，但毕竟唐筼身体有病，无力长期承担如此沉重的工作，只能苦撑以待将来。直到1952年11月下旬院系调整完毕，新组建的中山大学乃聘请一位校外女性知识分子黄萱担任陈寅恪助教，协助陈氏教学和研究。黄萱在陈家一待十余年，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才被迫离去。

陈寅恪夫妇与三个女儿（后排左起：小彭，流求，美延）

因陈寅恪双目已盲，在全国兴行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学校当局允许其不出外“洗澡”，在家中自觉地“冲洗”就可以了。当然，在“冲洗”的同时还可为学生上课或做一点儿力所能及的研究——这算是一个极其特殊的优惠待遇。只是覆巢之下已无完卵，外部风潮仍不断地震荡着陈寅恪的耳膜，撞击着他内心最敏感的部位。陈氏对中国文化的爱恋，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追求，以及与胡适割不断的感情，等等，都令他在时代政治风暴中感到无法适从，也不知道这个“澡”如何冲洗、洗到什么程度才行，内心深处的压抑、伤感和愤懑像积压在裂隙中的岩浆，时刻都将带着怒吼之音喷发而出。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高个子、白脸、留分头的青年学者，学着当年张仪、苏秦的样子，不合时宜地悄悄来到了中山大学康乐园陈寅恪家中，此人便是陈氏早年的弟子兼助手、时年三十八岁的汪篯。

汪篯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史学系，抗战时期考入迁往昆明的北大文科研究所，拜在陈门读研究生。陈对汪的点拨用力甚勤，并有传汪氏道统之意。1940年6月17日，陈寅恪离昆赴港准备受牛津之聘出国讲学，这一天正是汪篯按规定考试的日子。因走得太急，陈寅恪便让汪篯的副导师郑天挺代为出题，郑愉快地答应。其试题如下：

一、述李唐族姓之所自；

二、沈东甫《唐书宰相世系表订讹》，其体例若何，其得失若何，试详论之；

三、《新唐书·世系表》名位显著之人，往往下无子姓，即有亦不过一、二传。或谓五季散乱之后，人多假托华胄，欧公意在谨严，故存其父祖，删其子孙，其说果足据乎？试举例以明之。（原注：此李莼客说，见光绪十年九月十九日日记）

四、有唐氏族长孙、窦、武、裴、萧、崔、卢诸家，先后显晦之故，能略述之欤。3

郑天挺拟定的题目，显然是陈寅恪在此一时期主要研究、教授的魏晋以降文化传续，特别是隋唐政治制度和李氏王朝家族血缘关系，乃至“关陇集团”形成与盛衰等等之一部分学术精华。而对这部分精华真正有所掌握并领悟其奥妙者不过几人而已，汪篯则有幸成为其中的一位。据陈的学生、后来成为著名史学家的周一良说：陈寅恪得意弟子中有三人可堪传承其衣钵，这便是“徐高阮、汪篯、金应熙也。所可惜者，三人皆未能充分发挥作用”4。此一结局令人扼腕。

陈寅恪离开昆明后，汪篯受郑天挺指导，后随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迁李庄，与张政烺、任继愈、逯钦立、杨志玖以及傅斯年的侄子傅乐焕等一起在李庄居住、生活达六年之久。在读书和做研究期间，汪篯享受傅斯年专门批发的每月30元津贴补助，生活尚算安静。据当年与汪氏同在李庄生活的同学周法高回忆：“汪篯和下一届的研究生王永兴都是在陈寅恪先生指导之下念中国中古史的，汪篯的硕士论文是《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母系的研究》。”关于汪在李庄时期的学习、生活状况，周法高的评价是：“汪篯人很聪明，可是读书没什么恒心和耐心，有时好多天不看书，有时好多天挑灯夜读。这种起居无节、作息不时的习惯，不大适宜做沉重的学术研究。《论语》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顾炎武的诗句说：‘道远不须愁日暮。’胡适先生晚年时常提到这句诗，意思是说：不必愁年纪的老大，路程的遥远，只要有智慧有毅力有恒心就可以一直向前完成大业。汪篯是属于智能型的，而缺少恒心，我在后来也很少看到他的著作发表。不过由于他的聪明、博学和口才，仍然在北方大学里作教授，也许很叫座。在某些中国史大学教科书前面，有时看到他列名于集体编撰者之中。1954年，中国科学院曾经决定请陈寅恪先生由广州岭南大学到北京任历史研究所第二所的所长，就是派汪篯去的，后来陈先生没有就聘。”5

在北大任教时的汪

周法高所言大体不差，就汪的才分而言尚属人中少有的，只是缺了一个“恒”字，这个说法得到了可考资料的支持。1942年2月6日，郑天挺曾为汪篯留校事致函傅斯年征求意见：汪篯人甚聪明，根底亦好。但生活不甚有规律，用功时或至通宵不寐，不用功时或竟数日不读书，以故论文尚未做好。弟个人颇觉其将来可有希望，前言之汤公（用彤），欲俟其毕业后留之北大，不知兄意云何？6

让郑天挺失望的是，汪篯随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自李庄返南京后，没有留在史语所工作，也未能进入北大，而是远赴吉林长白师范学院教书。是否傅斯年也与周法高同样感受或有其他复杂的原因而没有把汪氏留下？不得而知。但汪氏远赴东北教书绝不是出于自愿，似是一种迫不得已的行为。有据可考的是，汪篯对北方严寒和学校生活感到极不适应，并不断致函郑天挺诉苦求援，希望导师能“拉弟子一把”，让自己重返北大。1947年4月9日，汪在给郑天挺的信中写道：“自来吉林，十旬瞬届……关外奇寒，去冬特甚，经常在零下三十度左右，尤甚时竟至零下三十八度……坚冰在须，亦属常见之景象矣。……虽燃壁炉，仍未能免（于奇寒侵袭）也。”继而说教学工作之忙乱与生活之无趣，“益感心力交疲，精神全竭，以是亦大少研读进益之余暇。长此以往，心致孤陋寡闻，不能复振，宁不可哀？！故企盼吾师遇有机缘时，予以提携为感”。为达到入关的目的，汪氏特别提出“名义、待遇，在所不计”。7

抗战时期的郑天挺（郑克扬提供）

正在郑天挺为汪篯重返北大想方设法时，汪以耐不住长白师院生活为名卷起铺盖，在未受到任何机构聘用的情形下只身来到清华大学投奔陈寅恪，与陈门弟子王永兴共同协助陈寅恪著述，汪的生活费由陈寅恪本人支付。半年后，经陈寅恪与郑天挺、傅斯年、胡适等重量级人物沟通，北京大学决定聘用汪篯为史学系教师，并以此名义继续做陈的助手。于是，汪篯在陈寅恪南飞之前这段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成为拿着北大薪水为清华导师服务的特殊人员。就在这两年多的时间内，汪篯吃住都在恩师家中，与陈寅恪朝夕相伴。而他的人生经历也与导师相似，年近四十岁才成就婚事，在北京安了个简单的家。

历史赋予这对师生相伴的最后两年中，汪篯显然比在昆明和李庄时期用功、用心了许多，并得到了陈氏治史方法的真传。这个时期的汪篯不仅协助陈寅恪著述与修改、校正书稿，且能提出自己的见解，并为导师所接受和采纳。尽管在以后的几年，汪氏像他的同学周法高所言，没有发表太多的研究论文，但“公开发表的为数不多的论文，大部分都有独创性”8，在中国史学界隋唐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有了一定的提升。1948年底，当陈寅恪与胡适仓皇离开北平南下之时，年轻的汪篯没有排在傅斯年拟就的“抢救学人计划”名单中而留了下来。当然，即使名单中有汪氏的大名，此时思想已有急剧变化的他也不会随机南飞了。

留在北京大学的汪篯阴错阳差地成为新时代的宠儿。1952年2月，汪氏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年作为北大教师队伍中一颗腾空而起的耀眼明星，被保送到北京马克思列宁学院（中央党校前身）带职学习，很快成为一位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追随者与前途可望的后备“文化班头”人才。

1953年10月，以陈伯达为主任的历史研究委员会做出了几项重要决策：尽快在中国科学院再增设两个历史研究所；创办一份代表新时代历史研究最高水平的刊物《历史研究》，目的是从根上铲除资产阶级哲学与史学思想，确立马列主义在史学研究中的领导地位。两个月后，郭沫若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撰文声称，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学习应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的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个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9，以迎接即将到来的文化建设的新高潮。由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密切关注，陈伯达、郭沫若辈没敢忽视偏居于西南一隅、远在几千里之外的陈寅恪那孤独身影的存在。10鉴于陈氏在学术界的赫赫声名与不可撼动的学术大师地位，陈伯达、郭沫若等在拟定的历史研究所所长的名单中，颇为识趣地做了如下安排：由郭沫若、陈寅恪、范文澜分别出任一所（上古史研究所）、二所（中古史研究所）、三所（近代史研究所）等三个所的所长。名单很快得到了上边的认可，但就陈寅恪的性格和一贯提倡的“独立之精神”，他能否痛快地北返并出任所长一职，一时成为操作者们没有把握的难题。

