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

04-16Ctrl+D 收藏本站

关灯 直达底部

很难说赵蕤在这一场论难之中对于《淮南子》的判断是公允的。不过,他并未当真就此不允许李白研读那一部糅杂了道家虚静之旨、法家术势之论,也披挂着儒家仁义之说的纵横谈议。

而李白,也并未服膺赵蕤之言。事后他们两人之间的无数论辩,也都不时以淮南之术为干戈,操彼纵此。这样的各行其是,有如西晋的潘岳在那篇传世的祭文《夏侯常侍诔》里所形容者,诔文说潘岳与夏侯湛之间,有一种“心照神交,唯某与子”的坦易。赵蕤与李白能一见投契,庶几近乎此。

赵蕤本来就是一个视天下时事恒处于齐桓、晋文之后,楚庄、秦政之前的纵横之士。在他心目之中,无论朝代如何更迭,政权如何递嬗,都必须以一套奇强斗变的操纵之术来攻掠谋取。换言之:世间没有小康之治,没有升平之本,也没有太平之望。无论任何一氏、一家,攫取了无上的权柄,都必须发掘、召唤宇内各方“岩穴之士”,而将天下事拱手托付之,以其应对与时俱进的、永无休止的巨大骚动。

如果就孟子的立论来说,身为一个“慕君”的臣民,得不着帝王的信任或倚仗,就是身陷“热中”—或则赵蕤即是如此。他手中正在抄写的著作也充分暴露了这样的情怀。

他有这么一篇文章,标题曰:《论士》。赵蕤便托言于这一题之论,是他亲自接闻于“黄石公”而记录下来的—事实上,他是拼凑了春秋战国以来,无数关于治道用人的记载,假称齐桓公所经历的一场论战。其大旨如此:

“我听黄石公告诉我:从前太平的时候,诸侯有两支部队,方伯有三军,天子有六军。世局一旦混乱,军队就会异动;王恩一夕消歇,诸侯就会结盟相征。各方势力相当,难决高下之际,争强者便会招揽天下英雄。是以得人才者兴,失人才者亡—然而,其中有什么原委呢?

“齐桓公曾经去见一个名叫稷的小吏,一日三访而不得,仆从奏告劝免。齐桓公道:‘有才者轻视爵位、俸禄,自然也轻视君侯;君侯如果轻视霸业,自然也会轻视才士。不过,道理是要反过来看的:即使稷轻视爵禄,我难道敢轻视霸业吗?’—到头来桓公一共拜访了五次,才见到稷。”

黄石公明明首见于司马迁《史记·留侯世家》,它处不见。太史公捏造了这么一个神仙般的人物,以动视听,也是为了焕发张良的神气。赵蕤却在书中多次托名称引“黄石公曰”,是逞狡狯而已。至于五访小吏,显然也是脱胎于刘向《新序》齐桓礼贤的故事,与后世小说家言刘玄德“三顾茅庐”,而成就“草庐对”、“隆中对”典实,实为同一机杼。

同在这一篇《论士》里面,赵蕤还动了另一番手脚,更足以见其人之骨性。

原本在《战国策·齐策》中,有齐宣王与颜斶相交接的一节,可谓家喻户晓。

宣王倨傲,于召见颜斶的时候喊:“颜斶,上前来。”

不料颜斶也反唇相呼道:“大王上前。”

齐宣王不悦,而群臣立刻切责颜斶:“大王是一国之君,而你只是一介草民,这样相呼成何体统?”

颜斶说:“若我上前,那是趋炎附势;若是大王上前,则是礼贤下士。与其让我蒙受趋炎附势的恶名,倒不如让大王赢得礼贤下士的美誉。”

齐宣王忍不住了,怒斥:“究竟是君王尊贵,还是士人尊贵?”

颜斶道:“自然是士人尊贵,而王者并不尊贵。”

齐王问:“这,有理可说吗?”

颜斶答道:“昔日秦国伐齐,秦王先下一令:‘有敢在柳下惠坟墓周围五十步内打柴的,一概处死,决不宽赦!’复下一令:‘能取得齐王首级的,封侯万户,赏以千金。’由此看来,活国君的头颅,比不上死贤士的坟墓。”宣王哑然,但是内心着实是愤恼的。

赵蕤不只是援引、抄录以及小幅地修改了《战国策》里颜斶和齐宣王及其群臣的一场舌战,还裁剪了原文。

据《战国策》所记,颜斶在辩诘得胜之后,扬长而去。行前所掷下的结论,是从一则譬喻展开:“美玉产于深山,一经琢磨,就毁坏了本形;美玉并非不再宝贵;可是此后,其本质却受到了斫丧。士大夫生于乡野,经过举荐、铨选,接受朝廷的俸禄,也并非不贵显;可是此后,其形其神便不再完全了—‘斶愿得归,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无罪以当贵,清静贞正以自虞(娱)。’”

基于这一份通透的识见,颜斶全身而退,《战国策》的编撰者刘向称许他:“反璞归真,则终身不辱。”可是赵蕤,以及赵蕤悉心培育、教诲的李白,却打从一开始就没有追随颜斶的脚步而行。

赵蕤刻意省略了反璞归真的这一节。这正是他与颜斶不同的地方。他之所以推崇颜斶之幽峭自赏、平视公侯,傲睨群卿,并非出于“清静贞正”的信仰,而是为了赢得大吏之好奇与留意的身段。

这是一个身段,也是一种手段。赵蕤的《论士》借颜斶之语,所欲推陈的,实则是这一段话:“尧有九佐,舜有七友,禹有五丞,汤有三辅,自古及今而能虚成名于天下者,无有。是以君王无羞亟问,不愧下学。”—能够经由惊诧君王、冒犯上官而为秉持大权者带来一切经国济民之学的人,终将改变那“慕君而不得于君”的热中处境,左右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