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武德元年，李渊受禅代隋。贞观元年，分天下为十道分别是：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至十四年定簿，凡州府三百六十，县一千五百五十七。另有开边所纳羁縻州郡，尚不在此数。

太宗时期，疫病扰民，无时无之，其具载于史传者，前后有六次不可谓不频繁。尤以贞观十年关内、河东大疫，流行范围最广，举国之地，半为病死扰。此后百姓衣食渐足，每有疫情，多不过三五州少不出一二州，有时即使并非一地，也多遥遥相隔，各发于关内道河东道、淮南道、江南道或山南道中，幸而未曾流行。

高宗、武氏时，仅楚州与京师传出过一两次疫病，皆由夏月暴雨引致。大雨连月，洪溢随之，不只河水泛滥冲突，长安、万年京畿重地都能淹得水深四尺，随即整个关中一带麦苗涝损，饥馑已不可免。然而天不悔祸，雨后成旱，旱后成蝗，非但粮食断绝连下种的秧苗都留不住了。接连两年成荒，自不免人祸相仍，“京师人相食，寇盗纵横”，自陕至洛，死者不可胜纪，相枕于路。

虽然中宗、睿宗而后，直到开元天子即位，大体而言，举国三百六十州，风调雨顺，衣食稍足，疫病看似忽然绝迹。日后杜甫有七古一首，题曰《忆昔》，开篇八句如此，道尽开元全盛时期物阜民丰的景观：“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然而，这样的景象却不包括开元十四与十五这两年。

这是两个被官史隐藏得相当深密的“病年”。

先是，实际管领扬州政务的长史李朝隐复入为大理卿，未几，便调来了兵部侍郎王易从接任。这王易从原本是个出了名的神童，八岁上能作诗，十五岁就精通坟典，十八岁遍涉历代史籍，十九游太学，二十升甲科，任官史于亳城县尉，之后丁父忧逾于常制，长达六年。他和先前的李朝隐十分相似，有“直颜正色，莫避权宠”之誉。

皇帝亲自简选他出掌扬州实政，就是要利用他这种积极任事的风骨。却不料他上任不多久，就因染患了瘟疫而过世，年方花甲。在许国公苏颋为他所写的《王公神道碑》中有这么几句：“以东南封圻，淮海殷杂，虽陆摄水标，填于委输，而风果气锐，惩以剽轻，巨镇何有？翳公则赖。”短短三十二字，把帝国输转之繁剧、扬州形势之重要，以及王易从当责不让的贡献都刻画得相当明白了。

然而，连封疆大吏都能死于这一场瘟疫，可见病势传染之猛烈。

开元十四年，源出于洛阳西北的瀍水原本就流经洛阳城东，复流入洛水。但是在这一年秋七月间，只因为一场连下了六天的雨，瀍水忽然暴涨入漕沟，将邻近各州原本以租运供应往来的船只数百艘一举漂没。由于事发突然，船中皆有行旅客商负贩，竟然在片刻之间，全数灭顶，死者盈千，腐尸随水沉浮，无处无之，这便是疫病的根源。

孰料就从这一个月起，神鬼失望，黎庶隳颓，立刻接二连三地天示灾儆—相邻于荆、楚之区，十五州大旱并霜害，五十州传出水灾，北以河南、河北为最烈，南以苏州、同州、常州、福州为最显。有传闻谓某村家宅庐舍，随流水漂流数百里，屋中老小俱在围坐似共谈笑饮食，及至发门户而细睹之，才看清楚：屋中人都已经是浮肿如猪一般的饿殍了。

也就在这一年秋天，润州从东北角上吹起一阵连日连夜的大风，这风来势诡怪，卷带海潮，直入内地，还兜了个大圈子，直扫江都、六合、海陵、高邮四县，这已经是扬州旧领之地了，风过涛来田井土水为之夹硷，有些地方庄稼不能再生，有些地方的人喝了那邪水，又闹起了疫病。

