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李白》出版以来有三大讨论焦点：经济学考据，虚构与史实的比例，以及李白较人性化的情感问题。本节先处理李白能够完成学习与出游的关键条件，再分析作者何以用大量篇幅考证李白的出身与唐代政治与经济背景的关系，而相对地压抑小说的故事性。

《凤凰台》写李白初见孟浩然，互相惊为天人，对彼此仍一介白身有说不出的惊诧与遗憾。被问及“汝何不迳取彼一进士耶？”李白深知不能直言：“某，贱商之子，不合应举。”不得已取另一答案以应对之。关于李白的出身，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与王瑶《李白》均认为他是富商之子，另林庚《诗人李白》更进一步在“混游渔商，隐不绝俗”中凸出李白的“布衣感”。然而关于李白父亲李客的资料相当有限，大多来自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的一段：“自国朝以来，漏于属籍，神龙初，潜还广汉，因侨为郡人，父客以逋其邑，遂以客为名。”《大唐李白》以李客的背景与出身大造文章，一方面为李白铺垫出最困扰的“布衣出仕”难题，另一方面却从最为压抑故事戏剧性的大唐政经制度入手，论证“贱商之子”与李白进入士人阶层一体两面的辩证关系，订定了《大唐李白》“去故事”的书写策略。

《大唐李白》卷一《少年游》以相当平淡的绵州刺史李颙赋新诗开始，此一好官在立春前夕自制新诗：“终始连绵尽一朝，樱垂雨坠颂觞椒。郊迎新岁春来急，老对初芽意未凋。笔墨催人消节气，心情问世作尘嚣。犹能几度添佳咏，看洗寒冰入大潮。”李颙在一番声律与典故的讲究之后，呼同参军、仆从及来客等驱车出游戴天山“赏禽”与“会神仙”，所会者即李白的师父赵蕤。绵州刺史李颙为虚构人物，所写诗歌亦为张大春所撰，惟所敷陈者，即《新唐书·李白传》中记述李白“州举有道，不应”一语。李颙的设置既指出“诗”为大唐士官阶层之生活语言，讲究声律用典，为文官必备之才能；其二是由李颙出访会神仙之说点出大唐文官的出处，在世袭与科举以外往往由求访隐逸之士而来。而李白的学习年代，跟从赵蕤所学之事，即此二端：诗文仿作之锻炼与正反隐显之道。

赵蕤确有其人，见《唐诗纪事》引《彰明遗事》：“往来旁郡，依潼江赵征君蕤。蕤亦节士，任侠有气，善为纵横学，著书号《长短经》。太白从学岁余。”另《新唐书·艺文志》谓蕤：“梓州人，开元中召之不赴，有《长短要术》十卷。”结合《唐诗纪事》引《彰明逸事》：“隐居戴天大匡山，往来旁郡。”又《一统志》：“大匡山，在成都府彰明县北三十里……唐杜甫寄李白诗：‘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亦名戴天山。”加上李白诗《访戴天山道士不遇》，《大唐李白》即把戴天山道士解读为赵蕤，并落实李白师从赵蕤读书、养奇禽、学辩纵横之经历。值得留意的不仅是小说对李白的第一位师父及其教养内容的关注，更重要的是此一教养机遇，正正是由胡商李客带来。

小说虚构李客因求医而结识赵蕤，后来以一叠名贵的“逐春纸”求赵蕤接受其时正在大明寺寄住的儿子李白为弟子，为的只是避免“横死于市”的下场，同时亦爱惜其好作诗文的天分。赵蕤起初拒绝，及后李白偕友人吴指南亲自往访戴天山，引出一段关于李白之学习目的与志向的论辩：

“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来求神仙指点。”

“出欲何往？”赵蕤一面问着，一面觑了眼旁边的吴指南，发觉他也状似茫然，并不懂得李白话里的意思。

“学一艺、成一业、取一官——”李白笑了，“谋一国，乃至平一天下，皆佳！”

……

这时，他见少年李白得意，忽然起了玩心，操弄起对方的语句：

“若是学了一艺，而不能成就一业，抑或成就一业，却不能掠取一官，抑或掠取一官，但不足以谋事一国，而谋事一国却搅扰得天下大乱，可乎？”

吴指南又灌了几口酒，每饮一口，都小心翼翼地吐去酒渣，他看来比李白还年轻些，却能从容地对付这种新醅的浊酒，可见已经是个相当熟练的饮者了。李白到这一刻才索过壶来，徐徐而饮，并不在意浮沫，片时便将余酒饮尽。他抬起袍袖擦了擦嘴角的酒痕，忽然答道：“亦佳！”

