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相思在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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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屏门的罅隙间左右觑看,所见实在无多;尽广陵薛商所能记忆,拼凑着瞬目所及的情景,也只能略述肤廓。要之:有那么一个病容恹损而不掩神气朗秀的年轻人,纵酒放歌,凑泊乐章,出口成吟,字句略无参差,而每令听者粲然惊叹,仿佛听见了向所未闻的曼妙声曲。恐怕也是他,以一剂太白药救治了广陵无数生灵。

“然而,汝却谓其人面有病容?”许自正摩挲着几上的药方,他自有忧虑:能以仁术救人者,自己竟然染了病,其方可信乎?万一这能言善道的行商所带来的药单无效,而安州疫情鬼使风发,届时又该如何抑遏?

“使君光明堂第,贱商不敢隐瞒。”广陵薛商心眼通透,立刻看出了主家翁的疑虑,连连比划着夸张的手势,接道,“彼人看似清癯,是否染疫,某实不知,却是当晚为高氏子往来引见,匆匆一面,往来数觥,无多深谈。彼知某素为行商,有西溯江流之途,故委以札子,交送大匡山赵征君处收执,具述病体无误。”

“札子?”

薛商心思仔细,推测许自正所疑者,乃是札中所书之事,怎么会让一个交递商牒之人得知?于是抢忙道:“某游商十方,踪迹百城,为人交递商牒,疏通音信,也是分内。委札是那蜀商当场抄录、一挥而就的,原本还要发付乐工伶人编唱,可惜满座大醉,不能成辞。”

说着,薛商还真取出一叠札子,翻检片刻,找着了一方布衲;一望而知,这布衲是顺手从旅者随身携用盛物的囊袋中撕扯下来的。衲中一纸,展幅两尺宽、一尺高,墨渖淋漓,字迹迤逦,有如醉中之人信笔挥洒而就。然而观其笔画,于努掠斫磔之处,毫厘端稳,不稍失锋怯力,甚至还透出些许娉婷妩媚之姿。开篇首二行即书题目—淮南卧病书怀寄蜀中赵征君蕤。本文如此:

吴会一浮云,飘如远行客。功业莫从就,岁光屡奔迫。良图俄弃捐,衰疾乃绵剧。古琴藏虚匣,长剑挂空壁。楚冠怀钟★★★仪,越吟比庄舄。国门遥天外,乡路远山隔。朝忆相如台,夜梦子云宅。旅情初结缉,秋气方寂历。风入松下清,露出草间白。故人不可见,幽梦谁与适。寄书西飞鸿,赠尔慰离析。

诗末另有一行六个小字,较之于本文,显得匆促潦草:“弟子李白拜启。”

许自正反复读了几遍,读到后来,不自觉地摇头晃脑,读罢舍不得放下,又捧起来看几眼,再看几眼,才轻轻收回衲中。看薛商收拾了那一叠商牒,却猛然将一张脸板了,斥道:“不读这札子某还信汝所言;既读了,其谁能信?一介蜀商,能作得出这般诗句?本朝立业以来,等闲不曾闻见!不曾闻见!”

仅看第一句,就不是行商之人所能操纵的手笔—“吴会”(指吴郡、会稽二地)、“浮云”这两个词,来自曹丕《杂诗》:“西北有浮云,亭亭如车盖。惜哉时不遇,适与飘风会。吹我东南行行行至吴会。”而其精约简要,倍过于子桓;如此颠倒字句而仍能巧用事典,更不觉繁复。唯“相如台”与“子云宅”不知何地,但是许自正原非白丁,可想而知:以司马相如与扬雄来为居室之地命名,则此人不论是不是商,断断乎可证为蜀中的子弟了。

紧接着的第二句“飘如远行客”是从《古诗十九首》而来,原句“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无疑这般起句,是为了将整首诗带入一个慕古、复古的情调,也就是“刻意不入时听”,这也可以从“古琴”、“长剑”的感慨复按得之。

许自正忽然想起来,多年前,的确有一个也是出身蜀中的诗家陈子昂。此人甚至明旗张帜地说:本朝诗歌,学步于南朝绮靡艳丽的多,所以在风骨和寄托上,都有着显著的欠缺,他从而发出了震慑时人的感叹:“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那陈子昂在高宗崩殂之后,赴洛阳上书,倡议为大行皇帝起造陵墓,从而受知赏于武氏,拜为秘书省正字,官至右拾遗,一时显赫,震动京朝。

或许,形式上的反朴复古,也意味着让诗作包藏以更宏大的旨趣,这正是多年来蜀中文人风尚之所独标。许自正不免要想:此一出身举止都十分神秘的青年诗人,与题目中的赵征君,究竟是什么关系?他们所欲共事的良图,也像陈子昂那样,试将圣朝借由举试而奠定起来的诗风歌调故为鼎革吗?

