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的起源

每届政府都会碰到一些使人类预见能力的局限性戏剧化地表现出来的事件。在越南问题、向中国开放问题以及同苏联正在开展的关系都还捉摸不定的那个年头，几乎没有什么事比南亚出现一场危机更不符合美国政府的愿望。似乎是为了强调我们一切计划工作都是靠不住的，这场危机居然是一场飓风触发的。

印度次大陆南临印度洋，北面以喜马拉雅山脉为界，西面是高耸入云、似乎决心使芸芸众生与外界隔绝的兴都库什山脉，往东逐渐消失在孟加拉的沼泽与河流中。几千年来，这个次大陆都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世界。夏天，它的北方平原在使人精神萎靡的热浪中受到炙烤，冬天又受到不调和的寒霜侵袭；它绿色葱茏的南方孕育着宁静安恬的生活。这里的人民语种庞杂，说明曾经有一批又一批征服者穿过高山隘口、越过邻近的沙漠、有时则跨海过洋光临此地——匈奴人、蒙古人、希腊人、波斯人、莫卧儿人、阿富汗人、葡萄牙人，最后是英国人在此建立帝国，然后一一消失。他们来了又走了，留下大批人群，似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

印度不同于中国。中国成功地在入侵者身上打上自己法律和文化的烙印，使入侵者逐渐同中国人混为一体，难以区分。印度不是通过同化、而是通过隔离的办法战胜外来者的。似乎是为了在极为冷淡的气氛中使自己相信自己的伟大，入侵者可能为自己的重要性树立精美绝伦的丰碑，但是印度各族人民创造了一种几乎不受任何外来影响的关系，使自己的存在延续下来。同中东一样，印度是伟大宗教的发源地。但是和中东的宗教不同，这里的宗教信仰的不是欢乐，而是忍耐；它们感化人的办法不是预卜慈航普渡的前景，而是证明人的存在朝不保夕；它们不是使个人得到拯救，而是使人懂得命中注定的道理从而得到安慰。在人们从呱呱坠地之日起就分等级的地方，个人失败从来不是个人问题；检验人的品质的标准是忍受命运摆布，而不是决定自己命运的能力。种姓制度对坚决要在现世寻求满足的文明是缺乏吸引力的。它使人具有非凡的适应力，并从遥远的展望中得到安慰。印度教自命不凡，自成一体，不接受皈依者。一个人如果不是生来就是印度教徒，就永远得不到这种宗教所带来的舒适和有保证的地位。面对这种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状况，外国的征服归根结蒂只是过眼烟云，并不能使非印度人在印度社会中得到尊贵的地位。这种情况使印度文明在数百年外国统治下得到保存，有时甚至兴旺发达起来。当然，这么多次入侵必然不仅在建筑艺术方面，而且在人文方面也留下遗迹。穆斯林征服者（他们代表一种鼓励皈依的宗教）为低种姓的印度人通过大规模改变宗教信仰来改善自己的处境提供了渠道。他们只得到部分成功，因为一旦改信伊斯兰教，这些新皈依者甚至连低种姓地位应当得到的那种尊敬也丧失了。使次大陆几代人陷入分裂的宗教仇恨的种子就是这时播下的。

英国只是最晚来到的征服者之一。它在北方取代了信仰伊斯兰教的莫卧儿统治者和某些印度统治者，在南方扶植起土生土长的印度统治者——看来似乎是实行了多年的交替轮换办法。但是英国的征服有一个重要不同之处。的确，这种征服之所以可能正是因为英国按照已经成为传统的方式用一批统治者代替了另一批统治者，其心理基础是当时还不存在国家概念。但也正是英国，使过去只是一个宗教、文化和地理概念的次大陆具有了政治特性。英国人使它第一次拥有了单一的政府、行政管理和法律结构，然后又提供了西方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观念。自相矛盾的是，正是因为英国人给次大陆灌输了民族和民主观念才使英国人成了“外国人”，并把一种文化表现变成了一个政治运动。英国学校培养出来的印度领导人要求把他们的统治者的价值观念应用到他们的人民身上。英国的抵制是半心半意的，说明它在实际战斗开始之前就已经在精神上输掉了这场战斗。

当成立国家的前景出现时，那些被入侵的洪流卷入印度的说各种不同语言的民族面临着各自日益增长的人口、极度的贫穷，特别是处理他们的相互关系等问题。整个人口中将近三分之一是穆斯林，他们集中在西旁遮普和东孟加拉，但在印度各地也都有小块然而重要的聚居地区。他们当中许多人现在已成为被印度社会遗弃的人；他们不能接受一个由数百年来一直鄙弃他们的那些人占统治地位的世俗国家。英国人一九四七年提出的解决办法是按宗教不同实行分治。

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两个国家就是这样在难以描述的恐怖行为和宗教骚乱中诞生了。巴基斯坦由两部分组成：西巴由旁遮普人统治，东巴由孟加拉[1]人统治，中间隔着一千英里印度领土。他们没有共同语言，把他们捏在一起的不是经济或历史因素，而是伊斯兰教和对印度统治的共同恐惧。印度的民族主义者，同其他独立运动领导人一样，梦想取得前殖民国家统治的全部领土。对他们来说，巴基斯坦的存在就是一种侮辱。在印度眼中，这个毗邻的伊斯兰国家对他们的民族团结还是一种潜在威胁。还有五千多万穆斯林留在印度统治之下。他们迟早会要求承认他们的民族地位，否则巴基斯坦的创立事实上就是不必要的，是英国人强加于人的——这正是某些印度民族主义者不厌其烦地宣传的说法。至于巴基斯坦，它意识到甚至最低阶层的印度人也把自己看作是一种比穆斯林优越的制度的一部分，因此对那个较大的邻国充满恐惧、憎恶，有时是仇恨。

尽管印度人和穆斯林一起生活了几百年，但很少有相处这样长久的老邻居比他们更缺乏共同点。印度人复杂隐晦，穆斯林则比较单纯直率些。这种差别在建筑艺术的对比上也反映出来。印度寺庙建筑玲珑剔透，大小角落精雕细凿，刻画入微，其含意和给人的印象都不是单一的。穆斯林莫卧儿人在次大陆北部三分之一的地区到处建立的清真寺和堡垒则规模宏大，风格优雅，散发着浪漫气息，其光彩夺目、富丽堂皇同炎热的农村单调平凡的景色适成对比；那里无数的喷泉表达了摆脱严酷环境的渴望和对已经赶走入侵者的比较淳朴的地区的怀念。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美国不了解这些新成立的国家正在专心致志忙于自己的问题，总是用自己的先入之见看待他们。我们按照表面价值相信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自称为世界事务中不偏不倚的道义仲裁人的作用。我们几乎没有注意到这正是弱小民族为取得同其实力不相称的影响而奉行的政策，也没有注意到印度除了在它认为自己命中注定处于优势地位的次大陆外，很少愿意承担风险以适应它的国际抱负。至于巴基斯坦，我们只把它当作反对共产党侵略的潜在军事盟友，而不了解大多数巴基斯坦人恰恰是把印度看作对他们安全的真正威胁。我们把印度供奉在抽象道德的万神殿里，而印度则把我们武装巴基斯坦看成是一种挑战，从而破坏了我们希望博得它的好感的尝试。

我们过高地估计了获得印度政治上赞许的可能性，同时又错误地判断了巴基斯坦军事努力的目标。我们对印度自称代表“世界舆论”过分敏感，而我们又想把巴基斯坦包含在它并不接受的遏制概念中去。我们以为共同防御的法律义务对共产党侵略是一种威慑，虽然有关联盟的成员几乎不能增强相互的力量，也很少有共同目标。巴基斯坦成了我们在东南亚条约组织和中央条约组织中的盟友，[2]因此有资格获得美国武器援助。这种援助的目的是反对共产党侵略，但是印度怀疑它有其他更为可能的用途。

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形成的军事联盟在美国引起了争论。在野的民主党以此为例攻击政府过分强调军事方面的考虑。印度成了美国自由派的特殊宠儿。他们从印度实行民主制度的决心中看到结成思想伙伴的基础，从印度希望获得的经济成就中看到对共产党自称代表未来潮流这种说法的最有力的驳斥。毫不奇怪，一九六一年政府易手之后，华盛顿对巴基斯坦的兴趣明显冷淡下来，越来越多地用提供美国保护的口头保证代替了军用品的供应。（这种保证的不断增加反过来在一九七一年使我们难以摆脱了。）整个这段时期，甚至在印度已经建立相当雄厚的军火工业并同苏联发展了牢固的军事供应关系以后，它还一直坚持不懈地、巧妙地努力破坏巴基斯坦和美国的军事关系。

一九六五年的印巴战争使我们得到在某种程度上脱身的借口。美国对双方都不再供应任何军事装备（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七年，政策稍有修改，允许提供非杀伤性装备和各种装备的零件）。这种表面上的不偏不倚具有欺骗性，实际结果是伤害巴基斯坦，因为印度大部分武器可以由共产党国家或它自己的兵工厂提供。约翰逊总统意识到这种行动的片面性，答应通过土耳其一类的第三国安排把若干行将过时的美国坦克转让给巴基斯坦。但是他根本没有完成这项交易，一个原因是他不愿意把国会日益减少的支持，用于对他来说显然已是无足轻重的决定方面；另一个原因是第三国改变了主意。

我自己在次大陆的经历本来应当使我预见到那里存在的激烈情绪。一九六二年一月，我从技术上说还是肯尼迪总统的顾问。那时，美国新闻署安排我去次大陆发表一系列演讲。我国驻印大使、我的好友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颇为不安，担心我这样一个主要由于《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一书而名噪一时的哈佛大学教授会在那些看来非常敏感的和平主义的东道主当中引起什么反响。我一到新德里机场就使他放下心来，因为我立刻卷入了同巴基斯坦的纠纷。在无法避免的记者招待会上，我用自认为是外交辞令的语言回答了一个关于克什米尔的问题，我说对这个问题还不大了解，无法作出判断。在回答关于巴基斯坦开始同中国眉来眼去的问题时，鉴于当时普遍认为中国是侵略成性的，我极不愿意承认自己对这一看来是荒谬的发展一无所知，因此表示我无法想象巴基斯坦会做这样愚蠢的事。巴基斯坦领导人原来就已经感到受了歧视，因为派驻新德里的大使是一位哈佛大学教授，而伊斯兰堡“只”配接待一位职业外交官。不过他们非常谨慎，不愿攻击肯尼迪的一个私人朋友。我在机场对记者讲的话是一次天赐良机，使巴基斯坦报界可以把自己的不满情绪发泄在另一位哈佛大学教授、肯尼迪的次要僚属身上。我承认对克什米尔问题的无知被说成是美国漠不关心的象征。把“愚蠢”这个字眼同“巴基斯坦”放在同一句话里——尽管这句话是否认巴基斯坦愚蠢——也变成了民族侮辱。我只得到一种补偿。巴基斯坦报界的攻击使我在印度陡然身价百倍。因此，至少是在一九六二年，人们对我的指责是偏向印度。

后来，事态终于平静下来，使我可以在同一旅程中在巴基斯坦露面了。我立即证明我并没有丧失自己的本色。当我在开伯尔山口游览后返回白沙瓦时，被一位巴基斯坦记者拦路截住。他问我是否看到任何普什图人动乱[3]的迹象。考虑到次大陆已有很久没能听到我说俏皮话了，我回答说：“即使我迎面撞上，也认不出什么是普什图动乱。”结果登出来的标题是：“基辛格不承认普什图尼斯坦。”这件事使阿富汗在华盛顿提出正式抗议，但至少使我暂时在巴基斯坦成了一名英雄。如果我按照自己喜欢漫游的习惯去访问阿富汗，很难说我还会得到什么成就。但是根据美国新闻署的判断，这种文化交流的收获已经超过它下的本钱，它认为就我的才能来说，还是回国比较安全。

因此，我也许本来应当更加聪明一点，不使自己卷入次大陆一九七一年的疯狂纠纷。

尼克松政府就职时，我们在次大陆的政策目标很简单，就是避免给自己的议事日程增加麻烦。印度和巴基斯坦在二十二年并不安宁的共处中打了两次仗。我们想同双方都保持良好关系。尼克松对印度自己吹嘘的道义领导地位，说得委婉一点，并不像他的某些前任那样容易受到影响；实际上，他认为他们是在奉承印度，并以此作为自由派人士缺乏判断力的重要例证。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在一九六九年的环球旅行中到新德里进行了一次还算成功的访问。他很快就丢掉了幻想，知道他得不到可与艾森豪威尔一九五六年访问相提并论的群众欢迎场面。接待是有节制的；群众场面只能说是得体的；进行的讨论按照公报用语可以说是“建设性的”、“实事求是的”。尼克松在晚宴上发表了一篇娓娓动听的祝酒辞，赞扬圣雄甘地的智慧，并对现代世界和平的性质进行了富有思想的探讨。

但是尼克松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夫人的个人关系，命中注定是无法融洽的。甘地夫人认为自己几乎生来就在道德上高人一等。她这种自负和她那阴郁的沉默激起了尼克松全部潜在的不安之感。她对尼克松的态度既表现出发展中国家颇为时髦的对资本主义象征的鄙视，又暗示她过去从一些知识分子朋友那里听到的有关总统的那些丑事不可能全是假的。尼克松同她会晤后对她的评语有些是无法形诸笔墨的。另一方面，尼克松能够理解那些冷静地估计国家利益并据以行事的领导人。一旦透过那些刺耳的、自命不凡的辞藻，就会发现甘地夫人冷酷无情地估计各种权力因素的能力几乎是无与伦比的。因此，他们在政治上的关系，从实质上说，比他们的个人关系要好得多。

无论尼克松个人对印度总理如何疑虑不安，在他整个第一届任期内，印度始终在国会和美国政府内部拥有一大批支持者。甘地夫人当时还没有进行核试验或实行独裁统治，因此还没有使美国人幻想破灭。同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的感情联系依然存在。美国政府每年提出大量援助拨款，在国会里很少有人反对就通过了。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七一年，印度获得美国经济援助四十二亿美元，其中约十五亿美元是尼克松时期给的。

如果说印度得到国会的热情支持但受到总统的冷待，巴基斯坦的情况则恰好相反。巴基斯坦是尼克松下台后尊敬地接待他的国家之一；尼克松从来没有忘记这一点。巴基斯坦粗鲁直率的军事领袖也比印度那些复杂而且显然倨傲的婆罗门领导人更投合他的脾气。另一方面，巴基斯坦在美国，至少是在制造舆论的集团中从来没有像印度那样得到同情。同那个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的“进步”口号和富于和平主义气息的伦理比较起来，它并不代表美国人乐于认同的那些原则。此外，印度比巴基斯坦大得多，人口等于其四到五倍。因此我们把同印度的关系放在优先地位是有很实际的理由的。

尼克松除对巴基斯坦语调多少比较热情以外，几乎原封不动地继承了过去对次大陆的政策。他和我作为了解情况的仅有的两个高级官员深为感激巴基斯坦所起的通向中国的渠道作用。巴基斯坦领导人从来没有为这种服务要求任何报答或特殊照顾，这是永远值得崇敬的。尼克松所做的唯一具体姿态——也是为了维护他的前任的诺言——是一九七〇年夏天批准给巴基斯坦提供一小批军事装备。这是作为美国武器禁运中“仅此一次的例外”提供的，其中包括大约二十架飞机和三百辆装甲运兵车，但不包括坦克或大炮。这批装备约值四五千万美元（也许稍多一点，视所选飞机型号而定）。平均每年增加三亿五千万美元——几乎十倍于巴基斯坦得到的数字——军事购货的印度提出了暴风雨般的抗议。同时，印度还指责我们干涉它的内政，因为我们大使馆——也许是我国外交机构中冗员最多的大使馆——的某些人偶尔会见过反对党领导人。他们这样做并不是执行华盛顿策划的战略，而是在一个拥有自由制度的国家中自然会有的活动；一个民主国家的领导人提出这种指责是很怪的。不过这场风暴很快就过去了。

到一九七一年，我们同印度的关系已经处于一种密切然而令人恼火地紧张的状况，就像一对既不能分手又无法相处的夫妇。我们同巴基斯坦的关系则是表面上友好而很少有具体内容。至少在次大陆，看不出同美国结盟比不结盟有什么明显的好处。

一九七一年初，我们的高级决策人都没有料到次大陆会在我们的议程上跃居首位。当时除每年的援助计划和因一九七〇年后期自然灾害造成的悲剧需要给予救济以外，似乎没有需要立即做出决定的问题。次大陆似乎是长远研究的理想主题。一九七〇年末，我曾下令进行三项有关次大陆的研究，其中两项涉及苏联在印度洋的海军实力及其影响，第三项是研究我们对印度和巴基斯坦的长远政策，包括苏联和共产党中国的目标及其相互作用。这些研究预定都要很久以后才完成；没有料到会出现任何严重危机。

两次飓风

巴基斯坦建国以来一直缺乏持续的法统。这个国家的缔造者逝世以后，没有一个政府是干完自己的任期的。每次改变都是通过某种政变实现的；军人政府和文官政府交替上台，而军方居于统治地位。一九七〇年预计要成立符合宪法的政府。选举将在十二月举行。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在十月庆祝联合国二十五周年时拜访了尼克松。前面谈到尼克松托他给周恩来带信一事就是这次办的。我乘机询问叶海亚选举后总统权力会有何变化。叶海亚信心十足。他预计西巴和东巴都会出现大量政党；这些政党将在这个国家的两翼内部并在两翼之间互相倾轧；因此，总统将仍在巴基斯坦政治中充当仲裁人。

他的预言还来不及受到考验，东巴就在十一月十二日至十三日遭到一场毁灭性飓风的袭击。我书面告诉尼克松，根据大多数报道，这是近百年来生命财产损失最惨重的一次灾难；据信有二十多万人死亡。尼克松下令全力以赴进行救济的计划只触及痛苦的表层。恢复工作十分混乱、缺乏效果。反对派指责叶海亚政府腐败无能，还加上更严重的罪名。这场政治风暴最后变得比自然界的风暴更有破坏性。

或许是这场飓风使反抗中央政府的情绪明朗化了，并增加了东巴的愤懑和对自己特性的认识，也可能是叶海亚对群众情绪一直判断错误，总之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七日的选举变成了对叶海亚处理危机的方式的一次公民投票，给军事统治者带来了灾难性后果。致力于东巴自治的人民联盟在东部争夺的一百六十九个席位中赢得一百六十七席，从而在共三百一十三席的国民议会中获得多数。因此，人民联盟领袖穆吉布·拉赫曼教长（以穆吉布而知名）必然要成为东巴无人能与之抗衡的人物，在全国也将具有强大影响。使这场政治戏剧更形突出的是巴基斯坦人民党领袖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在西巴取得了可与之匹敌的统治地位。布托反对军事统治，但鼓吹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和统一的巴基斯坦；他激烈抗拒穆吉布坚持的东巴自治，而在这方面肯定会得到军方的支持。（实际上，他很可能是为了使军方更能接受他而采取这种立场的。）人民联盟提出了在东巴基斯坦省实行充分自治的六点纲领，只在外交政策和国防方面给中央政府留下某种含糊不清的职责。它建议巴基斯坦两个组成部分分别发行货币、建立外汇账目、征收赋税、确定财政方针并保持各自的民兵和准军事单位。叶海亚和布托拒绝了这个纲领，认为它等于宣告东巴独立。一场僵局或危机迫在眉睫。

一九七一年二月十六日，我请各部门共同研究，如果东巴试图脱离巴基斯坦，有什么对策可供选择；二月二十二日，我把自己的分析报告了总统：

（穆吉布和布托）至今未能就新宪法取得任何非正式协议。甚至一点苗头也没有。叶海亚总统仍决定把军人政权移交给民间政客，但表示他将不主持巴基斯坦的分裂。……（穆吉布）现在打算坚持他使东巴取得实际自治的要求，如果得不到满足——很可能是得不到的——就宣布东巴独立。

叶海亚既不愿同布托合作，又拒绝接受穆吉布使东巴取得准独立地位的要求，结果是两头犯难。他推迟召开原定三月初开幕的国民议会，使政治领导人有更多时间清理他们的分歧。但是这个行动进一步增加了东巴的敌对情绪。叶海亚最后把召开国民议会的时间改为三月二十五日，把希望寄托在两位对立的文职人员在可能使国家分裂的僵局面前选择妥协的道路。事实证明叶海亚这次也判断错了。布托无疑是巴基斯坦政治中最有才华的人物，为人傲慢，意志坚强，后来在他的被肢解的国家中主持恢复工作时表现了政治家的才干和勇气。但是在一九七一年初，他担心妥协会招致西巴群众的愤恨，而正是这些群众的支持才使他接近取得权力。穆吉布也无法制止他自己发动起来的力量。他走向妥协的愿望比布托小得多，而比布托更相信自己的言辞。同希腊悲剧中的人物一样，巴基斯坦这两个深得民心的领导人都拒绝让对方跨过门槛，获得自己也可能得到的权力；他们宁愿向必然低头，而不愿相互让步。

随着紧张程度的增加，我国政府研究了可供选择的对策。三月六日，高级研究小组开会考虑我二月十六日要求在部际小组中进行研究的意见。我们一致认为巴基斯坦无法用武力保住东巴。我向各部门明确指出，总统不愿同叶海亚对抗，但白宫不反对其他国家去说服叶海亚放弃使用武力。如果巴基斯坦分裂，这应是它内部的力量造成的，而不应是美国施加压力的结果。各部门一致同意，美国不应牵连进去。这也是同巴基斯坦的历史渊源更久的英国的政策。

三月间，我们体验到多数危机到来时特有的那种混乱状况。穆吉布在三月七日一次重要讲话中没提要同西巴完全断绝关系，但要求取消军事管制，恢复人民统治，明确表示他的目标仍然是“解放”东巴。叶海亚宣布他将于三月十五日飞往东巴省会达卡同穆吉布谈判。在此期间，印度总理甘地在三月初的大选中获得巨大胜利。到那时为止，巴基斯坦的事态一直还是一个友邦的内部问题；我们可以有自己的观点，但不成其为外交政策问题。甘地夫人忙于竞选和处理选举后的迫切问题，采取了不干涉政策。迟至三月中旬，印度外交部常务负责人特·纳·考尔还对我国驻新德里大使肯尼思·基廷说，印度希望巴基斯坦保持统一。三月十七日，印度驻华盛顿的手腕灵活的大使L·K·杰哈向我表示了同样的意思。两人都没有提供丝毫迹象说明印度将把毗邻的东巴出现的麻烦当作影响自己切身利益的问题。

但是知名人物的神经有时也会突然绷断的。当他们不能耐心等待事态的发展时，就想勉强加快步伐，结果就会失去平衡。叶海亚就是这样。他以不到四万人的兵力，却决定对东巴的七千五百万人民实行军事统治，镇压人民联盟，逮捕穆吉布·拉赫曼教长。

