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人在道，暂寄行李驴马于驿所，还可以通融。但是不具备官客身份者，谓之私客，于律不容接待或留宿。驿卒们这时一改容色，商议了片刻，把慈元和驴迎入厩中，整治了一处干爽透气的角落，容他歇息，供应些素食干粮；辞色之间，颇有告罪还礼的意味。

李白则顺手从箧中包裹了药材，交党四娘带回去煎服。侯矩蹲在驿所旁一座长年不熄的烽炉边上，不时往炉里添些枯枝，冷眼看了半晌，待党四娘一去，便问道：“汝为士人？”

李白摇摇头，道：“白身耳。”

“读得书、识得字，便是士人了。”侯矩道，“本朝乃是士人之天下！信然。”

“汝亦自安西来？”

“已然不记来处了。安西曾杀过几人，瀚海亦杀过几人，北庭也须是杀过几人。”

那是阿史那贺鲁在碎叶水一役大败之后，又过了将近二三十年，西突厥十姓部族时叛时降，却一再被唐军清剿得七零八落、日益离散。直至武则天垂拱元年—也就是李白诞生之前十六年；西突厥仅余两部族，分别以汉语名之为“兴昔亡”与“继往绝”；顾名思义，是要保留这种愿意归附大唐之异族的一脉根苗。

五年之后，是为天授元年，其中受封为蒙池都护的“继往绝”可汗，名叫斛瑟罗的，收辑各处残余部众，大约有六七万人，入居内地，以大规模移民争取唐朝廷的信任，遂官拜右卫大将军，改号为“竭忠事主可汗”。“竭忠事主可汗”领有平西大总管的头衔，镇守碎叶，稍稍得到了喘息。然而，这只是从中原远眺所及见者；自突厥内部视之，则“竭忠事主可汗”却是一个残虐凶暴之主。

果然，平静了不过三年，就出了内乱。西突厥有一别种，名曰“突骑施”，酋长乌质勒，原本是为斛瑟罗手下一官，官名“莫贺达干”。此人能抚下用士，颇立威信，一时诸胡皆附，乃崛起。以一万四千兵，夺取碎叶城、弓月城。此人用兵飘忽无定习，出没无常兆，于攻破碎叶城之时，把“竭忠事主可汗”赶回了内地。

乌质勒一夕崛起，控御所及，尽有斛瑟罗故地，东邻突厥，西接昭武九姓。但是此君并无骄恣雄霸的野心，而愿意与唐廷交好。武氏圣历二年—也就是李白诞生之前两年；乌质勒还遣送其子入朝。

突厥各部起落，无论就近就远，皆多少牵连可及于李白早年的身世，以及日后的遭遇。李白五岁那年，一家人就是在这样一个倥偬不安的情势之下，继续向东漂泊，而号曰归乡。

同一年，乌质勒受封为怀德郡王；复二年，更受封西河郡王，然使者未至，而乌质勒已死，其子娑葛代统其众，陈兵三十万，极为强势，唐封之为金河郡王。然而，娑葛与其部将阿史那忠节不和。《大唐新语》完整地记载了这件事，并且提到当时与之有关的一个大人物—宗楚客。宗楚客是武三思的爪牙，神龙年间担任中书舍人之官。当娑葛与阿史那忠节闹纠纷的时候，安西都护郭元振提出一议，要把阿史那忠节所部吏民徙往内地。可是宗楚客和他的弟弟宗晋卿以及朝臣纪处讷等，由于收受了阿史那忠节的贿赂，不但不接受郭元振之议，反而发兵进讨西突厥，也就是准备一举歼灭娑葛。

娑葛震怒之下，举兵入寇，袭擒阿史那忠节，杀了唐廷使者冯嘉宾，击溃安西副都护牛师奖。郭元振始终以为：尽管闹出兵祸，可是娑葛理直无咎，遂上表请赦其罪，才算安抚了这一场乱事—娑葛日后为突厥默啜可汗所杀，默啜的人头却曾经在侯矩的手中飘零数千里；而宗楚客的孙女，却嫁给了李白。

李白在金堆驿烽炉边听到侯矩说起往事之肤廓，大约也只能想象：当他这一家人高车健马、冒牒潜归之际，侯矩正以“征人”之身，向西进发。

唐代兵制，以府兵为核心。大体言之，举国府兵之数，约在四十万，一般为五番输役；每番供役五分之一（也就是八万人上下）属常备役，番番轮替而行；其主要的任务为“番上宿卫”，其次才是“征戍镇防”。不过，除了隶属各折冲府的府兵之外，还有为了应付突发而大规模征行任务，各地州县尚须召集兵员，点名应卯，强制从军，这种“兵募”所招来的男丁，没有“卫士”的头衔，于律称之为“征人”。

“征人”不隶属于折冲府，而是以州为单位，较常见的情况是：某州须要从当地征发军行，便自行招募，不从朝廷派遣。招募之后，也由州统一发放军行器械、装具。“去给行赐，还给程粮”，也就是说，从应募之地（州），到服事之所（军），往返衣食之需，例由当局供应。有些时候，由于荒欠的缘故，在籍丁男不能按时完粮纳税，情急之下，倏忽应兵募而去。

毕竟，朝廷用人孔急，往往顾不得余事；而壮年之人所有，无非一肉身。到雄关绝塞之地，博一博天命时运，比起困死在乡里陇亩之间，可要痛快得多。这些人之中，也有不少能够获得一些微薄的升赏，而恍若衣锦还乡者，闾里中人反而多以“边城儿”呼之。

李白听侯矩此地亦杀人、彼地亦杀人，看来不在本籍、亦不拘里贯，或即经常在边关之地冲锋陷阵者；遂不禁好奇一问：“汝系兵募乎？”

