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迪：

巴斯，你八成摔傻了，摔得脑筋都不清楚了。

巴斯：

不，胡迪，我的头脑第一次这么清楚。

你说得对，我不是什么太空骑警，

我只是一个玩具，一个愚蠢的微不足道的玩具。

胡迪：

等一下，你想想，

当一个玩具要比当什么太空骑警好多了。

巴斯：

是吗？

胡迪：

我说真的。在那个房子里面有个小孩儿，他认为你是最棒的，

那可不是因为你是太空骑警，而是因为你是玩具，你是他的玩具。

（摘自《玩具总动员》）

1991年那次采访过后的几个月，我举家搬到了东京，担任《财富》杂志亚洲区的负责人。我之所以选择去东京，主要是因为90年代初的电脑产业变得有些无聊，微软和英特尔（合称Wintel）已经赢得了个人电脑的战役。创新停滞不前，未来似乎就是不断地削减成本，不断优化戴尔、捷威、康柏和惠普生产的克隆机。苹果已经销声匿迹了。

3年后，我又回到了硅谷，发现变化很大。老布什只当了一届总统就在选举中输给了克林顿。比尔·盖茨的财富突破了100亿美元，根据《福布斯》杂志的排名，比尔已经超过沃伦·巴菲特成为世界首富。约翰·斯卡利被苹果解雇了（解雇后苹果也没什么起色）。电脑产业又开始变得有趣起来。网景通信公司（Netscape Communications）推出了第一代商业化浏览器“航海家”（Navigator）的测试版，万维网、商业域名、URL（统一资源定位符）等词汇也在逐渐走进人们的生活。互联网显然可以改变电脑产业的方方面面，无论对于一项技术来说，还是对于商业记者来说，互联网的兴起都是好事。

1994年7月，我给史蒂夫发了邮件，告诉他《财富》杂志又让我回到美国工作，等我租好办公室、安顿下来以后，会给他打电话了解他的近况。几周后，我新家的电话在一个周六的上午响了，当时我正一个人在家给木地板抛光。

“嗨，布伦特，我是史蒂夫。”他说道。平缓的声调中带着一丝慵懒和伪装的喜悦，他经常在电话中使用这种语调，让人感觉像录音电话。很快，那个熟悉的史蒂夫又回来了，“你回来啦，发生了什么？《财富》杂志把约翰·斯卡利作为封面人物，认为他是苹果的拯救者，结果就在那一周他被解雇了，《财富》杂志是不是很尴尬？”他笑了起来。我想着，又来了，他又开始倒过来采访我了。

“你应该来我这边，”他说道，“我们一起散个步。”我说我得先干完活儿，一小时以后可以去他家。“好吧。”他说道，说完立刻挂了电话。

我到他家时，他正在厨房里忙碌，穿着典型史蒂夫风格的夏装：长袖NeXTT恤和磨破的毛边牛仔短裤，磨破的地方能看到裤子前口袋的里布。（他还没开始穿三宅一生设计的黑色圆领衫。）他的脚当然是光着的。一条日本松狮犬趴在房间中央的料理台下，它显然注意到我了，不过对我并不感兴趣。

“这应该不是看门狗吧。”我说道，试图引起史蒂夫的注意。他转过身和我闲聊了几分钟，我跟他认识很多年，见过几十次面，闲聊的次数却很少。通过几分钟的闲聊，我知道那条狗已经很老了，劳伦又怀孕了，她和里德现在不在家。

“我对皮克斯的第一部动画电影充满信心，”他一边说，一边用脚勾过一张凳子，示意我坐下，“这部电影叫《玩具总动员》（Toy Story），还要一年才能完成。毫不夸张地说，这部电影肯定与之前的所有电影都不同。迪士尼想在明年的假期档放映。”

说起史蒂夫曾经变革过的行业，电影行业往往是其中之一，因为皮克斯将一种全新的艺术方式呈现在大银幕上。但我并不认同这个观点。约翰·拉塞特和埃德·卡特穆尔才是把3D电脑绘图用于电影制作的人，给动画片注入了新的活力。

不过，史蒂夫的确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在皮克斯的影响力有限，因为卡特穆尔和拉塞特才是塑造皮克斯公司的人，而不是史蒂夫。但正因为他的影响力有限，才让他有更多时间去做只有他才擅长做的事，他也的确完成得非常出色。