当年陈寅恪离开北平南飞时，据他自述，多半是因为自己怕北方的寒冷，更适合南方气候，抑或怕共产党来了，只能吃小米，或买不到对自己严重失眠症至为重要的进口安眠药云云。傅斯年在台湾奉命主持史语所和台湾大学时，曾不止一次致信已抵岭南大学任教的陈氏，请其赴台任职，但陈寅恪始终没有对这位老友的邀请做出答复。而台湾方面“中研院”史语所第一组主任之职，一直给陈氏保留着位子，直到陈寅恪于1969年去世，才由劳榦继任此职，由此可见傅斯年与台湾学术界对陈寅恪的尊重和寄予的深切期望。

1949年6月，溃败中的国民党在广州组织“战时内阁”，其中有三位学人出身的人物担任了异常重要的职务，一为朱家骅出任行政院副院长兼中研院院长，二是杭立武任教育部长，三为叶公超任外交部长。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日子里，杭立武受傅斯年请托，曾多次派人劝说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动员陈寅恪离开大陆，速赴台湾任教，陈序经始终没有答应。同傅斯年一样，杭立武自然也深知陈寅恪在学术界的地位和价值，多次碰钉子后退而求其次，力劝陈寅恪先到香港看看情形，并说这样可以进退有余，但陈始终没有理会。到了国民党全面溃败的紧急关头，急红了眼的杭立武竟拉着“战时内阁”财政部长徐堪匆匆赶到岭南大学，亲自向校长陈序经摊牌，要陈氏一同前往劝说陈寅恪到香港。据说杭立武此时已到了哀求的地步，对陈序经说，如果陈寅恪答应去香港，他马上可给陈寅恪10万港币及新洋房，陈序经闻听抢白道：“你给10万，我给15万，我盖新房子给他住。”11见陈序经态度强硬，不予合作，杭立武只好亲自带上财政部长直奔陈宅劝说，大有即时兑现之意，陈寅恪仍不为所动。直到这年的10月初，原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叶公超主持的“外交部”还在广州办公，并为国民党认为必须离开大陆的各色人员办理出境护照，也就是说，直到这时，陈寅恪若想离开大陆，随时都可成行，但陈寅恪最终还是没有出境而留在了岭南大学。究其原因，或许如“文化大革命”期间陈寅恪第七次交代稿所言：“当广州尚未解放时，伪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长傅斯年多次来电催往台湾。我坚决不去。至于香港，是英帝国主义殖民地。殖民地的生活是我平生所鄙视的。所以我也不去香港。愿留在国内。”12这个说法得到了后世多数研究者的认同，如早年毕业于清华中文系，后转赴台湾大学任教的苏景泉回忆说：“回忆三十八年春，梅（贻琦）校长在广州时云：‘陈寅恪先生年高目失明，行动不便，我拟介绍陈先生在香港大学任教，但此事之成否，取决于英伦。现在还不敢说一定。……’旋闻因故作罢。其后陈师在广州岭南大学任教，夏间台湾大学傅校长斯年曾经函请陈来台任教，并为之请了几位助教，预备助陈师耳听读书，口述写文。傅校长可谓为学术请大师、为国家求第一流人才、敬老尊贤之至了。惜乎陈师双目失明，行动不便，而岭南大学文学院殷留不放，迄广州沦陷，无法他去，诚可痛呵。”13

但也有人认为陈寅恪当年确有退往台湾或赴海外的打算，只是因故而未能成行，这个说法未得到可考材料的证实。唯一能证实的是陈夫人唐筼感到留在大陆凶多吉少，遂有赴台或赴海外的打算且有一个小小举动。这个证据从吴宓于1961年赴中山大学看望陈寅恪夫妇时，在与陈序经早餐时的谈话中可找到线索。陈序经悄悄告诉吴宓，陈寅恪由上海发电欲赴岭南大学任教，作为校长的陈序经竭诚欢迎。陈寅恪遂携家到校。未久，唐筼以一个女性的敏感预料即将在全国兴起的政治浊浪必将祸及自身，遂坚定了出走的决心。陈序经回忆说：“约在1950一或二月，筼嫂力主往外国（欧、美）或台湾，竟至单身出走，至港依David及其诸妹，序经追往，遍寻，卒得之于九龙一无招牌之私家旅馆，见筼，与约定‘必归’，序经乃先归，俟其夫妇感情缓和，乃遣人往迎归。序经又复姜蒋佐（立夫）台湾大学‘气候不佳’函，以术聘姜君来岭南。”14

陈序经所说的David，即俞大维，1949年后出任台湾国民党“国防部长”。1950年初，俞的母亲仍在香港医院治病，其妹俞大随夫曾昭抡由欧洲至港停滞尚未回归，唐筼至港依靠的应是俞大和曾氏家族在港滞留观望的亲属。最后提到的姜立夫，于1919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归国后在南开大学与西南联大任教，学生中后来成为大师级人物的有江泽涵、陈省身、刘晋年、孙本旺、申又枨、吴大任等人。1947年中央研究院数学所成立，姜被推为所长，1948年与陈寅恪等被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根据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的指令，姜立夫组织人员把数学研究所的图书装箱运往台湾，同时携家与一部分同事渡过海峡抵达台北。未久，因极其复杂的政治与人事纠葛，姜立夫一气之下又携家回到了广州岭南大学任教。由于姜的中途变卦回返，造成了“中央研究院”迁台机构只有一个傅斯年的史语所和半个数学所“情何以堪”的事实。——这便是陈序经所述人物的历史背景。

但无论是唐筼的出走还是陈寅恪的坚持不动，无论姜立夫在台湾遇到什么政治与人事上的烦心之事，有一个绝对不可忽视的关键之处，便是陈序经以真挚的情感为之做出的重大努力。假如在这个四方震荡的历史转折点上，陈序经袖手旁观，甚至像掌权了的吴晗等，站在清华园对随梅贻琦南下后滞留在上海的清华大学名教授杨武之（南按：杨振宁之父），不怀好意地冷眼相望，然后采取一脚踢开、任其流浪和自谋生路，就是不准其回清华任教的，那么，日后的中山大学不会出现陈姜两位大师的身影当是肯定的。

由原来的岭南大学“被”转为中山大学的陈寅恪，不仅不去国民党统治的台湾和英帝国主义控制的殖民地香港，连红色中国的首都北京也不愿重返。个中原委，陈氏自有不便向外人道处，但就拒绝重返北京的选择而言，局外者则能觉察、体会一二。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史学家、陈寅恪学生辈人物赵俪生，在兰州大学任教的晚年曾写过一篇回忆文章，对当年名噪一时的所谓“创造社”成员郭沫若、成仿吾等辈有所提及。在涉及成仿吾为人处世时，曾有这样一段回忆，大意是：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共组建了一个华北大学。该大学是以范文澜为校长的、设在邢台的北方大学与以成仿吾为校长的、设在张家口的华北联合大学两校合并改组而成。改组后范成二氏担任副校长，另由更加德高望重的吴玉章担任校长。校址暂设在河北正定。有一天，华北大学讨论到进北平接管大专院校和文化部门时，让教师都要到文管会报道，有人提议像陈寅恪，眼睛看不清楚了，身体也很衰弱，由家属或朋友代替报到就行了。这时，副校长成仿吾用洪亮的湖南腔发话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机关来报到，来办理登记，一定要亲自来，本人来，不得有别人代替，因为……”他特别提高了声音说：“这是个态度问题！”成氏高亢的湖南话，在场者听起来特别刺耳，会场上鸦雀无声。年轻气盛的山东安丘人赵俪生闻听，心说这是把自己当作征服者，把知识分子当成被征服者，要他们“迎降”。既然如此，那就干脆在文管会门口办一个受降仪式吧。于是，赵俪生的侠义脾气开始发作，说十月革命后，俄国知识分子可比中国知识分子凶得多，嚣张得多，像巴甫洛夫，开口闭口骂布尔什维克是“匪帮”，可列宁怎么样呢？他隔几天就拿着黑面包和黑鱼子酱来看望巴甫洛夫。他骂，列宁并不把他抓起来，也不同他吵，而是耐心地等他回心转意，替苏维埃共和国工作。稍一停顿，赵俪生说，“这一切，我觉得值得我们大家学习”，接着又提高嗓音说：“特别值得成校长学习！”这一句话算是戳了马蜂窝，三天后，赵氏接到了调离华北大学的通知。15

