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屏门的罅隙间左右觑看，所见实在无多；尽广陵薛商所能记忆，拼凑着瞬目所及的情景，也只能略述肤廓。要之：有那么一个病容恹损而不掩神气朗秀的年轻人，纵酒放歌，凑泊乐章，出口成吟，字句略无参差，而每令听者粲然惊叹，仿佛听见了向所未闻的曼妙声曲。恐怕也是他，以一剂太白药救治了广陵无数生灵。

“然而，汝却谓其人面有病容？”许自正摩挲着几上的药方，他自有忧虑：能以仁术救人者，自己竟然染了病，其方可信乎？万一这能言善道的行商所带来的药单无效，而安州疫情鬼使风发，届时又该如何抑遏？

“使君光明堂第，贱商不敢隐瞒。”广陵薛商心眼通透，立刻看出了主家翁的疑虑，连连比划着夸张的手势，接道，“彼人看似清癯，是否染疫，某实不知，却是当晚为高氏子往来引见，匆匆一面，往来数觥，无多深谈。彼知某素为行商，有西溯江流之途，故委以札子，交送大匡山赵征君处收执，具述病体无误。”

“札子？”

薛商心思仔细，推测许自正所疑者，乃是札中所书之事，怎么会让一个交递商牒之人得知？于是抢忙道：“某游商十方，踪迹百城，为人交递商牒，疏通音信，也是分内。委札是那蜀商当场抄录、一挥而就的，原本还要发付乐工伶人编唱，可惜满座大醉，不能成辞。”

说着，薛商还真取出一叠札子，翻检片刻，找着了一方布衲；一望而知，这布衲是顺手从旅者随身携用盛物的囊袋中撕扯下来的。衲中一纸，展幅两尺宽、一尺高，墨渖淋漓，字迹迤逦，有如醉中之人信笔挥洒而就。然而观其笔画，于努掠斫磔之处，毫厘端稳，不稍失锋怯力，甚至还透出些许娉婷妩媚之姿。开篇首二行即书题目—淮南卧病书怀寄蜀中赵征君蕤。本文如此：

吴会一浮云，飘如远行客。功业莫从就，岁光屡奔迫。良图俄弃捐，衰疾乃绵剧。古琴藏虚匣，长剑挂空壁。楚冠怀钟★★★仪，越吟比庄舄。国门遥天外，乡路远山隔。朝忆相如台，夜梦子云宅。旅情初结缉，秋气方寂历。风入松下清，露出草间白。故人不可见，幽梦谁与适。寄书西飞鸿，赠尔慰离析。

诗末另有一行六个小字，较之于本文，显得匆促潦草：“弟子李白拜启。”

许自正反复读了几遍，读到后来，不自觉地摇头晃脑，读罢舍不得放下，又捧起来看几眼，再看几眼，才轻轻收回衲中。看薛商收拾了那一叠商牒，却猛然将一张脸板了，斥道：“不读这札子某还信汝所言；既读了，其谁能信？一介蜀商，能作得出这般诗句？本朝立业以来，等闲不曾闻见！不曾闻见！”

仅看第一句，就不是行商之人所能操纵的手笔—“吴会”（指吴郡、会稽二地）、“浮云”这两个词，来自曹丕《杂诗》：“西北有浮云，亭亭如车盖。惜哉时不遇，适与飘风会。吹我东南行行行至吴会。”而其精约简要，倍过于子桓；如此颠倒字句而仍能巧用事典，更不觉繁复。唯“相如台”与“子云宅”不知何地，但是许自正原非白丁，可想而知：以司马相如与扬雄来为居室之地命名，则此人不论是不是商，断断乎可证为蜀中的子弟了。

紧接着的第二句“飘如远行客”是从《古诗十九首》而来，原句“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无疑这般起句，是为了将整首诗带入一个慕古、复古的情调，也就是“刻意不入时听”，这也可以从“古琴”、“长剑”的感慨复按得之。

许自正忽然想起来，多年前，的确有一个也是出身蜀中的诗家陈子昂。此人甚至明旗张帜地说：本朝诗歌，学步于南朝绮靡艳丽的多，所以在风骨和寄托上，都有着显著的欠缺，他从而发出了震慑时人的感叹：“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那陈子昂在高宗崩殂之后，赴洛阳上书，倡议为大行皇帝起造陵墓，从而受知赏于武氏，拜为秘书省正字，官至右拾遗，一时显赫，震动京朝。

