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孛罗一号”：序曲

一九七一年七月一日，我经历了平生十分痛苦的一次会晤。“中华民国[1]”“大使”詹姆斯·沈[2]来见我，商量在下届联大表决中国代表权问题时，如何保持台湾的席位。沈剑虹对于国务院企图让北京进入联合国同时又不驱逐台湾的“双重代表权”计划，提了很多反对意见。我很难聚精会神地跟他详细讨论这件事，因为就在七月一日这一天，我要启程去亚洲，秘密地如约赴北京。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能比台湾当局更不应当得到这种即将来临的遭遇了。它是一个忠诚的盟友，对待我们的行为一直堪称楷模。它的代表，尤其突出的是它的大使，表现得老实可靠，而且具有中国人所特有的那种精明才干。我感到我和沈剑虹的交谈特别痛苦，因为我知道，不久之后更重大的事件就要来临，他私下里议论的这些联合国程序性的花招，就会全部化为泡影。然而我却什么都不能对他讲，而且还得要尽可能装出一切如常、若无其事的样子，按照预定的问题跟他谈下去。

我的日记上记着，除沈剑虹外，我还会见了总统顾问唐·拉姆斯菲尔德、墨西哥外交部长埃米略·拉瓦萨和印度大使L·K·吉哈。我还同总统三次会晤，共用了两个多小时来重新审查我那些为出访准备的文件。这之后记的是夜间在林肯厅同深思熟虑的总统会晤，与认真思考问题的安全顾问和国务卿会晤，共同策划战略问题。其内容多半是一些有关公共关系的无聊废话。此后一位记者要求会见，要我谈这些会议的内容。我请霍尔德曼代我接见，他同意了。“你撒谎也只能到此为止。”他承认说，这倒给道义上必须讲真话增加了一个新的尺度。实际上，虽然我在转达六月二日中国人的信息时曾在那里和尼克松谈过话，但我们却极少在林肯厅开会，而且罗杰斯从来没有在场。我们几乎都是在椭圆形办公室或者在总统办公大楼尼克松的私人休息室里谈论中国之行。在七月一日这一天，我们讨论的主要是打开同中国的关系、对于苏联的态度以及对越南战争可能产生的影响。很多时间是花在讨论未来与中国以及与苏联举行最高级会谈的先后次序上；当时我们还没有从莫斯科得到是否在九月举行会谈的消息。我们决定，不管莫斯科怎样反应，现在将首先举行同中国的最高级会谈。

这次中国之行使尼克松在公共关系方面特别敏感起来了。他作出这些决定既没有同行政部门商量，也没有同国会商量，因此，一旦出了差错，他就完全处于无法为自己辩护的困境。他极其果敢地独自作了这些决定。可是，他是一个个性复杂的人，高尚的动机往往与一些不那么高尚的考虑相矛盾。他迫切希望自己成为访问北京的第一个美国领导人；因此他三番五次地要我改变我的访问地点，除北京之外改在什么地方都行。我不知道向巴基斯坦人或是中国人怎么讲才好。我们坚持保密已经引起了怀疑。我们不熟悉中国的保卫措施和他们内部商量的情况，如果再想指定谈判地点，那很可能会使他们更加怀疑。因此我拖着不办，因为尼克松在给北京的信中可以讲明这一点——每一次信在发出之前他都是看过的，没有一次信建议在别的地点会晤。然而在我离开华盛顿的时候，他还催我找另外一个地方。

尼克松还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宣布我这次访问的公报不要提我的名字；他希望他和周恩来的名字首先出现在正式的中美文件上。他没有说明，宣布一位美国使者访问北京怎么能够不透露这位使者的姓名，除非这个人想在中国得到一个神出鬼没的名声。实际处理办法照顾到了这个问题。尼克松还想要中国人保证，在他去中国访问之前，不邀请美国的任何政治人物去中国访问。我间接地向希拉利提了这个问题，但决定在我到达北京之前暂时不提这类请求，因为我们到北京之后情况怎么样谁都没有底，我们就更有理由这样做了。

在我出发之前大约一星期，我把我的工作人员和我编集的文件拿给总统看。那厚厚一册黑皮书的代号叫作“孛罗”，这是假借昔日访问中国的一个欧洲人的名字。尼克松仔细研究了开头的备忘录，并且亲笔在扉页上附注了意见。这本汇编开头是一个“意向篇”，它概述中国邀请我目的何在，而我们接受邀请又目的何在。

这个文件论断说：毫无疑问中国人是想提高他们国家的国际地位和降低台湾的地位；这可能在我们的盟国和朋友中间造成某种混乱；苏联将会面临新的复杂情况。也许真的像许多专家所认为的那样，北京的基本目标是要美国退出亚洲；他们使我们出丑肯定会从那些强硬的革命派那里得到某些好处。但是权衡轻重，我认为北京方面不像是要采取这种做法，这样做也是同造成我去访问和邀请总统访问的那种局势不相符合的。我在备忘录写道：“我们曾经设想，他们现在这个行动部分原因是要对苏联对其边境的军事威胁作出反应。如果他们想利用我们对苏联人起某种制衡作用，那么使我们丢脸不会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如像中国的宣传机构（还有美国国内的批评家们）多年来所要求的那样，美国从亚洲撤出，这也不真正符合中国人的目的，因为美国撤出亚洲就会留下真空，而苏联人就会去填补。中国人一定会认识到，企图对我们施加压力就会引起极大的愤怒，从而加速美苏共谋主宰世界，而这一点正是他们最害怕的。我的备忘录推断说，虽然日本在中国人的眼里越来越成为他们的对手和潜在的威胁，但总有一天他们会认识到，美国继续同日本保持密切的关系，甚至对他们还有好处。

因此，我建议，既然是国际形势促成这次访问，我这次访问就要集中讨论当前国际形势的基本特点，讨论双方似乎都愿意加以肯定的目标的共同点。在这个范围内，我将讨论中国在国际上的作用；取得某种形式的谅解，在我们双方的关系中不诉诸武力；减少我们在台湾的驻军；以及中国人对苏联的认识。我将谋求对印度支那问题能起某种缓和作用，并估计到，单是会晤和此后的最高级会谈这个事实本身就必定会使河内的士气大为低落。我们将谋求建立某种不依靠第三方的联系。我们无疑会遇到那种“中央王国”的复杂的病态心理，认为我们是野蛮人，是来向这个文化和政治中心朝贡的，但是只要“我们对于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国家的力量具有充分的信心”，对于这类的虚荣心我们也是可以容忍的。

此外，这本情况汇编还包括很长的一篇首次发言草稿，即对各种问题的会谈要点，以及大量的背景材料。我不能断定尼克松是如何彻底审查这个材料的；他通常的做法是集中注意开头的备忘录而忽视那些辅助性材料的。

在七月一日这一天，尼克松和我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重新审查他在扉页上潦草地写下的那些意见上。在这些意见中，他总是用那套一成不变的强硬的词句，而我每次衔命出使，他都是用那套话打发我走的。他要我强调，如果迫不得已，他将“对越南转向强硬”。他认为我应当暗示“有可能与苏联接近”，表明我们十分懂得三角外交。他要我强调，美日继续保持同盟是减轻中国对日本的恐惧的最好办法。尼克松所担心的事并非都属于重大政策问题。他还要我再次提出早已通过希拉利转达的那个问题，即在总统任何访问之前“严格限制政治访问者”。他要我在他去中国之前安排好粮食装运工作，这样就有助于缓和那些保守派对他的批评。他讨厌皮埃尔·特鲁多，为了发泄对他的不满，他谈到今后同中国人的接触或者联系渠道可以在任何地点进行，就是不能在渥太华。这些话大部分无非都是旧话重提，我知道，只要我把他寄以希望的最高级会谈办好了，那些话尼克松是不会坚持的。尼克松是一个很有经验的人，他不会不知道，我们可以在纸面上写意见，但在我们见到中国人之前不可能决定任何事情。

大约在晚上八点钟我离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我要先访问西贡、曼谷、新德里，然后飞抵巴基斯坦的首都伊斯兰堡，以此为跳板前往我真正的目的地。在每一站，无论我谈话的主题是什么，我都力图缓和消息公布之后即将造成的冲击。谈到乒乓外交和我们放宽贸易限制的时候，我说明为什么我们决定试图接近中国，主要强调这是全球均势的需要。我告诉英迪拉·甘地，我们仍将像尼克松主义所宣布的那样，继续反对任何核国家无缘无故地施加军事压力。我们必须等待会谈中另一方的反应，了解这些话是否被认为是一个骗局，或者被理解为在情况许可下只能做出的保证。

温斯顿·洛德是这次行程中的无名英雄。他不仅要监督大量的准备工作，而且还要掌管我们这伙人中分发的文件。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工作。因为按照了解情况的范围划分为三类。有些人了解我到什么地方去和我到那里说些什么。另外一些人知道我的目的地，但是不知道我的议程，只是帮助我到达其他各站。还有一些人什么都不知道。洛德必须保证每类人得到他们应该知道的文件和日程表，但不能得到别的。除开做这些以外，他还必须按照我的指示写好每一站的简报（我命令他做什么，总是特别和气而有礼貌的）。他设法保持每个人对他的尊重，也保持自己头脑清醒，这确是这次旅程中不小的成就。

在整个行程中，我通过机密渠道收到华盛顿的信息，我的助手艾尔·黑格使我和白宫的焦灼情绪保持接触。霍尔德曼传达了总统的一项禁令，不许我们这伙人向国务院人员评论关于五角大楼文件的事情。我询问这个奇怪的要求是什么意思，原来，霍尔德曼只是表达总统长期以来对我的工作人员的忠诚感到不放心；总统认为国务院官员对那些泄露文件的人是同情的，他怕我的工作人员助长这种同情。在我离开华盛顿前几小时，罗杰斯曾表明他从官场中学到了一些东西。他想利用我不在的机会，得到总统的授权，让乔·西斯科去中东一行，进行另一轮的谈判；其实当罗杰斯的备忘录到达白宫的时候，两位密使已经出发去开罗进行初步接触了。十分明显这是耍花招。我从西贡打电报说，这样去中东，只会加剧当前中东的紧张局势，应予以推迟。我建议，在我回来之后立即安排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研究中东问题。总统同意了这个建议。

对于待在华盛顿的那些人来说，等待显然是一件更加折磨人的事情，由于我们正在忙得不可开交反而不着急了。我三番五次地接到训令，还是我在出发前跟我讲过不知多少遍的那些话：公报中不要署名；在尼克松之前其他政治家不许去中国。白宫了解到专栏作家詹姆斯·赖斯顿在我刚到达的时候将去北京访问，这一场虚惊，就非同小可。根据这一“可疑的事态变化”，就嘱咐我在下一站（新德里）设法紧急通知我的“主人”（这是中国人的化名，是精心选定用来迷惑那些通讯人员的，因为在这一段中前面已经提到北京），要他们推迟赖斯顿的访问，或者向我作出“必要的保证”。我不能想象，走进北京驻新德里的大使馆怎能不引起至少是某些印度人的注意。因此我回电说：“至于赖斯顿，主人的决定不会因我的抗议而受到影响……我断定他们能保守秘密，如果他们愿意的话。”

七月五日当我还在曼谷的时候，黑格告诉我伏龙索夫已经递交了我们等待已久的苏联人关于最高级会谈的复信。他们现在建议从原定的一九七一年九月推迟到这一年较后的日期；即使到那时候，也还是有条件的，这要看正在进行的一些谈判的情况而定，并且“假定”在这期间不发生任何事情使局势复杂化。苏联人再一次无意中为我们做了件大好事；他们机关算尽，反害了自己。克里姆林宫的复信使我们摆脱了那种复杂的局面，我们不必同时应付两个最高级会谈了。我们首先同中国举行最高级会谈，莫斯科不能责怪我们了。我们现在可以把摩擦降低到最低限度来完成我们的计划。

我给黑格打电报说：不要给伏龙索夫回信，驻波恩大使肯尼思·鲁斯在我回来之前应该寻找某种借口避免继续进行柏林谈判。我说，我认为苏联的复信“并非一件纯粹的坏事”，因为与苏联的最高级会谈可以晚些举行了，而且将是在好得多的心理状况下举行。苏联的复信使尼克松大怒，并且想办法要报复。我劝他不要有任何被激怒的表示，甚至不作任何反应。如果我们采取“不动声色”这一着，其结果很可能对我们有利；我们再也不能“一味地赌气”了。我深信，未来十天将会给对方以有力的回击，比我们任何正式的答复更有效。

华盛顿忧心忡忡，超级大国勾心斗角，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我飞往伊斯兰堡。我在巴基斯坦的停留是通过中央情报局的密电由法兰经过不懈的努力精心策划的。每次联系都是用化名，那些化名也许能愚弄五岁的孩子三分钟（我的化名是“首长”）。一个问题是，如何使我摆脱到处遇到的高级官员礼节性的拜访。我们原来的想法是，要叶海亚表面上邀请我到一个山间别墅进行秘密会谈。这样做的缺点是，我就不得不把停留的时间定为七十二小时。当时，东巴基斯坦的内战正在激烈进行，大批孟加拉难民拥入印度，在巴基斯坦比在印度多待一天就会被理解为偏袒巴基斯坦，从而引起新德里、我们的官僚机构、新闻机构，尤其是我们国会的反应。那样做叶海亚就得两天不露面，这就有从巴基斯坦方面泄露机密的风险。而且完全为了打掩护而利用一个国家元首，这无论如何也是不恰当的。

我建议，我们公布一张行程表，我在巴基斯坦只停留四十八小时，从七月八日到十日，大致相当于我在印度停留的时间。到达之后我就声称腹痛，请大使馆诊所给我治病。我要装得越痛越好，这样叶海亚总统就会在晚宴席上邀我到位于纳蒂亚加利山上的总统别墅去休养。以此为借口，我就能在巴基斯坦多停一天，而有两天的时间，可以暗中往北京一行。但这样做还是不像看起来那么容易。如果我“病”了，我们怎能阻止大使馆的医生赶来照料我呢？我们又怎能限制经过多年外交工作训练的大使馆人员不一天二十四小时听候我的指示呢？我们的聪明的大使想到一个解决办法，最好用他自己的密电概述如下：“大使馆的医生不再是什么问题。他于七月六日离开。在这种情况下，大使馆的护士很好对付，她不会自动地闯进来。使馆副馆长七月七日休假离开；美国开发计划署署长七月二日回国休假。其他人都好办。”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在长期卓越的外交史上，一位大使因总统代表来访而把他的全部要员赶出城去，居然引以为豪，而且他还因为很有办法而受到华盛顿表扬，这是破天荒第一次。（我是个凡人，竟然如此放肆，天神决意要惩罚我一下；在新德里，我真的腹痛了起来，我只好暗暗忍受，否则的话，到了巴基斯坦，岂不信誉扫地。）

我们的计划甚至还规定了万一被人发现之后怎么办。在那种情况下，就要由白宫发表一个简单的声明，声明如下：“基辛格博士应中国请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会晤。在基辛格回来并向总统汇报以后将发表一个声明。”这样一个平淡无奇的声明能否平息一场轰动，我是不抱什么幻想的。

我在伊斯兰堡完全按照原定计划行事。在法兰大使的官邸与使馆留下来的人共进午餐，与叶海亚总统会晤，在大使馆简单介绍情况，然后又出席了叶海亚及其高级官员的便宴。叶海亚由于那年十二月的印巴战争而被推翻下台，这是他下台以前最后一个欢乐的日子，而我之到来是使他感到高兴的原因。叶海亚对这种警察追强盗般的复杂而冒险的计划安排很感兴趣。他亲自检查了我秘密离开的每一个细节；他向我们提供其政府所有的便利条件，并把他所信任的自己专用的飞机驾驶员供我们使用。与当时许多报刊的说法相反，他并不要求任何报答。尽管他对我们殷勤接待，但在东巴基斯坦的动乱中并没有得到我国政府同样宽厚的对待。叶海亚是一个粗率、直爽而缺乏谋虑的军人，他在东巴基斯坦的动乱之后受到牵累，他对于那些事件，是既无经验又缺乏锻炼的。他铸成了大错。但他对我国帮了大忙；必须指出，他对我们的态度是正直高尚的。

叶海亚总统在招待宴会中开始执行我们的计划。我的腹痛成了大家的话题。他高声宣布，伊斯兰堡天气太热，会影响我复原；他一定要我到纳蒂亚加利山上的总统别墅去休养，这个别墅靠近总统的宾馆，位于穆里以北的群山中。当我迟疑表示不同意时，他坚持说，在一个伊斯兰国家里，要由主人的意志而不是由客人的意志来决定，其实这是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他说得恳切异常，以致我手下一个特工人员听到之后，立即派了他一个同事前往该地，作为“先行”去了解情况。到半夜十二点钟左右，这位特工人员打电话来，显得很狼狈；他已勘察过该处的宾馆，认为不宜于居住。我们无法可施，只好要求巴基斯坦人把这位倒霉的特工人员扣留在纳蒂亚加利，直到我从北京回来。

