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七〇年九月的三个星期的时间里，有三大危机降临在尼克松政府头上，它们发生在相距数千里的世界上的几个角落里。

这三大危机的情况是千差万别的。第一次危机是发生在一个沙漠王国——约旦——的内战，交战的一方是王国政府，另一方是企图进攻邻国的基地的武装游击队。第二次危机是苏联突然企图在古巴的西恩富戈斯建立一个核潜艇基地，这可能引起超级大国之间的对抗。第三次大危机是南美一个大国——智利——的总统选举，引起与共产党人联合的激进分子可能接管政府的危险。这些事件的起因，从根本上来说是不相同的，它们在美国政策方面所引起的关注也是不相同的。然而，这些事件却代表着——或者对我们来说似乎是代表着——共产党人的全球性挑战的不同的侧面。没有共产党人的策动和鼓励，这三次危机都不可能成功。苏联在军事上进入埃及，而且它煽动阿拉伯的激进分子，这引起了约旦的危机；苏联在古巴的海军基地是一次苏联的直接挑战；而智利的选举，尽管情况还不清楚，却说明一个国家在历史上首次通过民主程序有加入到共产主义大家庭的可能性。

约旦危机

有史以来，中东的边界是随着流沙而变动的。在公元六二二年伊斯兰教诞生以后的五百年中，阿拉伯国家在政治建设上曾经有过一段光荣的历史。而在以后的几乎同样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它却发现它自己是处在不同的外国统治者的支配之下。国家地位变成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概念，差不多是预言家脑子里的幻想，也是一场激励着狂热的信徒和英勇的行动但却是难以实现的梦想。这些外国统治者的最后一个帝国——奥斯曼帝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而被驱逐出这个地区。可是，接替它的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像许多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所希望的那样。相反地，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中东在欧洲列强的保护下，分裂成为若干个半独立的国家。这些国家各自在为争取独立而斗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下，后来它们全都赢得了充分的主权。

哈希姆约旦王国就是这些国家中的一个。哈希姆约旦王国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叫外约旦，它是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一个国家，[1]当时国际联盟给予英国以委任统治权，管理巴勒斯坦——那时的巴勒斯坦包括从伊拉克直到地中海的所有的土地。一九二一年，英国从其委任统治地分割出一块渺无人烟的沙漠地带，为和英国站在一边的哈希姆小酋长国创建了一个王国，因为这些小酋长国在别的地方的希望都落空了。就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一些有才能的统治者和勤劳的人民共同建立了约旦人的国家。而且从它建国之日起，它在中东就成为一个克制、进步和稳定的因素。由于巴勒斯坦的分治，哈希姆王国的统治延伸到了约旦河的西岸。它在这里以其特有的开明政治治理国家，直到它由于过分地强调阿拉伯团结一致，以致卷入一九六七年的纳赛尔的鲁莽的冒险活动为止。[2]结果，它那人口稠密和土地肥沃的约旦河西岸就被以色列占领了。

巴勒斯坦游击队——从多次阿拉伯和以色列战争中流亡出来的巴勒斯坦难民——在约旦建立起了他们自己的组织，特别是在一九六七年以后，他们建立了牢固的基地，并从这里对以色列和以色列所控制的土地发动了袭击。另外，代表最激进的阿拉伯政权的一万七千名伊拉克军队，仍驻扎在一九六七年战争中保存下来的约旦东部。国王侯赛因如果把上述两股势力中的任何一股从他的国家赶走，就会被斥责为缺乏“阿拉伯团结精神”。这些激进的武装力量的存在，既说明了在纳赛尔时代阿拉伯激进主义的抬头，也使侯赛因的权威长期处在虚弱的地位。巴勒斯坦游击队和伊拉克人在施行他们的威力方面也毫不手软。游击队不顾为约旦带来的风险，袭击以色列；伊拉克人也在约旦境内进行军事调动。

约旦军队是传奇式的阿拉伯军团的后代，这个军团是由英国约翰·格拉布爵士（格拉布帕夏[3]）在四十年代训练出来的。这支军队大部分由狂热地效忠于侯赛因国王的贝都因人[4]组成。但是，在一九七〇年，这支部队发现它要在两条战线上作战，既要保护国王侯赛因，对抗巴勒斯坦游击队队员（和伊拉克人）；又要保卫约旦领土，防御由于巴勒斯坦游击队袭击以色列而引起的以色列人的报复。约旦（以及六年之后的黎巴嫩）理解到，收容游击队的国家要冒很大的风险。他们经常处在不能控制自己命运的危险之中，因为别人决定着他们的战争和和平的问题。实际上，如果游击队成长为一支非常强大的力量，他们早晚要取代东道国政府的权力。

到一九七〇年夏季，这位年轻、能干而有胆识的国王处在严重的危难之中。游击队对于他努力促进和以色列人在政治上的和解感到极为不满，因而就不断地对他的军队进行袭击。六月九日，曾试图暗杀他。侯赛因免去了他的军队中若干领导人的职务，并亲自出来担任指挥。但是，他不愿意得罪巴勒斯坦人，因为这些人在一九六七年以前曾在他的统治之下，并希望他们和约旦王国重新联合在一起。安曼的情况在恶化。六月十一日，我向尼克松提出报告说，我们的临时代办（我们的新任大使迪安·布朗当时还没有到任）认为“局势已陷于崩溃”。我们驻安曼大使馆已奉命撤退眷属和非必要人员（如果全都决定要撤离，大约有四百人）。

就在同一天，我召开了一次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这是我们应付危机的各部门之间的协调机构。我们面临着两大紧急事件：第一，撤离美国人员，如果必要，则使用军事运输工具；第二，如果侯赛因请求援助，以使他的政府有能力对抗巴勒斯坦游击队，或者是来自伊拉克或叙利亚的外来干涉，而这两个国家的领导人甚至比纳赛尔更加激进和更加亲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作出什么样的答复。

在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上，关于美国采取军事行动是否明智，而且是否实际可行，意见很不一致。如果约旦军队对机场失去控制，那么撤退美国人员就可能需要空运一些部队去保护，对于这个前景，不管是政治领导人也好，军事领导人也好，都没有很大的热情。如果国王请求美国进行干预，以保证他的统治能继续下去，那么，问题就更大，阻力也更大，甚至制订应急计划也有点犹豫不决。我们在柬埔寨采取的行动还没有结束，我们的兵力分散在世界各地，白宫周围的示威纠察线表明，我们国内存在不团结。在约旦采取军事行动，从技术上来讲也是很困难的，因为自从一九五八年在黎巴嫩登陆后的十多年以来，我们既失去了当时可供利用的中转地区（利比亚、希腊和土耳其），也失去了利用这些地区供中东战争之用的权利。人们不愿考虑美国进行军事干预还由于，许多人认为，即使干预取得成功，也会使得侯赛因在阿拉伯世界的其他地区丧失信誉，或许等于宣判他在政治上的死刑。

如果可能，我倾向于支持侯赛因。纳赛尔一直死心塌地依靠苏联，并支持所有的激进主义运动，正如我想要设法整一下纳赛尔那样，现在对我来说，似乎重要的是证明，和美国保持友谊是会受益的。侯赛因一直提倡温和有节制，反对激进思潮，避免空喊流行的反西方口号。他处在困难的境地之中，是因为他不愿意让游击队放手去乱干一气。他的垮台会使整个中东趋于激进。以色列不会默认在约旦边界沿线建立起来的游击队基地。爆发又一场中东战争就会成为非常可能的事。因此，在我看来，约旦是对我们控制这个地区事态能力的一次考验。尼克松同意我的这种看法。六月十七日他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说：

我们不妨假定，在夏季晚些时候，我们会接到来自黎巴嫩或约旦希望能得到援助的请求，或者，黎巴嫩出了一些事情，我们该怎么办？……有这么一天，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可信赖的程度将受到考验。真正的问题将是，我们会采取行动吗？我们的行动必须根据这种观点来加以考虑。我们必须作好准备……这个问题真的是一个军事问题，或者是关于我们的可靠性是否可作为那个地区的一种力量？

六月二十二日，我重新召集了一次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利用总统所表示过的愿望，使一些计划最后得以完成。那时，迫在眉睫的危险是缓和下来了，各个部门也正在准备计划，应付他们认为不会发生的紧急事件。虽然撤退美国公民的事情还在进行，但是由于这次危机，侯赛因的地位已大大削弱。我的工作人员哈尔·桑德斯在七月初为总统起草的一份报告中，通篇尽是不吉祥的词句：“哈希姆政权的权力和威信还会继续下降。约旦的国际信誉将会遭到进一步的损害……由于巴勒斯坦游击队享有更大的行动自由，这无可避免地将使约旦河流域的停火遭受更大的破坏……侯赛因面临着一个吉凶未卜的前途。……”

因此，在约旦问题上的考验时刻似乎迫在眉睫了。我们的应急计划——尽管是半心半意制订的——却帮了我们的大忙。到了九月初，星星之火突然蔓延成为一场火灾，而且几乎酿成一场遍及中东的燎原大火。

伊拉克和约旦摊牌

在各届政府的经历中，事件往往是在情报机构没有预测到的情况下发生的；说实在的，它们也许是不能预见的，因为最热衷于预防事件发生的受害者也会感到意外。在平衡遭到破坏时，一开始是件小事，其不断扩大的波浪使它发展成为一次危机，而这种危机如不变成无法控制的汹涌波涛，就会突然转变成风平浪静的沉寂，表明新的平衡又形成了。在危机时期，构成制定政策的因素突然变得不可捉摸。在由危机引起的动乱中，政治家们一定是在经常性的压力下采取行动。说起来好像很奇怪，这种情况赋予人们一种不寻常的进行创造性活动的能力；一切事情突然取决于控制局势的能力和澄清混乱的而且似乎是偶然发生的事件的能力。按照理论来说，这种情况的发生应该不以使用武力为前提；然而，人们有时只有威胁着要使用武力，才能避免动用武力。

有人可能会想象，处理一场危机就像人们都发了狂似的；关键的决策人物乘坐高级轿车云集白宫；神经紧张的助手们，手持刚刚收到的火急电报冲进房来，向已慌了手脚的官员提出各种问题。我发现这种想法并不确切；当然危机时期是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的，但是，它也具有异常平静的特点。所有日常琐事都被搁在一边，推迟处理，或者由下级官员代办。个人冲突减少了；往往由于成败关头，事关重大，以至于平日的嫉妒心理也收敛起来了。在一场危机中，只有最坚强的人才努力负起责任；其余的人都裹足不前，因为他们知道，一旦事情失败就需要找一个替罪羊。许多人以一致意见作为屏障，他们不愿意拿出自己的意见；其他一些人则全力以赴地把他们的反对意见记录在案，以便事后为自己开脱。少数准备同形势作斗争的人，往往迎着风暴，从容不迫。他们的四周虽是一片动乱，但他们在极度的沉寂中独自工作；随着危机临近解决，沉寂将转化为疲惫、欢乐或绝望。

九月一日，巴勒斯坦游击队企图在三个月内第二次行刺国王侯赛因，袭击他的汽车队，这件事在约旦激起了所有的部队大动干戈。战斗立即就在效忠国王的军队和巴勒斯坦游击队之间爆发了。伊拉克人威胁说，要动用驻扎在约旦的部队，“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来保护巴勒斯坦游击队的行动”。前一天晚上，国王已经通知我们大使馆的官员，说他可能被迫采取更加剧烈的措施。国王表示希望美国给予支持。侯赛因认为，美国公开发表一项强硬的声明可能会制止外国的干涉；如果和苏联共同发表一个联合声明，那就更好了。

