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就职典礼在一个天气晴朗、寒风凛冽的日子举行。我坐在台上，就在新内阁成员后面，眼看着林登·约翰逊在《向领袖致敬》的乐曲声中最后一次在过道上大踏步地走过。我不知道这位有权势的悲剧人物在结束一个以崇高愿望开始、而以痛苦的分裂告终的任期时心里作何感想。这个得到一致拥护的人最后如何导致了一个国家的分裂？约翰逊像一只笼中之鹰，傲然挺立，志不可侮，他的两眼凝视着他现在再也无法攀登的远方高峰。

在另一阵吹奏声中，当选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在国会大厦台阶的最高一层上出现了。他穿着一件晨礼服，裤脚总是稍嫌短一点。他的下颌突出，有点轻蔑的神情。然而他又似乎没有把握，好像不敢相信自己真是站在那里。他同时流露出松了一口气和不相信的心情。他在经过了一段预想不到的历程和表现了美国政治史上最不寻常的一次自我约束精神之后，终于如愿以偿。他似乎很得意，好像等不及仪式结束就想开始实现他平生的梦想。但是他也显得精疲力尽，甚至虚弱，好像一个长跑运动员，在一次马拉松赛跑中使尽了浑身的力气。和以往一样，很难断定尼克松真正欣赏的究竟是眼前这个场面，还是过去对这个场面的憧憬。他走下台阶，以坚定而低沉的声音宣誓就职。

纳尔逊·洛克菲勒

我对自己能出席这个场合感到意外，这是可想而知的。仅在八个星期以前，如果有人说我会以新总统最亲信的顾问之一的身份参加总统就职典礼，那一定会显得十分荒唐。在此以前，我在政治生活中所接触的人都自认为是理查德·尼克松的死对头。我在哈佛大学教书已有十多年，哈佛教授们瞧不起尼克松已经成为固定的正统观念。而对我一生影响最深的一个人，曾经两次争取获得总统候选人提名，而两次都被尼克松所击败，那个人就是纳尔逊·洛克菲勒。

纳尔逊·洛克菲勒在一九五五年作为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把我引进了高级决策班子。他召集了一批学者，其中包括我，为总统起草一份关于外交政策根本问题的文件，这个问题就是美国如何能够在国际事务中掌握主动、明确它的长远目标。

这是一次有启发性的聚会。洛克菲勒走进房间，拍拍每个与会学者的肩膀，微笑着，用与他记忆中各人的教名最相近的称呼叫每一个人。然而，这一表现和他的纯粹美国式的魅力加在一起倒使人产生了一种疏远的感觉：对每一个人都以教名相称而且都同样地友好相待的时候，这种关系就失去了个人的意义。我们每一个人都为自己接近了权势——而且我敢说也接近了财神爷——而感到陶醉。洛克菲勒坐着，听我们各人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尽力用自己切合实际的聪明才智来打动他的心。教授们一个个欣然拿出聪明的策略见解：如何左右别的国家，或者至少左右它的官僚机构；如何对付一个我们所不了解的总统；或者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们长期遇到的问题）如何压倒一个同样不熟悉的国务卿。当我们讲完了的时候，洛克菲勒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紧皱眉头（我后来非常熟悉他的这种表情，这种表情说明谈正经事的时候到了）说道：“先生们，我把你们请到这里来，不是叫你们来告诉我在华盛顿应该如何运筹帷幄——那是我的事情。你们的任务是告诉我什么是正确的。如果你们能够说服我，我就去向总统提出。如果我不能说服他接受，我就辞职。”

洛克菲勒是说到做到的。我们写了一个报告；里面有一个主张，即“开放天空”的建议被接受了。提出长远目标的章节被删除了，部分是因为国内普遍存在的自满情绪，但是更主要的是由于一个有权势的、坚持己见的国务卿对此表示反对。洛克菲勒在一九五五年年底辞了职。

我曾参与过一次典型的洛克菲勒尝试。在我所认识的社会名流中，他对思想意识的力量具有最绝对的、几乎是令人感动的信心。他花了极大的力量去探求什么是应该做的“正确的事情”。他的竞选活动是根据这样一个幻想来进行的，即在政党的全国大会上争取代表的办法是，提出高人一等的有实质内容的纲领。他花在演说上面的时间多得简直叫人受不了。尽管看来也许并不典型，但他的无限精力、他的务实精神和他的百折不挠的乐观主义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纯粹美国式的。障碍是要去克服的；问题就是机会。他决不能设想有什么错误是不能纠正的，有什么正当的愿望是不能实现的。对别国人民来说，乌托邦是一个永远不可复得的神圣往事；但是，对美国人来说，只要他们立意去争取，它就不难到手。

