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告诉他们我就是个混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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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2月上旬,史蒂夫给我位于加州福斯特城的家庭办公室打电话,告诉我一个重要信息。

几个月以来,我一直在努力促成史蒂夫、安迪·葛洛夫、比尔·盖茨和迈克尔·戴尔的联合采访。之所以要做这次联合采访,是因为我想写一本书,叫作“打江山,守江山”(Founders Keepers),主要描绘几位企业家的心路历程:极客究竟如何成为行业领袖;埋头苦干的发明家究竟如何自学成才成为企业帝国的建造者;企业日新月异不断发展、自身的财富与影响力也不断扩张时,企业的创立者究竟如何才能稳坐江山。

我本来2005年就想开始写这本书,但却在尼加拉瓜度假时染上了重病。8年前植入我体内的人工心脏瓣膜染上了心内膜炎,并且很快扩散到了全身,在我脊柱内又变异成脑膜炎,感染了我的脑内膜。肺部和肠道都有不同程度的感染。马那瓜的医生帮我捡回了一条命,但让我陷入昏迷之中,而且给我注射了过量的抗生素,虽然抑制了病情,却让我丧失了65%的听力,一只耳朵完全失聪。我的雇主时代公司安排医用飞机把我送回了斯坦福医院,我在特护病房里待了3周,医生搞不清楚我为什么会病得那么严重。

这段时间里,史蒂夫来看过我几次。我被注射了很多镇静剂和止痛药,因此头脑模糊,甚至产生了幻觉。一次史蒂夫来看我时,我迷糊地认为史蒂夫要在拉斯维加斯与披头士乐队的鼓手林格·斯达(Ringo Starr)和贝斯手保罗·迈卡特尼(Paul McCartney)一起上演一台披头士乐队纪念演出,史蒂夫会上台弹吉他,扮演约翰·列侬的角色,我则被邀请担任伴奏,我真诚地为自己无法参加演出而感到抱歉,而且我还跟史蒂夫解释说,因为听力的丧失,我可能永远都没办法担任伴奏了。等我恢复理智后,我妻子洛娜告诉我,听了我的胡话后,她和史蒂夫都忍不住大笑。她还告诉我,史蒂夫临走时说,“我已经关照他们给你VIP待遇了,如果还需要什么就给我打电话。”

后来的几年里,我在新墨西哥州的圣达非慢慢康复,我和史蒂夫保持着邮件往来。我给《财富》杂志撰写了最后一篇封面报道,将4次对约翰·拉塞特的系列采访改写成第一人称的叙述。尽管史蒂夫和拉塞特关系很好,但他全程都没有参与采访,也没腾出时间来拍照。似乎他已经决定不再与我合作,也许是我在医院的那段胡话让他觉得我已经达不到以前的水准了,无法讲述苹果(或皮克斯)的故事,也许是别的原因。我始终不知道确切原因。

尽管他不想再与我合作完成杂志报道,但对我想写的书却很感兴趣。我们讨论过几次后,在2008年春天,我告诉他想找8位企业家做一次圆桌访谈,作为书的核心内容。“8个人太多了,”他说道,“每个人都想出镜,所以谈得不够深入。”他建议,“你的书应该围绕个人电脑来展开,找4个人就够了,我、比尔、安迪(葛洛夫)和迈克尔(戴尔),我们几个能深入交谈,主题更加明确。我们知道彼此的优点和弱点,交流时会更坦诚,让你的故事更好看。”

他甚至自告奋勇要去搞定那3个人,但我告诉他没这个必要,因为只要告诉他们史蒂夫也参加,另外3个人一定会点头。史蒂夫会参加这一消息就如同一根魔法棒,另外3位果然很快同意了,虽然他们也很忙。来来回回商量了几次后,我们将采访定在了12月18日星期四,地点是在安迪位于加州洛斯阿尔托斯的家族基金会办公室。4位都同意共进午餐,并且把整个下午都空了出来。

我咨询了史蒂夫的助理拉尼塔·伯克海德(Lanita Burkhead),什么样的食物才能满足她那位难搞的老板,她提议寿司,或者再加个沙拉和草本茶。我把这个信息告诉了安迪的助理特里·墨菲(Terry Murphy),由她去准备食物。

然而,12月11日午后,家庭办公室的电话突然响了。“布伦特,我是史蒂夫,”还没等我开口说话,他就径直说道,“我很抱歉,下周四不能参加访谈了。”

我无法相信我所听到的话,“史蒂夫,为了这场访谈我们已经准备了6个月,每个人都把那天空出来了,拉尼塔上周还说一切都准备好了,如果你不在的话,访谈就没法进行了。”

“我不在访谈也能进行。”他说。

我没有出声,只是静静地等待他的解释。

“布伦特,我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消瘦得很厉害。你知道我是素食主义者,我现在开始喝巧克力奶昔和奶酪,几乎什么都吃,但体重还在下降,你肯定不想看到我现在的样子,其他3位也不想看到。劳伦觉得我不能再拖了,必须马上去治疗,我也这么认为。”

我询问了他上一次手术的情况;为什么他一直坚称自己已经康复了;这次是否依然是胰腺的问题,还是有别的什么问题。他告诉我是内分泌紊乱,导致食物无法被吸收。他说,“我吃去下的东西直接穿肠而过了,什么都没留下。”

