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涤与吴指南另有一相同之处，他们都在开元十四年亡故了。

此番江陵之会，继之以衡山之行，而后又过访安陆，一路奔波，堪说是马不停蹄。途中，崔涤便感觉体气虚弱，心血起伏，待回到洛阳遵化里故宅，终于累倒。这间歇心闷的毛病，原本只是偶发，旅次之中兼旬一犯，及返家宅，竟三数日一眩晕，天地颠倒，四方旋转，唯蜷缩于地，但觉身在滚滚洪流之中，随波涛翻起滚落，无际无涯。

据家传旧闻，崔涤的祖父崔仁师于高宗永徽初叶一病而逝之前，也是这么个症状。他自知大渐之期不远，不免要操烦许多未了之事，可是这人平生坦易诙谐，凡事总要表现些洒落出群的风标，再三寻思，想到个主意。先是将遵化里府中舆夫、马仆、庖丁诸色人等聚集了来，打开正堂前榭四面轩门，终朝连夜作饮宴之会，往来送迎不歇，陪侍的是府中私蓄的一班乐工、歌妓，分班轮值，筝笛笙笳具备，务使歌吹不歇。崔涤则高踞上席，兴来则饮，饥来则食，随念所及，或书札或赋诗，总之是尽其所欢而一一面见了旧友，也交代了后事。

这一番连绵豪宴，有说长达数月之久者。许多当时游身于东都的寒士也辗转夤缘赴会，有的只是来一睹盛况，有的则试图亲接风雅，也有的不过是想蹭几顿饭食。多年之后杜甫诗《江南逢李龟年》之句如此：“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诗中盛称几度所闻之妙乐者即此。来游东都、观国之光的杜甫这一年只有十六岁。

至于崔涤生前在歌乐喧阗之中所作的诗，有此：

琴心偶感识长卿，缓节清商近有情。脱略鹴裘呼浊酒，消淹蚕篆作幽鸣。萧墙看冷双红豆，病雨听深一紫荆。滴落风流谁拾得，晓开新碧漫皋蘅。

留在崔九堂中的这一页残稿与其余三十多首五七言之作，皆为近体律绝，首首依律而成，看来严谨而少局面，也没有古风、歌行之属的长篇，不知是否崔涤作诗惯常如此，或也是由于病中神思逸想不能恢阔开张之故。这是他仅存的遗篇，皆无题目，应该是寄赠而抄录的稿本。这一首旁注四个行草小字：“付安陆行。”

“行”字，可以解释为行走、旅行，也可以解释为歌行。不过，这明明是一首七律，不应归于“行”。将崔涤其他多首诗作的注记比合而观，也没有任何一诗具载诗歌体例。于是也有人推测，这个“行”字，可能是个“许”字，“付安陆许”的意思，就是交付于安陆许家的某一人。

安陆，是李白托身之地；许家，则是李白就婚之门。司马承祯在一年多前于江陵城掷甲驿前的滂沱大雨之中所谓：“非此君，斯人恐不得亲魏夫人之大道。”一语之谶，恰恰应在这里。说得明白了，正是：“设若没有崔涤，李白恐怕就错失了亲近上清派道术的机会。”李白之所以能够成为上清派之门的一员，恰与“安陆”许家的一段因缘有关。

崔涤的这一首诗，开篇用的是司马相如琴挑卓文君的典实。不烦赘言：这就是借由一个通俗的故事，来借喻接受这一首诗的人所面对的人生实况。

诗眼在于颈联的“萧墙看冷双红豆，病雨听深一紫荆”。

其中由萧墙、病雨二词领句，所指皆为崔涤本人。萧墙，是面对国君宫门的短墙，一名塞门，又名屏。当臣下来到屏前，受到短墙之阻隔，便须警省：即将面对国君，心情必须肃穆，因此萧字从肃。崔涤近年来为皇帝新宠，时时召入宫禁见驾，或恐就是在宫禁之中、御苑之内、萧墙之前，曾经目睹红豆发枝而起兴，随即由这一回忆中的物象，唤起了对远方安陆故友的思念。