或许，形式上的反朴复古，也意味着让诗作包藏以更宏大的旨趣，这正是多年来蜀中文人风尚之所独标。许自正不免要想：此一出身举止都十分神秘的青年诗人，与题目中的赵征君，究竟是什么关系？他们所欲共事的良图，也像陈子昂那样，试将圣朝借由举试而奠定起来的诗风歌调故为鼎革吗？

从写作的笔力看来，这篇《卧病书怀》虽然不切合试帖诗的一般格式，但是句句声律铿锵，属对工稳完熟，浑然是大家矩范。以如此文字入场，当可轻易博倒天下举子。而不得不令人惊讶的是，这样一个作手，既精熟于医、乐匠作之流所业，又是个四处漫游的青年，怀抱着当世少见的思古怀旧之情，浪游于江东万商云集之地，感到光阴匆匆而逝，心情急迫，并因此而怀念故居，尽管也是人情之常—可是，下一句便不免令人诧异而狐疑了：良图俄弃捐—试问：一个商贾贱民，能和一个“征君”，能共有什么样的“良图”呢？更何况，诗中“楚冠怀钟仪，越吟比庄舄”，明明是寄喻着敌国对垒的情操。

这些蜀中豪杰，究竟要与谁为敌呢？

胸中存疑如此，不免是世家之人对于满天下商贾往来崛起，有些难以释怀的嫉忌，眼前远来之客就是此辈，倘或当面流露出这种忧心，反而是有失士族身份和尊严的事。许自正于是兜了个圈子，似是漫不经心地看了薛商一眼，露出带有轻嘲意味的笑容，道：“商贾将本孳息，输利四方，近世独大有功于天下。我朝以来，宫廷盛称‘民间’，这‘民间’二字，十之八九，所指亦即是商贾。且看：汝居扬州，彼出益州，扬州、益州，乃大江之首尾，天下财货半归此区；市集贸易，全操汝辈，毋怪乎学舌吟诵，还能作得出‘楚冠怀钟仪，越吟比庄舄’此等壮语。”

“确然！庶民如草，须以士风引领东西，若不其然，贱民行谊岂有归止？”广陵薛商当然听得出许自正话里的酸讥之意，然而他近半生周旋官司衙署的修为也不白饶，面不改色地顺着主人的话颔首连连，道，“倒是这蜀商于散药、赋诗之余，还能仗义疏财也是某平生仅见。”

“商贾之辈仗义疏财？”这引起了许自正的好奇之心。薛商口中的五蠹人不只是一独善其身，行旅天涯的负贩，他还显示出一种近年来随着帝国逐渐安定、富强而倏忽掩至的强大势力。

这种人，有的挟其巨资，求田问舍；也有的不惜重宝，贿赂公行他们的行止，会令人想起汉代太史公笔下的朱家、郭解之流，看似一无所取于人，却可以尽世间散财市恩，倾囊解纷，施惠于无亲无故者、而竟不求答报。在另一方面，他们到处结交公卿，借买卖所得通款上下；也让各级官吏们得以大事参与普遍关乎百姓生计的大宗交易，如借贷、铸钱、采铜、酿酒、榨油、车坊、碾磑甚至客舍邸店等，看来都是一本万利之业。

就在许自正末任泽州刺史的时候，还发现地方恶少之辈，原本放闲游荡得多，居然人人系名于军旅，平时不在营当值，犯事而得罪之后，则潜逃入军，令官署无由追捕；此事居间媒合其弊的正是商贩之辈。许自正观微知著，不能不有所儆，看来商贾之势已如风生云起，浪涛澎湃，日后要形成买官鬻爵的勾当，看来也是顺理成章。也就是看出了其中关节，他才下定决心辞官归里的。