国务院对这个信息的复电简直没有一点儿急迫感。负责的官员所关心的是要保持他们的和平倡议，不愿在一个已经装满了埃及违反停火协议行为的盘子里，再加上约旦问题。因此，他们并没有（据我所知）立即将这件事提交给白宫，甚至各机构间都未进行商谈。相反地，第二天却发出了一份态度不明确的复电，通知国王说，由美国出面发表公开的警告会牵涉到许多复杂的问题，必须加以慎重考虑——一纸陈词滥调，没有给那位受困扰的国王侯赛因以什么帮助。他们起初持这种冷淡态度的原因之一是，一些中东问题专家的传统看法认为，阿拉伯人都很容易激动，以至任何一个警告都可能驱使他们采取疯狂的行动。在我看来，这种看法是把善于言词和反复无常混为一谈；在危机中，我发现大多数阿拉伯领导人都是谨慎行事和深思熟虑的。

九月一日傍晚，伊拉克发出另外一个最后通牒式的警告说，如果约旦不在夜晚十一点停止炮击巴勒斯坦游击队，伊拉克军队就将采取行动，加以制止。国王的亲信顾问赛义德·拉菲（过去在哈佛大学曾经是我的学生）通知我们的大使馆，重新提出了国王的请求，要求大国发表声明。他还向我们打听我们是否知道，如果伊拉克采取行动，以色列将会怎么办。

后面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伊拉克是最激进的阿拉伯国家，以色列绝对不可能允许伊拉克的军队向以色列的边境移动。在巴勒斯坦游击队占领约旦河流域的情况下，以色列也的确不可能坐视不理。但是，对于国王来说，有以色列的武装部队加入到他的战斗行动中来，那就不是一件小事情了。他在维护其政治独立性的同时，无意毁坏他在阿拉伯世界的道义地位。关于以色列的意图问题并不是个新问题。这个问题起初是由侯赛因方面于八月四日提出来的，当时伊拉克军队以一种讹诈的姿态驻扎在约旦东部，拒绝按照规定的时间停止他们的军事调动。我们驻以色列的大使当时向华盛顿提出报告说，如果伊拉克军队向西推进，以色列有可能进行还击；他没有向以色列政府提出这个问题。国务院近东司对于这个问题三心二意，在那个时候，对于约旦提出的质疑没有加以答复。由于形势缓和了下来，答复的必要性也就暂时消失了。

到了九月，像惯常没有解决好的争端那样，问题又重新出现了，因此有必要对于以色列人的反应作出判断。国务院采取了老一套的拖延做法，也许因为它不希望使对付埃及-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的努力进一步复杂化。九月二日，我们驻莫斯科大使雅各布·比姆拜访了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谢尔盖·维诺格拉多夫，态度很平和地请求苏联对他们的伊拉克朋友施加影响，要他们克制一些。维诺格拉多夫装出一副很关心的样子。他说，苏联对于维护有利于和谈的条件是很感兴趣的，但是他对伊拉克的最后通牒却一无所知，因此莫斯科很难拿出一个官方的主张来。维诺格拉多夫表示了他个人的看法，认为伊拉克不会干涉约旦的事务——但是他接着又说，中东的事情，谁也无法预料。总之，莫斯科保持着行动的自由。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在整个夏末都留在莫斯科没离开这一事实，就令人毫不怀疑地认为，苏联人不想在平息局势方面投下什么本钱。因此，这件事还得用战争来解决。

九月二日，在安曼，赛义德·拉菲又向我们的大使馆提出报告说，伊拉克人进行威吓之后，没有采取行动。三天后，他又重申，对大国发表声明力促对方采取克制态度一事有兴趣。我们的临时代办反映了国务院的看法，以一项异乎寻常的声明答复了约旦重新提出的关于以色列意图的质疑；声明说，他不能想象约旦会接受其敌人以色列的帮助，来反对一个阿拉伯兄弟国家。当然，国王非常机灵，他不会以这样的方式提出问题，并且也非常聪明，不会需要美国官员就他自己提出的质疑的含义给他上课。

就在这个期间，安曼的形势不断有所好转；约旦政府和温和的巴勒斯坦游击队领导人之间开始举行谈判。九月三日，比姆在莫斯科对苏伊士运河沿岸发生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提出我们的抗议。在那次谈话过程中，维诺格拉多夫把约旦的事情描述成不好也不坏；他没有提到关于苏联为伊拉克进行调解的事。为了强调我们对约旦事态发展的重视，尼克松于九月四日在圣克利门蒂接见了我们的新任驻安曼大使迪安·布朗。

九月五日，危机似乎平息了。出现了另一个迹象，苏联人突然向我们提出警告，要以色列不要越过运河，他们说以色列人快要这样做了。（正如以前所描述过的，这也起到了转移人们对埃及人和苏联人违反停火协议的注意力的作用。）苏联人的老一套手法是，在一场他们不愿插手的危机快要平息下来的时候，发出一阵威胁；很明显，他们希望在事后给人们以一种印象，即苏联在解决问题方面起了主要作用，从而提出要求补偿。（例如，一九五六年，在英国已经很明显地作出了撤出运河的决定时，苏联向伦敦和巴黎送去一份言辞严厉的警告，要求停止入侵苏伊士运河。）尽管巴勒斯坦游击队接管约旦的行动受到阻遏，然而国王的权力已远不能恢复如旧了。伊拉克军队仍在约旦调动，这使人很容易想起，国王在他的国家里的权威已不如往昔了。美国的态度——只限于神经紧张的说教——是模棱两可的，远没有采取任何能具体影响形势的行动，更不用说控制形势了。不管怎样，平静只是假象，实际上事态现在正像脱缰之马般地向前发展。

劫持飞机的危机

从来还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说明巴勒斯坦游击队为什么在这个时期采取他们自己后来说成是“黑九月”这样的行动。在这个月初，纳赛尔和苏联人成功地把他们的导弹系统移到运河地区。美国正准备敦促以色列参加约旦已决定要参加的谈判，希望以色列从西岸撤退。如果一切顺利，谈判对于阿拉伯人有许多可取之处，以色列在运河沿岸的军事优势被打破了。一旦谈判开始，以色列所受到的压力会成倍地增加。但是巴勒斯坦游击队中的极端分子则瞩目于其他方面；他们的目标不是同以色列实行和解，而是要把它毁灭掉。他们还没有被承认是一个政治实体——在国际上他们被当作难民看待；在阿拉伯世界，他们被当作既可怕而又要加以迎合的对象；而在以色列人看来，他们则是些恐怖分子和罪犯。他们并不追求政治解决，因为在政治解决中，他们对提出的要求要作出妥协。他们寻求建立一个由他们控制的基地，并利用这个基地对以色列发动决定性的进攻，并把它消灭掉。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反对在外交上取得进展的图谋是有其理由的。另一方面，巴勒斯坦人也逐渐在约旦取得了一些地盘，他们正走向自治。由于对自己的力量估计过高而遭到失败，他们毁了自己的前途，最后被赶到黎巴嫩去了。而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制造的危机却给了美国一个机会来收回大部分上个月由于举棋不定而失去的东西，并且为后来几年的外交行动开辟了道路。

这场危机于九月六日爆发了，当时信奉马克思主义的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PFLP），这个巴勒斯坦游击运动中最极端的一派中的几个成员，劫持了几架飞机。一架泛美航空公司飞往开罗机场的747珍宝喷气客机上的乘客被释放了，而飞机在着陆后不久就被炸毁。一架美国环球航空公司的波音707和一架瑞士航空公司的DC-8飞机由巴勒斯坦游击队分子驾驶，开往离安曼约三十英里的道森机场的一条泥土跑道上。九月九日，一架英国子爵10号飞机也被劫持，和别的飞机一道飞到道森机场。一架以色列飞机遭到劫持，但未成功，因为机上的保安人员把劫持者制服了。

这些劫机事件牵涉到好几百名乘客，其中有瑞士人、德国人、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和其他国家一些人。最容易受到攻击的是以色列人和有双重国籍的人——也就是说，那些既持有以色列护照又持有美国护照的人。九月七日，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提出要释放除以色列人和双重国籍的人以外的所有的乘客，用来交换被囚禁在瑞士、德国和英国监牢里的巴勒斯坦游击队队员。他们把以色列和双重国籍的乘客扣下，用来交换被监禁在以色列监牢里的游击队队员。他们限七十二小时内答复。

美国眼下所关心的是，在其他人质被释放之后，要防止美国人和以色列人一道被扣留不放。我们也不能让外国人把美国公民分成若干等级。我们知道，以色列的政策是决不向讹诈低头。它担心的是，一旦让步，就不能再囚禁游击队队员了；而恐怖行为将更加猖獗。我们自己的看法也大致相似。欧洲的有关国家则认为，他们不能采取这种不妥协的态度。我们敦请他们至少进行交涉要统一行动。

九月八日，罗杰斯在他的国务院办公室里召集了一次晨会，应邀参加的有莱尔德、赫尔姆斯、亚历克西斯·约翰逊、乔·西斯科和我。

在第九章中已经讨论过关于EC-121飞机被击落一事，也提到所谓的“战情室综合征”，其中有时包括这样的指责，说官员们制造一些危机，以便实现他们在军事上的英勇和男子气概的浪漫主义的想法。这完全是一派胡言。首先，正如我已经谈到过的，战情室并不舒适，布置得并不雅致，而且实际上空气是很沉闷的。再者，这里的讨论往往是高度技术性的。由于附近就有最先进的通信设备，那些在战情室里商议事情的人，都能立即获得最新情报。因为他们一般都是内阁的下级官员，很有可能通过系统地分析，作出一些决定，然后送交上级机构进行审议。

轻率地作出决定的危险并不出在这里，而是出在椭圆形办公室、内阁会议室或者是内阁成员个人办公室里召开的特别会议上。那里才是真正的危险所在，把听起来似乎有理的事误认为是真理，滔滔不绝的讲话压倒了冷静的分析。就在这里，在没有工作人员从事具体工作的情况下，可能会作出没有事实根据的决议，在这说话需要精确的关键时刻，有些人说话只是为了哗众取宠，而不是在说明事实真相。这里比战情室更使人易于根据短暂的和表面的意见一致来批准没有经过检查的设想，这里既存在无所作为，也存在不顾一切后果的危险。头头们不能真正地了解他们提出的建议会带来什么后果，除非用作战中的专门术语来说明才行。

在罗杰斯办公室里开会的情况也是这样。不切实际的想法支配着漫无头绪的讨论。譬如说，人们花了相当多的时间来讨论用某种神经毒气对付飞机劫持者的可能性，这种神经毒气能使中毒者在不知不觉中瘫痪。由于他们不知道我们的军火库里有没有一种合适的毒气，这就使得他们无法讨论下去；同样地，他们也不知道如何去施放这种毒气；特别是如何组织军事行动或者如何维持这种军事行动。罗杰斯在会议结束时所得到的信念和他召开这次会议时的信念一样——没有办法。动用美国部队在军事上是行不通的，侯赛因不会采取军事行动来反对巴勒斯坦人，而以色列的干预可能成为侯赛因的催命符。

在下午召开的有总统参加的一次会议上重复了同样的论点。莱尔德、罗杰斯、约翰逊、西斯科和我都出席了，一道出席的还有I·埃德加·胡佛和约翰·米切尔，他们谈到了劫持飞机在国内产生的影响。总统没有作出决定。他早先曾私下对我说过，应把劫持飞机当作摧毁巴勒斯坦游击队的一个借口。在这次会议上，他没有发表这样的意见。他倒是说过，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他宁肯美国出面进行军事干预，也不要由以色列人来干。罗杰斯表示反对，他说我们将为一个实质上是无益的行动付出巨大的代价。

总统转而问我，我回答说，我们面临着两个问题，即人质的安全和约旦的前途。如果巴勒斯坦游击队能够利用约旦作为他们的主要基地，并在这个过程中破坏了国王的权威——他是这个地区少数几个以温和和亲西方著称的统治者之一——则整个中东将会走向革命化。在我们提出和平倡议后的两个月，运河沿岸的军事平衡可能会由于欺诈行为而被改变；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沿约旦前线的政治平衡也会被武力所破坏——我们不能够对此加以默认，站在圈子外面干着急，搓着手叹息，一个劲儿地主张恢复和平谈判，从而表明我们对此无能为力。