时在清华的陈寅恪当然不会知道发生在华北大学的这一幕，但一定直接或间接地感受到了来自北方的寒意。因而，当清华园被接管之时，陈寅恪的一些故旧门生在已成为红人的吴晗等人撺掇下，曾寄信劝其重返清华，均未奏效。进入1953年，北方不断有信息捎来，谓“政府希望陈先生北返”。已成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陶孟和专门托已进入中大任教的梁方仲探询陈寅恪北返之意，并透露出迫切之情。面对来自北方的声声呼唤，陈寅恪仍像当年对待杭立武一样不为所动，后来他在致朋友杨树达的信中说道：“弟畏人畏寒，故不北行。”16有研究者说，一个“畏”字神形俱现地表达了陈氏的思想与感情。“畏寒”自是一种推托的理由，抗战前在清华研究院做导师时的陈寅恪尚生活得自由自在，岂有“畏寒”之理？而“畏人”则是他内心的真实写照。因而他不为劝说者和所谓的“中间人”所动，继续留在中山大学静观其变。不过，“这时陈寅恪独立的生命世界在岭南已重新构建完毕，生命意识在这重构的世界里再度勃发”17。这个时候，当中国科学院高层正为派谁去赴广州劝说陈寅恪北返颇为踌躇时，正在北京马克思列宁学院学习的汪篯得此消息，主动请缨，欲充当南下劝说的“使者”，以在马列学院练就的张仪、苏秦纵横捭阖之雄才大略，一举把陈氏搞定。这个请求让正感左右为难的郭沫若等辈大为惊喜，当即表示准予此行。于是，在马克思主义史学领域崭露头角、风头正健的汪篯，怀揣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与副院长李四光亲笔签发的两封沉甸甸的信，带着满腔热情和志在必得的信念，于1953年11月中旬踏上了南下的旅程。

当汪篯于11月21日抵达广州后，仍像五年前在清华园一样，毫不见外地直接住进了陈寅恪家中。只是此时的中山大学已不是当年的清华园，陈寅恪和汪篯无论是在思想还是对社会的看法上，都与五年前大不相同了。年轻气盛、不明就里的汪篯在陈宅住下后，没有意识到自己无论是从辈分、地位、学识等诸方面，都不具备与陈寅恪展开正式对话的资格，而在如此重大问题上冒冒失失地前来充当所谓的“使者”，企图再现当年苏秦、张仪合纵连横，舌卷风雷，“一怒而诸侯惧”的盛况，是何等的不自量力与糊涂透顶。更为致命的是，据说，汪篯在与陈氏的交谈中，以“党员的口吻”“教育开导的口吻”，“不知天高地厚”地向陈寅恪进行严肃的政治味十足的谈话。此举令陈氏勃然大怒，竟脱口说出了“你不是我的学生”18的激愤之语。遭此棒喝，汪篯才如醍醐灌顶蓦然意识到大事不好，当年的一家人现在很难再说一家话了，自己这个苏秦、张仪当得并不成功，且很窝囊、很失败，于惊愕惶恐中头脑稍微清醒，但师徒已经反目，挽回似无可能，汪氏只好灰头土脸地搬出陈宅到中大招待所暂住。

陈寅恪故居。前边白色水泥甬道为中南局书记陶铸令学校当局专门铺设，以便让陈氏工余散步时有所识别并不致摔倒，这条甬道后来成为中山大学校园内著名的“陈寅恪小道”（作者摄）

后来的几天，尽管汪篯又做过许多亡羊补牢式的努力，但陈寅恪怒气未消，总不释然。当然，陈氏之激愤并不只是对汪篯本人，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郭沫若或更大的社会政治背景。在汪篯竭力挽救、斡旋下，12月1日上午，陈寅恪与汪篯做了一次正式长谈，算是对北京方面的答复。汪篯对此做了详细记录：

对科学院的答复

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王国维死后，学生刘节等请我撰文纪念。当时正值国民党统一时，立碑时间有年月可查。在当时，清华校长是罗家伦，是二陈（CC）派去的，众所周知。我当时是清华研究院导师，认为王国维是近世学术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我对于王国维即是如此。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上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之间的争吵，不必芥蒂。我、你都应该如此。我写王国维诗，中间骂了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为芥蒂。我对胡适也骂过。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其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

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

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怎样调查也只是这样。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至如实际情形，则一动不如一静，我提出的条件，科学院接受也不好，不接受也不好。两难。我在广州很安静，做我的研究工作，无此两难。去北京则有此两难。动也有困难。我自己身体不好，患高血压，太太又病，心脏扩大，昨天还吐血。

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碑文你带去给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国维诗。碑是否还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请郭沫若做，也许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得王国维的学说。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做诗，他就做李商隐也很好。我的碑文已流传出去，不会湮没。

陈寅恪口述汪篯记录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一日19

以上的谈话，透出陈寅恪对郭沫若等搞的那一套“新史学”和范文澜等辈所谓“新史学大师”们极大的不满。陈氏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真正的史学得不到发扬光大，反而所谓“以论带史”的新史学大出风头，且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此种毁灭文化道统的行为，必将连同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同毁亡。对这一令人伤感的现状，陈氏除了对面前的汪篯和远在千里之外的科学院高层人物施以教训，也在致朋友的信中爆发出与此相同的压抑和愤慨。20此次上门遭遇碰壁与棒喝的汪篯，除讨得陈寅恪一纸《对科学院的答复》，还有一首《答北客》的诗文：

多谢相知筑菟裘，可怜无蟹有监州。

柳家既负元和脚，不采萍花即自由。21

汪篯追随陈寅恪有年，对诗中的用典和喻义要比其他人更能心领神会。此诗中的“菟裘”，古邑名，春秋时为鲁国泗水境，现为山东省新泰市楼德镇。民国时期该镇尚存高大的寨墙，东寨门上砌“菟裘遗址”横额石匾，随着解放战争以及后来“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寨墙石匾已毁坏无存。1993年，新泰市政府象征性地在此立“菟裘城遗址”石碑一座。

据《春秋左传正义》卷四记载：“羽父请杀桓公。将以求大宰。公曰：为其少故也，吾将授之矣。使营菟裘，吾将老焉。”《史记·鲁周公世家》载：“公子挥谄谓隐公曰：‘百姓便君，君其遂立。吾请为君杀子允，君以我为相。’隐公曰：‘有先君命。吾为允少，故摄代。今允长矣，吾方营菟裘之地而老焉，以授子允政。’挥惧子允闻而反诛之，乃反谮隐公于子允曰：‘隐公欲遂立，去子，子其图之。请为子杀隐公。’子允许诺。十一月，隐公祭钟巫，齐于社圃，馆于蒍氏。挥使人弑隐公于蒍氏，而立子允为君，是为桓公。”

以上两段史料记载的是春秋时期，鲁惠公死，由继室所生的鲁隐公继位，隐公执政11年的时候，准备让位给先父正室夫人仲子所生的太子允。羽父（即公子挥，一作公子翚）要求他杀了子允（桓公）。隐公说明事情真相并谓自己准备到菟裘去造房养老。羽父怕事败，乃用反间计将隐公杀之。这段历史典故后来还演变出“菟裘归计”“归老菟裘”等成语，意喻准备告老还乡或退隐。陈诗借用此典，当指有人为他营造了一个晚年发挥余热或者说养老的地方——历史研究所第二所以及所长的位子，但陈寅恪并不领情，继而哀叹和嘲讽此处“可怜无蟹有监州”。

监州，一般指监察州县之官。“元诗四大家”之一虞集《户部尚书马公墓碑》有“公行部，劾治其暴横者监州一人”记述。另，宋代在诸州置通判，亦称监州，当朝名臣兼文士范仲淹《送向综国傅通判桂州》诗中有“通籍三公后，监州五岭深；欲知明主意，将慰远人心”等句。

比范仲淹晚生18年的一代文豪欧阳修，在他的《归田录》卷二中列举了一个“有螃蟹无通判”典故，大意是：有宋一代，为加强中央集权并有效监督地方长官的言行，于各州设置通判官职。22

按朝廷旨意，通判既不是一州最高行政长官知州的副职，亦不归知州管辖，只是朝廷派来监视、制衡知州的代表，任命与升降权在朝廷中枢。这就形成了一州之中通判与知州争权夺利、互相掣肘的局面。宋太祖得知这一情况后，颇为忧虑，经过一番考量，专门下一道诏书，命令各州知州与通判必须处理好关系，协调处事，凡是政令，都要知州与通判二人共同签署方可布行。