在我离开之前，我从圣克利门蒂收到的最后的电报之一告诉我，总统终于——七月八日——把我的中国之行告诉了国务卿，说这次访问是我到巴基斯坦的时候接到邀请临时决定的。在我起飞去北京之前几小时，还通过机密渠道告诉我，要我记住：公共关系专家们认为七月十五日华盛顿时间下午十点三十分是我发表公告的最合适的时机。最后，还提醒我注意：梅尔·莱尔德在东京一次日本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了一个有利的谈话，说他不反对日本单独拥有核能力，并说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将确认战略均势，这会鼓励日本启动核计划。

我出席叶海亚的宴会回来休息的时候，大约已经夜里十一点了，我心潮起伏，前途吉凶难卜，上述那些消息都不能使我平静下来。我辗转反侧不能成寐，这还是我任职以来的第一次。我极力想象将会遇到什么情况。到一个我从未去过的首都去执行如此重大的任务，而且又与国内完全断绝了联系，我开始感到有些没把握了，这也是我任职以来的第一次。

七月九日凌晨三时半，我在伊斯兰堡的国家宾馆中起床，提早吃早餐。四点钟，我和随员们乘坐巴基斯坦的军用车，由外交秘书苏勒坦·汗陪同驶往查克拉拉机场。我的助手温斯顿·洛德、约翰·霍尔德里奇和迪克·斯迈泽和我在一起，还有特工人员约翰·D·雷迪和加里·麦克劳德。按照法兰的建议，我戴上一顶大檐帽和一副墨镜，以免偶然过路的行人把我认出来，其实在伊斯兰堡那样早的时候，这种可能性是极小的，而且在这里我的名字也决非家喻户晓。一架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所属的波音707飞机停在机场的军用区等候。这架飞机七月六日、七日两天曾飞往北京，作为试验飞行，回程带来了几名中国领航员，他们要在七月九日的飞行中共同操作；他们一直待在机舱中，不让人见到，直到我们一行到来。飞机由叶海亚总统的私人驾驶员驾驶，这位驾驶员早已得到指示，要他注意有窃听无线电联系的危险，因而要特别小心。我自己那架飞机则停在查克拉拉机场的民航区，刚好遮住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那架波音飞机，但如果有什么记者或外国大使馆人员偶尔路过这里，一眼就可看到它。

离开之前，我亲手拟了一个简短电报打给黑格，告诉他我知道什么时候公布尼克松访华的消息最合适。我通知圣克利门蒂，中国人不仅派了三名领航员，而且还派了一个四人高级代表团陪同我飞北京。叶海亚总统告诉我，由于美国坚持保密，“很伤”了中国人的自尊心，他们很可能希望把全部情况公布出来。我的电报最后说：“出发情况良好。”凌晨四点三十分我们起飞去北京，航程两千四百英里，飞行时间四小时四十五分。

七月九日上午八时，我离北京已经不远，开始执行掩护计划。一队没有我本人在内的伪装车队，花了三个小时，行驶五十英里开到纳蒂亚加利。这个车队的乘客有法兰大使，我的助手戴维·霍尔珀林，两个特工人员，还有一位巴基斯坦副官M·M·艾哈迈德。哈尔·桑德斯（他了解这个计划）留在伊斯兰堡与巴基斯坦官员们讨论双边问题，并处理紧急事件。第二天上午九时（那时我在北京差不多已有十四小时了），我的助手戴维·霍尔珀林从纳蒂亚加利打电话到伊斯兰堡，说我要多休息一天，取消一切约会。霍尔珀林还打电话给我乘坐的那架飞机的驾驶员，要求他发电通知飞行计划作必要的改动。他还命令大使馆发电报到其余各站——德黑兰（短时间停留加油）、巴黎、圣克利门蒂，还有华盛顿——告诉他们我修改的日程表。

七月九日凌晨，我登上查克拉拉机场上巴基斯坦航空公司那架波音飞机。我第一个看到的是章文晋，他是中国外交部西欧美大司司长，周恩来派他来护送我到北京，表示他对这次访问的重视。（也许是因为所有的西方人看起来都是一个模样，中国外交部把西欧、美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合为一个司。）章文晋看起来像艾尔·格雷科[3]油画中的西班牙红衣主教——当然他穿的是毛式制服——他严肃而大方、聪明而不外露。他运用英语的能力令人敬佩。他很少讲英语，但这对于他起草会议文件大有用处。他跟我们打招呼，对他来说，一个高级中国外交官陪同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员飞行两千五百英里到一个他们自称为世界革命发源地的政府所在地，这似乎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

和他一起的有翻译唐闻生——那个难对付的南西·唐。她生于布鲁克林，“因而讲一口十分漂亮的美国英语。我常跟她开玩笑说，因为她是在美国出生的，她不会像我一样受到宪法的限制不能当总统。这个前途对她似乎没有什么吸引力；她既聪明又活泼，很长一段时间掩盖了她狂热的意识形态信仰。她认为自己不仅是一个翻译，有好几次她当着我们的面毫不犹豫地与周恩来争论。章文晋一行的第三位成员是王海蓉，她也是外交部的一位官员。据说她是毛泽东的侄女或侄孙女；她是一个腼腆文雅的人，看起来像一只很容易受惊的鹿一样（在我同毛泽东以及周恩来会晤时，这两位妇女总是在场）。第四个人是礼宾司的唐龙彬。

我从未遇到过任何一位中国共产党人；派来的特工人员也不曾见过；我去什么地方不曾告诉过他们，当他们看到这一切时几乎惊呆了。他们不仅指责我们乘坐了一架外国飞机——这是违反他们平日训练的所有原则的——而且由一伙中国共产党人把我们带到一个没有“先遣人员”的地点，在那里，他们完全不知道会出现什么危险。杰克·雷迪和加里·麦克劳德严格执行任务，我们无论到哪里，都紧贴着我们身边，如临大敌。他们甚至在我们和周恩来会谈的时候也要在场。（后来，中国人不许保卫人员进去了。）他们看管两个装满了机密材料的沉重的文件包，走到哪里提到哪里，包括吃饭的时候和游览紫禁城的时候都不释手。他们那副样子，好像八亿中国人无论怎样对待他们，他们都能应付一样。

中央王国：与周恩来第一次会晤

一个成年人很难得有机会回到童年时的那种情景，那时时间仿佛是静止不动的，每一件事情都那么神秘、新奇；每一段经历都很奇特，因而感到津津有味。后来长大了一些，对周围的事物熟悉起来了，也就感到平淡无奇了。再往后，对周围世界更加习以为常了，时间就过得特别快；生活像万花筒一样，各种经历交织在一起，似乎没有什么多大差别。只有某种真正异乎寻常的事情，既新奇又动人，既不平常又具有压倒一切的力量——只有在那时候，人们才回到童年时那种天真烂漫的情景，好像每一天都在经历一场宝贵的冒险，使人的生命富有意义。当我们的飞机飞越白雪覆盖的喜马拉雅山的时候，我的心情正是如此。那时旭日东升，曙光初照，把天空映得一片通红，银白的雪峰巍然高耸，与那玫瑰色的天空相映，景色格外壮丽。我们贴近乔戈里峰——世界第二高峰——飞行。我过去总以为中国是一个人口稠密、到处长满庄稼的国家，其实不然，我们有几小时是在荒芜不毛的沙漠上飞行，间或遇到几个绿洲。当飞机飞越国境的时候，温斯顿·洛德站在飞机的最前端，他颇以此自豪，因为严格地说，他是第一个进入中国国境的美国官员。

中国人和我们围着一张桌子闲谈，好像我们两国之间没有一天断绝过联系一样。还只是在昨天，我们两国一公开谈到对方，就是一顿痛骂，这已经是家常便饭；可是现在却一点也没有这样的气氛。他们很客气地探问我们为什么一定坚持保密。是不是我们承认了为与中国领导人会晤而感到可耻呢？在一九五四年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上，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轻蔑地拒绝与周恩来握手，这件事中国人并没有忘怀；在这次飞行中以及以后几天的很多场合，以及以后的访问中，都曾谈到这件事。我告诉章文晋，我此行的目的是宣告我们两国关系的一个新时期，但最好我们首先就整个形势取得一致看法。他说周恩来总理将准备探讨所有的问题。

七月九日星期五，北京时间中午十二时十五分，我们在北京郊外的军用机场降落。前来欢迎我们的有叶剑英元帅，政治局中最年长的委员之一，兼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黄华，新近被任命为驻加拿大大使（后来是中国驻联合国首任大使，后任外交部部长）；韩叙，礼宾司代司长（后来是中国驻华盛顿联络处副主任）；此外还有一位译员冀朝铸，他曾在哈佛大学读化学，后来改了行。在检阅的时候，他曾经同毛泽东及埃德加·斯诺站在一起。

叶剑英元帅用一辆大型高级轿车把我们接进城去，车窗用帷布遮起来。我从窗帘后面向外探望，看到街道宽阔整洁，除自行车外车辆稀少。我们通过广阔的天安门广场。我们的目的地是迎接国宾的一个宾馆。这个宾馆位于城的西部，是一个用围墙圈起来的大花园，内有很多座宾馆。据说这个花园里过去曾有一个皇帝钓鱼的湖。每一座宾馆都位于一个小的半岛上，用一座精巧的小桥与相邻的宾馆连接。花园的全貌给人以异常开阔的感觉；不过，当你想要过桥的时候，也许会碰上躲在树丛后面的一个哨兵，使你猛然一惊，感到不快。（后来那些哨兵不那么冒失了，整个花园都向客人们开放了。）

这些宾馆是苏联影响时期的遗物。它们是一些雄伟、庄严的维多利亚式的建筑。在接待室里，填料很厚的笨重的椅子和沙发摆成一个四边形，叶剑英元帅跟我们一起用茶，他使我们感到很自然，无拘无束。在驱车到宾馆的途中，他向我表示歉意，说未能给我以适当的公开接待；当总统访问北京的时候，再补行这个仪式（实际上这个预言并没有完全兑现）。叶剑英元帅盛宴款待我们，菜式之繁复，数量之丰盛，都是惊人的，此后许多餐都是如此；因此我向主人开玩笑说，数千年前，大概中国人曾受到指责，说有位贵宾吃不饱，饿了肚子，自此之后，中国人就决心待客从丰，以免重蹈覆辙。

周恩来于四时半来到。他脸容瘦削，颇带憔悴，但神采奕奕，双目炯炯，他的目光既坚毅又安详，既谨慎又满怀信心。他身穿一套剪裁精致的灰色毛式服装，显得简单朴素，却甚为优美。他举止娴雅庄重，他使举座注目的不是魁伟的身躯（像毛泽东或戴高乐那样），而是他那外弛内张的神情、钢铁般的自制力，就像是一根绞紧了的弹簧一样。他似乎令人觉得轻松自如，但如小心观察就知并不尽然。他听英语时，不必等到翻译，脸上神情就显得已明白语意，或立即露出微笑，这很清楚地表示他是听得懂英语的；他警觉性极高，令人一见就感觉得到，显然，半个世纪来烈火般激烈斗争的锻炼，已将那极度重要的沉着品格烙印在他身上。我在宾馆门口迎接他，特意地把手伸出去。周恩来立即微笑，和我握手。这是将旧日嫌隙抛于脑后的第一步。

周恩来同毛泽东不一样，他曾经到过外国。他一八九八年出生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学生时代是一个才华出众的学生，本世纪二十年代曾经在法国和德国学习和工作过。当我跟他见面的时候，他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位领袖人物已经将近五十年了。他曾参加长征。他是人民共和国的唯一的总理，担任总理已将近二十二年，其中九年还兼任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在四十年代曾经与马歇尔将军进行谈判。他是一个杰出的历史人物。他精通哲学、熟谙往事，长于历史分析，足智多谋，谈吐机智而有风趣，样样都卓越超群。他对于情况的了解，特别是美国的情况，也包括我个人的背景，了如指掌，简直令人吃惊。他的一言一行几乎都是有明确目的的。他的言论和行动都反映出他内心的紧张状态，正如他所强调的，他关心的是八亿人民无穷无尽的日常问题；也表明他要努力保持下一代人的意识形态信仰。采取什么方式邀请尼克松才能适合上述一切考虑，这对他来说显然是一个颇费思量和有些困难的问题。

因为很明显，我们的到来对中国人来说比对美国一方具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对我们来说，这是国际关系中一个有利的新转变的开端。但对中国人来说却不能不成为一个涉及个人声誉、理论思想和感情的危机。他们当年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分裂出来的看似没有希望取得胜利的小小派别，后来经过艰难困苦的长征，与日本作战，又经历了一场内战，在朝鲜反对我们，然后又与苏联较量，又强行发动了一场“文化大革命”。然而现在呢，正当我们在他们的边界上干预一场他们认为的“解放战争”时，却和他们二十五年来的头号敌人在一起商谈问题了，这就用他们自己的行动表明了他们在哲学思想上遇到了矛盾。这种矛盾的心理状态是有所表现的，周恩来时而陷入沉思，间或神情恍惚，在起草我这次访问的公告时语调也不通畅；他偶尔还提到长征的英勇事迹和毛泽东的卓越的领导。然而周恩来毕竟是一个镇定自若、才能过人的谈判家。我很快就感到，我同其他共产党人谈判时经常耍的那类小花招不灵了。在这次访问以及以后的几次访问中，我们所有的会谈都持续几个小时（一次会谈长达五至七个小时并不稀奇）；然而没有一次他表现得有丝毫不耐烦，或者暗示他还有别的事情要做。我们的会议从来没有电话干扰，也从来没有因为他要处理这样一个大国的必要公务而中断。我不懂他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我曾经开玩笑说，华盛顿的高级官员过基督再临节也不可能腾出这么多时间。

周恩来在待人方面也特别体贴照顾。我的下级人员生病的时候，他亲自前去探望。尽管我们的级别不同，他却不拘礼仪，坚持会谈一定要在我住的宾馆和人民大会堂两地轮流举行，这样他来拜访我的机会和我去拜访他的机会就同样多。在我们决定今后以巴黎作为联系地点之后，他还是提议，有时我们仍不妨继续利用巴基斯坦这个渠道，因为据他说：“中国有句老话：不能过河拆桥。”

有一次，那是在一九七二年六月，我告诉他，那些哨兵站到连接各宾馆的桥头上来了，这使我感到像卡夫卡写的《城堡》这部小说中的那个管子工人一样，他被叫来，却不准进去，只好徘徊在外面想办法进去，却完全忘了他原先是为什么被叫来的。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想过那座小桥，但我的确想走过去。周恩来听了之后哈哈大笑，但在这次访问期间他无所表示。我再次来访是在一九七三年二月；在最后一个晚上，我正在整理行装的时候，一个礼宾司的妇女敲门进来了，告诉我总理邀我去个人交谈。我们开车到湖那边的一个宾馆，在那里周恩来和我一直谈到凌晨三点。当我要离开的时候，他忽然用英语对我说：“我们去走走。”我们边走边聊，就走过了两座小桥；这时他坐上跟在我们后面的他那辆轿车，开车走了。这是一个很不平常的姿态。

中国人对他似乎特别尊敬，认为他是他们的所有领导人中待人特别宽厚的一个人。一九七五年年底我去中国访问的时候，我问到一位年轻的翻译，周恩来的健康情况如何；她含着眼泪告诉我，总理病情严重。他逝世后，全中国那么沉痛地悼念他，这绝不是偶然的；也难怪七十年代后期中国出现的那种渴望得到更多自由的异乎寻常的表现都援引他的名字，并且备受群众颂扬。

简而言之，我生平所遇到的两三个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人中，周恩来是其中之一。他温文儒雅，耐心无尽，聪慧过人，机巧敏捷，他在我们讨论之际，轻而易举地就点破了我们新关系的实质，似乎除此之外别无明智的选择。我们两国的社会从意识形态到历史，差异是那么大，要把两国促合在一起，这确是一个相当困难的问题。一般人的想法，也许认为最好是先消除造成两国紧张关系的某些具体问题的根源。台湾问题是这样一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又不能很快得到解决；至于其他问题，又太微不足道，不能成为我们两国持久关系的基础。所以结论是讨论根本问题：我们对全球事务特别是亚洲事务的看法，以此来澄清我们的目标和前景，这样就可以使我们由二十年来彼此隔绝无知达到相互了解。正是因为我们没有多少实际事务性问题要解决，建立相互间的信任就必须从务虚开始。周恩来和我主要就是把时间花在那些能增进相互了解的看不见摸不着的问题上。

在我们相遇之初的半小时内，周恩来就已定了这次会谈的基调，我早已准备下一篇相当长的略带虚饰的开场白，从中美关系的历史谈起，一直讲到这次会晤。当开场白的前言部分快讲完的时候，我想露一露口才，我说：“已有很多人访问过这个美丽的国土了，对我们来说却是一个神秘的国土。”周恩来举起手来，说道：“你会发觉，它并不神秘。你熟悉之后，它就不会像过去那样神秘了。”我猛然一愣，但他讲的的确是真话。我们关心的不是两国之间的双边问题，至少开始时是如此。我们必须建立起彼此间的信任，消除那种神秘感。这是他的基本想法，也是我的基本想法。