拉塞特和卡特穆尔带领着一群才华横溢的员工创造了佳绩，观察他们的合作方式让史蒂夫受益良多。史蒂夫在皮克斯学到的管理方式让他在1997年重回苹果后，得以用更为高效的方式来管理苹果。这些年，他的谈判技巧变得更为精妙娴熟，却不失当年的大胆与直言快语。这些年，他第一次意识到团队合作并非只是把一小群人召集起来那么简单，但他依然保持了当年的领导力与感召力。这些年，他开始慢慢变得有耐心，却依然能够鼓舞鞭策他人。

史蒂夫当然是幸运的，投资皮克斯纯属无心插柳之举，却比有意栽培的NeXT成功得多，给他带去了许多财富。卡特穆尔曾经思考过运气在公司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商人该如何管理运气。他认为，运气只垂青有准备的人，并且公司的企业文化必须能适应出乎意料的事件。“出乎意料的事总会发生，关键是你如何应对。”他说道。史蒂夫应对自如，因为他很幸运，他最大的幸运就是遇到了拉塞特和卡特穆尔，有机会与他们共事。他从拉塞特和卡特穆尔身上学到的管理原则最终造就了苹果的王者归来。

约翰·拉塞特对迪士尼爱恨交加。十几岁的时候，他曾为迪士尼工作，从加州艺术学院毕业后，他正式成为迪士尼的动画师。他很喜欢与其他优秀的迪士尼动画师共事，但公司严苛的管理制度让他心生不满。“领导不给我们任何空间，”他回忆道，“他们把我解雇了。”

迪士尼的彼得·施奈德第三次来找拉塞特，希望他能回迪士尼工作，拉塞特下了最后通牒，除非迪士尼能和皮克斯合作制作一部电影，否则他永远不会给迪士尼干活儿。幸好施奈德认真对待了拉塞特的诉求，他让卡特穆尔去他位于伯班克的办公室会面。他告诉卡特穆尔，皮克斯到了该制作一部自己的电影的时候了，当然是为迪士尼制作的。卡特穆尔的意思是，从皮克斯目前的能力来看，只能制作一部30分钟的电视动画，施奈德对此不屑一顾：如果皮克斯能做好30分钟的片子，没有理由做不好75分钟的电影。卡特穆尔犹豫了一下，同意了。

现在轮到史蒂夫出场了，他要去和迪士尼动画的负责人杰弗瑞·卡森伯格谈判。与迪士尼谈判不仅考验着史蒂夫的谈判技巧，也考验着他的自律能力。卡森伯格和史蒂夫都清楚，迪士尼明显在谈判中占了上风。迪士尼动画正处于辉煌的巅峰，从1989年开始，卡森伯格带领的团队连续5年推出了多部轰动一时的佳作：《海的女儿》、《美女与野兽》、《阿拉丁》、《圣诞夜惊魂》和《狮子王》。尽管卡森伯格欣赏拉塞特的才华，也很后悔放他走，但他知道即使不和皮克斯合作，迪士尼也不会有什么损失。

拉塞特、卡特穆尔和皮克斯的所有员工都知道，为迪士尼制作一部电影也许是皮克斯得以生存下去的唯一机会。谈判是皮克斯的最后一搏，他们的命运全都握在了史蒂夫手里。卡特穆尔和拉塞特对史蒂夫很放心，这么多年来，史蒂夫一直冲在皮克斯所有谈判的最前线。“他很强硬，”拉塞特回忆道，“他走进会议室后，第一句就是‘在座的哪一位有权决定是否买我们的电脑？’如果没有一个人有这个权力，史蒂夫会立刻宣布散会。‘我只和有决定权的人谈判。’说完他就走了。我们常开玩笑说，史蒂夫每次都会拿个手榴弹，先扔进会议室里，然后再进去。他立刻就能引起所有人的注意。”

让卡森伯格和史蒂夫一起谈判可能会剑拔弩张，引发一场灾难，两位都属于咄咄逼人的强硬派，也习惯了按自己的方式行事。卡森伯格认为自己很可能是下一任迪士尼总裁，他要为手下动画师的成功与否承担责任。他充满智慧而又盛气凌人，不是个好相处的老板，但下属并不讨厌他，他和史蒂夫一样对自己的观点充满了信心。与皮克斯的第一场谈判地点选在了他办公室附近的一间会议室里，他把一筐迪士尼玩具放在了史蒂夫面前，里德才刚出生不久，这筐玩具是给里德的礼物，但同时也清楚地表明谁占了上风。