由于没有人急于想对付这种分析所牵连到的复杂情况，讨论便转而谈到防止劫持的问题。梅尔·莱尔德谈到将来利用电子装置来保证机场的安全。总统下决心说，他赞成既要使用武装警卫，又要使用电子装置；他转而要我“协调”这个困难的尝试，并要求莱尔德担负起“主要责任”。他指示罗杰斯加紧提出外交倡议。十分钟后，正当我对这一切到底是什么意思感到困惑不解时，尼克松走进我的办公室，并说，他认为我们有一个“可怕的官僚主义问题”；所有的内阁官员都希望要“干点什么”；他就让他们每个人都有点事干；我应该想出个办法来。他没有说如何做到这一点，或者甚至他到底打算做些什么。

与此同时，我们收到来自安曼的令人不安的报道。据说，约旦军队出于受到他们认为的巴勒斯坦游击队的侮辱和挑衅，实际上已在举行兵变。他们效忠于国王，但是拒绝作进一步的妥协，他们威胁着要为了国王的利益自己来处理这些事。要求侯赛因采取强有力的行动的压力越来越沉重地加在他的身上了。

由于得到了总统的批准，为了要结束这场官僚主义的混乱局面，我于九月九日启动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处理危机的机构。在那以后的十七天里，国家安全委员会实际上每天开会，而且至少每天开一次会，讨论可供选择的方案，准备应急计划，并在一个互相协调的基础上执行各项决定。这不只是个程序性的步骤，它是对官僚机构的一个警告，如果约旦形势恶化，不能再像过去在违反停止一切军事活动的协议问题上那样摇摆不定了。我担任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主席这一事实就是一个警告，即任何得不到解决的争端将会被提交尼克松。

在一次危机中，总统是个关键性人物。他亲自过问整个进程，以推动作出最后决定；可是他又不应该过分地陷入到细节中去，以致忽视对可供选择方案的彻底研究。在一九六二年古巴导弹危机时，肯尼迪明智地把自己置身于初步的讨论之外。尼克松在一九七〇年的约旦危机中，以及几乎在他的总统任内的所有其他危机中，都遵循了同样的做法。事实上，在这种形势下，他的才智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他并没有紧张地干预战术性的细节问题或者正在形成的构思，借以装得好像是在行使总司令的职责。他把这些方案的拟订工作交给了在我监管之下的政府机构。在他表态之前，他总是犹豫不决的，有时到了令人恼火的程度。但是，他很会选择时机，他本能地懂得，什么时候最适宜于作出决定，这时他就果断地采取行动，特别是如果他能够置身于过多的个人矛盾之外的话。

在约旦危机的开始阶段，我每天至少给总统送交一两份，有时三份形势报告。这些报告所提供的材料包括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的建议、安曼事态的发展以及有关释放人质问题谈判的进展情况。由于有关单位都参加了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可以认为，全部报告都到了内阁有关官员的手中，他们当然有机会向总统提出任何不同的意见。在危机紧张阶段——特别是最后三天——尼克松每天召开主要负责人会议来审查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的建议。

九月九日，主要的问题是要确定一个方针。在我看来，一项成功的政策必须至少由三个部分组成：一项仔细的分析，以便确定实际的选择范围；细致的准备工作；早日采取主动。在危机中采取消极态度会使人越来越无能为力，因为人们是被迫对争端作出反应的，而且是在情况变得对自己最不利的时候。与此相对比，采取主动的一方能够使对手的精力都花在进行分析上面。由于对手总是往最坏的方面设想，甚至较小的行动也会起到重要的警告作用，除非这些行动是非常明显的虚张声势，以至引起人们的鄙视。为了取得最好的效果，人们的行动必须坚持不懈，必须表现出坚韧不拔和坚贞不屈。犹豫不决或者慢慢吞吞会招致别人采取相应的行动来考验你的决心。

九月九日，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从上午十一点三十分起在白宫的战情室开了一个小时的会。情报部门介绍的情况表明，关于人质的期限延长了，但我们还不知道会延长多久。我们一致同意，美国必须施加压力，防止欧洲国家企图去单独打交道；单独交涉将使得他们别无选择，只有向劫持者屈服。这将使美国陷于孤立，除了给以色列施加压力外，没有办法来使我们的公民获得自由；而以色列认为——和我们一样——向恐怖主义者的讹诈屈服是决不可能的。实际上，国际红十字委员会的那位干练的代表安德烈·罗查德——正同巴勒斯坦人进行谈判——和我们持有同样的看法。他给有关政府递交了一份照会：“如果出现巴勒斯坦人不予合作而不释放人质的情况，本委员会将被迫放弃委托给它的任务。”

但是，如果我们想要防止谈判无限期地拖延下去，在我看来，我们就必须表明我们的决心，并开始施加压力。采取有气无力地责骂几句的态度，只会延长我们忍受痛苦的时间。对于人质的命运以及国王的生存来说，美国的决心同样都是事关重大的。实际上，国王和人质的前途已经开始令人难以理解地结合在一起。如果成百个人质在约旦的土地上被杀害，那么约旦王室威信的下降就将成为世界上有目共睹的事。每次接踵而来而又没有得到解决的危机，都进一步削弱了侯赛因。事态正在发展成为摊牌的局面。不是无计可施的侯赛因对巴勒斯坦游击队采取军事行动，就是巴勒斯坦游击队推翻他。

在解决这个难题之前，没有任何和平倡议会取得成功。以色列决不会和一个不能控制其国家的政府讨论边界问题。由于每个人都认为营救人质的行动只能留作最后一着，我列举了需要作好准备来对付的三种意外事件：巴勒斯坦游击队袭击人质，需要作紧急营救；安曼的秩序遭到完全破坏，需要撤退美国侨民；侯赛因和巴勒斯坦游击队之间进行摊牌，可能会把叙利亚和伊拉克都卷进来。对我们的军事能力进行分析后表明，我们只有四个旅可以很快地调到约旦，而这样行动将要动用我们所有的战略后备力量。调动驻在德国的那个旅需要四十八小时，从美国调动第八十二空降师需要七十二小时。用这些部队进行干预，将需要取得飞越别国领空的权利，或者是在地面上通过别的邻国的权利。我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在二十四小时内提出计划，以加强欧洲驻军的戒备状态；研究一下美国长期在约旦作战的实际后果，每次危机需要动用多少部队，以及遏制苏联干预所需要作的有关部署。

与此同时，有必要通知各个方面，我们在认真对待这件事。尼克松下令第六舰队航空母舰“独立”号东驶，就停在黎巴嫩的海岸以外，四艘驱逐舰随同前往，二十四小时后再派二艘驱逐舰参加。六架C-130运输机停在土耳其英瑟利克空军基地，供撤退美侨之用。这些措施是在没有公开宣布的情况下采取的。我敢说苏联的情报机构可能由于美国国防部泄露出去的情报帮了他们的忙，将把这些消息公布出去。我们一声不响会使他们感到这些措施带有不祥之兆。

当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考虑这些部队在什么情况下才动用时，问题就变得更加复杂起来了。当好几十万美国人还在东南亚作战时，谁也不乐意再在别的地方搞军事行动。我们必须调动我们全部的战略后备力量，并空运给养。我们将在别的地方容易受到苏联的突然袭击。军事行动将很难继续坚持下去；我们的供应线很长，而且还必须穿过好几个国家。战争打的时间越长，我们的处境就会越复杂。如果以色列依靠自己的力量对约旦进行干涉，我们就会为了不同的目标而同时在约旦进行作战。如果我们陷入困难的境地，我们可能还得请求以色列来帮助我们摆脱困境，这对于我们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和威信来说，甚至就更加糟糕了。

基于所有这些理由，我认为，为了我们的长远利益，有必要把我们的军事行动和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区分开来。我的看法是，在撤退美国侨民时应该动用美军，因为这件事可以速战速决，而且也是代表美国的切身利益。但是，如果由于伊拉克或叙利亚的行动挑起一场较大的冲突，我主张让最直接有关的国家担负起主要责任。由于我认为以色列几乎肯定会对伊拉克或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作出反应，所以我认为在那个意外事件中能够最有效地利用我们的力量的地方，还在于阻止苏联干涉以色列。围绕着这些问题，人们的意见逐渐趋于一致。

我向尼克松提出了报告。他仍旧坚持他早先的看法，只有美国能采取任何军事行动；他想要我们单独采取行动来对付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干预，或者是对付巴勒斯坦游击队的动乱，要把以色列排除在外。

当总统安全事务助理与总统的意见不一致时，他的地位是非常微妙的。总统必须有这样的信念，相信他的顾问将按照他的意思行事，并保证使他的愿望会由各个政府部门加以贯彻执行。另一方面，如果他的命令是带有危险性的，他又必须指望顾问向他提出警告。这对尼克松来说特别重要，因为他容易在一时冲动之下宣布命令，而他又不希望这些命令得以贯彻执行。在约旦危机中，我同时准备了两种应付意外事件的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一个方案体现了总统的意愿，由美国单独采取行动；另一个方案则反映了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的一致意见，美国应该高举反对外来干涉的旗帜。这样，在需要总统作出决定的时刻到来时，他将能够进行选择。

九月九日，苏联代办尤里·伏龙索夫通知（通过西斯科）我们说，他们已竭力劝说约旦和伊拉克采取克制态度。然而，苏联的规劝是很难指望能扑灭战火的。莫斯科告诉阿拉伯人说，节制政策很有必要，因为他们之间发生了冲突，只会帮助他们的敌人，特别是“以色列侵略者和他们背后的帝国主义势力”——这是对我们的粗野的辱骂。在我看来，克里姆林宫是在玩弄约旦危机这张牌，正如它玩弄过停火协议这张牌一样。他们表面上在一本正经地唱高调，但对扭转走向危机的趋势，却没有作出任何建设性的努力。苏联通知约旦说，它把我们看作是阿拉伯人的敌人，这是对约旦的传统政策的基础进行攻击。把这样的外交文件送交国务院而不缓和一下其中的语气，这也是一种挑衅。莫斯科显然还不认为，它是在冒一次严重的风险。

九月十日下午，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再度开会。巴勒斯坦人这个时候已改变了他们的要求，部分是由于我们设法保持住了联合阵线的结果。英国、瑞士和德国表示，只有在所有的人质被释放后，才同意交出被监禁的巴勒斯坦游击队的俘虏。巴勒斯坦人于是建议用所有的妇女、儿童和患病的乘客来交换被扣留在欧洲的巴勒斯坦游击队队员；而所有的男人则要用那些被扣留在以色列的所有的巴勒斯坦游击队队员来赎回。

我们加速制订我们的应急计划。一旦政府各个部门知道白宫的态度是认真的，当他们认为这种行动方针的风险最小时，他们往往可能会想出你所想象不到的行动方案来。在九月十日的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上，海军上将穆勒报告说，以前一致同意采取的戒备措施使我们在欧洲的驻军作出反应的时间几乎减少了一半。他调集了两艘潜艇，并把它们派往地中海去尾随苏联的舰队。在克里特岛以外举行的两栖演习定于九月十四日结束。如果危机仍未解除，参加演习的部队，包括一支海军陆战队，可以停留在黎巴嫩沿岸一带。我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研究一下美国是否能够以及如何能够在约旦维持一项军事活动，如果总统想要按照他的意愿由美国单独采取行动。我知道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是反对这样一种方针的，但是我并不希望处于这样一种地位，即总统在“我们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事情……”的情况下就发布命令。赫尔姆斯认为，侯赛因由于害怕叙利亚或伊拉克进行干预，很可能要设法避免和巴勒斯坦游击队摊牌。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说：“那将意味着他的末日。对于他来说，不通过战斗，他就无法重新取得控制权。”我认为，即使政府和巴勒斯坦游击队之间达成了一项新的休战协议，对抗也还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一项争议，事态的进展将很快地提供答案，因为不需要在抽象的讨论中加以解决。我们做了可能做到的事，来迎接即将来临的风暴。