就这样，周恩来和我之间的会谈，较之在我担任公职时和其他任何领袖的会谈，时间都更长、更为深入，或许和埃及总统萨达特的会谈是唯一例外。两个人在思想意识上是敌人，但我们各自陈述对世界事务的观点，态度之坦率，即使在盟友之间也是很少能做到的；而内容之深刻，只有在一位伟人的面前才会经历得到。在我第一次访问中，我和周恩来会谈用了十七个小时。在他任总理期间我以后的几次访问中，我们每天会谈时间六至十小时，除吃饭时间之外没有中断过。即使在吃饭的时候，我们之间的谈话也是哲理性的，饶有趣味的，富有启发意义的。尼克松访问中国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这样建立起来的关系已经经受了多次困难的考验，而且已经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的基石之一。

伟大人物对重大事件的影响是很难加以确定的。诚然，中美两国的接近是由于客观的必要所使然；不是由于抽象的善良愿望而是由于双方有共同利益才使我到北京来的；不是由于我同周恩来的私人友谊而是由于共同认识到一种危险才促成了两国关系的发展。但清楚地认识到这种利益并采取决定性的行动却是领导人在起作用，是双方的领导人巧妙地利用了那种可供选择的余地。中国和美国在七十年代初谋求和解，这是世界环境所决定的。但事情来的这样快，发展又如此顺利，则是由于中国总理的光辉品格和远见卓识起了不小的作用。

当然，周恩来和我是互相利用；说穿了这就是外交的目的。但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使双方的目标一致起来；只有那些不懂行的人或不可靠的人才自作聪明，以为能够长久地愚弄对方。在外交政策上切不可忘记：你是在和同一些人循环往复地打交道，在不断地处理一些问题；骗人只能得逞于一时却损害整个关系。讲信用才能使国际秩序得以巩固，哪怕是在敌人之间也是如此；搞小动作决不能持久。周恩来是很了解这一点的，因此我们虽不能做到目标一致，却能作出类似的分析，那就是在当前这个历史时刻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来利用国际上的均势使之对我们双方都有利。

周恩来从不在小地方讨价还价。我不久就发觉，和他谈判的最好方式，是提出一个合理的主张，详加说明，然后坚持到底。我有时甚至把内部文件拿给他看，使他了解我们为什么达成这个结论。周恩来也采取这样的方式；企图在谈判中多占便宜，那是徒然自寻烦恼。有一次，我们在谈判《上海公报》，我反对《公报》中说明中国观点的那部分中的两句话，虽然我们对于中国人讲的话不负责任，但我认为那两句话在联合公报中出现，会引起争论。我提议删掉那两句话，作为交换，在阐明美国立场的那部分中也删掉两句话。周恩来有点不耐烦地说：“如果你愿意的话，把你那两句话给你的总统，我不需要它们。你用不着讨价还价；你只需说服我，我们所用的词句中确有令人为难之处。”他言而有信；在中国方面所起草的《公报》中，果然把那几段最过分的文字删去了。（在中国，什么东西都不会浪费的，这几段话又出现于中国代表在联合国所发表的演说之中。）

我对周恩来所代表的制度不抱幻想，也不怀疑这位在交谈中如此令人倾倒的人物，在维护其制度时也同样是一个难以对付的敌人。然而，当周恩来逝世时，我深感悲痛。世界将不会那么富有生气了，前景将不会看得那么清楚了。我们两个人从未忘记：我们之间的关系还是飘摇不定的；我们也没有忽视：随着历史的发展，我们两国所走的并行的道路也可能只不过是昙花一现。那以后，他们很可能与我们重新作对。今天他们为了本身的利益很精明地决心与我们合作，但到了那一天，他们也会以同样的决心和精明才干与我们对抗。但我认为，这是我的政治生活中最得意的事情之一。人类的目光是有限的，政治家们总想通过不断的努力，摆脱那种狭隘的见地而取得某种持久的成果，而我能和一位伟人一起努力在顷刻之间就跨过了意识形态的重重障碍，虽然从无情的历史角度衡量，这只是短暂的片刻。

七月九日下午，在我到达北京之后大约四个小时，周恩来和我就在我所住的宾馆开始了第一次会谈。我们面对面地在一张铺着绿色台布的桌旁坐下，坐在那种在旧式避暑山庄中见到的不太协调的大藤椅里。在周恩来两旁是叶剑英元帅、黄华和章文晋，我的班子是霍尔德里奇、斯迈泽和洛德；我们全都在特工人员雷迪和麦克劳德的虎视眈眈的监视之下，他们不愿把我丢给这些不明底细的外国人不管，任其摆布。在我面前是那本厚厚的情况汇编，但自从我的开场白被周恩来打断之后，我就不再翻它了。周恩来面前只是一张纸，上面写着几行字，我想那是他要讨论的发言大纲。

周恩来和我一致同意，这第一次会谈的最重要的结果，是互相了解对方的根本目的。如果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么促使我们会晤的那些必要因素将决定我们未来关系的方向，如果双方都不要求对方去做那些违背其价值观念或利益的事情的话。这样，会谈就开始了，那种谈笑风生的气氛，简直像两位教授之间一场政治哲学对话一样，几乎掩盖了这场会谈的严重性质，那就是，如果会谈失败，一方将继续陷于孤立，而另一方将加剧其国际上的困难。如果这次使命流产，那会增加中国的危险。毫无疑问，苏联将受到鼓励。我们在国内将声誉扫地，我们从印度支那的撤退将很容易变成一场溃败。尽管周恩来和我都知道这件事情关系重大，尽管会晤的时间限制铁定为四十八小时——如果没有引起怀疑，我要按时在巴基斯坦重新出现——但我们第一次会谈都不接触我此行成败之所系的这个关键问题：我们能否就总统的访问取得一致意见。双方的表现都好像若无其事，似乎这是一个很容易解决的附带问题。我们双方都把对方逼到墙角，企图表明我们都另有选择。我们彬彬有礼，讲些颇有含义的题外话，间或开开玩笑，企图表明我们还可能向后转，表明我们并没有越过鲁比肯河。[4]然而我们心里始终都明白，鲁比肯河就在我们背后，事实上我们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了。

在会谈开始时，我们两人都曾简略提到总统访问中国一事，此后直到第二天结束的时候，我们始终没再提到，那时大约再过十八小时我就要离开北京了。然而，在我们第一次会谈中（包括晚宴在内，历时约七个小时），周恩来却花了一些时间表明他大致上同意尼克松七月六日在堪萨斯城演说中所列举的观点。这使我的处境有些不利，因为这件事以及演说的内容我都一无所知；这证明，哪怕作了最周密的准备工作，碰上意外事件也会猝不及防。第二天早上，周恩来以他特有的作风，派人将他作了记号的那篇英文演讲稿连同我的早餐一起送来，不过请我看完之后还给他，因为他只有这一份。原来，美国中西部新闻宣传机构的高级人员们集会，请内阁阁员和白宫助理人员报告国内政策，总统在会上作了一篇事先未草拟讲稿的即席演说。尼克松在演说中谈到“更为广泛的背景”，谈到“这些（国内的）计划与美国在世界上的问题之间的关系”，他的话使那些在场的高级人员不是感到吃惊，就是感到莫明其妙。他知道即将发生的事情，他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赞扬中国人是“富有创造性的，勤劳的，是世界上最有才能的民族之一”。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本政府务必首先采取步骤，结束中国大陆与国际社会隔绝的状态”他预见到世界上将出现“五个超级经济大国”（美国、西欧、日本、苏联和中国），它们之间的关系将决定当代的和平结构。周恩来拒绝“超级大国”这个称号，中国不参与这场比赛。这话一半是真的，一半也是出于审慎；中国之所以需要我们，正是因为它本身没有力量与苏联相抗衡。

周恩来和我有个默契，对于有争议的各种问题，双方不作彻底的讨论。台湾问题只在第一次会谈时简略提到。更多的时间花在由我解释美国的印度支那政策，特别强调我和北越黎德寿的秘密谈判，这件事一度似乎大有可能得到突破。（再过几天，我们又要和黎德寿会谈。）苏联人常常夸耀他们对这些秘密谈判的内容所知甚多，周恩来却声称他于此全不知情。他只限于提出一些试探性的问题。这是避免被迫采取立场的好办法。我们第一天的会谈在晚上十一时二十分结束，并没有解决任何事情，甚至没有讨论到那个必须作出决定的问题。

七月十日即星期六上午，领我们去参观紫禁城。这是十五世纪兴建的一所皇帝的宫殿。紫禁城占地广阔，通常吸引了很多游客，但那天上午却封闭起来专供我们六个美国人游览。我们由黄华陪同，向导领我们穿过那些布局美丽的庭院、大殿和花园。那些朱红和金黄色的精美的建筑，那些大理石雕刻和青铜狮子，那些像瀑布一样向着方形庭院倾注的金黄色的琉璃瓦屋顶，总之那一片广阔动人的景色，正如过去许多外国使节所描述的一样，使我们惊叹不已。这就是过去中国皇帝的住所，他们认为这里就是宇宙的中心，而且长时期以来把这种自命不凡的虚荣变成了现实。全国文物局的局长带领我们参观了最近发掘出来的宝贵文物（后来许多文物曾运到美国来展览）。

中午我和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继续会谈。这是一座宏伟的建筑物，说不清是墨索里尼新古典主义式的建筑还是共产党人独特的建筑风格。大会堂正对着紫禁城，是用了十三个月的时间在一九五九年建成的，用来庆祝共产党在中国内战中的胜利十周年。大会堂内每一个大厅都用中国的一个省命名；有一所可容纳几千人的宴会大厅，至少有一个剧场，以及数不清的开会地点。我们在福建厅会谈，这个厅是以位于台湾对海的中国的一个省命名的；过去同斯诺会晤也是安排在这里，可惜我对这种安排完全不懂其中奥妙，因为当时我既不懂这个厅的名字，惭愧得很，自然不会明白其中的含义。（后来我再度来访时，我们在另一座厅中相会，周恩来才不得不将这一切向我解释清楚。）

这次会谈的气氛，和前一天晚上的气氛很不相同。周恩来略作寒暄之后，就声色俱厉地谈了一套中国的观点。周恩来不加掩饰地提出了他们经常提到的很多观点，后来我才知道那被称为中国共产党人常念的一篇“经文”。这些观点是：“天下大乱”；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支持北越人的“正义斗争”；大国勾结起来反对中国（不仅是美国和苏联，还有军国主义的日本）；印度是侵略性的；苏联人贪得无厌，正在威胁全世界；中国不是超级大国，也决不想做美国和苏联那样的超级大国；美国正处于困境，因为“我们的手伸得太长”。周恩来把这些强硬的观点复述一遍以后，最后提出了一个难题：既然我们的分歧如此巨大，总统访问是否还有什么意义。

我也同样坚定地回答他，指出是北京首先提出总统访问的，我们不能接受任何条件。我将不再提出这个问题，由中国领导人决定是否发出邀请。然后我故意粗暴地逐点驳斥周恩来的观点。在我说完了第一点后，周恩来就阻止我再说下去，说道：我们如不先吃，烤鸭就要凉了。

在吃北京烤鸭的时候，气氛变了，周恩来又恢复了他那种亲切和蔼的态度。午餐过后，周恩来把话题转到“文化大革命”。我委婉地表示，这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但周恩来继续说下去，坚持认为，如果我们要打交道，了解这出戏是有关键意义的。他的内心无疑很痛苦，但表情却显得很自然，他描述了中国既害怕官僚主义化又害怕过分狂热的思想感情，在这两者之间疑虑重重。他描绘了那种在单一的思想信仰下成长起来的社会所处的困境，它一旦遇到多种不同的思想派别纷争于街头就使五十年来的斗争成果陷于危机。他再一次讲到，他有两天时间被红卫兵困在办公室里。他曾经怀疑有无必要采取这样激烈的措施，但毛泽东是更为英明的，他对于前途是高瞻远瞩的。现在回想起来，我还不太明白，周恩来为什么要讲这些事情，除非他想表明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他与“文化大革命”无关，或者想要说明这场革命已经成为过去。

午饭之后，我继续发言，驳斥他的观点，说了大约一小时。周恩来突然一本正经地建议，总统可于一九七二年夏天来访问，倒似乎一切问题都已解决，剩下来的只不过需要讨论一下日程而已。他还补充说，他认为如果我们先与苏联领导人会晤那会更慎重些。我很了解苏联人对最高级会谈的那些花招，于是回答说：莫斯科最高级会谈很可能要举行，但两次访问应该按照已经排好的次序进行——先北京，后莫斯科。我并没有感到周恩来在听到这个消息时有什么不愉快。我指出，如果在夏天举行最高级会谈，和我们的选举太接近，可能引起误会。周恩来改为一九七二年春天，我同意了。我们在下午六时暂停会谈，因为周恩来必须在一个宴会中做主人，招待另一位未宣布名字的客人（后来我们才知道，是朝鲜的领袖金日成）。周恩来喜欢从午后到凌晨工作。他建议晚饭后十点钟再会晤，起草我这次访问的联合公告。

我同我的工作人员回到宾馆吃晚饭。所有的中国官员忽然全都不见了，只把我们留下来同宾馆的工作人员在一起。那是一个痛苦的夜晚，由于会议改了时间以后又推迟，我们像哨兵一样在夜间踱来踱去，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难以掩饰我们不安的心情。（由于怕有人偷听，我们所有商量对策的谈话都是在散步中进行的。）据我们了解，中国人另有考虑。周恩来终于在晚上十一时十五分左右回来了，这是因为他的国宴很晚才结束。但我们并没有立即讨论公报，却花了一个小时去研究印度和德国的前途。他的基本观点是，印度在一九六二年侵略了中国；在一九七一年，正有将同样的政策施用于巴基斯坦的极大危险性。他指派黄华代表他来起草声明，随即离去。

但黄华并没有立即露面。这种令人费解的等待更加预兆不祥了，因为我们不是要讨论一个精心推敲的公报，而是要讨论一个宣布总统访问北京的只有一两段的声明。我们猜不透这是不是一种故意把我们挂起来的手法，是不是政治局在开会，是不是毛泽东坚持重新审查这次会谈，也十分可能，我们面临着所有这些情况。最后，黄华终于出现了，他一句话也没有解释，温文有礼，和蔼可亲，而且老练沉着。

黄华带来了一个公报的草稿，这个草稿立即引起争论。草稿以中央王国的惯用语言说话，认为是尼克松要求中国邀请他来访问的。草稿说，访问的目的是为了讨论台湾问题，以作为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前奏，我对这两点都拒绝了。

我们不愿作为一个恳求者在北京出现。我们到北京来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讨论台湾问题，甚至不单纯是为了谋求“关系正常化”。必须提到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黄华作了一个明智、实际而又显示他个人风格的姿态，建议我们暂不讨论公报草稿，而互相坦率说明自己的目标。很明显，双方都不愿显得是屈居下风而不得不恳求对方，双方都盼望得到积极的结果；如果暗示会谈议程只对单方面有利，那对谁都是不利的。我们花了两小时说明自己的情况。我说明了我们所关心的原则和国内的要求；我们不愿表现得像是在恳求这次邀请；台湾不能作为唯一的议程。黄华指出，这个公告对中国群众会引起极大的震动。像这样坦率的谈判是很少有的，与潜在的敌人这样谈判几乎是没有过的。约在凌晨一点四十分，黄华提议休息三十分钟，好让他去考虑适合我们双方的文字，于是离开了会议室。我们又在那院子里走了一会儿，回来等候他们到来；凌晨三时我们得知，他们已经离开，要到上午九时才能回来。

我们在星期天，七月十一日，九时四十分又重新会谈，在不可更改的、必须启程的最后时刻之前，谈了三个半小时。黄华还是中国的发言人，还是用我前面提到的中国的那种谈判风格。我以前曾经讲过，其他的谈判者急于想显示自己高明或者哗众取宠，有时采用一种“色拉米”香肠式的办法；他们像切香肠一样，把他们的让步切成小片，切得越薄越好，而每作一点点让步，拖得时间越长越好。这种办法给人以虚假的印象，好像是很强硬。由于双方都不知道哪是最后的一片香肠，因而双方都想等着瞧，这样就进一步拖长了谈判的时间。由于双方消磨了过多的时间、精力，都志在必得，压力也就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大；这样也就很容易使谈判者走火，超出了慎重的界限。我倒非常喜欢中国人对我们采用的那种做法，而那天上午黄华对我就是采用这种办法，那就是尽可能确定合理解决办法的性质，一步就跨到那里，然后坚持立场不变。只要有可能，我在后来同别人进行的一些谈判中总是尽量采用这种办法——有人把这种办法斥之为“先发制人的让步”。事实上，尽管开头的让步似乎大一些，但与那种“色拉米”香肠式的办法相比，几乎可以肯定，总的让步还是比较小的。这种一步跨到一个合理立场的战略明确无误地摆出了无可改变的立场；这样做更容易维护自己的立场，而那种旷日持久、零敲碎打的细小步伐所积累起来的效果却是不容易维护的，在那样的过程中总是会掩盖问题的实质。