苏珊·巴恩斯认为，在参加每一次谈判前，史蒂夫完全清楚自己要达成什么目的，他的立场和对方的立场分别是什么。和卢卡斯谈判时，他利用了卢卡斯急需用钱这一点。这一次，史蒂夫知道卡森伯格占了上风，皮克斯需要签下这份协议才能生存下去。与往常一样，他用大胆的言论拉开了谈判的大幕，他说希望皮克斯能在电影的每一部分收入中都拿到分润。没有任何一家新成立的电影工作室能做到这一点。卡森伯格立刻拒绝了史蒂夫的要求。

两位对皮克斯的真正价值分歧很大。史蒂夫坚信，皮克斯的技术会彻底改变动画的商业模式，将整个动画制作过程电脑化将大大降低成本。在史蒂夫看来，迪士尼的思维因循守旧，对此他很生气。“他们不懂得欣赏技术，”他告诉我，“根本什么都不懂。”卡森伯格当然比史蒂夫更懂动画产业，他不同意这个观点。“我对皮克斯的技术不感兴趣，”他多年后告诉我，“我感兴趣的是拉塞特讲故事的能力。那部小台灯的片子只有短短几分钟，却比两个小时的电影还要轰动。”他对于节省成本这一点不屑一顾，“史蒂夫认为这项技术能为动画产业开创新的商业模式，这简直是胡说八道，祝他好运吧。技术还会不断地发展，今天流行的技术10年后肯定销声匿迹了。”卡森伯格的话是对的，不管用了多么先进的技术来制作一部电影，一部优秀电影的成本总是很高昂的。《玩具总动员》的成本是2 000万美元（不包括迪士尼投入的宣传费用）。皮克斯2013年推出的《怪兽大学》（Monsters University）据说制作加宣传一共花费了2亿美元。

史蒂夫和谈判对手从个性到理念都是有冲突的，他代表NeXT和IBM谈判的那一次也是如此，那一次，史蒂夫爆发出的愤怒毁掉了与IBM的合约。“IBM的高层完全不懂电脑，屁都不懂。”事情过去多年后，他依然异常愤怒。在那次谈判中，他毫不掩饰自己的真实想法，这也是他犯过的诸多错误之一。这一次，史蒂夫表现得比较谨慎，他只是陈述自己的观点，在必要的时候坚持己见：卡森伯格想要获得皮克斯3D电脑技术的使用权，史蒂夫拒绝了。但他勉强同意了大部分条件，并没有对谈判桌那头的人发火。皮克斯放弃了电影和电影中人物的所有权，也无法从视频播放中分润，因为当时史蒂夫还不了解视频播放的巨大市场潜力。不过，他最终达成了协议：迪士尼给《玩具总动员》的制作提供资金，还能选择是否为皮克斯之后的两部电影提供资金。皮克斯能分到12.5%的票房收入，这对于皮克斯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皮克斯终于有机会制作一部电影了。

史蒂夫喜欢皮克斯，特别喜欢看着皮克斯团队渐渐做出《玩具总动员》的雏形。但他不喜欢亏钱。事实上，他承认如果当初知道维持皮克斯的运作要烧那么多钱，他根本不会买。90年代初，他一直在寻找潜在买家，与迪士尼签下协议后，依然在寻找买家，但少数几个潜在买家只对皮克斯的技术感兴趣，对电影制作并不感兴趣。卡特穆尔看着史蒂夫与各种类型的公司谈判，从霍尔马克（Hallmark）、硅谷图形（Silicon Graphics）到微软，每家公司的出发点都是皮克斯的软件将如何助力自己公司的产品。不过这些谈判最终都不了了之。史蒂夫开出了一个天价，而且丝毫不肯让步。一次又一次谈判的破裂让卡特穆尔觉得史蒂夫并非真心想把公司卖掉。“我知道史蒂夫为什么要那么做，有一些买家还是不错的，尽管并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但毕竟能让公司生存下去。”他回忆道。但谈判最终全都破裂了。“后来我想了想，为什么谈判会全部破裂呢？难道他只是想证明自己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吗？”卡特穆尔觉得，史蒂夫可能是出于对皮克斯的忠诚，潜意识里故意毁掉了所有的谈判。“他觉得这是忠诚的表现，他在用这种方式向你承诺。我对史蒂夫了解得越来越多，能看出这一点。当然，这不是史蒂夫的自我剖析，只是我的观察而已。”