薛商也觑得出主家翁睥睨贸贩之徒，情知若是一言不合，就会说成个僵局，那么，向后图他许家万年青为铜本铸偏炉钱的买卖就作不成了。想到这一层上，便益加谨慎于遣辞用句，不忘在褒扬人的话中，小心翼翼地埋伏好自吹自擂的言语：“某维扬十友，发愿接济吴、楚寒士入京应举，殆有年矣，此乃四民相持互助之谊，原亦不足挂齿。倒是这远来的蜀商，与某十友萍水相逢，居然一诺百金，倾囊助义，事了拂衣而去，了无得色，此子真不可测！”

“汝等着意功名，也得具足慧眼，日后可知‘永以为好也’，亦颇不枉言。”许自正冷冷地说—这话不免还是带着刺，用的是《诗经·卫风·木瓜》之语；原句：“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仿佛是说：于人寒微时，择隽才而助之，受助之人日后发达了，当须不减回报。

这却给了薛商一个据理反驳的机会，他且不为维扬十友辩驳，只替那蜀商说了几句：“若非这一封书札之末，押记署名，这个五蠹人行走江湖，一向刻意隐埋姓字，怕也难以与人讨好。”

许自正一听这话，倒觉得在情入理。毕竟那蜀商隐姓埋名，的确没有张扬索报的意思。“一诺百金”，是汉初季布的故事，所谓“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然古语终归是虚语，那五蠹人究竟拿出了多少家底，漫为寒士之资斧呢？正要问，薛商似已微察其意，叉开三根手指头，道：“三十万钱，一掷三十万钱。”

李白在一夕之间，倾其随行所携，付予维扬十友—那是李客所交付的三十万钱—货真价实的八十两大唐金。

似乎是为首座上的五蠹人豪举所动摇，当夜，高适也喝得尽兴，趁醉大喊了一声“惭愧！”，随即解脱胁下之剑，向维扬十友道：“某今日来意，本欲倩诸君代呈此剑，上干天子，聊念故家仕宦之孙流落于江湖之外；或冀天恩未绝，圣人不弃，勉赐一职，为効薄劳不意教这五蠹人以言以行，醍醐灌顶，豁然解悟—”说到这里他摇摇晃晃站起身，道，“至于这剑么，还是要归还于圣人，幸能择其忠烈果敢，贞固干济之士以赐之。某，便也做五蠹人去了！”

一个世家之子，沉隐失志，竟然以五蠹自诩，此事听在许自正耳中，不啻荒唐而已。他连连摇头，沉吟了半晌，才道：“少年士子，乘酒兴、使意气，以挥霍自雄，某意亦不可取。不过，尔辈商贾，却能立志赒济四方寒微，使盛世毋遗瑗璧，野贤不自隐沦已经难能而可贵了。”

“贱商忝居四民之末，勉効微劳，利用厚生，疏通有无，此以江湖之波澜，聊映魏阙之辉光耳。”薛商几番言语试探下来，知道这主家翁自矜门第，傲岸不群，是个极难相通款的人物，真要冒冒失失央他拿出万年青来铸钱获利，怕不一声令下揈出宅去？于是只好耐住性子，徐徐说道，“那五蠹人与高氏子临别时说了一番话却直说透吾辈肺腑。”

许自正没有立刻答腔，倒是抬了抬眼，示意他说下去。

原来高适不只执意留下家传御赐之剑，也不肯收拾那五万钱赏格，更不愿再谈接纳十友资助，入京应举。虽说当下大醉满饱快意而行，不知到了几十、几百里外，举目无亲故，还就是为人帮使劳力，短役长徭，不知伊于胡底，也就是糊口维生而已。

李白于是笑道：“仅教汝头顶明月、袖拢清风而去，也做不得五蠹之人。”

“安得如此？”一面问着，高适一面举起一大爵琼花楼自酿的郁金香，胡乱添注些蔗汁，洒了胡椒佐味，满饮之后，登时额头蒸汗淋漓如雨下，道：“某不欲有为于此生，其谁奈某何？”

“五蠹非虚诞之说。其末流号‘商工之民’，某仅以此道奉闻—”李白微笑道，“古云：走贩曰商，坐售曰贾。商贾之道，或走或坐，而无寸土之依，此其为天下蠹人之本也。往来天下者何？将本求利，积少成多而已。汝今不得名一钱，日后难免寄死人家，故汝不足以言商。”