如此这般，表面上矛盾是平息了，但因权力的制衡点没有落到稳固处，各自的打算与追求的利益不同，知州与通判仍是相互掣肘，矛盾重重。

有一位名叫钱昆的少卿，余杭人，嗜吃螃蟹，曾经有下放挂职做州官的经历。有人征求钱昆：如果自由选择的话，他愿去哪个州做知州？钱昆不假思索地回答：“哪个州都无所谓，只要那儿有螃蟹而没有通判就行了！”

因了这话，产生了“有蟹无监州”这一典故，表达了为官者最需要的是自由自在、不受别人牵制的追求与理想。

陈寅恪把这一典故倒过来应用，遂有“可怜无蟹有监州”句，意喻自己到了北京出任一个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既无螃蟹可吃，也不能自由自在地生活、研究，头顶和身旁还密布着层层“监州”，或郭沫若一类自认为是监州之爹式人物，这是他既厌恶又不能屈就的。

“柳家既负元和脚”，柳家，即柳宗元，陈氏以古代文豪柳宗元自喻。“元和脚”在陈寅恪1927年7月6日赠傅斯年诗中已现，指的是以傅斯年为首的一支尚未成熟但有坚定自信的学术新军。事隔26年之后，他的好友傅斯年已如其所言“归骨于田横之岛”，自己流落岭表，生活、事业等并不尽如人意，有“负”傅斯年本人三番五次劝其赴台的一腔热血和朋友们的期待。而柳宗元在诗《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中有云：“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萍花不自由。”以陈氏当时的心境和态度，他既然当年“负”了傅斯年为首的史语所那支新军和当年的事业与理想，如今面对中国科学院展现的“萍花”不采也罢（此时在史学界流行的“五朵金花”即将泛滥开来），即不去招惹中科院那一帮身居高位的当权者，拒绝赴北京出任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或可相对保持个人尊严以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陈寅恪发自心灵深处的声音，也是对北京关闭大门的宣言。

汪篯手捧此诗，知道自己的一切努力就此终结，只好长叹一声，带着惶恐、沮丧与深深的遗憾踏上归途。故都北京再也见不到陈寅恪那孤独傲然的身影，陈、汪师生缘分已尽，就此永诀。

◎闭口休谈作哑羊

列车在苍茫的原野上向北奔驰，坐在卧铺车厢的汪篯心情并不平静，他在思考着如何向科学院交差，更多的是以悲凉的心境反复琢磨、参悟恩师那份《对科学院的答复》和赠予自己《答北客》诗中隐含在文字表面下的玄机奥秘。也只有离开岭南这片土地，于孤独而漫长的旅途中，汪篯才有真切回忆的机会以及对自己人生途程加以反思的可能。

当留在北大的汪篯平步青云，作为学界一颗耀眼的明星于北国腾空而起的时候，病卧岭南的陈寅恪身处怎么样的环境？其苦苦求索的是什么样的人生？他心灵的游魂又何所依托呢？

往事已矣，不可追记。从陈氏留下的为数不多的诗文中，或可隐约窥知这位双目失明的老人，在风浪裹卷泥沙呼啸而过的历史时空中，内心起伏的思绪与痛苦、伤感的情怀。

1951年6月，任教于岭南大学、时年六十一岁的陈寅恪于生日那天，在《赠晓莹》一诗中有“从今饱吃南州饭，稳和陶诗昼闭门”句，23内中隐约透出陈氏欲定居岭南，摒弃流俗，灯前对坐，安心教学著述的思想脉动。

时隔不久，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朱师辙（字少滨）退休，经当局安排定居杭州。起程前，朱氏专程与陈寅恪话别。朱师辙乃江苏吴县名门鸿儒朱骏声之孙、朱孔彰之子，比陈寅恪年长十一岁，曾历任过《清史稿》纂修、中国大学教授，1947年转入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朱氏家族与陈家属世交，朱师辙与陈寅恪属于亦师亦友的关系。当陈氏听说朱欲定居杭州后，心中生发了对先人的怀念并有退隐定居杭州之意。这个念头在他的《赠朱少滨教授退休卜居杭州》一诗中有所流露，其尾联曰：“他年上冢之江畔，更和新诗结后缘。”陈寅恪自注“寅恪先茔在六和塔后牌坊山”24。所谓“先茔”，指陈三立墓。1923年，陈寅恪母亲俞淑人病逝，未几，长兄陈衡恪亦卒，遂将母、兄灵柩暂厝杭州西湖净慈寺。其后，陈家购墓地于杭州牌坊山之原，1925年将逝者归葬于此，并预设陈三立生圹于俞淑人穴左。1948年夏，陈三立灵柩由北平经天津用海轮运抵上海，再改用汽车运抵杭州六和塔后牌坊山，与俞淑人合葬。

接到陈氏赠诗的朱师辙有和诗，其中第二首为：“西湖泛棹访坡仙，六塔坟前拜昔贤。丛桂小山招隐切，绿杨春好结邻缘。（余前在北京曾谒陈伯严丈。丈卒后，葬诸西湖六和塔牌坊山，从丈志也。余退休赴杭，拟拜丈墓。君亦有退隐之志，与余预订结邻之约。）”25陈伯严，即陈三立。朱氏的称谓说明朱陈两家的世交关系。诗中的“君”，指陈寅恪。朱氏这个注释，进一步透出陈寅恪此时的心境。

随着世局骤变，“洗澡”运动开始，以及新政权“一边倒”地按苏联模式大行其道，陈寅恪内心在受到震动的同时，悲愤之情在心中发酵。作于1951年的最后一首诗，可以看出陈氏情绪和心境的转变。诗曰：

改旧句寄北

（参丁亥春日清华园作）

葱葱佳气古幽州，隔世相望泪不收。

桃观已非前度树，藁街翻是最高楼。

名园北监空多士，老父东城剩独忧。

回首卅年眠食地，模糊残梦上心头。26

陈寅恪的诗向以今典与古典重叠应用，对人事、天命等感慨良多，在其生前已呈扑朔迷离之象，后世释解起来更加困难。助手黄萱后来在谈到陈诗的释解问题时说：“我认为诗所以可用来作为史料的缘故，还因为它是现实的反映。陈先生说过：‘诗若不是有两个意思，便不是好诗。’大概指的是古典今典吧。要从古典来体会今典，是不容易之事。他的诗自然是有两个意思的，所以难于通解。”27

尽管难以通解，但若循其时事与陈氏个人情感加以细究，还是能够探听到生命脉搏跳动和心灵深处或激愤或感伤的哀叹之声的。据说，汪篯在陈宅遭到惊心动魄的“怒骂”后，对恩师心中腾起怒火的来源大为不解，回到住处，灵机一动，迅速采取补救措施，并向陈氏周围的人调查、了解其原因所在。当他打听到近年来陈寅恪与朱师辙、余嘉锡等人有诗唱和且较频繁时，立即意识到可从陈诗隐晦的诗句中寻出蛛丝马迹。于是，他开始设法向师母唐筼探听陈诗留存的墨迹。结果是“他的努力是有效的，他解开了一些谜团”28。而上文介绍的陈寅恪写于1951年的《改旧句寄北》，即是汪篯破译理解恩师心路历程的一把关键性钥匙。

汪篯得到这首诗后，对今典叠加古典的喻义进行了详细探究，并按照自己过去对陈寅恪的性格、感情等了解，试着做了注释。据后世研究者陆键东考证，汪氏对此诗的注释是：“第三句引刘禹锡‘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诗句，以斥责陈的旧日学生都学习马列去了。第四句汪篯注释错了，误认为此句讽刺郭沫若。后人一般作如是理解，‘藁街’是唐代外国人所居之处，此句暗含马列主义成为人人顶礼膜拜的东西。第五句指余嘉锡等人。第六句用唐人小说‘东城老父’典故，汪篯云此句疑是骂苏联。独忧是说唯有他能看到前途之可忧。”29

余嘉锡乃湖南常德人，当代著名目录学家、古文献学家，曾任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国文系教授。1948年，六十五岁的余嘉锡与陈寅恪共同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新中国成立后，余氏被聘为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专门委员等职。从陈诗敏感并为当局深忌的内容看，陈余二人应是知交，否则陈氏不会冒着政治风险轻易出手。对于汪篯的这个注释，尽管后人持有争议，但对第六句基本没有疑义，只是不仅骂苏联，且对中国现状表示不满。此句1947年春作“老父东城有独忧”（南按：即陈诗中所言“丁亥春日清华园作”，见本著十四章《去眼池台成永诀》一节）。唐代陈鸿祖撰有传奇小说《东城老父传》，写东城老父贾昌少年时曾是唐玄宗宠幸的一个斗鸡童，安史之乱后被迫出家为僧，晚年回忆开元遗事，由个人际遇抒发家国兴亡之慨，并谓：“今北胡与京师杂处，娶妻生子，长安中少年有胡心矣。”对世道人心的变故，这位东城老父表示担忧。