九月十一日，前两天的戒备措施开始收效了。有关美国舰队调动的传闻被安曼的谣言公司解释成美国即将出面干预。红十字会代表罗查德报告说，“古怪的紧张气氛”笼罩着巴勒斯坦游击队总部。他认为，他们很可能要采取某些行动来表明他们不会被吓倒。所有的飞机周围都拦上许多铁丝网，以免被炸，但作为人质的乘客已被转移走了。到了这天晚上，我们的威吓不无效果，这已经很明显了，当时巴勒斯坦游击队释放了八十八名人质，其中有些美国人（但是没有拥有美、以双重国籍的美国人）。

这一天，在对待危机的办法上，我与罗杰斯之间的意见分歧尖锐化起来。罗杰斯认为有必要让那些神经紧张的敌手放心，我们是无意伤害他们的。我的看法则相反，认为我们一旦进行对抗，坚持到底是最好的也是最安全的行动方针。罗杰斯认为平静一下气氛将有利于解决问题；我深信，促使人们寻找迅速解决办法的原因恰恰在于：危机可能使局势变得无法收拾。这时，罗杰斯向国会领袖们作了情况介绍，所持的论点还是三天前和总统谈话时的论点一样，即我们考虑了一切可能用来营救人质的军事措施，结论是：没有办法——因此，军事行动的冲击无效了，而原来安排这些军事行动恰好使人得出了相反的印象。幸运的是，巴勒斯坦人相信的是我们的行动，而不是我们的语言，他们可能把国会的情况介绍会看成是对他们的欺骗。

那天早晨，总统、莱尔德、罗杰斯和我在椭圆形办公室会晤国会领袖。我突然被激动得发了狂似的西斯科叫出了会场，他带来了一份报告，上面写道，由于第六舰队威胁性的行动，巴勒斯坦人威胁着要杀害尚未释放的人质。我们尽快结束了和国会领袖的会晤，没有引起惊慌失措。总统要罗杰斯和莱尔德留下来，并把西斯科叫了进来参加我们的讨论。西斯科和罗杰斯强烈要求发表一个公开声明，明确表示美国将不采取任何军事行动。我表示反对。向巴勒斯坦游击队再次提供保证只会怂恿他们蛮横地进行威胁，提高他们讨价还价的地位，并给我们自己今后如果要在紧急情况下采取行动留下难题。相反地，我主张通知阿拉伯各国政府，说明杀害人质会引起严重的后果。尼克松支持我的建议。

结果，我草拟了一份经过细心推敲的含糊其词的声明交给龙·齐格勒去宣读，这个声明只是提请人们注意红十字会发表的声明，后者宣称：我们没有“打算”采取军事行动。这是一份怎样解释都可以的声明。西斯科和我又给阿拉伯各国政府起草了一份关于人质问题的警告性照会。尽管发这份电报是总统命令的，电文内容也是经他批准的，但国务院的阿拉伯问题专家最后还是出来进行干预。他们认为这种威胁可能恰恰触发容易被激怒的阿拉伯人走向我们原来意图的反面。我没有坚持，并劝告总统不发也就算了。当时不是为了一份电报展开剧烈争论的时候。事情取决于行动，而不是言词。

经过总统的许可，我通知海军上将穆勒，第六舰队不必过分小心，不妨使用自己的无线电通讯。这样一来，苏联很快就会知道我方舰队的行动；我们用这样一种方式来传送警告，比用外交照会要厉害得多。九月十二日，巴勒斯坦人炸毁了三架机上无人的飞机，在公众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他们继续把人质扣留在安曼几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尼克松和我谈到，我们越来越有可能得把应急计划付诸行动。我提醒总统说，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中各个部门一致认为，美国地面部队最好是供撤退侨民之用，但是，万一国王和伊拉克部队支持的巴勒斯坦游击队之间进行摊牌，我们应当让以色列打头阵。总统仍旧不愿意让以色列插手；他希望由美国地面部队来应付这两种意外事件。当时，我们没有必要急于来解决这些分歧。但是，由于尼克松的意愿确有其现实上的重要意义，我在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上提请调动更多的美国部队进入该地区，而且速度要比在其他地区更快些。

九月十三日至十四日，我们最关心的是，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至少是德国人，可能还有英国人，将不顾在谈判中的联合阵线，而着手为了自己的国民去单独交涉。巴勒斯坦人发表了一个声明，说是将把美国人质和以色列人质一样对待，这种担心就更加剧了。苏联的军舰开始尾随黎巴嫩海岸以外的我国第六舰队；不过就地中海的海军力量对比而言，压倒性优势显然是在我们这一边，而且这种优势还在与日俱增。自从九月九日以来，我们和苏联没有进行过外交接触。克里姆林宫似乎认为，对它最有利的方针就是，站在局外观看约旦王国的分裂和美国日益窘困的处境。

事实证明，苏联的这个算盘是打错了。每次危机总有这样一个关口，其中一方必须决定，究竟是占了一点上风就住手，还是继续赌下去。如果苏联在九月十日左右敦促释放人质和执行停火协议，巴勒斯坦游击队的收获本来会很大的；国王的威信将会大大削弱。约旦的不稳将会使苏伊士运河沿岸的不安全状况更为严重。苏联的威信将会显示出来，并得到提高。但是，由于苏联人越来越贪得无厌——没有在约束其代理人方面助一臂之力——他们在力量均势发生根本改变之前给了我们恢复平衡的机会。

九月的第二周周末，巴勒斯坦人毁坏了全部的四架飞机，但是既没有从美国方面也没有从以色列方面取得根本性让步。我们的语调越来越坚定；尤其是我们几乎每小时都在这个地区增强我们的军事力量。在这个时刻，不知道是因为我们的准备措施给他以心理上的鼓舞，还是因为他已濒临绝境，顽强而身材矮小的国王决心与巴勒斯坦游击队进行全面对抗。我们之中有些人预料的和另外一些人担心的摊牌，最后终于降临到我们头上了。

和游击队摊牌

九月十五日晚上，新上任的我国驻约旦大使迪安·布朗从安曼发来一份急电，电文说，侯赛因已决定要在首都重建法律和秩序。国王将派亲信部队包围全城，然后在九月十六日清晨宣布成立军政府。他不愿意对争端施加压力，但是如果巴勒斯坦游击队进行抵抗，他准备动用必要的力量来确保他的权威。侯赛因急切地要求美国运用其影响，使以色列不要插手，或把局势搞糟。国王还提到，如果其他的阿拉伯国家要进行干预，他可能要请求援助。迪安·布朗加上他自己的估计：尽管事态比以前更接近于摊牌，但是国王可能是在吓唬人，也可能是在为一次复杂的谈判采取打开局面的行动，以求最终妥协。布朗并不认为伊拉克或叙利亚可能会进行干预。我则不是这样看这个问题。我认为，现在摊牌是不可避免的。明天的事态发展将会证实这一点。

布朗电报到达时，我正在乘直升飞机飞往弗吉尼亚州的艾尔利庄园的途中；它是东海岸许多早年私人庄园之一，现在已捐赠出来供慈善和学术活动之用。梅尔文·莱尔德在众议院供职时，曾对公共卫生事业有所贡献，为此，他是这次宴会的主宾。莱尔德邀请了他所有的同事和朋友，还包括了在华盛顿的所有有影响的人物。整个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成员都身穿礼服出席，其中有帕卡德、穆勒、赫尔姆斯、西斯科和我。正当晚餐开始时，我接到艾尔·黑格打来的电话，他把迪安·布朗的电报内容告诉了我。不久，大约晚上九点钟左右，我又接到一个电话。黑格通知我说，英国外交部的常务次官丹尼斯·格林希尔曾设法与我联系。由于我不在，他便将女王陛下政府的意见通知了黑格。该政府认为，约旦军队和巴勒斯坦游击队之间的一场恶战似乎是避免不了的。他代表希思首相想了解一下我们作何打算，特别是如果国王侯赛因处于困境的话。我们对待以色列人进行干预持何态度，首相可能希望在当晚晚些时候和总统亲自通话。

这是英美之间的“特殊关系”的一个很好的例证，它使得最高级领导人在官方渠道之外能够非正式地交换意见。这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警告信号。布朗的电报使人将信将疑，但是除非英国认为形势严重，否则希思是不会考虑要和尼克松通话的。如果总统要和希思通话，我们必须把我们的想法整理一下。经与莱尔德、帕卡德和西斯科商量后，我便召集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成员，乘直升飞机返回华盛顿。

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在白宫战情室里开会，从晚上十点半一直开到接近午夜，然后又在我的楼上办公室里接着开下去。我们都穿着讲究的晚礼服，研究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国王和巴勒斯坦游击队之间爆发战争；伊拉克的介入（不知什么原因，在安曼和华盛顿，都没有人认为叙利亚会进行干预）；美国至少是为了撤退侨民而进行武装干涉。这次会议证实了上周的一些看法。国王可能会打败巴勒斯坦游击队。如果巴勒斯坦游击队看来要得手，以色列几乎肯定会进行干预；如果伊拉克采取行动，它也肯定会这样做。大家一致认为，如果以色列采取行动，美国应该不介入，但是应该阻止苏联对以色列进行报复。为了表示支持，我们应该立即对国王提供物资援助。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得加强戒备。

九月十五日午夜前后，我通过保密电话[5]和格林希尔通话，这种电话是可以防止窃听的。防止窃听的办法是，让谈话双方都几乎听不清对方的话，促使谈话人大声叫嚷，以至于在谈话人的声音所及的地方别人不能充耳不闻。因此，就安全问题而言，这就造成额外的危险。我告诉格林希尔说，我们非常重视侯赛因的生存。总统还没有作出最后的决定，但不能排除美国在没有别的办法时会进行军事干预。

我对于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的一致看法的形成是有影响的。我认为维持侯赛因的统治是十分必要的。向世界表明若和西方保持友好的关系，在执行一项温和的外交政策时将会得到美国的有力支持是十分重要的。必须抑止中东的逐步激进化，而苏联把导弹和军事人员运往埃及却加速了这种激进化。必须表明，纳赛尔利用苏联的威胁来对美国进行讹诈的手法，是枉费心机的。

依我看来，最有效的办法还是迅速地和带威胁性地加强我们在地中海的军事力量，来遏制激进的阿拉伯政权对约旦的干预；对侯赛因国王给予心理上的支持；对苏联的反应进行较量和加以制服（如果必要的话包括进行军事干预）。应该在地中海集结我们的军事力量，发表使人捉摸不透的声明，长侯赛因国王的志气，灭他的对手的威风，以及遏制苏联。

于是，第二天早晨，即九月十六日，在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又一次召开了简短的会议，对决定进行研究之后，我发出一道指令，要求有关单位作出详细的外交和军事计划，来应付下列意外事件：为约旦部队提供物资援助；为撤退美国侨民进行武装干涉；如果发生外来干涉，为了支持侯赛因，美国将进行空袭或地面攻击（这是总统的选择）；美国默认以色列的空中或地面打击（这是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的选择）。我也要求对现有的“遏制苏联干预”的计划作相应的修改，以适应形势的变化。所有的计划和方案都将在九月十八日中午以前加以研究。

那天早晨，我还给总统送去了一个报告，把昨晚的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上的结论作了一个概述。出乎意料的是，他竟大发雷霆。他满脑子想的是竞选运动，对于莫斯科的最高级会谈仍寄予希望。他怀疑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究竟有什么必要开紧急会议，并在我的关于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的意见报告上写满了怒气冲冲、字迹潦草的批语。他写道，他倾向于完全不搞对抗，如果避免不了对抗，他想动用美国武装力量；他反对以色列采取任何军事行动，除非事先经过他的特别批准，而他却又强烈地暗示，他决不会这样做。对于他宁愿直接地和单独地显示美国力量，我是不感到惊讶的。这是他的一贯见解。我深信，一旦研究了这种做法会造成的影响，以及我们的财力、物力，他就会改变主意。已经没有时间来进行讨论了，因为尼克松马上就要动身前往堪萨斯城、堪萨斯州立大学和芝加哥去作一次竞选旅行。