“不管是什么问题,我得把手头的事全部放下专心治病,这是目前唯一的大事,是我亏欠家人的。我还没告诉董事会,也没告诉库克和其他人,但我马上要休病假了。麦金塔展会快要举办了,我必须在展会前宣布这一消息,因为我没法出席展会。”

接着,他的语调变了,“我的健康状况你一直都清楚,你应该知道不能告诉别人吧,这是我和你之间的秘密。这就是我打来电话的原因,我希望亲自告诉你,虽然我的确很想参加访谈,但实在力不从心。”

我坐在家庭办公室的长椅上,试图想象史蒂夫现在的样子。在去年6月于洛杉矶莫斯康展览中心举办的全球开发者大会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那时候他看上去很瘦,但依然充满活力,无论是iPhone、iMac还是应用商店里的应用,全都销量喜人,刚出炉的笔记本电脑MacBook Air同样广受好评。

“我应该怎么跟比尔、安迪和迈克尔解释呢?”我问,“他们肯定想知道为什么你会在最后一分钟选择退出。我可以告诉他们你感到身体不适吗?我不会再多说什么了。”

刚开始史蒂夫没有回答,过了几秒钟后,史蒂夫苦笑着说,“告诉他们我就是一个混蛋,也许他们心里就是这么想的,你就帮他们说出心声吧。”

这句话让我目瞪口呆。“你真的想让我这么说?”我觉得他们3个应该都不会相信,他们知道史蒂夫不会故意让我忙乎半天后选择退出,他可能有点混蛋,但还不至于那么混蛋。“只希望你不要告诉他们真实原因,现在还不能说。”

我告诉迈克尔、安迪和比尔,史蒂夫由于私人原因没法参加联合采访,其他什么都没说。大概过了一个月后,苹果宣布史蒂夫由于“复杂”的健康问题而休病假,消息宣布后,我曾去比尔的办公室拜访过他,比尔告诉我他想和史蒂夫取得联系,但不知道以什么方式联系他比较好,他们俩已经有很长时间没说过话了。我给了他史蒂夫的家庭电话号码、手机号码、邮箱地址和助理拉尼塔的电话号码,不过在给他联系方式之前,我跟他说了“混蛋”的典故,比尔也喜欢这种机智幽默的借口,我们俩都笑了。

根据蒂姆·库克的说法,他和负责媒体事务的凯蒂·考顿最先得知史蒂夫需要进行肝移植手术,当时是2009年1月,也就是史蒂夫给我打电话的几周以后。库克从2008年开始就发现史蒂夫的身体状况越来越不好,到了2009年,史蒂夫几乎不来办公室了,库克每天都会去他家汇报工作,非常担心出现最不想看到的结果。库克说,“每天去他家时我心里都不好受,能感觉到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史蒂夫看上去非常虚弱,腹腔积水导致腹部凸起,他整天都躺在床上,看上去非常憔悴、疲惫、烦躁。

他在加州的肝移植候选受者名单上排了号,这个名单是无法通过开后门随意更改的。在一次床边会谈时,史蒂夫告诉库克,他觉得自己获得肝源的概率比别人高一点,因为血型比较稀有。在库克听来,这句话毫无逻辑,虽然等待名单上与史蒂夫相同血型的人的确少一点,但是这种血型的肝源也很少。事实上,史蒂夫能获得合适肝源的概率非常低。

一天下午,库克离开史蒂夫家后忧心忡忡,自己去做了一个血型测试,结果发现也是稀有血型,他觉得可能和史蒂夫是同一种血型。他开始研究,发现活体肝移植也是一种选择,美国每年都会进行大约6 000台活体肝移植手术,无论对于捐赠者还是对于受体来说,成功率都很高。肝脏是可再生器官,移植给受体的那部分健康肝脏会长大,而捐赠者切割掉的那部分肝脏还会长出来。

库克决定去做检查,看看自己是否合适做活体移植。“我觉得他快要死了。”库克解释道。他去了一家离湾区很远的医院,因为不想被别人认出来。检查做完后的第二天,他去了史蒂夫家,卧室里只有他和史蒂夫两人时,他开始提议捐献自己的部分肝脏。“我真的想让他接受,”他回忆道,“但我话还没说完,他就打断了我,‘不行,’他说,‘我绝不允许,我永远不会接受!’”

“自私的人不会是这样的反应,”库克说,“因为肝脏问题,他已经奄奄一息了,面前有一个健康的人能够救他。我说,‘史蒂夫,我的健康状况没问题,我做过检查了,这里有报告,做手术对我来说没什么风险,我会康复的。’但他想都没想就拒绝了。他的回答不是‘你确定要这么做?’,不是‘让我想想’,也不是‘我的情况似乎……’,而是‘不行,绝对不做!’。他说这话的时候,差点要从床上跳起来。我们共事13年,他只对我吼过四五次,这是其中一次。”