第二年—也就是开元十五年—六十三州发大水，十七州闹干旱，总计八十州扰攘不安，这已经是天下四分之一的州郡之数了，更何况成灾多占膏腴之区。朝报声称“转江、淮之南租米百万石以赈给之”，但是江淮之地，其实也拿不出足数的粮食，扬州也就是在这个时节传出了疫情，道路积骨相支撑，枕藉数十里。

恰在举朝无措之际，刚为王易从写完那篇《神道碑》的许国公礼部尚书苏颋忽然病死在家里。死前他曾经毫无头绪地问家人：“扬州是何方？”家人一阵忙乱，好容易找来阴阳生定了方位，苏颋竟朝着扬州扑身便拜，行了大礼。家人想是当年苏颋的父亲苏瓌曾经在扬州担任过大都督府长史，而这时苏颋衰病昏聩，约莫是想起过世的父亲，亦未可知。孰料他拜起之后，居然对家人道：“久误此君前程，不能不愧！”说罢，就一命呜呼了。无论如何，苏颋也不应该说自己误了父亲的前程；而若猜测“此君”指的是王易从也是说不通的—毕竟苏颋不但为王易从执笔定千古之论；讲究年纪，他比王易从还小了三岁。

皇帝也听说了苏颋临终的怪事，一时筹划不出禳灾之计，却想起自己的第二十一子，名叫李沐—这沐，有膏沐、化沐的美意，表示圣人王道，雨露普施，是个吉兆，遂更封李沐为扬州大都督，循例遥领，不必到任。

至于接替王易从之任的新长史究竟是谁，朝中一直没有定论，王易从生前私募的许多僚属小吏，却不是中朝命官，必须离职回籍，中有一人，乃是许自正的外侄杜谋。

王易从临终之前留有遗命，棺椁须运回咸阳洪渎原安葬，水陆兼程，要走三千多里地，洵非简易。此事也由于疾家病户连绵发作的缘故，耽搁了将近一年。到开元十五年秋冬之际，广陵城各地出现了“投井药”，算是有了转机。

据闻，有一小童，手提竹篮，日夜在城中各里巷中穿东行西，凡有井水之处，便出入呼喊邻人，发付篮中囊药，说的是：“此药体性明白，无庸疑虑，乃是大黄十五株，白朮十八株，桔梗、蜀椒亦各十五株，桂心十八株，乌头六株，菝葜十二株—以上七味，皆领过上清道明法誓咀，祖师授灵。今拿绛袋盛装，以每月逢三、六、九日日中悬沉入井，令触井泥；次日平晓出药，置酒中煎，至鱼眼沸三过，于东向户中饮之；饮量多少，凡取自在；唯服药之日，禁绝谷肉蔬果之食。一人饮，一家无疫；一家饮，一里无疫。药酒饮后三朝，还滓复投井中，能仍作一岁饮，可保累世无病。”

这小童看上去骨肉顽健，肤色白润，音声嘹亮清爽，和城里一般受病男女迥然不同。人道：毕竟有病无医，回天乏术；而这药有方有据，一旦服食了，就算没有疗效，至不济也害不了人，索性都依言试服。令人惊奇的是，满城疫情，居然就此缓和下来—只是药囊中所贮之物颇不起眼；有人好事，拆开来翫看，但见其药仿青泥，流出如髓，虽然香气浓郁，可是一经风，药效就不灵了这也吻合了古来多少道术之说；无论再怎么高明的灵丹妙药，一旦广为俗人揭露，则寖失其神。

无论如何，匠役之力、百工之业，也就在匝月之间逐渐恢复王易从的灵榇车马才勉强齐备成行。杜谋扈送灵榇离开广陵之后还追随了一程，直至荆州才罢。上江水行数日无恙，就在路过江陵即将分途的前夕，杜谋有感于王易从知遇之情，这一夕过后，则真成永诀，便在车辕前焚香设祭，朗语告奠，守夜读书。