高适的确不曾经商，也不通贸易之术，无可争辩，不得已点了点头。

“至于工，”李白接着道，“《庄子·徐无鬼》谓：‘郢人垩慢其鼻端，若蝇翼，使匠石之，匠石运斤成风，听而之，尽垩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汝能为匠石否？汝能为郢人否？”

高适也笑了，摇头带摆手地说：“不能、不能！”

“五蠹之四，号‘患御者’，姑且容某亦以其道奉闻。”李白也举起杯盏，娓娓道来，“韩非子称‘积于私门，尽货赂而用重人之谒，退汗马之劳’者是也，此等人宁赂私门贵盛以重宝，以免御驾临阵，受征伐之祸，然乎？”

高适又点了点头。

“汝向称汝北走蓟门，遍游燕赵，欲有所为于边事，奈何时罢征战，请缨无门；此好战之人，岂足以当彼‘患御者’？”李白接着指了指刚从间壁移席而来的维扬十友，道，“彼辈是货赂盈门之人，亟欲款纳汝，赆仪在囊，车马就道，待汝笑纳而取功名，汝竟却之，又乌足当‘患御者’耶？”

此言一出，连维扬十友都大笑不已，仿佛自己的身份忽然之间就被抬高了不止一等第。

李白谈锋方锐，岂能罢休？随即仰饮而尽，手势一挥，丹砂会意，膝行上前，复自大爵之中分斟出一盏郁金香呈上，听李白一发不可收拾地说下去：“五蠹之首，曰儒生；五蠹之次，曰言谈之士汝自谓少时曾略读书，及长，唯佃农耕稼耳。则汝既乏孔门应世之文，亦乏合纵连横之论；于儒家经术无所发明，于纵横长短更无警策。此二蠹，君当免矣！”

李白这么说，看似讥讽已甚，却隐隐然含藏着一种推许、嘉勉其不随流俗的趣味，高适也跟着众人一齐抚掌大乐，道：“某确乎不敢称儒，更不敢以言谈自高。”

“居五蠹之中，非‘带剑者’而谁乎？”李白斜眼睨了睨那一柄给高适抛掷在席边的御赐宝剑，“将此剑归奉圣人之家，与汝则无干矣，汝今竟一蠹亦不能也！”

“如君所言，一蠹尚难及如此，而况五蠹乎？”

“怀其才，抱其学，肆其所乐，乐其所事，无所用于天下，亦不甚难。”李白道，同时欹身伏榻，拾起了那柄御赐宝剑，颠来倒去把玩片刻，又双手捧近高适面前，俨然以当年赵蕤为他授灯书时的语气道：“汝甘为农，则农矣；汝甘为士，则士矣。为农，则以此为百亩之器；为士，则以此为百兵之君。还剑于天，古来无此君臣之礼；挂剑而去，则微憾于进退之道。某，实为汝惜哉！”

“挂剑而去”显然用的是延陵季札挂剑的典故，可是“微憾之说，却令高适困惑，仍然一举大爵喝了，另只手将剑接了过来道声：“请教这‘挂剑而去，则微憾于进退之道’。”

季札，春秋时吴公子，为吴泰伯十九世孙，吴王寿梦之第四子封于延陵。广有贤名，寿梦本欲立为嗣君，季札亟以为不可而让。寿梦不得已，只好以长子诸樊摄政。及寿梦薨，诸樊依遗嘱让于季札，季札还是辞谢了，他引用的是昔日曹君不义，诸侯与曹国人欲立子臧，子臧却以不合于礼而逃位去国的例子。在当时坚守宗法制度的士君子眼中，子臧是“能守节义”的典范。季札抗命的论旨相当清晰：“君义嗣，谁敢干君！有国，非吾节也。札虽不材，愿附于子臧之义。”

可是当时吴国国人仍旧坚持立季札为吴国君侯，季札索性抛家弃室，赴野而耕，连公子的身份也不要了。吴人无奈，只得立诸樊为王。诸樊得位十三年，死前仍有遗命，暂时授国予二弟余祭，试图以次第相传，终将至季札即位而止。

吴王余祭继立之后，使季札聘于鲁，最重要的工作似乎是“观乐”—也就是保存在鲁国的礼乐。其中包括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郑风、齐风、豳风、秦风……一直到大小雅及三颂；甚至还观赏了从有虞氏、夏禹氏、商汤氏以迄于周武王等历代相传而来的舞蹈。