“人们并不了解他的这一面,”库克说,“沃尔特·艾萨克森写的传记并没有真实全面地反映史蒂夫的性格,只是在重复一些陈词滥调,只反映出他性格中的很小一部分。看了那本书后,你会觉得史蒂夫就是个贪婪自私的利己主义者,但这不是事实。我永远都不想和书中描绘的那个人共事,生命太短了,不值得浪费。”谈到这一点,其实史蒂夫很多好友的想法和库克一样,在对不同人的很多次采访中,他们都提到目前的出版物并没有真实反映出真实的史蒂夫,完全解释不了为什么他们愿意与史蒂夫共事如此之久。这些苹果前员工还有另一个共识:为史蒂夫工作的这些年是他们生命中工作业绩最为突出的几年。

“史蒂夫对很多事情都非常关心在乎,”库克说,“他对很多事充满了激情,并且追求完美,这正是他的伟大之处,他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做到最好,他相信小团队比大团队效率更高,能完成更多工作,他也相信选择对的人比随便找个人将就要好一百倍。这些都是事实,有些人却把他的激情误认为傲慢。当然,他肯定不是圣人,我并没有这么说,我们都不是圣人,但说他不是好人肯定是不对的,并没有真正理解他。”

“1998年刚认识史蒂夫时,他自信、傲慢、充满激情,但他身上也有温柔的一面,那温柔的一面在之后的13年里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你会看到他温柔的一面以不同的方式展现出来。苹果员工或员工配偶一旦生病,他会想尽一切办法确保他们得到最好的治疗,绝对不是随便客气一下,而是真心实意地帮忙,他总会说,‘如果需要帮忙的话,随时给我打电话。’”

“他有勇气承认错误,然后做出改变,很多功绩卓著的大人物并不具备这一特质,与史蒂夫一样位高权重的人一般不愿意像他那样调整战略。除了核心价值观,他不会对其他任何事情固执己见,他愿意做出改变,而且改变的速度比任何人都快,这绝对是一种天赋。他能以非常快的速度走完一条学习曲线,而且学习的领域非常广泛。”

库克在2014年宣布出柜。他说,“史蒂夫还一直督促我组建家庭,并非因为他喜欢管别人私事,而是因为他切实体会到了家庭对他生命的重要性,他希望我也能拥有自己的家庭。”(史蒂夫和其他公司员工当然早就知道了。)“有一天,他给我母亲打电话,其实他并不认识我母亲,我母亲住在亚拉巴马州。他说他正在找我,但他知道该怎么找到我!然后他和我母亲谈起了我。其实通过很多事情都能看出他充满温柔与关爱的那一面,他有那样的基因。仅仅把生命看作交易的冷酷之人绝对不会有温柔的一面。”

史蒂夫最终做了肝移植手术,他同时也在田纳西州孟菲斯市排队等待供体肝脏,这么做完全是合法的,想在其他州排队的唯一要求是必须能在收到通知后的8小时内赶到医院,史蒂夫有私人飞机,完全能做到这一点,而且孟菲斯市医院的医生认为,以他的健康状况来看,在做完手术后能够康复。2009年3月21日,他和劳伦飞往孟菲斯动手术,因为出现并发症,几天后又进行了第二次手术。他和劳伦在孟菲斯待了两个月,其间情况并不乐观,亲朋好友纷纷前来探望,包括乔纳森·艾维、妹妹莫娜·辛普森和律师乔治·赖利(George Riley),可能是想和他道别。艾维甚至带来了一件设计团队的特殊礼物,铝制MacBook Pro的微缩模型,MacBook Pro将在6月上市。每件产品发布后,设计团队都会给史蒂夫做一个小模型,但这次情况特殊,因此这件礼物很特别。

史蒂夫当然活了下来。他后来告诉鲍勃·伊戈尔,曾经考虑过在手术后离开苹果,花更多时间陪伴家人。但埃迪·库埃说,“事实上,史蒂夫一生中真正在意的事情只有两个,一个是苹果公司(也包括皮克斯),另一个就是家庭。”两个他都需要。他又回到了工作岗位,就如同2004年手术后回归岗位那样充满了活力。在去世前,他还需要再建一座里程碑:iPad。

从技术角度看,打造iPad比iPod或iPhone容易。打造iPod时,团队需要学习全新的操作系统;打造iPhone时,团队将个人电脑变革推向巅峰,将三台设备融入一台手持式超级电脑中。打赢了这两场战役后,史蒂夫和他的团队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经验,足以打造出一台超凡的平板电脑。早在2004年,史蒂夫让紫色项目团队停止研究平板电脑,把注意力转向手机,如此一来,苹果的平板就成了iPhone的延伸,团队的任务是把iPhone放大,而不是把iMac缩小,这就意味着iPad使用的是智能手机常用的ARM微处理器,而不是电脑常用的英特尔芯片,英特尔芯片耗电量大得多。这也意味着iPad将延续iPhone的多点触控屏幕和虚拟键盘。最重要的一点是,iPad将大大受益于iTunes应用商店,史蒂夫当初的反对之举显得颇具讽刺意味。iPad让软件开发商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因为屏幕更大了,能做的事更多、更炫酷了。iPad软件的定价和iPhone软件差不多便宜,因此比iPhone软件更受欢迎。iPad的诞生进一步催化了苹果应用商店的发展,也进一步扩大了这一全新的软件市场的影响力。