九月十六日平静无事。西斯科和我飞往芝加哥，为中西部的编辑和广播人员作背景情况介绍。国王按计划宣布成立军政府，但没有在安曼采取军事行动。然而，他的确向布朗提出过，他特别担心叙利亚，而不是伊拉克，可能进行干预。布朗在他的报告情况的电报中，对这件事轻描淡写，政府中也没有人认真对待这件事。我们的担心仍集中在伊拉克，因为它在约旦有一万七千名驻军。在劫持飞机问题上，我们努力维持西方国家的联合阵线，反对欧洲一再提出的为了他们自己的国民单独交涉的要求。

九月十七日，这些都成了基本上是理论性的问题了，因为侯赛因大胆地命令其军队开进安曼。大规模的战斗爆发了，而且扩展到约旦北部巴勒斯坦人聚居地附近的伊尔比德镇。那一天，我两次召集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开会。我们指示布朗大使通知侯赛因，美国对于他的努力表示同情，布朗将迅速地传达任何关于物资援助的要求。我们还告诉布朗说，不排除美国给予军事上的支持来对付外来的干预。我们还指示驻以色列的代办听取以色列对形势的估计。（不管怎么样，尼克松定于十八日会见果尔达·梅厄。）我们通过经常与格林希尔通电话和英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们将我们对形势的估计告知伊朗国王，因为在任何一次中东危机中，他的支持都是关键性的。

但是，我们决定不同苏联联系。我告诉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我们和莫斯科谈得够多的了，却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答复：“让他们来找我们。”而且，我在一次和尼克松的谈话中——在这次谈话中他批准了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的建议——也表达同样的论点：“我认为，我们应该一句话也不说，显得莫测高深。他们会了解到（我们的军事活动）。”

既然约旦爆发了内战，那么迅速部署美国的军事力量，对于打消对方任何冒险的念头来说，都是十分必要的。航空母舰“萨拉托加”号本来停泊在马耳他岛的海面上，奉命驶往黎巴嫩沿海和“独立”号会合，并有巡洋舰一艘、驱逐舰十二艘随同前往。第三艘航空母舰“约翰·F·肯尼迪”号也被派往参加第六舰队；它由波多黎各启程，要航行九天才能到达那里。不过这艘航空母舰的行动，苏联的情报机关一定会很快发现的。包括一千二百名海军陆战队的两栖特遣部队刚刚在克里特岛演习完毕，奉命停驻在离黎巴嫩沿海三十六小时航程的地方。巡洋舰“斯普林菲尔德”号将与它会合。运载直升飞机的航空母舰“关岛”号和随同行动的特种混合舰队正开往勒任营，去接运另一批海军陆战队。这些舰只都奉命要赶紧开往地中海。

尼克松当时在芝加哥，我和他详细地讨论了所有这些问题。他很热情地批准了所有的部署；这些部署是很符合他的浪漫主义性格的：“主要的是，要不时搞点小对抗、小刺激，这是再好不过的了。”只是费了很大周折，才说服他不对外公布我们所有的军事行动，如果这样做的话，就会引起很严重的危机气氛；对外公布这些事会产生事与愿违的恶果，因为这样做就必须在公众面前做许多消除疑虑的工作，会部分地抵销我们军事部署的效果。这一天下午，尼克松改变了主意。这时他同意，最好不发警告，继续调动军队，用冷漠而满不在乎的态度对待苏联。

他尽可以大胆地慷慨陈词，因为那天早晨他与《芝加哥太阳时报》的编辑们进行了一次不许作记录的谈话，他把所有的消息都说了。我曾极力要求霍尔德曼使这次新闻发布会成为一般化和低调的，但是在外旅行的白宫官员对于低调一词的定义的理解是难以逆料的，特别是在大选之年。当尼克松开始会见记者时，他刚好得知约旦爆发内战的消息。尽管他的自我克制能力很强，但也经不住在高度紧张时刻的感情冲动。由于这个消息以及他刚批准过的军事行动使他感到激动，尼克松告诉那些感到惊异的编辑们，如果伊拉克或叙利亚要干预约旦，只有以色列或美国才能够制止他们；他宁愿由美国来担负这个责任。（他写信告诉我说不进行对抗，这也是他的主意。）由于被这个场合的情绪所激怒，他又说，他要让苏联人为他们在苏伊士运河沿岸用导弹来冒险的行为付出高昂的代价。“如果我们的干预能起作用的话，我们就要进行干预。”这样耸人听闻的新闻不被人记录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太阳时报》很快就把这句话原原本本地照登了。尽管由于齐格勒坚持要按照不准记录的规定办事，当时即予以收回，但这却恰恰提高了这一新闻在外交政策上的影响。[6]

尽管在那件事之后，尼克松感到后悔，我则认为，总的来说，他的声明还是有益的。当我从美国新闻署署长弗兰克·谢克斯皮尔那里得知这件事时，我告诉他说，这件事并没有使我感到有什么不安。首先，它将向我们的官僚机构表明，我强烈要求在地中海集结军队是反映了总统的想法，而不是反映我个人的特质。实际上，这使他们清楚地认识到，他们的真正选择在于：或者是各机构之间进行正常的规划；或者是以专题讨论的方式解决，但是他们却不能参加这种讨论。有一次，我设法使罗杰斯相信，我并没有要尼克松这样做，这件事使我们之间的关系得到了一个短时期的改进。

至于对那些使我们最为不安的国家，如苏联和激进的阿拉伯国家，尼克松声明的影响可能是有益的，因为它表明我们的态度是认真的。下午我向尼克松报告说，当约旦军队歼灭他们附近的巴勒斯坦游击队时，伊拉克部队袖手旁观，没有动静。而这一天美国的行动，包括总统的声明，却一定加强了我们那位勇敢的朋友，约旦国王的决心。

九月十八日星期五是穆斯林的安息日。这一天，约旦军队有步骤地恢复了对安曼的控制，尽管进行得比较缓慢。约旦军队在北方曾遇到顽强的巴勒斯坦游击队的抵抗，实际上，巴勒斯坦人在这里宣布成立了一个“解放区”。十英里之外的叙利亚发出了恫吓的叫嚣，伊拉克军队仍旧按兵不动；约旦军队都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了。纳赛尔则一声也不吭。

这天白天，尼克松在白宫接见了果尔达·梅厄。他们之间的谈话多半涉及以色列人的援助要求，以及苏联和埃及在苏伊士运河沿岸违反停火协议的事。这说明，这两位领袖都已经深信约旦国王可能会占上风，危机快要过去。尼克松说，他希望以色列不要鲁莽行事，梅厄总理则向尼克松保证，以色列不会不通知美国就采取军事行动，而且也看不出有必要采取军事行动。

这一天，报纸也在集中猜测总统在芝加哥所作的评论的含意。不利的反应是，人们纷纷提出警告，如果我们打算要执行总统的战略性选择，来一次美国的单独军事行动的话，我们将面临困难。那位受人尊敬的佐治亚州参议员、拨款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委员会的重要成员、强硬路线的一贯支持者理查德·拉塞尔，打电话给罗杰斯，告诉他说，他坚定不移地反对在中东使用任何美国军队。

九月十八日，莫斯科显然也已经得知美国的行动。苏联代办伏龙索夫打电话给助理国务卿罗杰·戴维斯，传达了苏联政府的口信。莫斯科对待指控他们在运河沿岸违反就地停火协议的那种傲慢而又冷淡的态度烟消云散了；一周之前，它为遏制各方而极力散播的帝国主义危险论也销声匿迹了。相反地，苏联表示关注中东日益“复杂的”形势；言论中却不带责骂的口吻。莫斯科表示“希望”美国同意苏联的看法，所有的国家“包括那些不属于这个地区的国家”都谨慎行事。它还进一步“希望”美国在这方面对以色列施加影响。至于苏联方面，它已力促约旦、伊拉克、叙利亚和埃及政府共同来结束约旦的内战。“我们也正在寻求一些办法来把我们的观点传达给巴勒斯坦运动的领袖，提请他们注意”——从而让我们明白（亦可能是真话），莫斯科和巴勒斯坦游击队已经失去了联系，与他们的行动没有牵连，特别是关于人质问题。

当苏联贯彻执行其外交政策的风险较小，或者当力量均势对它有利时，苏联外交政策的主题中就没有关于可怕的后果这样的“警告”，也没有任何关于美国与约旦国王勾结之类的指责。他们的语调里带点儿哀怨之气，再次保证苏联政府“一如既往”主张在安全理事会第二四二号决议的基础上解决中东危机。塔斯社的一篇评论也持类似的语调，它警告我们不要干预，但用词是模棱两可的，克里姆林宫在中东的代理人不可能不注意到这一点。

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证实一种分析，这种分析是我的工作班子里的哈尔·索南费尔特在那一天的早些时候作出的，他预料苏联可能对我们的部署和外交政策作出反应：

实际情况是，苏联人看到美国在这个地区使用军事力量是决不会甘心的。他们一定会对此加以诋毁，找我们的麻烦（包括胡闹一气，并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为基地，对第六舰队进行近距离侦察），并全面地反对我们。最使他们感到担忧的先例是，我们表现出能够而且将要使用海空军力量的样子，使得他们忧心忡忡，总是在掂量在其后的一次新的危机中，我们对以色列的支持会达到怎样的程度，我们在国际上的一般姿态将会是怎么样。（如果我们的军事行动是成功，或者看来是成功的话，这样的情况对我们可能是有利的。）

我们深信，苏联是在寻找解决办法，这种看法从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瓦西里·库兹涅佐夫和美国驻苏大使比姆，于九月十九日的一次谈话中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证实；就在九月十九日这一天，约旦军队在对巴勒斯坦游击队的作战中取得虽然较慢但却是无可否认的进展。库兹涅佐夫再度表示“希望”我们不要干预约旦，因为这将为所有关注这个地区的国家带来“困难”。他探问第六舰队集结的目的何在。比姆回答说，关于我们军队的部署情况，他并不知情。这既是事实，也是最可能加深苏联的不安的回答。

在我看来，最好的策略是不提供保证，而是造成一种形势，在这种形势下，苏联只有促使其激进的朋友不进行干预和使危机确实结束，才能感到日子好过些。这就是为什么我主张暂时不给予答复的原因。毕竟，苏联让我们等待了十天，才对我们提出的关于违反停止一切军事活动的协议的照会作出答复。提出保证会事与愿违，而坚决不妥协又会变成一种挑衅；在这两者之间，沉默是最好的折衷方案了。

总的来说，我认为危机正接近于尾声。我们的信誉已大大恢复。九月十九日傍晚，我打电话给尼克松——他当时在戴维营——把苏联方面的信息向他作了报告。我认为这是一种即将退却的征兆。尼克松对于好消息总是不敢轻信，表示怀疑。他说，什么时候苏联人自愿地作出保证，那一定又是在搞鬼。事实证明他是对的。

九月二十日星期日上午，叙利亚的坦克侵入了约旦。

叙利亚入侵

在情况瞬息万变的时刻，那些处于决策中心的人被潮水般的报告压得喘不过气来，这些报告中有推测、消息、希望和焦虑。必须运用他们自己的主见，把这些成分筛除出去。很少见到一幅有连贯性的图景；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有政策制定者把事态联系起来，才能得出连贯性；由于正确估计了形势和他自己创造性行动的限度，他抓住了这种挑战，并把它变成一种机遇。在危机中，这种敏捷性类似一个运动员的敏捷动作。决定必须很快地作出。身体的耐力和洞察力一样，都同样受到考验，因为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来弄清楚，国内或国外的每个关键性人物都是在同样的情报和目的的基础上来进行活动的。不论平时官僚机构内部如何钩心斗角，在危机时刻，我确信每个机构都得到同样的情报，而且所有的领导人和他们的主要同僚在全面的规划中都是志同道合的合作者。