从写作的笔力看来,这篇《卧病书怀》虽然不切合试帖诗的一般格式,但是句句声律铿锵,属对工稳完熟,浑然是大家矩范。以如此文字入场,当可轻易博倒天下举子。而不得不令人惊讶的是,这样一个作手,既精熟于医、乐匠作之流所业,又是个四处漫游的青年,怀抱着当世少见的思古怀旧之情,浪游于江东万商云集之地,感到光阴匆匆而逝,心情急迫,并因此而怀念故居,尽管也是人情之常—可是,下一句便不免令人诧异而狐疑了:良图俄弃捐—试问:一个商贾贱民,能和一个“征君”,能共有什么样的“良图”呢?更何况,诗中“楚冠怀钟仪,越吟比庄舄”,明明是寄喻着敌国对垒的情操。

这些蜀中豪杰,究竟要与谁为敌呢?

胸中存疑如此,不免是世家之人对于满天下商贾往来崛起,有些难以释怀的嫉忌,眼前远来之客就是此辈,倘或当面流露出这种忧心,反而是有失士族身份和尊严的事。许自正于是兜了个圈子,似是漫不经心地看了薛商一眼,露出带有轻嘲意味的笑容,道:“商贾将本孳息,输利四方,近世独大有功于天下。我朝以来,宫廷盛称‘民间’,这‘民间’二字,十之八九,所指亦即是商贾。且看:汝居扬州,彼出益州,扬州、益州,乃大江之首尾,天下财货半归此区;市集贸易,全操汝辈,毋怪乎学舌吟诵,还能作得出‘楚冠怀钟仪,越吟比庄舄’此等壮语。”

“确然!庶民如草,须以士风引领东西,若不其然,贱民行谊岂有归止?”广陵薛商当然听得出许自正话里的酸讥之意,然而他近半生周旋官司衙署的修为也不白饶,面不改色地顺着主人的话颔首连连,道,“倒是这蜀商于散药、赋诗之余,还能仗义疏财也是某平生仅见。”

“商贾之辈仗义疏财?”这引起了许自正的好奇之心。薛商口中的五蠹人不只是一独善其身,行旅天涯的负贩,他还显示出一种近年来随着帝国逐渐安定、富强而倏忽掩至的强大势力。

这种人,有的挟其巨资,求田问舍;也有的不惜重宝,贿赂公行他们的行止,会令人想起汉代太史公笔下的朱家、郭解之流,看似一无所取于人,却可以尽世间散财市恩,倾囊解纷,施惠于无亲无故者、而竟不求答报。在另一方面,他们到处结交公卿,借买卖所得通款上下;也让各级官吏们得以大事参与普遍关乎百姓生计的大宗交易,如借贷、铸钱、采铜、酿酒、榨油、车坊、碾磑甚至客舍邸店等,看来都是一本万利之业。

就在许自正末任泽州刺史的时候,还发现地方恶少之辈,原本放闲游荡得多,居然人人系名于军旅,平时不在营当值,犯事而得罪之后,则潜逃入军,令官署无由追捕;此事居间媒合其弊的正是商贩之辈。许自正观微知著,不能不有所儆,看来商贾之势已如风生云起,浪涛澎湃,日后要形成买官鬻爵的勾当,看来也是顺理成章。也就是看出了其中关节,他才下定决心辞官归里的。

薛商也觑得出主家翁睥睨贸贩之徒,情知若是一言不合,就会说成个僵局,那么,向后图他许家万年青为铜本铸偏炉钱的买卖就作不成了。想到这一层上,便益加谨慎于遣辞用句,不忘在褒扬人的话中,小心翼翼地埋伏好自吹自擂的言语:“某维扬十友,发愿接济吴、楚寒士入京应举,殆有年矣,此乃四民相持互助之谊,原亦不足挂齿。倒是这远来的蜀商,与某十友萍水相逢,居然一诺百金,倾囊助义,事了拂衣而去,了无得色,此子真不可测!”