时过三更，杜谋微感困倦昏沉，才一瞑眼，却听见灵柩之中传来了窃窃私语之声，语势甚微弱，然而字句却清晰可辨。

某甲道：“从棺去西京三千里，路途颠簸，穷数百里之途，长驱数日，不见一生人，委实无甚佳处，真不欲往。”

某乙接道：“总胜似在广陵饮那太白药、误尔性命的好。”

某甲又怨气道：“道途间关，苟不得憔悴枯槁之人，略进滋补汝与某也无生理。”

某乙像是刻意压低了声，道：“若不然，另有一途—某听彼读书郎方才焚香祝告，自道欲返安州，安州去此不远，何不随此子而去耶？”

某甲依然唉声叹气，道：“千金难买一前知！固不当从汝所言……”

底下的话，说得愈发嗫嚅窸窣，便再也听不清了。可是杜谋困倦稍去，心底却敞亮了—厩中四壁萧然，十丈方圆之内空旷无人，棺材里躺着的是王易从的尸身，还有谁能说话呢？从言语内容推按，分明是两个祟人的疫鬼。他们所谓的“太白药”，杜谋也约略听人说起过，想来便是那来历不明的投井药了；这一份药，的确在广陵成就了不小的功德。

然而，杜谋听得分明：疫鬼随人，不可小觑。

古来坊巷传闻，大凡疠疫之气初起时，势力甚弱，须贴壁挪移，不能破空飞走。所以常人只要不贴壁而立，便不至于罹病。不过，时日既久而鬼聚寖多，群集势大，根据有些能透视阴阳两界者所形容，疫鬼滋繁既盛，就能牵连肢体，成破空之态。到那时，传染尤烈，若无灵药，就很难遏阻了。

杜谋继而一思忖：今番解职回乡，已经相当落魄了，身边又紧紧跟着两个疫鬼，看来很难摆脱。然而彼暗我明，首尾难辨，万一在居家之处，借身乘隙而起，岂不要为祸于乡人？情急念转，倒让杜谋想到了一个主意：既然疫鬼声称在广陵受害于太白药，可见先前传闻那小童篮中之物，实则是有名目的；只可惜自己行色匆匆，不记得单方详细。那么为今之计，也只有买嘱江陵口岸商牒，看有无沿江下行、赴广陵而又将回程于安州者，一往一返，携回药方，如此一来，就算疫鬼日后真要作祟，也还有个抵挡。

只不过杜谋万万没有料到的是：他所请托的带信商贾，正是维扬十友之一。根据安州许家的传述，此人为“广陵薛商”。他一向所从事者，乃是长年为扬州大都督府筹措京贡之物，每个月十友之会罢宴之后，随即启程，往来于扬、滁、常、润、和、宣、歙之间—这七州，都是扬州大都督府治下。自隋代以来，京贡渐渐成为当地大事，人们争相进珍献奇，期望能在圣人面前邀一宠顾，则扬州之名，便可以比肩两京了。

尤其磨镜一业，借北山铜矿之富，取材不虞匮乏，自隋炀帝时起，便经三五巧匠之手，成就了绝世的工艺。这种镜有银、有铜镜面都打造得极薄，质地讲究的是轻而坚，镜面光滑，返影如生史载：唐中宗曾经下诏，令扬州造方丈镜，四面铸铜为桂树，金花银叶，皇帝每骑马自照，人马并在镜中，皇帝还打趣着说：“天无二日，地有二君。”实则话中有话，说的，似乎是他在高宗弘道元年以及武后神龙元年两度即位为天子，中间相去二十春秋，天下一度沦于武氏之手。

不知从何时起，咸以当年五月五日端阳节一日间铸就的镜为无上神品。其法，须于前一日夜半，初过子时，就将冶炉设于江船之上桨楫如飞，航行到扬子江心而铸，需要反复冶炼百次。其镜径九寸以象九州；镜背雕琢盘龙，长三尺四寸五分，号曰“江心镜”、“水心镜”，这是上品之极。铸就之后，须以十天的程期—也就是五月十五当天—飞驰递京，呈贡圣人以为礼。