在约旦危机期间，从杂乱无章的报告中分辨出事情真相，是特别困难的。在国王的军队开进安曼之后，我们大使馆和宫廷之间的联系中断了。国王和里法伊偶尔和大使通电话。我们大使馆和宫廷之间断断续续地进行无线电通讯，但这是公开的电讯，很可能被窃听，因此不可靠。幸运的是，我们有迪安·布朗驻在当地，他是我们的最能干、最勇敢和最有学问的外交家之一。他不时地坐在装甲车里去寻找国王和里法伊，显然，这种通讯办法是快不了的。英国人则运气比较好，他们的使馆比较靠近宫廷，因此，国王偶尔可以通过伦敦给我们送来信息。这种做法不可避免地在传递过程中会产生延误，因为英国还想加上它自己的看法，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伦敦有点儿担心我们可能鲁莽地采取行动，所以他们就更要这样做了。这种判断是错误的，但是他们得到这种印象却是情有可原的，因为至少白宫认为，如果伦敦告知别的国家首都，事情有发展成为不可收拾的危险，这样做倒可以制止一场轻率的行动。伦敦巧妙地掩盖了他们对我们的疑虑，而且也成功地对我们暗示，它主张采取一种比较稳健的步调。

九月十九日，星期六，我们收到的第一批消息说，叙利亚坦克已经开进约旦二百五十码左右，占领了阵地。但是由于消息来自开罗的一位英国官员，而伦敦方面又认为不必要直接通知我们，因此我们并不认为英国政府很重视这件事。我们也一样不重视它。尽管通讯困难，我们相信，如果侯赛因十分担心的话，他是会想出办法来通知我们的。

但是，在九月二十日星期日发生的事情已是无可置疑的了。大约在华盛顿时间上午六点左右，国王和里法伊分别和布朗通了电话，报告说叙利亚坦克两次大规模入侵腊姆萨。约旦军队击毁了三十辆坦克，并把叙利亚军队打退了。侯赛因请求美国援助，但却没有提出具体要求。在华盛顿时间下午十二点三十分，里法伊讲得较具体些了，他代表国王请求美国进行侦察，以判明叙利亚是否增兵了。差不多与此同时，又有两个叙利亚装甲旅越过约旦边境，并在广阔的战线上发起进攻。直到下午晚些时候，我们才证实了这个消息。

我毫不怀疑地认为，对于这种挑战必须予以还击。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中东的危机就会加深，因为激进分子和给他们撑腰的苏联就会采取主动。如果我们成功了，阿拉伯的温和分子就会获得新生。总的来说，我是乐观的。从局部和总体来说，力量均势对我们有利。那天傍晚，我向总统表示了这种看法：苏联“不是控制不住局势，就是要想强行摊牌。如果他们是控制不住局势，我们就会很容易地取得胜利”。我毋需再说，如果他们决定要摊牌，我们也没有别的选择。

罗杰斯、西斯科和我进行了一番会商，并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西斯科和我共同起草了一个声明，用罗杰斯的名义发表，断然要求立即撤退叙利亚军队，并且警告说，冲突有扩大的危险。那天下午，西斯科召见了伏龙索夫，并且将一封责骂性的信交给了他。形式上是给苏联九月十八日信件的回信，我们照会中的要害部分内容如下：

在这个时刻，由于叙利亚装甲部队已入侵约旦的领土，并在沿约旦边界的叙利亚境内进一步集结了进攻性部队，局势是进一步而且是危险地加剧了。美国政府谴责这种入侵约旦的行径，并要求入侵部队立即撤退。叙利亚的这种令人不能容忍和不负责任的行动，如果不立即停止和退回，就会使得目前的冲突扩大化。美国政府呼吁苏联政府使叙利亚政府知道它目前行动方针的严重危险性，叙利亚必须从约旦领土上毫不拖延地撤出这些军队，并停止进一步干预约旦。苏联政府不可能不知道冲突扩大化将带来的严重后果。就美国方面来说，美国政府正促使这个地区的各方都采取克制态度。

星期日下午，我建议——总统在戴维营批准了这个建议——把驻在德国的空降旅从演习地区调回到它的基地登机处。而那是在九月十八日危机似乎趋于缓和时，我们批准这个旅进入该演习地区的。早就计划好的这次演习活动，把这个旅作出反应的时间延长到十小时，而在它的原驻地，按照它的戒备状态，其反应时间将减少到四小时。一个营奉命准备空降。下午五点，我们要求我们驻波恩大使馆将这个空降旅的活动通知德国政府。我们解释说，由于可能要从约旦撤退美侨，这个旅有必要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这个旅奉命进行迅速而公开的活动，但并没有采取任何安全防范；我们希望苏联的情报机构很快地就注意到这种情况。德国政府很有可能把我们的活动转告给欧洲的各友好政府。迪安·布朗奉命将我们的公开声明和我们给苏联的照会通知侯赛因，并且不把美国可能进行干预的大门关闭。

下午，叙利亚新的进攻的规模已经很清楚了。我们一直不断地通过设想美国或以色列作出军事反应来策划我们的行动；政府里所有的人都认为，这两个国家不应同时采取行动。九月十七日，我将总统主张主要由美国军队抵抗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干预一事，转告了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我要求必须根据三条标准来审议各项行动方针：谁具有较为充分的采取行动的理由？谁能够更为有效地把其行动坚持下去？谁拥有防止逐步升级的最大能力？我还要求提出主张美国采取行动的最充分的根据，以及主张由以色列采取军事行动，而美国则不直接出面，同时遏制苏联的最充分的根据。这些文件于周末送到了总统手里，我不知道他是否看了。

为了向总统提出一份最后的建议，我于九月二十日星期日晚上七点召开了一次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从这时起一直到第二天上午举行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对我们在华盛顿的人来说，危机表现为几乎不停顿地开会和打电话。要能最精辟地描述这种情景，只有一小时一小时地回顾那天晚上所发生的事情。

从傍晚七点十分到七点五十分，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主要负责人在白宫地下室的战情室开会，主要是彼此汇报过去几小时内所发生的事情，再次审议应付突发事件的计划。情报和军事情况介绍表明，情况不相上下。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就琐碎事情进行讨论上。这是一种典型的官僚主义毛病。应国王的要求，将派去两座流动野战医院。所争论的是，这两座医院究竟应该作为美国的捐赠，还是应该由几个国家联合组建。我们迅速地研究了美国进行干预的利弊；我们的信念增强了，我们的军队最好用于牵制苏联，使它不能干预以色列的行动。如果由我们单方面采取有效行动，我们就必须动用我们全部的战略后备力量；这样，我们就会在两个相隔得很远、几乎无法联系的战场上分布我们的军队，并在新的突发事件面前显得无能为力。我们的军队只能在没有重型装备的情况下开进去，并只能从航空母舰上得到空中支援。我们唯一的陆上供应线是通过以色列，这就把我们和以色列联系在一起，但是美国采取行动的主要理由，却是要把以色列和约旦隔离开来。如果我们碰到困难，我们还得请求以色列给予协助。总之，如果约旦的形势失去控制，所能采取的补救办法只有对叙利亚进行大规模打击，而以色列部队是最适宜用于这一目的的。

晚上七点五十分，总统从戴维营回来，打电话把我叫到他办公室里去。这个星期天下午，他和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以前我曾多次按照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的一致意见的精神，一再谈到我对美国单方面采取军事行动的担心；这一天晚些时候，他改变了看法；就在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开会之前，他曾告诉我说，如果要在军事上作出反应，不应该由我们来出头。我很快把最新情况告诉了尼克松。我建议他把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的高级成员叫到他的办公室里去，把他的一些想法告诉他们，并在心理上为他们鼓劲，这种效果只能来自总统的领导地位。尽管他现在的看法与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的看法是一致的，我主张他不要透露他改变了看法，以便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能够重新提出全部可供选择的方案，不要受想迎合总统的意愿这种心理的影响。这样他就肯定能作出最正确的判断。他可以在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结束后再作出正式决定。

一旦到了要作出决定的关头，尼克松就会以一种怏怏不乐和不顾一切的勇气去行事——一方面他对国际上的现实情况有他自己的见解和认识；另一方面，他本能地认为，不管他碰到什么事，最后总是注定不会圆满的，他就在这种矛盾的心理状况中心力交瘁。在那个时刻，最大的问题是要防止勇气变为鲁莽行事，防止坚定的态度变为虚张声势。在这种情况下，他不顾短期的政治上的好处，他要做的，是他认为国家的利益要求他做的事。对任何总统来说，这已经是尽到最大的责任了。很多总统还做不到这一点。

从晚上八点到八点二十分左右，尼克松会见了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的主要负责人——亚历克西斯·约翰逊、托姆·穆勒、迪克·赫尔姆斯、戴维·帕卡德和乔·西斯科。他对他们进行了一次鼓舞士气的讲话，并对他们的努力表示赞赏。他说，他们的工作就是拯救国王，使他免受外来干预。尼克松希望，他们不考虑他们原来认为他的意愿是什么而自行作出判断。他强调，我是他的代言人。

晚上八点二十分，相当受到鼓舞的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成员离开了总统办公室，在楼下战情室继续进行他们的审议工作。我留下来用十分钟的时间和总统一道研究了可供选择的方案。我们两人一致认为，如果我们继续保持坚定，但不表现为好战，并把手中的牌打好，我们是会占上风的。

晚上八点二十分左右，丹尼斯·格林希尔也用保密专线打来电话。由于我在椭圆形办公室，是黑格在战情室接的电话。格林希尔传来的是那天早晨侯赛因给美国大使的口信，而且侯赛因在两小时之前又重复发了一遍：鉴于形势恶化，国王要求立即进行空袭。

晚上八点三十五分，我又参加了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这次会议一直开到晚上九点十五分左右。英国人传达的口信加强了我们原先的倾向，即我们按兵不动，让以色列采取行动。我们没有掌握足够的情报或军事目标情况，因此不能动用美国武装力量迅速对国王的请求作出反应。同时如果美国牵制苏联，使之不进行干预，就必须加速我们的准备工作；这样，我们也可以提高我们进行空战的能力，以防备万一事实证明以色列并不像我们所估计的那样愿意采取行动。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批准了下列送交总统的建议：

⊙再进一步提高驻德国空降旅的戒备状态；

⊙命令第八十二空降师处于全面戒备状态（这个消息毫无疑问会泄露出去，从而迫使莫斯科和大马士革迅速作出决定）；

⊙命令一架侦察机从航空母舰上起飞，飞往特拉维夫机场，获取目标情况（毫无疑问，这会被苏联和埃及的雷达发现，他们会认为这标志着美国的军事行动就快要来了）。

换言之，我们加强了美国或以色列快要进行干涉的印象。

在我看来，在一次危机中，看来似乎是“稳健的”和“安全的”办法往往是最危险的办法。渐进的逐步升级诱使敌对一方在每次活动中要赛过对方；谁打算带点儿温和作风行事，就会被解释成优柔寡断；提出保证可能被理解为提供了一张一目了然的清单，从而鼓励对方伺机而动，延长了固有的危险形势。一个领袖必须仔细和深思熟虑地选择，在什么问题上进行对抗。他只应该为重大目标进行对抗。一旦这样做了，他就负有迅速结束对抗的责任。为此，他必须表现出不可动摇的决心，他必须准备迅速而又勇猛地逐步升级到如此的程度，致使敌方不能再赌博下去。

晚上九点二十七分左右，我邀西斯科一道同我去向总统提出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的建议；他是处在所有电报往来中心的官员，让他了解白宫想法的细微差别是十分重要的。这也会帮助罗杰斯及时了解情况，他决定留在家里守着电话等待事态发展的消息。首先，我们必须找到总统，因为尼克松决定去玩保龄球。我们在特工人员的帮助下，最后在行政办公大楼地下室的一间不引人注目的保龄球室里找到了他。尼克松安详地听取了我们的汇报，批准了我们的建议。这时候，他手里不协调地拿了个保龄球，他没有穿西装，也没有打领带，这副模样是难得见到的。他说，不管怎么做，必须成功；他下决心要制止叙利亚的进攻。他同意，我们必须立即和以色列大使建立联系。我告诉他，我将立即打电话给拉宾。