“汝等着意功名,也得具足慧眼,日后可知‘永以为好也’,亦颇不枉言。”许自正冷冷地说—这话不免还是带着刺,用的是《诗经·卫风·木瓜》之语;原句:“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仿佛是说:于人寒微时,择隽才而助之,受助之人日后发达了,当须不减回报。

这却给了薛商一个据理反驳的机会,他且不为维扬十友辩驳,只替那蜀商说了几句:“若非这一封书札之末,押记署名,这个五蠹人行走江湖,一向刻意隐埋姓字,怕也难以与人讨好。”

许自正一听这话,倒觉得在情入理。毕竟那蜀商隐姓埋名,的确没有张扬索报的意思。“一诺百金”,是汉初季布的故事,所谓“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然古语终归是虚语,那五蠹人究竟拿出了多少家底,漫为寒士之资斧呢?正要问,薛商似已微察其意,叉开三根手指头,道:“三十万钱,一掷三十万钱。”

李白在一夕之间,倾其随行所携,付予维扬十友—那是李客所交付的三十万钱—货真价实的八十两大唐金。

似乎是为首座上的五蠹人豪举所动摇,当夜,高适也喝得尽兴,趁醉大喊了一声“惭愧!”,随即解脱胁下之剑,向维扬十友道:“某今日来意,本欲倩诸君代呈此剑,上干天子,聊念故家仕宦之孙流落于江湖之外;或冀天恩未绝,圣人不弃,勉赐一职,为効薄劳不意教这五蠹人以言以行,醍醐灌顶,豁然解悟—”说到这里他摇摇晃晃站起身,道,“至于这剑么,还是要归还于圣人,幸能择其忠烈果敢,贞固干济之士以赐之。某,便也做五蠹人去了!”

一个世家之子,沉隐失志,竟然以五蠹自诩,此事听在许自正耳中,不啻荒唐而已。他连连摇头,沉吟了半晌,才道:“少年士子,乘酒兴、使意气,以挥霍自雄,某意亦不可取。不过,尔辈商贾,却能立志赒济四方寒微,使盛世毋遗瑗璧,野贤不自隐沦已经难能而可贵了。”

“贱商忝居四民之末,勉効微劳,利用厚生,疏通有无,此以江湖之波澜,聊映魏阙之辉光耳。”薛商几番言语试探下来,知道这主家翁自矜门第,傲岸不群,是个极难相通款的人物,真要冒冒失失央他拿出万年青来铸钱获利,怕不一声令下揈出宅去?于是只好耐住性子,徐徐说道,“那五蠹人与高氏子临别时说了一番话却直说透吾辈肺腑。”

许自正没有立刻答腔,倒是抬了抬眼,示意他说下去。

原来高适不只执意留下家传御赐之剑,也不肯收拾那五万钱赏格,更不愿再谈接纳十友资助,入京应举。虽说当下大醉满饱快意而行,不知到了几十、几百里外,举目无亲故,还就是为人帮使劳力,短役长徭,不知伊于胡底,也就是糊口维生而已。

李白于是笑道:“仅教汝头顶明月、袖拢清风而去,也做不得五蠹之人。”

“安得如此?”一面问着,高适一面举起一大爵琼花楼自酿的郁金香,胡乱添注些蔗汁,洒了胡椒佐味,满饮之后,登时额头蒸汗淋漓如雨下,道:“某不欲有为于此生,其谁奈某何?”

“五蠹非虚诞之说。其末流号‘商工之民’,某仅以此道奉闻—”李白微笑道,“古云:走贩曰商,坐售曰贾。商贾之道,或走或坐,而无寸土之依,此其为天下蠹人之本也。往来天下者何?将本求利,积少成多而已。汝今不得名一钱,日后难免寄死人家,故汝不足以言商。”

高适的确不曾经商,也不通贸易之术,无可争辩,不得已点了点头。

“至于工,”李白接着道,“《庄子·徐无鬼》谓:‘郢人垩慢其鼻端,若蝇翼,使匠石之,匠石运斤成风,听而之,尽垩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汝能为匠石否?汝能为郢人否?”