卡特穆尔从来没从心理学的角度和史蒂夫谈论过这些协议，“我们的讨论不太会上升到哲学高度，每当提到个性问题时，他只会说，‘我就是我’。”所以卡特穆尔关于忠诚的理论无法得到证实，不过他的猜测却反映出史蒂夫当时的复杂心理。史蒂夫亏的钱比他原本想象的要多得多，特别是NeXT的境况也不是很好。当然他并不穷，他有足够的钱养家糊口，做他自己喜欢的事。看着《玩具总动员》慢慢成形，他开始真正爱上了皮克斯。皮克斯让他有机会暂时逃离NeXT，皮克斯的氛围比NeXT轻松得多。

史蒂夫开始每周来一次皮克斯，虽然他在皮克斯无所事事。与迪士尼签下协议后，卡特穆尔负责招聘更多员工，增补人员的过程可能会引发动荡，因为史蒂夫卖掉硬件部门时，皮克斯刚进行过一次大规模裁员。但在卡特穆尔的掌管下，皮克斯并没有经历“愚蠢的扩张期”。

史蒂夫完全没有参与《玩具总动员》故事情节的编写。拉塞特、安德鲁·斯坦顿、彼特·道格特（Pete Docter）和乔·兰福特（Joe Ranft）共同完成了剧本的创作，几位作家也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包括乔斯·温登（Joss Whedon），他之后还创作了电视剧《吸血鬼猎人巴菲》（Buffy the Vampire Slayer）并导演了电影《复仇者联盟》（The Avengers）。《玩具总动员》团队不仅工作高效，关系也很紧密。斯坦顿导演了皮克斯的第二部电影《虫虫危机》（A Bug’s Life）以及《海底总动员》（Finding Nemo）和《机器人瓦力》（Wall-E），道格特执导了《怪兽公司》（Monsters, Inc.）和《飞屋环游记》（Up），兰福特主要负责好几部电影的剧本编写，直到2005年因为车祸去世。这四个人成为智囊团的核心成员，智囊团里有编剧、有导演，也有动画师，为每一部电影的导演出谋划策、提出建设性的建议。如此安排非常独特，智囊团成员手里并没有实权，但有实权的导演必须要倾听成员的建议，思考他们的建议是否合理。在智囊团的帮助下，《超人总动员》（The Incredibles）和《机器人瓦力》等多部电影最终得以脱胎换骨。不过，史蒂夫从来不是智囊团的一员，卡特穆尔不让他参加讨论，因为他认为史蒂夫的强硬个性会阻碍讨论的进程。

看着拉塞特、斯坦顿、道格特和兰福特通力合作制作《玩具总动员》，史蒂夫看到了创造性思维的特点——充满了失败与穷途末路。对此史蒂夫总是抱着鼓励的态度。“我们搞砸了以后，”卡特穆尔说道，“他不会说‘你们怎么回事，搞成这样！’他总是说‘想想接下来要怎么办？’摸索前行时，总有些事情会做错，如果你觉得每件都做得完美无缺，那只是自我欺骗。史蒂夫相信这一点。”这一点和卡森伯格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卡森伯格总是以严厉批评的方式来敦促团队，让团队笼罩在一片愁云惨雾中。和迪士尼的合作困难重重，1993年年末的一次试映效果很差，施奈德停掉了整个电影的制作。拉塞特和其他编剧花了3个月的时间重写剧本，史蒂夫和卡特穆尔则努力确保制作团队还能正常工作、正常领工资。《玩具总动员》的制作再次启动后，史蒂夫试图争取更多的资金，因为剧本变了，电影需要做出很多改动。他与卡森伯格为了预算的事一度剑拔弩张，不过最终史蒂夫和卡特穆尔成功地从迪士尼手里拿到了更多的钱。