随着iPhone和iPad的双连击,苹果完全重塑了电脑软件市场的开发和销售方式。以前软件的销量一般只有几千件,软件开发商的定价必须足够高才能赚到钱,现在市场受众多达几亿,让以前根本没有竞争实力的小开发商也有了生存的可能。无论你想干什么,都能找到一个相关应用(也可能是两个、三个,甚至更多)。在个人电脑领域,这一切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软件销量太小,定价太高。

如果从技术角度来看,iPad在史蒂夫职业生涯中的重要性比不上iPhone,但从某种程度上说,iPad实现了史蒂夫长久以来的目标:让技术成为消费者进入信息世界的窗口,让技术变得简单而又强大,使消费者感觉不到技术的存在。在他职业生涯之初,这些目标让他从一群技术迷中脱颖而出。这一目标也让史蒂夫栽了很多次跟头,因为技术的发展跟不上他的愿景。但打造iPad时,他和他的团队已经吸取了足够多的经验,能够做到让技术消失。作为一名真正的艺术家,他终于成功地将所有的技术付出全都隐藏起来。

2010年1月27日,史蒂夫在旧金山芳草地艺术中心发布iPad时,他的快乐与骄傲溢于言表。这一次与往常不同,舞台上放了一张桌子和一个小沙发。史蒂夫走上舞台时,看上去非常憔悴,所有的观众与往常一样起立鼓掌。他一边在舞台上自信、有力地踱着步,一边开始回顾公司所取得的成就。大屏幕上出现了一张他和沃兹的早年合影,接着出现了一连串数字:iPod销量2.5亿台,一年半的时间里,苹果应用商店的下载量达到30亿次,公司年收入超过500亿美元。他说,苹果已经成为一家移动设备公司,以收入来看的话,是世界上最大的移动设备公司。

尽管每一次发布会上,史蒂夫都会先花几分钟时间回顾苹果公司的发展历程,但这一次却产生了些许哀伤的氛围,毕竟苹果的发展历程就是对他职业生涯的回顾。十几分钟后,史蒂夫坐到了沙发上,展示如何使用iPad,坐下当然是因为他身体不好,这一举动让哀伤的氛围更浓了。不过,坐下的确能够更好地展示iPad,他背靠沙发,用手指在iPad上完成了一系列任务:发邮件、浏览网页、打开APP听音乐、在YouTube上看视频,甚至用手指画画儿。“iPad比笔记本电脑更好用。”他自豪地说。他在iPad上的每一步操作都投射在大屏幕上,与之前的发布会一样,此次发布会目标明确:邀请观众通过iPad进入一个崭新的世界,异常简单方便的操作让iPad在不知不觉间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尽管刚开始也有批评的声音,不过公众很快就意识到了iPad的魅力。第一代iPad是苹果新发布产品中销量最好的,让iPod和iPhone都黯然失色:到2010年年末,iPad销量超过1 500万台。

2009年,史蒂夫又一次充满活力地回到工作岗位,一如2004年,但这一次情况有所不同。大家都知道他的任期终有一天要结束,即使大家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但都知道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这一次史蒂夫没有再用“痊愈”这个词,而是“带病生存”时间越长越好。史蒂夫并没有与很多人谈起过自己的病,也很少与核心团队成员聊起这个话题,但死亡的威胁是真实存在的,大家都能嗅到死亡的味道。

鲍勃·伊戈尔意识到了这一点。正如伊戈尔所期待的那样,自从皮克斯2006年被卖给迪士尼后,史蒂夫就成为迪士尼董事会成员,为迪士尼出谋划策,但不会威胁到迪士尼的发展。史蒂夫和伊戈尔的关系非常密切,史蒂夫曾邀请他加入苹果董事会,但由于存在委托关系,伊戈尔无法加入。正因为与史蒂夫友谊深厚,伊戈尔还拒绝了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埃里克·施密特的邀请,没有出任谷歌的董事。“史蒂夫告诉我他会嫉妒。”伊戈尔笑着说。其实考虑到苹果和谷歌的关系不太好,史蒂夫应该不仅仅是嫉妒,而是不愿意伊戈尔出任谷歌董事。

做肝移植手术前,伊戈尔和史蒂夫每周要交流3~4次,冬季去夏威夷度假时也会见面。“我住在四季酒店,他住在科纳度假村,我们经常一起散步。他每天先走到四季酒店,然后我们一起散步,随意地聊天,他会试着说服我白菠萝比黄菠萝好。然后,我们坐在长凳上,聊聊音乐,聊聊世界,我告诉他迪士尼将在夏威夷建一座造价9亿美元的度假村,他看上去不喜欢这个主意。我问,‘你为什么不喜欢?’他说这个想法没什么大不了的。我说,‘9亿美元,迪士尼将进军夏威夷,没什么大不了的吗?’他说,‘把拉奈岛买下来吧。’(拉奈岛是夏威夷的一个小岛,后来拉里·埃里森买下了这座岛。)他觉得迪士尼应该在岛上建一个主题乐园,用迪士尼专用交通工具把客人送至岛上。这个主意完全不切实际。”