我确信，纳尔逊·洛克菲勒本来会成为一位伟大的总统。他完全具备果断勇敢、远见卓识这样一些当领袖的品质。但是，就在他的目标有可能实现的当口，一次在一九六〇年，一次在一九六八年，他却一反本性，犹豫不决起来。为了他的信念，他可以冷酷无情；他百折不挠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但是，在他身上，也存在一种深刻的矛盾心理。某种贵族气质的、道德上的考虑牵制了他，使他不能一心一意、全神贯注地去争取这个宝座，这种全力以赴的精神状态曾经使他为了使自己配得上当总统而耗竭全部精力。他的整个教养使他不愿在他想要为之效力的人民面前显得他似乎是在追求个人的目的；他感到自己已经是一个幸运儿，无权为自己个人再要求什么东西。所以，他谋求当总统的办法是，设法向全国人民提出关于这个国家的潜力的最全面的见解以及如何实现这种前景的最好蓝图。

从深处来看，纳尔逊·洛克菲勒是吃了非常有钱的人在权利均等的社会里天生吃不开的亏。他要证明，他已经超越了本来就是混淆不清的事情：他的事业是靠他的本领，而不是靠他的财富，他所以能做这一番事业是由于他的成就，而不是他的世袭。在具有贵族传统的国家中——例如在英国，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很久——上层阶级深信，担任公职是他们的权利，因此身居高位，去就自如，当仁不让。可是在美国，名门望族的子弟却极怕被人指摘公然依仗财势而得到权力。他们认为，必须靠自己的本事来取得职位。但是，正如一个美丽的女人难以断定，别人对她的爱慕是否只是“为了她这个人”一样——其实，她这个人也是和她的美分不开的，在美国，一个有钱的人也很难断定是什么使得他担任公职的。如果他幸运的话，他就会及时地知道，这中间并没有多大差别。对一个身居高位的人，人们是以他所解决的问题和取得的成就来衡量他，而不是以他的钱或者那些捧他上台的人的动机来衡量他。历史判断一个人不是根据他的得天独厚，而是根据他的成就。

这个难题，纳尔逊·洛克菲勒始终没有充分予以解决。在他不幸逝世之后，有人说，他虽然是洛克菲勒家族的人，可是终于没能当上总统。这句话其实应当反过来说。他之所以未能当上总统，主要是因为他是洛克菲勒家族的一分子。他不惜耗费巨资参加竞选。但是同时，他有一种过分的责任感，要用他的纲领来说明他为什么有这样的雄心，同时，他有一种不同寻常的顾虑，不愿用他所认为有失身份的办法去争取共和党全国大会的代表们的好感，从而实现他的梦想。然而，我们的政治程序并不完全是像这样运转的，事实上决定因素更多的是个人，而不是纲领。

在三次（共和党）全国大会上，洛克菲勒都是为他认为像样的党纲而斗争，不去考虑美国政治史上最确实的教训之一：党纲只是在代表们聚会一堂来选择党的候选人的短暂时刻有用，那个时刻一过，它就悄悄地从人们记忆中消失了。一九六〇年，在共和党全国大会之前只不过三个星期的时候，他已经注定得不到候选人提名，而且已经没有改变这个结局的现实希望了，就在这种时候，他提出了一个重大的、全面的纲领。这样，他迫使尼克松接受了著名的《第五大道盟约》——在洛克菲勒的公寓里起草的一个文件，使共和党的竞选纲领倾向于符合他的观点。但是为此，他在党内的地位却付出了重大的代价。一九六四年，他不顾一切地反对巴里·戈德华特，因为他真正相信，戈德华特在那时候是为一种危险的保守极端主义打掩护的工具（虽然他后来又钦佩他了）。戈德华特的欠涵养的追随者则报之以要在共和党大会上把洛克菲勒轰下讲台。一九六八年三月，当他仍然很有可能被提名时，他退出了竞选，后来，当尼克松已经有确实的把握可以得到多数票时，洛克菲勒又发表一连串详细、有思想的政策声明，重新参加竞选。