这样一来，巴基斯坦危机就变成了国际问题。

军事镇压

现在也还不十分清楚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叶海亚在三月二十五日采取那种不顾一切的行动的。毫无疑问，孟加拉群众辱骂了几乎完全来自西巴的巴基斯坦士兵。穆吉布的所谓自治看来同独立没有什么区别。几乎所有国家都会为自己的统一而战斗，即使心怀不满的地区压倒一切的情绪都要求分裂也罢。美国的内战是如此，尼日利亚对比夫拉是如此，刚果对加丹加也是如此。但是巴基斯坦与众不同的是，要求脱离的省份同西巴中间隔着一千英里印度领土。忠实于国家一翼的少量部队根本不可能无限期压服另一翼的七千五百万人。孟加拉当地对巴基斯坦统一的支持一旦消失，巴基斯坦的完整就结束了。即使印度不加干预，也肯定会出现一个独立的孟加拉国。唯一的问题在于这个变化将以什么方式出现。

我们同英国一样，希望尽可能对此保持超然态度。我们甚至得到消息，说西巴怀疑我们可能赞成东巴独立，其实英国和我们都不愿被人当作巴基斯坦解体的替罪羊。我们没有多少手段去影响局势。而且我们有一切理由要保持巴基斯坦的善意。巴基斯坦是我们通往北京的关键环节，并且是中国最亲密的盟国之一。我们十二月份通过巴基斯坦传递信息，原则上接受派遣美国密使前往北京的想法。三、四月间，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中国即将有所反应。四月就出现了乒乓外交。

危机的第一阶段，美国政府——甚至那些毫不了解我们对中国的主动行动的人——一致认为应当避免仓促行事。在三月二十六日举行的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上，我重申自己的看法，认为这场危机将引起内战，而且相当快就会导致东巴独立。国务院代表指出，英国不愿采取行动对巴基斯坦施加压力。我对同事们说：“我在午餐前同总统简短地交谈过。他的倾向同其他所有的人一样。他不希望采取任何行动。他不愿处于这样一种地位，使别人可以指责他曾鼓励巴基斯坦分裂。他不赞成一项很积极的政策。”

然而要求采取积极政策的压力开始增加。四月份开始收到有关巴基斯坦在孟加拉的暴行的报道，引起普遍的、理所当然的愤怒。我国驻达卡总领事给华盛顿发来电报，要求美国对巴基斯坦的镇压采取公开反对的立场；领事馆其他成员也在四月初联名发来一封类似的电报。国务卿罗杰斯对我说，他认为外交人员不写报告而写请愿书是“令人不能容忍的”。但是，按照下级在想使上级无可抉择的情况下喜欢采取的办法，电报是以较低的保密等级发来的，因此得到广泛的传播。向国会和报界走漏风声是不可避免的。曾经访问东巴的一位巴基斯坦编辑为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写了一篇描绘军队屠杀情况的第一手报道。我国驻新德里大使肯尼思·基廷向华盛顿报告说，他“对这种屠杀深感震惊”，并“十分担心人们很容易把美国同这种军事恐怖统治作有损美国荣誉的联系”。他主张美国立即公开以显著方式对“这种野蛮行径”表示遗憾，私下对叶海亚·汗进行干预，取消我们“仅此一次的例外”，立即暂停向巴基斯坦交付任何军用物资。

我们感到左右为难。美国不能对杀戮了数以千计的平民并使几百万人逃往印度寻求安全的野蛮军事镇压表示宽容。巴基斯坦军方采取了高压手段，这是无可怀疑的。但巴基斯坦是我们通往中国的唯一渠道；这条渠道一旦关闭，就要耗费许多个月的时间另行安排。不仅如此，这个问题在华盛顿提出的时间正赶上越南问题引起的另一次周期性动荡。一场规模浩大的不服从运动定于五月一日举行。对于某些批评者来说，我们在巴基斯坦问题上保持沉默——其理由我们又不能加以解释——是说明政府对道义问题普遍麻木不仁的另一征兆。他们不可能接受所谓政府在两种相互冲突的迫切需要之间左右为难的说法；某些人出于自己的既得利益在出现任何问题时都要破坏政府的立场，因为他们相信这样做会使我们在越南的努力彻底失败。政府的反应也同样表现了胸襟的狭隘；关于道义上麻木不仁的指责是有某些道理的。尼克松下令把我们的总领事调离达卡；他讥嘲基廷“已被印度人接管”。越南战争带来的悲剧之一就是使我们不可能就外交政策进行合乎理性的辩论。

国务院自行其是地采取了先发制人的行动。它完全不了解我们对中国的主动行动，并受到国务院中倾向印度的传统偏见的严重影响，所以在四月初——未经白宫批准——就开始对巴基斯坦实行新的武器禁运；它暂停颁发出售军火的新许可证，已经到期的许可证也不得延期使用；它推迟了从国防部存货中运交的项目，使根据一九七〇年的“仅此一次的例外”提供的一批物资搁置起来。对巴基斯坦切断了价值约三千五百万美元的军火供应，使渠道里只剩下约五百万美元的涓涓细流。（这五百万美元七月初还在国会里引起了争论。）国务院还在未经白宫批准的情况下开始减少给巴基斯坦的经济援助。它用了一个巧妙的借口，说是由于发生内战，现行计划已无法在巴基斯坦全境实施了。我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班子里的专家哈尔·桑德斯写信告诉我，国务院正从超然态度转向同巴基斯坦政府脱离关系的态度，但是“他们还不承认自己是在这样做，而是用技术理由解释自己的行动”。

任何熟悉尼克松的态度的人都十分清楚这种做法是违背他的意愿的；至于那些不熟悉的人则应当去同白宫核实。这种无视总统特权而擅自抢先的做法很能说明尼克松（以及我自己）后来为什么要采取那种态度。整个四月，我的主要任务就是对政府工作过程加以控制，目的有两个：既要保持通往北京的渠道，又要保持在巴基斯坦取得政治解决的可能性。那时，伊斯兰堡已不只是一个联络点，而且可能成为我前往中国的出发点。当时也开始出现种种迹象，说明印度为解决几百万孟加拉难民——这无疑是一种负担——问题提出的建议并不是帮助难民回国，而是加速巴基斯坦的解体（至少是使两个目标合二而一了）。三月三十一日，印度议会一致对孟加拉人表示全心全意的“同情和支持”。早在四月一日我就报告总统说：“印度似乎是在采取一种公开外交和秘密行动相结合的方针，这种方针将使次大陆已经很紧张的局势更加紧张，并有触发更广泛、更严重的国际危机的危险。”四月十四日，加尔各答成立了一个孟加拉国流亡政府。四月中旬，我们收到的消息说印度正在训练孟加拉难民，使他们到东巴进行游击战（即所谓解放军）。四月底，我们获悉印度即将使第一批共两千名游击队员渗入东巴。

我认为克制政策是正确的。这是根据事物本身的是非曲直作出的判断，同我们和中国的联系毫无关系。在人道主义问题上，尼克松政府的战略，无论好坏，目的不是对一个国家的主权提出肯定会遭到拒绝的挑战，而是在不公开对抗的条件下施加我们的影响。现在回顾起来，我认为我们有时把这个基本正确的方针执行到了迂腐的程度，以致使可能的支持者转而采取敌对态度。就巴基斯坦的情况来说，这个战略似乎是妥当的，因为它的政府是我们的盟友，而且我们深信它一定很快就会认识到自己采取的方针是徒劳无益的。我们设法说服叶海亚·汗向承认东巴自治的方向采取行动，以朋友身份劝他采取某些步骤，而这些步骤如果我们公开提出几乎肯定会遭到他的拒绝。正如四月二十九日我在给总统的信中说的那样，中央政府“可以承认使东巴逐渐获得更大自治权的必要性，从而得到孟加拉必要的合作。因此，我们似乎面临着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里，东巴将获得更多自治权，或许最后获得独立”。但是，我指出，印度的政策必然同这种解决办法背道而驰：“通过训练和装备一支人数较少的孟加拉抵抗力量，印度就可以帮助积极的抵抗继续下去，增加开展持久游击战的机会。从一切迹象看来，印度是打算奉行这种方针的。”

按照我们惯用的程序，我在四月份请国务院根据危机发展的情况就我们应当采取什么政策提出各种可供选择的建议，以供总统抉择。一个大致的决策将使处理对巴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等具体工作有章可循；鉴于国务院已经开始朝它自己希望的方向行动起来，这种决策就尤其必要。国务院照例把它喜欢的方案夹在荒谬得根本不可能作为决策依据的各种方案里面。（例如，有一个建议是全力支持叶海亚。这既不代表白宫的信念，也不是切实可行的行动方针。）我从国务院提出的各种方案里提炼出一个建议。考虑到国会和公众的愿望，我建议总统批准国务院四月初未经授权采取的关闭军用物资供应渠道的行动，只允许某些零件和非杀伤性装备通过。我还建议用经济援助作为导致政治让步的诱饵，“作出认真努力，帮助叶海亚结束战争，并作出向东巴自治过渡的安排”。尼克松五月二日批准了我的建议，还亲手写了一个批语：“致全体成员。不要在此时此刻去向叶海亚施压。尼克松。”

但是我们碰到三种障碍：印度的政策，我们自己的公开辩论，还有我们官僚机构的缺乏纪律。

五月十八日——当我们同伊斯兰堡安排去北京秘密旅行的准备工作已经相当深入的时候——甘地夫人在一次公开演说中警告巴基斯坦说，印度“完全准备战斗，如果有人把这种形势强加给我们的话”。印度大使也提醒英国和法国说，鉴于难民已如潮涌，印度“可能被迫采取行动以维护国家利益”。当时估计难民已达二百八十万人。[4]难民造成的负担确实极为沉重；宗教骚动的危险也不能排除。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开始越来越怀疑甘地夫人意识到了一个更大的机会。随着巴基斯坦在国际上日益孤立，她看来首先是要使巴基斯坦受到屈辱，或许还试图把东巴的离心倾向扩大到西巴去。当美国同意承担救济难民的主要费用时，印度又转而坚持没有政治解决就不可能解决难民问题。然而印度为解决问题提出的条件又不断升级。当美国提出为减轻东巴饥馑出力时，印度——同美国国内许多人一起——要求由国际机构来执行救济计划。表面的理由是保证救济物资得到公平分配，但这种做法也使巴基斯坦政府不能借此提高自己在人民中的声望。

一九七一年五月，我们从迄今一直可靠的来源获悉甘地夫人已下令制订计划，要通过一次“以色列式”的闪电战接管东巴。我们还拥有无可置疑的证据，说明印度正在分散飞机，向边境调派战斗部队和装甲部队。尼克松十分认真看待这些消息，所以在五月二十三日下令在印度发动这种进攻的情况下切断美国给印度的经济援助。五月二十六日，我召集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开会研究我们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采取什么政策。在这前后，我们获悉印度军方领导人认为甘地夫人进攻东巴的建议过于冒险。他们担心中国干涉，担心其他国家（特别是伊朗）会给巴基斯坦提供军事援助，苏联武器的补充并不可靠，并且可能要占领巴基斯坦全境才能结束战争。印度的司令官们坚持至少要等到十一月喜马拉雅山脉的气候使中国更难于进行干涉的时候。

在甘地夫人着手系统地消除这些反对意见并等待山区降雪的时期，我们得到了一段喘息时间。（我必须强调指出，当时美国政府内部多数人并不像我一样相信这些消息；多数高级官员认为印度不大可能进攻。）我们利用这段间歇时间首先加紧给难民提供援助；原来在春天授权使用的二百五十万美元，最后增加了一百倍，达到二亿五千万美元。与此同时，我们大力要求巴基斯坦采取政治和解步骤，敦促叶海亚首先使东巴救济工作国际化，然后提出政治方面的建议。我们还建议用文官代替东巴的军人省长；我们成功地使巴基斯坦宣布，除具体的刑事罪犯外，对所有的人实行大赦。

五月二十八日，尼克松致函甘地夫人和叶海亚·汗，概述了我们的政策。给叶海亚的信措辞并不强烈；这反映我们需要叶海亚作为通向北京的渠道。但信件使人毫不怀疑我们是赞成用政治办法而不是用军事办法解决东巴问题的。尼克松感谢叶海亚愿意接受救济工作的国际化，鼓励他继续奉行“政治和解”方针。尼克松写道：“我还满意地注意到你已对难民公开宣布大赦，并保证把权力移交给选举产生的代表。我深信你将把这些声明化为现实。”尼克松要求巴基斯坦在印巴关系问题上保持克制；他认为恢复东巴状况、“使难民尽快离开印度领土回国”是“绝对必要的”。

总统在五月二十八日同时写给甘地夫人的信中强调我们希望减少难民流入印度的人数并通过财政、技术援助帮助印度减轻负担。尼克松把我们努力推动叶海亚的情况通知了甘地夫人：

正如我们已经通知你们的大使和外交部长的情况一样，我们选择了主要通过悄悄的外交进行工作的方式。我们一直在同巴基斯坦政府讨论达成和平的政治和解、恢复使难民停止外流并能返回家园的条件的重要性。我感觉叶海亚总统至少是部分地采取了这种态度，所以他才举行了五月二十四日那次记者招待会，特别是公开宣布接受国际援助，对难民实行大赦，并保证把权力移交给选举产生的代表。

尼克松赞扬了印度民主的活力和它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取得的进步，并对军事解决办法提出了含蓄的警告。他说：“如果这种进步由于战争而中断，印度的朋友将感到沮丧。”六月三日，我向肯尼思·基廷解释了我们的战略。我深信东巴终将独立。我们的政策是“使事实有时间自行表现出来”。

六月，印度外交部长斯瓦兰·辛格到达华盛顿，要求我们同时结束对巴基斯坦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印度越来越给我们提出无法解决的难题。它说难民的洪流迟早将迫使印度采取激烈措施。但与此同时印度又不采取任何行动约束——事实上是训练、装备和鼓励——从印度领土向外渗透的游击队，这肯定使局面无法安定，并将形成更多的难民。尽管叶海亚宣布了大赦，印度仍要把东巴政治解决作为难民回国的条件。但是，在属于邻国主权范围的领土上究竟什么是可以接受的政治解决办法呢——对此印度还保留由它来决定的权利。六月中旬，甘地夫人宣布印度不会同意任何意味“孟加拉国灭亡”的解决办法；换句话说，印度要求肢解巴基斯坦作为它不动手的条件。在逐渐实行自治的方案遭到拒绝、难民得到鼓励、难民回国的可能性已被排除的情况下，印度使危机的增长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我们国内许多人有不同看法。不幸的是这场辩论开始带上辩论越南问题时特有的某种激愤情绪和对动机的责难。政府虽然有道理可说，但却保持沉默，因而无济于事。众议院有关这个问题的小组委员会主席、新泽西州众议员科尼利厄斯·加拉格尔访问印度难民营后，六月十日在众议院发言时说，印度在难民这种负担面前表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克制”。（这是在甘地夫人公开提出战争威胁的三个星期以后。）六月十七日，《纽约时报》又责难政府，说我们要求双方克制的公开声明“姗姗来迟”。它说我们的呼吁是徒劳的，除非我们言行一致，即在东巴达成真正政治和解以前切断美国给巴基斯坦的一切援助。《纽约时报》也赞扬甘地夫人在令人咋舌的难民问题面前表现了“非凡的克制”。

然后出现了新闻界那种用小事件代替大辩论、把焦点集中于某些问题而同时加以歪曲的情况。六月二十二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则消息，说有一艘载运军事装备的巴基斯坦货轮准备从纽约市起航到巴基斯坦去，似乎违反了政府正式宣布的禁令。不久又有一艘载运军用品的船据报正在前往巴基斯坦途中。报界、国会，还有印度都是义愤填膺。第二天，《纽约时报》指责这种运输对美国人民和国会、对印度都是“失信的行为”，“进一步”破坏了美国的信誉。斯图尔特·赛明顿参议员说这不是无知就是蓄意欺骗。国务院六月二十四日宣布华盛顿再给印度提供七千万美元作为难民费用，但这个宣布却淹没在有关第三艘载运军事装备的巴基斯坦货轮从纽约起航前往卡拉奇的消息中了。

所有这些装备都是根据宣布禁令以前颁发的许可证购买的，因此从法律上说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而第三艘货轮是在国务院暂时停发许可证的指示生效的四天以前起航的。[5]然而这些事实都没有制止说政府是在骗人的指责。这是越南战争期间人们非常喜欢谈的信用差距的又一个例证。我们无法使任何人相信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追查已经发出的许可证，无法使他们相信“渗漏”的数量微不足道，不能影响次大陆或孟加拉军事力量的对比。七月五日，《华盛顿邮报》怒不可遏地说：

这是一份惊人的、厚颜无耻的记录……必须放在当前围绕公众了解情况的权利和政府隐瞒情况的权利问题展开的有关五角大楼文件的争论这个背景上来阅读。我们这里看到的是一个能够说明现行体制实际如何工作的典型事例；政府官员躲在公众视线之外，一直在给巴基斯坦提供武器，同时不断毫不含糊地告诉公众，说这种供应已经切断了。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次“信用差距”是因为在禁运方面仓促行事而使白宫大为恼火的国务院造成的。同新闻界和国会的批评意见最一致的这个部门无意中却成了这种批评的焦点。

危机日益激化

六月二十八日，就在我启程前往亚洲之前，叶海亚宣布了向文官交权的计划。四个月内将公布由专家拟定的新宪法；同分裂运动无关的人民联盟成员有资格参加政府。叶海亚没有解释这条规定适用于哪种类型的领导人。

我在旅途中收到令人不安的消息，说明苏联终于看到了它可以从战略上加以利用的机会。它放弃了过去的谨慎态度，通知印度它赞成让游击队进入东巴作战，并答应在中国采取报复行动时保护印度。这场冲突增加了一种新的不祥因素。（这是我们对中国采取主动以前很久的事。）

我访问新德里时有两个多少有些自相矛盾的使命。一个使命是要小心翼翼地使印度对我访华的消息有所准备。我谈到乒乓外交和我们两年来在贸易和旅行方面主动作出的一些表示，着重指出我们必然要同北京继续改善关系。另一方面，如果中国无缘无故进攻印度，我们将严肃看待。如果我主动谈的这个意见并没有使我的对话者感到大惑不解的话，他们可能得到短暂的鼓舞——虽然随着七月十五日有关我访华的消息的宣布，这段欢欣鼓舞的时刻肯定就宣告结束了。

我们必须等到我的对话者写出回忆录之后才能知道印度的部长们当时是怎样看待我的再次保证的，是把它看作我们在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尽了最大努力，还是看作一种意图欺骗的行径。我在新德里会谈的主要题目是东巴危机。我向总统报告说：

现在似乎存在一种认为战争不可避免，或至少会在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广泛发生暴力行为的日益增长的感觉，不一定是有任何人希望如此，而是因为他们担心他们最后可能不知道如何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

我（向甘地夫人）保证，我们政策的整个着眼点是要保持足够的影响，以便促使人们创造容许难民回国的条件，虽然我们不能保证结果如何。我询问她认为在局势变得无法控制以前还有多少时间。她回答说，现在就已无法控制，他们“只是靠意志力才使局面得以维持”。

我同印度领导人的谈话事实上还是按照前几个星期那种程序进行的。像我对印度驻华盛顿大使杰哈多次谈过的那样，我试图使他们相信美国渴望同印度保持良好关系。我们并不反对孟加拉自治，并且深信如果我们作为一个朋友而不是作为又一个折磨者同叶海亚打交道的话就可以促成一种有利的变化。我邀请甘地夫人访问美国，同尼克松总统一起对印美关系进行一次具根本性的研究。

但是甘地夫人和她的部长们根本没有和解的心情。他们对访问华盛顿的邀请避不作答。他们表示希望同美国改善关系，但激烈指责我们在向巴基斯坦出售武器问题上进行欺骗。这些怨言的刺耳程度并没有由于以下事实而稍有降低：包括“仅此一次的例外”在内的对巴基斯坦的武器运输几乎已经全部停止；当时已不再颁发新许可证；只有在禁令生效前获得许可的极少量物资尚在运输途中。印度不可能对这种涓涓细流感到严重担心；许可证到期时运输就会自动停止；确实，我们估计在十月以后运输渠道里就不会留下任何东西了。甘地夫人甚至对我承认问题不在于数量，而在于它的象征意义。换句话说，印度想要通过美国引人注目地同巴基斯坦脱离关系来破坏巴基斯坦的士气。他们不但施加压力让我切断武器供应，而且让我切断一切经济援助。一个以不结盟名义同我国外交政策的大多数目标保持距离的国家，居然要求我们在一个从国际法角度说属于国内冲突的问题上同一个盟国完全断绝关系——这种做法印度领导人显然是不以为怪的。到七月为止，美国为救济难民提供的捐款已接近一亿美元；但这并没有使甘地夫人不去扩大她批评的范围，把二十四年来我国对巴基斯坦的政策的整个记录都包括进去。我离开新德里时，深信印度已决心同巴基斯坦摊牌。它只是在等待适当的时机。同一个由于自己目光短浅而陷入孤立的对手算账的机会实在太富诱惑力了。

我访问伊斯兰堡时，一心只想着即将前往北京的事。但是我同叶海亚总统和外事秘书苏勒坦·汗谈过几次话。我敦促他们提出鼓励难民返回家园的全面建议，使印度找不到进行战争的借口。我敦促叶海亚和他的僚属在使救济工作国际化方面再前进一步，允许联合国监督救济物资的分配。我还建议早日为东巴任命一名文官省长。叶海亚答应考虑这些建议。然而他基本上不了解自己的危险处境，还不准备正视必然会发生的事。他和他的同事都不相信印度打算进行战争；他们深信，如果发生战争，他们一定会胜利。当我尽可能婉转地问到印度在人数和装备上占优势的问题时，叶海亚和他的同事们的答复是把穆斯林战士的历史优越性吹嘘一通。

一个根本无法闭目不视的事实是，巴基斯坦军方领导人陷入了一个他们无法理解的过程。他们不能想象自己的国家会遭到肢解；能够想到的人则认为如果他们适应潮流就无法在经过这场灾难以后保持自己的政治生命。他们不了解他们已经通过野蛮镇压使自己的国家陷入了心理上和政治上的孤立。他们理论上同意需要制定全面方案才能摆脱困境，然而他们给“全面”下的定义太勉强，太抠法律字眼，太技术性，也太零碎。结果在整个危机时期，巴基斯坦都未能提出一种主张，使它可以在国际上表明立场。事实上，它零零碎碎的让步虽然积累起来也不小了，但却正好对印度有利；这些让步证明了印度的说法，即出现了问题而又提不出令人信服的解决办法。叶海亚发现自己处于一种悲惨的困境。保守的同事指责他拿国家的统一冒险，外国舆论又指责他野蛮地压制自由。他则是摇摆不定，对保守派来说走得太远，对世界舆论特别是美国舆论来说又走得不够远。

在我启程前往北京的前夕为我举行的晚宴上，我找到了责备叶海亚把事情搞得一团糟的机会。叶海亚用他粗率的、模仿桑赫斯特军校风度的方式大声吼叫说：“每一个人都把我叫做独裁者。”他逐个询问每一个客人，包括美国人和巴基斯坦人在内：“我是独裁者吗？”大家以不同程度的诚挚态度明确地说，叶海亚当然不是独裁者。当他问到我时，我说：“我不知道，总统先生。我只知道您搞了一次对于独裁者说来是很糟糕的选举。”