这且不说，那天上午九时四十分黄华提出的草案和我们的要求异常接近，因此我们只需改一个字就可全部接受。事实上，幸好我要求中国方面先提出草稿；这草稿比我们自己拟的草稿更为有利。（双方设身处地考虑了对方的观点。）这就是尼克松七月十五日宣读的那份联合公告。

起草工作完成之后，周恩来立即出现，他原来就在附近房间等候。我们讨论了建立今后联系地点的问题，结果选定巴黎——由沃尔特斯将军与中国驻巴黎的大使黄镇接头。我们初步交换了总统来华的想法。这些事情都完了以后，周恩来花了点时间告诉我在我断绝联系的这两天内北京新收到的国际消息，这也是他特有的姿态。

我们向周恩来告别，我和我的工作人员以及其他中国人坐在一起共进最后一次愉快的午餐。紧张的气氛一点儿也没有了。叶剑英元帅通常是没有表情的，这时脸上也浮现出笑容。在去机场途中，他讲到他的生平。他听到人们谈起毛泽东在山里的小部队，那时，他还是国民党军队里的一个军官；他之所以参加那支队伍是因为他首先把毛泽东看作是一位导师。当我们的车子开向在那里等候的那架巴基斯坦飞机时，他议论说，在长征途中他们谁都没有梦想到这一生还能看到胜利。他们认为他们的斗争是为后代人的。这时我们刚好走到飞机的舷梯脚下，他以中国人的那种讲话艺术，把精心安排好的场面说成是很自然的事，说道：“可是我们到这里了，你们也到了。”

叙述这次秘密旅行，我的“衬衫传奇”却也不可不提。我事先料到，这十二天的亚洲之行势必变化多端、忙碌不堪，所以吩咐我的助手戴维·霍尔珀林，在这次长途旅行中，一定要替我留两件干净衬衫，特别留在访问北京时穿。我无疑和往常一样地一再提醒霍尔珀林一定要照办。当巴基斯坦的飞机从查克拉拉机场起飞，飞向喜马拉雅山时，霍尔珀林正带同秘密工作人员乘车前往纳蒂亚加利山中别墅，他突然想起这事，不禁大吃一惊；原来他把我这几件衬衫过于小心地放在一边，因此，我决不会放入旅行箱中。想到这里，他实在懊丧不已。当快要到达北京我想换一件衬衫时，不免大感惶急。其实平时我挺喜欢霍尔珀林，这时也不禁责骂了他几句。无可奈何，我只好向约翰·霍尔德里奇借几件白衬衫；他身高六英尺二英寸，仪容修洁，出身于西点军校，他的身材和我小得多的身型很不相称。我们一行在游览紫禁城时，大家都只穿衬衫，中方人员替我们摄影留念，照片中我的脸露神秘莫测的笑容，身上那件衬衫，显得我好像没有头颈似的——衬衫尺寸不合还是小事；衬衫的主人是一位亚洲问题专家，衬衫上很显眼地印着“台湾造”字样。我对主人说，台湾和我贴得很近，这句话倒是说得分毫不差。

此外还有詹姆斯·赖斯顿的戏剧性事件。斯科蒂[5]·赖斯顿要去北京，这使白宫方面大为担心，但对于中国人，其实全然不成问题。他和他的妻子于七月八日到达华南，比我们到北京早了一天。在广州，他们的官方“陪同”通知他们，“计划有所更改”；他们要在广州地区停留两天，然后于十日晚上乘火车去北京，于十二日上午到达首都。赖斯顿表示抗议，要求立刻飞赴北京。但在中国，《纽约时报》可就不像在华盛顿可以大显威风了。他被告知，这是办不到的。七月十日，周恩来笑眯眯地对我说，赖斯顿正在一列慢车上，那将会很容易地拖延他的行程，要等我们离开之后，他才会到达北京。

到七月十五日，赖斯顿才获悉我曾去北京，这使他身感剧痛。赖斯顿后来追述[6]：“就在那个时刻，现在看来大致就在那时候，我的小腹开始感到刀割般的剧烈疼痛。到了傍晚，我发高烧达到华氏一百零三度，神志昏迷；我仿佛看到基辛格先生坐在一辆有帘子的人力车中，飘过我卧室的天花板，他从车帘的一角探出头来，向我露齿而笑。”后来才知道，那不是新闻记者因未赶上报道大新闻而懊丧欲死，其实是急性盲肠炎。他于七月十七日开刀，割去了盲肠，那是在北京反帝医院动的手术（这是当时的名称，这医院是一九一六年用洛克菲勒基金建立的，后来在尼克松访问期间，又改名为首都医院）。他手术后，对他施行针刺疗法，银针扎进他的肘部和膝下部，以减轻术后的痛苦。他躺在病床上，银针露在外面，想到近在身边都错过时机，不能抢先报道这样重大的新闻，这种内心的痛苦是什么药都治不了的，就是中国人也没有办法。

七月十一日，我和我的同事们兴高采烈地飞回到巴基斯坦，把最后运到飞机上的中国菜，新出版的毛泽东著作英文版，以及前天夜间准备好的我们这次访问的照相集都搬下飞机来。

洛德和我草拟了一份给总统的报告；报告的结论也许概括了我们过度兴奋而不太谦虚的心情：

我们已为你和毛泽东打开历史的新篇章奠定了基础。但是对我们对于未来不应抱有幻想。深刻的分歧和多年来的隔绝使我们与中国人之间的距离很大。在最高级会谈之前和会谈期间，他们在台湾问题和其他重大问题上将会是强硬的。如果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坏，他们将成为坚定不移的敌人。我对这些人的估计是：他们的意识形态根深蒂固，其信仰之坚定几乎达到狂热的程度。同时，他们又表现得很有信心，因此，在自己的原则范围之内与别人交往时，他们是谨慎的，可靠的。

此外，我们现在所开始的进程将在全世界引起巨大的震动……

然而，当我们踏上这条道路的时候，我们就很了解这些风险。我们也很了解，另一条道路，即与一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最有才能的民族，与一个过去有辉煌成就、未来有巨大潜力的国家继续隔绝的道路，是不可取的。

如果我们保持意志坚定并认真负责地执行我们的外交政策，即使是那些风险也可以设法使之转变为对我们有利。对苏联，我们一定要讲清楚，我们继续把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具体谈判摆在优先地位。我们不会与他们共谋反对中国，同样，我们也无意与中国共谋反对他们。如果谨慎地加以处理，我们的对华新政策就能够对莫斯科产生较为长期的有利影响。

对日本，我们的任务是要讲清楚，我们在亚洲并没有把我们对她的忠诚转移到中国。关于台湾，我们除了重申我们之间的外交关系、尽量减少损害之外，很难再希望得到别的了。

对亚洲和对全世界，我们需要表明，我们扩大外交范围这种做法，决不会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相反地还会证明对它们有利。

我们的交往，无论是对中国人还是对别人，都需要讲求信用、准确和策略。如果我们能掌握这些，我们就是进行了一次革命。

震动全世界的公告

飞回巴基斯坦，旅程似乎比去北京时短得多。我们都洋洋得意，然而，那不过是一群野蛮人屈服于中国人的巧妙奉承和不着痕迹的殷勤款待之下。公告现在已确定于下星期四华盛顿时间晚上十时三十分发出，我们都同意周恩来的说法，那将“震动全世界”。

我们携带了那么多《毛泽东选集》和中国制的相片簿，在巴基斯坦降落后，居然能保守秘密，其中缘由，我此刻已无从想象。也许对于任何人都认为绝不可能做到的事，保密工作却可以做得无懈可击。

我们于七月十一日下午大约三点钟，到达伊斯兰堡查克拉拉机场的军用区。苏勒坦·汗仍像以前那样热情、谦逊地在那里欢迎我们。我们兜了一个圈子经过穆里路折回伊斯兰堡，看起来似乎是从那个山间别墅归来似的。我们对叶海亚·汗作了短时间的礼节性拜访；对这次秘密之行的成功，他像孩子似的高兴极了。我对他的帮助以及执行这次计划所表现的精神表示感谢。五个月以后，他被赶下台；从此以后，我再没有见到他。然后，我当然要尽可能会见美国大使馆的官员，包括那位护送我的军官，他违反国务院的全部规定，竟然与我失掉联系，并且一直没有弄清我到底出了什么事。到下午六时，我们又坐上了我们自己的飞机西行，经德黑兰去巴黎。抵达布尔歇机场时，已过了午夜很久，这一天就这样结束了；而这一天是以十八小时以前我和周恩来的会晤开始的。

在巴黎，一切注意力都集中于越南问题。这时越共刚刚发表了他们的年度和平方案，实质上仍是要求推翻南越政府。而一年一度的国会例行会议以及新闻界正在对我们施加压力，要我们表现灵活性。我在巴黎不论到哪里，都受到新闻记者的包围，他们要打听的，不是我在巴基斯坦为什么会肚子痛，而是想知道我是否会和黎德寿会晤，因为大家知道他也正在巴黎。事实上，我们的确会了面。美国在巴黎的代表团团长戴维·布鲁斯，从记者云集的前门进入美国大使馆，佯装要跟我商议越南策略。（关于我的中国之行，以及我秘密和越南谈判，布鲁斯都是知道的。）我则通过沃尔特斯将军极为巧妙的安排，从后门溜走。我和北越代表的秘密会谈历时三小时，这是到当时为止最有希望的一次会谈。在此后的几个星期中，我们有些飘飘然，以为在越南和平与中国问题上，我们可以同时得到突破。我和温斯顿·洛德与黎德寿会晤后，在回来的路上颇为自负，我们在推测哪一件事会在历史上被认为是更重大的成就。我又从后门溜进大使馆，同布鲁斯告别，同时花了点时间会见记者。

那天晚上，我与女友玛格丽特·奥丝玛在一家餐厅中共餐，她是一位美丽而聪明的电视记者。一个在当地度假的美国女士，出于当时对越南战争的激动心情，情不自禁地对我大声斥责：此时此刻，你应当为和平而工作，却居然和一个年轻女子上餐厅，真不要脸。阿瑟·沃森大使在餐厅里找到我，送我去上飞机；离开巴黎的时间是这样确定的，我可以在第二天一早到达圣克利门蒂。

七月十三日星期二晨七时我到达加利福尼亚州埃尔托罗海军陆战队空军基地。我这次环球旅行共历时十二天。艾尔·黑格前来迎接我。他在我离开的这段时间里，主持日常事务，办事能干而有魄力。黑格和我搭直升机飞回圣克利门蒂。理查德·尼克松早已迫不及待地在机场等候。他已知道我此行获得成功，我在飞往德黑兰的途中就把约好的代号用电报发给了他。代号是“尤雷卡”[7]。他收到这个信号后异常激动，他一反原先的约定，要求立即用电报报告。我从飞机上向他发了电报。他回电再三向我表示感谢，并试图跟我开玩笑，告诉我回来之后我可以休假一天。他还要求我对他本人作一次全面的汇报，然后再向他的“客人”——黑格给国务卿起的别名——“有选择地”汇报，当时国务卿正待在圣克利门蒂。尼克松还对我们的保密工作大加赞扬。回想那些电报联系，我得说那纯粹是由于好运气；再有，那就是掌管通讯联系的中央情报局的保密工作做得特别出色。

从上午七点二十分到九点三十分我跟总统在一起，我把事情的经过向他作了详细的汇报。还交给他一份长篇书面报告。我们两人都认识到，我们的外交已经展现了新的前景。当然，苏联一定会有反应；我们认为，过一段时间，这种反应会是有利的。对越南战争将有深刻的影响。在我离开的时候，周恩来曾祝愿我们的谈判能顺利进行。虽然我对中国领导人能够或愿意直接大力帮助抱怀疑态度，但我此行本身就是河内的一次重大失败。它将使越共骗人的“七点计划”不再成为头条新闻。他们的目的是要从心理上把我们拖垮，并且破坏群众对我们的支持，而我这次行动将从根本上摧毁他们的宣传运动。美国人民将会看到，他们的政府是能够采取有胆略的和平行动的。这次行动也将使全世界那些把他们的安全和进步寄希望于美国的可靠和坚决的人们受到鼓舞。我们将无可避免地遇到日本和台湾的问题。当北京的外交攻势开展之后，我们迟早要处理这两个问题。此行使我们能控制事态的发展，而不是消极地等待事件的来临。

我们在尼克松的小书房里纵论天下大事，那书房处在他圣克利门蒂别墅的最高层，从那里望出去可以看到浩瀚的太平洋。这使我们不禁联想起大洋彼岸那数千海里之外的中国。

大约上午九时三十分，霍尔德曼也来了，于是话题转到一些实际问题。他想知道随同总统访问的记者能派多少人。当他知道我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露出轻蔑的神情。我告诉他，我曾对周恩来说，估计全部随行人员约为五十人，他对此表示怀疑；随同的保安人员就不止此数，新闻记者的人数就更不用说了。霍尔德曼认为，如果没有电视广播，就没有什么历史意义。这一来，就引起了尼克松与霍尔德曼长时间的交谈，如何尽量扩大新闻报道、特别是电视广播的范围，同时又要适当控制参加的人数。尼克松颇为自负，他确信，这一次他总可以敲诈一下新闻界，使他们对他更温和一些，办法是，特别照顾那些他认为对他公正的记者。不用说，他的想法根本不能兑现；无论是他还是霍尔德曼都不能否决新闻机构选派的随同尼克松去北京的记者。

更严重的问题是，尼克松用什么方式来宣布那个联合公告。按照公共关系的所有常规来看，应该是发袭某种引人注目的、富于感情色彩的演说，用以烘托尼克松的总统身份。但是我坚决反对这种做法。我们的新关系还刚刚开始；我们越是加以渲染，就越会妨害这种尚待巩固的脆弱的外交关系。我们得要稳住心绪不宁的敌人，应该使那些惴惴不安的朋友们放心。那些事情将来总是有机会做的，但在最初阶段，我们既不能许诺也不能肯定什么。尽管那个公告是简短而且干巴巴的，尼克松也要让公告本身去说明问题。尼克松同意这样做，但有些勉强；霍尔德曼则很不赞成这样做。尼克松一整天都在捉摸在那种情况下人们的情绪，但他越想越兴奋了，觉得这种简洁的、令人莫测高深的表现方式会产生一种潜在的影响。洛德和我准备了一篇同公告一起发表的简短的讲话（这样就打发掉了答应我的那一天假期）。两年半的策划、工作和期待最后仅归结为四百个字。

如何宣布总统要出来讲话这个问题也使人有些不安。如果要求定一个电视广播时间，人们肯定会猜想是讲越南问题；霍尔德曼担心，由此而引起的失望情绪将会败坏公告的影响。因此，他主张含蓄地说明，总统想对全国讲一个与越南无关的问题。我反对他的论点。这样来宣布消息所引起的猜想反而会坏事。我深信总统讲完之后将不需要申辩。

最后，罗杰斯也到了。我照总统的建议向他“有选择地”报告了我此行的情况。我们讨论了在即将出现的事件中他应起的作用。通知外国政府将是国务院的任务。罗杰斯干练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他准备好了一份情况介绍；将首先从日本开始，在总统讲话之前一小时通知日本。

此后的四十八小时是在能否保密的焦急不安的心情和高度紧张之后的疲劳之中度过的。在我整个的政治生活中，我自己的心情总是和周围的环境不太协调的。我高兴的时刻总是在事情看来已经相当有把握的时候，通常比公众，甚至比我的某些同事要早几天、有时是早几个星期。等到群众中引起轰动的时候，我已在考虑下一阶段的问题了。在外交政策中是没有坦途可走的；每一项成就都是通过新的艰苦努力去换来的，每前进一步都必须作更多的努力去加以巩固。在圣克利门蒂，在总统讲话之前那紧张而又平静的两天里，情况正是如此。我的同事们考虑的是四十八小时以后在广播电台播音室里的一场表演。我则稍事恢复高速飞行后的疲劳，并且越来越关心如何巩固我们已经取得的成果了。

七月十五日下午尼克松作了一次惊险的表演，以缓和他紧张的心情，他喜欢玩弄这一手来显示他的高超的技巧，但同时却给他的下属增加了额外的痛苦。尼克松得知那天中午我同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记者亨利·布兰登和他的漂亮的夫人穆菲共进午餐，于是也把他们邀请到他的住所。他带他们到各房间和花园里走走转转，不断地向他们发出隐隐约约的暗示，而我则如坐针毡，唯恐在这最后一分钟泄露了机密。尼克松若有所思地谈起远在太平洋彼岸的中国，谈到有必要建立一种新关系，还说他很想到亚洲去旅行。谢天谢地，他的话是转弯抹角地讲的，布兰登没有领会他的意思，只是后来回忆起来他才懂的；可是他真使我的神经紧张到了极点。[8]