他的作风同理查德·尼克松的作风形成了最强烈的对照。在今日的美国，那些像着了魔一样热衷于追求权力的人，越来越有可能掌权。一个人，随便他有多么突出的才干，只要他不是发狂一般地去争取提名，只要他对提名的过程有所疑惧或鄙视，他的一切努力总会落空。对于谋求总统这个最高职位的竞选人，就像对于运动员一样，一切依赖于准确地掌握时机，依赖于直觉地抓住机会的能力。大会代表们只有像蝴蝶一样短暂的政治生命。在一个很短的时期里，他们受到别人称赞、讨好、施加压力、献媚奉承，甜言蜜语的哄骗和无休无止的纠缠。一旦选举过后，他们又湮没无闻了。因此，他们对任何候选人的缺乏自信非常敏感。

必须具备这样一些本事才能从这样一个临时性的机构获得美国总统候选人提名，但这些本事，未必与治国之才有多大相干。的确，随着在每次总统选举中，候选人提名程序的要求越来越多，这两者之间的不能协调一致也与日俱增了。提名程序有利于擅长组织工作的候选者，他能使政治语言符合于当前的需要，他是一个含糊其辞和求同存异的能手，他能使纲领服从于组成一个广泛的联盟的需要。一个像尼克松那样极其了解提名过程的复杂实质的人，势必会战胜一个以强调实质来争取提名的候选者。

按个性来说，纳尔逊·洛克菲勒和艾德莱·史蒂文森不同。洛克菲勒是一个硬汉子，他比史蒂文森要果断得多。但是奇怪的是他们的命运却完全相同。在机会面前，他们犹豫不决，或者倒不如说，他们不屑于使用新的政治学所需要的手段来塑造他们的机会。如果说这一点对一个民主党人来说是危险的话，那么对一个共和党人来说就是致命的了。共和党在野已经一个世代，已经转为内向，强调正统和纪律性，从而对大胆的新的纲领表示高度怀疑。这两个人所受的挫折都是从这个缺陷来的。一九六〇年，史蒂文森败于肯尼迪一伙，洛克菲勒在一九六〇年、后来又在一九六八年两次败于尼克松的竞选机器。洛克菲勒极其不喜欢尼克松有许多因素，但是关键因素是他对权术政治的直觉反抗，而这种政治也许仍然是现代美国总统政治的实质。

此外，洛克菲勒和尼克松之间的对立并不是不含有个人交恶的成分，这种个人交恶甚至超过了为了争夺唯一的目标而自然会产生的那种感情。尼克松认为，洛克菲勒是一个自私的业余政治家，他宁可毁掉他控制不了的东西，而且是一个在尼克松的整个政治生涯中用恩赐态度对待尼克松的传统势力代表。洛克菲勒则认为尼克松是一个缺乏那种掌握我国命运所必需的远见和理想的投机分子。

在一九六八年，这种对待尼克松的态度有许多我是同意的，虽然我并没有作为判断依据的直接证据。我出席了洛克菲勒向尼克松让贤的那次颇有大丈夫气概的记者招待会，心里感到很不好受。我的感情很像是那个曾经采访洛克菲勒竞选的记者的感情，他竞选结束时在美利坚大饭店的酒吧间里失声痛哭。他说：“这是我在感情上与之相投合的最好的政治家。”“搞政治的人都像狗一样。他们的政治生命太短，不配得到别人对他们表示忠诚。”一个本来会成为伟大的美国总统的人永远没有实现他的目标。想到这一点，他的朋友们感到尤其难受，因为我们心中深深知道，如果不是由于一些策略上的错误和犹豫不决，情况本来是可以完全相反的。

电话铃声

在那个令人沮丧的日子之后几个月，当时理查德·尼克松已经当选总统，我正在纽约市原始艺术博物馆四楼上洛克菲勒的小公寓里同洛克菲勒州长以及他的几位顾问共进午餐。那一天是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星期五。洛克菲勒资助的这个博物馆通过一条穿过小巷的、有篷顶的过道与西五十五街洛克菲勒的州长办公室相连。这所公寓是建造洛克菲勒中心的建筑师华莱士·哈里森设计的。它的红色的、曲线的、引人注目的墙壁上挂满了图洛斯-劳特雷克的画；还有一些名画没有地方挂，只好放在储藏室里。在这样华丽的环境中，我们在讨论，如果尼克松邀请洛克菲勒参加他的内阁，洛克菲勒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如果能由他选择的话，他应当选择什么职位。