1947年春，陈诗于《丁亥春日清华园作》曾借用此典，当时之“忧”自是“忧”美国和苏联在政治文化上对中国的侵蚀。第四句中的“藁街”原是汉代长安街名，方国殊族的使节皆居此处，相当于近世北京的东交民巷使馆区。“最高楼”，喻指拥有最高权力者。此句喻外国势力已成为中国的真正主宰，喻美国入主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势力。1951年底陈寅恪《改旧句寄北》所指喻的“最高楼”与“胡”，则是指苏联。据美籍华人学者余英时后来的解释：“当时中共对苏联是采取‘一面倒’的政策，所以不仅‘藁街翻是最高楼’，而东城老父也只‘剩’下‘独忧’了。”30余氏进一步推测说：“……这显然是因为一九四九年以后苏联不仅代替了而且远远超过了以前美国在华的地位。换句话说，他认为毛泽东的‘一面倒’已使中共和苏联的关系变成‘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一样了。”31余氏的推测大体不差，但陈寅恪所“忧”的远不只是“称臣”，而是像吴宓于1945年10月10日日记中所记载的“……教化学术，悉秉承于美、俄，即中国名号犹在，甚至人民安富尊荣，其国魂已丧失，精神已荡灭。我辈生息此国中，所感直如异国异世之人。此则今已久然，不待来远矣”32。国魂的丧失与文化精神的荡灭，才是陈寅恪最为关心和担忧的。陈诗最后二句，自是对知识分子已失去“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怀念、感伤和无奈的叹息。1952年，陈寅恪作七绝诗《男旦》一首，诗曰：

改男造女态全新，鞠部精华旧绝伦。

太息风流衰歇后，传薪翻是读书人。33

这首诗显然与中共正在进行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有关。“鞠部”，为古代梨园伶工的头目，此处当指戏班。前两句喻指这场运动把知识分子全部改造得焕然一新，犹如戏曲中低眉垂首的旦角柔软无骨，美妙绝伦。后两句指男扮女装的传统戏曲已经式微，继之以知识分子（读书人）登台扮演角色，讽喻“思想改造”使读书人灵魂扭曲，尊严尽失。在这一改造下，男人不再是男人，知识分子已不再是原来具有文化风骨的自由知识分子。陈寅恪对这场运动的观察以及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沦丧的担忧，于隐晦婉转中明晰地透露出来。

1952年，陈寅恪与陈序经、姜立夫等三对夫妇于中山大学纪念堂前留影。左起：姜立夫，陈寅恪，唐筼，陈序经夫人黄素芬，姜立夫夫人胡芷华，陈序经（引自《陈寅恪集》，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出版）

1953年，已回杭州安居的朱师辙有《癸巳端阳》诗寄陈寅恪，陈氏于这年6月以《次韵和朱少滨癸巳杭州端午之作》和之。诗曰：

惊心节物到端阳，作客犹嗟滞五羊。

艾诩人形终傀儡，槐酣蚁梦更荒唐。

南游已记玄蛇岁，北味浑忘白虎汤。（医家称西瓜为天生白虎汤。）

粤湿燕寒俱所畏，钱唐真合是吾乡。34

从时间的跨度看，陈寅恪和此诗时，上距他“从今饱吃南州饭”的理想正好两年。这短短的两年，政治空气的冷杀已让中国知识分子从内心深处体验到了惊恐、焦虑。陈氏已把自己的食眠之地看作是不得已的滞留、寄居之地（南按：唐筼手书，“滞”作“寄”）。颔联的“艾诩人形”指古代端午节用艾蒿扎草人悬于门上，草人虽为人形，但只是个傀儡而已。此处当指当时在政治文化上虽搬用苏联模式，实际上只移来了一点儿虚张声势的皮毛，形似而神不在。下句借用“南柯一梦”古典，指中国仿照苏联模式构筑大国之梦，就像当年的淳于棼梦中所见情景一样，只不过是一个乌托邦的梦幻罢了。35

尾联中的“燕寒”，自是指北京方面政治空气之寒冷，而“粤湿”则是事实上的环境。岭南确是潮湿之地，但联系全诗可以看出，此言喻指同样是政治因素。此时，无论是北京还是岭南，都是陈氏心中的畏惧之地，这便有了归隐杭州之意。这个“归隐”表面上可视作杭州的气候和生活环境好于广州，又是陈寅恪父母墓葬所在之地等等因素促成，但隐于深层的原因应是陈氏欲避南北政治空气的一种应变之策。

陈寅恪这首和诗寄朱师辙后，似意犹未尽，一个月后的7月26日，再赋诗一首《癸巳六月十六夜月食时广州苦热再次前韵》，诗曰：

墨儒名法道阴阳，闭口休谈作哑羊。

海天明月伤圆缺，岭树重楼困火汤。

一瞬百年强半过，不知何处觅家乡。36

屯戍尚闻连

水，文章唯是颂陶唐。

诗中首联意指中国文化中无论哪门哪派，都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变成了“哑羊”37，除了歌功颂德再也发不出别的声音。这首诗写毕四个月后，汪篯来到了中山大学。陈寅恪与其谈话中除了对郭沫若等辈表示不满，盛怒中还捎带着大骂了一通民主党派的朋友，称他们是“自投罗网”“无气节”“可耻”等等。38如果解读不误，诗中的墨儒名法道阴阳“六家”，则泛指中共之外的几个民主党派。劝说陈寅恪北返而碰壁的汪篯得到这首诗并研读后，心有所悟，又有些不服气，认为他们这一批人的政治变化是形势使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陈寅恪不这样认为，他认为一个人的人格高于一切，任何时候都不能因某种利益或某种压力失去尊严而卑躬屈膝。1961年，已沦落到重庆西南师范学院任教，虎落平阳，整日遭小犬们凌辱的吴宓赴广州探望陈寅恪，在谈到中国文化绝续与民主党派时，陈氏对吴明确表示：“彼民主党派及趋时之先进人士，其逢迎贪鄙之情态，殊可鄙也。”39

1955年，时任广东省文教厅厅长的杜国庠受最高当局委托请陈寅恪出任全国政协委员，陈氏当场回绝并说道：“我眼睛看不见，耳朵还是能听得清的，那些个政协委员说的东西，尽是歌功颂德，不讲真话，没有什么意思，我听着听着就气得把收音机关掉。另外，我自己身体不好，患高血压，怕冷，不适应北京的寒冷。请你转告周先生，我还是不担任政协委员。”40

陈诗颔联的前半句似指此时朝鲜战争虽处于僵持状态，但仍未结束。“水”，一作江，又名王城江，所指因时而异。两汉为朝鲜清川江。《史记·朝鲜列传》：汉兴，“复修辽东故塞，至水为界”。《汉书·地理志》乐浪郡水县：“（）水西至增地入海。”朝鲜金富轼《三国史记》：高丽王谈德（392—413）“阵于水之上”。此水在古百济国北部，或谓即今朝鲜的礼成江，一说为临津江。《隋书·高丽传》：高丽“都于平壤城，亦曰长安城，东西六里，随山屈曲，南临水”水，即今朝鲜之大同江。另，又有一说，水即鸭绿江的古称，亦称马訾水，唐朝始称鸭绿江，原为中国内河，明朝初年才成为中朝界河。就在这首诗写毕的第二天，即7月27日，《朝鲜停战协议》正式签订，这首诗算是为朝鲜战争做了一个小小的注脚。41其后的“文章唯是颂陶唐”句，讽喻当时舆论对当局的颂扬。陶唐，中华民族上古部族时代的古帝名，即唐尧，与舜并称上古圣明的帝王。《孔子家语·五帝德》：“宰我曰：‘请问帝尧。’孔子曰：‘高辛氏之子，曰陶唐，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当时有些知识分子吟诗作赋，把毛泽东与古代的帝王尧舜相提并论。对于当时舆论打造的“尧舜赞歌”，时在中山大学中文系任教的容庚（南按：即抗战胜利后被傅斯年拒入北大之门的那位），对整日学习毛著和语录，并且还要评选积极分子以作为一种政治荣衔等等做法大为不满，容氏在中文系小组发言中慷慨陈词，质问负责人：“‘言必称尧舜’，现在大家拥护毛主席跟封建时代拥护尧舜有什么不同？”42此话后来成了容氏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铁证”，被拿入牢狱。尽管陈寅恪与容氏关系不洽，陈氏退出中文系与二人关系不睦有直接关系，但在这一点上却是声息相通的。时在重庆的吴宓有“共颂河清未许悲”的诗句，倾诉了与陈寅恪甚至是容庚等知识分子一样的心理郁闷。