大部分时候,伊戈尔和史蒂夫会在班伯克见面,也就是史蒂夫去迪士尼总部开董事会的时候。虽然伊戈尔不是苹果董事会成员(在史蒂夫去世后,他才成为董事),史蒂夫依然会咨询他关于公司发展的建议,每次他来库比蒂诺,史蒂夫都会带他参观艾维的设计实验室。“我们会站在白板前一起头脑风暴,”伊戈尔回忆道,“我们会聊收购计划,还聊过联手收购雅虎。”迪士尼召开董事会前,史蒂夫其实已经从伊戈尔处了解到了公司发展的情况。“我们总是心有灵犀,”伊戈尔说,“并没有事前计划过,但史蒂夫一旦提出什么建议,董事会通常都会采纳。”

董事会也不是每条建议都会采纳,但史蒂夫依然会有礼有节地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见。他反对股票回购计划,也就是公司从公开市场上买回自己的股票,这一举动通常是为了向投资者表明管理层对公司很有信心。在一次董事会上,史蒂夫强烈反对股票回购,但公司还是做了。另一次,迪士尼打算与嘉年华邮轮公司建立合资企业,因为伊戈尔觉得董事会不会支持他花重金建造两艘游轮。史蒂夫强烈建议伊戈尔设法获取董事会的支持,结果董事会同意迪士尼自己建造游轮。“如果这生意能赚钱,”史蒂夫说,“为什么要把你自己的品牌交给别人使用呢?”于是迪士尼自己造了两艘游轮。

史蒂夫对迪士尼的零售业务帮助也很大。以前,迪士尼把零售商店授权给第三方经营,2008年,迪士尼收回了经营权。零售业务负责人第一次向董事会提交管理计划时,坐在伊戈尔边上的史蒂夫开始揉眼睛、坐立不安。那位负责人汇报到一半,史蒂夫忍不住嘟囔道“狗屁!”,声音大到在场的每个人都听见了。伊戈尔在桌子下踢史蒂夫的小腿,让他保持克制。汇报结束后,史蒂夫问了那位负责人两个问题:“客户进门后,你想传递给他们什么信息?店铺的主题是什么?”

“那个人哑口无言,”伊戈尔回忆道,“屋子里一片寂静。”之后,史蒂夫建议伊戈尔立刻炒掉那个人,但伊戈尔并没有这么做。“史蒂夫总是很快就对一个人做出判断,这是不对的,”伊戈尔说,“我觉得这是史蒂夫的缺点。我会告诉他,‘我还没对这个人做出判断,给我点时间思考一下。’有时候我也会告诉他,‘你对这个人的看法完全不对。’有时候他的判断是对的,有时候我的判断是对的,不过无论结果如何,他从没有对我说过‘早就告诉你是这样了’。”

几周后,伊戈尔带着那位零售业务负责人和他的团队来到库比蒂诺,与史蒂夫和苹果的零售业务负责人罗恩·约翰逊一起头脑风暴。“他没有重新设计我们的店铺,”伊戈尔说,“也没有插手店铺的事,但他腾出一整天时间,帮我们想出了店铺的主题:这将是你孩子一天中最美好的二三十分钟。”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允许他出差了,只能通过电话参加董事会。但只要身体情况允许,他还是会去班伯克参会,与伊戈尔见面交流。2010年的一个晚上,伊戈尔和妻子在自己家与史蒂夫和劳伦共进晚餐时,他突然意识到史蒂夫真的快要离开人世了。“我们都知道他的死亡是无法避免的,但我们都不愿意真正接受这个事实,也不愿意相信或说出来,”伊戈尔回忆道,“但这个事实已经很明显了,史蒂夫那晚开始敬酒,他说,‘我们俩取得了不可思议的成就,不是吗?我们救了迪士尼,救了皮克斯。’他认为成为迪士尼的一部分让皮克斯获得了新生,迪士尼显然也变得比以前更棒了。他哭了,我们各自的妻子也没有忍住眼泪。我们的对话就好像在说:‘天哪,看看我们的成就!真是太棒了,太不可思议了!’”

在苹果,史蒂夫还是尽可能让员工把自己当成健康的人对待。“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忍着病痛依然在努力工作,”埃迪·库埃回忆道,“开会的时候就能看出来,他在吃吗啡,他很痛苦,但他依然积极参会。”

回到工作岗位后,他对工作重心做了些调整,大部分只是2004年调整的延续。他只关注自己真正在意的方面:市场营销、设计和产品发布,他也要确保自己去世后,苹果公司依然能够正常运作。其实他早就开始考虑这一点了,根据蒂姆·库克的说法,早在2004年,他就开始寻找继任、思考后史蒂夫时代,不过现在一切都加速了。

史蒂夫和前耶鲁商学院教授祖尔·波多尼(Joel Podolny)共同创建了苹果大学,专门培训中高层管理人员。皮克斯大学为员工提供的主要是创造艺术类课程,而苹果大学是为了让未来的公司领导层回顾、解析公司历史上的重大决策,逆向还原史蒂夫的决策过程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同时也把史蒂夫的审美和营销方法论传承下去。“史蒂夫非常在意事情的缘由,”库克说,“为什么要做出某个决策。年轻的时候,他只是做完一件事,但后来他会花更多的时间跟我和其他同事解释,为什么他是这样想的,为什么他要做这件事,为什么他要从这个角度看待事物。这也是为什么他要创建苹果大学,去培训下一代领袖,让他们了解我们的心路历程,了解我们做了哪些愚蠢或伟大的决策。”