日益恶化的危机自然也成了我在北京谈话的内容。周恩来对事物的观察同华盛顿那些墨守成规的看法相去十万八千里。他非常直率地认为印度是侵略者；他占用我们一小时宝贵的时间，按他的版本回顾了据他说是由印度蚕食引起的一九六二年中印冲突。周坚持指出，如果印度进攻巴基斯坦，中国将不会置之不理。他甚至请我把表示中国支持的这种看法转达给叶海亚——这是做给华盛顿看的姿态，因为北京有大使驻在伊斯兰堡，完全能够传递消息。我回答说，美国同巴基斯坦之间存在传统的纽带，我们也感激巴基斯坦为我们安排了通向中国的途径。我们将继续同印度保持友好关系，但将强烈反对印度的任何军事行动。尽管如此，我们的反对却不能以向巴基斯坦提供军事援助或为它采取军事措施的形式出现。

我是带着灾难的预感回到华盛顿的。照我看来，印度几乎肯定会在雨季结束之后不久进攻巴基斯坦。虽然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推动伊斯兰堡走向东巴自治，我怀疑印度是否会给我们这么做的时间，因为这样一来，印度就会失去一个短期内不可复得的、同一个国家算账的机会；而这个国家的存在本身，对许多印度领导人来说就是很大的冒犯。那时，中国可能采取行动。苏联可能乘机给北京一个教训。如果我们结成一伙来对付巴基斯坦——就像新闻界和国会坚持要求的那样——就会使危险更快到来，并使印度更有发动进攻的借口。这将危及我们对中国的主动行动。当时，在尼克松访问北京之前，我们无从了解中国向华盛顿开放的决心究竟有多大。

七月十六日，在尼克松宣布要去中国访问的第二天，他召集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这是说明他如何认真看待这场危机的一个迹象。他要我把问题归纳一下。我说印度似乎已决心要打。我认为叶海亚缺乏及时解决政治问题以阻止印度进攻的见地。另一方面，七万西巴士兵（从三月起就增加了）不可能长期压制七千五百万东巴人民。我们的目标只能是实现一种终将导致东巴独立的逐渐演变的过程。不幸的是，要及时实现这个过程以防止印度进攻是不大可能的。因此需要立即努力制止难民外流并使他们回国，从而消除发动战争的借口。

没有人不同意我的分析。罗杰斯补充说，据他判断印度正在尽它所能阻止难民回国。尼克松的结论是：我们要请巴基斯坦在难民问题上做最大努力。我们不赞成印度进攻；如果印度使用武力，美国将切断一切援助。要做一切努力来避免战争。

七月二十三日，巴基斯坦大使阿哈·希拉利通知我们，他的政府接受我们的建议，让联合国监督难民重新安置工作，以保证他们不会受到打击报复。叶海亚也同意我们提出的、为监督难民救济和重新安置工作任命一名文职管理人员的建议。我强烈敦促希拉利加快他们的努力。

不幸的是，印度什么也不接受。我们对集中解决难民问题的策略感兴趣的理由，却正是使印度进行阻挠的理由。早在七月十五日，印度大使杰哈就告诉我们，印度不能接受制止游击队从印度领土出击的建议。七月十六日，印度外事秘书考尔告诉我们，印度不同意联合国人员到它的边境去，即使是去处理难民问题也不行。这又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大家一致认为巴基斯坦部队返回兵营是在东巴取得政治进展的条件，这是我们强烈要求任命文职管理人员的理由之一。但是，只要它的邻国还在对它进行游击战——而且宣布了使战争升级的决心——就不可能劝诱巴基斯坦部队返回兵营。巴基斯坦已经同意把重新安置难民的工作置于联合国监督之下。但是，如果禁止联合国人员与住在印度的难民进行任何接触、向他们解释回国后的前景，难民们甚至根本不知道巴基斯坦的建议，这种办法就无法执行。在难民营没有任何外来观察员的情况下，我们甚至无法肯定究竟有多少难民。

七月二十三日和三十日，高级研究小组开了两次会来讨论这些难题。在任何问题上——柬埔寨或许是例外——白宫同各部门的分歧都不像在一九七一年夏天的印巴危机问题上那么深刻。在任何其他问题上都不曾出现过如此明目张胆地无视总统毫不含糊的指示的情况。国务院控制着执行机构。尼克松给我的任务是保证他的政策得到执行，如有重大分歧就向他报告。但我们面临的是在一些看来属于细枝末节的问题上不断明争暗斗，其中每个问题似乎都微不足道或太技术性，不值得提交总统，而积在一起却能确定国家的政策方针。尼克松不愿意在他认为次要的行动问题上否定国务卿的意见；这就使国务院可以按照自己的偏爱任意解释尼克松的指示，从而使尼克松规定的方针失去作用。

任何人只要同尼克松谈上五分钟就会听他谈到他对印度的动机深为怀疑，他对苏联干涉的担心，特别是他希望避免由于考虑不周的姿态危及通往中国的努力。尼克松一再命令我们通过谅解而不是通过压力推动巴基斯坦走向政治和解。国务院完全有权利持相反意见，他们认为巨大的公开压力会使巴基斯坦更易就范。由于总统已经选择不同的方针，而国务院还要自行其是，因此白宫同国务院的关系就紧张起来了。例如，我们九月初通过巴基斯坦了解到，国务院曾经暗中同他们开始谈判，甚至要切断三月二十五日以前发了许可证的那一点点军事装备。白宫认为巴基斯坦正处在痛苦的解体过程中，要考虑这个老盟国极端苦恼的状况、它的领导人眼界的局限性以及它内部的压力；因此我们希望避免宣布正式禁运，虽然我们行动上已经这样做了。国务院对国内批评我们的人比较敏感，很不愿意引起印度的反感。使我害怕的是安抚印度的努力将会引起战争。我在七月三十日对高级研究小组说：“我们应当敦促叶海亚逐步恢复东巴人民参与政治的状况。但是印度的战争钟表比政治和解的钟表跑得快。我们决心避免战争。”七月二十七日我曾告诉总统，国务院甚至要开始掐断我们给巴基斯坦的经济援助。我说：“如果有任何事情会诱使印度进攻，那就是巴基斯坦处于完全孤立无援的状态。”这场辩论的是非曲直暂且不论，事实是尼克松是现任总统，各部门在各抒己见之后，即使存在不同意见，即使它们必须面对外界或国会的批评，它们仍应不仅按照总统决定的字面，而且按照总统决定的精神贯彻执行。

这个问题由于一种反常情况而更加突出：国务院在早已为人遗忘的某次改组中把次大陆划给了近东司，而这个司的管辖范围只到次大陆东沿为止，把东亚和对中国的任何考虑都排除在外。那些可能意识到中国的担心的高级官员都被排除在向北京开门的努力之外。因此，国务院里没有一个人感到自己对“中国账户”负有完全责任或至少是充分了解这样做的理由——这是我们政府工作的非正统方式付出的代价之一。在跨部门的辩论中，经常有人指责我的办公室一心想要“保护前往中国的旅行”，似乎认为保持这种做法是毫无价值的事。官僚机构这个时期对印巴关系进行的任何分析都没有认真考虑我们的行动对中国的影响。我们的官僚机构并不是排斥北京，而是根本没有把它放在心上。白宫和政府其他部门的看法差距之大在一份为七月二十三日高级研究小组会议准备的、列举各种抉择的文件中明显地表现出来。这份文件建议，如果中国干预印巴战争，美国就应当向印度提供军事援助，并同苏联和英国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这个建议违反总统外交政策的程度是难以想象的。

尼克松在八月四日的记者招待会上简单明了地指出，我们不准备对巴基斯坦公开施加压力。他说：“那种做法的效果将是适得其反。这些事我们将只通过私下的渠道讨论。”尽管如此，官僚机构提出的几乎全部行动建议都是要增加对巴基斯坦的压力。我在七月三十日高级研究小组会议上问道：“就是敌人又会对巴基斯坦怎么做呢？我们已经在切断给他们的军事和经济援助。总统一再说我们应当倾向巴基斯坦，但提出的每一个建议都直接违背了这些指示。”

如前所说，国务院曾经建议同巴基斯坦取得协议，把军事供应渠道中剩下的三四百万美元的物资也撤销掉，理由是我们这样做就比较容易保持经济援助。虽然我认为这种做法对巴基斯坦在中国问题上给我们的帮助是一种可耻的回答，我还是勉强同意了。断绝供应渠道的谈判进行了两个月，终于在十一月初在伤害巴基斯坦感情的条件下结束，正好赶上为甘地夫人的访问创造了“良好的气氛”。但是，巴基斯坦刚刚同意谈判完全切断武器供应问题，人们就开始在经济援助方面拖沓不前，整个一九七一年都没有提供新的发展贷款。我在九月八日的高级研究小组会议上尖刻地指出，国务院卖给我们一条枯竭的武器供应渠道，代价是一项使经济援助也停止的政策。

所有这些花招都没有考虑到核心问题。我确信东巴较快就会变成独立的孟加拉国。然而叶海亚不可能在十月或十一月、即印度最可能发动进攻的时期以前做到这点。因此我认为必须做巨大努力使难民问题立即得到缓和，并运用我们的影响推动事态以巴基斯坦政治结构所能承受的最大速度向宪法统治方向发展。按照宪法成立的政府几乎肯定会使孟加拉国至少获得自治，并最终获得独立。因此我们大大增加了援助捐款，给印度约九千万美元，为东巴在国际监督下救济饥民提供了一亿五千多万美元，以便扭转难民外流的浪潮。我们任命国际开发署一位能干的高级官员莫里斯·威廉斯负责协调美国的全部难民救济工作。

然而结果仍然无济于事。我们的行动落后于印度蓄意加剧紧张局势的速度。七月二十四日，考尔再次拒绝了让联合国人员到印度边界去的想法。八月四日，杰哈大使拒绝了副国务卿约翰·欧文要求印度控制从印度领土出击的游击队的建议。杰哈提出了一个新建议，要求美国接受加尔各答孟加拉国流亡分子提出的进行接触的要求。以后就会知道，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这种接触又部分是由于印度阻挠而流产了。

《苏印友好条约》

八月九日传来了苏印签订友好条约的爆炸性消息。

我们起初是从报纸上获悉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在结束对新德里的访问时签订了一项为期二十年的和平友好合作条约。条约的温和规定掩盖不了它的战略意义。它包括通常的有关持久友谊、互不干涉内政以及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合作的条款。更重要的是两国保证要就影响双方的“重大国际问题”定期磋商。具有决定意义的是第九条。这一条要求缔约国不得援助参加了同另一缔约国发生的武装冲突的任何第三国，并保证在任何一方遭到进攻或进攻威胁时立即进行磋商，以便采取“适当的、有效的措施”。

我国政府的初步反应是令人惊奇地乐观。情报机构的估计可能下意识地受到长期存在的看法的影响，以为印度是一个和平主义的、不搞强权政治的国家。当时人们也很难接受这样一种见解，即尼赫鲁的女儿会蓄意把不结盟的印度引向事实上同苏联结盟。因此，到八月十一日为止的估计是：甘地夫人是在抗拒要求摊牌的高涨的舆论。据说苏联担心她可能违反自己的意愿被迫承认孟加拉国，从而促使巴基斯坦宣战。这种分析认为，苏联通过签订条约使甘地夫人获得外交成就，从而帮助她维持温和、克制的政策；反过来苏联则可以肯定印度领土不会被用作敌视苏联的基地。

现在回想起来，要炮制一种比这更愚蠢的估计是几乎不可能的。它是偏见影响情报估计的典型例子。当时根本不存在任何外国在印度国土上建立基地的现实前景；即使有，也肯定不足以使印度如此异乎寻常地背离原来的行动方式或使苏联放弃它惯有的谨慎态度。我们知道制止军事冲突的主要因素是印度军事计划人员的害怕心理，担心发生一场苏联不赞成的战争，可能使苏联的供应中断，并且会鼓励中国进行干预。《苏印友好条约》必然会消除这种担心，因此客观上增加了战争的危险。苏联抓住了战略上的良机。一个能够表明中国软弱无能、又使中国和美国的共同朋友遭到屈辱的机会，其诱惑力实在太大了。如果中国无所作为，就会暴露它的无能；如果中国增加赌注，就要冒受到苏联报复的风险。苏联签订这个条约，等于向火药桶里扔进一根擦着了的火柴。

条约宣布的那一天，我应印度大使邀请同他共进午餐。L·K·杰哈是在一个困难时期到华盛顿任职的。他非常善于分析美国情况，了解国际政治，不感情用事。他至少对我从来没有使用过印度外交官有时使对话者丧失耐性甚至善意的那种自以为道德上高人一等的盛气凌人的口气说话。他善于使报界宣传印度对问题的看法；我总能从报纸的字里行间找到他的足迹——当我们处在对立面时，这种经验是令人痛苦的。（我应该说是善于对付新闻界的。在印巴关系问题上杰哈显然胜我一筹。）但是我很尊敬，甚至喜欢杰哈。我在社交场合或是为了交换意见经常同他见面——一部分原因是我认为不论我们是否同意印度的全部政策，印度在世界事务中是一个重要国家；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我总是能够从他实事求是的分析中得到教益。

这次杰哈带来了甘地夫人给总统的一封信。甘地夫人把造成紧张局势的责任完全推给了巴基斯坦。她在信中绝口不提我们给难民的大量经济援助，也不提我们推动伊斯兰堡政府采取的和解步骤。相反地，她用大量篇幅影射我们在武器政策方面欺骗了印度，甚至通过一九五四年至一九六五年向巴基斯坦出售武器而给次大陆全部紧张局势火上加油。她再次拒绝在印度领土上派驻联合国人员。她没有提到同苏联签订的条约，但是暗示接受我七月份访问新德里时代表尼克松转达的、请她访问华盛顿的邀请。这种和解姿态伴随着一长串指责，使人无可怀疑地看到，当两位领导人见面时，谁应当处于受审判的地位。

正式解释条约的任务留给了杰哈。有趣的是，他的叙述同报纸社论的批评是完全矛盾的——按照报纸的说法，是我们把印度逼得走投无路了它才投入苏联怀抱的。他证实了我怀疑的事：同苏联签订的条约不是对美国在印巴危机中奉行的政策的反应，而是印度经过慎重考虑已经准备了一年多的战略。我至今还不理解杰哈为什么认为这种解释会使我们放心。（多勃雷宁也对我提出过同样的论点。）[6]我回答说，从字面上看，条约同印度的不结盟政策虽然难以调和，但还是次要问题。我们真正关心的是印度可能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它现在可以对巴基斯坦为所欲为了。我以再明确不过的方式警告说，印巴发生战争将使印美关系倒退五年。无论我国政府其他的人对大使是怎么说的，我希望他了解对东巴进行军事干涉很可能会导致断绝对印度的援助。美国同印度没有理由为一个看来已成定局的问题争吵。我们把印度当作一个世界大国认真对待，希望建立良好关系。东孟加拉肯定会获得自治，只要我们给这个必然要发生的事一个机会；我们希望这件事将以和平方式解决。杰哈否认同苏联签订的条约不符合不结盟政策。他避而不谈印巴问题，说甘地夫人访问时将使我们有机会加以讨论。我再次提出警告，反对用战争解决问题的企图，指出在我们支持下通过逐渐演变将使东孟加拉获得自决。

但是印度对逐渐演变不感兴趣。叶海亚也还不了解自己的危险处境。他被事态的发展逼得一筹莫展，于是采取了绝望的人借以使自己相信还有回旋余地的那种蛮横行动，因而使我们的任务复杂化了。八月九日，叶海亚政权宣布将以叛国罪把穆吉布交付秘密审判。我至今仍不理解叶海亚希望通过此举得到什么结果。他肯定会招致世界更大的压力，使印度更加拒绝妥协。甘地夫人立即向世界各国领导人发出了抗议书。十一名参议员和五十八名众议员要求美国施压让巴基斯坦表示宽大。八月十一日，罗杰斯国务卿向希拉利大使转达了美国的关注。

八月十一日，我安排总统同高级研究小组开会，以克服官僚机构办事拖沓的状况。他们之所以拖沓，是怀疑我把自己的偏爱当作总统命令向他们传达。尼克松按照七月十六日对国家安全委员会讲话的精神发表了一篇强硬声明。他要求制订大规模救济难民的计划；我们要做一切力所能及的事来减轻人们的苦难。他认为新闻界的攻击大多出于政治动机；对于他的批评者来说，巴基斯坦正在成为越南的替身——由于我们向中国开门，越南问题没有多少可谈的了。尼克松并不为叶海亚的行动辩解；但是这些行动不能构成发动战争的理由。任何人都不应怀疑他的决心：如果印度发动进攻，他就要断绝对印度的援助。苏联的举止使他想起他们一九六七年在中东的所作所为，那时苏联挑起了一系列事件，结果无法控制。总统说，关于政治演变，不要对巴基斯坦政府公开进行攻击，“我们将在私下处理政治问题”。

这就是我们的方针。八月十四日，尼克松给叶海亚去信，敦促他加紧执行救济计划，设法获得东巴当选代表的支持，从而加快民族和解过程。尼克松写道：这种措施

对于应付侵蚀人心的造反威胁、恢复世界上贵国所处地区的和平将起重要作用。它们也将加快这样一天的到来：那时美国和其他国家将能在经过修订的国家发展计划范围内，重新承担援助贵国发展经济的任务，而这种经济发展由于最近的事态而可悲地复杂化和延缓了。

无论使用多少外交辞令，这封信的含意是清楚的：长期经济援助同向选举产生的代表交权联系在一起。事实上，我们是以友谊的名义要求让东巴自决。我们同新德里的主要区别在于它要求的变化速度甚至可能使西巴的团结也遭到破坏。

同孟加拉国流亡者的接触

杰哈要求美国同住在加尔各答的孟加拉国流亡人士直接接触，我们接受了这个建议，从而开始了长达三个月的、寻求政治和解的徒劳无益的努力。如果印度和孟加拉人希望的话，这种努力本来是可以取得某种成果的。七月三十日，同孟加拉国流亡政府有密切联系的一位人民联盟当选代表加尧姆先生同我国驻加尔各答领事馆联系，自称奉令来同美国建立接触。他将过两个星期再来听取回音。领事馆通过国务院渠道报告了这件事。

我们认识到这种接触如果给伊斯兰堡知道将造成爆炸性影响——而且我们不能不设想印度有一切理由要对此大肆宣扬。尽管如此，在征求总统意见以后，我同意了国务院的建议：让领事馆接待加尧姆，并试探人民联盟是否愿意同巴基斯坦政府谈判。（采取这种主动的指示是国务院近东司起草并经白宫批准的。）加尧姆如期在八月十四日出现了。他肯定地说，如果让穆吉布参加谈判，如果伊斯兰堡接受人民联盟的六点要求，他的集团可能接受低于完全独立的解决办法。他希望美国会鼓励这种演变。几天之后第二次会晤时，加尧姆指出，印度一旦正式承认孟加拉国，甚至这种基本上可以保持面子的建议也行不通了。

我们认为，不通知叶海亚就不可能继续前进；同时，加尔各答的接触可能是推动伊斯兰堡走向政治解决的机会。国务院指示约瑟夫·法兰大使把我们在加尔各答的接触和以六点要求为基础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告诉叶海亚。法兰奉令避免提出任何建议，但叶海亚不会看不出这一步骤的含意。在正常情况下，各国政府是不会为已被本国宣布为非法的流亡分子传递建议的。

叶海亚的反应出乎意料地有利。他认识到自己已陷入困境，正在摸索出路。他欢迎我们在加尔各答的接触，只要求把情况随时告诉他。他甚至接受了法兰的暗示，即由我们从中斡旋，安排他的政府同孟加拉流亡者秘密接触。

八月二十七日，当加尧姆对促进接触表示有兴趣时，我们又采取了新的行动。九月四日，法兰向叶海亚建议，由我们同孟加拉国“外交部部长”联系，表面上是核实加尧姆的诚意；我们将告诉他叶海亚愿意进行秘密谈判。向一个友好国家的总统提出让我们同已被他作为颠覆性组织加以取缔的一个运动的“外交部部长”。——这个头衔本身就包含着叛国或至少是改变宪法的意思——进行接触的建议是异乎寻常的。但叶海亚的困难处境使他不得不同意了。

叶海亚还接受了我们其他方面的建议。九月一日，他给东巴任命了一名文职省长，代替受人憎恨的军事管制执行官。九月五日，叶海亚把原来对难民的大赦扩大到除已经因刑事犯罪起诉的人以外的一切公民。（但把穆吉布排除在外。）在这前后，叶海亚曾向我们的援助协调人莫里·威廉斯保证对穆吉布的死刑判决将不予执行。十月一日，尼克松宣布他将要求增拨两亿五千万美元用于救济难民，使我们的捐款几乎等于其他国家捐款总额的一倍。

加剧危机最可靠的办法就是拒绝对方的一切建议而又不提出代替方案。这就是印度的方针。任何政府都不会从一开始就提出自己最后的让步；在谈判进行到某种程度以前甚至它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准备走多远。对于一九七一年巴基斯坦忧心忡忡的军事领导人来说尤其如此。他们现在知道三月二十五日在东巴开始的野蛮镇压是一个天大的错误，用塔列朗[7]的话来说就是：比犯罪更糟。但是他们一辈子都是主张巴基斯坦统一的；要他们同意把一半国土分割出去是不可能的。叶海亚既害怕由于自己的僵硬态度引起战争，又怕别人指责他让步过多、因而要推翻他。在左右为难的情况下，他想把权力尽快移交给文官政府，把最后失败的责任推给它。在此期间，他希望通过某些让步使冲突推迟，同时避免西巴出现动乱。

但是甘地夫人却不打算让巴基斯坦领导人如此轻易就逃出困境。她知道巴基斯坦同人民联盟一旦开始谈判，就有可能出现某种妥协；那时印度对事态发展可能失去控制。甘地夫人不愿冒这种风险。巴基斯坦处境如此不利，中国正在经历国内动乱（林彪事件）的阵痛，美国由于越南问题而意见分歧，苏联几乎无条件地站在印度一边——这种局面她以后不会很快再碰到。九月一日，我们获悉印度武装部队已处于全面戒备状态。巴基斯坦的反应是可以料想得到的：它在九月四日增调部队进入靠近西巴-印度边界的前进阵地。九月九日，印度唯一的装甲师所属的一些部队和一个独立装甲旅向西巴边界移动。九月十六日，有报道说印度打算从十月初开始再让九千名孟加拉解放军游击队员渗入东巴。

同时，我们同孟加拉国在加尔各答的代表的接触开始困难起来。九月九日，我们的领事会见加尧姆，以便安排同孟加拉国“外交部部长”会晤。但是加尧姆这次不仅要求立即释放穆吉布，而且要求巴基斯坦军队立即撤离东巴，要求联合国保证孟加拉国的安全——一句话，就是立即独立。九月十四日，加尧姆告诉我们，他的“外交部部长”看不出会晤有什么意义。他把这种消极情绪归于印度政府的监视。据他说，同美国的任何接触都使印度政府感到心神不安。九月二十一日，叶海亚表露了他的忧虑，向法兰问及我们在加尔各答接触的情况。他希望法兰在出现任何新发展时随时通知他。法兰受到足够的鼓励，所以建议让我们的领事会见孟加拉国流亡政府的“代理总统”——如果还找不到外交部部长的话。