与此同时进京供应一般市商贩售的，还有千百之数，虽然不如贡品那样精美，也都晶莹耀目，他方绝不能及。这些铜镜有的尺寸巨大，有的装饰华丽。除了铜镜，还有铜盘、铜盂、铜屏风之类不只为两京达官贵人所喜，也经常为外国的使者搜求而去，成为东洋西域诸邦非常重视的宝物。较李白稍晚的诗人韦应物有《感镜一首，俱道其美：

铸镜广陵市，菱花匣中发。夙昔尝许人，镜成人已没。如冰结圆器，类璧无丝发。形影终不临，清光殊不歇。一感平生言，松枝树秋月。

开元十五、十六这两年京贡扬州之镜，引起了另一番前所未有的议论。贡物入宫，皇帝招来许多大臣近侍闲谈，不拘常礼，为的就是欣赏那摄物逼真、光灿夺目的扬州镜。众口交说，提及了五月端午制镜的旧俗。皇帝随口出俚语，漫不经心地道：“朕生日亦自端午。”

当下群臣自然恭恭敬敬地应了声：“圣人千秋万岁。”

是时每月五日皆称端午，皇帝是八月端午生辰，距当下还有将近三个月。这时，圣眷新隆的御史中丞李林甫忽然想到个逢迎的话题，顺口奏答：“天子万寿，百姓之福，臣请以八月端午为‘千秋节’，容九州同贺天子万年。”

为皇帝寿诞创立一节日，亘古以来所未曾有，而皇帝所称意者，还真在于此。皇帝深深睇了睇李林甫，眉开眼笑地问：“以此劳天下郡县，合宜否？”

“镜之为物，本是一敬意。”李林甫惯于寻章摘句，巧弄文字，当下指着那面扬州镜，道，“圣人以天地为父母，此节恰足示臣民以敬天法地之思，乃是邦国大事。”

一说到敬，反而提醒了皇帝，司马承祯曾经谆谆言及：“天子示人以敬，便是‘无为’。”也想起了由于这老道士的进言而下令国师一行主持新修的“大衍历”—这不正是天机巧合吗？皇帝不再理会李林甫，转脸问高力士：“燕国公何在？”

那是前一年才因为源乾曜、崔隐甫和李林甫的排挤而入罪贬职的张说。张说罢去中书令，经过一番鞫审折辱，终究保留了右相的头衔，人在集贤院供职，专修国史。高力士应声回奏了张说下落，皇帝兴味扬扬道：“此事不可急就，非待燕国公大手笔不能为。”

皇帝所考虑的，的确是千秋万代之事；他不要让后人妄加议论，说他做天子，任意以一己生辰为国家庆诞。然而这样一桩既要满足皇帝的虚荣、又要切合国家之大体的事，李林甫的雕虫小技尚不能有为，必须要张说来撰文，才得安稳。

张说《上大衍历序》中，还有这样的几句：“谨以开元十六年八月端午赤光照室之夜，皇雄成纪之辰，当一元之出符，献万寿之新历。伏望藏之书殿，录于纪言，掌之太史，颁于司历。制曰‘可’。”其中。“赤光照室之夜”六字，原本写的是“紫微当庭之夕”却为皇帝亲手改动，有了更加亲切鲜活而毕现神灵感应的意象。皇帝当时手持铜镜，偶来灵感，相当得意。