侯矩仍旧像座铁塔似的蹲着，不屑地挥挥手，一挺腰杆，朗声道：“某乃私装从军！”

“啊！”李白不觉惊呼出声，“是义征，看汝魁伟过人，真不似寻常兵募的士卒！”

这话脱口而出，并非恭维。有唐立国之初，霸业四图，积极向外用兵。太宗征高丽的时候，就曾经在常备的府兵之外，增以兵募”。在太宗、高宗两朝之间，“兵募”还是军旅中战斗的主力。高宗中叶以后，更准确地说，是显庆五年大破百济、苦战平壤之后，情形显然不同了。

刘仁轨在麟德元年十月间给高宗的上书中就曾经提及：“贞观、永徽年中，东西征役，身死王事者，并蒙敕使吊祭，追赠官职，亦有回亡者官爵与其子弟。”可是，到了高宗剿灭西突厥的显庆五年前后，却变了局面；从征士卒“频经渡海，不被记录，州县发遣兵募，人身少壮，家有钱财，参逐官府者，东西藏避，并及得脱；无钱参逐者，虽是老弱，推背即来”。这就是“兵募疲敝”的实况。

大唐天子志在九州岛八极，所从来久矣；广取天下丁男，仍嫌不足，另特许各路行军总管自行招“义征”—也就是绕过州县官府，直接发动那些自觉骁勇善战，而又不能在本籍加入“兵募”的年轻好斗、或者是侧目功名之徒。当年在征辽一役中大放异彩、身价百倍的薛仁贵，便是这样一个出身。于是“义征”之人，自诩非凡，他们入伍，和“府兵”、“兵募”最大的不同是自愿从军、自备衣装、自为一营，有一种激动奋发的元气。但是—

“战罢回乡，仍须勾当这驿丁生涯，真真闷煞人也！闻道突厥入寇凉州，某不免还要去海西走走。”侯矩拿刀柄敲了敲胸前的明光铠，道，“倒是汝辈识字之人，在此无事之地，同那和尚盘桓些什么？”

李白一寻思，还真不知道该如何作答，支吾片刻，勉强道：“天下山川何啻千万，随和尚行脚，开一眼界罢了。”

侯矩闻听此言，先前脸上那轻鄙之色又浮露了出来：“汝可知—敕勒部奴铸此剑者所为何事？”

“剑者，百兵之君，狭处对敌，长兵不可及，唯剑—”

“不然！”侯矩扬手止住，道：“汝家传此物，而无传家之语乎？”

“有。”李白道，“谓此剑能‘摧伏怨敌’。”

侯矩又纵声笑了，道：“此剑乃是降者之剑！”

“降者？”

“两军对垒，必有胜负。”侯矩道，“败军之将，可以战死，亦可以奔亡；两者皆不能，而犹欲保全部曲属民，唯有一降—降将请以此剑斩首！”

于此，李白闻所未闻，勉强揣摩昔年那丁零奴赠剑的用意，一时还摸索不着端绪。难道，授首于人，便是“摧伏怨敌”吗？他沉吟着。低头看一眼腰际之剑，忽然觉得这剑竟然如此陌生；也不免为之一懔：啊！那个在记忆中面目愈发模糊的丁零奴，竟也同样如此陌生。

“士子！”侯矩从铠甲中掏出一块干饼扔过来，道：“汝与某素昧平生，日后未必得见，即此奉劝一言：这剑，还是收藏了妥切。”

李白笑道：“今来受汝一饼，他日不免将得珍馐一席以报，怎说未必得见？”

“看汝行程所向，应须去益州？”侯矩也笑道，“某在金堆驿充服这小徭役的庸期也将满了，家中又无田亩可以完纳租调，或恐还是要赴凉州投军去—与汝自是东西两途。他日若有珍馐一席，天涯两地，遥举一杯作耍罢？”

人生初见，恰似浮云，李白与侯矩都没有料想到，整整三十年后的天宝八载，他们竟然重逢了。

那是一个罕见的酷寒之冬，行年将近五十的李白身在梁苑，仍是羁旅。那时他所抛弃的家室在鲁地，抛弃他的皇帝在长安，他相亲相敬的友人则散处天涯海角，有的遭到贬逐，有的投靠了边帅，有的遇害殒身，有的抑郁而死。他忽然醒觉到：以自己年力，生之前景，即将溷入一片萎烂的泥淖；而他，再也不可能为朝廷建树什么伟业，或是为自己挣得一份令名了。

他从一座刚刚脱手卖讫的酒楼中一步迈出，口中还信自喃喃作声、吟诵着修订一篇新作—《雪谗诗》；但见眼前阶下一人，端严九尺之躯，昂藏如山，颔下是一部杂灰透白的三尺虬髯，点点纷纷沾带着飘雪。更惹眼的，是半遮脸的一顶大毡笠子，上头遍是红黑斑斓的陈年血迹，还有那一肩行李上插着的朴刀，刀环在朔风之中琅琅扣响。

来人从笠檐之下看了李白老半晌，不肯移动半步，猛可道：“士子！果耳开眼界了？”

李白一眼不及认出，再打量时，才看清楚，却又都看模糊了。泪眼迷蒙中，像是看见了三十年前一夕谈，无酒无肴、无茶无饭，甚至无一语道及文章、无一言涉于学问；然而较诸平生际会，面前这个已然苍老无比的侯十一无疑却是最让李白心动的人。

那一夜金堆驿烽炉边的闲话，侯矩说了三件事，对李白的一生影响，无日或已—大流星、默啜头、鲁门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