不过这种豁达的心态在《凤凰台》里即产生变化。孟浩然问李白：“汝于天下，有一诺否？”李白却不再有此“皆佳”、“亦佳”之说，只能以《庄子·人间世》“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至矣”应对，但其实那是他“自己都不能相信的话”。此亦巴赫金所谓“成长小说”人物随时间环境之变化之特征。但在《少年游》中，李白已明确表示对商人之子身份的感慨，他与赵蕤曾有此颇令人动容的一段对话：

赵蕤一凛，他凝视着眼前这少年，炯炯眸子，犹如饿虎。在言词上，他感觉受了顶撞，但是那一双眸子所透露的，并无敌抗之意，只有天真。他微一动心，问道：“汝父曾告某：汝有兄弟在外？”

“兄在江州，弟在三峡，已经三数年了。”

“尔兄尔弟俱得在外自立，汝却说什么‘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

李白听此一问，神情略微有些黯然，瞬了瞬在巨石上眼茫神迷、既困且惑，不住打着盹的吴指南，道：“他们耐得住计三较五，称两论斤，某却不成。”

对答中的背景一来自李白《万愤词》“兄九江兮弟三峡”，并同样如郭沫若的考证引申李白弟兄在长江上游和中游从事物资流动的生计，从而引出李白“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之热中心情。不过小说的叙述并没有由此转入抒情，却直接从抽离的角度评述大唐一代的政治环境：

近世以来，无论士大夫之家、耕稼之家、匠师之家，甚至商贾之家，如有子弟想要承继先业的，父兄之辈，多催使及早自立。与前代相较，甚至与宋、齐或齐、梁之间比起来，这种风气就显得慌张而促迫得多。

天下家户浮多，丁壮繁盛，许多年纪不过十三四岁的后生已经离乡背井，行江走湖。即以士人而言，自从中宗以降，朝廷用政，鼓励干谒，竟还有黄口小儿，童音嘤鸣，便至公廨见大人，议政事，献辞赋；深恐一旦落后于人，便要沦落得一生蹭蹬不遇了。

这种插入史实或评论以压抑故事叙事的手法，在《大唐李白》中比比皆是，但对照细析，即发现此抒情、叙事、纪实与评论交错的手法，即为成长小说最核心内容之两端：个人实践与时代社会冲击下的周旋过程。其中在《少年游》中考证最为严密详尽的，即为李白的盘缠问题。

如前所述，李白为殷商之子的出身已多所认证，由此亦引出对“千金散尽还复来”的经济来源的各种研究，当中包括李白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所谓“散金三十余万”的货值对换或具体的营商行业之考据。惟《大唐李白》起码有两项关于大唐经济史的猜测，却纯为小说家之发明：一是李客之财政来源与寺庙及田地制度的关系，即《少年游》中提到大明寺和尚慈元以布施所得放债而成“无尽财”，李客为其打理；二是以借据作盘川的实际猜测，亦即小说中所言李白带着父亲寄存在大明寺的“无尽财”借券，把本应转交兄弟的钱财散尽天下。此一创造性的考证已由作者于不少访谈中阐述引申，其巧思及迂回亦延续了自《城邦暴力团》以来一贯技巧上的肯定。当中历史细节与可能性可继续供史家考核，而在肯定小说的文史考证功夫与虚实互渗的书写策略之余，仍可指出若从成长小说角度考虑，《大唐李白》中大量文史考证细节的珍贵处，实不在作者个人才具之展示，或模糊正史野史真假的实验，而是非得靠这看来确凿无误的条件，才能显出李客对李白最吊诡的影响：贱商之子既是“我独不得出”的最大宿命障碍，也是李白师从赵蕤，体会“终南捷径”、“是曰非曰”之理，以至日后“遍干诸侯”的资本。正如《少年游》卷末所言，卢焕见李白心仪魏晋贵盛之人如谢玄晖，即毫不客气地借醉问道：“若在彼时，以汝一介白身，能作半句诗否？”李白也只能如此反省：

李白一惊。卢焕的醉言醉语仿佛揭开了他从来不忍探看的一个角落——原来是这“一介白身”四字；纵令如何致力于文章书史，满心想要追随那些圣贤、英雄、高士、才人；他犹原一介白身耳。说什么太白金星下凡，只消不在贵盛之家，偏能空怀铅刀一割的假想，他其实什么都不能做。

这正是李白的生成中最不堪闻问的一个问题，在讲求门第的魏晋他根本无法写诗，然则他的天才不是客观而必然的。“大唐”与“李白”之间的张力，随着李白的生成与成长小说跨越两个世界的结构，以及考证陈述之去故事叙述，于此正式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