意见是分歧的。有的顾问认为，洛克菲勒当一个大州州长、控制着一个政党组织和人事任选权，影响会来得更大一些。另一些人则认为，间接的影响是不切实际的。一个州长很难首尾一贯地、全面地控制国家的政策，他要是打算这样去做又可能会在特别不利的条件下重揭过去的疮疤。洛克菲勒倾向于第一个意见，他的理由是，他感到很难居人之下，特别是对尼克松这样的人。

我的看法是，如果被给与这样的机会，洛克菲勒应该参加内阁；我还进一步力陈，如果能当国防部部长，他会感到十分愉快。我认为，总统当选人几乎可以肯定会贯彻他公开宣布过的意图：当他自己的国务卿。而且，在我看来，国务院不能提供洛克菲勒的个性所需要的独立性。而作为国防部部长，他却能够满足他数十年来对国家安全的兴趣。从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的例子来看，我也认为国防部部长能够在外交政策的制定上起重大的作用。

我们随心所欲地讨论着这种种考虑，突然，电话铃声打断了我们的谈话，电话是从总统当选人办公室打来的，打电话的人是替尼克松安排约会的秘书德怀特·查平。他打断了洛克菲勒的战略会议，邀请我，而不是洛克菲勒，去见他的上司。这件事尖锐地反映了洛克菲勒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令人泄气的经历。回想起来，这个电话显然已经使得我们的讨论毫无意义。但是我们又接着进行讨论，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似的。参加午餐的人谁也没有想到，这次电话的目的可能是建议我担任新政府中的重要职位。

这个电话并没有使我产生期望，也没有使我产生热情。我和洛克菲勒交往甚久，在此期间，我曾在约翰·肯尼迪总统当政初期出任白宫顾问，那是大学教授们首次从咨询身份转而负责实际工作。肯尼迪总统曾经读过我新出版的书《选择的必要性》（至少是读过《纽约客》周刊上关于我这本书的长篇书评），要求我参加白宫班子。我们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他的生气勃勃和敏锐的头脑使我敬佩，虽然在初期，我还没有感到，肯尼迪的自信也不逊于他的充沛精力和惊人的想象力。在我的印象中，总统的国家安全特别助理、我从前的哈佛同事麦乔治·邦迪也不是像总统那样迫切希望在白宫人员中再加上一位有同样学术地位的教授。无论如何，我是很不愿意割断和洛克菲勒的联系。所以，我们达成协议，我以顾问的身份每周在白宫工作一两天。

担任一个局外顾问，再加上我自己是一个学院式的自我中心论者，又没有受到总统府日常工作压力磨练，使得这个安排从各方面来说都是一个失败的经验。一个忠于某一候选人的顾问[1]距离形势太远，不能参加作出瞬息万变的决定，而且牵连太深，不能保持一个局外顾问的内心的距离和神秘。他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变成他的助手们以及他为之提出咨询意见的人们的负担。由于对当时白宫工作如何进行缺乏了解，我把我的精力都花在提出一些不需要的建议上，并且在我和肯尼迪总统不多的接触中，用长篇的学术谈话来困扰他，那些谈话即使引起了他的兴趣（当然那是不大可能的），他也不可能有所作为。结果，在一九六二年年中，我们拆伙了，这使双方都感到松了一口气。

会见理查德·尼克松

有了这样一次令人失望的经历，我更没有理由期望被邀参加尼克松政府。我并不认识这位当选总统。我的朋友、保守派专栏作家小威廉·巴克利多年来一直告诉我，尼克松被批评他的人低估了，他比他的反对者所设想的要更加敏锐和明智。但是我一直到一九六八年总统选举之前不曾有机会对他这个人作出我自己的判断。

我只见到过尼克松一次，那是一九六七年，我们两人都去参加克莱尔·卢斯在她的公寓里举行的圣诞节聚会。当尼克松到达的时候，我正好要离开。卢斯夫人把我们拉到书房里。尼克松说，他看了我的第一本书《核武器和外交政策》。他从中学到了东西，并且曾经给我写过一封短信。我感到很尴尬，因为我忘记了这件事。我的回答是生硬的，这并不是由于二十年来的偏见，而是由于我们会见的场合尴尬。那时，我对于闲聊天还感到十分不习惯，而理查德·尼克松直到今天也还没有克服他怯于社交的习性。我们在不大自然的气氛中说笑了几句，然后就分手了。