七月十五日，太平洋时间下午两点四十五分（东部时间是五点四十五分），西部白宫发出了一个闪烁其词的通知，说五个小时之后总统要对全国的电视广播网发表一项“重大声明”。大约过了二十分钟，美联社就发了号外：“尼克松总统将于今晚十时三十分对全国电视广播网发表一项‘重大声明’，题目保密，西部白宫拒绝事先透露。”

太平洋时间下午五点四十五分，我和总统坐直升机飞往洛杉矶。尼克松进入设在伯班克的全国广播公司的播音室，出现在全国的照相机和麦克风的前面，他发表了为时七分钟的一篇简短演说：

晚上好！我今晚要求这个电视时间是为了宣布我们争取建立世界持久和平的工作所取得的一项重大进展。

正如过去三年中我曾多次指出的，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它的七亿五千万人民参加，就不可能有稳定和持久的和平。因此，我在几个方面采取了主动，以求打开建立我们两国间更正常关系的大门。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我派遣我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在他最近的环球旅行期间去北京，与周恩来总理会谈。

我现在读的这个公告，在北京和美国同时发表：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至十一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一九七二年五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预料公告发表之后将不可避免地引起推测，我想尽可能讲明我们的政策背景。

我们谋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新关系的这一行动，决不会损害我们的老朋友的利益。这一行动不是针对其他任何国家的。我们谋求与所有国家的友好关系。任何国家都可以成为我们的朋友而不同时成为任何其他国家的敌人。

我之所以采取这一行动是因为我深信，缓和紧张局势以及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较好的关系，将对所有的国家有利。

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我将去中国一行——我深切希望这将成为争取和平的一次旅行，不仅是为我们这一代人的和平，而且也是为了我们共有的这个地球上的子孙后代的和平。谢谢大家，祝你们晚安。

尼克松离开伯班克播音室的时候，有一小批人对着尼克松连声高喊“撤出越南”。

在发表这份公告之前约四十五分钟，在华盛顿代我处理公务的理查德·T·肯尼迪上校向那位倒霉的伏龙索夫递交了一份尼克松讲话的副本和一份照会，照会提醒苏联人“在七月十五日以前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直言不讳地讲到苏联人在最高级会谈问题上对我们玩弄的那套手法。照会重申，我们愿意在新的基础上处理与苏联的关系。照会还警告说，如果我们的希望破灭，那将产生“严重的后果”。那篇讲话和那份照会中提出的所有好听的保证都不能掩盖一个事实，那就是华盛顿和莫斯科讨价还价的地位已经改变了。

尼克松离开电视台之后，同他的高级官员来到洛杉矶的佩林诺餐厅，在这里尼克松沉浸在胜利的狂欢中。我们就餐的地方是在餐厅一个角落的小单间里，尼克松缓步走过餐厅，尽情地接受餐厅里一些客人对他的祝贺，同时也想招引那些还没有听到这个消息的人对他表示良好的祝愿。我们的庆祝晚宴吃的是蟹腿肉，喝了一瓶一九六一年酿的法国名牌葡萄酒。当我们要离开的时候，他还在前厅逗留了一会儿，拉住别的一些客人向他们介绍，说我就是到过北京的那个人，有几位没有看电视的人被他弄得莫明其妙。那确是一个动人的场面。尼克松并没有夸张，他那副神情就好像他简直不能相信他刚才宣布的消息是真的。这样就搞得双方都有些尴尬；尼克松在生人面前总是有些不自然，而别的客人接近总统时也有些拘束。尼克松在得意的时候特别容易引起人们的责难，他料想别人一定会来赏识他，而不善于去消除他和自己的同胞之间的隔阂。就这一点来说，佩林诺餐厅的这一幕戏正是象征着理查德·尼克松的胜利和悲剧。

此后几天是群情激动，也颇为可笑的几天。世界各地纷纷发来贺电。新闻界几乎是一片赞扬声。也有一些尖酸刻薄的评论，这类评论不仅来自保守派人士，而且很有意思的是，也来自极少数美国自由派的批评家，他们担心我们是在毫无必要地跟苏联对抗。但是这一抓住全世界心灵的大事件把那些声音淹没了。献计献策的大有人在；有些人要总统在一次出访中既访问北京也访问莫斯科；每一类人都有自己最得意的方案要总统去执行，如结束越南战争，扩大贸易，等等。这个问题说明了一种好现象；志愿支持我们的政策的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踊跃，我们简直应接不暇。

以前，我们的内阁要员们很喜欢到台湾去旅游，但顷刻之间，他们说有重要公务，迫不及待地要去访问北京了。参众两院的议员们的建议像洪水般地提了出来，要到中国大陆去，要求我利用新的联系去同周恩来商定时间。甚至还有一位夜总会的歌星，也请他的代理人想办法提出申请，要到中国各地的夜总会去巡回演出。当有人告诉那位代理人中国没有夜总会时，此人嘟囔了一番，不相信这是真的，竟然写信来把这说成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借口，是为白宫的盛气凌人打掩护。

霍尔德曼在他的上司的压力下要把这次事件作为一个绝好的机会大力“推销”尼克松，把这幕戏剧润色得像一篇英雄史诗一样。这样就出现了那个大部分出于伪造的传奇故事，说什么尼克松和我与罗杰斯曾经在林肯厅开会研究过云云。我接到详细指示，要我向报界简单介绍周恩来和尼克松相似之处。为了使白宫人员相信这是历史事实，不是捏造，霍尔德曼连吓带骗，做了艰苦的工作；要他们相信，不管怎样，这一回总统的谨慎持重是最好的公共关系政策。

起初，尼克松所鄙视的那些自由派人士对他倍加赞赏，而感情上忠于他的保守派人士对他的赞扬却比较勉强，他对这一点很有些担忧。但是过了几天，经过一些解释以后，保守派也开始认识到其中深意了。不调和的调子主要是来自日本。日本总理大臣佐藤荣作是我们坚定的朋友，他做了很多工作来加强我们两国的友谊，使这样一个人感到为难是特别令人痛心的。关于中国的这一公告在日本被称为“尼克松冲击”，一个月后又来了第二次冲击，那就是在国内对工资物价加以管制、在国外对贸易和货币加以限制的紧急经济方案。

那时候我们能干的驻日大使阿明·迈耶是最感到难堪的一个。他是通过陆军广播电台听到这个公告的，当时他正在理发，开头他认为尼克松提到“中国”是说溜了嘴。根据迈耶的回忆录，[9]他最初的反应是对这次的感觉迟钝感到难过，这也是当时在东京的许多美国人和日本人的反应。然而，“经过几天、几个星期的深思之后”，迈耶得到结论：“如果要保证取得成就，总统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不可能采取本质上不同的其他做法。”迈耶提出了理由：日本人不可能长期保守机密；其他盟友（台湾、韩国、东南亚盟国、北约组织）有更多的理由或同样有理由要求事先磋商（更不用说苏联了）；日本的政策并没有因为我们的政策而遭到根本破坏，只不过是被剥夺了它想走在我们前面的机会——它在我们之前很久就走上了这条道路，早在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二日佐藤就曾公开建议与北京扩大贸易和新闻界的往来，并开始政府级的谈判。

虽然迈耶认为事先不可能与日本人磋商，但现在回想起来我认为我们还是有可能采取一种比较聪明的办法告诉日本人。例如，在正式的公告发表之前几小时，派遣一位和我同去北京的同事到东京去向佐藤简要介绍情况，这样做肯定更有礼貌一些，更周到一些。这样做既保守了秘密，又显示出对一位体面的好朋友的特殊照顾。那时事情紧迫，谁都没有想到这一点；这在礼貌上是一个大错误。许多批评家抓住这一点指责我们“对不起盟友”，而他们对我们的军事联盟和保守的盟国的忠诚以前却不曾很好地表现过。现在事情虽然过了将近十年，回想起来，除了基本上要保密之外，我想不出还有其他办法。事情的微妙，机会之难得，使美国对所发表的内容非进行控制不可。

总统在讲话中已经巧妙地强调了我们的政策不是针对任何其他国家的，也不会损害我们的老朋友的利益。这虽然是一些陈词滥调，但人们可以想象，如果在发表公告的那一天任凭人们去猜测，那将造成多大的混乱。假如我们事先公布去中国的消息，那将引起几个星期的猜测，而使我们无法应付。反对者就可以抓住这个机会对我们恶意中伤，我们无论再作什么保证都将毫无作用了——特别是当时我们并没有真正掌握会谈的议程。即使那些公开支持我们的人也会使我们为难，他们会提出那老一套的议程，而那些议程正是我们决心要摆脱的。那些最有权利要求与之磋商的国家也会迫不及待地破坏这次行程。我们对这次事件的公开发表保持控制，也就是对我们的政策及其后果保持控制。正如总统一九七二年二月九日的外交政策报告所承认的，我们为保密付出了代价，但这个代价是“不可避免的”，其所以要保密的理由则是“压倒一切的”。

我此行的结果是难以预料的；在我们知道结果之前我们并不想冒风险，先抱过大的希望，造成压力，致使双方不得不公开表明立场。鉴于乒乓外交的经验，我此行无论采取什么做法，这种立场的根本改变所引起的震动总是难以避免的。那份报告申辩说，在尼克松访华之前，我们毕竟未同中国人进行实质性的谈判，在这之前，我们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同我们的盟国进行磋商——这一诺言后来我们忠实地履行了。

我的同事比尔·萨菲尔为我们的立场找到了一个先例，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九日他给我的备忘录如下：

比尔·萨菲尔致亨利·基辛格的备忘录

这里引用有关保密的一句话，也许对你会有用处：

“在道义上最使人感到为难的是：为了促使某件事获得成功，我们不得不隐瞒那件事的真相。”

——达格·哈马舍尔德

“中国牌”

可以理解，我们当时正在进行的三角外交，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马上领会其含义的。这绝不是一种想要挑拨中国去反对苏联的拙劣图谋。我们并不想玩弄“中国这张牌”。中苏敌对是按其本身的规律发展的，不是我们制造出来的；事实上近十年来，我们对这种敌对的激烈程度根本不了解。北京和莫斯科相互争吵都不是为了讨好于我们，是因为它们吵架才向我们讨好。我们不能“利用”那种敌对关系，是它们自相利用。如果我们企图加剧这种敌对关系，我们在其他方面就会造成损失。那样做反而会使北京感到不安。一谈起中国这张牌，那就意味着，我们不打这张牌就要付出代价。中国人常表示一种恐惧，即我们与莫斯科打交道以实现我们的目标时是拿北京作为牺牲。毛泽东警告我们说，不要“站在中国的肩膀上去接近苏联”。任何想要操纵北京的企图都会驱使中国与我们疏远，也许会使它重新考虑，选择与苏联接近，以掌握自己的命运。同样，任何想要玩弄中国这张牌的动机都会促使苏联人决心结束那场腹背受敌的噩梦，在时间还来得及的时候，从一个方向出击，很可能是对中国，因为中国比较弱，而且没有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加以保护。

这场游戏的名称就叫作均势。我们并不想与中国联合起来与苏联进行挑衅性的对抗。但我们同意有必要遏制莫斯科的地缘政治的野心。向埃及派遣战斗部队，促使叙利亚侵入约旦，在西恩富戈斯建立海军基地，在中苏边界制造冲突，这一切都是对全球均势进行挑战的组成部分，是必须加以抵制的。此外，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想使自己在外交上多一些选择的余地：北京想要摆脱“文化大革命”给自己造成的孤立状态；华盛顿则想加强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安全，使国际体系的稳定少依赖美国的经常干预。

中国和美国尽管由于有共同关心的问题而走到一起，但它们对待这个问题的做法却并不因此而完全一致；这样就埋下了未来困难的种子。北京以从前他们打内战时期那种坚持不渝和毫不妥协的热情来与莫斯科对抗。北京的挑战是论战性的，哲理性的；不仅反对莫斯科的地缘政治的欲望，也反对它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优越感。我们同意有必要阻止它的地缘政治的野心，但我们没有理由卷入它们意识形态的争论。此外，我们拥有大量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这使我们不能不对几亿人的生命有一种受委托的责任感。我们在道义上和政治上有责任尽可能去争取和平共处；我们在挑战面前不会退缩，但处在这个核时代，也必须相互克制。批评家们——有些是北京的批评家——对我们的这种追求也许报以嘲笑，或者说毫无用处；这种做法看起来似乎是自相矛盾，但只有采取这种做法，我们才能在需要对付军事压力的时候使我们的人民团结一致。

从一开始尼克松和我就深信——在高级决策人中只有我们两人有这种看法——美国不能同意苏联对中国的军事进攻。在与中国有任何联系之前我们就持这种看法。早在一九六九年夏天，我们就曾要求那些不太情愿的官僚机构制订应变计划。很明显，这说明北京和华盛顿之间并没有什么协议——那时候甚至华沙会谈也没有举行。是根据清醒的地缘政治的估计才这样做的。如果莫斯科得逞，使北京屈服而陷于无能为力的地步，苏联的全部军事压力就要转向西方。在那种情况下，苏联冷酷无情，而美国软弱无力（或者漠不关心——其结果都是一样），就会促使日本和西欧去迁就苏联的其他要求，至于苏联周围的许多小国那就更不用说了。很明显，三角外交要求灵活机动。我们不必用多大力气，而是像日本的柔道一样，利用对手的重量顺势把他推到我们希望的方向去。搞得好，我们就可以对双方都有大量选择的余地，而它们彼此之间的回旋余地则比较少；当然也总会有与双方对抗的风险。我在第二次去中国之前，即十月份，在给尼克松的备忘录中总结这种战略如下：

我们要把我们的对华政策向莫斯科显示一下，它不能代表所有共产主义国家；同我们达成协议对他们是有利的；他们必须考虑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的可能性——这一切并没有过分触犯苏联的偏执狂。我们这次对中国采取主动行动得到的最大的好处也许就是对苏联的影响。

我们已经得到这些好处。中国人不需要做什么。在这方面我们的利益是一致的，我们只需要在这条已经开始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对苏联的压力我们显然决不可明白表示。让事实本身去说明问题。

同时，我们和中国之间在某些问题上利益天然是一致的，同那些学究式的或其他专家的意见相反，中国并不仅仅是为了重新获得台湾而显著地改变他们对我们的政策，尽管他们在许多场合作过重要的声明。中国想在国际事务中占有自己的地位，想显示它的威望和重要性。这将使他们在苏联的压力面前获得某种程度的安全，并且减少美苏共同主宰世界的危险性。我在给尼克松的备忘录中写道：

中国人想要减少两面作战的威胁，想要使莫斯科重新考虑，是要进攻中国还是接近中国，而且也许还想使苏联对北京更圆通一些。他们特别想要我们作出美苏不要相互勾结的保证。

这种保证我们是可以作的。这是我们采取主动的本意，也符合我们本身的利益。我们好比在走钢丝；我们必须小心翼翼，切不可向一边摆动——尽管这样做很吃力——否则我们将坠入深渊。

我在第一次访问中就告诉周恩来，我们将与莫斯科继续打交道，但我们将把我们可能考虑与苏联人达成的任何涉及中国利益的谅解，都详细地告诉北京。七月十六日尼克松致周恩来的函件中确认了这些保证；我们还把我七月十六日向记者介绍北京之行情况的稿子全文随函附寄——这样做是一种礼貌，表明我们很关心促进这种新关系。

这封信是通过我们在北京商定的巴黎新渠道初次联系，是七月十九日由沃尔特斯将军向中国大使黄镇递交的。通过巴黎渠道的信件都是由我的工作人员和我起草，经尼克松批准，由情况室的一位工作人员亲自送到巴黎，由那位心情迫切的沃尔特斯递交的。沃尔特斯很快发回信件，生动地描述他同热情好客的中国人会晤的情况，这样就促使我们与中国人作更多的通讯联系。沃尔特斯以他那种高超的夸张手法大事渲染会晤的气氛、当时的情景、人物品格及烹调技术，等等。沃尔特斯本是一个吃喝的行家，他向我们津津有味地描述那些外国风味的山珍佳肴，据他说，其中有些东西是他出于爱国的责任感才吃下去的。他和黄镇都是军人出身，很快就热烈地交谈起他们的战争经历来了，事实上在某些情况下，他们曾经是同一场战争中的对手，却没有因此而感到别扭。

我们多次利用巴黎渠道，因为来自莫斯科的消息很快就大量涌入了。与苏联问题专家的担心相反，莫斯科的反应并没有敌意，至少一开始是如此。莫斯科电台几乎是完全按照公告的原文向国内听众播发了这个消息，只删掉了一句话：“尼克松总统已欣然接受邀请。”九天之后才出现了苏联的第一次权威性评论。七月二十四日《真理报》故意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宣称：“在苏联，没有人认为中美的接触有任何理由值得大惊小怪。”评论继续说：

当然，未来事态的发展将会更好地揭露北京和华盛顿的真正意图。我们的党和国家将会考虑中美接触的一切可能的后果。不消说，想要利用北京与华盛顿之间的接触对苏联、对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施加某种“压力”的图谋，其结果都不过是一场空想而已。