陈诗尾联中的“不知何处觅家乡”，隐隐透出当局不可能像对待朱师辙那样对待自己这位不肯颂陶唐的一介老朽的预感。

事实上，陈寅恪写此诗的时候，尚不知位于杭州牌坊山之下的家族墓地已被当地政府没收充公，碑亦摧倒砸断，荒凉落寞。在陈寅恪去世后，虽然家人多方面努力，终因当局的掣肘，其骨灰最终没能如愿安葬于杭州与家人团聚。据蒋天枢于1986年所写《师门往事杂录》载：“近时，先生‘稚女美延’自杭州扫墓回，云祖墓旁悉是茶树，欲归取父母骨灰来杭营葬，而祖坟前无隙地，已数上书浙江省政府，迄未得批复。蜚声国际之一代学人，身后竟无归骨之所，痛哉！”43

◎续命河汾志未休

正因为陈寅恪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傲岸风骨，才有了“不知天高地厚”的汪篯贸然登门“以党员的口吻”教育恩师，从而遭到对方一顿痛骂并被逐出师门的命运。汪氏的北返标志着陈寅恪向北京方面关闭了最后一道大门的同时，也“更意味着陈寅恪在六十三岁这一年已决意选择一条余生只能是更加孤独的生命之路”44——这条路就是“论学论治，迥异时流”45，秉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精髓，以其托命之身实现平生“续命河汾”之志，传学术香火于“来者”。只是志向虽高，学问虽好，摆在陈氏面前的却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新格局。此时的“来者”似乎不再喜欢陈氏的志向，更不需要他的学说，因而陈寅恪在这条路上跋涉的身影也就显得分外孤独与凄凉。

据当时在中山大学中文系担任助教的郑孟彤回忆说：“解放初期，人们对古典文学有一种偏见，认为古典文学是封建主义的东西，从事古典文学研究，没有什么意义。因此，我们系里三位助教都争着去搞现代文学或文学理论，不愿意搞古典文学。有一天，冼教授在校道上碰见我，她主动地对我说：‘詹先生（指詹安泰教授）说你很爱好诗词，也写得不错，为什么你不到我们古典文学教研室来？这不是很符合你的爱好吗？’”46在冼玉清的诚恳邀请下，郑孟彤才答应到古典文学教研室工作。这是1952年秋天间事。对冼玉清所说的詹安泰教授，一个晚辈也有类似的回忆：“解放初期，詹先生在一封写给先父的信中信誓旦旦地说，要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下决心‘十年不读线装书’。”尽管如此，在1957年“反右”风暴一开始，詹氏即被戴上了“右派”帽子，“成为‘不耻于人类狗屎堆的反动派’了”。47

陈寅恪在中山大学校园内寓所阳台留影

此种怪异现象，早在炮火硝烟刚刚散去的1950年早春，就如同核裂变一样在全国四面开花，并向神州大地每一个角落蔓延开来。这年的9月14日，陈寅恪在致好友、四川大学教授李思纯的信中说道：“岭南大学文史之学自不必谈。已不独岭南如此，全国皆如是也。足下中大友人已斥去矣。闻人言出蜀亦不易，须申请。远道传闻未知确否？”48也就在这一年，陈寅恪将岭南大学出版的新著《元白诗笺证稿》寄赠北京的邓之诚，据说去函中有：京华学人已捐弃旧学而竞逐新学，有兴趣读此书者或者仅你一人云云。49由此可见“文史之学自不必谈”，且人身活动都受到严格限制，确是“日照神州皆如是”了。延至1955年，形势对陈寅恪更加不利。这年9月19日，陈寅恪致史家唐长孺函，谓：“寅恪于时贤论史之文多不敢苟同，独诵尊作辄为心折。”又说：“寅恪壮不如人，老更健忘，复以闭门造车之学不希强合于当世。近数年来仅为诸生讲释唐诗，聊用此糊口。”50用此“糊口”是自谦，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尽管不合时宜，陈寅恪仍顽强地同时势抗争，在个人研究著述的同时，以坚忍的毅力继续“为诸生讲释唐诗”，以实现萦绕于脑际久久不能割舍的“续命河汾”之志。而以一己之力，秉持这种特立独行的品格和独立自由的追求，心系中国文化的存亡绝续，陈氏注定要于寂寞的精神世界里不合时宜地踽踽独行。

因陈寅恪双目已盲，多病缠身，出入不便，在校方的特许下，授课安排在寓所楼上进行。陈家的二楼小客厅连着一条宽宽的内走廊，此处就是授课的临时教室。在助手黄萱的布置下，靠窗边安排了十来张桌椅，正面放一张老式藤椅，旁边安置一块小黑板，以供陈氏授课之用。在这个简陋的小小讲堂上，陈寅恪展开了他胸中万壑松涛，一幅幅鲜活的历史画卷展现在弟子们面前。据听过课的学生回忆，时选修陈寅恪课业的同学达30多人，将二楼走廊占得满满的，有时来的人多，课桌缺少，廊上放着的饭桌也被同学当作书桌使用。每到开课时候，同学们早已在廊内恭候，只见一位目不能视的瘦弱老人身穿一袭长袍，天寒时犹戴上一顶瓜皮帽，身上再裹马褂，由助手黄萱或夫人唐筼从内室缓缓搀扶而出，在一把矮脚藤椅上慢慢坐下。老人用空茫的眼神扫视自己并不可见的学生，30多双眼睛都庄重肃然地静静注视着这位鼎鼎大名的学术大师。少顷，老人眼睛半睁半闭着开始授课，同学们静心聆听的同时认真做着记录。

这一时期，陈寅恪所授课业是他耗数年心血研究的新成果“元白诗证史”。

在中国史学绵延不绝的长河中，以文或以诗证史，前贤曾有过尝试，但收效甚微，真正大量付诸实践并有卓越创获则始自陈寅恪。陈氏认为，中国史籍与外国不同处，往往在于每天每事都有记载，这是中国史籍最宝贵的财富和特色。中国诗歌与外国诗歌的不同，是它多具备时、地、人等特点，有很大的史料价值，可用来研究历史并补历史文献记载之缺。陈氏把以文和以诗证史的工作视为新开辟的史学园地，并以唐诗为研究对象加以精耕细作，除了“在史中求史识”，还要得出“历史的教训”。陈氏超越前贤大儒的独特方法是：先对诗中资料的真实性、时间性、地方性做详细查考研究，再根据当时发生的情况、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以及每一个人的社会背景及思想情感，断定该资料是否有用和可用，从而寻出意义之所在。有时为探究一个问题，需要连续思考几天几夜，以致夜不成寐，患了严重失眠症。对此，陈寅恪曾对助手黄萱说：“晚上想到的问题，若不快点交代出来，记在脑子里是很辛苦的。”51正是因了陈氏的聪慧和辛苦劳作，才为这门学问于荒凉的荆棘中开辟出一方崭新的天地。

陈寅恪正在自己家里给学生讲课

据听课的学生刘隆凯记录显示，陈寅恪所讲“元白诗证史”课程，共分《莺莺传》《长恨歌》《琵琶引》《连昌宫词》和“新乐府”（五十首）五个部分，其中以唐诗，尤以唐代中期颇负盛名的元稹、白居易两位大家的诗文考证唐朝历史为主。其间，陈氏特别对学生指出中国诗和外国诗的区别。如外国最好的作品，多讲宗教、哲学；而唐诗中很多作品讲的是实际的环境、个人的生活状况和情感流露，如某年某日遇某人，或游某地，这样的情形在外国诗中是罕见的。中国诗之所以能用来作为史料考证历史，正是因为它是现实社会生活的反映。这一观点，在助手黄萱未到之前，曾由陈夫人唐筼做笔录，后经陈氏本人斟酌、修订公之于世，其要义是：“中国诗短，却包括时间、人事、地理三点。中国诗既有此三特点，故与历史发生关系。把所有分散的诗集合在一起，于时代人物之关系、地域之所在，按照一个观点去研究，联贯起来可以有以下的作用：说明一个时代之关系；纠正一件事之发生及经过；可以补充和纠正历史记载之不足。最重要是在于纠正。元白诗证史即是利用中国诗之特点来研究历史的方法。”52