但是在加尔各答，一切信号现在都指向相反方向。九月二十三日，加尧姆派一个信使告诉我们的领事，说印度政府已察觉他同我们的接触并对他们提出了正式警告。我们的反应是建议会见“代理总统”。加尧姆不久就亲自出面证实了他的信使说的话：印度要求一切接触必须通过新德里进行。

与此同时，印度对我们讲的话则完全相反——至少在难民问题上是如此。只要我们一提美印联合救济计划的建议，他们就拿出老一套的回答：这件事应当同加尔各答的孟加拉国代表去谈。印度要我们找孟加拉流亡人士谈，而孟加拉流亡人士则以印度不悦为借口避免高级接触——如果我们怀疑这都是使我们兜圈子的遁词，这种怀疑应当是情有可原的。

九月二十七日，乔·西斯科为了澄清混乱状况，就向杰哈建议由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的代表无条件地进行直接谈判。杰哈持否定态度，自称不能从这一建议中看到任何进展（尽管这种谈判包含承认孟加拉国的意思，其结果几乎肯定是自治，最后则是独立）。他回到老一套的、明知不可能马上实现的要求：同孟加拉国代表的任何谈判必须从一开始就包括穆吉布，其目的必须是立即独立。（释放穆吉布这时基本上是个面子问题。军人政府无法以如此令人屈辱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开始谈判。另一方面，它必然清楚除非把人民联盟的领导人最后释放出狱，它主动同人民联盟进行的任何谈判都得不出多大结果。）

第二天，孟加拉国的“外交部部长”终于同我们驻加尔各答的领事见了面；他说除非美国施加影响使孟加拉的“愿望”得到实现，否则谈判是徒劳无益的。这些“愿望”包括完全独立、释放穆吉布、美国援助和建立正常关系。为了避免使我们受到诱惑、产生任何让步的念头，加尧姆十月三日又来给孟加拉国的“愿望”加码，要求让苏联参加谈判。既然印度军队将使巴基斯坦部队忙于边境防务，使游击队可以自由行事，最后控制全国，他当然看不出有任何让步的必要。十月十六日，加尧姆以印度反对为理由排除了我国领事会见孟加拉国“代理总统”的可能性。十月二十日，孟加拉国另一位高级官员侯赛因·阿里对我们的领事说，他的组织对向叶海亚传话不感兴趣；“明显的解决办法”是释放穆吉布和使孟加拉国立即独立。到十月底，印度报界就公开提出警告，反对孟加拉同“外国代表”谈判。总而言之，鼓励巴基斯坦政府同孟加拉国流亡政府谈判的努力就此归于无效。

甘地夫人来到华盛顿

与此同时，我们为同印度达成谅解也尽了一切努力。我在同杰哈大使谈话时重申了我经常谈的主题。我们认为印度同美国的长远利益是一致的。我们将尽我们所能使甘地夫人的访问成为两国关系的分水岭。八月二十五日、九月十一日和十月八日，我强调美国并不坚持要东孟加拉留在巴基斯坦之内。相反地，我们认为自治是不可避免的，独立也是很可能的。战争是毫无意义的；如果使目前的程序有机会进行下去，到一九七二年春天孟加拉国就可以建立起来。我们只是在方法上而不是在目的上存在分歧。如果甘地夫人准备根本改进两国关系，她将发现我们是热切的伙伴。如果她利用这次访问掩盖印度的军事进攻，我们的关系就不是短期可以修复的。国务院奉令采取类似的方针。十月七日，我在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的一次会议上说，如果印度接受逐渐演变的过程，它将在我们协助下达到它大多数目标。“如果他们同我们合作，我们可以同他们一起设法解决他们百分之九十的问题，例如释放穆吉布、使孟加拉国获得某种程度的自治。而这些步骤最后将使他们得到一切。”

同美国国内的批评者不同，杰哈非常了解我们并不反印度；他指望这一点将限制我们对印度显然正在计划采取的行动作出反应。印度继续以难民造成的无法忍受的负担作为理由。据说现在难民已经达到七八百万人。然而印度在叶海亚宣布大赦以后又不愿鼓励难民回国，也不愿在制止难民外流方面合作，而且不让联合国人员常驻难民营，使难民了解大赦的情况。它拒绝为孟加拉游击队在造成混乱方面起的作用负责。虽然这些游击队是在印度领土上招募、由印度军官训练、用印度武器装备并得到部署在边界地带印度一侧的印度炮兵支援的，印度仍然声称他们并不在它控制之下。新德里甚至拒绝承诺使游击队不干预救济物资的供应。战争威胁日益明显。十月八日，杰哈对我说，如果印度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它将在年底采取行动；印度外交部部长和外事秘书也在新德里向美国外交官发表了类似的讲话。印度蓄意规定这样短促的限期，必然要动摇巴基斯坦的宪法结构。

苏联起了大肆煽风点火的作用。它虽然一再声称要献身和平，但提出了同新德里一模一样的条件，从而对印度表示支持。这就使摊牌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虽然它一再表白它对缓和有新的热诚，它却利用同我们关系的初步改进来避免承担爆炸的后果，而不是防止爆炸。在这整个时期，莫斯科的行动都像一个纵火狂。它在纵火之后还要捞取通知救火队的功劳。

我第一次同多勃雷宁讨论印巴危机是七月十九日，即我秘密访问北京之后不久。多勃雷宁装扮出一副和解的面孔询问我的看法。我回答说，我们主张和平的政治演变，因为战争是无法局部化的。多勃雷宁说这也是苏联的观点；莫斯科支持印度的政治目标，但强烈劝阻军事冒险。苏印友好条约签字以后，我们在八月十七日再次会晤。多勃雷宁给我的解释同杰哈过去的解释一样，坚持说条约经过长期的准备。同杰哈一样，他也没有解释为什么说是早已预谋就会减轻我们的担心。他说，条约并不是针对任何人的。（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这是外交上常用的橡皮奶嘴，外交官用这种办法对他们希望使其保持悬念的人提供形式上的保证；这也是暗示自己能够做得更厉害些的一种漂亮手法。）我警告说，我们将对军事挑战作出尖锐反应。多勃雷宁的答复是：苏联正呼吁和平解决。

不幸的是苏联的行动同它的保证日益发生矛盾。接近八月底的时候，我们得到不容置疑的证据，说明莫斯科非但没有约束印度，反而答应如果安理会提出印度是侵略者的指责就使用否决权；此外，如果巴基斯坦或中国进攻印度，苏联将以空运军事装备方式作出反应。换句话说，苏联差不多给了甘地夫人一张空白支票。已经发表的有关甘地夫人九月底访问莫斯科的报道也支持这种解释。柯西金总理同甘地夫人一起呼吁叶海亚消除紧张局势——把整个责任都推给了巴基斯坦。柯西金宣称为了避免战争，必须早日取得政治解决——这是克里姆林宫到那时为止对印度战略最强烈的支持。苏联主席波德戈尔内十月初对印度的访问使苏联的支持进一步戏剧化。

九月二十九日，尼克松在华盛顿会见葛罗米柯时说，劝阻印度进行战争对我们两国都有利。葛罗米柯避不表态。避免战争当然是使人向往的；不幸的是，根据他审慎的判断，战争的危险首先在于巴基斯坦的挑衅。他没有提出任何证据来证明这种有趣的判断，即显然处于较弱地位的、已经得不到任何武器供应的国家却可能进攻那个较强的国家。他也没有解释为什么不能让我们等到三月份巴基斯坦把权力移交给文职人员后再考虑可以采取什么行动。

十月九日，我紧急要求苏联协助阻止四万游击队员渗入东巴，因为我们已收到令人不安的消息说这种情况即将发生。我对多勃雷宁说，总统认为最重要的是避免战争。多勃雷宁的态度极为友好——其无济于事也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说，苏联正在向双方呼吁，但是印度正在变得极为困难。我说我们准备考虑同苏联采取联合行动来消除危机。这个建议从来没有得到理会。印度使巴基斯坦丢脸的机会也是苏联使中国丢脸的机会。莫斯科尽量增加赌注。巴基斯坦是比较弱的一方。可能使天平保持平衡的美国又由于自行规定的武器禁运，由于越南问题引起的对卷入任何外国事务的恐惧，由于国会和新闻界几乎一致认为印度无论采取什么行动都有道理的情绪，而不能帮助巴基斯坦。而中国又由于国内的阵痛而陷入了暂时的瘫痪。

整个十月份，尼克松政府都不断受到激烈批评。十月五日，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投票决定暂时停止美国对巴基斯坦的一切经济和军事援助。许多参议员叫嚷要采取更强硬的措施。《华盛顿邮报》十月二十二日的社论为这种态度作了总结：

美国的立场仍然是不光彩的。国务院前些日子拼凑了一个要求双方克制的软弱无力的呼吁。这个呼吁由于以下两个事实而显得十分荒唐：争论一方即巴基斯坦几乎应对和平受到的威胁负全部责任，而美国——通过武器、供应、政治支持、救济等——是偏袒这一方的。事实上，对次大陆和平的威胁不在于印巴之间的传统分歧，而在于巴基斯坦以难民形式向印度输出国内政治问题的政策。美国在提供救济方面领先是根本不够的，必须伴之以严厉的政治措施，促使巴基斯坦停止迫害它自己的人民。

引起危机的责任在于巴基斯坦，这是无可争辩的。然而到了十月，中心问题是如何纠正原来的错误，避免一场影响远远超过次大陆范围的战争。在我们对中国采取主动行动以后，苏联的目标是要使北京丢脸，同时证明中国和美国这样的盟国都是靠不住的。不仅如此，如果印度这种策略得逞，就很可能扩展到中东——在那里，也同莫斯科签订了友好条约的埃及正威胁要在所谓决定的一年通过战争解决使它不满的问题。我认为如果苏联能以南亚为例证明战争的效果和美国的无能，那将给中东带来不祥的前景。

十月七日，我在战情室召集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开会，考虑能够采取什么行动阻止走向战争的趋势。人们对中国干涉有一种习惯性的担心；有人建议对北京提出正式警告，其实际结果将是消除抑制印度的又一个因素。不过这次会议开得比较融洽。国务院建议我们要求印巴双方都从边境撤出武装部队；要求莫斯科和德黑兰支持这种观点；再次向双方阐明，如果发生战争，就要切断美国援助；鼓励巴基斯坦同当选的孟加拉领导人开始对话——并不十分隐讳地暗示它要重新考虑对待穆吉布的态度。会议同意了国务院的方案。

现在回顾起来可以清楚看出，我们当时大大地过高估计了停止援助的威胁对印度的影响。要查明哪些物资已经卖出和尚在途中，并加以处理是很复杂的事，因此断绝援助从来也不像外科手术那样干净利索。印度能够推测——事实证明是正确的——它可以依靠供应渠道中已有的物资度过暂时困难，等到舆论风向再次变化就可以重新得到援助。

我们首先找叶海亚交涉，结果令人鼓舞。十月十一日，他接受了我们提出的双方共同从边境撤军的建议。这时，他给了我们一个政治解决时间表。他将在年底以前召开新的国民议会，把宪法提交议会讨论。紧接着他就要把权力移交给文官政府。西巴和东巴都要召开省议会。东巴将在文职的全国政府中占多数（实际上保证得到的结果会符合孟加拉人的愿望）。他再次承诺不执行处死穆吉布的判决；文官政府可以在三个月内处理有关穆吉布前途的问题。十月十六日，我国驻伊斯兰堡代办会见了布托。布托同意新政府的领导职务应当属于东巴；穆吉布可以发挥积极作用。这时几乎可以毫不怀疑，叶海亚一旦下台，东巴就可以自行决定自己的前途。

同印度交涉的结果却不那么顺利。十月十二日，基廷大使见到斯瓦兰·辛格，听到的还是印度一连串老一套的怨言：美国没有充分运用自己对伊斯兰堡的影响；同孟加拉国流亡人士开始对话的努力是想绕开穆吉布的花招。印度外交部部长表示，共同撤军是无法接受的，但巴基斯坦单方面撤离边界将是有益的；如果巴基斯坦确实撤了，印度可能重新考虑。辛格没有解释，当印度在印巴边境集结军队并使数以千计的游击队进行渗透时，巴基斯坦怎么可能撤走军队。

尼克松获悉这些挫折后，十月十九日命令黑格“还要就这个问题盯住印度人”。（我正在前往北京途中，由黑格代理我的工作。）这个指示还来不及执行，印度国防部部长就再次拒绝了共同撤军的办法——这次是十月二十日对莫里斯·威廉斯说的。这位印度人不祥地补充说，不存在发生偶然性对抗的危险。

十月十八日，驻莫斯科的比姆大使把我们关于共同撤军的建议交给了葛罗米柯。黑格又向多勃雷宁提出警告，以强调尼克松对此事的关心。十月二十三日，我们得到苏联的答复，内容同新德里的答复一模一样，认为避免战争的唯一有效办法是立即释放穆吉布，并以“最快速度在东巴取得政治解决”。双方共同撤军只有在采取“（其他）综合措施”的情况下才是有益的。莫斯科显然不打算在实现克制方面合作。

在此期间，战争危险开始具有自己的势头。十月十八日，印度使陆军和海军处于最高戒备状态。东巴冲突不断增加。十一月一日，印度部队采取重大行动把他们声称曾向印度境内开炮的巴基斯坦炮兵阵地打哑了。（考虑到驻在东巴的巴基斯坦部队处于大约一比五的劣势，而且还得同游击队作战，他们主动挑起敌对行动的积极性不可能很高。）十一月六日，在尼克松同甘地夫人会谈之后，我们获悉小股印度正规部队已于十月三十日开始越过东巴边界。十一月一日，苏联开始向印度空运军事装备。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尼古拉·费留宾十月底访问了新德里；印度报界说他曾要求克制。根据设想，他在这么做的时候得到了后来访问印度的苏联国防部副部长兼空军参谋长帕·斯·库塔霍夫元帅的帮助。

在甘地夫人到达华盛顿之前，我们为缓和紧张局势又做了一次努力。法兰大使奉令提请巴基斯坦考虑不顾一切从边境单方面撤军的问题，并敦促叶海亚在政治改革方面发挥最大限度的灵活性。十一月二日，法兰给叶海亚送去尼克松写的一封措辞并不十分隐讳的信：

我知道你非常重视使经过选举产生的东巴人民代表最大限度地参与国事。我也相信你会同意，这一过程对恢复贵国东翼地区状况、从而制止难民流入印度并在巴基斯坦全体人民之间实现切实可行的政治和解是必需的。

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叶海亚同意单方面撤军。第二天，他派驻华盛顿的大使在同我会晤时重申了这个建议，条件是甘地夫人要同意在“不久之后”撤退印度部队。叶海亚还同意我们乘甘地夫人访问的时机宣布完全停止对巴基斯坦的武器供应——他以体面的方式做了这个令人屈辱的让步。最后，叶海亚还准备同人民联盟的某些领导人，或未因重大罪名受到控告的现在印度的某些孟加拉国领导人进行讨论；他说他愿意考虑同穆吉布指定的某个人会晤的想法。如果我们还要更进一步，就得等到文官政府成立——按照叶海亚的时间表，也就不到两个月了。十一月三日，布托对法兰说，同孟加拉国代表——包括穆吉布——会谈是必要的；在两个月内，布托可能成为巴基斯坦新的文官政府的领导人之一，如果不是政府首脑的话。

这就是尼克松同任何外国领导人举行的会晤中无疑是最不幸的两次会晤——他在十一月四日和五日同英迪拉·甘地总理的谈话——的背景。这并不是说会谈的参加者气势汹汹或者缺乏礼貌。事实上，他们都着意按照这种场合的常规办事。政府首脑很少直截了当地发表不同意见；他们不希望使自己无法打破的僵局固定下来——否则等于承认自己缺乏谈判技巧或找不出解决办法。政府首脑无法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常常表现为各说各的，不管对方说些什么，或者表现为意味深长的沉默，这时双方无疑都在考虑僵局的政治后果。要不然——正如尼克松同甘地夫人会谈时出现的状况——就是突然把关键问题完全抛在一边不谈了。

总统和总理分别坐在椭圆形办公室壁炉两侧的椅子上，她的秘书室秘书帕·纳·哈克萨尔和我坐在椅子旁近的沙发上。在摄影记者匆匆拍完照片并被轰出去之后，甘地夫人开始像一位教授赞扬一个略为落后的学生那样对尼克松处理越南问题的办法和他对中国采取的主动行动表示赞佩。她自鸣得意地对尼克松在中国问题上做了印度十年来一直建议的事情表示满意，这就使她的赞扬失去了几分光泽。尼克松的反应是目光呆滞然而合乎礼节。凡是了解他的人都知道，只是由于他不愿当面表示不同意见才克制住自己的愤恨。

尼克松没有时间欣赏甘地夫人那种居高临下的态度。他私下曾嘲笑过她在道德方面矫揉造作。他对这一点特别感到不快，因为他怀疑她在追求自己的目标时实际上比他更不择手段。他确实认为她是一个冷酷无情的玩弄强权政治的人。八月十一日，尼克松曾向高级研究小组承认，他如果处在甘地夫人的地位，也可能奉行类似的方针。然而他并非处在她的地位——因此他就要拖延时间。和我一样，他希望避免摊牌，因为他知道战争将威胁我们在地缘政治方面的设想，而且根据我们两人的判断，东巴自治是势在必行的，虽然实现的时间可能比印度暗示的稍晚一些。（事实上，印度从来没有提出什么明确的时间表，而是一直暗示昨天就已经太晚了。）

甘地夫人使人难以对付的程度同她自以为屈尊的态度颇为相似。她对尼克松打算做什么并不抱幻想。她自己也受到内心冲突的压力。她的议会将在两星期内开幕，充满嗜血的情绪。她对这种危机气氛起了不小的推波助澜作用，现在这个危机已经产生自己的势头，如果她不能驾驭它，就可能把她压倒。她对尼克松的厌恶表现在冷若冰霜的拘谨态度上。这种厌恶也许由于她不安地认识到下列事实而复杂化了，即她的全部教养都使她鄙视这个人，而此人观察国际关系的方式却又和她自己的方式相似得令人感到别扭。这并不是说她正像尼克松想的那样是个伪君子——如果说她是个伪君子，就是设想她自己已经意识到她的行动和她的价值观念之间的差距——而是说她的利益同她的价值观念对她来说是不可分割的。

我自己对甘地夫人的看法同尼克松的看法相似，主要区别在于我不是从个人角度看待她那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后来人们指责尼克松和我对印度有偏见。这完全是误解。严肃的政策必须以分析为基础，不为情绪所左右。当然，正如我已经谈到过的那样，从印度的历史以及印度对待本国人民和邻国的态度中看不出它有什么独特的道义感。照我看来，印度在激烈动荡的历史进程中正是因为在掌握和操纵洋人的心理方面具有不寻常的敏感，因此才生存下来；印度领导人在道德方面的自命不凡似乎完全是为了利用自由主义的、略带社会主义色彩的西方的内疚心理；这种自命不凡是实力弱小的独立运动必不可少的武器——独立运动正是用殖民国家的伦理范畴使殖民国家动弹不得的。对于一个绝不可能单凭实力建立国际地位的新独立国家来说，这种武器是无价之宝。

甘地夫人是一个以巧妙的手腕专心致志、不屈不挠地追求印度国家利益的强有力的人物。即使在她的政策对我们国家利益有害时我也尊重她的力量；但是我不能同意印度所谓我们如不支持印度在次大陆称霸的野心就会永远“丧失”印度的友谊的说法。我相信，无论一时的情绪是冷是热，我们不可能永远“丧失”印度，正如我们不可能永远“赢得”它一样。和大多数人比较，我心目中的甘地夫人是不会因为我们追求自己的利益而反对我们的。她不会轻易放弃她赖以取得讨价还价地位的不结盟政策，至少表面上还要保持可供选择的向美国靠拢的可能性。当她认为印度有此需要时，甘地夫人就会像她现在力图肢解巴基斯坦一样无动于衷地同我们合作。眼前的爆发过去之后，她就会迅速修复同我们的紧张关系；似乎矛盾的是，关系越紧张，她至少使表面恢复正常的积极性就越高。事实证明正是如此。

但是在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关系还在继续恶化。使尼克松设法拖延时间的全部理由也正是使甘地夫人要强行加快速度的理由。孟加拉国的不可避免的出现——这是我们料想到的——给印度带来极为头痛的长远问题，因为孟加拉国实际上就是东孟加拉，同印度的最倔强、最具有分离倾向的西孟加拉邦只是宗教不同，而在语言、传统、文化，特别是容易激动的民族性格方面则是共同的。无论孟加拉国将来是成为民族主义国家还是激进的国家，迟早都会加剧印度内部的离心倾向。它可能为建立其他穆斯林国家开创先例，而这一次可能是从印度分割出来的。孟加拉国一旦独立，它的穆斯林传统最后可能使它同巴基斯坦恢复友好关系。所有这一切都迫使新德里那些不为感情左右的策划者考虑，在孟加拉国诞生的同时，必须使印度在次大陆凌驾一切的地位戏剧性地表现出来。

叶海亚不断让步使甘地夫人的难题愈益严重。如果她能肯定叶海亚口是心非，肯定不会成立文官政府、穆吉布不会获释、东巴不会获得自治并在几个月内获得独立，她可能会放长线钓大鱼，利用我们计划的失败作为摊牌的借口。正因为我们的计划几乎肯定会取得有利结果才使她的行动具有了紧迫性。文官政府可能领导巴基斯坦摆脱孤立状态。孟加拉国代表同巴基斯坦谈判，如果不是使印度无能为力的话，也可能会限制印度强行加快步伐的能力。印度必须在这一连串事情发生之前采取行动。甘地夫人走向战争并不是因为她肯定我们会失败，而是因为她担心我们会成功。

因此，尼克松同甘地夫人的会谈就成了典型的聋子对话。两位领导人听不进对方的意见，不是因为他们相互不了解，而是因为太了解了。尼克松强调他相信东巴结果必然获得自治并从而获得独立；我们的全部要求不过是一张避免使已在向文官政府过渡的西巴的团结遭到破坏的时间表。他列举了美国通过说服取得的成就：避免了东巴的饥馑；救济工作的国际化；东巴任命了文职省长；宣布大赦；不处决穆吉布的承诺；巴基斯坦同意单方面从边境撤军；而且非常重要的是，叶海亚愿意同孟加拉某些领导人谈判。在这种情况下发生战争是美国根本无法理解、也不会当作解决问题——其严重性我们并不否认——的办法加以接受的。