我第一次和尼克松的工作人员打交道是在一九六八年迈阿密的共和党大会上。那时，投票还没有举行，但是尼克松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已经是明显的事了。我会见了尼克松当时的首席外交政策顾问理查德·艾伦，设法就一个对越南问题的纲领达成协议，以免在大会上争吵。我主要关切的是要保证共和党纲领要把谈判解决的希望考虑在内。由于提名已经没有问题，尼克松的支持者认为没有必要在把前两届大会搞得一塌糊涂的那个实质问题上进行拼死决斗。一个相当温和的折衷方案产生了。我们站在洛克菲勒这一边的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欢庆，把这个方案当作精神上的胜利表示欢迎。

在大会后，我回到哈佛，认为我对美国政党政治过程的贡献已经结束。在一九六八年的全国竞选运动中，有几位尼克松的代表——有的是自命的——曾打电话给我征求我的意见。我采取的态度是，我愿回答关于外交政策的具体问题，但是不愿提出总的意见，也不愿主动提出建议。对汉弗莱的工作人员提出的询问，我也给予同样的答复。

无论怎么说，尼克松的班子只向我提出过一个问题。那是在一九六八年十月初，比尔·巴克利把我介绍给当时尼克松的竞选运动经理约翰·米切尔。米切尔问我，我是否认为，约翰逊政府会同意在越南停止轰炸，以换取在选举前开始谈判。我回答说，在我看来，北越十分可能希望以这样的条件换取停止轰炸，而且他们会设法使两个党的总统候选人都承担这一义务。因此，我相信河内大概会在选举前夕同意这一点。我还提醒他们不要在这上面大做文章。在竞选中，米切尔又有一两次找我核实这一见解。有一次，他对我说，如果我获得了任何可靠的情报，要我打电话给一个叫做霍尔德曼先生的人，他还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但我从未用过它。我对尼克松班子的有限印象就是，他们是一批完全埋头于竞选的技术问题的人们，把实质性问题留待竞选结束之后，这是任何总统竞选人的竞选班子都采取的典型态度。

在皮埃尔饭店的会见

我应查平电话之约，于十一月二十五日星期一上午十时来到尼克松的临时总部，那是在皮埃尔饭店的三十九楼。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没有预料到这次谈话会改变我的生活。我想当选总统可能要我谈谈对于他面临的政策问题有些什么看法。几个整齐利落的年轻人还在接待厅中校验监控录像机。其中一个最整齐利落、最年轻的小伙子走上前来和我打招呼，他就是德怀特·查平。他彬彬有礼地把我领到大厅尽头处的一个大起居间里，说总统当选人马上就来。那时我并不知道，尼克松会腼腆得那样令人难受。会见陌生人使他感到莫名其妙的害怕，特别是如果对方处于能够拒绝或者反驳他的地位。正如他在这样的约见之前所习惯做的那样，尼克松这时多半是在隔壁房间里镇定神经，重温一遍他要讲的话，这些话毫无疑问是随手写在一本黄色拍纸簿上的，至于这本簿子，他是从来不给来客看到的。

尼克松终于走进房来了，他装出轻松自在的样子，然而却掩饰不住他内心的紧张不安。他坐在一张沙发上，背对着俯瞰第五大道的窗子，要我坐在他对面的一张安乐椅上。他的神态腼腆，缺乏自信，他的动作含意模糊，和他所说的话没有关系，好像推动他的言语和手势的是两种不同的动机似的。他的语声低沉而温和，他一面谈话，一面喝咖啡，一杯一杯的咖啡不等他要便送进来。

他的话题是组织新政府这项任务。他说，组织问题繁重得很。他对国务院没有什么信心。国务院的人员不效忠于他。在他当副总统的时候，外事机构瞧不起他，他一下台，立刻就对他不予理睬。他决心要从白宫掌管外交政策。他认为，约翰逊政府忽视了军方，军方的决策程序没有给总统提供真正的选择自由。他觉得决不能让中央情报局插手政策的制定。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都是些名牌大学的自由主义分子，他们往往以客观分析为幌子推行自己的主张。他们在政治上一直是反对他的。尼克松请我就这些问题发表意见。