季札逐一评析，不但知音辨声，还能够从乐风和曲式的表现，俱道各国风情、民俗、典章、法律的特色，并点评其民事之勤惰、文化之深浅、政情之良窳、德教之盛衰。这一段经历，可以视之为季札日后周游列国的资斧。他随即到齐国劝勉晏平仲，到郑国交好子产，到卫国结识了史鰌等六君子，到晋国甚至干说孙文子勿以耽溺于钟鼓之乐而废弃了国政，以及预言了多年之后三家分晋的命运。此一广泛参与列国政治实务的经历在在证明：季札之以让国闻名于世，并非一意遯逐隐退而已，他反而是经由摆脱一国国主之“节义”，进取更恢弘的志业。

季札初使于外，道经徐国，徐君对季札所配之剑情有独钟而口不敢言。季札微知其意，但是身为上国使，不能不依礼佩剑遂不得已而沮馁徐君之意。孰料待其远游归来，徐君已经薨逝了季札于是解下那随身之剑，挂在徐君墓前的树上。随侍之人问他“徐君已死，尚谁予乎？”季札答道：“不然，始吾心已与之，岂以死倍（悖）吾心哉？”

季札一生行迹之流传于后世者，多在“挂剑”一节，于此公平生漫游之宏图大业，若仅由信诺二字誉之，显然以偏概全。李白刻意以一剑为喻，却有意揭示其余—他甚至对季札还有全然不同的看法。

“某略读书，不识大体，姑且放言高论，聊贻士君子以一笑。李白正襟危坐，扬声道，“季札至齐，所为何事？不外勉晏平仲归还封邑与政柄，所谓‘无邑无政，乃免于难’，此其一。至郑，所为何事？不外告子产以执政者荒侈无度，将有祸难临之，此其二至晋，所为何事？诫孙文子勿亲钟鼓之乐，所谓‘辩而不德，必加于戮’，此其三。此三者毕竟只一事：以有易无、以无易有而已此某本家祖老氏之道也。”

季札、老子或约并世之人，但是高适一向未曾闻知此论，不觉笑道：“某孤陋，尚不知季札曾学于老聃。”

“道心唯一，无须相学而同。”李白根本不纠缠于实事之考求仅此片言，打发了高适，接着却说，“季札以言以行，所事者，无非放手不做耳—其所得愈大，愈不以为己有，故博名愈高，养望愈厚，而人益信之。宁不忆彼于去晋前所说于叔向乎？”

高适一时不复记忆，摇了摇头，道：“愿闻。”

叔向，名羊舌肸，晋国公族，为季札出使到晋国之时的大夫，一向以端直多能著称于列国之间。季札离开晋国之前，已经看出当时的国君亦犯“侈”病，而晋国国政日后不免要委之于韩、赵、魏三家大夫。他的临别赠语是：“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将在三家。”这几句话，李白别有一解—

“儒生论史，咸以‘良大夫’为论旨，殊不知三家分晋，其素行不良之事亦多过牛毛矣。以某观之，季札之言，应拈出彼一‘富’字为论旨是也。”李白这才又举起丹砂为他浅斟五分的小酒盏，略一作饮势，环观众人，最后将视线落在外围的维扬十友身上，意味深长地说道，“季札道术，毋乃是千古第一大商，所仗之资，偏是一个让字，故能以无易有，以有易无。”

“然则—”高适擎起手中之剑，锋尖指天，笑道，“挂剑之义，又何预于商贾之道哉？”

“此即是‘以有易无’！”李白这才举盏沾唇，从容不迫地说，“徐君小国之主，所见者未必宝，所宝者未必贵，其所欣慕，季札之名而已。季札以一不名之剑，而邀千载重诺尚义之名，这笔贸易，盈昃如何？”

高适为这一番强辩所折服，更被他的性情所感动，却仍心存疑惑：像这样一个词章佻达、思理矫健而神气清爽的人物，为什么看起来却与世间千万汲汲营营的士人逆路错身、甘于隐沦，而不惜破费、大张旗鼓、惊动周郡所事，竟然只是为了一曲瓜州调？

“既云商贾所事，将本求利，积少成多—”高适不禁追问，“汝征歌度曲，不吝重金，视黄白如无物，又是何贸易？”