甘地夫人以傲慢的冷淡态度听取实际上是尼克松一次比较成功的表述。尼克松的论点，她一个也不答理，虽然其中某几点——例如巴基斯坦提出单方面撤军、叶海亚愿意同孟加拉国领导人谈判——她本人是第一次听到。巴基斯坦的让步并不涉及她的根本利益。真正使她念念不忘的是巴基斯坦的性质，而不是这个饱经折磨的国家的一部分地方正在发生的非正义的行为。她不理会造成危机的原因，而是就巴基斯坦的历史说教了一番。她否认自己反对巴基斯坦的存在，但她的分析却很难支持她的否认。她断言人们曾经责备她的父亲接受分治。她说经常听到的一种指责含有某种真实的因素，即印度是土生土长的独立运动领导人缔造的，而巴基斯坦是同英国勾结的人组成的，他们一“独立”就开始囚禁真正的独立战士。巴基斯坦是匆匆拼凑起来的一种结构，是出于对印度的憎恨而结合起来的，巴基斯坦每一代新的领导人都给这种憎恨火上加油。东巴的状况反映出来的倾向对整个巴基斯坦都是适用的。俾路支和西北边境省都不是正当地属于巴基斯坦的领土；它们也要求、并且应当得到更多自治权利；它们本来就不应当包括在原来的解决办法之内。

这堂历史课的目的很难说是想要平息对印度意图的担心，说得好一点是不着边际，说得坏一点甚至是对西巴的团结也提出了威胁。甘地夫人如此坚持强调巴基斯坦的先天缺陷，言外之意是仅仅要求东巴分离已经算是印度的克制；西巴的继续存在就反映了印度的容忍。她对叶海亚十一月二日的让步根本不当一回事。她不反对巴基斯坦单方面撤军，但拒绝说明印度是否会照着做。她答应第二天提出正式答复。尼克松向这位总理保证，她可以指望我们尽一切努力使危机得到缓和，包括鼓励政治解决的迅速实现。但是这位钢铁似的夫人把所有这类讨论都推到以后会晤进行。

下午，我同她的助理哈克萨尔再次详细研究了叶海亚的让步。我向他保证，我们将坚持推动即将成立的文官政府走向承认东巴自决。我预计东巴将在三月获得自治，其后不久就会得到独立。我建议我们一起拟订一张时间表。哈克萨尔毫无兴趣。

尼克松同甘地夫人第二天的会谈证实了美印关系的虚幻。甘地夫人根本不提巴基斯坦问题。整个会晤限于回顾世界局势。甘地夫人深入询问了我们对其他地区的外交政策，似乎次大陆是全球唯一的和平而安定的角落。除有关次大陆的问题外，她给我们判的分数都是优等。尼克松自己也十分愿意把前一天的话题略而不谈，一部分原因是害怕出现不愉快的场面，同时也是因为他正确地判断这是甘地夫人拒绝我们业已提出的各种方案的办法。这个典型事例说明政府首脑为什么不应谈判有争议的问题。由于他们之间的僵局似乎是无法打破的，这就加剧了他们避免明确表态的倾向。因此，甘地夫人的访问没有在任何悬而未决的问题上取得进展，甚至没有在寻求进展的程序方面取得进展就结束了。

到十一月十日，已经无法忽视印度军队攻入东巴的消息了——根据一份已经核实的报告，有两营人。当时存在巴基斯坦反击的危险。西斯科召见巴基斯坦和印度双方的大使，敦促两国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巴基斯坦新任大使纳·阿·穆·罗查保证他的政府将避免采取任何挑衅行动。杰哈则否认印度有任何入侵；我们不能揭穿这种谎言，否则就会泄露情报来源。十一月的上半月，我们收到的报告说印度某些官员正在谈论月底以前发生战争的可能性。这些报告同实际情况只差一个星期。

十一月十二日，我召集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开会。国务院提议敦促叶海亚再制定一个最大限度的政治方案，作为——像国务院的一名代表指出的那样——“帮助（他）在免于战争的情况下摆脱困境”的办法。可惜叶海亚唯一尚未做的让步就是立即释放穆吉布和宣布让一半国土独立——他认为这种让步是令人屈辱的，因此留待即将成立的文官政府去办。没有任何迹象说明这件事可以及时完成，以避免印度莽撞地投入冲突。唯一可能稍有成效的办法是对新德里采取威胁手段，但是谁也不愿提出来。我对我的同事们重申，我们鼓励政治演变，但不支持印度强行加快速度、致使西巴无法生存的战略：

如果甘地夫人希望找台阶下，我们应当努力给她台阶。但是我们为帮助她已经搞得筋疲力尽，而她干了什么呢？我们的建议她一条也不接受。她对总统说了不少友好的话，但却同总统说的话毫不相干。她只是一个劲儿地耍手腕，让我们当恶人。问题在于，我们满足她三分之二的要求，并让她以此作为采取下一步行动的基础，这样我们怎么约束她呢？

然而现在已不是相互指责的时候了。我们面临一场危机，除了规劝外几乎无计可施。于是我们又回到发报机上去。我们要进一步检验一下叶海亚对待穆吉布的灵活程度。国务院也发电报劝双方克制。印度几乎不屑于答复；它抱怨我们的做法把印度同巴基斯坦相提并论。印度在外交上所要求的让步大多数已得到满足，现在只限于让它的大使来询问它明知不可能很快实现的那个条件：释放穆吉布并承认他是巴基斯坦的唯一谈判对手。

我在十一月十五日会见正在华盛顿访问的巴基斯坦外事秘书苏勒坦·汗时也做了我该做的事情。这位正派而能干的人就在四个月前我前往北京时曾在伊斯兰堡给我送行。现在我不得不尽可能委婉地敦促他在穆吉布问题上表现最大的灵活性。他回答说，照他看来现在的军人政府已经走到让步的极限。但是，一旦成立文官政府——约六个星期以后——将会重新考虑这个问题。十一月十八日，叶海亚本人也对法兰大使提出了同样的论点，强调他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建立文官政府的时间表：“如果文官政府那时想通过穆吉布同孟加拉国打交道或采取别的办法，那是文官政府的事，与我无关。我那时将已完成把权力交还人民的目标。”

十一月十五日和十八日，我同多勃雷宁两次谈话时都提出警告，指出苏联继续空运武器，正在加剧紧张局势。多勃雷宁和蔼地回答说，苏联事实上是建议克制的。十一月十九日，我同杰哈讨论了使东孟加拉在三月份以前获得充分自治的时间表。他只是耸耸肩，根本不屑一顾。

当潜在的侵略者看到战利品近在咫尺，自己在当地又享有压倒优势，而作为牺牲品的对象处于孤立状态、士气涣散、解除了武装，这时和平的前景就黯淡了。十一月二十二日，次大陆开始了全面战争的第一个阶段，然而将近一个星期以后印度才承认，我们的各个部门才愿意正视这场战争的含意。

印巴战争

十一月二十二日，我向尼克松报告说：

巴基斯坦今天在电台广播中声称印度“未经正式宣战即向东巴发动全面进攻”……印度声称这些报道是“绝对虚假的”……我们此刻尚未获得站得住脚的证据，但看来显然发生了重大事件。

危机开始时总是一片混乱，这一次则比其他危机更为混乱。巴基斯坦大使没有得到情报；消息来源并不比我灵通的罗杰斯国务卿只能记下相互矛盾的报告。尼克松急于执行他从五月份以来一再重申的停止对印度援助的威胁。为了避免国内批评，他希望用停止向交战双方提供援助的形式予以宣布，因为他知道给巴基斯坦的援助已接近枯竭。我建议他推迟到下午召开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之后再作决定。如果事实证明印度是侵略者，我甚至对是否应当宣布切断给予巴基斯坦的援助也持怀疑态度。这样做未免过于不分是非；并且可能造成北京的误解。尼克松则主张采取任何使印度受到更大伤害的方针。

我毫不怀疑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就是印巴战争的开始，而且这场战争是印度发动的。无论流行的传言怎么说，大部队作战都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由某个司令部指挥它们行动的。说七万名正在对游击队作战的巴基斯坦士兵会进攻二十万印度军队，或者说仅有十二架飞机驻在东巴的巴基斯坦空军会向二百架严阵以待的印度飞机挑战，无论如何胡说八道都不可能使人相信。不存在任何合法的借口。我毫不怀疑——尼克松甚至更强烈地认为——印度蓄意不断提高要求正是为了使问题无法解决。当然，巴基斯坦对东孟加拉的镇压是野蛮的、目光短浅的；几百万难民也给印度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但是，按照尼克松和我的看法，战争的起因并不是难民问题，而是印度决心利用危机建立自己在次大陆的统治地位。

但是我们最关切的事超出了次大陆的范围。苏联本来可以抑制印度而不这么做。事实上，它通过签订友好条约、外交上支持印度的最高要求、空运军事物资并保证在联合国安理会否决对印度不利的提案，积极鼓励了战争。苏联鼓励印度利用巴基斯坦的苦难，一部分是为了打击我们的结盟系统，更重要的是证明中国的软弱无能。北京和华盛顿正是对苏联力量有一种共同的关切才走到一起来的。因此，如果证明美国根本不起作用就会使我们同中国新建立的尚不稳定的关系受到严重压力。如果我们按照批评者的意见办——公开地、大规模地同巴基斯坦脱离关系，在它陷入绝望的时刻站在它的对立面——我们的行动看上去就正好是中国恐惧的美苏共同统治；几乎可以肯定，这样做将使我们对中国的主动行动化为乌有。我有时在跨部门的会议上听到一些意见，似乎我们一心只想保证到中国去的机会。但是，正如我对尼克松说的那样，“这些人不了解，我们不到中国，也就去不了莫斯科”。

我们捍卫的也不只是抽象的国际行为准则。不管许多人多么不愿承认，这次进攻的受害者是一个盟国，正是针对这种意外事件我们曾对这个盟国多次作过明确的承诺。这种明确的条约义务加上我们承担的其他责任可以追溯到一九五九年。承担这些责任是否明智是可以辩论的（我们的许多官僚机构如此渴望忘掉它们，以至有一段时间甚至白宫都几乎不可能取得一九六二年往来信件的副本），但是我们不能置之不理，否则就会使伊朗和土耳其这类盟国失去信心。这些国家同情巴基斯坦，他们得到我们同样的保证，把我们的反应看作是美国在可能涉及它们的危机中态度是否坚定的象征。因此，这里涉及很大的赌注。十二月五日，我对尼克松说，印巴冲突将成为春天中东局势的一次彩排。十二月六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前后，我曾对约翰·康纳利提出过同样的论点。

不存在“挽救”东巴的问题。尼克松和我几个月以前就已经认识到东巴独立是势在必行的；但是实现这一点并没有必要通过战争。我们力图保持西巴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存在，因为我们判断印度的真正目的包括使西巴解体。我们力图防止事态的发展证明苏联的武器和外交支持在出现危机时必然会起决定性作用。十二月四日，我对尼克松说，正因为我们正在退出越南，我们不能容许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赤裸裸的武力加以解决。虽然现在要防止战争为时已晚，我们仍有机会——通过加强我们的反应——使苏联在其他地方采取冒险行动以前感到踌躇。正如我十二月五日对尼克松说的那样，我们必须提出足够的威胁才能阻止苏联在其他地区的朋友，特别是在中东的朋友采取类似行动。如果我们采取足够大胆的行动，我们可能在印度吞没和摧毁西巴之前使它停止进攻。

这种战略几乎不可能实现，因为我们的各个部门是按不同的前提行动的。它们担心惹恼印度，认为无论我们怎么做巴基斯坦都输定了，而且知道我们的方针在国会和新闻界都不得人心。尼克松理解这件事在战略上的利害关系，但下不了为实现行动指令所必需的执行纪律的决心。

外交部门是一个训练有素、干练而有献身精神的非常出色的机构。我担任国务卿时，逐渐对这个机构的作用感到赞赏，对它的成员感到尊敬，并同其中许多人产生了亲密的友谊。但是需要强有力的领导才能把忙于日常工作、各管一摊的各个司捏在一起，特别是在奉行的政策不得人心或同长期的偏爱发生矛盾时更是如此。这种方向感必须由七楼——国务卿及其直接下属办公的地方——提供。不幸的是——并非由于我们任何一个人的原因——我同罗杰斯的关系的恶化加深了我们在政策方面的分歧，危及了政策的连贯性。他容易单纯为了肯定自己的特权而反对我提出的任何建议；我则尽可能绕开他。（至于哪个原因在前，必须由比较超然的历史学家去确定了。）罗杰斯深信我们的方针是错误的，认为尼克松是受到我的有害影响才采取这种方针的。我则认为罗杰斯没有掌握地缘政治的利害关系。结果出现了官僚机构之间相持不下的局面，白宫和国务院的代表打起交道来像两个相互竞争的拥有主权的实体，而不是同一个班子的成员。总统采取迂回办法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就使我们政府内部的紧张关系复杂化了。

十一月二十二日，在战争爆发后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国务院说我们还缺乏足够事实来作决定。它建议我们敦促巴基斯坦再作政治让步。虽然这场战争明显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国务院对是否提交联合国却犹豫不决；它决心不与印度发生冲突，认为提交联合国的好处不是援引宪章条款反对武装进攻，而只是为了使我们同整个这件事摆脱关系。我——恐怕是颇不耐烦地——问他们从巴基斯坦榨取新的让步来报答进行侵略的印度究竟有什么意义。要求印度等待四个星期看看向文职当局移交权力的结果难道不合理吗？至于提交联合国问题，我请国务院在第二天开始工作前准备好详细方案。当天晚上，总统给我送来一份指示，要求给新德里、莫斯科和伊斯兰堡发出态度强硬的电报，提出反对战争的警告。尼克松特别要求就苏联向印度提供武器一事警告莫斯科。

军事后果逐渐明显起来。巴基斯坦告诉我们，印度有两个旅在东巴境内作战。十一月二十三日，尼克松收到一封叶海亚来信，信中描绘了印度的军事部署，说明印度实际上已经在东巴形成对政府军的包围，并正在通过大规模的无端进攻缩小包围圈。叶海亚向尼克松保证，即使在这么晚的阶段他仍然希望避免战争。他呼吁尼克松“在当前这个关键时刻”发挥他“个人的首创精神”，这“对避免战争仍可能起决定性作用”。

同日，即十一月二十三日，我们收到甘地夫人的来信，不知道为什么信中日期写的是十一月十八日。甘地夫人以对联合企业合伙人说话的口吻，对自己的克制评价甚高，说她之所以克制是因为深信正义必将取得胜利，同时也是因为“从我同你的讨论中得到了支持”。当印度部队在邻国领土上纵横驰骋时，甘地夫人建议不要召开安全理事会，理由是“这种行动将堵塞通往我们共同寻求的解决办法的道路”。诉诸联合国居然可能妨碍军事冲突的解决，这真是一种有趣的国际法理论。关于印度既已进攻邻国，我们正在寻求“共同解决办法”的暗示并没有平息总统的怒气。甘地夫人呼吁尼克松运用他“巨大的勇气”来促进问题的解决，并表示她希望改善美印关系。她对自己希望得到什么解决办法、对改善印美关系的内容，并没有惠予说明。但她显然不愿意被叫到联合国去，当着世界各国的面为印度的政策辩护并申诉理由。

现在双方都要求美国施加影响，但是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十一月二十三日的会议并没有明确美国施加影响的方向。国务院不反对向莫斯科和伊斯兰堡发出要求克制的电报（对于后者，谁也不曾认为要求军事进攻的受害者表现克制有什么奇怪）。造成麻烦的是给新德里的电报。欧文副国务卿建议推迟到我们有“独立的”情报证实是印度进攻之后再发这份电报。我回答说：“我们这种猜谜游戏只能到此为止了。”

国务院也不愿意按照尼克松的要求切断给印度的军事援助。国务院的代表怀疑切断援助是否符合我们约束甘地夫人的努力，也怀疑这种做法的效果。这同他们几个月来在巴基斯坦军援问题上说的意见恰好相反。几个月来在掐断巴基斯坦供应渠道方面表现了巨大独创性的这些人现在似乎完全不懂得如何对印度实行这个办法，反而大讲寻找已发许可证的装备是如何困难。此外，停止给予双方的经济援助，说到底，对巴基斯坦的损害比对印度严重得多。我指出了本来应当不言自明的道理：我们已经对受害国停止供应军事装备却不对进攻国停止供应，这是没有道理的。

十一月二十三日也是我在纽约第一次秘密会晤中国人的日子。黄华此时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联合国的常驻代表。北京同意在有关联合国的问题上或有紧急信件时我们可以利用驻在纽约的黄华作为联系人；其余事务则照旧通过巴黎进行。我认为使北京详细了解我们的行动是很重要的，至少必须使中国领导人理解我们并没有同苏联勾结。北京需要了解我们抵抗扩张主义的决心以及我们在这件事上实际可能做到的限度。

黄华同我在纽约市东三十区[8]一个秘密地点见面。这是中央情报局曾用作安全接头地点的一幢古老的褐石建筑物里面一套狭小而寒碜的房间。对这种地点的要求之一是没有看门人，其他住户也很少，否则让过多的眼睛很尖的纽约人看到三位穿毛式制服的中国外交官走进一座建筑物，亨利·基辛格又紧随而至，那我们就太冒险了。（后来我们把会晤地点搬到东七十区一幢同样寒碜然而外观稍微华丽一点的建筑物里去了。）当时我能向黄华介绍的只不过是军事形势。我给他看了我们准备在问题提交安全理事会时提出的决议草案，指出我们尚未作出最后决定。黄华强调中国将在安理会支持巴基斯坦，至于是否把问题提交安理会则按巴基斯坦的意见办。

十一月二十四日，甘地夫人第一次承认印度军队越过了巴基斯坦边界，但说只是在十一月二十一日越过一次。她通知印度议会说，印度军队的行动是行使自卫权利。将来是否越过边界将由“现场人员”——一批急于证明自己的才能的司令官——去决定。

在所有这些证据面前，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十一月二十四日开会时仍然踏步不前，等待我们在新德里、伊斯兰堡和莫斯科采取的措施的反应。我问各个部门它们对印度正规军入侵东巴一事是否还有任何怀疑。大多数人意见是一致的，但是——尽管甘地夫人已经承认——国务院的代表仍然认为证据缺乏说服力。他提出的行动建议仍然是施压让巴基斯坦再作政治让步。如果说美国政府在这个阶段存在“偏向”，它客观上是偏向印度一边的。官僚机构陷入瘫痪的实际效果是配合了印度在外交战线上采取的拖延行动。

十一月二十四日中午，尼克松同罗杰斯和我在椭圆形办公室开会。立场同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开会时一样，罗杰斯说我们尚无足够证据使安理会采取行动。不幸的是当时直接讨论的问题都过于技术性——可能提交联合国的决议措辞问题和在不同程度上切断援助的方法问题。尼克松讨厌这种细节；讨论这种问题使他明显感到烦躁。无论怎么说，否定老朋友的意见是违反他的性格的。因此，会议开完也没得出结论，后来尼克松又烦躁地对我说不知道把他这位国务卿怎么办才好；他曾动过念头要让约翰·米切尔去约束一下罗杰斯，但最后什么事也没做。

结果是大家都随自己高兴而自行其是。国务院让它的发言人在一次为报界举行的情况介绍会上宣布美国没有证据可以指责印度侵略，从而宣扬了它的观点。当巴基斯坦大使向国务卿提出抗议时，罗杰斯又重申我们“没有独立的情报来证实或否定”印度参与了武装进攻。罗杰斯解释说，在相互矛盾的报道的真实性问题上，华盛顿不愿意处于偏袒一方的地位。当然，战线位置深入巴基斯坦领土这个情况本来会给我们提供相当明确的线索，说明谁可能处于进攻一方。

官僚机构的内讧使美国到第三天还没有作出任何认真的反应。我在前面几章中曾经指出，危机必须及早克服才能加以控制。一旦危机取得势头，有关各方承担了义务就容易使危机失去控制。如果第一天就对印度提出严厉警告，同时无情地执行看来是当真的切断援助的威胁，就有可能使甘地夫人在使行动升级之前感到踌躇。（如果在进攻之前就这么做当然更好。）对谁是进攻者的怀疑大部分是虚假的。游击队是不会用坦克和飞机在几百平方英里领土上纵横驰骋的。苦苦哀求克制只能说明我们优柔寡断；这种哀求可能鼓励了而不是约束了印度的军事行动。

基廷大使在十一月二十五日感恩节那天同斯瓦兰·辛格打交道的经验说明印度是坚持不让的。辛格在气势汹汹地答复我们要求克制的呼吁时，抱怨说从甘地夫人访问以来没有取得政治进展。他没有告诉我们，由于他的总理根本不屑于对我们的提议作出反应，并且直到十一月二十三日即四十八小时以前才同我们联系，怎么可能取得政治进展。他说，如果巴基斯坦单方面撤军就会造成新的形势，但他拒绝告诉我们印度是否会跟着撤军。辛格说是巴基斯坦威胁了印度，而不是相反。当基廷谈到巴基斯坦领土上的印度军队时，辛格轻松地回答说，这同他所了解的事实不符。甚至基廷（这位强烈支持印度观点、在国会中为印度游说，并经常在私下严厉批评尼克松和我的人）也不得不勉强承认辛格“在有关东巴境内的印度军事人员的问题上对我并不是十分坦率的”。

十一月二十五日，我们还从可靠方面获悉甘地夫人曾对她的同事们说，印度将继续进攻并使进攻升级。她的司令官的行动同她说的话是一致的。十一月二十六日，印度在杰索尔地区发动了新的进攻。苏联阻止了日本要求召开安全理事会的试探。他们对比姆大使说，苏联只有在取得使印度满意的政治解决的情况下，才支持结束军事行动。尼克松打电话给英国首相希思，告诉希思他担心印度的目标可能远远超出东巴的范围。希思大体上表示同意，但明确指出英国将保持超然的态度。

十一月二十六日，法兰设法见到叶海亚。叶海亚接受了法兰要他请求联合国派观察员到战线的巴基斯坦一侧去的建议。叶海亚还要请求联合国接管东巴难民设施，并考虑让孟加拉反对派的人去会见仍在狱中的穆吉布。在新德里，基廷借弗兰克·丘奇和威廉·萨克斯比参议员访问的机会见到甘地夫人。她的方针甚至变得更加强硬起来。她再次抱怨从她同尼克松会谈以来一直没有取得政治进展。她说，无论怎么说，现在已不是东巴问题，而是在邻国局势动荡时印度的国家安全问题。甘地夫人始终扮演一个爱好和平、然而为形势所迫的温和派的角色。她说她好不容易才顶住国内要她采取更加激烈的行动的巨大压力——虽然很难看出印度在骚扰、伤害和侵入邻国方面还可能再多干些什么。

尼克松的本能还是要用切断援助的办法来答复甘地夫人。我劝他等待印度下一步行动。在挑衅十分明确、事实无可争辩的时候做出反应对我们比较有利。国务院提议总统致函叶海亚、甘地夫人和柯西金，再次要求撤军，但却毫不表示拒绝我们的建议将带来什么惩罚。虽然总统信件已经变成家常便饭，以致降低了它们的价值，我还是同意了，因为这种信没有害处，还可以为以后采取较强硬的行动提供基础。