“看着团队成员因为合作而变成更好的自己，我想这对史蒂夫触动很大，”拉塞特说道，“我认为这是他重回苹果后最关键的变化之一。他能以更开放、更包容的态度来看待别人的才华，从别人的才华中得到鼓舞，同时激励别人完成他自己无法完成的伟大事业。”

与劳伦结婚组建家庭后，史蒂夫交了几位好友。他不太谈论友情，即使谈起也只是寥寥几语带过。史蒂夫不让记者触碰自己的私生活，即使是像我这样比较了解他私生活的记者，也不能写他的生活逸事，除非得到他的允许。埃德·卡特穆尔和约翰·拉塞特都是史蒂夫的好友，关系一直很亲密，直到史蒂夫去世。

“我第一次看到他就很喜欢他。”史蒂夫有一次与我谈起埃德。他觉得埃德的智慧与自己不相上下。“埃德比较安静，你可能会把他的安静当成软弱，其实不是这样的，这是他的优势。埃德思虑周密，而且非常聪明。他的周围都是聪明人，如果周围都是聪明人，你就会倾听他们的想法。”

史蒂夫愿意听埃德的想法。尽管史蒂夫经常喜欢表现出什么都懂的样子，但事实上他一直在学习。埃德比史蒂夫大10岁，拥有学者的气质，不仅是史蒂夫的同事，也成了他的导师。埃德教他制作电影的流程与方法，与他探讨3D动画技术，向他解释自己所做的某些管理上的决策。埃德的解释真诚、合理而且考虑了情感因素，因此备受史蒂夫尊重。埃德招人始终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招聘比自己聪明的人，这一策略显然非常成功。“皮克斯是杰出人才最为集中的地方。”史蒂夫告诉我。尽管史蒂夫从埃德身上学到了很多，但他从来没有承认过这一点。“最接近的一次，”卡特穆尔告诉我，“他说我做的这些事很有价值，与他的做法完全不同。”

埃德与史蒂夫的友谊真诚、和谐，因为埃德很成熟。“我和史蒂夫从不吵架，”他说，“我们也有意见相左的时候，有几次我赢了，有几次他赢了。即使刚开始他并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我也觉得他说话是对事不对人的，只是讨论问题本身，并不想和别人一争高下。对很多人来说，观点就意味着尊严，必须要让自己的观点占上风，如此一来就没办法学习进步了。你必须把自己的尊严和观点分开来看。史蒂夫就是这么做的。”

埃德与史蒂夫共事26年，看到了史蒂夫身上发生的巨大变化，不过史蒂夫也不太愿意承认这一点。“我看到史蒂夫一直在尝试改变自己，不过他不像别人那样会表达出来，也不和别人交流自己的改变。他的梦想是改变世界，不太会反省自身的变化。”

史蒂夫和拉塞特的关系完全不同，显得更加轻松。他们俩的友谊始于《玩具总动员》，从那部片子开始，拉塞特领导的动画部门从公司的累赘一跃成为公司的未来。他和史蒂夫是同龄人，组建家庭的时间也差不过。“我们的孩子出生的时间差不多。”拉塞特说道。

他们的友谊刚建立时，由于史蒂夫是老板，而且比拉塞特有钱，因此就表现得像大哥。1995年春天的一个周末，拉塞特邀请史蒂夫全家去他家做客。史蒂夫正在考虑皮克斯上市的事，他想在《玩具总动员》首映后就让公司上市，首映日期定在了感恩节。在拉塞特家的第一晚，孩子们都睡了，劳伦也早早睡了，史蒂夫一直熬夜到凌晨四点，向拉塞特和他妻子南希解释股票期权。“我上的是加州艺术学院，对股票的事一点也不了解，于是他从头开始讲起，告诉我们股票是什么、公司为什么要卖股票、对员工来说有什么好处、上市后公司要如何对股东负责，以及如何做报表。他还解释了首次公开募股以及如何准备上市等问题。总之，方方面面都说到了。”

第二天早上，史蒂夫和拉塞特坐在房子的门廊处欣赏美景，然而拉塞特那辆1984年产的本田思域车却大煞风景，行车里程已经有21万英里。“因为太阳晒的关系，车漆有些脱落了，”拉塞特说道，“座位上有洞，我用T恤盖着。史蒂夫是开着切诺基吉普来的，因此他知道我每天走的这条山路路况并不好。”