红豆为男女互赠留情、以表相思之物，毋须甚解；出此“看冷双红豆”之言，则用心可知，也许对于接受这一首诗的人，崔涤有一番警惕或劝慰的意思。换言之：崔涤或许知道对方用情已冷，也或许是不希望对方用情渐冷，才以一种肃穆的感怀，勉此远人。

关键还在紫荆，此树中原遍产，属种繁多，唯其中一种，号曰“箩筐树”，唐时产地仅蜀中与安州——蜀中，既是司马相如的故乡，也是李白成长的家园；而安州，则是李白娶妻而随居十年之地。此一特种紫荆，天下仅两处繁生，不可谓不难得，看来崔涤是借着这树，来隐喻着分别出身于蜀中、安州两地的一对佳人，应该彼此相爱相惜。

崔涤写过这一首诗之后不知又撑过了几日，终有一天午后，倒卧在堂榭席间。他生前有令：“一俟不起，便教管弦昂扬，不舍昼夜，勿使须臾停歇，以祝仙游之壮。”

然而这首“付安陆许”之诗究竟命意如何？却与崔、许二家三代以来的私交略有渊源。

许圉师，祖贯高阳，而后落籍安陆，为追随李渊逐鹿天下的开国功臣许绍之子。此子进士出身，累迁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兼修国史，四迁为左相。到了高宗龙朔二年冬十月，突遭巨变，其子许自然于射猎时误杀一人，许圉师忧怜其子不免于刑，遂隐案不奏，却被当朝的许敬宗揭露，以为：“人臣如此，罪不容诛。”随即父子皆下狱，到第二年春天，许圉师贬官虔州刺史，复调相州刺史。

许圉师在相州时，仍一本宽省刑罚的用心施政，据说有官吏犯赃事发，许圉师也不推究，仅赐《清白诗》责勉之，有句如此：“悲天看洒十方泪，夜雨来施千户春。”还果然感动了那官犯，改节从善而为廉士。这个因许圉师一念宽慈而受惠的官犯，就是崔湜、崔涤之父崔挹的从弟崔捷。受此恩德，崔家和许家从此时相往来；从日后墓志碑撰可知，高宗末叶——即使是许圉师过世之后多年——崔捷之家与许自然之弟许自牧和许自遂两家，还分别在调露元年和永淳元年缔结过婚姻。

此外，即是许家和安陆另一显宦郝氏的绵密关系与来往。

许圉师的外甥——也就是许绍的外孙——郝处俊少孤而好学，年未弱冠，即以精研《汉书》而知名，俨然成一家学。郝处俊非徒知书，亦能征善战，曾追随英国忠武公徐世绩征辽而有功，以此而大开仕途，迁中书令、拜检校兵部侍郎、兼太子宾客。不过，就在李白来到安州的整整五十年前，郝处俊以直言极谏之故，伏下了此族一祸。

高宗上元三年，皇帝以风疹之疾为口实，扬言退位，要让天后摄理国政。让国兹事体大，不能不与宰辅相商。郝处俊对奏时言辞亢直而坚决，他是这么说的：“臣下尝读礼经云：‘天子理阳道，后理阴德。’然则帝之与后，犹日之与月，阳之与阴，各有所主守。陛下今欲违反此道，臣恐上则谪见于天，下则取怪于人。即使取鉴于旧史，昔年魏文帝生前有令，崩后尚不许皇后临朝，今陛下奈何遂欲躬自传位于天后？况天下者，高祖、太宗二圣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陛下正合谨守宗庙，传之子孙，诚不可持国与人，有私于后族。伏乞特垂详纳。”

这一番议论立刻得到中书侍郎李义琰的支持，皇帝遂罢逊位之念——当然，郝处俊也就因此而触怒了武氏。然而，《新唐书·郝处俊传》：“武后虽忌之，以其操履无玷，不能害。”