晚上十点左右，我回到白宫我的办公室里，打通了电话。原来拉宾正在纽约出席招待果尔达·梅厄的晚宴。必须把他从宴会大厅主席台上请下来，叫到一个相当安全的地方；尽管如此，在整个通话过程中，我还能听到远处乱哄哄的讲话声。我先告诉拉宾，西斯科也在电话机旁。我问道，关于叙利亚的行动，以色列掌握了什么情报。拉宾说，据以色列估计，大约有二百辆叙利亚坦克开到了伊尔比德地区。我告诉拉宾，我们接到了请求援助的要求，但是没有掌握什么情报。以色列能否在黎明时派飞机去侦察一下（按中东的当地时间，再过三小时就是黎明了），并把他们的看法告诉我们。拉宾是个不受人愚弄的人，他问道，如果侦察得到的情况表明，叙利亚军队明显地向前推进，我们是否赞同以色列进行空袭。我回答说，我们还是分析了侦察的结果后再作计议。我们正在讨论这件事的过程中，我又接到国王传来的紧急口信，这一次是直接传给我们的。我对拉宾说，我过一会儿还得给他打电话。

侯赛因的口信是两小时之前通过电话传给我们大使的。其中说，在叙利亚的一次新的大规模入侵（两个旅在中午发动进攻）之后，情况严重地恶化了。约旦军队已被切断彼此间的联系；伊尔比德被占领了。首都的军队感到动荡不安。在国王看来，要拯救约旦，非得立即进行空袭不可；他可能很快还会要求地面部队也采取行动。侯赛因一反他以前的习惯做法，要求我们把他的困境转告给英国。

晚上十点十分，西斯科和我在我的办公室一起打电话给罗杰斯，把和拉宾的通话以及国王刚传来的告急口信告诉这位国务卿。我们说，我们倾向于向总统提出建议，同意以色列进行空袭。罗杰斯也认为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晚上十点十二分，西斯科和我现在认得路了，于是就又返回到保龄球室去。（自从那个命运攸关的夜晚之后，我再也没有去过那个保龄球室。）我们把国王的请求和总统自己的高级顾问们的一致意见告诉了总统。他接受了我们的建议，并批准我们去找拉宾。晚上十点二十五分，西斯科和我又回到我的办公室。

晚上十点三十五分，我又给拉宾打电话，西斯科也在电话机旁等着，刚好打完电话，尼克松的保龄球也打完了。他像往常一样，衣着整齐，走进了我的办公室。我把从约旦得来的消息告诉了拉宾，但没有详细说明来源。在同总统和国务卿讨论过之后，我现在能够告诉他，如果以色列的侦察结果证实了他对我说过的那番话，我们就赞成以色列进行空袭。我们将补偿以色列的物资损失，并尽我们的最大努力，阻止苏联的干预。拉宾小心谨慎地把我的话重复了一遍，以肯定他没有听错。他还得请示总理。

晚上十点四十五分，鉴于以色列有可能在我们的夜晚时间采取行动，我就把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召回来开了一次午夜会议，并要求我的工作人员（主要是哈尔·桑德斯和理查德·肯尼迪）集中所有的有关情报。然后，我打电话给英国大使约翰·弗里曼，把国王的口信转告给他。我告诉他，我们和以色列大使进行了接触，但没有详细地谈。尼克松仍在我的办公室里，在我不打电话时他就和我闲谈。

晚上十一点十五分，我用保密电话和希思首相的私人秘书通话，把国王的口信念给他听，并告诉他我们和以色列大使进行了接触，以色列将派飞机侦察，以决定下一步所采取的行动。尼克松建议我不要用保密电话，因为在宾夕法尼亚大街上听到我大声讲话的人，可能比在公开电话中窃听谈话的人还要多。

晚上十一点三十分，拉宾将梅厄夫人的答复用电话告诉了我们。以色列在天一亮就派飞机去侦察。伊尔比德附近的情况“十分令人不愉快”，以色列的军事领导人深信，空中作战已经不够。以色列将在详细研究侦察到的结果后，再把它的想法告诉华盛顿；但是不经过进一步磋商，决不采取行动。尼克松也听到了我这边的答话，但他没有说什么。接着，他就离开了我的办公室。

午夜，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再次在战情室召开会议。我把上次会议以来所发生的事情向他们作了简略的介绍。我们讨论到，如果以色列在尔后二十四小时内发动进攻，我们将怎么办。我要求今晚就下列四个问题进行紧急研究：如果苏联采取行动，有何对策；对以色列和约旦进行援助，以补偿其损失；对国会作情况介绍的方案；向盟国作情况介绍和敦促苏联不要介入的外交计划。关于苏联人，我强调：“我们有两个目标：一是，叫他们对叙利亚施加影响，要他们撤退；二是，让他们不要以为只要对以色列施加压力，就可以使他们避免处于以色列采取行动的困境……我认为，现在多唠叨将给我们今后多添麻烦。”

凌晨十二点四十五分，我打电话给待在家里的罗杰斯，把和拉宾的谈话以及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的开会情况告诉了他。我问他有没有什么问题。他说没有。这一次，我们高级官员之间是团结一致的。凌晨一点左右，我打电话给尼克松，把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的开会情况向他作了一个简略的汇报。他听取了我提出的关于各政府部门预测苏联会作出什么反应的情况归纳。当我告诉他，国防部担心苏联会对以色列发动一次空中打击来进行报复时，他哼了一声说：“我不相信。”

九月二十一日，星期一，凌晨两点，我回家睡觉。

凌晨五点十五分，我被黑格叫醒，他刚刚接到拉宾的一个电话。尽管还没有收到关于侦察结果的报告，拉宾说，以色列人认为，单靠空袭已经不够了；可能也有必要采取地面行动。以色列希望在两三小时内知道美国的看法。

凌晨五点三十五分，我打电话叫醒总统，把拉宾的初步反应告诉了他。我敦请他推迟作出决定，先召集他的高级顾问在上午七点三十分开个会。但是尼克松知道，以色列提出的关于采取地面行动的请求会引起严重的争论，他不想让这种局面出现。他说：“我们现在就作出（决定）。”他和我就以色列进行地面攻击的利弊作了简短的审议。他要我打电话给西斯科，了解他的看法。

我先和黑格商量，不经过罗杰斯而直接打电话给西斯科是否明智；我刚得出结论说，我必须先告诉罗杰斯，这时，尼克松回电话了。尼克松已决定批准以色列进行地面攻击，并且口述了一个经过认真考虑了的口信转给拉宾。他说：“我已经决定了。别再问别人了。告诉他（拉宾），‘干吧。’”

我不想让总统不先同高级顾问商量，就冒同苏联进行一场重大对抗的风险。以色列采取地面军事行动，可能触发一场中东战争。我对尼克松负有责任，应该先和罗杰斯及莱尔德进行磋商，而且情况也没有紧急到这样的地步。不经过一番动员，以色列肯定是不能够采取地面行动的。我打电话给西斯科，他说他同意总统的决定。我又打电话给罗杰斯，他有很大的保留，特别是由于约旦并没有正式请求给予地面支援。莱尔德的态度不明朗，他要研究一下情报。在这些电话的间歇中——这些电话都是在我家里打的——尼克松不时地打电话给我，为他的决定补充细节。早晨七点十分，我再次敦请总统召开高级顾问会议，因为他们的意见不一致。这次他勉强同意了。黑格通知拉宾说，要到上午九十点钟，美国才能给他答复。

从这时开始已没有必要逐小时地加以叙述，因为那天晚上所发生的事情已把主要问题交待清楚了。我们的政府成员一致同意以色列进行空袭，但对以色列采取地面军事行动有不同的意见。我认为这个问题并不要求立即作出决定，虽然以色列威胁着要进行地面战争使情况更加复杂化，但它的答复也提供了一次政治解决的机会。因为，如果以色列认为有必要采取地面行动，它就必须进行动员。动员至少需要四十八小时的时间。而以色列不动员是不行的，因为不管我们的反应如何，它都不能容许叙利亚取得胜利。因此，我们就有一段喘息的时间——如果约旦国王能够顶得住——而在这段时间里，对叙利亚施加的压力将会增强到如此程度，以至不用进行战争，也许危机就会自行消除。当叙利亚在进攻约旦时看到以色列部队在戈兰高地包抄它的侧翼，它一定会感到非常不安。纳赛尔很可能要求结束军事行动，因为这次军事行动可能会使他很快面临难以应付的进退两难的局面，而这种局面曾导致一九六七年的灾难：要么袖手旁观，从而破坏了阿拉伯国家的团结；要么进行干预，甘冒另外一次蒙受耻辱的失败。而且这种相似的考虑也一定压在苏联人的心头。总之，以色列的动员再加上我们自己的军事部署，会把我们所有的敌人弄得“心神不定”，并且也提供了不经过战争而解决问题所需要的时间。

九月二十一日，星期一，上午八点四十五分，国家安全委员会举行了会议。尽管会上讨论的主要是一个突出的实际问题，即如何回答以色列所问到的我们对地面军事行动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但实际上又发展成为一场如何处理危机的哲理性辩论。罗杰斯主张，如果行动要逐步升级的话，则应非常缓慢而有分寸地进行。尼克松和我却认为，那样做才最可能使危机变得无法控制。罗杰斯基本上反对以色列采取地面行动，他举出许多理由，其中包括怕和苏联人进行对抗。尼克松和我则认为，如果我们想避免同苏联人对抗，那就必须迅速造成一种他们不愿意面对的捉摸不定的险情，而不要让他们想逐一对付我们的循序渐进的行动。罗杰斯则要看叙利亚人是否从伊尔比德向南移动再作出最后的决定；在我看来，只有叙利亚人从约旦北部的“解放区”全部撤出，危机才能结束。尼克松最后决定，西斯科可以通知以色列，美国原则上同意以色列采取地面军事行动，但还要看约旦国王的意见而定，而且在作出最后决定之前要商量一下。

我对于征求侯赛因的意见一事表示怀疑。因为在我看来，只有在约旦人濒于崩溃的情况下，以色列才应该进行干预。我们不应该把国王在阿拉伯世界的已经处于不稳的地位作为抵押品，向他提出一些他难以回答的问题。有些事虽然侯赛因没有提出要求，但是却很可能默认。对于目前应付危机来说，不论是要求还是默认，都没有什么关系。以色列已经悄悄地开始动员，再加上我们的军事部署，这将构成一种威慑力量并成为一种现实。

如果以色列政府真想打仗，我们附有条件的答复可能会引起它的一些疑虑，而这些疑虑还会传播到我们的敌人那边去。幸好以色列有它自己的战略估计，不用征得我们的最后答复，它就自己进行动员，其步伐恰好也是我们所希望的。由于以色列政府寻求保证的要求是不可能满足的，实际上它已表现得非常小心谨慎，它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问到万一发生战争，美国将采取什么样的政策。为回答这些问题就花了大半天时间进行准备。在那段时间里，没有必要作出关于采取地面军事行动的决定。在此期间，两个以色列旅正开往戈兰高地，威胁着在约旦的叙利亚部队的侧翼。

那天早晨，收到了法国总统蓬皮杜打来的电报，他对于美国有可能进行干预一事，表示“非常关切”，并敦请尼克松作决定时要慎重考虑。这个电报并没有什么特别可取之处，但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法国想要在一次危机中疏远我们。然而，它起到一种振聋发聩的作用，表明我们的军事部署正引起人们的注意。使巴黎感到担忧的事也可以使莫斯科和大马士革感到焦虑不安。

九月二十一日，星期一的其余时间是用在参加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的会议上，讨论加强我们的军事准备工作，并为以色列所提的问题起草一封回信，在一定程度上不让以色列在我们与第三国关系上拥有否决权。