总统给甘地夫人的信告诉她叶海亚愿意让联合国观察员前往边界巴基斯坦一侧，并提醒她注意巴基斯坦关于单方面撤军的仍然有效的建议。信件注意到她已承认印度部队在巴基斯坦领土上作战，强调指出：“如果印度的行动导致广泛的敌对行为，美国人民将无法理解。”

致柯西金的信件再次要求苏联在促进危机的和平解决方面予以合作，并敦促苏联施压使新德里撤军。这种姿态是徒劳无益的。苏联所谓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同印度如出一辙。

给叶海亚的信则劝阻他不要为了减轻被围困的东巴所受的压力，而从巴基斯坦大部分军队驻扎的西部地区进攻印度。尽管进攻也注定会失败，但走投无路的领导人仍可能为荣誉所驱铤而走险。我们担心巴基斯坦从西面进攻只会使印度终于找到借口来完成它瓦解整个巴基斯坦的计划。尼克松的信列举了我们为促使印度克制而采取的各种没有发生效果的行动，但也提出了反对扩大战争的警告。叶海亚十一月二十七日接见了法兰。他深感绝望，但愿意合作。他表示请联合国立即派遣观察员去边界巴基斯坦一侧，以便为巴基斯坦的防御意图担保。他主动提出让法兰会见穆吉布的律师。（随着战争升级，叶海亚后来撤销了这个建议。）他还重申他愿意同加尔各答的孟加拉国临时政府成员接触，并且说“他们将发现我不是毫无反应的”。

战争中正在取胜的一方很少是急于谈判的；战斗持续时间越长，它讨价还价的地位就越好。唯一的约束是担心把牌打过了头会触动外部力量，因而可能使它丧失胜利的成果。十一月底正是甘地夫人乘风破浪胜利前进的时候；美国和中国的行动都不能使她感到有多少理由要谨慎从事。尼克松政府正受到压力，要它反对巴基斯坦；处于“文化大革命”尾声的中国则在军事上缺乏准备，而且刚刚度过国内一场涉及军方忠诚问题的危机。

在此期间，国务院发言人出面发表了一通评论。这种评论说明他的同事们多么难于按照白宫的战略办事，又多么难于断绝三十年来同印度的感情联系。前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小本杰明·H·奥勒特给《纽约时报》写了一封信，发表在十一月三日的该报上，内容是说“当巴基斯坦受到任何其他国家进攻时”，美国有义务“甚至以我们的武器和人员”去援助巴基斯坦。十一月二十六日，国务院发言人在回答问题时说，不存在使美国必须援助巴基斯坦的具有约束力的秘密保证。如果对“武器和人员”这个短语给予足够强调，如果让一位精明的律师来解释“具有约束力”的含意，那么这个声明非常接近真实。但是，如果我们想要制止印度对我们的一个盟国的进攻，这个声明又碰巧是一个完全错误的信号。

我们找不到甘地夫人来接收总统的信件。她已决定去访问边界附近的印度部队。她猛烈抨击超级大国（意指美国）居然厚着脸皮“由于我们采取了保卫边界的行动”而发出怨言。这篇演说不可能使军事司令官们的思想转向和平，他们现在已经拥有穿越边界的自行决定权。同日，印度国防部长贾格吉凡·拉姆在加尔各答一次政治集会上向欢呼的群众透露，已经授权印度部队推进到巴基斯坦境内去“打哑”巴基斯坦炮兵。在同一次集会上还有一个演说者宣布“印度要把巴基斯坦打得粉碎”。一位印度上校在十一月二十八日对记者讲了美国政府中一部分人还不愿承认的事情——“我们的部队是因为孟加拉解放军要求帮助才参加进去的。”[9]

基廷终于在十一月二十九日赶上了甘地夫人。甘地夫人对他的接待是冷若冰霜地又背诵了一次印度的抱怨。她相当准确地指出，叶海亚的困难是他自己造成的，“我们并不处于减轻他的困难的地位。”她不能继续告诉印度人民等待。她还寓意不祥地补充说：“我无法加以控制。”当基廷试图提出侵入巴基斯坦边境问题时，甘地夫人打断他的话头说：“我们无法倾听要削弱我们力量的意见。”

于是问题回到了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十一月二十九日，这个小组讨论了印度究竟是在尼克松和甘地夫人会谈以前还是以后决定进攻的问题，没有得出结论。这个问题之不着边际正如答案不言自明一样。甘地夫人显然事前早就计划进攻了；她到华盛顿来不是为了寻求解决，而是为自己的行动施放烟幕。从甘地夫人回国到第一次越过边界作战之间的十天中是不可能完成印度的部署的。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最后不得不接受事实，即总统要停止对印度的某些援助。然而国务院还在顽固地维护他们的立场，要把对印度的削减保持在最低限度，同时把指示搞得极为含糊，以便执行时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处置权。关于我们可能切断哪些武器种类的供应，情况混乱之至，所以我说，“我们有没发许可证的合同，又有没签合同的许可证”，究竟停止供应什么呢？后来才搞清楚他们赞成的办法是拒绝颁发新许可证——其理论基础无疑是在战后情绪冷静下来时这种决定随时可以推翻。从各部门轻而易举就达成协议的情况来看，我应当知道所涉及的数量一定很小（约一千七百万美元）。第一步是十二月一日由国务院宣布的，禁止给运往印度的军事装备颁发新许可证。

十一月二十九日，我通过巴黎渠道把我们向其他国家提出的一切建议以及这些国家的反应都通知了北京。

十一月三十日，甘地夫人又使压力升了一级。她在国会发言时以挖苦的口吻对要求撤军的呼吁表示欢迎，但是“应当立即撤退的军队是现在孟加拉国的巴基斯坦军队”。她给同巴基斯坦举行任何谈判的念头泼冷水，理由是只有通过选举产生的孟加拉国的代表才能决定孟加拉国的前途，而照她看来，除了“解放”外，他们不会接受任何其他解决办法。因此，除了肢解巴基斯坦问题外没有什么可以同巴基斯坦谈判的。

于是，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十二月一日再次开会，讨论在敌对行动已经开始一个多星期后是否到了召开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时候，也讨论在切断印度武器供应方面还可以采取什么步骤。奇怪的是，国际上一致的意见是不要把问题提交安理会。印度不希望召开安理会，因为即使在这个机构里也不能虚伪到如此程度，可以不承认联合国一个拥有主权的成员国已被入侵的事实。只有苏联答应使用的否决权才能使它逃避谴责。巴基斯坦不希望安理会讨论，是因为它担心这种讨论会扩大范围，引起对东孟加拉镇压行为的普遍批评；同时，它希望使注意力继续集中在它邀请联合国派观察员驻在边界巴基斯坦一侧的建议上——这个建议已正式提交给联合国秘书长。苏联并不渴望得到被迫使用否决权的机会；黄华则对我说过，中国将支持巴基斯坦的任何要求。在我们政府内部，国务院不急于前往安理会是因为它担心白宫的指示会有“偏向”。我不愿开安理会则是因为我厌恶我们的指示将引起的国内争吵。当一个重要国家遭到全面入侵时，受害国、盟国、侵略国和其他大国都不愿提请按照宪章有责任帮助维护和平的世界性组织正式注意，认为这样做过分危险——这对联合国的状况是一个可悲的评价。

战争扩大了

十二月二日，巴基斯坦大使罗查交来叶海亚给尼克松总统的一封信，信中援引一九五九年美巴双边协议第一条作为美国援助巴基斯坦的基础，[10]从而正式提出了美国对巴基斯坦承担的义务问题。国务院振振有词地辩解说根本不存在具有约束力的义务；它在公开举行的情况介绍会上定期发表自己的观点，指出协议第一条只谈到按照我国宪法程序采取“适当行动”，并没有具体说明要采取什么行动。国务院还声称这种义务受到当时的背景、即一九五八年关于中东的“艾森豪威尔主义”决议的限制。它说这个决议的目的就是把印巴战争排除在外。国务院干脆无视我国政府同巴基斯坦之间的全部其他往来文件。

一个伟大国家像钻法律空子的讼棍那样办事，这种形象不大可能使同我们签有条约或相信我们说的话基本上是算数的、因而加以信赖的其他盟国得到鼓舞。同巴基斯坦签订的条约是同另外好几个双边和多边协议一模一样的——我们的声明似乎使所有这些协议都值得怀疑了。而且就巴基斯坦而言，我们除签订条约外还作过多次表示支持的保证。事实上，在我们同巴基斯坦长达数十年的关系中，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同它相互传递的信息汗牛充栋，有口头的也有书面的，内容超过了一九五九年条约的规定，其明显含意是：如果巴基斯坦遭到印度进攻，美国将援助巴基斯坦。[11]当然，当时提出这些保证的目的是为了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印度进攻果阿和一九六五年印巴战争之后避免巴基斯坦要求我们提供武器，也就是用美国保证将来支持的办法代替了立即的物资援助。我们现在发表这样的声明，如果有任何作用，那就是把事情搞得更糟。似乎美国就是为了避免给一个盟国提供武器，所以起初答应在将来威胁成为事实时提供支持，然后又用绝顶聪明的抠法律字眼的办法避不实现诺言。

我并不是说我们应当盲目地仅仅因为我们的前任说过什么就决定我们的政策。大国的决策取决于当时理解的国家利益的需要，而不仅仅取决于抽象的、无论是含糊还是明确的法律义务。不能期望任何国家在自己的利益和义务完全不一致时承担严重风险。然而一贯无视自己保证的国家同样要背上沉重的包袱；它的外交就会丧失可靠的信誉带来的灵活性；它就不再能用答应将来采取行动的办法满足盟国的当前要求。不仅如此，巴基斯坦还是其他盟国——伊朗、土耳其——的盟国，是在当时激进倾向仍占主要地位的中东受到孤立的沙特阿拉伯和约旦的朋友。它也是中国的朋友，同北京保持着密切联系，而北京希望我们能维持全球均势，因此正在小心翼翼地探索同我们建立新的关系。弄得信誉扫地是我们吃不消的。

尼克松当时退居比斯坎岛；我们频繁交谈。他并不想从军事上卷入，但决心有所行动。他下令停止执行已给予印度但尚未执行的军火许可证，要求完全切断经济援助（我知道，由于官僚机构的偏见，这一点是绝不会实现的）。他要国务院发表声明，严厉批评印度顽固不化的态度。“如果他们不愿干，齐格勒将从佛罗里达发表声明，那将是一场爆炸。”我把这些指示转告给毫不热情的罗杰斯之后，他就开始想方设法把发表声明的时间推迟到一天当中很晚的时候，以缩小新闻报道面。

次大陆的形势再次赶在了我们前头。叶海亚终于被他在新德里的狡猾的死对头逼得走投无路。整个危机时期，叶海亚都是长期处在瘫痪的无所作为的境地，然后突然爆发，试图适应自己的困境——一般来说为时已晚。当印军向东巴境内推进日益深入、实际上是在肢解他的国家时，他一连十一天置之不理。对于他的主力部队来说，在西巴边境按兵不动等于放弃职守，但如果有所反应则会落入印度圈套，给印度提供一个在东巴——最后还要在西巴——发动全面进攻的借口。叶海亚选择了他认为是光荣的道路。十二月三日，他让军队从西面发动了一场他自己必然知道是自杀性的进攻。正如我对尼克松说的那样，叶海亚以军人的纯朴方式决定，如果巴基斯坦终将遭到摧毁或肢解，它也应当是在战斗中倒下的。

我们政府内部的反应是利用巴基斯坦进攻作为再好不过的遁词来推迟尼克松头一天下令发表的谴责印度越境的声明，借口是我们又不了解全部事实了。结果我同罗杰斯一再发生争论。他认为战争既已扩大，现在提交安全理事会是势在必行的。在这种情况下批评印度，无异擅自承担了最好是留给那个世界性组织去承担的审判任务；换句话说，我们将作为法官，而不是作为一个盟国、甚至也不是作为一个利益攸关而且承担了义务的超级大国而行动。国务院原来反对把问题提交安理会，现在则赞成提交安理会，因为这可以作为借口来避免由美国单方面作出反应，并使我们暂时无须采取任何立场。我最后默认了国务院的主张，让它溜过了按照尼克松的命令谴责印度这一关。既然安理会要处理战争扩大问题，我们可以到安理会去陈述自己的理由。而且我知道我们驻联合国的那位能干的大使乔治·布什将会执行总统的政策。国务院经过长时间的拖拉以后，终于在十二月三日宣布停止执行发给印度但尚未执行的军火许可证——对次大陆爆发的全面敌对行为来说，这很难说是一种强有力的反应。

尼克松现已加快速度。他的态度照例是由许多因素构成的。他要保持对中国的主动行动，他了解“不偏不倚”将有利于印度。对于当时发生的情况，他希望推卸责任。他害怕同罗杰斯发生冲突，但坚持要在安理会上采取强硬路线。我的办公室接二连三收到他提出的意见。这些意见指出的方向是明确的，至于方法则不那么明确。

在这种气氛下，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于十二月三日开会制定一项方针。这次会议的记录后来泄露给了专栏作家杰克·安德森。如果孤立地看这些记录，似乎白宫一意孤行；但是，只有看到几个月来官僚机构对总统的明确决定一直进行令人沮丧的猛烈抵制这一背景，才能理解这些记录。在战情室这个我认为是私下的场合，我说：“每隔半小时我还来不及穿衬衣就被总统叫去训斥一通，他说我们还不够强硬。他真的不相信我们在照他的意思办。他要偏向巴基斯坦一边，而他认为每次介绍情况或发表声明却是背道而驰。”这当然是说的实话。

我的挖苦话对各部门的倾向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当我转达总统的指示要求中断对印度的经济援助时，国务院建议对巴基斯坦也采取类似步骤——尽管总统认为印度采取了好战行动，因此是有罪的一方。这使我在愤怒中又发表了一次有“偏向”性的谈话：“如果每次我们对印度采取某种行动，就必须对巴基斯坦也如法炮制，那就很难做到像总统所希望的那样偏向巴基斯坦一边。在我向总统请示之前，这只能作为非正式意见。”

国务院代表在跨部门会议上的地位是极不舒服的。我挖苦他们拖沓不前，他们自己的头头又极力要他们更积极地对抗白宫，结果他们不得不在激流险滩中航行，动辄得咎。例如十二月四日白宫指令乔·西斯科向报界非正式介绍情况，阐明我们对印度政策的批评。西斯科忠实而能干地执行了命令，但国务卿极为不快，后来还禁止他在电视中公开阐述同样的论点。我说的这些情况之所以出现，责任在于最上层的人士，包括我自己在内。我回顾官僚机构的斗争不是为了追究责任，而是为了阐明公开的记录，否则这些记录是无法理解的。

分歧在于白宫是从地缘政治观点看问题而国务院则从区域观点看问题，在于执行我国外交政策时双方对中国和印度重视的程度不同。白宫认为这场冲突是一场无情的权力游戏，即印度在苏联鼓励下利用巴基斯坦政府的不称职和巴基斯坦政治结构的脆弱性强行用武力解决东巴危机，虽然当时看来显然是有办法从政治上解决的。无论我们的官员是否高兴，巴基斯坦是我们的一个盟国，我们对它负有条约义务，而且私下还对它作过保证；因此，巴基斯坦的命运将影响好几个把自己的安全寄托在美国诺言上的关键国家的态度。中国将仔细注视巴基斯坦的情况。中东那些热衷于武力解决问题的国家也容易情不自禁地要采取军事手段。如果苏联的政策如此轻而易举地在次大陆得逞，它就可能在其他富有爆炸性的地区采取类似策略——后来在水门事件使政府的权威遭到削弱的时候，它的确这么做了。因此，如果巴基斯坦被武力肢解、最后又遭到毁灭而美国毫无反应的话，就会造成深刻的国际影响。

持相反观点的人认为我们是在毫无必要地牺牲印度的友谊，认为根本没有办法可以挽救东巴，而且不管怎么说，挽救东巴也不符合我们的愿望。罗杰斯抱怨我们采取“中国的立场”。我们是在鲁莽行事，不必要地冒军事上卷入的风险。印度是一个具有巨大潜力的国家，我们需要同它交朋友。但是尼克松和我并不鲁莽。我们深信印度奉行不结盟政策并非出于对美国的热爱，而是出于它心目中的国家利益；眼前的危机一旦过去，这些考虑就可能再起作用。对我们来说，问题在于苏印勾结所包含的对国际秩序的进攻。我在十二月四日对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说：“大家都知道，我们最后将面临印度对东巴的占领。”但是我们不得不采取坚决行动，挽救更大的利益和关系。我们手上的牌很弱，但绝不能在软弱之外再加上胆怯。十二月五日，我对尼克松说：“我承认这并不是一种英明的主张。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垮下来，苏联不会因此就尊敬我们；中国将瞧不起我们，其他国家也将得出自己的结论。”

此外，一旦战争扩大到西巴，就不是成立孟加拉国的方法问题，而是巴基斯坦本身的存亡问题了。印度的军事力量大大超过巴基斯坦，一部分原因是美国六年来禁止向双方出售军火，而这种禁令主要伤害了巴基斯坦。由于印度可以获得苏联武器，自己也有庞大的军火工业，它必然会摧毁巴基斯坦的武装部队。国务院的法律顾问可能找到办法说明我们对巴基斯坦并没有承担有约束力的义务，但地缘政治的影响并不会因此有所削弱。我们最低限度必须证明我们不会由于昏庸无能而使自己更加软弱。我们行动的方式必须使苏联在其他地区、特别是在中东——埃及总统这时已宣布一九七二年是另一个决定年——有可能采取冒险行动之前三思而行。

我们在这场斗争中的软弱地位使我们不得不采取大胆的做法；弱者表示克制就会鼓励对手进一步施加压力，使对手体会到自己地位的强大。我对我们的有利因素不存幻想；但是在非常危险的情况下，领导人有时必须用大胆代替有利因素。十二月十一日，我对霍尔德曼说：“我们现在是在无牌可打的情况下大搞虚声恫吓。”我恳求他设法使总统这次坚持要求政府内部遵守某种纪律的意见能够实现。十二月九日，我向我在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的那些难以驾驭的同事呼吁说：“除非我们能够确定一项战略，用同一声音说话，不再通过不同部门发表任何相互矛盾的消息，制止一切泄密事件，否则我们就不配取得胜利。”

使政府各部门保持团结是不可能的，就是使它们在行动上具有任何一致性也非易举。为了使国务院同意由乔治·布什发表演说，对印度诉诸武力表示责难，对安理会要求停火和撤军（指印度军队）的决议表示支持，就耗费了十二月四日大部分时间。

十二月四日，布什按照这个精神提出了一个提案。安理会支持我们的立场，有十一个成员国赞成我们的提案，但由于苏联否决而未获通过。（英国和法国弃权——这个例子也反映了我们的西欧盟国让我们单独承担全球安全责任的倾向。）由于苏联的否决在安理会造成了僵局，我们根据“团结起来争取和平”的决议把问题提交联合国大会，并于十二月七日以一百零四票对十一票获胜。只有苏联集团和印度反对我们的立场。

这是一种离奇的局面。多年来，国内批评者一直指责政府对世界舆论注意不够。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在世界共同体中得到的支持比十年来在任何其他问题上得到的支持都要多。只有这一次几乎所有不结盟国家都站在我们一边。许多不结盟国家都有边界冲突或种族分歧；谁也不愿意让外来势力成为这种争端的最后仲裁者。从联合国早期算起，苏联从来没有这么孤立过。我们得到了压倒多数的赞成票。然而我国那些通常鼓吹世界舆论的人却忙于抨击白宫，似乎白宫毫无理性地反对人类的公正舆论。至于显示美国无能和联合国陷入瘫痪会在全球造成什么影响，则很少考虑。两年来我们一直在谈论安理会的保证是中东和平的关键。如果在继续蔑视联合国决议的情况下进行明目张胆的军事进攻，而美国不能站在一个盟国方面采取任何行动，这对中东外交意味着什么？

在这整个时期，苏联都在为印度争取时间，使它可以完成自己的军事行动。十二月五日，塔斯社发表了一篇激烈的声明，毫无保留地支持印度，反对在按照东巴人民的“合法权利”取得政治解决以前实行任何停火。尼克松获悉此事后，决定对莫斯科施加压力。同多数危机时期的情况一样，多勃雷宁不在华盛顿。他的代办伏龙索夫只有权接收和传递信件，而无权谈判。

十二月五日，我对伏龙索夫说，我们正处于分水岭上。莫斯科鼓励印度侵略，这同改善美苏关系是不协调的。伏龙索夫采用抚慰态度，说危机会在一个星期内过去，无须影响美苏关系。我严厉地指出，如果苏联继续奉行现在这种方针，无论次大陆发生什么情况，危机也不会在一星期内过去。

十二月六日，甘地夫人正式承认孟加拉国独立。虽然她的政策一直具有这种含义，她的声明起了排除取得政治和解的一切剩余可能性的作用。在尼克松下令四天之后，国务院终于宣布切断给印度的经济援助（然而只是半心半意地加以执行，所以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尼克松于十二月六日召开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因为他终于相信有必要实行某种纪律了。但是，同往常一样，尼克松执行纪律的努力是模棱两可的，结果反而把事情搞得更糟。由于他基本上采取被动态度，这次会议的作用只是明确了罗杰斯同我的哲学观点的分歧，这种分歧由于并不能为我们任何一人增光的个性冲突而扩大了。尼克松明确表示了他对甘地夫人的不悦，但没有下行动命令，以免造成不愉快的场面。但是，他的顾问们刚刚离开，他就以典型的方式命令我找约翰·康纳利和梅尔·莱尔德设法使罗杰斯按照白宫的方针办事。可是，既然罗杰斯没有听见尼克松说这种话，他坚信自己是在执行总统的愿望，认为我是在自行其是。尼克松指示齐格勒发言，指出印度的行动“违背”了努力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分歧的“国际潮流”。然而各部门并不了解齐格勒的一切发言都必须得到霍尔德曼或尼克松的批准，因此以为这也是我要的手腕。

在这种情况下，决策工作越来越集中到白宫，使尼克松和我可以加以控制。而这时各部门正乐于让我们承担一切事态发展的责任和几乎肯定会引起的责难。我们确认使西巴免遭印度摧毁的最大希望在于增加莫斯科所冒的风险，使它看到次大陆的事态可能危及它同美国举行最高级会谈的计划；在这种情况下，克里姆林宫有可能敦促印度保持克制。因此，十二月六日，我们把尼克松写给勃列日涅夫的一封信交给了伏龙索夫，信中强调“我们原先商定”举行最高级会谈时“所遵循的精神”，要求“实行最大限度的克制，采取最紧急的行动来结束这场冲突和恢复次大陆的领土完整”；如果印度造成“既成事实”，将“使国际局势长期复杂化”，“破坏信任”，并对“其他一系列问题产生不利影响”。

当晚十一点钟，我们收到苏联对我前一天同伏龙索夫谈话的答复。答复的口吻是和缓的，但采取了军事行动进行顺利的一方的传统姿态——拖延时间。苏联否认次大陆的事态代表一个分水岭。它按照塔斯社声明的精神——形式上则比较讲究——要求以东巴的政治解决作为停火先决条件。而苏联所谓政治解决含意同印度是一样的，就是立即独立。莫斯科显然希望战争继续进行下去。