当然，宣布有压力并不等于真有压力，否认有压力也不说明就没有压力。

苏联真正的反应是外交上的反应，而不是宣传上的反应。苏联在两条战线上积极行动起来来对付新的国际现实。首先，它很快想跟华盛顿改善关系：它忽然急于要制造一种印象，那就是在莫斯科比在北京能完成更为重要的事情。

七月十九日多勃雷宁多少带些哀伤地询问，是不是七月五日苏联逃避最高级会谈的照会影响了我们的对华政策。我避免回答这个问题。正如我已经指出的，真相是，那个照会更方便了我们到北京去；我们总归是要去北京的，无非多走一些弯路就是了。转瞬间，莫斯科最高级会谈也不再躲避了。多勃雷宁探问：总统可否先去莫斯科访问，再到北京访问？我的答复是同给周恩来的答复一致的：最高级会谈将要按照已经宣布的次序举行。其他僵持了好几个月的谈判也开始像魔术一般地解冻了，例如柏林谈判和防止突发核战争的会谈就是这样。我在别的地方还要讲到，这两种谈判在北京公告发表之后几个星期就很快地完成了。

但是苏联的政策也有坏的一面。在日益激化的印巴冲突中，苏联找到了一个机会去羞辱中国和惩罚充当中间人的巴基斯坦。在巴基斯坦想要镇压东巴基斯坦的分离企图之后，次大陆的紧张局势急剧恶化了。印度和苏联成了事实上的天然盟国。拿印度来说，它本来开始时是欢迎尼克松七月十五日的公告的，斯瓦兰·辛格当时发表了一个很不错的声明，说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积极的发展”。但到了七月二十日，印度就开始表现出另有想法了，它开始编造中美对次大陆有阴谋的谣言，以此为借口，好让它自己与苏联搞交易。斯瓦兰·辛格在议会回答问题时说：“如果这（指中美和解）意味着这两个国家想要控制这一地区，那我们就不能等闲视之。……我们现在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而且）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一直在考虑用某种办法来防止出现这种局面。”在谈到苏联的时候，辛格继续说：“在这方面我们并不是孤立的。还有些别的大国和小国也许比我们更为不安。”

辛格心里所想的到八月二十日就变为公开的事实了：印度和苏联在这一天签订了友好条约；条约的全部实际目的就是，苏联给印度以保证，如印度与巴基斯坦发生战争，苏联将反对中国进行干预。苏联采取这一行动是蓄意在次大陆打开通向战争的大门；这是苏联在七十年代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的第一步，通过这些行动，苏联人向那些急于想诉诸武力的国家提供武器和保证以煽起冲突。我同意哈尔·索南费尔特和比尔·海兰的敏锐的分析：

这件事情可进可退的性质是很明显的：如果中国人在巴基斯坦方面的压力下去反击苏联的这一行动，他们将怎样办呢？如果他们无所作为，那么苏联人便大有所获——他们的目的之一肯定是要暴露中国，让人们看清它是一个软弱的盟友。另一方面，如果中国人增加赌注，那么苏联人也必然会作出反应来保持自己的信誉，要保持信誉起码也得提供更先进的苏联武器，如此等等。

这样一来，印巴冲突就变成了由代理人进行的一种中苏冲突。

索南费尔特和海兰还预言，苏联人也许想使中国的朋友罗马尼亚丢丑。实际上，苏联人在当年夏末就已开始对那个国家发动一场神经战。我们极力反对那种做法，对于结束那场折磨也许是起了作用的。

要保护我们对华政策的这株幼苗不致被苏联人这种拥抱和威胁相结合的做法所摧垮，唯一的办法就是要确使北京了解我们的行动。因此，我们通过巴黎渠道加强了与中国人的联系。从八月一日到九月底，我们交换的信件比过去二十年还要多。我利用到巴黎与黎德寿秘密谈判的机会，与黄镇大使三次秘密会晤。黄镇是一位干练而和蔼可亲的长征老干部，他后来成了中国驻华盛顿办事处的第一任主任。我花了很大的力量让中国人了解我们对苏联的做法以及我们对苏联意图的估计。我们让北京了解苏联突然急于要举行最高级会谈的情况。我们在事前四星期就提请他们注意关于突发战争会谈和关于柏林谈判这两项协议的内容。双方对印巴次大陆日益恶化的局势交换了看法。我们知道中国不愿意参加由五个有核国家举行的会议，因而拒绝了勃列日涅夫关于召开这样一次会议的建议，理由是：只有五个国家都参加，这种会议才有意义。

北京对于我们的政策和我们的行动当然没有表示反对；也没有想反对。我们的目的是做到使中国领导人了解我们在做什么和为什么这样做，以及我们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中国领导人对于提供的情报装作不感兴趣，这种态度是正确的，因为他们对事态的发展无能为力。毫无疑问，北京宁愿我们对莫斯科摆出公开对抗的架势，但他们也知道，我们对外交政策的态度是冷静持重的，是从地缘政治的观点出发的。我们不想以牺牲均势为代价去争取和平共处。我们面对着国内外的反对仍然愿意争取缓和，但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苏联人要放弃军事压力和在政治上实行克制。

我们还通过巴黎的新渠道对另外两个问题交换了意见：一个问题是已经明确的，另一个问题没有谈过。正式交换意见的一个问题是我第二次去中国筹备在北京举行的最高级会谈。这个问题很快就被另一个更重要的问题盖过了；这个问题我们从未讨论过，却是我们已深刻地意识到了的问题，那就是林彪在中国的垮台。这场乱子很像是由于中国对我们的政策急剧转变而引起的，一九七二年二月毛泽东对尼克松就是这样讲的。这显然反映了中国政治中埋藏很深的紧张关系。但我们从未提出这个问题。我第二次去中国的问题早在我七月访华之前在双方交换的信件中就讨论过。七月份我在北京的时候，周恩来很急于解决这个问题，也许是由于他想消除因第一次秘密访华可能造成的坏影响，也许是由于他经验丰富，很了解在第一次总统访问之前需要先把一些重要问题解决好，否则就会冒太大的风险。

第二次访华尼克松仍然很想亲自出马，但是需要战胜了虚荣。尼克松决不让最高级会谈去碰运气，所有的最高级会谈都是事前基本上准备好他才去参加的。在他还没有大体上了解会谈的结果之前他不会去参加会谈，直到他处于困境的那最后几个月都是如此。对于一个总统来说这也是唯一负责的做法。政府首脑作为主要的谈判者关系太重大了。他们通常太忙，无法照顾到各方面的细节，而那些细微的事情却往往决定谈判的成败。他们身系重任，不能从容不迫地去应付一次拖长的谈判所必然带来的压力。如果谈判出现僵局，就没有回旋余地。再说，最高级会谈时间都太仓促，不容许过分仔细地去分析问题，而过细才能保证协议持久。尼克松了解这些，因而批准我第二次去中国做准备工作。

关于我第二次访问同北京的联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比如说，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从来就没有遇到过一次总统的先遣人员，特别是这些先遣人员的技能是在美国中心地带热烈的竞选之路中磨炼出来的，是由尼克松政府中狂热地醉心于公共关系方面的人员严格训练出来的。我曾经提醒周恩来，过去中国遭到夷狄的入侵能够生存下来，但它从未遇到先遣人员，那不过是一句半开玩笑的话。现在则必须写信专门解释先遣人员去做什么，为什么先遣人员的人数一定要像我过去曾经坦率地向他讲过的那样几乎等于总统访问的全部人马。还有，美国的飞机从来没有在中国的土地上飞行过，这既涉及复杂的政治问题，也涉及复杂的技术问题。最后，中国人拒绝了由戴维·布鲁斯陪同我前往的建议，虽然这是周恩来在七月份曾经同意了的。这次北京是以“可以理解的理由”为借口，考虑到河内的激怒和莫斯科电台不停地指责北京在印度支那问题上进行交易，这个借口也是很有道理的。

当所有这些联系正在进行的时候，发自北京的报道令人迷惑不解，看来情况有些不妙。九月间，我们突然发觉，有五天的时间中国所有的领导人都没有在公共场合露面，这几天所有的中国飞机都没有起飞。随着那个月时间的消逝，我们终于弄明白，有几位关键性的领导人被撤职了，其中包括军队的大部分高级领导人。在那些突然不见的人当中最重要的是林彪。他是国防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共产党政治局的副主席，军委会的主席，并已由一九六九年四月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指定为毛泽东主席的继承人和接班人。九月十三日，一架中国军用飞机在蒙古坠毁，情况不明。九月二十日，一年一度的庆祝中国革命的“十一”游行取消了。很明显，中国发生了什么大事情。

我们没有第一手的情报。中国在其他问题上跟我们的联系照常进行，而且照样是那么爽快。安排我去北京的事也没有中断，除开我们的报刊有所反映外，也没有丝毫迹象说明总统的访问会成问题。来自北京的信件偶尔表现得刻薄，但总是进行充分的解释。我们同苏联的关系倒是忽然热乎起来了。双方非但在柏林协议和突发战争的协议上签了字，而且葛罗米柯访问了华盛顿，递交了正式邀请总统访问莫斯科的信件。既然前一年苏联人千方百计地避免引起报界关于最高级会谈的揣测，他们现在就不能过分紧迫地催我们公布这个消息。我们尽可能拖延，以便我们有充分时间在十月五日发表我第二次去北京的消息。刚好是一星期之后我们才发表了莫斯科最高级会谈的消息，定为一九七二年五月的某个时间。不管中国人内心里是怎么想的，但他们咬紧牙关什么都没说。

中国在联合国

当我在为十月的北京之行作准备的时候，联合国正在一年一度地辩论应由台北还是北京代表中国出席联合国的问题。我们打开同北京的关系，对于联合国辩论的结果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虽然我们没有很快认识到这一点。即使在一九七一年以前，基本上就已注定我们要进行一场后卫战。现在全部过程在加速进行。

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国之一，它是安全理事会最早的常任理事国之一。一九四九年革命之后，联合国大会几乎每年都对这个问题进行表决，即哪一个政府——台北的“中华民国”还是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真正”的中国的代表。起初，大多数国家反对接纳北京。但由于非洲和亚洲几十个新国家加入联合国，赞成北京的国家一年比一年多了。美国退而从程序问题上保卫台湾的地位。从一九六一年起，我们和一些盟国每年都提出一项决议案，把任何要改变中国代表权的提案都作为一项“重要问题”，要求大会以三分之二的票数通过。只要我们能在初次表决中凑足简单多数票，我们在二次表决中就能以三分之一加一票阻止北京进入联合国。

一九六九年，这个“重要问题”决议案以七十一票赞成、四十八票反对和四票弃权获得通过，赞成与反对的票数差额较大。阿尔巴尼亚提出的接纳北京、驱逐台湾的决议案以四十八票赞成、五十六票反对、二十一票弃权被否决；与前一年反对票比赞成票多十四票相比，这一年只多八票。虽然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决定仍因不能获得三分之二的票数而被击败，但亲北京的势力在精神上正朝向突破简单多数这个目标前进。不仅是每年都有更多的新国家进入联合国，而且时髦的第三世界主义也侵入一向支持我们的拉美集团了，就连我们北约组织的盟国也越来越难以驾驭了。

一九七〇年六月十九日，国务卿罗杰斯鉴于联大的表决即将临近向总统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分析大会中各集团的情况。罗杰斯推测说（这个推测是正确的），一九七〇年大概还能维持现状，但情况正在迅速恶化。他提醒总统，也许需要改变策略，提出某种“双重代表权”的方案。罗杰斯没有提出建议，但暗示他赞成在一九七〇年反对接纳北京这一点仍照旧不变；总统不想对这个问题作出决定。

然而最后失败的结局看来已经日益明显了。加拿大于一九七〇年十月十三日承认了北京。渥太华通知我们，加拿大将继续同我们一起投票赞成“重要问题”决议案，但很可能投票赞成阿尔巴尼亚的接纳北京的决议案。联大的表决日益迫近，压力也越来越大了。我国出席联大的代表团成员之一雅各布·贾维茨敦促政府“采取一种更为积极的方针”，不再强调把北京摒除在联合国之外，而是改为强调在联合国内保持台湾的席位。美国朝着这个方向作了重大的改变，十月二十五日龙·齐格勒在发言中暗示，我们反对驱逐台湾，不反对接纳北京：“美国反对以牺牲‘中华民国’来接纳北京政权进入联合国。”

十一月十九日，我要求部际机构研究中国代表权这个长期存在的问题。第二天联大进行了表决。“重要问题”决议案以六十六票赞成、五十二票反对、七票弃权获得通过（差额是十四票，而前一年差额是二十三票）。阿尔巴尼亚提案是五十一票赞成，四十九票反对，二十五票弃权。该决议案因不足三分之二的票数而遭到失败——但赞成北京的国家第一次赢得多数。

正如我们所担心的，阿尔巴尼亚提案的多数票证明是心理上的分水岭。一九七一年一月初，日本外务省通知我们大使馆，他们估计，双重代表权方案（我们正在拟定这种方案）和“重要问题”提案的前景是悲观的。一月二十二日，日本总理大臣佐藤在新的一届国会会议开幕词中谈到日本希望同北京改善双边关系，并建议开始政府级的接触。英国和比利时私下表示，它们预料美国的主张将在一九七一年被击败。联合国秘书长吴丹说北京将在一九七二年取得胜利；迹象表明，联合国秘书处正在为接纳北京作应变准备。英国希望同北京的关系升级，甚至暗示他们可能反对我们的双重代表权提案。

国务院真的制定了一个双重代表权方案，但是不久就清楚了，这个方案有其难以克服的困难。如果我们仍然坚持“重要问题”那个策略，那么双重代表权提案尽管可能得到简单多数票的支持，但会由于未达三分之二的票而失败。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放弃那个“重要问题”提案，那么阿尔巴尼亚提案很可能以简单多数票通过，台湾就会被驱逐。三月九日当高级研究小组开会讨论的时候，我曾经对双重代表权方案表示怀疑；如果某些国家想找一个巧妙的解决办法，那么我们玩弄的双重代表权的种种戏法会有用处。但如果它们同我们一样决心要改善同北京的关系，它们就会不惜以驱逐台湾为代价来投票让北京进入联合国。我猜想后一种的可能性比较大。但是在对华行动方面，中国代表权问题是唯一由国务院主管的事情，因而他们能够一意孤行坚持要这么干。也还有一些别的因素促使他们有那么大的积极性。国务院从未忘记五十年代人们对它的指责，说他们在对华问题上“对共产主义太软”；有些外交人员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毁了前程。后来证明，国务院有很多人过分夸大了“援华院外集团”[10]的势力。正如我已指出的，现在是正处于一种不同往常的情况下，由于提出了某种形式的双重代表权，就能使自由派和保守派人士都感到高兴——自由派高兴是因为他们会把这一行动看作是使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的一条途径，而保守派高兴则是由于这是以某种形式保持台湾席位的一种努力。双重代表权的唯一缺陷是北京和台北都加以拒绝，而且要为这个方案拉拢多数票越来越困难了。

所有这些因素终于形成一种压力，使国务卿宁愿在一次重要发言中公开提出双重代表权的主张——那时我们刚刚开始对北京采取一些试探性步骤。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国务院于四月二十八日——也就是我们收到周恩来对尼克松的邀请的第二天——说台湾地位“未定”；这种说法是国务院采取双重代表权这一立场的法律根据。

几个月过去了，我对国务院提出的政策越来越感到怀疑。这种政策对于我们同北京的关系肯定会起很大的破坏作用，甚至对台北也会起某种程度的破坏作用。这种立场决不能维持多久。那些急于讨好北京的国家不会接受这种极为明显的花招。这种立场既笨拙又是自我拆台。我们这种接纳北京的新主张增加了北京的支持者；但由于北京拒绝我们的双重代表权方案，这些新增加的支持者就会支持阿尔巴尼亚驱逐台北的提案，而不是支持我们所主张的保持台北在联大席位的提案。我们也许还能把北京进入联合国推迟一两年，但最后的结果是早已注定了。

我越来越赞成坚持我们原来的立场，即阻止北京进入联合国，即使这样做注定要失败。这至少是一种原则性的立场，可以避免授人以法律上的借口。到最后，反正我们无论采取什么立场总归是要失败的，除非我们坚持毫不妥协地同北京为敌的态度，并在我们同其他所有国家的关系上立下一个先例。我们当然不愿意这样做。在三月二十五日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这个问题的会议上，在听取了关于双重代表权方案的意见之后，副总统阿格纽和财政部长康纳利都主张，我们宁可由于采取这种鲜明的立场而失败，也比为了要再多拖一两年而实际上是在自己制造失败要好一些。尼克松后来告诉我，他赞成这个意见。