有唐一代，诗歌与诗人可谓群星灿烂、光照寰宇，在这道亮丽炫目的星河中，何以独选元白诗作为考证释解的对象？在陈寅恪看来，元白二家的诗特别注重现实生活的描写，且元稹、白居易二人又都生活在唐朝中期，用元白诗考证唐朝社会情形，上可追述唐初，下可推至唐末，唐代的政治史、社会经济、战争攻伐、民风民俗等，许多情形可以从元白诗中找到贯穿的线索，发现真相并以此推演前后的史事，从而得出新的史识。如陈寅恪通过元稹的“巧宦”和“巧婚”行径，总结出知识分子在新旧交替之际出现的“拙才巧者”现象，陈说：

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气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譬如市肆之中，新旧不同之度量衡并存杂用，则其巧诈不肖之徒，以长大重之度量衡购入，而以短小轻之度量衡售出。其贤而拙者所为适与之相反。于是两者之得失成败，即决定于是矣。53

此可谓陈寅恪从“史中求史识”，在知人论世的思想层面一个彰显学术洞察力的典型论断。这一超凡卓识既是对历史世道人心的归纳，也是陈氏个人“壁立千仞之态度”（吴宓语）的醒世恒言。

当然，既然陈寅恪开设的课程是“元白诗证史”，自然更体现于一个“证”字。陈氏在这一领域的过人之处，除了被学术界大加称颂的“通识之士”，更重要的还在于他的历史感，也就是世人难以企及的敏锐的历史洞察力和想象力，这一功力在对白居易的《长恨歌》和《琵琶行》的笺证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白诗《长恨歌》是一首千古绝唱的长篇叙事诗，作于唐宪宗元和元年冬。时白居易任盩厔县尉，与友人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道古论今，言及唐玄宗之溺于声色及杨贵妃之恃宠贵幸，终于酿成马嵬之变，不胜感慨，乃据王质夫之建议作成此诗。陈鸿为之作《长恨歌传》。诗传一体，相得益彰，颇为当时及后世所称颂。——这是学人们代代相沿的普遍说法。

这首诗到了陈寅恪手中，便认为事情远没有如此简单，他在向学生们论及《长恨歌》创作经过时，首先做了如下说明：白居易之前，杨贵妃的故事不只是限于人间，白氏的《长恨歌》还有一半出于天上，加进了汉武帝李夫人的故事。陈鸿也写了《长恨歌传》，但“传”与“歌”不是通常的序文与本诗的关系，而是一个不可分离的共同结构，类于元稹的《莺莺传》和李公垂（绅）的《莺莺歌》，这是白居易与陈鸿的特创。白氏写此诗的灵感与兴致到底来自何处？应该始于他的好友元稹。元氏《莺莺传》中有一段议论，把莺莺比作败国妖姬，白居易觉得此议甚是不当，为补上这个缺陷，便写了《长恨歌》，这便是该诗的创作缘起，只有白氏《长恨歌》里的主人公才合得上那种倾国倾城的议论。可以说，《长恨歌》是受《莺莺传》的影响，才因袭而成篇的。更进一步说，白氏作此“歌”的目的不是为科举而作，而是与元稹争胜。在体裁上，它和李公垂的《莺莺歌》相似，但李氏是为科举而写作的，二者区别甚大。

言及《长恨歌》，自然要对杨贵妃其人其事、家庭政治背景等诸方面做出合理的解释，否则便不能解释她的人生轨迹与情爱艳事的是非曲直。对此，陈寅恪讲道：唐朝从武则天起，到杨玉环，中间形成一个婚姻集团。这个时期中，李、武、韦、杨诸家的关系密切地交织着。唐玄宗时，宫廷内部几乎全是武家的势力，武惠妃就最为玄宗所宠爱。在许多政治风浪中地位毫未动摇的太监高力士，就是出身武家的，他自然在各方面隐隐维护武家。唐朝选妃有很多限制，高力士参与选妃，一定尽量在武则天婚姻集团里挑选。后来，武惠妃死，被追赠为皇后，武氏集团也渐次凋零。其后，选妃的范围渐渐推到武则天婚姻集团的外围。杨家与武家是有关系的，杨玉环起初是寿王妃，而寿王是武惠妃的亲生儿子。杨玉环当然是当时的标准美人，然而绝不是最美的。既然不是最美，又怎么会被选中呢？奥秘就在于她是集团中人。在武、杨婚姻集团中，在李氏后廷中，她被认定为最美者。应该说，她的这种美是带有政治性的。54

杨贵妃的传闻在民间既广且多，陈寅恪认为有许多是文艺性的，要弄清真实，必须加以考证，如在学术界争论不休的杨妃与寿王是否合婚的问题即其一典型事例。清代大学者朱彝尊说杨妃与寿王并未同牢（房），其说言之凿凿，后世不少学者为之信服，朱氏之说几成定论。对这一学术公案，陈寅恪自有不同的看法，明确表示此说是错误的。理由是：唐亲王娶亲的典礼有13项，朱氏考定杨妃受册为寿王妃在开元二十三年（735）十一月，但到二十五年（737）才亲迎。朱氏故意拉长其间的跨度，是想表明他们并未同牢，但这是不可信从的。若依朱氏的见解，亲王娶亲全部礼毕至少要13年，岂不成了少小典礼老大婚？由此足见其谬。那么真实的情形如何呢？陈寅恪认为：寿王册杨氏、韦氏为妃的二诏，皆有年月。杨氏册于开元二十三年十二月，韦氏是天宝四年（745）七月。但度杨妃为女道士的敕文，则无年月，而这恰恰是非常重要的。按朱彝尊的说法，杨妃被度为女道士应在开元二十五年正月二日。他提早这个时间，显然是想表明杨妃仍是白玉无瑕。但这是错误的，因为此时的武惠妃尚未过世。玄宗是在武惠妃逝去、后庭空虚、“御宇多年求不得”的情况下，才娶儿媳妇做妃子的。那么武惠妃死于何时呢？史载：开元二十五年四月，她为儿子寿王的缘故，杀三庶人。依此可证武惠妃的死绝不会早于此时，她的死当在是年十二月七日。有了这个日期为限，度杨妃为女道士当在开元二十五年十二月七日武惠妃死后，天宝四年八月十七日册杨太真为妃以前。由是观之，杨氏自受册为寿王妃到入宫（至早是在开元二十六年[738]初），其间至少已逾两载，故而杨妃与寿王当已婚矣。

既然如此，白居易在《长恨歌》中说杨妃入宫前“养在深闺人未识”，又做何解释呢？陈寅恪通过考证得出的结论是：唐亲王娶亲礼中，亲迎、同牢必在同一天内。杨氏册为寿王妃在开元二十三年，被度为女道士应在开元二十八年（740），故不可能还待字闺中。白居易《长恨歌》所云“养在深闺”，深没寿邸一段，显然是在为尊者讳，不足凭信。

对于《长恨歌》中“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的解释，陈寅恪认为这是中亚西亚胡人的习惯，传到中国有所改变。温泉之浴，本是医学上用来治病的。唐玄宗时，温泉便以治病为主，兼有游憩的作用。早在汉代宫中即有“温室”（浴室），唐代亦有温泉宫的建置。那么唐玄宗临幸温泉的时节为何？杜牧《过华清宫》绝句三首之一：“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陈寅恪认为杜牧描写的是夏天的情景，唐时荔枝只有广东、四川出产，且川产不如粤产，杨妃小时候是在四川吃过荔枝的。杜牧把杨妃的奢吃荔枝的爱好与华清池赐浴连在一起，显然错误。温汤治病必在寒冷季节，玄宗临幸当在春寒时节，而不会是在夏季。杜牧是文宗时候的人，那时温泉全做游览用了，因而杜氏认为玄宗时候亦是如此，便有了玄宗夏天临幸温泉，杨贵妃一边洗浴一边吃荔枝的离奇情节。显然，这是杜氏不知道温泉原有的治病用途，借此可见外边输入的文化是有时代性的。以温泉而言，最初，功用全在治病；其后，如唐玄宗时，治病为主，兼为游览；再之后，到了唐文宗时代，则全变为游览了。

由温泉的变途回到白居易《长恨歌》“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一句。陈寅恪通过对时间和空间的分析，认为同样存在错误。理由是：就时间看，七月七日，自为夏天，玄宗是不会临幸长生殿的，因为此殿就设在华清宫。就空间看，唐宫名长生殿者甚多，名同，地址不同，作用也大为不同。华清宫的长生殿，是斋殿。帝王先一日至此斋戒，清心寡欲，然后祀神。其他宫的长生殿，是卧殿，都是帝王病重才移来此处。因为这样的缘由和条件限制，玄宗与杨贵妃不可能在长生殿谈情说爱，山盟海誓，白诗之说显然是一个误会。造成这个误会有两个原因：一是自安史之乱后，皇帝不再去华清宫了；二是道教风行，尤在肃宗和德宗初年为甚。到了德宗贞元年间，与玄宗时代相隔已三四十年，人们已不知道皇帝夏日不去华清宫了，加以道教盛行，白氏乃发挥想象，通过情节的虚构与人物的再现，加入了道教成仙的文化系统，如“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等道家宇宙观，于是便有了小说体、传奇性的优美文学作品《长恨歌》。