五年之后，郝处俊薨，年七十五，追赠开府仪同三司、荆州大都督，典仪隆重，封赏无匹。可是郝处俊知机而先见，早就托侍中裴炎上奏，转达了婉谢恩赐灵舆、官供葬事，这当然是为了持盈保泰，不予后党以构陷之辞。

殊不料郝处俊的孙子郝象贤在七年之后的垂拱四年，仍旧为家奴攀诬造反而入罪，临刑之时，郝象贤“极口骂太后，发扬宫中隐慝”，人还没来得及被送上法场，便教金吾兵乱棍打死在路上，“令斩讫，仍支解其体，发其父母坟墓，焚爇尸体，处俊亦坐斫棺毁柩”。此后法官每欲处大辟之刑，都会用木丸塞人犯之口，此其始也。

先是，郝处俊之子郝南容曾任顿丘县令，当时郝象贤尚未成年，暴戾乖张，痴顽不驯，一帮常与他往来的朋友都称他“宠之”。他自己不亲书卷、拙于字句，并不知道“宠之”二字，声韵一旦调转，便另寓暗讽，成了“痴种”。郝象贤不但不觉有异，每每还在父亲面前自以“宠之”为号。郝南容无奈，只好诱着他说：“汝朋友极贤，吾为汝设馔，可延之皆来。”

翌日，郝象贤果然邀来了十多人，郝南容一一与之饮，而后才恳切地劝道：“谚云：‘三公后，出死狗。’小儿的确愚昧，烦劳诸君为起字号，然而，有损于南容之身尚可，岂可波及侍中乎？”意思就是说：“痴种”之诟，殃及前代先祖，连郝处俊也一并骂上了，是不是请让一步田地？说着，一阵涕泣，众少年遂羞惭无地而退。只此可见从郝处俊以下，门第之式微如斯。

郝家的门第仍够撑持，香火得以绵延，还得感谢崔家。这又有一段不大为人所知的旧事在焉。大唐太宗贞观十六年，刑部以《贼盗律》中之谋逆罪，兄弟连坐仅没官而已，有以为太轻者，请改从死；奏请八座详议。当时世论纷纷，有从重、从轻两派。右仆射高士廉、吏部尚书侯君集、兵部尚书李勣（即徐世绩）等议请从重；民部尚书唐俭、礼部尚书江夏王道宗、工部尚书杜楚客等议请依旧不改。

从重之论，甚嚣尘上，以为两汉、魏、晋谋反皆夷三族，连坐兄弟致死并不为过。崔仁师独撰一长文反驳这个看法，强调“三代之盛，泣辜解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而后世变乱法纪、狱讼滋繁之始，首自“韩、李、申、商，争持急刻……秦用其法，遂至土崩”。即使像汉高帝、汉文帝之心存宽厚，仍多凉德，“遂使新垣族灭，信、越菹醢，见讥良史，谓之过刑”。

崔仁师恳恳以谏，谆谆而谈，就是希望能够让大唐刑律维持在一种“断狱数简，刑清化洽”的宽仁气氛之中。这一篇文字竟然力排众议，感动了太宗皇帝，也就打消了谋反连坐诛杀兄弟之刑——此举，无意让日后崔涤能在崔湜被诬弑君的大狱之中逃一死地。而郝象贤之大逆一案，无瓜葛及于郝氏族人，也可以说是崔仁师一念之仁所庇荫。

原本郝氏与许氏也有联姻之议，却由于郝象贤遭诬谋反的牵连而缓了下来，日久未遂，又迁延了一代。许圉师的另一个小儿子许自正，有女“若君”，另字曰“宛”，与郝南容之兄郝北叟的孙子郝知礼年貌相当，自幼指婚。而在这一时期，武氏之族已经诛除殆尽，前朝血迹，尽已化碧，郝、许两族正计议着经由娶嫁大事，重焕门第之光，那是开元六年间的事。