经由张说的文采诠注，则这一天便不只是皇帝的生日，还是新修“大衍历”的庄重之期。换言之：大唐帝国千秋万载的纪岁准则颁布之日，宜乎普天同敬。

皇帝不会记得、史官也不必记得，这原本是李林甫的提议在深刻的意义上，同敬，铜镜—会须是出于李隆基一人孤心自明，普照天下的卓见。而且，为了杜悠悠之口，还特意推迟了一年直到开元十七年八月端午，“上以降诞日宴百僚于花萼楼下，百僚表请以每年八月五日为千秋节。”这一番群臣联袂上表，恳请圣人下诏的做作，载诸史册，则曰：“天下诸州咸令宴乐，休假三日。开千古帝诞之先河。皇帝始终记得扬州铜镜之启迪，十多年后的天宝元年，他割江都、六合、高邮三县之地，置千秋县，算是对扬州的一份报答。

早在开元十五年夏天，为皇帝庆寿之议，已经蜚声数千里扬州万商百姓无不殚精竭虑，多方设思，务求为帝诞之期，能贡一新奇之物，出人意表，赢得圣眷。这是广陵堪堪要同东西两京一较长短的大好时机。

维扬十友大多从事这筹措京贡之业，从备办物产到制作器皿、南北运输，一应俱全。此事固属本行，多年来得心应手。广陵薛商也和其他在道的行商一样，代人交递商牒，并不是为了蝇头小利，而交际所需，目的还是广结善缘。这一度听说是安州许家差遣，应声把解送药方的事揽了下来；其中还有另一层缘故—那就是制镜与铸钱的瓜葛。

开皇十年，隋文帝曾下诏令晋王杨广在扬州设置五处炼炉，铸造五铢钱，一方面当然是看中了此间古来制作铜器的手艺，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扬州位于四方水利运输的中心。这个官炉造钱的背景，使得扬州吏民士绅都又有一种自知之明：天下通货，尽在维扬。

大唐武德四年，五铢钱尽废，百姓所有之钱，各归家户，全数登录收缴，复别铸一种钱，名曰“开元通宝”—虽然与日后玄宗皇帝的年号相同，但是这钱的发行、使用则早了将近九十多年。

“开元通宝”发行之初，曾经号令天下：严禁地方与个人私铸，违者论死。原是稳定民生之大本，毋庸置疑。可是到了高宗皇帝中叶以后，天下物产丰隆，却微露通货不足之兆，尤以江、淮供输频繁之区为然。官炉所在，行之数十年，擅于铸钱之家，多世袭其职，以利匠艺传授。也由于这个缘故，能够掌握锻铸技术者，近百年而寖多。

百多年来，东南郡邑，无不通水，由于运河的不断开凿，江淮地区水线纵横，湖泊棋布，蜀麻吴盐自古输贩无碍，万石行舟，堪称来去如风。而扬州、荆州一水相牵，略无隔阂。对于许家家藏无以数计的铜钱，扬州铸钱业者早就有所耳闻，觊觎已久。这也跟当时两京贵官插手帮衬私铸的风习有关。

自从宋璟、苏颋以及为政刻削、被怨深毒的萧隐之禁止盗铸雷厉风行，接连因庶商小民的喧腾物议遭黜官、罢职之后，朝廷仔细推究，也发现了一个盘根错节的难处，由于铜钱供应不上贸易所需，人人囤积货币，不敢购物，导致物价低落。如此一来，市面冷清百工益发萧索。京中颁布诏敕，也只能敦促加铸官钱，并悬令禁止买卖铜、锡，以及制造铜器。实则官产之钱，自有定量，就算加工打造，于迫切需要繁荣的市况来说，也只是杯水车薪而已。

官铸通宝有定额，扬州、润州、宣州、鄂州以及蔚州等地各有十炉，每炉一年以三十上下的人力，费铜两万一千二百斤、锡五百斤，年产三千三百缗—也就是供应举国流通三百三十万文钱。连料带工，铸造千文一缗的成本是七百五十文，官署获利二百五十文可以说是相当稳定的财源。然而，一旦另有私铸，情形便大大不同了。尤其是扬州一地，挟其制镜工艺之便，造起成色明明不足的私钱来，几可乱真。