我回答说，他不应该用外事机构过去对一位总统候选人或者甚至对一位副总统的表现来判断他们将来对一位总统会采取的态度。无论如何，一位有主见的总统总是能够控制对外政策的。关于中央情报局，我了解得太少，提不出什么看法。我同意他的看法，需要有一种比较正式的制定政策的程序。约翰逊政府的决定往往是在非正式的会议上作出的，时常也在饭桌上作出决定，就是有名的“星期二午餐”，没有其他工作人员参加，也不要他们去继续贯彻。因此，很难确切知道究竟作出了什么决定。每一个有关的机构，即使是本意再好不过，也总是按照最适合于它自己的先入之见的方式，来理解这些会议所得出的往往是模棱两可的结果。当然，它很有可能出大错和误解，也很少有机会去考虑理性探讨、连续行动或细微的差别。在我看来，必须建立一个比较有系统的结构。艾森豪威尔政府的那种繁文缛节应该避免，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决策过程往往具有各独立部门之间缔结一个特别条约的性质。但是，在我看来，某种新的连贯性和精确性是必不可少的。

尼克松扼要说明了他对外交政策的一些看法。他的见解与知识与我以前对他的看法全然不同，这使我大为惊讶。他问我，据我看来，他在外交上的目标应当是什么。我回答说，压倒一切的问题在于，要把我们的外交政策从时而乐而忘形、时而惊慌失措的历史性剧烈摇摆中解脱出来，从那种认为作出决定主要取决于决策者的癖性这种错觉中解脱出来。政策必须和国家利益的某些基本原则连在一起，这些原则凌驾于任何一届政府之上，尽管总统易人，这些原则却要保持不变。

谈到这里，谈话变得不那么明确了。尼克松很怕被人拒绝，所以在他提出什么建议时，话说得令人捉摸不定，很难猜透他的真意，不知道他是不是在表示什么具体的事情。经过经常的接触后，我才更好地了解了他那种微妙的迂回曲折的表达法。我了解到，在尼克松来说，说话就像打台球一样，重要的不是它的开初的冲力，而是后续击撞。然而在和他的第一次会见中，我只能从字面上来理解这位当选总统的话，没有别的办法。我的理解是，他问我是否在原则上准备参加他的政府，担任某种策划工作。我回答说，如果洛克菲勒州长应邀出任内阁中的一个职位，我将乐于充当他的工作人员。总统当选人没有对我的前途进一步发表意见。他建议我把我对最有效的政府结构的看法写成一个备忘录。

现在回想起来，任命洛克菲勒的可能性本来极小，如果说还有一点可能的话，显然也因为我的这句答复而消失了。理查德·尼克松无意让我作为洛克菲勒的下属参加他的政府，他更不想造成这样一种局面，让我必须在他们两个人中间进行选择。后来我才知道，我对尼克松来说有吸引力的原因之一是，我的任命可以显示他有能力吸收一个哈佛大学的知识分子。我来自洛克菲勒身边，使得这个前景更有意思。

尼克松按了一下电钮，表示谈话行将结束。一个服饰整洁、蓄小平头、模样精明的人进来了，据介绍他是鲍勃·霍尔德曼。尼克松吩咐霍尔德曼，安装一条直接通到哈佛大学我的办公室的电话线，以便当选总统以后继续和我谈话。这样的安排好像意味着纽约与剑桥之间没有正常电话联系似的。霍尔德曼把这个古怪要求写在小黄本上，但他后来并没有照办。

当我离开总统当选人的时候，我并不确切知道他期望于我的是什么。从这次谈话中，我还看不清楚，尼克松所要我做的究竟是提些意见，还是承担义务，如果是后者的话，对什么承担义务。在我走出来的时候，霍尔德曼要我到尼克松房间隔壁，他的房间里去坐坐。他也没有说什么话，能在这个基本问题上给我启发，我也没有问他。看来，他倒是急于向我介绍他的工作。他平平淡淡地解释说，他的主要职责是，防止不通过正常途径办事的情况。他必须保证，任何备忘录都要由有关白宫人员签署了意见才到达总统手里，总统和任何人的谈话都必须有一个白宫工作人员在场，以保证实施。他还指出，他要把高级白宫工作人员的“总统特别助理”的头衔改为“总统助理”，因为谁也不知道这个“特别”是什么意思。霍尔德曼把他要说的这些话说完之后，并没有要我发表意见，就很有礼貌地向我说再见。