但他也像我一样，在这个问题上不愿同罗杰斯激烈争论。我们可能被指责为顽固不化，说我们不愿去试一试有可能保住台北席位的办法，特别是由于国务院已经告诉我们北京有可能默认这种做法，我们就更容易受到责难。因此尼克松选择了拖的办法。他最后只好让国务院自己去干——但要在我们同北京的关系出现突破或者显然失败之后，他才表态。对于罗杰斯一月份、此后是四月份、最后是六月份关于双重代表权问题的发言，他都曾加以制止，并且是感到伤脑筋的。有人经常给他施加压力，要求他宣布我们的立场，正如我已说过的，他在六月一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在七月中旬之前他不想作出决定。

在我秘密出访北京的时候，我曾告诉周恩来，我们打算采取什么立场。周恩来肯定地说，北京决不会接受任何形式的双重代表权方案；另一方面，中国不是联合国会员国时间也已很长，因此中国能够再等一些时间。我并没有感到他认为这个问题是中美关系的中心问题。

现在既已确知代价不会太大，总统在我归来之后，就授权罗杰斯继续提出双重代表权方案。罗杰斯照此办理，因而在八月二日的一次长篇发言中主张北京进入联合国，但反对驱逐台北。中国在安全理事会的席位问题，要由联合国大会作出决定。（到九月初我们被迫从这一立场退却，实际上建议安理会的中国席位属于北京，希望大多数国家能为这种妥协所吸引。）周恩来在八月五日接见詹姆斯·赖斯顿时，很客气地把这个建议放到一边，说这个建议是自相矛盾的，这话倒也不错。八月六日，中国驻渥太华的大使、我的新朋友黄华告诉《纽约时报》说，中国不会照这个方案接受它的席位；这只是用一种非常婉转的和解的态度来拒绝我们的建议。但无论是周恩来还是黄华都坚持认为，总统访问中国的事不会由于我们在联合国的立场而受到影响。

九月二十二日，我们在一次关键性的程序性表决中遭到失败。这是一个不祥的预兆。联合国总务委员会在议程上把阿尔巴尼亚提案摆在美国双重代表权提案的前面。由于我们只是把驱逐台北问题作为一个“重要问题”，那就几乎可以肯定，在我们的双重代表权提案还来不及交付表决之前，北京就会被接纳加入联合国了。当我们正在进行这场程序性斗争的时候，北京要求我们推迟公布我十月之行的消息。（有趣的是，北京似乎觉得，正当我们玩弄这种花招的时候，公布我去北京的消息，这会意味着北京赞赏我们的提案。）我去北京的消息是十月五日发表的。

“孛罗二号”

我第二次北京之行代号是“孛罗二号”。当我回想起此行之前双方交换信件的情况时，我简直难以想象三个月以前仅仅通过巴基斯坦渠道我们是怎样与北京进行联系的。在交换信件期间，我们的新关系陷入了复杂的官僚主义的程序之中。中国人对于我们派遣那么多所谓总统访问的先遣人员，以及接着第三次还要派遣更多的技术人员，感到很惊讶。尽管这个国家早在两千年前就发明了官僚制度，但是看来还得了解这些前所未闻的官僚主义的做法。在我第一次秘密来华时，温斯顿·洛德必须把随行人员了解情况的范围划分为几类，这次十月之行由于带了一大批技术人员，这种分类也就更加复杂化了。我这一行人了解情况的范围至少分为四个等级，洛德必须竭力做到有条不紊，不出差错。我、洛德和霍尔德里奇了解政策和总统之行的某些技术方面的细节（虽然不了解他想在国内怎样利用这次访问）。总统的助理帮办和先遣队负责人德怀特·查平了解一切技术问题（在公共关系的计划方面也许比我了解得还多）。安全保卫和通讯技术人员只了解与他们的工作有关的问题。最后还有一位国务院的代表，那位老练、聪明、机智的老中国通艾尔弗雷德·詹金斯。他是一位双边关系问题即二十年来中美会谈的专家；我的任务是使他有一种参加的感觉，但又不让他参与关键性的地缘政治的讨论，特别是起草公报的工作。

我用最妥善的办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我通过巴黎渠道向中国人提出一项关于我此行的事务性的建议，建议的内容很复杂，一个不大聪明的人简直很难立即领会它的意思。建议包括几种级别的会议，每一种会议刚好适合某一类人“需要了解”的范围，希望这些会议在相同的时间内举行，这样周恩来和我以及少数几个人就可以解决一些最敏感的问题而不致受到干扰。

中国人对于野蛮人的奇特做法是有长期经验的，蛮有把握地接受了这些建议。他们帮助我们解决了这个错综复杂的官僚主义问题，就好像是对待，一个国家的很自然的礼遇一样，但这个国家在六个月以前还被说成是资本主义的头号敌人。的确，中国人把那些会议安排得如此自然，使人感到仿佛完全是他们自己的主意。首先，必须由坚强的沃尔特斯将军同中国驻巴黎大使馆进行多次接触。沃尔特斯以他特有的风格报告了他同黄镇大使喝茅台酒的一次会晤，这种烈性酒的厉害我是早就领教过的：

后来端来了食品。先是精制糕点、精制圆饼、油爆河虾，最后是汤。每过一会儿就向我的盘子里夹满了各种菜肴。一面大嚼，一面喝一种有香味的红色酒，还有一种很有些类似一一〇号辛烷气的无色液体。只有那种虾的味道使我恶心，因此我不得不泡在酱油里吃。他对于我能使用筷子大为赞赏。我每呷一口那种无色液体，就感到喉咙里像剥掉了一层皮一样，但不幸的是那种虾的腥味又证明喉咙没问题。我对这种烈性饮料很当心，频频举杯但每次只喝一丁点儿，怕喝醉了，也为了保护我的食道。我们边吃边聊，讲了很多我当时能谈的关于中国烹调术的事情。

在我出访之前同国务院发生了一场争论，那时这几乎已成为一种惯例。罗杰斯是在消息公布之前几天知道我要去访问的，他坚决反对这次访问，这一回他的理由是，这将对于我们在联合国关于中国代表权的战略起干扰作用。他在原则上是对的：总统不应该抛开国务卿派遣使节。我不认为联合国的表决会受到决定性的影响，我们驻联合国的大使乔治·布什也不这样认为。我的十月之行无疑加强了这样一种信念，即中国登上世界舞台现在已是活生生的事实。但另一方面也可以表明反对从联合国驱逐台湾，仍然能够同北京保持事务性的关系。（我已指出，中国人似乎也担心这是两面三刀的手法。）我们试图向那些动摇的盟国表明这一点。问题并不在于任何一次访问，而是一种基本趋势：现在北京正在摆脱它自己造成的孤立状态，一些国家将不会根据法律条文来投票，而是根据它们同北京关系的政治重要性来投票。真正的分水岭是尼克松七月十五日的公告。九月二十二日的程序性表决预示了最后的结局。

访问的日期已经商定两个月了，如果改变日期，无论如何总会给我们同北京的新关系造成某种不利的影响，这几乎是可以肯定的。如果总统的访问要在一九七二年初进行——为避免同莫斯科最高级会谈的日期赶在一起这是必要的——我们就不能推迟。（还有一个理由让我不能推迟访问：如果推迟一个月，那就是正当印巴战争的时候我在北京。）

这样，我在十月十六日就出发了。这次是乘坐空军一号飞机，比上次舒适多了。飞机按照总统访问预定的路线试飞，中途在夏威夷和关岛停留，这样可使总统一行在到达中国时不致由于时间差和高速飞行的不适而过分疲劳。我于十月二十二日到达，这时中国的高级领导机关刚刚经历了一次大规模的清洗。中国人正在经历一场哲学上的危机，现实政治的迫切需要和意识形态的严格要求使他们感到矛盾、痛苦。接待我们的气氛是令人扫兴的，至少可说是冷淡的，这部分是由于有这种心理状态。我们的飞机在上海着陆的时候，就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这种政治气候，只有少数几个官员到机场迎接——还是七月间到伊斯兰堡去迎接我们的那四个人，加上上海外事处的两位代表。他们的态度是适当的，但是拘谨的。在北京，接待我们的也还是我们上次秘密抵达时的那些人，虽然这次访问是公开宣布过的。像上次一样，也还是以叶剑英元帅为首率领官员来欢迎我们，这次有代理外交部长姬鹏飞参加。

我们坐车从机场到我们上次住过的宾馆，车队进城时沿途仍是断绝交通和布满警卫。我们进入房间，发现每一个房间都有一份英文的宣传性的公报，封面上印着向全世界人民呼吁的一句话：“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沿途也涂写了类似的口号，多数是中文的，也有一两处是英文的。我不能接受这种侮辱，尽管我非常重视美中关系。我指示我们一位工作人员把我那份小册子交给中国礼宾司的一位官员，并且评论说，这一定是以前的一个代表团丢在这里的。我把所有其余的公报都收集起来，不加评论交给中国人。他们一声不响地都收下了。

中国同美国新建立的这种脆弱的和解体制并不是为了现在就在意识形态的祭坛上毁掉的。那天下半天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待我们全体人员的时候，气氛就开始缓和了。我们在会议室的门口合影后，周恩来照例让我们坐下来喝绿茶，并且对我们每一个人都说几句欢迎的话。总理的准备工作做得很好，他对我的随从人员的生平都很了解，提到他们的学历和工作经历时夸奖他们，提到詹金斯时，说他二十二年前曾在中国居住过。

我们的第一次会议只限于谈一般性问题和议程。会后周恩来设宴欢迎我们。他发表了一篇非常热情的祝酒词，丝毫不涉及意识形态的争论，也完全不谈印度支那战争。他把我的访问说成是致力于中美两国的友谊。他的讲话中也不乏巧妙的恭维之词，拿我对哲学的热爱开玩笑，再次提起几个月前我讲过的那句话——我在开场白中曾把中国称作神秘的国土。这个祝酒词没有发表，由于它不是一个很正式的发言，它比正式的发言能更好地说明周恩来的风格。

基辛格博士和朋友们，我愿借此机会欢迎来中国临时访问的尼克松总统的特使和其他美国朋友们。基辛格博士这次访问的目的是为尼克松总统访问的政治讨论和技术性安排做准备工作。

中美两国在关系中断二十二年之后，现在在两国的关系史上就要揭开新的一章。我们应该说这要归功于毛泽东主席和尼克松总统。当然，一定要有一个人作为先导，这个先导就是基辛格博士，他勇敢地秘密访问了中国这个所谓“神秘的国土”。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现在是基辛格博士第二次访问这个国土，它不应该再被认为是“神秘”的了。他是作为一个朋友来的，还带来了一些新朋友。

拿我来说，我虽然从未到过美国，但我认识不少美国朋友，美国对我来说也不是不熟悉的。很明显，我们两国的社会制度是不同的，而且我们各自的世界观——基辛格博士喜欢用“哲学”这个词——是完全不同的，但是这不妨碍我们找到共同点。中美会谈到现在已经进行了十六年了，但还没有找到共同点。现在尼克松总统要亲自到北京来讨论，而基辛格博士就是他的先行人员。我们希望这些讨论将取得积极的成果。

我们两国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两国虽远隔太平洋，但友谊把我们两国人民连接在一起。今年我们在接待美国乒乓球代表团之后，还接待了其他一些美国朋友。我们希望将本着一种新的精神来迎接这一新纪元。

我提议，为伟大的美国人民和伟大的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为基辛格博士和其他所有朋友们的健康干杯！

周恩来提到我们以前的一次谈话，这使我们感到好像我们在继续对话；这是周恩来一种特有的风格，一种非常巧妙的讨人喜欢的技能。在任何访问期间，任何一个地方的任何中国人对我讲的任何一件事，都是一项十分复杂的设计的一部分——虽然我这个西方人头脑迟钝，要过一会儿才能理解。两次会谈相隔数月，又把话题重新搬出来，这使人感到好像会谈从未中断过。

宴会结束时，周恩来在宴会厅内绕行一周，同每一个人握手碰杯，包括那些下级人员、秘书和飞机的机组人员。这就奠定了此行以后几天的热情的基调，这也是中国的舞台监督们预先设计好的一部分，是为了使中国人民对这种新关系习惯一些。

然而，中国人必须首先澄清在我们房间里摆小册子和在我们进城的路上遇到的那些标语的问题。我们到达后的第二天，代理外交部长到宾馆来会见我，陪我一同去出席同周恩来的会谈。在车子开向人民大会堂的路上，他指出，每一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办法去同人民群众联系；我们是利用报纸和电视，而中国人则利用墙上的标语。他指着我们正在路过的一个标语作为例子。在那里，昨天还有一条标语怒斥美帝国主义，而今天却新刷了一条英文标语：“欢迎亚非乒乓球比赛”。几分钟后，周恩来在谈话中顺便提到，我们应该注意北京的行动，而不是它的言词；那些反美的宣传是“放空炮”。

我不知道那些刺眼的标语是不是周恩来的反对派搞的，然后周恩来利用我的抗议让毛泽东去制服他们；也许是在周恩来的同意下搞的，是为了考验我们容忍的限度；也许是很早以前就摆在那里的，而由于官僚主义的麻木不仁仍然留在那里。无论是哪种情况，以后再也没有发生这类不愉快的事情。我们没有再看到含有敌意的标语，而且许多类似的标语被涂抹掉了。（五天后我们离开北京时，机场上类似的标语牌换掉了。）

这以后气氛很快就改变了。的确，在我访问的以后几天里对我们表现得特别殷勤有礼和友好。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作了很大的努力，在中国公众的心目中造成一种印象，即美国人在那里是贵宾。在我们到达的那一天，官方的党报刊登了欢迎委员会的名单，其级别之高足以说明中方对这次访问是重视的。十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登了两幅周恩来和我的照片；一个美国官员和一位中国领导人合影，二十年来这还是第一次。

十月二十二日晚上，我们被带到人大会堂去看“革命”京剧——这真是一种索然无味的艺术形式，剧中的反面人物都是罪恶的化身，穿黑色衣服，好人穿红色衣服，根据我所能理解的，是一个女孩爱上了一个拖拉机手。我们由叶剑英元帅、代理外交部长姬鹏飞、总理的秘书和其他中国领导人陪同走进礼堂，使我们感到惊讶的是已经有将近五百个中国的中级官员坐在那里了。这些人是经过精心挑选的，这也是第一次扩大范围同中国高级领导人以外的人见面。我们大约迟到了两小时，因为同周恩来的一次会议意外地拖长了时间。我们一进入礼堂，叶剑英元帅和其他高级领导人就带头大声鼓掌，观众也随之鼓掌。我必须十分坦率地承认，并不完全是我们这些美国客人博得了全场的喝彩，部分原因是我们不了解共产党人报以掌声的习惯。无论如何，肯定使观众了解了一点：这些美国人是特别受欢迎的人。

第二天，十月二十三日，在公众面前露面又进了一步，这是一个有意安排的场面。上午我们去参观长城和明陵，不像七月份那样，这次我们在那些好奇的游客当中完全没有人护卫。下午我们的东道主安排我们去游颐和园，该地在北京西郊，乘车约半小时可以抵达。还是由著名的叶剑英元帅陪同，他一定要使我们两人在中国的所谓“群众”面前一起出现。代理外交部长和总理的秘书也在场。这个插曲的高潮是我们在小船上喝茶的时候，小船在众目睽睽之下撑向湖面，岸上旁观的中国人足有好几百，其中还有一位摄影的北越记者。周恩来后来提到这位记者的出现，并向我道歉。我没有表示反对；我不会由于河内知道这个消息而苦恼，我猜想周恩来也抱有同样的想法。我们的主人不会由于吹来一股强劲的冷风而被吓住。那只游船的出现显然是安排好了的，只有一场飓风才能阻止同中国人的这种“接触”。

逐步扩大与公众见面是符合中国的国内需要的，但我们这次访问的成败要看我们能否把总统的访问安排好，能否促进我们之间的政治和解，并对公报达成初步协议。尼克松总统访问的细节很快就决定了。我们提了两个日期：二月二十一日和三月十六日；周恩来选定了前一个日期。由于我们提出的访问团的人数比我在七月份所讲的要多得多，我要我的工作人员预先准备了一份向周恩来介绍情况的材料，这份材料说明过去总统历次访问的规模，提出了一个总统访华的“压缩的合适方案”以及我们最后制订的一个“不能再少的最低限度方案”。我的希望是，如果我们提出一个合理的建议，周恩来就不会同我们争论了。中国人用了两天时间研究这份情况说明书，接受了那个总统访问团的最低方案，但人数仍有好几百人。周恩来利用这个机会出于某种原因告诉我，他听说尼克松很欣赏《巴顿》这部电影和它的主题，他已经看了这部影片。

其他技术问题只要先遣人员采取真诚恳挚的态度也都顺利地解决了。通讯技术专家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方案，按照这个方案，它发出的消息比北京任何一条电话线都要快一些。我告诉周恩来，到这项计划完成的时候，他一定能同华盛顿通电话；至于他是否能接通上海却是另一个问题。我们负责保卫工作的头头大出洋相，他竟然要求把总统所可能访问的地方，都开出一份捣乱分子名单。这就提出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因为在中国保守派的共和党人无疑会被列为捣乱分子的，而如果问到共产党的同情者有多少，我们会得到一个使人不安的答案：八亿人。我们的保卫专家还强烈反对总统坐中国飞机和中国轿车旅行的建议——在他的手册里外国人都不可靠，外国的机器也都不可靠。最后还是尼克松制止了他。