唐人婚俗，男家于迎娶前一到三个月，将婚期通知女家，谓之“送日”；同时奉以彩帛、衣物，谓之“赠妆”。即此，双方共约一名父母、子女、兄弟、姊妹齐全之“全福妇”，于当下为新嫁娘裁衣，谓之“纳采”。此后，方能问名，由媒妁到女家取回了红笺墨书的庚帖，以卜合八字，之后才能“纳币”、“请期”以至于“亲迎”。

就在“纳采”的时候，那“全福妇”一剪而下，原本应该迎刃而开的彩帛却不知何故而偏滑了，再剪、三剪，换了几把剪刀，彩帛依然故我，完好如初。这已经是桩奇怪而惹人忧疑不安的事了。孰料问名之日一到，男家却报了丧来，说是郝知礼三日前出门，但见空中有火六七团，其大者如瓠瓜、小者如杯盏，上下簇拥，使之不得前行也不得后退，避之再三，忽有一小火，直钻心口，烧得他痛彻呼号，旁人更救不得，片刻间心焦肺烂，匍匐在地，已经没了气息。

士族之间的累世婚姻原本有其惯例，但是出了这样一宗看似除了天意之外并无他解的怪事，郝、许两家之间便只能缄默以对。合婚事宜尚未完备，但是新嫁娘的身份却十分尴尬，一拖三年，转瞬即逝。

直到开元九年，崔湜之弟、崔涤之兄崔液的一个正在京师守选的儿子崔咏，游历至安州，循礼到各世交望族之家拜访。众人看崔咏与许家闺女年貌相当，颇堪匹配。然而前一次约婚未遂，毕竟是迫于无奈，为了求一个名正言顺，崔氏还央请郝知礼的舅家出面为媒，以杜悠悠之口——这一次，问名、合过八字之后，崔家将卜婚的吉兆制成口采，随采购置吉征嘉礼，是为“纳吉”。却怎么也没想到，就在“雁奠”之际，又出了灾殃。

士人婚姻，谨守仪注，礼经所载，尺寸不失。“雁奠”，传习千年，以雁为礼，乃是取雁之“阴阳往来，夫妇相随”之义。其礼，以活雁为贽致献。主人许自正立身东廊之下，面西而立；崔咏则南立向北，手捧一头已经用五彩丝绳捆绑了足翅的大雁，恭恭敬敬地捧上许家正厅的坛坫，于礼，原本简约隆重，不过就是“再拜，稽首而退”。

谁也不曾料到，原本捆绑停当的这头大雁，就在崔咏乍一松手、放上坛坫的刹那，猛力一挣，丝绳寸断，束缚尽脱，回头还啄伤了崔咏的一只眼睛，随即在厅堂中酸嘶哀鸣了一阵，扑腾上下，绕着厅前的一株箩筐树顶翻飞数匝，接着便朝天光晴朗之处振翼而去，转瞬间消失了踪迹。崔咏非但登时伤了一目，且受了极大的惊吓，心胆俱裂，仓皇奔出，随即一病而瘫废。

接连两度合婚之议，皆因不可名状、亦不可告人的灾异而中止，不只令郝氏、崔氏极为沮丧，许家也十分难堪，这姑娘的婚事也就没有人再提议了。

直到五年以后的开元十四年春天，与李白相会而别，离开江陵之后，司马承祯、崔涤和丹丘子乃遂衡山之行，未几，三人联袂赴京，过访安陆，许、郝两氏夤缘来拜，求问于道君：这一宗怪象频生的婚事，究竟有可解之理否？司马承祯淡然说了一句：“《传》曰：‘齐大非偶。’”

士族姻娅相结，自魏晋以来数百年不绝，入大唐而尤烈，高门大姓，历代加亲，竟是天经地义之事。但是《左传·桓公六年》春秋初叶的故事，是郑国世子忽婉拒齐侯嫁女之请，世子忽的话原本是这么说的：“人各有耦；齐大，非吾耦也。”然而引用此语，却令许氏愈发不能明白，只得虚前席以究问：“尚请道君再进一解？”