李白一戟指，眼中带着笑意，反问：“汝自道破家荡产，兴筑坟茔，归葬双亲，至无立锥之地，所为何来？”

“固人子之义也。”

“人子之义，固情之所衷；”李白双手一摊，比了个宽幅，道“某亦自有一段相思。”

就在这一瞬间，筚篥声不期而然地轻轻扬起—这是很常见的，许多吹管伶人，于演奏终章之后，都会尽气息所及之量，吐一领调之长音，谓之“洗浊”。只不过这乐工更像是在呼应着“一段相思”之语，将这一声吹得婉转凄凉，虽只孤音独奏，声量微小，却出之以种种吞吐抖颤、断续疾徐的变化，而显得动情不已，勾人泫然

李白终于留意此伶，叹道：“汝诚会心人也。”

广陵薛商记忆中的这一位五蠹人，非徒一冲州撞府、抱布贸丝的蜀商而已，他是大唐盛世正在崭然渐露头角的一种新人。这种人与此前不知多少世代的市侩迥然有别，他们虽然去士族不啻霄壤可是生于富裕之家，倚仗父祖辈的赀财庇荫，经由种种捐输献纳甚至易籍更名，长年免于力役，称得上是养尊处优了。也由于商贾交游结络之所需，家门极重视礼仪教诲，多有亲近书卷、迎聘文儒以成就子弟之见识，雅驯其谈吐，丰腆其问学者。时见此辈交接于士族，竟不知其为贱商之流。

许自正听这薛商款款而言，一俟说到季札的“以有易无，以无易有”之道，忍不住跌足大叹，道：“这五蠹人真个知见非凡堪称国士之资矣！不过—”

他的疑虑和高适一样：如果说季札还能够借由“一不名之剑而邀千载重诺尚义之名”，那么这五蠹人一举而散掷三十万钱，发付维扬十友，去资助那向未结识、亦不知下落的寒士，究竟所为何来？

薛商这才引出自己要说的话来，他也拍拂着几案上的那一纸药方，道：“凭方取药，炮熬济人，恰为医家本分。医家拟一方子，疗人疾病，复岂能家户访求，日月索报？尽教吾等商流，末学无文，多少也有淑世之心，略尽绵薄，所为，不过是聚敛四方之钱，成就十方之业，此无他，勉效士君子之德而已。然而此中功德，尚不止于资助寒微、入京应举而已—使君若有意于匡济天下，何妨聊着意于湖海之间、市廛之内，无处不有轻而易举之功德？”

接下来的话，就容易说了。薛商仍以那三十万钱为例，但是话题却偷换成三十万钱如何转手至广陵，旦夕之间即成六十万钱、八十万钱甚至百余万钱，而令江淮间处处吃紧的钱荒得以稍事纾解；这，何尝不也是福国利民的大事？

他刻意不提及坊间传闻许家有多少万年青，只是反复陈词：近世以来，天下物产丰阜，而铜山发垦不足，供钱量少，难以衡准贸易所需，人人靳其所有，不敢商购用物；长此以往，市易枯涩，货贱而不流，钱愈不出，家户抱守着不能衣、不能食、因为难以周转反而困穷无价的铜钱，任由百业萧条—广陵薛商的确有几分危言耸听，却言之成理，无懈可击。说来说去，用语渐重，乃有“此为本朝一大难，而前朝历代所未见”。

许自正原本对那难得一见、亦侠亦商的五蠹人已经充满了惊奇的敬意，也是在这个根柢之上，更佩服起眼前的薛商，但觉他也有一种广大而细腻的忧怀。许自正忽然有一种豁然开悟的感动：像这样的一个商贾，非春秋时代的弦高而何？他们既有士人的儒雅风流，也有农工之人的勤勉奋发，更因行脚眼界而多所经历闻见，虽区居四民之末，却有着比任何人都活络的心思，精敏的观想，以此而顾天下之计，谁曰不宜？许自正心动了。这是一种相当复杂的情绪，他既觉得自己可以有所为于邦国，或许还能获大利于义举。

他再答话时，竟然口唇颤抖，声音沙哑，不免透露出跃跃欲试的亢奋：“商事紧要，确乎须留意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