周恩来和我用了二十五个多小时一起研究世界形势，还用了十五个小时起草一个声明，就是后来人所共知的《上海公报》。研究世界形势还是照七月份那样子进行，但讨论更加深入了。周恩来和我都明白，我们决不能达成正式协议。我们只能力求了解对方的目的和策略。根据双方一致的程度，就可以在政策上做到相互补充。

我早已说过，我很欣赏周恩来的杰出的品格。除戴高乐以外，我不曾遇到一个领导人像他那样熟悉世界大事。他对事物了解之详细是惊人的。许多领导人利用细节来回避问题的复杂性，但周恩来有一种特别卓越的才能，他能抓住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他是一个为信仰而献身的理论家。他运用他的信仰支持他度过了几十年的斗争生涯，并把他那热情的性格锤炼成为一个我所遇见的最敏锐而又能对现实冷静估价的人物之一。他不把领导工作同表现个人特质混为一谈。他懂得政治家不能造时势，很喜欢引用中国的一句老话：“舵手必须顺水行舟，否则会有灭顶之灾。”政治家的风格要求懂得何者不能改变，同时也要懂得在哪种范围内可发挥创造性。正是采取这种异乎寻常的方式——从未讨论共同行动——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全球和平与均势问题在继续不断地协调它们的做法。

最戏剧化的遭遇是在讨论尼克松访问公报的时候。外界的观察家往往认为，而那些政府首脑也促使他们认为，这些联合公告是从他们原来打算加以归纳的讨论中很自然地产生出来的。事实常常相反。通常是先拟好了公报，而政府首脑的讨论是在这个框框内进行的。如果等到真正访问的时候才起草公报，那是自找麻烦。礼节性的事务花费太多的时间；也有很大的危险碰上不可逾越的障碍。政府首脑应该抓紧时间进行最高级的外交活动，以深入观察对手的认识和想法，而不应该字斟句酌地去推敲文字。这样可以帮助他们对未来作出决定；那就可能在出现危机时起很大作用。

尼克松已经授权我来谈判他访问的公报。我可以用我飞机上的电传打字机同他联系，但尼克松身边没有工作人员来审查我的建议，因为所有的中国问题专家都在我身边。他本人也不想审查；一九七一年以后的所有的谈判，他都赋予我自行决定的权力。我和我的工作人员起草的一份公报初稿，是尼克松已经看过并且批准了的。这份公报初稿是按照老一套的格调起草的，它强调那些模糊不清的共同点，同时用概括性的陈词滥调掩盖分歧；它用这种办法来明白地暗示双方有很多共同点，而实际上却没有那么多。十月二十二日晚我把这份公报初稿交给周恩来。第二天晚上周恩来对我作了初步反应，说我们的公报初稿可以作为讨论的基础。很自然，中国人想在某些地方加上自己的观点；第二天上午代理外交部长姬鹏飞将同我一起开始重新起草这份公报。

出乎意料，在约定的时间总理本人来了。他与往常的样子大不相同，发言尖锐，长达一小时——据他说，这是根据毛泽东的明确指示。他宣布我们的做法是不能接受的。公报必须摆出根本性的分歧，否则措辞就“不是真实的反映”。我们的初稿含义是，和平本身就是目的；中国人认为斗争比和平更为重要，至少是和平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得到。我们的初稿是伪装观点一致；中国人并不怕面对现实的分歧。此外，我们还必须同台湾断交。我们目前的初稿是陈词滥调，苏联人才会签订这样的公报，但他们既不会认真对待也不会遵守它。

通常我进行谈判是采取一种谈笑的口气，使对方感到很自然，避免把每一个问题都搞成意志的考验，但当需要决定一项方针时，我的口气就转趋坚定。因此，我用一种异常强硬的态度作了回答。我说，我尊重周恩来的信念，但把那些一贯正确的教条写在公报里是不合适的。如果我们开始我们之间的新关系而背弃我们的老朋友，那么中国人就不会尊重我们。我们不会同台湾断交。我们之间的问题必须由历史去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我们到这里来不是单纯为了记下哲学上的不同观点，而是为了规划一条道路。我们不能光是列举不同的观点，而是必须向着未来有所前进。我不认为，我们应该到总统访问的时候再草率地拟定一项公报；但这要由周恩来来决定。

稍事休息之后，周恩来说他将在下半天提出一个公报初稿。晚上，给我们饱吃了一顿烤鸭之后，周恩来提出了他的公报初稿。这份初稿的构思是前所未有的。它以毫不妥协的词句阐述了中国对一系列问题的立场，而留下一些空白页由我们来阐述料定是相反的立场。在台湾问题上是寸步不让的。乍一看这个初稿，我大吃一惊。在总统访问结束时列举不同的观点，这是一种异乎寻常的事情；我想，这在国际上和国内也是无法接受的。但是，我进一步思考，就开始看出，这种独出心裁的方式也许能解决我们的难题。阐明分歧会使盟国和朋友们放心，说明他们的利益受到了保护。如果我们能形成某些共同的立场，那么就显得很突出，表明这是坚持原则的领导人真正可靠的信念。我们就可以避免那老一套的解释，而这往往是那种典型的公报的祸根。而且在公报发表之后，我们不致冒出现矛盾和恶意的风险，每一方也不会把那些模棱两可的词句解释得对自己有利。

休会片刻之后，我告诉周恩来，我愿接受他的基本做法。公报可以用很大篇幅阐述分歧；在这些方面我们随后提出美国的立场。但是表达不同观点的文字必须同这个场合相适应。中国的某些提法表达方式过于僵硬而难以接受；这是在重复报纸上天天发表的典型的宣传立场，总统是不会在这样的文件上签字的。我们不会接受那种好像是在审判我们或者凌辱美国总统的文字，即使是明白无误地标明为中国观点。此外，还必须有某些共同立场，否则此行将被认为是一种徒劳无益的表演。我答应第二天早上提出我们的草案。

这变成了一场体力的竞赛。我去睡了三个小时，由洛德重新起草公报。然后他去睡觉，下半夜由我修改他起草的公报。我们尽量使表达中国立场的那部分文字温和一些，也写出表达美国立场的那一部分，并且拟出某些双方同意的共同点。我们特别选择温和的措辞来表达我们的观点，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有机会向中国公众提出美国的价值观念和目的。我们企图用一种坚定的而不是好战的语调。

十月二十五日，我方提出公报草稿之后随即开会；会议持续了一整天，偶尔有几小时中断，中国人要把草案译成中文，进行研究，无疑地，他们的立场要经毛泽东批准。前面我已讲过，周恩来同意从阐明中国立场的那一部分中删掉最尖刻的几句话。我们概述了主要的共同立场，特别是关于两国都反对霸权的那一段。（虽然霸权一词后来成为中国人非常重视的一个字眼，但实际上是由我们首先提出的。）

不出所料，台湾是最困难的一个问题。我们需要一个方案，承认台北和北京都同意的一点，即中国的统一，但又不支持它们各自的说法。最后我提出美国对台湾的立场如下：“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表示异议。”我认为我所做过和说过的任何事情都没有比这个模棱两可的提法使周恩来印象更深刻的了，按照这个提法，我们双方在将近十年内都可以对付过去。（说句公道话，这个提法我是摘自国务院为谈判所准备的一个文件，那次谈判在五十年代流产了。）中国人在晚上十一时三十五分要求休会。次日凌晨四时四十五分中国人交来新的草案，五时三十分周恩来回到会场。他和我又花了几个小时修饰文字，至八时十分截止，会议连着开了几乎二十四小时。我们对公报的主要内容达成了协议，这就是后来人所共知的《上海公报》。这是一个不平常的文件。公报鲜明的、有些地方甚至是严峻的分歧更加突出了共同的立场——双方对霸权的关切（“霸权”是对苏联扩张主义的一种委婉的说法），双方承诺使关系正常化。关于美国与台湾有防御关系的那一段未作决定，但双方的立场已经接近了，而双方同意的部分则需要加强。我相信，到二月份我同尼克松再来的时候，会找到一个解决办法。

我们已决定在上午九时离开。周恩来把我送到宾馆的门口，第一次用英语对我说：“欢迎你很快回来共享会谈的愉快。”

联合国

我的飞机刚刚起飞，电传打字机就传来消息：我们在联合国保持台湾席位的那场战斗打输了。周恩来后来告诉我，在我刚要离开之前，他已经知道了联大表决的结果，但他不愿意第一个告诉我，使我难为情。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我访问期间，我并没有感到中国人期望在那届会议取胜。周恩来只有一次提到这个问题，而且没有多说；他指出，对北京来说，台湾的地位比联合国的会员资格更重要；北京不会按照我们“双重代表权”的方案接受它的席位。

表决比预计的日期提早了一星期，这主要是因为想要发言的国家比预料的要少。阿尔巴尼亚提案的倡导者们决定在十月二十五日即星期一的夜里迫使联大进行表决。我们驻联合国的大使乔治·布什作了很大的努力，未能把它阻挡住。晚上九点四十七分，联大表决牌上的计票灯光亮出了投票结果：我们仍然指望取胜的那个“重要问题”提案以五十九票反对、五十五票赞成、十五票弃权输掉了。除卢森堡、葡萄牙和希腊外，我们所有的北约盟国都投了反对票或者弃权票。《纽约时报》报道了表决后的情况如下：

坦桑尼亚人，北京的场内监督之一，从座位上跳起来，来到前排，跳了一会胜利舞。阿尔及利亚人，他们是共同提案国发起人之一，相互拥抱。阿尔巴尼亚人严肃地握手。其他人都站起来，鼓掌，欢呼。有节奏的鼓掌声震动四壁。九十分钟后表决阿尔巴尼亚提案的时候，又是一个高潮。表决结果是七十六票赞成，三十五票反对，十七票弃权（没有一个北约盟国站在美国一边）。[11]

这样，阿尔巴尼亚提案就以压倒多数通过了。美国的双重代表权和把安理会席位给北京的提案，我国政府曾花了很大的力量去制订和提倡，却根本没有表决。问题的实质在于，友好国家改变了立场。它们当中很多国家长期以来感到苦恼，一方面它们不愿同我们对立，另一方面讨好强大的中国又对它们有利。当美国对北京采取敌对态度的时候，他们害怕投票赞成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会受到我们的某种惩罚。现在我们戏剧化地要跟中国和解，他们就不再怕这种惩罚了。因此，国务院要制订一项“合理妥协”方案的全部努力都毫无用处。其他国家投票接纳北京不仅符合它们地缘政治的利益，而且支持北京还是讨好国内左派的一个办法，如果看起来像是在蔑视美国，那就更加有效了。

国会的反应激烈而且异常普遍。有一种强烈的情绪要对联合国、对投票驱逐台湾的国家进行报复。国务卿罗杰斯在十月二十六日星期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欢迎北京进入联合国，但他说美国对驱逐台湾“深表遗憾”；说这是一个“非常不幸”的先例，“这会对未来产生很多不利的影响”。他说政府不会支持用削减联合国经费的办法来进行报复，但他不等国会发动攻击就预先暗示：“会员国必须认真想一想”，联合国是不是“花钱太多了”。第二天，十月二十七日，即星期三，龙·齐格勒发表了一个更尖锐的声明。他根据那天早上同尼克松谈话的记录宣称，总统对表决后那种“欢呼、鼓掌和舞蹈”的“场面”极为愤慨；尼克松认为这是一种“毫不掩饰的高兴”和“个人仇恨”的“惊人的表演”。齐格勒注意不谴责表决本身，而是警告说，那种挑衅性的不庄重的行为“可能极其严重地损害这个国家和国会对联合国的支持”，“甚至影响外援拨款”，因为有些表现得如此狂热的代表是来自那些美国对之“十分宽厚”的国家。齐格勒的声明煽起了国会的歇斯底里。令人十分惊奇的是，最激烈的反对者却是那些一向主张接纳北京进入联合国的自由派人士。保守派削减美国对联合国所分担的款额的修正案在参议院遭到阻止而未能通过。然而一批自由派的参议员在十月二十九日即星期五夜晚的一次突然表决中，却大发越南战争时期的那种歇斯底里狂，提出了一系列反战的修正案以及以多边援助代替双边援助的条款，从而把政府整个三十三亿美元的援外授权法案给否决掉了。尼克松正当地谴责这种“极不负责的行动，它破坏了已执行二十五年的建设性的两党对外政策，对美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了难以接受的危险”。

就在这个当口上，我于十月二十六日下午回到了早已激荡不安的白宫。政府中有些人看准这是一个机会，要拆我的台，私下里议论，把中国问题表决的结果归罪于我去北京访问。总统对于我的声望日高也开始不安起来了。他原先选我去担负七月的秘密使命，一部分原因是我跟别人相比，不那么抛头露面，而且更容易控制。但尼克松也像任何别的总统一样，决不想让他自己的助理串演他的主角戏。我从一件事上看出了华盛顿这股潮流的微波细浪：回国途中要我在阿拉斯加停留，以免在联合国表决的那一天回到华盛顿（这是罗杰斯的要求）——实际上是说我的北京之行要对表决的结果负责。我是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的一个偏僻的角落里下的飞机，那是一个新闻记者和摄影师都不去的地方。

这不是英雄的载誉归来，特别是经过几天的艰苦奋斗之后。不过，这也没有多大关系。不能把一个外交人员的挫折看成是政治问题，这种挫折是早已认识到不可避免的，只不过比预料要来得早一些。尽管尼克松可能脾气乖戾、气量狭小，他也不至于拿即将到手的胜利或者他的外交政策的关键因素来冒风险的。

他去北京访问的计划安排工作加快了步调，而且很快就把其他一些考虑压下去了。北京取得联合国的席位，在周恩来和我之间开了一个玩笑。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表明，中国人什么东西都不会浪费掉的；我在公报草稿中删掉的那些有争论的话，几乎全部写进他在联合国的初次发言中了。为此，我指示乔治·布什表示遗憾，说北京决定以“华而不实地放空炮”来作为加入这个世界性组织的起步。对这些话，周恩来心照不宣，但某些社论作家却认为这话讲得很刺激，其他人则对这个奇特的比喻感到莫明其妙。

十一月十五日，我通过巴黎渠道提出，中国驻联合国的新使团应被授权同美国一方紧急会晤。中国于十一月二十日表示同意。在印巴战争期间，这种联系很快就成为必要的了。事实上在此后的一年半中，我同迅速调离渥太华担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的黄华在纽约有十多次秘密会晤。在一九七三年中，华盛顿和北京建立联络处之前，这些会晤以及我每年都去中国就成了我们联系的主要渠道。过感恩节的时候，我和我九岁的儿子戴维乘空军一号飞机去圣克利门蒂，白宫的新闻记者逗弄这孩子，问他是否知道尼克松访华的秘密日期。戴维以前从收音机里听到是三月，就说是三月访华。这位新闻记者得意扬扬地把这句话作为内幕新闻发表了；此后几天新闻记者纠缠不休，想知道我是否打算“封住”我儿子的嘴，不让他泄露国家机密。可是，关于戴维“泄密”的报道和他先前听到的广播报道都是假的。十一月二十九日，白宫宣布了早已商定的尼克松访问北京的日期——我的儿子很幸运，结果变成了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

这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是通过第三方拐弯抹角地、试探性地与北京联系，而这一年结束的时候我们就是面对面地会谈和通过几条直接的渠道进行联系了。在同中国领导人断绝联系二十年之后，我们对国际关系进行了在我的外交经历中最全面的一次考察。一位美国总统即将访问中国人的首都，公报基本上已经商定。我们猛跨一步就改变了我国外交的面貌。我们给我国的外交政策带来了新的机动性。我们掌握了主动，也抓住了我国人民的想象力。当然，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我们已走上一条新路，并且沿着这条道路走了一段距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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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里指的是台湾。——译注

[2] 即沈剑虹。——译注

[3] 艾尔·格雷科（El Greco，一五四一年生于希腊，一六一四年死于西班牙）：西班牙著名画家，其绘画富宗教色彩。——译注

[4] 鲁比肯河是意大利北部的一条河流；公元前四十九年恺撒越过这条河同罗马执政庞培决战。这里是指下定决心作出重大决定的意思。——译注

[5] 斯科蒂原为苏格兰人之意，意指其人很吝啬。——译注

[6] 一九七一年七月二十六日《纽约时报》，第六页。

[7] Eureka，希腊文，意思是：“我想出来了”。——译注

[8] 亨利·布兰登在其所著《美国力量的收缩》（纽约州加登城达布代公司，一九七三年版）一书第二章中优雅而风趣地谈到这件事。

[9] 阿明·H·迈耶著《出使东京》（印第安纳波利斯：鲍伯斯-梅里尔公司，一九七四年版），第一三三至一三七页。

[10] 指亲台湾蒋介石集团。——译注

[11] 一九七一年十月三十一日《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