高适也笑了,摇头带摆手地说:“不能、不能!”

“五蠹之四,号‘患御者’,姑且容某亦以其道奉闻。”李白也举起杯盏,娓娓道来,“韩非子称‘积于私门,尽货赂而用重人之谒,退汗马之劳’者是也,此等人宁赂私门贵盛以重宝,以免御驾临阵,受征伐之祸,然乎?”

高适又点了点头。

“汝向称汝北走蓟门,遍游燕赵,欲有所为于边事,奈何时罢征战,请缨无门;此好战之人,岂足以当彼‘患御者’?”李白接着指了指刚从间壁移席而来的维扬十友,道,“彼辈是货赂盈门之人,亟欲款纳汝,赆仪在囊,车马就道,待汝笑纳而取功名,汝竟却之,又乌足当‘患御者’耶?”

此言一出,连维扬十友都大笑不已,仿佛自己的身份忽然之间就被抬高了不止一等第。

李白谈锋方锐,岂能罢休?随即仰饮而尽,手势一挥,丹砂会意,膝行上前,复自大爵之中分斟出一盏郁金香呈上,听李白一发不可收拾地说下去:“五蠹之首,曰儒生;五蠹之次,曰言谈之士汝自谓少时曾略读书,及长,唯佃农耕稼耳。则汝既乏孔门应世之文,亦乏合纵连横之论;于儒家经术无所发明,于纵横长短更无警策。此二蠹,君当免矣!”

李白这么说,看似讥讽已甚,却隐隐然含藏着一种推许、嘉勉其不随流俗的趣味,高适也跟着众人一齐抚掌大乐,道:“某确乎不敢称儒,更不敢以言谈自高。”

“居五蠹之中,非‘带剑者’而谁乎?”李白斜眼睨了睨那一柄给高适抛掷在席边的御赐宝剑,“将此剑归奉圣人之家,与汝则无干矣,汝今竟一蠹亦不能也!”

“如君所言,一蠹尚难及如此,而况五蠹乎?”

“怀其才,抱其学,肆其所乐,乐其所事,无所用于天下,亦不甚难。”李白道,同时欹身伏榻,拾起了那柄御赐宝剑,颠来倒去把玩片刻,又双手捧近高适面前,俨然以当年赵蕤为他授灯书时的语气道:“汝甘为农,则农矣;汝甘为士,则士矣。为农,则以此为百亩之器;为士,则以此为百兵之君。还剑于天,古来无此君臣之礼;挂剑而去,则微憾于进退之道。某,实为汝惜哉!”

“挂剑而去”显然用的是延陵季札挂剑的典故,可是“微憾之说,却令高适困惑,仍然一举大爵喝了,另只手将剑接了过来道声:“请教这‘挂剑而去,则微憾于进退之道’。”

季札,春秋时吴公子,为吴泰伯十九世孙,吴王寿梦之第四子封于延陵。广有贤名,寿梦本欲立为嗣君,季札亟以为不可而让。寿梦不得已,只好以长子诸樊摄政。及寿梦薨,诸樊依遗嘱让于季札,季札还是辞谢了,他引用的是昔日曹君不义,诸侯与曹国人欲立子臧,子臧却以不合于礼而逃位去国的例子。在当时坚守宗法制度的士君子眼中,子臧是“能守节义”的典范。季札抗命的论旨相当清晰:“君义嗣,谁敢干君!有国,非吾节也。札虽不材,愿附于子臧之义。”

可是当时吴国国人仍旧坚持立季札为吴国君侯,季札索性抛家弃室,赴野而耕,连公子的身份也不要了。吴人无奈,只得立诸樊为王。诸樊得位十三年,死前仍有遗命,暂时授国予二弟余祭,试图以次第相传,终将至季札即位而止。

吴王余祭继立之后,使季札聘于鲁,最重要的工作似乎是“观乐”—也就是保存在鲁国的礼乐。其中包括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郑风、齐风、豳风、秦风……一直到大小雅及三颂;甚至还观赏了从有虞氏、夏禹氏、商汤氏以迄于周武王等历代相传而来的舞蹈。