那天晚上，一件最重大的事情发生了。苏联代办尤里·伏龙索夫会见西斯科，递交了苏联对我们前一天向他们提出的要求叙利亚立即撤军的照会的复文。复文的速度——与上次答复我们抗议违反停火协议拖延了一个星期相比，这一次仅用了二十四小时——表明克里姆林宫的确是焦虑不安的。考虑到我们的威胁性、几乎是公然炫耀的军事部署，复文的语调是非常温和的。苏联政府注意到，我们似乎和他们同样关心约旦形势的恶化，而且我们“也”（原文如此）认为，别的国家干预约旦的事务是不能容忍的。苏联人先这样转弯抹角地把自己打扮成反对叙利亚干预的样子，然后表示他们“希望”——一种非常柔和的外交言辞——我们也敦促以色列采取同样的方针。为了明确表示它在强迫叙利亚撤退，苏联的照会还补充说：“苏联政府在和叙利亚接触中，也奉行同样的方针。”

西斯科巧妙地使苏联人的预测陷于混乱，他是按照要使苏联人最大限度地担心美国可能采取军事行动这一战略行事的。当伏龙索夫问到约旦是否请求我们给予援助时，西斯科回答说，他没有被授权讨论我们与约旦国王交换意见的事。当伏龙索夫探听第六舰队活动的目的时，西斯科只把这个问题记了下来。总的来讲，我认为伏龙索夫的外交姿态是令人鼓舞的。苏联人是在表示，他们在促使叙利亚停止入侵，除非他们是在欺骗我们。当我们每天都在地中海加强我们的实力，而且以色列也在动员时，要想欺骗我们，那是十分愚蠢的事。

下午六点，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了另一次会议，这也是会上的一致看法。会议只是介绍了一些事实，并认为在明天之前毋需作出什么决定。

这二十四小时过得十分紧张，也可能是具有深远和决定性意义的时刻。本来约旦眼看要垮台，现在形势开始扭转过来了。首先，这应归功于国王和效忠于他的军队的英勇。但是，也是由于我们的军事部署和保证给予物资援助加强了他的决心，同时也在他的敌手中间引起疑虑，从而使他们举棋不定。我非常有信心地告诉总统说——在他快休息时我们通了两次电话——不要取消原定于九月二十七日，即下一个星期天开始对地中海国家的访问：“如果以色列人星期四不采取军事行动，那么局势就安定下来了。”

九月二十二日，星期二，早晨八点半，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正在开会，喜讯传来了。由于我们所采取的行动给约旦人壮了胆，再加上叙利亚空军（在一个名叫哈菲兹·阿萨德将军的指挥下）显然不参加战斗，约旦人便开始从空中攻击伊尔比德周围的叙利亚坦克。据估计，叙利亚损失了一百二十辆坦克，其中六十至九十辆被约旦火力摧毁，其余的在技术上出了毛病。伊拉克部队——这是我们原来所担心的——仍然按兵不动。埃及通知我们，苏联人作了很大的努力，让叙利亚重新考虑它在约旦的行动方针。以色列在戈兰高地继续增加部队。由于军事局面稳定下来了，西斯科和我一致同意，我们应再次要求拉宾，在没有事先商量好之前，以色列不要采取军事行动。与此同时，为了保持压力，我们也进一步加强了准备。我们增派飞机前往欧洲，战斗机和运输机都有。所有的联合指挥部都处在加强情报收集的戒备状态中。第八十二空降师的两个营，处在六小时即可赶到出事地点的特殊戒备状态中。

我的日程表记载了我和总统反复开会。中午，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只进行了一个半小时，会议结束时，总统作出了一项决定，给侯赛因送去一封表示鼓励和支持的信。正如我告诉总统的，基本上说来，我们已达到做了所有可以做到的事的地步；我们应付突发事件的计划基本上已经完成，不管他选择哪一个方案都可以应付。最大限度内可供调配的压力都已经被调集起来；最后的决定取决于别人如何估计这些压力和如何作出反应了。

那天下午，我们收到了两份复电，一份来自约旦，另一份来自以色列。侯赛因对于以色列的空袭，心情矛盾，对于以色列的地面部队支持则持否定态度。以色列通知我们，他们如果采取地面行动，只限于在约旦境内（那就是说，他们不攻打叙利亚）。以色列也要求进一步澄清我们的意图——这是要我们相信，以色列并不急于卷入。这两份电文是互相抵触的。但是，到那时莫斯科和大马士革作的最后选择将取决于已经出现的事态发展，即我们军事力量的增强和以色列的动员。

和苏联代办的一次谈话增强了我的乐观主义情绪。我一反过去从不出席使馆招待会的做法，决定参加九月二十二日晚上在埃及使馆举行的一次宴会，以表示我们的政策不是反阿拉伯的。伏龙索夫兴致勃勃地在众目睽睽之下把我叫住，问我为什么不回答苏联昨天的照会。我说，除了星期日我们提出的要求之外，我们再没有别的可说的了；叙利亚军队必须撤出。伏龙索夫问我，如果叙利亚停留在他们现在的地方，我们是否认为已经足够了。接着伏龙索夫就假装出一副关心我们处境的样子。他断言，约旦并非是苏联的重大利益所在，而美国的干预则会使自己在整个阿拉伯世界中陷入可怕的困境。我打趣地说：“假使是那样的话，你们该轻松了，因为不管出现什么情况，你们都会赢。”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其他客人都可能听得见的情况之下，包括记者在内。显然，伏龙索夫急于想让大家都知道他的观点。《华盛顿明星报》记者乔治·谢尔曼于第二天写道：

伏龙索夫异乎寻常地坦率，说苏联希望叙利亚结束干预。

他说，苏联和叙利亚的接触还没有结束。而在受到质疑的情况下，他明显地把叙利亚以及以色列和美国都包括在一个范围里；他用一种笼统的说法表示：“我们认为不应该存在任何外来干预。”

全世界的苏联外交官都发出类似的论调。一个仍然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是，在约旦事件见分晓之前，这些压力是否会对大马士革发生作用。

在设法结束任何一次危机时，问题在于调准压力，以便既能使对方最大限度地产生解决问题的愿望，又不能使对方产生这样的印象，即一次对抗是无法避免的。令人感到矛盾的是，也许最关键的时刻就是对方看似准备解决问题的时候；这时容易出现松劲情绪，而且也许会做出一种善意的姿态来缓和一下事态的进程，那是很自然的事。这几乎是个经常发生的错误，要知道，只有克服了危机，并且实际上已达成一种解决办法之后，才是进行和解的时机。此时，温和的态度才能被视为宽容和友善；在此以前，温和的态度则会使充满希望的前景化为泡影。因为对方到了最后一分钟，仍有可能怀疑是否有必要付出那样的代价来解决问题。一九五一年在朝鲜，在停火谈判开始时，我们就停止了军事行动，几乎可以肯定，这反而延长了谈判的时间；现在回忆起来，我对一九六八年在越南停止轰炸这件事也持有同样的观点，虽然我在当时持有不同的看法。

正因为如此，所以在九月二十三日，星期三，即使叙利亚已有可能撤退，我还是强烈要求加强我们在地中海的力量。九月二十三日是关键的一天。如果叙利亚部队还不撤退——例如，如果他们只是就地固守——压力的高峰就会过去。这时，要么以色列不惜一切进行干预，要么我们被人们认为是虚张声势。这样，战争就有可能再打起来——否则叙利亚人就会在约旦保持一个“解放区”，把国王的生存当作抵押品。我认为，最聪明的办法是加大压力，直到我们已确知叙利亚军队已经撤退为止。现在就停止行动，则肯定会暴露秘密，并可能在关键时刻给叙利亚送去一个错误的信号。因此，四艘驱逐舰奉命驶离美国，开往地中海；还指定了两艘攻击型潜艇于九月二十五日和九月二十九日驶过直布罗陀海峡。当天早晨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上继续拟订反对苏联干预的应变计划。

这就是在那天早晨晚些时候召开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罗杰斯和我所产生的分歧的实质。随着危机趋向于解决，罗杰斯突然发现，两天之前总统当他的面批准的支持以色列采取军事行动的保证是一种无尽头的义务，要求正式予以取消。在我看来，现在不是争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因为争论的内容肯定会被泄露出去，并将不可避免地使以色列人、苏联人和叙利亚人对于我们的决心产生疑问。在我们确知叙利亚人的坦克撤走之后，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来弄清楚这一段经历。而且昨天我们就表明，我们不赞成以色列单方面采取行动，而以色列除了非常小心谨慎之外，也没有任何别的表示。总统支持我的看法，但是他要求西斯科对拉宾重申我们的要求：没有经过商量，不能采取行动。以色列在那天晚些时候，无条件地作出这项保证。

根据我的记录，从上午九点三十分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到下午两点五十分之间，我和总统单独会见了五次。到了下午两点五十分，我们收到了确凿的消息，叙利亚的坦克正从约旦撤退。

一切都已过去，留下的只是胜利后的一片欢乐。我打电话给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的每个成员，感谢他们的大力支持。我特别赞赏西斯科的作为。他是国务院和白宫之间不可缺少的联系人，此外，他还迅速而有效地进行了外交活动。侯赛因打电报给总统，表示了他的感谢和敬仰；我们还安排了向国会和新闻界介绍情况的会议。

甚至阿纳托利·多勃雷宁于九月二十四日星期四，也回到了华盛顿，好像是在说明，正常状态已经恢复了。他于九月二十五日拜会了我，对于我们没有答复苏联九月二十一日的照会，他表示痛心。我指出，一年来，苏联的每个照会之后接着而来的便是与照会不相称的不友好行动；因此我们只好等着观察事态的发展。多勃雷宁向我提出保证说，苏联对于叙利亚入侵约旦的事一无所知。他向我保证说，在叙利亚部队越过边界线之前，苏联的顾问就已经离开了叙利亚！这简直是不打自招了。他表情轻松地说，克里姆林宫的想法是，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并表示希望商谈中东的问题。我回避了这个问题，并说要把它转告给总统。与此同时，我也向他提出保证，除非其他外来势力进行干预，否则美国不会在约旦采取军事行动。

那一天，我们也给以色列发出下列电报：

根据最近所获得的情报，入侵约旦的部队已撤回叙利亚。我们认为，以色列所采取的措施对于这次撤退作出了显著的贡献。以色列对我们的部署作出迅速而积极的反应，我们为此表示感谢。如果出现另外一次进攻，情况将会不同；因此，我们认为，我们之间就叙利亚入侵约旦问题所交换的一切意见已不再适用。我们想，以色列同意这点。如果出现新的情况，我们必须得重新交换意见。

中东的温和派力量得到了保存。侯赛因国王凭自己的勇气和果断取得了成功。但是，要不是他和美国为友，这一切都会是徒劳的。苏联人退缩了，这使得日益认清莫斯科面目的阿拉伯人，对莫斯科看得更清楚了。

约旦危机过去了。但是平静并没有维持多久。在叙利亚坦克撤出后的四十八小时内，我们又面临另一次危机——这次是由于苏联在古巴建立海军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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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九二一年，英国以约旦河为界，把巴勒斯坦分成两部分，西部仍称巴勒斯坦，东部称外约旦，英国在外约旦建立了在它统治下的外约旦酋长国。——译注

[2] 这是指第三次中东战争，也即“六五”战争。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以色列在美国的支持和苏联的纵容下，对阿联、约旦和叙利亚发动战争。六天之内以色列占领了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西奈半岛、戈兰高地等大片土地，阿拉伯国家战败，被迫接受停火。——译注

[3] 帕夏是当时土耳其等高级军官的头衔。——译注

[4] 贝都因人是在阿拉伯半岛和北非沙漠地区从事游牧的阿拉伯人。——译注

[5] 所有美国政府使用的绿色保密电话机，通常都钉有一块红色的圆牌，上面写着“保密电话”的字样。由于我的工作人员爱开玩笑，我的保密电话机上刻着语法上有错误的德文“使人安全的电话”。

[6] 事实证明，尼克松并没有为此而很生气，他事后还向这篇文章的作者彼得·利沙戈尔表示祝贺，称赞他巧妙和谨慎地处理了这一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