史蒂夫同时也非常关注新总部大楼的建造,新大楼选址在库比蒂诺另一个社区,那里原先是惠普的园区。他与诺曼·福斯特建筑师事务所(Norman Foster Architects)共同完成了大楼的设计工作。新大楼的很多设想与皮克斯总部类似,当然具有苹果特色。新总部大楼是一幢环形建筑,4层楼高,能容纳1.3万名员工,有人觉得这幢楼像飞船。其设计初衷是为了促进员工之间的交流互动。每个楼层都由一条公共走廊联通,自助餐厅能容纳3 000名员工,80%的区域将被灌木丛和树木覆盖,包括环形建筑的巨大中庭。建筑本身就是一个技术奇迹,外立面没有一块平面玻璃,幕墙的玻璃都呈现出一定的弧度。餐厅有一扇四层楼高的滑动玻璃门,天气好的时候玻璃门会打开。“我认为,”史蒂夫告诉库比蒂诺市议会,“这幢建筑很可能会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办公楼。”

史蒂夫设计建筑物的原则一如既往。什么样的设计能让建筑物成为苹果公司的理想工作场所,帮助苹果开创更美好的未来?建筑物离理想情况越接近,对苹果的发展就越有利。史蒂夫相信苹果是世界上最重要、最不可或缺、最富有创造力的公司,他希望尽一切可能让苹果保持这样的状态。“他希望员工发自内心地热爱苹果,”库克说,“不仅仅是为苹果工作,而是真正热爱,真正理解苹果的内涵和价值观。他不会把价值观贴在墙上,或是做成海报,但他希望员工能够铭记于心,能够为一个宏大的目标而奋斗。”

史蒂夫坚信苹果公司是个特殊的地方,与iPad一样具有魔力,库克在这方面的想法与史蒂夫相同,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史蒂夫敦促董事会批准让库克成为他的继任人。“这是我和他的共同点,”库克说,“我真心热爱苹果,真心觉得苹果有更加宏伟的目标。世界上很少有其他公司像苹果一样。”

史蒂夫饱受癌症的折磨,待在家里的时间越来越长。李·克劳去他家里看望他,探讨将于2011年春天播出的iPad 2广告。“他身体不适、无法上班时,我不得不去他家,”克劳说,“但即使在家里,他依然注意力高度集中,他会跟我讨论广告或产品或任何话题。”和克劳在一起时,史蒂夫不太会回顾过去或展望黑暗的未来,“他试着告诉自己死亡不会到来,他将一直活下去。他不想思考关于死亡的话题。”

史蒂夫和克劳为iPad 2的广告而奋斗,广告里洪亮的声音和诗意的语言非常像“非同凡想”,“非同凡想”预示着史蒂夫重回库比蒂诺后苹果转折的开端。“我们坚信,光有技术是不够的,”这是最终出现在广告中的脚本,“更快、更薄、更轻——这些都是好事。但当科技摆脱了传统模式,一切都变得更加愉悦,甚至具有魔力。唯有如此,你才能向前跃进,拥有这样的产品。”画面上是一根手指,轻松地操控着iPad的各种软件应用。“这是史蒂夫要求传达的产品信息,”克劳回忆道,“与他一贯的愿景是相吻合的,从创业的第一天起,他就希望技术能够改善人们的生活,为每一个人所使用。”

有很多人怀疑他的身体状况是否允许他亲自走上舞台发布这一产品,不过他做到了,2011年3月2日,他的介绍语与广告的主旨类似。“光有技术是不够的,苹果公司的基因决定了这一点,”他告诉观众,“只有让技术与人文相结合,才能让我们的心灵为之歌唱。”与第一代iPad相比,iPad 2有了很大的改进,更加轻薄,而且配置了两个摄像头,前置摄像头专门用于视频会议和自拍,后置摄像头像素更高,带闪光灯,这要归功于几位相机工程师,他们在第一代iPhone发布后加入了苹果团队。

然而发布会当天,人们最关心的并不是产品的改进,而是史蒂夫已经病危的消息。他艰难地走上舞台后,外表是如此憔悴,引起了苹果股价的下跌。这一次,他更加依赖核心团队的其他成员,需要他们配合共同完成产品介绍和功能展示。

史蒂夫已经与病魔抗争了很久,时不时会出现病危的症状,医生、同事和他自己都无法预测大限究竟何时到来。他在6月7日向库比蒂诺市议会展示新总部大楼方案时,感觉很痛苦,声音也很虚弱。史蒂夫似乎知道,这幢大楼应该是他为公司做的最后一项贡献了,也是他对这个如家庭般的社区所做的最后贡献了。他花了15分钟时间向议会议员介绍了方案,用了5分钟回答问题。一位女议员想开个玩笑,她说如果想让市议会批准这个建设方案的话,苹果公司应该给议会提供免费无线网络,对此史蒂夫回答,“你知道,我是个很传统的人。我认为我们已经纳税了,市议会必须要给我们提供服务。”