季札逐一评析,不但知音辨声,还能够从乐风和曲式的表现,俱道各国风情、民俗、典章、法律的特色,并点评其民事之勤惰、文化之深浅、政情之良窳、德教之盛衰。这一段经历,可以视之为季札日后周游列国的资斧。他随即到齐国劝勉晏平仲,到郑国交好子产,到卫国结识了史鰌等六君子,到晋国甚至干说孙文子勿以耽溺于钟鼓之乐而废弃了国政,以及预言了多年之后三家分晋的命运。此一广泛参与列国政治实务的经历在在证明:季札之以让国闻名于世,并非一意遯逐隐退而已,他反而是经由摆脱一国国主之“节义”,进取更恢弘的志业。

季札初使于外,道经徐国,徐君对季札所配之剑情有独钟而口不敢言。季札微知其意,但是身为上国使,不能不依礼佩剑遂不得已而沮馁徐君之意。孰料待其远游归来,徐君已经薨逝了季札于是解下那随身之剑,挂在徐君墓前的树上。随侍之人问他“徐君已死,尚谁予乎?”季札答道:“不然,始吾心已与之,岂以死倍(悖)吾心哉?”

季札一生行迹之流传于后世者,多在“挂剑”一节,于此公平生漫游之宏图大业,若仅由信诺二字誉之,显然以偏概全。李白刻意以一剑为喻,却有意揭示其余—他甚至对季札还有全然不同的看法。

“某略读书,不识大体,姑且放言高论,聊贻士君子以一笑。李白正襟危坐,扬声道,“季札至齐,所为何事?不外勉晏平仲归还封邑与政柄,所谓‘无邑无政,乃免于难’,此其一。至郑,所为何事?不外告子产以执政者荒侈无度,将有祸难临之,此其二至晋,所为何事?诫孙文子勿亲钟鼓之乐,所谓‘辩而不德,必加于戮’,此其三。此三者毕竟只一事:以有易无、以无易有而已此某本家祖老氏之道也。”

季札、老子或约并世之人,但是高适一向未曾闻知此论,不觉笑道:“某孤陋,尚不知季札曾学于老聃。”

“道心唯一,无须相学而同。”李白根本不纠缠于实事之考求仅此片言,打发了高适,接着却说,“季札以言以行,所事者,无非放手不做耳—其所得愈大,愈不以为己有,故博名愈高,养望愈厚,而人益信之。宁不忆彼于去晋前所说于叔向乎?”

高适一时不复记忆,摇了摇头,道:“愿闻。”

叔向,名羊舌肸,晋国公族,为季札出使到晋国之时的大夫,一向以端直多能著称于列国之间。季札离开晋国之前,已经看出当时的国君亦犯“侈”病,而晋国国政日后不免要委之于韩、赵、魏三家大夫。他的临别赠语是:“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将在三家。”这几句话,李白别有一解—

“儒生论史,咸以‘良大夫’为论旨,殊不知三家分晋,其素行不良之事亦多过牛毛矣。以某观之,季札之言,应拈出彼一‘富’字为论旨是也。”李白这才又举起丹砂为他浅斟五分的小酒盏,略一作饮势,环观众人,最后将视线落在外围的维扬十友身上,意味深长地说道,“季札道术,毋乃是千古第一大商,所仗之资,偏是一个让字,故能以无易有,以有易无。”

“然则—”高适擎起手中之剑,锋尖指天,笑道,“挂剑之义,又何预于商贾之道哉?”

“此即是‘以有易无’!”李白这才举盏沾唇,从容不迫地说,“徐君小国之主,所见者未必宝,所宝者未必贵,其所欣慕,季札之名而已。季札以一不名之剑,而邀千载重诺尚义之名,这笔贸易,盈昃如何?”

高适为这一番强辩所折服,更被他的性情所感动,却仍心存疑惑:像这样一个词章佻达、思理矫健而神气清爽的人物,为什么看起来却与世间千万汲汲营营的士人逆路错身、甘于隐沦,而不惜破费、大张旗鼓、惊动周郡所事,竟然只是为了一曲瓜州调?

“既云商贾所事,将本求利,积少成多—”高适不禁追问,“汝征歌度曲,不吝重金,视黄白如无物,又是何贸易?”