在研究和准备教案的间隙，陈寅恪曾对助手黄萱说，人家研究理科的，是分秒不差的。而他的文史研究，是年、月、日不差。也就是说，他写的某人某事，在历史上是发生在何处、何年、何日，是不会相去太远的。55陈氏此言，外人看来有些自负，却也是事实，他对古典诗歌的研究，确有一个精确推导的过程，其渊源可以追溯到陈氏游学年代所接受的追求精确性和彻底性的德国学术传统。从他对《琵琶行》的研究讲解中即可见出其深厚的学术造诣，以及运用资料以步步推理得出合理结果的卓越才能。

在现代中学生都能背诵的白居易《琵琶行》（又名《琵琶引》）中，陈寅恪利用德国学术传统在考订事实的基础上一步步推演，环环相扣，深达幽微，发千年未发之覆，将一个湮没于历史烟尘中的故事化腐朽为神奇，令人信服地呈现于世人眼前，其效果大有白诗中“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之感。凡听过此课者，几皆拍案叫绝。

陈寅恪首先指出，《琵琶行》表达了诗人反对战争的态度，是一部反战文学作品。诗有情节，不是小说体，是乐府体，具有纪实性质。南宋洪迈《容斋随笔》说琵琶女并无其人，是白居易凭空想象出来的一个人物，白氏在浔阳江头置身妇人船中，与礼法不合。对此，陈寅恪认为洪氏之说大谬。

白氏创作《琵琶行》的时代背景是唐元和十年（815），此时正值藩镇倡乱，如淮西蔡州吴元济之类称兵割据，目无中央。主张对藩镇用兵的丞相武元衡被藩镇所派的刺客刺死，裴度也被刺伤，长安陷入混乱。朝中牛僧孺和李德裕二党各持己见。牛党力主罢兵，李党则主张用兵，二党相互斗争，僵持不下。时为左善大夫的白居易拥护牛党，上奏反战，主张罢兵，便遭李党忌恨。事态的发展出乎牛党与白氏的预料，在李党的坚持下，中央于元和十二（817）年出兵平定了吴元济等藩乱，大唐帝国一度复振。白居易在得势的李党挤压下，被朝廷先是贬官江州刺史，继而改授次一级的江州司马。

鉴于这样一个历史背景，陈寅恪认为白诗《琵琶行》“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之句，表露出作者天涯沦落之感，但在诗中并不是最重要的。更深刻，也最为隐晦的感情存在于“弟走从军阿姨死”一句中，这是诗眼，是主题，更是白氏反战态度的流露和情感迸发的来源。其他都是次要的，非主题的。56根据陈寅恪的考证研究，白诗中琵琶女的弟弟从军，一定是去打淮西蔡州的吴元济，时间当在元和十年或十一年（816）。白居易于元和十年遭贬，二者为同一事，在同一时。

被贬官走至浔阳江头的白居易，开始写的是送客情景。唐时风俗，客是天亮动身，饯行送别是在头天夜晚，故是“夜送客”。主客握别于次晨，客发而主归。宋代洪迈《容斋随笔》柒《琵琶行海棠诗》条说：“乐天夜登其舟与饮，了无顾忌。”又说：“乘夜入独处妇人船中，相从饮酒，至于极丝弹之乐，中夕方去。”洪氏之说大谬。白诗云：

移船相近邀相见，添酒回灯重开宴。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瑟琶半遮面。

由此可知，白诗“移船相近邀相见”之“船”，乃“主人下马客在船”之“船”，非“去来江口守空船”之“船”。即江州司马移其客之船，以就浮梁茶商外妇之船，而邀此长安故倡从其所乘之船出来，进入江州司马所送客之船中。亦并非由琵琶女所乘之大船的内房出于外厅。“重开宴”是在白氏的小船上，绝非在琵琶女的大船上。否则“商人妇”这空船中，恐无此预设之盛筵也。且白乐天诗中亦未言及其何时从商妇船中出去，洪氏何故意加“中夕方去”之语？盖其意以为白氏乃当时有名的贤者君子，既夜入商妇船中，若不中夕出去，岂非此夕径留止于其中耶？读此诗而做此解，未免令人可惊可笑。

当琵琶女自商船出见白氏，因白氏是上官，她得站着。然而，琵琶只能坐着弹，故而琵琶女弹时是坐着的。不弄明白这一点，同样难以弄懂白诗中对倡伎动作的描述。白诗中有琵琶女一段自白：

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曲罢常教善才服，妆成每被秋娘妒。

陈寅恪由此认为：这个琵琶女是家居长安的西胡种，且是“酒家胡”种。证据是“名属教坊第一部”。长安教坊不是玩杂耍的，而是教学管弦乐的专门场所。教坊中人都是西胡种，他们娶入的都是同种的人。唐代官伎有别，长安的善京都声，是新声，即从中亚西亚刚传入不久的技艺；苏杭一带的歌伎不是西胡种，只善旧声，即隋或唐初由中亚传入的技艺，旧声不如新声受欢迎。江州的官伎才貌皆不出众，连旧声也赶不上。因而遭到自京城来的白氏鄙视，觉得不足听，这便是白氏说浔阳无丝竹声的原因。而历史发展到今天，最好的琵琶曲调《十面埋伏》，溯其源，亦不过及于元朝。再早，已不可知了。

何以推断琵琶女是“酒家胡”呢？这是因为唐时的长安，不是西胡种不得入教坊学新声。琵琶女自述的虾蟆陵下之地，正是名酒产区，这位长安故倡既住在名酒产区，复具有琵琶之绝技，当是“酒家胡”（卖酒的胡人）。又，唐代女子应酬是在十三岁。证据是杜牧《赠别》：“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陈寅恪认为，白诗中的“秋娘”真有其人，她是贞元十五年（799）白居易中进士时长安最负盛名的倡女，白氏沦落江州，感念昔日之游，乃取于诗中。有人以为是杜牧诗里的秋娘，是不对的。

传明代仇英（1502—1552）绘白居易《琵琶行》诗图

在这个时间、地点、人物皆有着落的基础上，陈寅恪继续以白诗与史实印证，认为：假定琵琶女贞元十五年是十三岁，那么，到元和十一年，她在浔阳江头应该是三十岁了。而这个时候琵琶女的遭际是：

弟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

白居易和琵琶女都是境遇使然，不得不离开京都长安，来到江州，因而同有沦落之感。如果没有琵琶女其人，白氏从何而加“弟走从军”之事？正因为有其人，有其事，白氏想到自己因反战而遭贬谪，故更加伤感，因之为记。根据诗中主客相见情形和长安故倡所述，可推知下列事实：

元和十年，琵琶女二十九岁时，弟走从军。不久，阿姨又死了。再过年余，她三十岁时才嫁给一位商人。古代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已是男女婚娶的最后年龄了。过了这个界限，便是老大了。像崔莺莺，贞元十六年（800）才十七岁，以后结婚也在二十岁以前。韦氏比崔莺莺大一岁，在贞元十八年（802）结婚时是二十岁，若再不出阁，也就难了。琵琶女到了三十岁才嫁人，真可谓“老大”了。

陈寅恪认为，白诗有两点要特别注意。其一为“商人妇”，即商人之娶此长安故倡，特不过一寻常之外妇，其关系本在可离可合之间，以今日通行语言之，即“同居”而已。在唐代其地位介于妻、妾之间。此即唐代当时士大夫风习，极轻贱社会阶级低下之女子，视其去留离合，所关至小，不足顾忌也。其二即唐代自高宗武则天以后，由文辞科举进身之新兴阶级，大抵放荡而不拘守礼法，与山东旧日士族甚异。白乐天乃新兴阶级之一人，其所为如此，固不足怪也。白诗中有：

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

此句说明商人是个茶商。唐于安史之乱以后，失掉河北财源，为维持两京一带所需，经济上要靠江淮。茶商、盐商都要向政府领专卖券才可行商。琵琶女所嫁的商人年纪较大，应年过四十，结过婚了。他到长安领券时娶了琵琶女，那是元和十一年春天。因琵琶女已“老大”色衰，故商人所娶花费不大。商人与琵琶女的结合是有经济打算的，在商人这边，他“浮梁买茶去”的时候，好有人在“江口守空船”。这里既表现了有技能的女性的末路和痛苦，也表现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一些真实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