我当天下午回到哈佛，还来得及参加我四点钟的国家安全政策讨论会。在哈佛，人们都叽叽喳喳，对我和总统当选人的会晤感兴趣，但是，没有人当真推测到，我可能被邀请在新政府中任职。没有报纸记者问及这次会见，也很少有朋友表示关心。

第二天，我接到纳尔逊·洛克菲勒的电话，他已见过总统当选人，尼克松对他说，他做纽约州州长，比担任内阁阁员，对国家会有更大的贡献。尼克松说，由于在一九七〇年要举行重要选举，洛克菲勒继续作为州候选名单上的第一名候选人是十分重要的。尼克松还问了他许多关于我的问题，特别是我在工作繁忙时的表现。洛克菲勒告诉我，他在这一点上向总统当选人说，他完全可以放心。洛克菲勒平心静气地叙述了他和尼克松的谈话，没有发表什么评论；他对我是否应该在尼克松政府中供职没有表示意见。

一小时之后，我又接到第二个电话，这次是从约翰·米切尔的办公室打来的。他提议次日相会，商谈我在新政府中的职位问题。他没有解释，他所说的是什么职位，他是否以为我已经被邀请担任什么职位，或者是否仅仅是要进行另一次探讨性的谈话。

当天傍晚，我去纽约拜访麦乔治·邦迪。他在离开白宫后，担任福特基金会会长。我和邦迪多年来有着好恶参半的关系。我钦佩他的才华，甚至在他过多地用他的才华来为华而不实的主张服务的时候，我也是如此。他有时态度显得粗暴，但我认为他还是较为机灵和文雅的。他对我的态度往往是，一方面彬彬有礼，另一方面又有一种下意识的屈尊感，这是上层波士顿人用新英格兰的标准来对待外国血统、同时具有非常过激的个人作风的人们的方式。

整个说来，我是很敬佩邦迪的。他如果是生活在一个不这么革命的时代，他的事业成就本来是可能和他当作偶像一样崇敬，并且为之编写自传的亨利·斯廷森相媲美的。邦迪本来有可能在政府中历任要职，充分发挥他的才华和他很有自信的判断力，累积资历。不幸的是，邦迪开始在政府供职的时候，正是本来应该作为他的固定的研究单位的机关团体内部发生大变动的时候。因此，他总是发现自己所在的主流势力正渐渐失势。在越南问题上，他是一个鹰派。传统势力以其行为准则制造了这场战争，然而它们又士气不振，使他感到难以理解；从内心来说，他是一个保守派，他以前的一些社会关系使他参加了一些事业，最后，他对这些事业又缺乏热情。由于自己的信念和本能之间、才智和需要感情支持之间的矛盾，邦迪逐渐失去了一些选区，这些选区本来是可以使他成为像约翰·麦克洛伊或戴维·布鲁斯那样的常任公众顾问的。他的才华、个性和教养的确可以使他对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可是命运迄今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

我对他十分尊重，所以他是我在会晤米切尔之前征求意见的唯一的人。我告诉他，我预料新政府会邀请我在国务院中担任一个职务。邦迪对于适合于我的职位的估计反映在他这样一句话里：他说，总统当选人如果在选定国务卿之前就先任命助理国务卿，那就不好了。他说，肯尼迪的经验证明，这样一个做法会有损国务卿的权威，而又不能增加总统的影响。邦迪告诉我，如果我可以选择的话，如果国务卿是我所了解并且信任的人的话，我应该选择政策规划司主任的职位。他在原则上没有表示强烈反对我参加尼克松政府。

我见到约翰·米切尔的时候，他正坐在写字台后面抽烟斗，他很自信，沉默寡言，显得是一个实权人物。他一见我就直截了当地问道：“关于国家安全的工作，你决定怎样？”

“对此任命，我一无所知。”