“不要告诉我这辆车是你的。”史蒂夫说道。

“是我的。”拉塞特说。

“你走山路来回皮克斯就用这台破车？”史蒂夫问。拉塞特诺诺点头。“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这种破车怎么能开。”

“史蒂夫，”拉塞特说道，“老实说吧，我买不起新车。我们刚买了这栋房子，已经超过了我们的承受能力，我买不起新车。”

“我想他当时肯定在想，”拉塞特告诉我，“‘上帝啊，这兄弟就开着这台破车，我敢打赌如果有辆卡车撞了他，他一定挂了。’”

“好吧，”史蒂夫说道，“我们想个办法。”

拉塞特领到下月工资时，发现多了一笔奖金。“你得用那笔奖金买辆车，”史蒂夫告诉他，“必须是安全的车，要经过我的批准才行。”拉塞特和南希最终选了辆沃尔沃，史蒂夫批准了。

拉塞特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讲故事能手之一，史蒂夫非常欣赏他。拉塞特构建电影的方式其实与史蒂夫打造硬件的方式比较类似，他们都喜欢让实用与美观并存。在拍《虫虫危机》时，拉塞特和安德鲁·斯坦顿告诉我他们做了很多研究，试图从“昆虫的视角”来观察世界。他们把关节镜装在摄像机上，然后把镜头放到各种各样的地形上，试图从昆虫的视角来观察世界。他们发现大部分草地是半透明的，在阳光照射下，绿色显得晶莹剔透。用动画可以强调任何想强调的特点，因此斯坦顿和他的团队把昆虫的世界变得格外绚烂多彩。

这种对细节的关注让史蒂夫十分着迷。他喜欢拉塞特制作的每一部电影的故事和视觉效果，而且一部做得比一部棒，让史蒂夫肃然起敬。史蒂夫和拉塞特一样，既拥有孩童般的好奇心，也非常关注细节。在皮克斯，史蒂夫学会了如何将这两者结合起来，如何耐心细致地打造出一件艺术佳作，让其影响力远远超过幕后的创造者。

在皮克斯上市的几周前，史蒂夫邀请拉塞特去一家他最喜欢的日本餐厅Kyo-ya共进晚餐，那家餐厅位于旧金山的皇宫酒店内。“吃完饭后，我们在饭店外聊天，聊了很久，”拉塞特回忆道，“至少有一个小时吧，只是闲聊而已。我告诉他我很紧张，很恐惧上市这件事，我希望能等第二部电影上映以后再上市。他的视线转向了别处，说道，‘你知道一台苹果电脑的寿命有多长吗？3年？最多不超过5年吧。但如果你的电影拍得好，那是永载史册的。’”

到1994年年末，史蒂夫不再尝试为皮克斯寻找买家。《玩具总动员》上映后，公司的前景一定很不错，他不想放弃控制权。但当时他并不清楚一部电影的影响力究竟会有多大，直到1995年2月1日。那天，他参加了迪士尼在纽约举办的新动画电影《风中奇缘》（Pocahontas）记者招待会。这场发布会不同以往，在中央公园的一顶巨大的帐篷里举行，纽约市市长鲁迪·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和迪士尼CEO迈克尔·艾斯纳（Michael Eisner）共同宣布，6月10日《风中奇缘》的首映将在这里举行，对10万人免费开放。首映只是开胃菜而已，迪士尼为这部手绘动画投入的营销预算高达1亿美元。

史蒂夫非常惊讶，他向来喜欢举办夺人眼球的发布会，不过与迪士尼相比，他自己的发布会相形见绌。从那时起，他开始认真思考该如何为皮克斯的上市制订一个宏伟的计划。他的目标是为公司后续电影的制作筹集到足够的资金，让皮克斯成为迪士尼真正的合作伙伴，而不仅仅是个外包商。