最后的几个月,源源不断有人去他家探病。比尔·盖茨去过,奥巴马总统也去过,与其他几位硅谷领袖一起吃了饭。《纽约时报》记者约翰·马科夫(John Markoff)和作家史蒂芬·列维(Steven Levy)都去了他家拜访,列维写过多本有关硅谷的书,其中就有描绘麦金塔和iPod开发历程的书。某天下午,比尔·盖茨在他家待了4个小时,“其实大家对我和史蒂夫的赞誉都有些言过其实,别人的功劳可能也算在了我们头上,因为如果要把每个人的功劳都算清楚的话,故事就太复杂了,”盖茨说,“我的意思是,史蒂夫的确功绩卓著,如果要选一位对个人电脑产业影响最大的人物,大家应该都会选史蒂夫,这是公平的。但史蒂夫并不是上帝,并非上帝显灵带来了平板电脑。”尽管这两位性格迥异,但依然建立了友谊和对彼此的尊重。“那天下午,我们并非想把对方比下去,”盖茨说,“我们讨论了曾经做过的事和未来的发展方向。”在史蒂夫去世前的几周,盖茨给他写了最后一封私信。

苹果公司高管团队的成员经常会去他家,他每况愈下的身体让原本就很紧密的团队关系变得更加密切。他们会和史蒂夫聊工作,有时也会一起看电影或一起吃饭。正如库克所说,苹果的创新就如同“跑步机”般永不停歇,他们的合作进一步加快了跑步机的运转速度。“史蒂夫和第一代核心团队的关系也不错,”劳伦说,她指的是和史蒂夫一起拯救苹果的弗雷德·安德森、阿瓦·特凡尼安和乔恩·鲁宾斯坦,“但他更喜欢后来这个团队,因为他们共同取得了很多不可思议的成就。”

8月11日周日,史蒂夫让库克去他家。“他说‘我想和你谈谈’,”库克回忆道,“那时候,他已经不出门了,我问他让我什么时候去,他说‘就现在’。因此我马上去了,他说他决定让我当CEO。我当时认为,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应该觉得自己还能活很久,因为我们讨论了很久由我担任CEO、他担任董事长到底意味着什么。我问他,‘你有什么现在正在做,但内心却不想做的事吗?’”

“这是个有趣的话题,”库克笑着说,“他说,‘由你来做所有的决定。’我说,‘等等,我要问你一个问题。’我想说些激励他的话,因此我说,‘你的意思是,如果我看过一个广告设计,觉得还不错,不需要得到你的同意就能播放?’他笑了,说,‘希望你至少来问我一下!’我问了他两三次,‘你确定要让我当CEO?’因为当时我觉得他的身体情况在好转,我工作日经常去他家,有时周末也去,每次见到他,都觉得他在好转,他本人也是这样认为的。很可惜,奇迹并没有发生。”

多年来,库克一直是CEO的最佳人选。在史蒂夫2004年和2009年请病假离开公司时,库克已经承担过两次主持公司工作的重任,而且史蒂夫希望由内部员工来接替他的职务。“只有内部员工才能深刻理解公司的文化,”库克解释道,“如果我要离职,肯定也会推荐一位内部候选人,因为外人无法了解我们的事业和企业文化。我觉得史蒂夫还认为候选人必须具有披头士精神,如果候选人仅仅想成为史蒂夫第二的话,是没办法很好地为苹果服务的,而且我认为世界上没有人能够真正取代史蒂夫,虽然很多人想往那个方向努力。他知道我不会傻到想去模仿他,也从不认为有这个必要。”

关于继任问题,史蒂夫和库克已经讨论了好多年了,因此库克并没有感到十分惊讶,他们也探讨过史蒂夫去世后苹果的发展问题。根据库克的说法,“他不希望我们问,‘史蒂夫会做什么?’华特·迪士尼去世后,迪士尼的发展停滞不前,史蒂夫非常痛恨这一点,他要确保苹果绝对不会发生类似的事。”

史蒂夫告诉库克要任命他为CEO的8周后,情况突然急转直下。“他去世前的一个周五,我和他一起看了一部电影,”库克回忆道,“我们看的是《冲锋陷阵》(Remember the Titans,讲述的是黑人橄榄球教练如何逆袭取得成功的故事)。我非常惊讶他居然想看这部电影,他对体育一点都不感兴趣。我们边看边聊,聊了很多,我觉得他很快乐。然而那个周末,情况却急转直下。”

约翰·拉塞特接到了劳伦的电话,让他赶紧来见史蒂夫最后一面。“我待在他的卧室里,那间屋子本来是书房,后来改造成了他的卧室。我们聊了皮克斯和迪士尼,后来他对我说,‘我累了,想睡一会儿,’于是我起身准备离开,想了想又停下脚步,转过身去,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和吻,对他说,‘谢谢你,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他很特别,”拉塞特说,“有一小群人和他的关系一直很亲密,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我们都很想念他。2013年11月,我去旧金山参加劳伦50岁生日派对时,到得比较早,蒂姆也来了,他走过来和我聊天,很自然地聊到了史蒂夫。我说,‘你想他吗?我真的很想念他。’然后我给他看了这个。”拉塞特边说边翻开iPhone通信录列表。“我至今还存着史蒂夫的电话号码,我说,‘我永远无法把这个号码删掉。’库克也拿出了他的iPhone给我看,他同样存着史蒂夫的号码。”