尼克松的反应是，在我的建议下，下令放慢同莫斯科进行经济谈判的速度。这件事说来容易，做起来难。那时已经有相当多的部门在东西方贸易方面有了既得利益，都想保护自己的地盘，即使拖延执行命令也在所不惜。这种抗拒是商务部长斯坦斯带的头。他反映了许多商人强烈认为不应因为政治而牺牲利润的观点。不仅如此，肯定是激烈反共的斯坦斯幻想他已同苏联领导人建立良好的个人关系，极不愿意为了数千英里外玩弄的神秘的外交把戏危及这种关系。

十二月七日，叶海亚通知我们，东巴正在土崩瓦解。对我们来说，这一天是以《华盛顿邮报》一篇社论开始的。这篇社论尖锐抨击政府对次大陆的政策，把切断对印援助称为“莫名其妙”、“单纯惩罚性的”，认为这样做的理由是“可笑的”。《华盛顿邮报》正是在已经可以明确看出问题远远超过东巴自决范围的那一天得出这种结论的。我们从一个其可靠性我们从来没有任何理由加以怀疑、而且直到今天我也不怀疑的消息来源得到的报告说，印度总理甘地夫人甚至决心要把西巴也搞瘫痪。她已表明，在孟加拉国获得“解放”以前，印度不会接受联合国大会关于停火的任何呼吁；在那以后，印度部队将去“解放”自由克什米尔南部——即克什米尔属于巴基斯坦管辖的那部分地区——并一直战斗到巴基斯坦陆、空军全部消灭为止。换句话说，就是要使西巴也遭受肢解，陷于毫无防御能力的境地。甘地夫人还告诉她的同事说，如果中国“动刀动枪”，苏联已答应采取适当反击行动。［注解：杰克·安德森发表了——作为我们制定政策的最重要的理由之一的——有关印度想法的这些报告，但显然没有理解报告的意义。[12]］其他情报表明，这意味着在新疆对中国采取牵制性军事行动。在这种相互配合的重重压力下，巴基斯坦——西巴——不可能生存下去；中苏战争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

在这种背景下，我向报界介绍了一次情况，后来引起了很大争论。我这样做是因为罗杰斯已经禁止国务院人员公开介绍情况，因为有人大量泄密、力图破坏总统一再下达的命令，同时也因为我们需要表明我们一贯的立场。我试图阐明我们的理由，警告印度而又使它对我们基本上是善意的态度感到放心，同时向苏联表明情况正日益严重起来。我否认政府是“反印度的”。我着重指出，我们没有原谅巴基斯坦一九七一年三月在东孟加拉的镇压行动；我们中断了军事援助，并且做了很大努力来促使巴基斯坦政府同孟加拉国在加尔各答的官员取得政治和解。尽管如此，在我们看来，印度应对这场战争负责。我指出，印度“……本来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份时间表，或等待一下，看看不过三星期以后就要恢复的文官统治是否会使局势有所变化……”我们的结论是，“在我们看来，采取军事行动是没有充分理由的”。印度拒绝或无视了我们的建议。我警告苏联说，它有责任起约束作用，因为“企图获得单方面利益的做法迟早会导致紧张局势的升级，从而必然危及缓和的前景”。[13]我当时相信，现在也仍然相信，这种说法准确地反映了现实状况。

乔治·布什根据指示在联合国走得更远，给印度戴上了侵略者的帽子。我们在联合国大会支持的一项要求停火和撤军的决议案，赢得了压倒多数的支持，如我已指出的那样以一百零四票对十一票通过。但是，我们介绍的情况和世界舆论的强有力的表现都未能使新闻界或国会的批评缓和下来。《纽约时报》嘲笑我关于本来可以同叶海亚取得政治和解的说法。《华盛顿邮报》继续表示“对尼克松先生亲巴基斯坦的政策持严重保留态度”。

对我们来说，现在的问题是防止西巴遭受肢解。我在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十二月八日的会议上说：

现在让我们转到关键问题上来。如果印度进攻西巴，占领自由克什米尔并粉碎巴基斯坦的空军和坦克部队，看来会导致若干不可避免的情况。我们应当心安理得地让分裂势力在西巴同在东巴一样自由活动吗？按照我的理解，正如甘地夫人在同总统谈话时以及在纽约举行的哥伦比亚大学讨论会上讲话时表明的那样，俾路支和其他类似问题必然会突出起来。巴基斯坦将毫无防御能力，西巴将变成一个仆从国。

高潮：重大的决策

从根本上说，我们只剩下一张牌可以打，就是增加苏联的风险，使莫斯科看到更大的利益受到了威胁。尼克松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在十二月八日晚上向我提出，我们也许应当取消莫斯科最高级会谈。这表现了总统不愉快的程度，并不一定意味着他希望我执行这个建议。他说这句话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给历史留下表示他态度强硬的记录，以后可以用来说明，当僚属们动摇犹豫时，他却如中流砥柱，坚定不移。不到一个星期我就了解到，如果照字面理解总统的话就有招致他不快的巨大危险。但是我当时告诉尼克松说，采取这种行动的时机尚不成熟。我们尚未收到勃列日涅夫对总统十二月六日信件的正式答复。一旦把苏联公开逼到墙角，他们对制止印度进攻巴基斯坦就不再感兴趣了。但是我确实赞成加大压力，把取消最高级会谈的威胁留作后备：“现在的主要问题是使苏联对我们保持尊敬。”我说：“我们必须防止印度进攻西巴；这是主要的事情。”如果我们完全无所作为，“我们就会促使苏联采取真正强硬的行动”。我对赫尔姆斯提出了同样的论点：“如果什么事也不干，我们就输定了。如果干点什么，大胆地干，同时采取其他步骤，我们就可能使苏联停止玩他们那套把戏。”

十二月九日，我们收到勃列日涅夫的答复，其中有引起希望的一面。复信建议实行停火，并在谈判中断时取得的基础上恢复巴基斯坦各方的谈判。如果苏联打算借此敦促各方回到三月二十五日的局面，那就有希望，就会提供一块遮羞布，使人们可以说谈判是在统一的巴基斯坦这个大前提下开始的，尽管谈判的结果必然是孟加拉国独立。勃列日涅夫还要求同穆吉布谈判，这样做将需要时间；这可能是一种争取时间的办法，因为我们要向莫斯科探索这个建议的含意。此外，我们必须肯定印度不会利用这段时间来实现它摧毁西巴的意图。

在印度大使同副国务卿谈话时，这种不祥的可能性就更明显了。约翰·欧文召见杰哈，要求印度保证不夺取包括自由克什米尔任何部分在内的西巴任何领土。杰哈回答说，印度无意兼并西巴领土；但在自由克什米尔问题上，他必须请示新德里。（印度从来没有承认克什米尔是巴基斯坦的一部分，因此声称——按照它的看法——它并不是在肢解西巴。）这次会晤结束时，欧文强调指出，我们正走向印美关系的转折点。

巴基斯坦如果同时丧失孟加拉和克什米尔，就无法生存下去；一切离心势力就会泛滥起来。我们利用苏联农业部长弗拉基米尔·马茨凯维奇十二月九日访问美国农业部长厄尔·巴茨的时机强调了我们的严肃的看法。马茨凯维奇没有想到会把他请到椭圆形办公室去见总统。他倔强而热情，焕发出一种天真的善意，向总统转达了勃列日涅夫个人的问候，说勃列日涅夫正满怀期望地等待举行莫斯科最高级会谈。尼克松回答说，美苏关系的一切进展都受到次大陆战争的威胁。我们坚持要求停火。如果印度军队进攻西巴，美国不会袖手旁观。尼克松又说：“苏联同印度有条约关系；我们同巴基斯坦有条约关系。你们必须认识到实行停火、用政治手段解决危机的紧迫性。”马茨凯维奇处于极其有利的地位，声称这种属于高级决策的事超越了他的职权范围；陪他来的伏龙索夫也不能使我们得到教益。这就为印度继续挺进争取了时间。

十二月九日，我们政府内部的紧张关系表面化了。那天，尼克松因为报界说美国高级外交官员反对总统的“反印偏见”而气得要命，就把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的主要官员召集起来，对他们说，虽然他并不坚持要求国务院效忠总统，但国务院应当效忠美国。这是使尼克松后来感到遗憾的一次感情冲动的发言；这次发言使他失去了大量支持。国务院按照它自己的标准说是效忠美国的；它碰巧不同意总统的政策，而是按照国务卿的方针办事。正如我曾对亚历克斯·约翰逊说过的那样，指示基廷批评新德里的电报要好几天才能草拟出来签发，而发往伊斯兰堡批评巴基斯坦的电报却可以奇迹似的在两小时之内发出。

很少人愿意正视的基本事实是，苏联和印度本来只需要做一个简单姿态就可以结束危机（和我们国内的争执）。我们只需要得到不进攻西巴和不肢解克什米尔的保证，就可以让局势自行发展。那时，东巴的战争就会按照本身的势头自行结束。以六比一占优势的印度部队显然会取得胜利。但是印度就是拒绝给予这种保证，苏联也就是拒绝鼓励印度给予保证。杰哈始终没得到新德里的指示。伏龙索夫甚至在尼克松亲自干预后也没有带来这种消息。

十二月十日，我们同叶海亚制定了提交联合国的新建议，其中吸收了勃列日涅夫的提议，即在谈判中断时的基础上恢复谈判。我们的建议放弃了有关印度撤军的要求，而是呼吁就地停火，并在东部和西部地区都由联合国代表进行监督；一旦停火生效就谈判撤军和满足孟加拉愿望问题。简单地说，巴基斯坦为了使印度停止在西巴的军事行动，准备接受（当时大部分已被印度占领的）东巴军事现状，并准备参加谈判——虽然谈判的唯一可能的结果是孟加拉国独立。

我在十二月十日上午把这个建议交给了伏龙索夫，并附有尼克松给勃列日涅夫的信，上面讲到勃列日涅夫要求在东巴实行政治解决的建议正在得到满足。“现在，下一步必须在西线立即停火。”按照处理西恩富戈斯危机时使用过的那种程序，我把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五日的备忘录念给伏龙索夫听了——在这个备忘录中，美国答应在印度进行侵略时援助巴基斯坦。我警告他说，我们将实行这个保证。伏龙索夫当然没有得到指示。而且整整四十八小时我们都没有听到他的回音。

俾斯麦曾经说过：“在对外政策方面，勇气和成功并非巧合；二者是同一的。”尼克松有许多毛病，但是在危机时期他具有令人注目的勇气。原先已处于戒备状态的一支航空母舰特遣舰队现在奉命驶向孟加拉湾，表面上是为了撤退美国人，实际上是给我们为反对进攻西巴发出的警告增加分量。我们让舰队停留在马六甲海峡以东，距离孟加拉湾约二十四小时的航程，因为我希望在采取下一步行动前同中国磋商。我向梅尔·莱尔德解释舰队行动的目的时指出，我们认识到印度占领东巴已是既成事实；我们的目标是要吓退对西巴的进攻。（我没有说的是，我们也希望在苏联向中国施加压力时有部队在适当地点。）同往常发生危机时的情况一样，莱尔德是忠诚可靠、愿意提供支持的。

我还来不及前往纽约同黄华秘密会晤，我们就得到消息说巴基斯坦驻东巴的司令官正在要求停火。国务院喜出望外。在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每天举行的会议上，亚历克斯·约翰逊就讨论了如何实现停火问题。我感到为难。东线单独停火同刚向苏联提出的建议是背道而驰的。停火将消灭东线已在沉寂下来的战火，但将加剧我们的主要担心，因为它将使印度陆、空军脱出身来对西巴发动全面进攻。我们知道甘地夫人已下令把印军迅速调往西线，等东巴战斗一结束就发动全面攻势。我召见巴基斯坦大使罗查，要他使停火建议与已经和叶海亚达成的协议一致起来。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同意通过正式渠道办这件事。停火必须同时包括东巴和西巴；否则孟加拉的战斗结束时，西线的危险将增加。因此，伊斯兰堡暂时撤回了东线停火的建议。但这显然只给了我们一个短促的喘息时间。不久之后，东线的巴基斯坦军队就会覆灭。印度军队将会脱出身来按照计划进攻西巴。我们绝对必须紧张起来。

黄华和我在六点钟左右在东七十区属于中央情报局的一幢没有电梯的公寓里见面。这套公寓里到处挂满镜子的墙壁和华丽然而俗气的绘画，说明这里本来不是为清教徒式的共产党政权代表同美国总统助理开会讨论如何挽救一个遥远的国家用的。

我向黄华详尽地介绍了我们同包括苏联在内的所有各方交换意见的情况。我告诉他我们拥有可靠情报，说明印度计划摧毁西巴武装部队。我们无可奈何，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要挽救巴基斯坦，使它免于全面覆灭，我们必须施加最大的政治压力，要求按照同叶海亚一起制订的计划的精神实行就地停火。任何其他方针都不能防止印度拟议中的对西巴的进攻，而这种进攻肯定会取得胜利。我们通过派遣一支航空母舰特遣舰队前往马六甲海峡附近，正在做出我们自己的努力。

显然没有得到指示的黄华，采取了强硬路线。他坚持认为就地停火等于客观上同苏联狼狈为奸。侵略就会得到奖励。东巴将成为优势兵力下的牺牲品。我们不应放弃印度必须在举行谈判前撤军的原则。我尖锐地回答说，如果巴基斯坦和中国坚持这种立场，我们可以在联合国投票支持。但是，事实将说明这样做是徒劳无益的；它正好适应了印度和苏联肢解整个巴基斯坦的战略需要。黄华这时才谈到中国真正关心的事——这将提供一个先例，使印度和苏联有可能勾结起来肢解其他国家。我对他说，美国不会对苏联进一步行动漠然视之。特别是进攻中国将引起严重后果；实际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才不顾舆论、国会和大部分官僚机构的反对而保持了如此强硬的立场。我们甚至把舰队派往受到威胁的地区去了。这是一种异乎寻常的状况；我们正在同一个我们当时并不承认的国家发展一种虽然只是心照不宣、但是积极的合作关系。黄华说他将把我们的看法转告周恩来总理。他又说，他现在就可以告诉我，中国只要还剩下一杆步枪就决不会停止战斗；它肯定要增加对巴基斯坦的援助。我以为——后来证明是错误的——这种迹象说明中国甚至在这么晚的阶段还可能从军事上进行干预。

为了增加对苏联的压力以实现停火，我让黑格在十二月十日很晚的时候打电话告诉伏龙索夫，如果我们的建议不能很快得到满意的答复，美国就要采取强硬措施，包括调动舰队在内。

第二天早晨，我在纽约市瓦尔道夫塔我国驻联合国大使的漂亮公寓里，同几天前刚被任命为副总理的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共进早餐。中国风的壁纸和服务周到的仆役几乎使人忘记了八千英里外我的客人的祖国的前途正危在旦夕。布托风度优雅，能言善辩，感觉敏锐，是一个终于能够同印度领导人在争取公众注意方面相抗衡的代表人物。他过去的经历是坎坷不平的。当美国领导人还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看成对世界和平的威胁时，是他使巴基斯坦同中国建立了友谊；为了适应他在国内的目的，他也不免要弹一些带煽动性的反美调子。在布托的整个政治生涯中，他浮夸的举止和有时带有愤世嫉俗气味的行为使我国政府对他一直缺乏信任。我发现这个人才华横溢，具有魅力，能纵观全球，懂得姿态与政策的区别。他对愚蠢无能的人不能宽容。由于他不得不同许多蠢人抗衡，因此树敌甚多。他对巴基斯坦军人领袖行动迟缓并不满意，后来无疑由于过分相信自己纵横捭阖的技巧而忘乎所以。但是在他的祖国发生悲剧的日子里，是他把国家剩下的部分捏在一起，使它恢复了自信。他在最危急的时刻挽救了国家，使它免于彻底毁灭。后来他由于过分骄傲而垮台。但是他在一九七一年表现的勇气和眼光本来应当使他得到较好的命运，而不是他那些感情冲动的同胞为他安排的那种悲惨的下场——这种下场也玷辱了他们生性仁慈的声誉。

在十二月十一日的会晤中，我对布托说，虚张声势的强硬辞藻挽救不了巴基斯坦；我们必须商量出一种能够坚持下去的行动方针。我们已经做了一切可能做的事。“并不是我们不愿意帮助你们，而是我们希望保持你们的生存。高谈原则当然好得很，但归根结蒂我们得保证你们能存在下去。”我敦促他同中国人确定共同立场；如果我们努力帮助的人反过来揍我们，那是不能接受的。如果坚持原来的立场，我们愿助一臂之力使联合国通过虚有其表的决议，但我们将丧失采取有效行动的能力。未来四十八小时是决定性时刻。我说，我们不应浪费时间为青史留名而装模作样。

布托神态自若，能够理解我的意思。他同我一样了解事实真相；他是一个不抱幻想的人，准备为挽救自己国家残存部分采取必要的行动，而无论这种行动是多么令人痛苦。他说，中国人对我们政府里明显的分裂状态感到莫名其妙。一个星期来，他们听到太多的相互冲突的言论——从乔治·布什指责印度侵略的演说到国务院宣布严守中立的声明。他们应当相信什么呢？我对他说，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不是秘密；尼克松和我的立场同样也不是秘密；最后还是白宫说了算。他有责任同我们当中希望拯救西巴的人合作；我们不能让我们国内的反对派在我们的朋友当中混淆视听，从而达到他们的目的。布托和我最后达成协议：如果第二天中午还听不到莫斯科的回音，我们就以东巴敌对行动即将结束为借口把问题交回安全理事会去。我们开始时将要求停火和撤走印度军队，但准备同意只是就地停火，实际上接受印度在孟加拉造成的既成事实。我不得不靠布托使中国人确实了解我们的立场。

我回到华盛顿就给伏龙索夫去电话，指出十二月十二日中午是一个期限，过期我们就要单方面行动。伏龙索夫告诉我，苏联副外长瓦西里·库兹涅佐夫已被派到新德里去安排令人满意的结局，敦促印度克制。我对尼克松说，这很可能是真的；印度无须苏联人前去加强他们摧毁巴基斯坦的决心，而据我们了解，库兹涅佐夫是一个温和派职业外交官。但无论苏联是去要求停火还是去怂恿印度，我们都得坚持同样的方针：我们必须增加压力，直到印度保证实行停火并且不兼并西巴领土为止。

印度那时还不准备做任何保证。当时在纽约的印度外交部长辛格反对把问题交回到联合国去；而联合国不做决定，就不可能有相应的停火决议。他断然否认对西巴有任何领土野心，然而引人注目地把自由克什米尔作为例外，因为印度不承认自由克什米尔是巴基斯坦的一部分。杰哈大使终于回答了副国务卿欧文两天前对印度意图的询问。他也否认存在领土野心，但也未说明印度对克什米尔的抉择。他争辩说，克什米尔属于印度，其中巴基斯坦那部分是非法占领的。所有给人慰藉的词句加在一起，不过是精心安排的遁词。印度和苏联仍然拒绝承认西巴领土现状；他们蓄意保持兼并领土的可能性，而这种兼并只有完全摧毁巴基斯坦军队、进而使巴基斯坦土崩瓦解才有可能实现。

十二月十二日星期日上午，就在尼克松和我即将动身前往亚速尔群岛会见法国总统蓬皮杜之前，尼克松、黑格和我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在椭圆形办公室碰头的。当时存在一种紧迫感。我们期望中国对我同黄华的谈话会作出某种反应。这是一次关键性会议；事实表明，正是在这次会上我们第一次决定在苏联-中国-美国的三角关系中冒战争风险。但是，国务卿没有参加，国防部长没有参加，这两个部门也没有任何其他代表参加——这是尼克松政府内部关系的一个典型写照。

当战争扩大到西巴时，罗杰斯在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个会议。他回来之后就禁止乔·西斯科在电视中为总统的政策辩护，以此表明他对这种政策的不快。同往常一样，尼克松既不打算同他的老朋友对抗，也不打算压服他。而罗杰斯也不太想介入此事：危机的结局不大可能带来什么光荣；避免灾难就是胜利，这很难说是什么值得喝彩的成就。

因此，尼克松和我以及黑格是在笼罩一切危机的孤独状态中、在相互矛盾的压力和猜测和逐渐增长的紧张气氛中，在椭圆形办公室碰头的。大家知道这种紧张即将到达爆发程度，但还不知道朝什么方向爆发。伏龙索夫上午十点零五分来电话打断了我们的讨论。他告诉我们苏联的答复已在途中。它向我们保证印度对西巴并无侵略意图——但对印度在克什米尔领土方面的目标这个关键问题则仍保持沉默。这可能是一种策略，目的是争取时间，造成新的既成事实，也可能是真想解决问题，两方面同样解释得通。我们决定，为了强调我们把危机看得多么严重，最好的办法就是提交联合国。这样我们就有机会强调局势的紧迫性，并提出就地停火的建议。

因此，上午十一点半，我们通过热线向莫斯科拍发了一份由黑格和我起草的电报，以保持压力。这是尼克松政府首次启用热线。[14]实际上，我们知道这条莫斯科-华盛顿电报线路使用起来还没有苏联大使馆的通讯线路快。但是它给人一种紧迫感，因此可能使苏联加快作出决定。这份仅有一页纸的热线电报说，在等待苏联对我们同伏龙索夫和马茨凯维奇的谈话作出反应达七十二小时之久以后，总统已经“准备好”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采取某些（不可逆转的）行动”。“我必须同时指出，印度的保证仍然缺乏任何具体内容。我仍然准备按照我十二月十日信中提出的方针行事”——换句话说，即就地停火并立刻开始谈判。尼克松的电报最后说：“我怎样强调也不会过分，为了避免我们双方都不愿看到的后果，时间是极为重要的。”

我们给莫斯科的热线电报刚刚发完，就听说黄华带有来自北京的紧急答复，需要见我。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因为中国人有一种可爱的中央王国传统，过去总是把他们要想传递的话留到我们要求会见时才讲。我们认为，只有严重的事态才会促使他们脱离这个传统。我们猜想——正如我以为黄华在四十八小时前曾经暗示过的那样——他们大概就要从军事上支援巴基斯坦了。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就可能要马上摊牌。因为根据我们得到的一切情报，如果中国采取军事行动，苏联按照它承担的义务就要对中国使用武力。那时，我们将不得不确定是否援助直到一年以前还被认为是我们最不可调和的敌人的一个国家。

尼克松立即认识到，如果苏联羞辱中国的行动得逞，一切保持世界均势的前景都会化为乌有。他决定——我完全同意——一旦苏联威胁中国，我们将不袖手旁观。我们尚未承认而且二十年来几乎毫无接触的这个国家至少在这种情况下将得到某种重要援助——其确切性质将视当时情况而定。尼克松作这个决定时既没有通知国务卿，也没有通知国防部长；这不是处理危机的理想方式。由于尼克松和我都要动身前往亚速尔群岛，艾尔·黑格和温·洛德必须到纽约去接收中国的信件。如果信件包含我们猜测而又担心的内容，黑格奉令答复中国人，说我们不会对苏联干预置之不理。为了采取某些军事手段使我们的战略产生效果，并使我们发往莫斯科的电报更有分量，尼克松这时命令航空母舰特遣舰队驶经马六甲海峡，进入孟加拉湾。