如何推动公司上市显然是史蒂夫的任务，卡特穆尔或拉塞特并不需要考虑。史蒂夫最近新招聘了一位CFO劳伦斯·莱维（Lawrence Levy），他以前是硅谷的专利律师。史蒂夫和莱维花了几周时间研究电影工作室的融资和财务细节，希望更深入地了解工作室的盈利模式。他们还乘飞机去好莱坞与其他工作室的高管见面，与他们探讨电影预算与分销事宜。经过一番研究后，他们发现，以皮克斯目前的条件来看，要成功上市非常困难。皮克斯的财务表现平平，过去几年的亏损高达5 000万美元，收入却少得可怜，而且潜在收入来源有限，风险却很大。皮克斯的收入基本都来源于迪士尼一家公司，迪士尼是CAPS软件的唯一购买方，对于双方共同参与制作和营销的电影，迪士尼将分给皮克斯12.5%的电影票房收入。皮克斯制作电影的速度非常缓慢，拍《玩具总动员》已经花了4年的时间，依然没有拍完。更何况电影产业本身也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另外，公司主要依靠几位员工的创意，比如拉塞特和斯坦顿，虽然这几位员工的口碑不错，但并没有取得什么傲人的成绩。

史蒂夫对于《玩具总动员》的商业前景也有着自己的担忧，担忧主要来源于从迪士尼市场营销人员那里得到的反馈。“迪士尼跟我们讲了他们的营销计划，”拉塞特回忆道，“他们告诉我们西尔斯公司（Sears）将成为赞助商。史蒂夫环顾整间会议室，问道，‘最近有人从西尔斯买过东西吗？有人吗？’没人举手。‘那我们为什么要跟西尔斯合作？我们为什么不能跟劳力士合作？跟索尼音响合作？’迪士尼的人吱吱呜呜地说，‘我们正要跟那些公司合作！’迪士尼的人每提出一个想法，史蒂夫总能找到逻辑的漏洞，他的逻辑性非常强。为什么要跟一家我们根本不喜欢的公司合作呢？”（最终，最有名的赞助商是汉堡王。）

只要皮克斯还没有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提出上市申请，史蒂夫就有权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来激发媒体对皮克斯的兴趣。5月的一个星期六，我非常意外地接到了史蒂夫的电话。他问我是否有空带着我的两个女儿格里塔和费尔南达去他家，我的两个女儿一个10岁，一个9岁。“我早上在照看里德，”他告诉我，“我要给孩子们看好东西。”

我们到的时候，3岁的里德·乔布斯正站在厨房门口迎接我们，他身上裹着红蓝相间的丝巾，大叫着，“我是巫师！”史蒂夫给孩子们倒果汁、准备爆米花时，里德不停地在周围跑来跑去。史蒂夫和我带着3个孩子进了一个小房间，史蒂夫将一盘录像带放进了录像机。刚开始出现的是一系列情节串联图板，突然屏幕上出现了彩色的《玩具总动员》早期测试版，声音也同时响起。我在皮克斯的墙上看到过《玩具总动员》的情节串联图板，不过还没见过真正的动画版本，真的令人赞叹，与我之前看到过的动画完全不一样。3个孩子坐在地上，全神贯注地盯着电视机看完了整部片子，尽管当时动画只完成了一半，还有一半是用素描或效果图替代的。

电影放完后史蒂夫告诉我，即使是皮克斯的董事会都没看过这个最新的版本，我对这话半信半疑。[拉塞特后来告诉我，史蒂夫到处找人看片：“这家伙完全信口开河！”史蒂夫的朋友拉里·埃里森（Larry Ellison）是Oracle（甲骨文公司）的创始人，他说他看了11个不同的版本。]史蒂夫很快把注意力从我身上转到了孩子身上，他正忙着做市场调研呢，典型的乔布斯式调研。“你们喜欢吗？”他先问女孩子，“跟《风中奇缘》一样好看吗？”格里塔和费尔南达拼命点头。“那跟《狮子王》比呢？”费尔南达思考了一下，说道，“我还得把这部片子再看个五六遍，才能回答这个问题。”

史蒂夫对这个答案很满意。

8月9日，幸运女神再次垂青史蒂夫，一家叫网景通信的小公司成功上市。网景的主要产品是第一代互联网浏览器，尽管产品具有变革意义，也很受消费者的喜爱，但盈利模式并不清晰，浏览器很难变成公司的摇钱树。不过没关系，公众对于互联网新技术的热情与日俱增。网景的股票发行价格是28美元，第一天收盘时，价格为58.25美元，公司的市值高达29亿美元。