“啊，老天爷，”米切尔说，“他又把事情弄糟了。”米切尔从转椅中站起身来，蹒跚地走出了房间。五分钟后，他回来说，总统当选人要见我，于是他送我走出大厅。

这一次，尼克松的主意很清楚了。要我出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总统当选人主要是重复他两天前说过的话，更着重强调中央情报局无能，国务院不可靠。因此，对于他个人以及他要从白宫掌管外交政策的计划，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这个职位对于他都具有关键性的意义。我们简短地谈了一下工作。我强调说，在我以前几次担任顾问职务的时候，我一直拒绝见报界代表。总统当选人欣然同意我应该继续保持沉默。在这一点上，我们两个人都证明不是特别有远见。

我心里很明白，尼克松就是二十多年来在政治上遭人唾骂的理查德·尼克松。由于这个原因——如果没有其他原因的话——我觉得不能当场就接受这个职位。我告诉总统当选人说，如果我得不到朋友和同事们精神上的支持，我对他是没有多大用处的——这个判断后来证明是错误的。我要求给我一个星期的时间来和友好们商量。

这个异乎寻常的要求在不小的程度上反映了学术界思想的局限性和哈佛教授们的妄自尊大。在这里，美国总统当选人邀请一个在外国出生的教授担任世界上最有影响的职位之一，这位教授居然犹豫不决，要去和同事们商量，而这些同事，在选举中是一致反对尼克松的，将来肯定也会反对他。总统当选人这样做也许是在冒一场巨大的政治风险；这位未来的顾问不愿牺牲他的学术上的同事们的尊敬。尼克松本来是满有理由一笔勾销，叫我忘记这整个事情的。然而，尼克松却宽洪大量地接受了我延期答复的要求，这个要求本来是不值得他这样宽厚对待的。他还相当令人感动地提出了杜克大学里对他有了解的几个教授的名字，这些教授对于他的道德水平的评价比我从哈佛能了解到的更加公正。他还说，如果我定期把一些知识分子带到白宫来，使我们听到各种各样的见解，他会感到高兴的。他特别尊崇像英国的阿拉斯太尔·巴肯和法国的雷蒙·阿隆这样的人。

在这次会见之后，我立即开始征求我的朋友和同事们的意见。他们个个都劝我接受这个职位。毫无疑问，他们的意见带有这样一种愿望，希望华盛顿某位有影响的人是他们的熟人，能够提供代表他们接近权力的机会。在肯尼迪执政的年代后，接近权力的欲望已经成为许多学者先生们的癖好了。就是在那个时候种下了将来的误会的种子。我的有些友好把我们之间的关系不仅当作接近权力的保证，而且看作是他们的见解取得优势的保证。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原因有二：尼克松和知识分子之间的敌对情绪无论是在哲学上还是在个性上都有深刻的根源。尼克松并不是真正信任他们，他们也不是真正接受尼克松。他们有时可以并存，但从来不能合作。虽然我尊重我的同事，也喜欢他们中间的许多人，然而作为总统助理，我势必只能为我的首脑效忠，因为我毕竟在很大程度上参与制定了他的政策。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看问题角度的分歧引起双方的许多痛苦。

和纳尔逊·洛克菲勒的谈话是决定性的。他说，我没有选择余地。这个邀请是一个义务。拒绝会是一个纯粹自私的举动。如果我拒绝应召，那么我就会为每次外交政策上的失败而责备自己，而且的确，我会受到严厉的批评。于是，在十一月二十九日星期五下午晚些时候，那是在洛克菲勒饭厅里接到第一个电话之后一个星期、在被邀请担任这个职务之后两天，我打电话给尼克松的顾问布赖斯·哈洛，请他转告总统当选人，我荣幸地接受邀请。

预订在十二月二日星期一上午十时宣布这件事。

于是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总统当选人和我走上皮埃尔饭店舞厅的乐队指挥台，去举行我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尼克松像通常一样神经紧张。为了避免任何批评，他宣布了一个和他私下对我谈的大不相同的计划。他说，他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主要职责是进行策划。他打算任命一位强有力的国务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不会介入到总统和国务卿之间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将处理长远问题，而不是策略问题。我证实他的话反映了我自己的思想，还说我并不打算在外交政策问题上公开发表意见。

但是，每一届新政府所作的保证就像波涛汹涌的大海上漂流的树叶一样。总统当选人或者是他的顾问们，谁也不可能知道，一阵充满了不可逾越的界限、意义含糊的情报、复杂的抉择和压在一个大国所有领导人身上的重重压力的疾风暴雨，最后会把它们冲向何方。

[1] 指忠于纳尔逊·洛克菲勒作为候选人。——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