这时迫切需要确定苏联的意图，同时使他们深信我们说话是当真的。上午十一点四十五分，我打电话给伏龙索夫，告诉他有关热线电报的事和舰队调动计划，但同时表示我们仍然愿意按照总统致勃列日涅夫信件的精神进行合作——也就是说，接受就地停火。我们正把问题重新提到安全理事会去，但愿意在联合国辩论中采取和解态度。现在要由苏联做出抉择。伏龙索夫暗示，根据他从库兹涅佐夫那里得到的报告，我们正在为同一目标而努力。他希望到安理会开会时，苏联在新德里进行的努力已经获得成果。我对他说，时间已经越来越少了。

中午，龙·齐格勒宣布，鉴于印度继续抗拒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票通过的要求停火的呼吁，美国即将把问题重新提交安理会。他警告说：“在东巴实际上已被印军占领的情况下，继续战争将日益具有危及联合国一个成员国的生存的武装进攻性质。”

结果，中国电报的内容并不是我们预料的。相反，它接受了通过联合国的做法以及我在四十八小时以前向黄华概括叙述的政治解决办法：要求停火和撤军，但准备接受就地停火。周恩来的分析同我们一样。令人惊讶的是，巴基斯坦、中国以及——如果伏龙索夫是可信的话——苏联这时都在我们支持下朝同一方向努力。但是尼克松在独自作出他那果敢的决定时，并不了解这种情况。如果事态发展像我们上面预料的那样，我们将毫无选择余地，只有不顾政府、新闻界和国会中许多人可能提出的反对，以某种形式援助中国。而我们当时还在越南打仗。当历史评价尼克松时，无论得出什么结论，都不应忽视他为保持世界力量均势、最终也是为了所有自由民族的安全，不惜使自己的眼前政治利益遭受风险而作出这种决定所表现的勇气和爱国心。

我们收到中国的电报后，就让舰队暂缓二十四小时行动，使莫斯科有机会答复我们的热线电报。复电也是通过热线在十二月十三日上午五时收到的。当时，总统和我都在亚速尔群岛。电报重复了伏龙索夫已经对我们说过的话：苏联正在“设法澄清印度的全部情况”，有了结果将立即通知我们。因此，问题原封未动，还是像头天晚上乔治·布什按照我们的指示在安全理事会说明的那样：

现在对印度进一步的意图提出了问题。举例来说，印度是否打算利用目前形势摧毁西线的巴基斯坦军队？印度是否打算利用巴基斯坦在西线反攻作为兼并西巴领土的托辞？它的目的是否违背一九四八年、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〇年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占领巴基斯坦控制的克什米尔部分地区？如果印度不打算这样做，就需要立即予以否认。世界有权了解印度的意图是什么。巴基斯坦的目的已经清楚：它已经接受了联合国大会以一百零四票对十一票通过的决议。我国政府在过去一周中多次向印度政府提出这个问题。我遗憾地通知理事会：印度的答复是令人不满意而且不放心的。

我们的舰队通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孟加拉湾，引起新闻界很大注意。我们是在威胁印度吗？我们是在设法保卫东巴吗？我们是否失去了理智？实际上，我们作过清醒的估计。我们约有七十二小时的时间，可以在西巴被卷入这场大漩涡之前使战争结束。印度需要这么多时间来调动军队，发动进攻。一旦巴基斯坦的陆、空军被毁灭，这个国家最后必然由于软弱无力而分崩离析。我们必须警告苏联：我们这方面的情况也可能失去控制。我们必须做好准备，以便在我们在联合国的努力失败、中国人终于在最后一刻参加进来的时候给以支持。克里姆林宫需要一个借口来增加它声称正在对印度施加的压力。无论美国对印度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是如何微小，对方是拿不准的；甚至连我们可能不顾理性而采取行动这样一种较小的风险，它大概也是不愿接受的。这也是分裂苏联和印度的最好的手段。莫斯科准备折磨我们；但据我们判断它并不准备在军事上冒风险。让航空母舰特遣舰队驶入孟加拉湾并不会使我们非采取最后行动不可，但恰好造成些许的捉摸不定的状态，迫使新德里和莫斯科作出决定。

十二月十四日上午三时，伏龙索夫向艾尔·黑格递交了一份苏联正式照会。这份手写的长达九页的备忘录声称注意到“我们的立场已大为接近”。它报告说，“印度领导人坚决保证，印度没有夺取西巴领土的计划”。这算是略有进步，但仍然没有回答印度是否认为巴基斯坦占领的克什米尔是巴基斯坦领土这个主要问题。而且它对停火问题也保持缄默。我们从印度方面也没听到任何消息。如果不能很快实行停火，印度军队将处于可以进攻西巴的地位，从而使我们的一切讨论成为空谈。

因此，在离开亚速尔群岛回国途中，我在“空军一号”飞机上作为背景介绍向联合采访的记者代表说，苏联在次大陆的所作所为同真正共处要求双方采取的克制态度是不符合的。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我们将不得不重新估价我们之间的整个关系，包括最高级会谈在内。最后这一点我并没有征得尼克松的批准。我设想这种说法反映了他的思想，因为他自己曾在十二月八日对我提到过。取消最高级会谈的威胁促使《华盛顿邮报》以“人民了解情况的权利”为名破坏了背景介绍的规则，指名道姓说是我讲的话。这是书呆子气的一场暂时的发作，后来《华盛顿邮报》为了继续得到参加背景介绍会的邀请，就不再犯这种毛病了。

十二月十五日相当大一部分时间是在由此引起的喧闹声中度过的。尽管国务院拼命否认，龙·齐格勒甚至公开向后退缩，信息仍然传到了莫斯科。当时，莫斯科已经懂得我说的话是反映总统思绪可能发展的方向的。（当然，如果官僚机构中那些批评我的人曾经分析过形势的话，他们本应了解在任何其他情况下我是无法继续留任的，更不用说占上风了。）伏龙索夫接连几次出面，一次比一次急迫，又是劝慰，又是要求重新保证。第二天即十二月十六日上午，我们得到可靠的消息说，库兹涅佐夫确实在向新德里施加压力，要它接受包括克什米尔在内的西巴领土现状。

十二月十五日较晚的时候，人数上处于劣势的巴基斯坦驻东巴部队的司令官再次要求停火。他第一次要求停火是在十二月十日，现在已经比我们认为可能的时间多坚持了五天。他的部队的抵抗使我们有时间施加压力，从而阻止了对西巴的进攻。

第二天，甘地夫人提议在西巴实行无条件停火。我直到现在也毫不怀疑，这是在苏联压力下勉强做出的决定，而苏联的压力又是由于美国坚持了自己的立场，包括调动舰队和甘愿拿最高级会谈冒险在内。在四个月后越南问题爆发时，这种认识对我们大有好处。周恩来的判断也是如此；他后来对布托说过，是我们拯救了西巴。危机已经过去。我们避免了最坏的情况，有时这也就是政治家可能获得的最大成就了。

后果

一九七一年的印巴战争或许是尼克松第一届任期内最错综复杂的问题。并不是说当时的情绪同越南战争引起的情绪同样激昂，也不是说它的影响非常持久——虽然在辩论中流传的说法曾把“偏袒巴基斯坦”看作是政治上判断错误的案例。这场危机之所以难于对付是由于它涉及的赌注比一般看到的大得多。当我们突然面临这个问题时，巴基斯坦是我们通往中国的唯一渠道；我们没有任何其他手段同北京取得联系。如果我们同苏联勾结起来使中国的朋友——和我们的盟国——公开受到屈辱，美国采取的、对保持全球力量均势具有根本重要性的一次重大主动行动就会完蛋。苏联的一个伙伴在苏联武器和苏联保证的支持下赤裸裸地诉诸武力威胁到国际秩序的结构。当时我们的整个中东战略都取决于是否能证明这种策略毫无效果，而美国作为一个世界因素的分量正由于我们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的分歧而日益削弱。照我们看来，对巴基斯坦的进攻是苏联做法的一个极其危险的先例。如果我们不想引起动乱升级就必须进行抵抗。如果我们默认这种强权游戏，就会使莫斯科得到错误的信号，使我们所有的盟国、中国以及世界上其他爆炸性地区主张克制的力量灰心丧气。首先，正是由于这种原因，苏联才使印度进攻巴基斯坦成为可能。

但是，一个基本上属于地缘政治的观点在我国公开讨论外交政策的人当中却得不到理解，因此使尼克松政府外交政策中的一个根本矛盾戏剧化了。（我所谓“地缘政治”指的是注意从均势需要看问题。）尼克松和我希望把美国外交政策建立在清醒地认识国家长远利益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起伏不定的情绪基础上，因为这种情绪过去曾经使我们在进行干预和放弃责任两方面都做过了头。我们对印度是根据它的行动的影响、而不是根据它的宣言或二十年积累的情绪作出判断的。但是我们的估计取决于对印度进攻的更广泛的后果的推测。为了影响事态的发展，必须在当时还无法证明是否正确的估计基础上采取行动。我们对进攻巴基斯坦的影响所作的一切判断都是无法证明的。等到这些影响都了如指掌时再做判断就太晚了；当然，那时可能又要争论这些影响究竟是什么造成的。

大部分了解情况的人都试图根据造成危机的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对次大陆的对抗作出判断。巴基斯坦的行动无疑是不聪明的、野蛮的，甚至是不道德的，虽然按照国际法来看所涉及的问题显然属于它内部管辖范围。但我必须说，即使在这方面，我们对事实的估计也不同于我们的批评者。直到今天我仍然深信甘地夫人的所作所为主要并不是东巴的状况引起的；东巴自治是不可避免的，但解决办法很多，其中好几种办法就是我们提出的。比较准确的看法是：印度总理是在巴基斯坦陷于孤立、苏联提供外交和军事支持、中国国内局势紧张、美国国内意见分歧等因素的鼓励下，早在一九七一年春天或夏天就决定乘机同巴基斯坦算总账，以确立印度在次大陆的凌驾一切的地位。她拖到十一月才行动是为了完成军事训练和准备工作，并等待冬天大雪封山使中国难于跨越喜马拉雅山脉。决定既已做出，印度就把巴基斯坦的每一个让步当作提出新要求的起点，使要求越来越高，作出反应的时间越来越短，直到最后使摊牌无法避免。我们的国家利益并不要求我们阻止东巴自决——事实上，我们提出了好几个实现东巴自决的方案——但是自决实现的过程却同我们有利害关系。我们希望通过逐渐演变的办法实现自决，而不是对一个其生存使美国、中国和世界大家庭（如联合国投票一再表明的那样）确实感到利害攸关的国家进行外部冲击，也不是明目张胆地违犯世界要存在下去就必须遵循的那些准则。印度是十一月末进攻的。按照我们劝说叶海亚接受的时间表，到十二月底就会结束军事管制，由文官政府接管政权。这几乎肯定会导致东巴自治和独立——而很可能不会发生印度训练的游击队、即孟加拉解放军反过头来在达卡实行恐怖统治时出现的公开杀戮等野蛮暴行。

如果国内目光短浅的镇压政策成为外国军事干涉的正当理由，不用多久国际秩序中一切约束因素就会荡然无存。有人以道义的名义猛烈抨击我们支持了输家而得罪了赢家——这真是一种有趣的“道义”理由，且不用说从历史上看深谋远虑和不偏不倚的做法通常都要求站在弱者一边去遏制强者。人们三年来不断责骂我们对和平事业不够虔诚，现在一位属于自由派的专栏作家又提出了一个令人莫名其妙的理由向我们挑战，认为不能总是把战争看成坏事，因为战争有时是实行变革的工具。[15]看来他的原则是：如果理查德·尼克松赞成和平，战争就不全是坏事了。

美国有一种理想主义传统，认为外交政策是善恶之争。有一种实用主义传统，希望就事论事地解决“疑难问题”。有一种墨守法规的传统，把国际争端当作法律案件。但就是没有地缘政治的传统。构成我们的国际经验的一切因素都同一九七一年秋天我们力图在次大陆实现的目标背道而驰。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得到大量同情；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东巴自决；这个“案件”应当像罗杰斯不厌其烦地指出的那样提交给联合国。大家都不相信我们在地缘政治方面感到的担心，把这些担心说成是个人意气用事、反印偏见、对苦难无动于衷，或者是莫名其妙地缺乏道德观念。

如果我们按照这些人的建议办事，巴基斯坦在丢掉东翼之后还会丢掉克什米尔，可能还有俾路支和西翼其他地方——换句话说，它将彻底分崩离析。为了防止灾难，我们的策略是相当巧妙的；考虑到我们手上牌很少的事实，这种策略也是颇为大胆的。我们成功地使冲突的影响局限在次大陆。印度这场强权游戏并未动摇我国外交政策的基础，也没有破坏我们对中国的主动行动，虽然这种可能性本来很大，而且苏联无疑希望如此。既然这些危险并没有得到普遍承认，我们很难期望人们能够理解我们的动机。

相反，注意力都集中在代价方面。我们当时相信，事实将证明这种代价是暂时的，正如它是不可避免的一样。我们并不认为我们已经给美印关系造成永久性危害，或者是把印度无可挽回地推到苏联那边去了——就像经常有人激烈地声称的那样。我们也绝不可能同苏联为这场危机给予印度的东西进行竞争：它同印度进行了六年武器交易，而我们对双方都实行武器禁运；它对北京进行军事威胁以阻止中国干预；它还在安全理事会两次使用否决权，使停火和联合国维护和平的努力无法实现。在这方面我们不可能比苏联出更高的价钱——就我回忆，我们国内也没有任何批评者建议我们这样做。我们争取了二十年之久，并没有使印度放弃不结盟政策，因此印度也不大可能由于我们捍卫了自己的利益就无可挽回地倒向一边去。不结盟使印度在国际交往中有最大的回旋余地。由于这个理由，我们深信印度迟早会设法同我们重修旧好，哪怕只是为了避免莫斯科把它当作囊中之物也罢。眼前危机过去之后，我曾提醒多勃雷宁，要他记住一八四八年俄国军队帮助镇压匈牙利起义后，奥地利大臣施瓦岑贝说过的一句话：“总有一天，我们将以自己忘恩负义的程度使世界愕然。”

实际情况正是如此。危机过去后，美印关系相当迅速地恢复到过去那种目标并行不悖，但相互缺乏理解的状况。我们还没有幸运到免于遭受通常那种责难的程度，但是不过三年美印联合委员会就在各种经济和文化领域中进行合作了。一九七一年曾经恶狠狠地推行对抗政策的印度外事秘书特·纳·考尔奉派到华盛顿当大使，其任务就是修补关系。他以一九七一年印度无情地肢解巴基斯坦时特有的那种专心致志来从事这项任务。

十二月二十日，危机过去之后，尼克松在百慕大对希思首相谈到我们试图达到的目标时说得很好：

我感觉如果她（甘地夫人）的目标真的是要在西线迫使巴基斯坦投降的话，就会在世界局势中产生严重反响。这可能对世界其他地区是一个教训……苏联人对我们进行了考验，想看看他们是否能够操纵事态的发展。当然，你们必须考虑在中东和欧洲投放的大得多的赌注。我们撤出越南的行动之所以如此迟缓，一部分原因就是要发出某种信息，说明我们不准备为结束战争支付任何代价；现在我们必须问问自己愿意为避免战争支付什么代价。如果不愿意，今后的日子将是不好过的。

我同意尼克松的看法，但是新闻界、我们的官僚机构以及国会都不同意。我现在仍然认为他的看法是正确的。这次危机也证明，所谓尼克松在我的协助下像章鱼一样控制着一个对我们的活动毫无所知的政府这个神话纯属无稽之谈。在某些主动行动上——特别是在双边谈判领域中——确有这种情况，但是在其他领域中，尼克松使用的方法部分是由于官僚机构桀骜不驯、或是他不愿用纪律约束官僚机构的结果。同经常出现的情况一样，对印巴危机的处理反映了我们政府内部的深刻分歧，这种分歧由于尼克松表达自己的意见时转弯抹角而更显复杂了。结果同民间传说正好相反：不是白宫日益扩大统治，而是各部门为了坚持自己的阵地而顽强地抵抗；不是发布了明确的指示，而是用略而不详的手法保持选择的自由；不是政府各个机构不能表达自己的意见，而是总统难以使自己的意见占上风。这种种情况反映了尼克松心理上某些怪诞之处，但并不能改变基本结论。所谓“偏袒”的历史与其说表现了总统的固执己见，不如说表现了管理现代政府的复杂性——特别是由一位不愿直接作出规定的总统来管理。这场争论中究竟谁是谁非是无关紧要的；一个总统必须能够指望他的意见被接受，即使这些意见同官僚机构的成见背道而驰。我一再说过，尼克松政府在行政工作方面的做法是不明智的，从长远看也是不能持久的；但是必须承认这些做法并不是在真空中产生的，否则就不公平。

危机刚刚过去，白宫就发现自己已处于一场不断泄密和遭到谴责的风暴中心。早在十二月十三日，专栏作家杰克·安德森就开始发表国防部有关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记录的摘要。我们反对印度的军事行动——这个立场是公开的，而且我们曾经因此受到攻击——被说成是一次令人震惊的揭发，用来证明我们否认具有反印偏见是在说谎。大量其他保密情报也迅速出现在报纸上——例如肯尼思·基廷从印度发来的敦促我们对叶海亚施加压力或对我十二月七日的背景介绍表示异议的电报。[16]我们舰队的行踪照例是保密的，但一转眼就印在报上了。罗杰斯发泄多年积郁，在十二月二十三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同我在“空军一号”飞机上讲的话针锋相对，宣布莫斯科最高级会谈丝毫不受次大陆事态影响。他还否认我们在巴基斯坦受到印度威胁时对巴基斯坦承担了任何军事义务——这是一个精明的律师的观点。对泄密事件进行的调查表明，一个曾经在我的工作班子里当办事员的海军文书军士有计划地复制了交给他保管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并转交给他在五角大楼的上级。

尼克松在危机时期英勇果敢，在宁静时期琐细卑微；他在捍卫国家利益时眼光远大，对待僚属则器量狭小。在甘地夫人宣布停火引起的一阵欢乐过去之后，尼克松下达了严格的命令，要在一切介绍情况的场合突出他起的中心作用。但是在批评日益增加时，他就开始寻找从火线溜走的办法。他之所以如此，一部分原因无疑是受到一种可以理解的不满情绪的影响，因为他认为我从政府对外政策的成功中获得过分声誉，而政府比较严厉的措施引起的一切责难都落在他的头上。然而近因还是最高级会谈。虽然尼克松十二月八日谈到取消最高级会谈，而且后来在十二月十六日还要谈，但我在十二月十四日当真对报界提到这件事却触发了他内心的一切矛盾。他原来决心要完成艾森豪威尔一九六〇年计划进行、但没有实现的那次旅行。成为访问莫斯科的第一个美国总统对他具有重大意义。他表面上虽然支持我，内心其实不愿使这步颇为漂亮的棋受到威胁。于是白宫那些公共关系专家就设法把印巴危机期间我们的表现所引起的攻击推到我身上来。当时执行的政策成了我的政策。我一连几个星期都见不到尼克松。齐格勒既不出来说话对我表示支持，也不否认报界所谓我已失宠的消息。没有人告诫各部门停止用走漏消息的办法反对我。用后来出现的文学语言来说，尼克松情不自禁要让我在风中慢慢地、慢慢地摇晃。这是一个严厉的教训，使人懂得了总统助理对头头的依附地位。我第一次体会到公众不断批评和总统压力的滋味，我的反应不佳，甚至也不成熟。

然后，一切突然成为过去。次大陆危机既然不存在了，不断强烈的批评就失去了焦点。我很快又受到总统的青睐；我们恢复了过去那种实质上亲密、个人之间冷淡的谨慎关系。还有别的工作需要做。我们外交政策的基本结构完整无损。为两次最高级会谈制定计划的工作很快就恢复了。外交政策上一连串辉煌胜利使这段插曲很快成为过去，也赢得了人民的支持。北京已经了解我们对均势需要的认真态度；莫斯科已经看到足够强硬的反应，不至于在我们更加集中关切的地区再来考验我们。我们成功地度过了这场风暴，船舵完整无损。我们可以继续航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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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九四七年分治时孟加拉也一分为二。东部成为东巴基斯坦，西孟加拉仍为印度的一部分。

[2] 东南亚条约组织成员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基斯坦、菲律宾和泰国（南越是联系国）。中央条约组织使所谓“北层”国家——土耳其、伊朗和巴基斯坦——同英国结成一个集团；美国除名义上外，实际上也是成员国。

[3] 指边境地区发起的一个运动。这个运动要求脱离巴基斯坦，并同开伯尔山口另一边的、属于阿富汗的语言接近的人联合。

[4] 《华盛顿明星报》，一九七一年五月十九日。

[5] 六月二十二日，国务院承认它原来在四月十五日宣布禁运时没有提到以下事实，即在此以前达成的交易不一定会受到影响。见《纽约时报》，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6] 多勃雷宁也说这个条约已经酝酿了一年。杰哈对罗杰斯说是两年，印度外交部长辛格公开宣布也是两年。七月十五日尼克松宣布有关中国的公告之后，辛格含蓄地对印度议会说，关于中美可能和解的对策，印度已经考虑了“一段时间”了。（见第十九章）

[7] 塔列朗（Talleyrand）是拿破仑的外交大臣。拿破仑战败后，曾组织法国临时政府。——译注

[8] 指东三十号大街至东三十九号大街之间的地区。——译注

[9] 见西德尼·H·山贝《印度确定在东巴进行报复的范围》，载《纽约时报》，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10] 这一条原文如下：“巴基斯坦政府决心抵抗侵略。在发生针对巴基斯坦的侵略时，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在巴基斯坦政府要求下，将按照美利坚合众国宪法、按照促进中东和平与稳定联合决议的规定，采取双方同意的、包括使用武装部队在内的适当行动，给予援助。”

[11] 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都曾提供保证，其中包括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六日约翰·F·肯尼迪总统致巴基斯坦总统穆罕默德·阿尤布·汗的信；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五日美国大使递交的备忘录；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国务院的公开声明；以及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林登·约翰逊总统给阿尤布·汗的口头承诺。

[12] 见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华盛顿邮报》的安德森专栏，以及一九七二年一月十五日《纽约时报》发表的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十二月八日会议记录。

[13] 《华盛顿邮报》在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八日以一栏地位报道了我的背景介绍会消息，标题是“白宫缓和亲巴基斯坦的态势”。巴里·戈德华特参议员如此热衷于我的介绍，没有通知我们就把它全文登载在《国会记录》上。见《国会记录》（日刊），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九日，第S二一〇一二页。

[14] 勃列日涅夫后来在一九七三年十月中东战争期间使军队戒备时也使用了热线。

[15] 见米尔顿·维奥尔斯特《战争令人厌恶，但并非都是坏事》，载《华盛顿明星报》，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一日。

[16] 见《纽约时报》，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华盛顿邮报》，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