网景上市后，皮克斯的前景也不像之前想的那么差了。位于旧金山的罗伯逊－斯蒂芬斯投资银行同意担任承销商，并于10月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了招股说明书。史蒂夫决定再赌一把，将皮克斯的上市日期定在了1995年的11月29日，也就是《玩具总动员》首映的一周以后。如果电影反响不好，那么上市就泡汤了，为皮克斯筹集更多资金的希望也就彻底破灭了。

当然，历史并非如此。这部既有趣又感人的电影轰动一时，美国电影学会（American Film Institute）将这部片子列入了美国百部佳片的名单。皮克斯的上市自然也是一鸣惊人，筹集了1.32亿美元资金，让公司的市值达到14亿美元。拉塞特、卡特穆尔、史蒂夫和其他皮克斯员工聚在罗伯逊－斯蒂芬斯投资银行的办公室，观看了全过程。开市不久后，股价很快就超过了22美元的发行价，卡特穆尔看到史蒂夫拿起了办公室一角的电话，“嗨，拉里吗？”史蒂夫对着听筒说道，电话的另一头是拉里·埃里森，“我成功了。”史蒂夫拥有皮克斯80%的股权，他成了亿万富翁。

拉里·埃里森当时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现在依然是），史蒂夫喜欢和他交流，但钱并不是史蒂夫在皮克斯最看重的东西。更让他兴奋的是，他的公司又一次创造了震撼世界的产品，这件产品使用了全新的技术，拥有无穷的潜力。他又一次成为一家创意公司的缔造者，让世人不得不为之赞叹。自从11年前麦金塔电脑问世后，史蒂夫就再也没有享受过这种感觉，11年如同好几个世纪般漫长。

《玩具总动员》和皮克斯的成功对史蒂夫个人的发展也至关重要。他总希望能够打造出自己喜欢、消费者也觉得实用的产品，这也是为什么NeXT的产品一直反响平平。史蒂夫无法像比尔·盖茨那样，只是为了满足某个特定市场的需求，完全投身于一件自己不喜欢的产品。虽然NeXT的电脑和软件产品本身很不错，也有着其他产品无法比拟的优势，但这些产品的受众是机构而非个人。随着《玩具总动员》的诞生，史蒂夫生平第一次打造出一件让年轻家庭喜闻乐见的产品，劳伦当时正怀着他们的第二个孩子艾琳，史蒂夫曾透露过他自己的孩子也非常喜欢这部电影。

将《玩具总动员》看作史蒂夫事业复苏的起点看似荒诞，实则千真万确。皮克斯的电影基本都有一个套路：主人公因为高傲自大而陷入低谷，但他[或她，《勇敢雄心》（Brave）的主人公是女性]逐渐通过善良、勇敢、智慧和创意克服了自身的弱点，得到救赎，最终成为更好的自己。（无论主人公是玩具、昆虫、汽车、王子、怪兽、机器人、老鼠还是超级英雄！）没落的英雄通常会被放逐，比如在《玩具总动员》里，胡迪“不小心”把巴斯光年扔到了邻居锡德家的后院里，两个玩具不得不联手经历一场大冒险，最终逃脱了邻居家邪恶小孩的魔爪。史蒂夫自己也是被苹果放逐的英雄，故事套路里有很明显的影射。

《玩具总动员》也让史蒂夫重拾自信。皮克斯上市后，他和我聊过好几次，我能看出他的欣喜若狂。他和我聊皮克斯的发展史，聊他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脸上洋溢着掩饰不住的自豪。他对卡特穆尔和拉塞特很大方，给了他们很多股票，那年12月，他还用自己的奖金给每位员工多发了一个月的薪水。当然，还是有员工抱怨自己拿到的股票不够多，史蒂夫依然喜欢把过多的功劳都算在自己头上，但即使是与史蒂夫意见不合而离职的皮克斯联合创始人阿尔维·雷·史密斯后来也承认，如果没有史蒂夫，皮克斯不可能取得成功。“皮克斯很可能会走到穷途末路，”阿尔维告诉记者，“之所以会成功，是因为史蒂夫没办法再遭受另一次打击，他承受不了。”

在享受成功喜悦的同时，史蒂夫很快又将目光转向了前方。在皮克斯上市后，他之所以和我聊了那么多次，还有另一个原因，他把目光又转回了位于库比蒂诺的老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