私钱通称为“盗铸”，原本含铜不少，可是既然能够减料为之有“偏炉钱”、“稜钱”、“时钱”等名目，但看各家掺合与摹拟手段有时铸者获利，竟在五成上下。由于江、淮一带，天然水道与人工运河交织如网，到处都有河渠埤塘，常有人扮作渔父渡工模样，于拂晓之前鼓棹而行，来到水穷无人之处，便扯开小风炉，依样镕冶打造不合乎定制的铜钱，一日数以千计。铸成了，即就舟边流水冷却，至傍晚过后，趁着暮色昏黑，关防疏略，再悄悄把钱埋藏在距离津渡稍远之地，或者是交由他船接驳。总之，私铸之钱，交易必需百姓宁可睁一眼、闭一眼，故作不见其伪，务使能完遂买卖为要。

另一个说法，直指制作铜镜的工匠，他们才是盗铸的关键人物

相传开元天子初即位时，广陵某匠制镜不慎，将大量的锡汁倾入铜中，没想到却令镜面匀净如银，雪亮无伦，从此铜镜的制造出现了更急遽的变化，其纹饰、花样愈发精美，从葡萄纹、瑞兽纹、龙虎纹、狻猊纹、嘉禾纹而增益为各种花鸟风情、人物故事等。其鎏金错银、镶螺附彩，不一而足。此一期间锡汁大量运用，使得合金比例改变，而依然能维持大尺幅镜面的强韧之性，需要细密体察炉温之变化。铸钱又何尝不是如此？当铜料普遍不敷所需，又得维持私铸利润的时候，制镜匠人的工艺便颇可借用了。

倚铜山而造钱，固是官家之事。但是国家供应货币不足，民间只能借盗铸疏通有无，这勾当本来犯律，官府却不敢穷治，因为一旦严刑禁止，物价必然削落而买卖冷淡，百业也将随之萧条。盗铸无时或已，这就给了扬州行商另一门生意，他们经常往来邻近州郡，千方百计接近累世为官的门第之家—特别是逐渐在仕途上没落、可是家赀殷富的豪门。这种曾经不止一代出过名公巨卿的人家，为防子弟不肖，难以继承士行，或则厚积钱帛，或则广置田亩，为的就是日后还能凭财货谋生取官。阿堵物不蚀不朽，较诸缎匹、粟米而言，传之子孙无碍，时人皆专称门第中人这种愈聚愈多的铜钱为“万年青”。

此时此世，即使是一个操守清正、风骨嶙峋的九品小官，每年还能领有五十多石的禄米、一百二十石的职田粟粮、十八缗年俸以及为数至少四五十石的力课补贴，薪水之资，可以说十分丰腆。至若官职愈高、俸禄愈多，积蓄自然极为可观。个中还有关隘之处：大小官僚的四种收入多以米粮为计，当然不能尽入口腹，其中绝大部分是得换成铜钱的。而署衙出入，皆为官铸之钱，成色无虞。

于是，长袖善舞如维扬十友这样的人物，便得以周旋其间，上下施手。他们将门第中人的上好铜钱假贸易之名，趸运到扬州，名为购物，实则辗转输于匠人之手，伺机镕化，更为合金，转铸出成色较差的铜钱，可是数量却由于掺合了较多的锡、铅、铁等金属而暴多，有以官钱一枚而可私造炉钱七至八枚者，复以较原数多二至三成的盗铸私钱趸回来处之贵家；贵家再以之搜奇藏珍、兴屋构宇孰敢不从？至于如何能让真铜之量仅及于官钱的十之二三，却能在新铸出炉的一段时间之内不异于官钱，就全靠铜镜匠人的手艺了。

这广陵薛商一听杜谋来自安州许氏，知道这一门自许绍以降历代颇出职官，家藏铜钱甚夥，而许自正兄弟平生处事恭慎，他家的万年青一向深藏若虚。如果能借着代递商牒而与许家搭上交情说不定还可以牵引出为数庞大的换钱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