李白一戟指,眼中带着笑意,反问:“汝自道破家荡产,兴筑坟茔,归葬双亲,至无立锥之地,所为何来?”

“固人子之义也。”

“人子之义,固情之所衷;”李白双手一摊,比了个宽幅,道“某亦自有一段相思。”

就在这一瞬间,筚篥声不期而然地轻轻扬起—这是很常见的,许多吹管伶人,于演奏终章之后,都会尽气息所及之量,吐一领调之长音,谓之“洗浊”。只不过这乐工更像是在呼应着“一段相思”之语,将这一声吹得婉转凄凉,虽只孤音独奏,声量微小,却出之以种种吞吐抖颤、断续疾徐的变化,而显得动情不已,勾人泫然

李白终于留意此伶,叹道:“汝诚会心人也。”

广陵薛商记忆中的这一位五蠹人,非徒一冲州撞府、抱布贸丝的蜀商而已,他是大唐盛世正在崭然渐露头角的一种新人。这种人与此前不知多少世代的市侩迥然有别,他们虽然去士族不啻霄壤可是生于富裕之家,倚仗父祖辈的赀财庇荫,经由种种捐输献纳甚至易籍更名,长年免于力役,称得上是养尊处优了。也由于商贾交游结络之所需,家门极重视礼仪教诲,多有亲近书卷、迎聘文儒以成就子弟之见识,雅驯其谈吐,丰腆其问学者。时见此辈交接于士族,竟不知其为贱商之流。

许自正听这薛商款款而言,一俟说到季札的“以有易无,以无易有”之道,忍不住跌足大叹,道:“这五蠹人真个知见非凡堪称国士之资矣!不过—”

他的疑虑和高适一样:如果说季札还能够借由“一不名之剑而邀千载重诺尚义之名”,那么这五蠹人一举而散掷三十万钱,发付维扬十友,去资助那向未结识、亦不知下落的寒士,究竟所为何来?

薛商这才引出自己要说的话来,他也拍拂着几案上的那一纸药方,道:“凭方取药,炮熬济人,恰为医家本分。医家拟一方子,疗人疾病,复岂能家户访求,日月索报?尽教吾等商流,末学无文,多少也有淑世之心,略尽绵薄,所为,不过是聚敛四方之钱,成就十方之业,此无他,勉效士君子之德而已。然而此中功德,尚不止于资助寒微、入京应举而已—使君若有意于匡济天下,何妨聊着意于湖海之间、市廛之内,无处不有轻而易举之功德?”

接下来的话,就容易说了。薛商仍以那三十万钱为例,但是话题却偷换成三十万钱如何转手至广陵,旦夕之间即成六十万钱、八十万钱甚至百余万钱,而令江淮间处处吃紧的钱荒得以稍事纾解;这,何尝不也是福国利民的大事?

他刻意不提及坊间传闻许家有多少万年青,只是反复陈词:近世以来,天下物产丰阜,而铜山发垦不足,供钱量少,难以衡准贸易所需,人人靳其所有,不敢商购用物;长此以往,市易枯涩,货贱而不流,钱愈不出,家户抱守着不能衣、不能食、因为难以周转反而困穷无价的铜钱,任由百业萧条—广陵薛商的确有几分危言耸听,却言之成理,无懈可击。说来说去,用语渐重,乃有“此为本朝一大难,而前朝历代所未见”。

许自正原本对那难得一见、亦侠亦商的五蠹人已经充满了惊奇的敬意,也是在这个根柢之上,更佩服起眼前的薛商,但觉他也有一种广大而细腻的忧怀。许自正忽然有一种豁然开悟的感动:像这样的一个商贾,非春秋时代的弦高而何?他们既有士人的儒雅风流,也有农工之人的勤勉奋发,更因行脚眼界而多所经历闻见,虽区居四民之末,却有着比任何人都活络的心思,精敏的观想,以此而顾天下之计,谁曰不宜?许自正心动了。这是一种相当复杂的情绪,他既觉得自己可以有所为于邦国,或许还能获大利于义举。

他再答话时,竟然口唇颤抖,声音沙哑,不免透露出跃跃欲试的亢奋:“商事紧要,确乎须留意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