司马承祯仍旧凝神耽思，还没来得及答话，倒是崔涤在一旁迳自问道：“天火飞雁之兆，可有稽否？”

“天火同人，另是一卦。”司马承祯道。

同人卦，是易经的第十三卦，上乾下离，以一阴爻伏处于五阳爻之间。从内外卦相互呼应的地位来看，离卦第二的阴爻与乾卦第二的阳爻遥相呼应，意味着在下位的小人（六二）获得在上位的君子（九五）之结纳，引为同气；此为同人卦的本旨——在下者谦冲柔顺，在上者宽和广接，这是提醒那些欲与人结盟党者，不能够只在同侪之中觅取道侣，所以六二的象辞说：“同人于宗，吝道也。”质言之：“同人”的微妙之义，正是与“不同之人”结其盟约、订其交谊。

同人卦的前一卦为否卦，是《易》的第十二卦，以时局世变言之，由泰而否，本以造化成一循环，否卦之后，气象为之一变，到处有“小人道长，君子道衰”之况。

同人卦所揭示的，则是那些家道逐渐衰落、零替的“君子”，会须与正在向上奋发的“小人”摒绝隔阂，弃捐嫌猜，重相容融，经书词句简约，不过就是以六二与九五阴阳交流为喻，可是这一层经解听在许自正耳中，却别有体会；试想：一阴一阳，说的不也是男女合婚之道吗？

而所谓“齐大非偶”之“齐”，怎么看都不像是原本的“齐国”、“齐侯”之“齐”，而成了“齐一”、“齐等”之“齐”。如此说来，天火示儆，就是要许氏莫再执迷于安陆贵盛之家（如郝、崔族裔）中择婿。那么，许宛终身之所托——许自正几乎不敢想下去——竟然要应在这“同人卦”开宗明义的第一句上：“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

城外谓之郊，郊外谓之野。这难道不是说：许宛的亲事还在极其遥迢荒远之处吗？更何况着一“野”字，还有相对于“国人”的“野人”之义；若说因缘天定，而天意所属，竟要让此女下嫁一个连寻常庶民身份都没有的野人吗？

“天火之余——”许自正惶悚不安，却仍忍不住焦急，追问下去，“尚有飞雁未解。”

“雁，知时鸟也。是以郑众《婚礼谒文赞》有云：‘雁候阴阳，待时乃举，冬南夏北，贵其有所。’”司马承祯一双老眼望向厅堂前方的那株紫荆树，瞳仁微微现了方棱，道，“飞雁在天，不受缯缴，普天下禽兽，唯此物能观天知时。时不至，不行；时既至，不凝。既以天下为贵，乃能不滞于一处。奇哉！奇哉人也！”

说到最后一句，许自正更胡涂了，老道君口中喃喃所说的，真是“奇哉人也”四字吗？那么，这“奇哉”之人会是同人卦上所显示的野人吗？是什么样的一个人，能够像大雁一样，依天时而行、过处为家呢？有这样一个以天下四方为居处的人，又怎么能够托之以婚姻呢？

“绕树三匝而去，堪知此树端的便是彼乡！”丹丘子在下席，忽然于此时大笑出声，也顾不得礼仪了，只见他膝行而前，欺近司马承祯，低声道：“道君所奇之人，只今合在楚山里。”

经丹丘子一提醒，崔涤也恍兮惚兮、若有所悟，遂转脸向许自正道：“道君所解者，是道；某所事者，术也，请容陈一术。”

“何术？”

“为令嫒执柯作伐。”

这是注记着“付安陆许”四字之诗作的来历。后人因之推断：“萧墙看冷双红豆，病雨听深一紫荆”这一联的出、落两句，各有所指；出句所况者，乃是许宛那姑娘——证之首句用司马相如的典故，则以“若君”为“仿如卓文君”亦颇合旨；而落句，则是以紫荆为喻，实则指树为人，暗示自己身在病中，所殷殷寄望于身后者，不外是作成绵州、安州两地紫荆之树合抱交拱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