“生命需要不断地更新与成长,”吉姆·柯林斯说,“大部分领袖并非生来就如此伟大,而是经历了漫长的历练与成长。史蒂夫正是这样的,他的故事并不是成功的故事,而是成长的故事,我真希望自己能看到史蒂夫3.0版本,看他从55岁到75岁的经历一定很有意思,一定会比之前更加优秀。可惜我们没有机会看到史蒂夫3.0了。”

“一家伟大的公司具有三个特质,”柯林斯把话题转到了苹果公司,“第一,漂亮的财务数据;第二,别人无法轻易取代的与众不同之处;第三,持续发展,随着技术与市场的演变而不断演变,不会因为一位领袖的离开而停滞不前。第一点和第二点苹果已经做到了,史蒂夫正和时间赛跑,试图帮助苹果达成第三点。是否能持续发展是对苹果的最后考验,目前还没有答案。苹果有许多优秀的人才,应该能够做到。”

史蒂夫去世时,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苹果都是一家杰出的企业。2011年年末,可以非常肯定地说,苹果是最成功、最富有创造力的美国企业。苹果一直致力于利用小团队之间的合作,以高效、非官僚的方式持续打造卓越的产品,尽管到史蒂夫去世时,公司的规模已经达到了6万人,但这一传统仍旧没有改变。比起1997年史蒂夫刚回苹果时,2011年公司利润率更高,收入来源也更丰富。高管团队久经沙场,而且很少出现人员变动,除了阿瓦·特凡尼安、乔恩·鲁宾斯坦、弗雷德·安德森和托尼·法德尔,其他成员基本没有变过,成为公司品牌与历史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苹果公司非常擅长设计、生产、营销卓越的产品,史蒂夫曾经希望公司做的每一件事情苹果都一一实现了。

2011年10月5日周二,史蒂夫去世了,共举办了3场悼念活动。他于10月8日下葬,有大约40人出席下葬仪式,包括4位苹果员工——蒂姆·库克、凯蒂·考顿、埃迪·库埃和乔尼·艾维,董事会成员比尔·坎贝尔、阿尔·戈尔、鲍勃·伊戈尔、约翰·多尔、埃德·卡特穆尔、麦克·斯莱德、李·克劳以及劳伦和史蒂夫的4个孩子,还有一些亲戚也参加了葬礼,包括两位妹妹帕蒂和莫娜·辛普森。大家聚集在位于帕洛阿尔托的阿尔塔梅萨公墓,围绕着史蒂夫的灵柩,有几位送葬者讲话,有几位朗诵了诗歌,仪式结束后,大家去了约翰·多尔家举行追忆活动。

10月17日,数百人在斯坦福大学纪念教堂参加了史蒂夫的追思会。iPhone4S于两天前发布,这是史蒂夫去世后公司举行的第一次发布会,预售订单的数量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款产品。只有获得邀请的人才能参加追思会,客人有史蒂夫的好友及家人、克林顿夫妇、U2乐队主唱波诺、议员拉姆·伊曼纽尔(Rahm Emanuel)、史蒂芬·弗雷(Stephen Fry)、拉里·佩奇、鲁伯特·默多克和Adobe创始人约翰·沃诺克。U2乐队演唱了史蒂夫最喜欢的鲍勃·迪伦的歌曲《每一粒沙》(Every Grain of Sand),琼·贝兹演唱了《慢慢走起来,亲爱的马车》(Swing Low, Sweet Chariot),莫娜·辛普森朗诵了一篇感人的悼词,拉里·埃里森和乔尼·艾维也致了辞。史蒂夫的女儿艾琳在追思会开始前点燃了蜡烛,里德谈了自己的感受,丽萨朗诵了一首诗,伊夫朗诵了“非同凡想”的脚本。尽管在场的人很多,但活动现场依然十分温馨、感人,马友友演奏的巴赫无伴奏大提琴组曲拉开了追思会的帷幕,劳伦的致辞尤其感人肺腑:

我和史蒂夫的相遇就是在这里,斯坦福大学,那是我搬到加州后的第二周。他来这里演讲,演讲结束后,我们又在停车场相遇,一直聊到凌晨4点。他在一个下雨的元旦向我求婚,求婚时手里拿着一把刚摘的野花,我当然回答我愿意。接着,我们开始共同生活。

他改变了我看待世界的方式。我和他都很有主见,但他具有我所不具备的审美品位。要排除所有障碍、看清已经存在的现实已经很不容易了,但史蒂夫具有更惊人的天赋:他能看到尚不存在,但应该或必须存在的事物。他的大脑从不会被现实所束缚;相反,他能看到现实所缺乏的内容,然后着手改变现实。他的想法完全出自其直觉以及内心的自由,因此,他总能看到不同的可能性。

史蒂夫爱美,痛恨一切丑陋之物,这一点也深深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刚结婚时,我们曾与莫娜和里奇一起吃饭。我记得那次大家聊了很久,一直聊到了深夜。开车回家的路上,史蒂夫开始批评饭店的烛台,莫娜同意他的观点。我和里奇则面面相觑,嘀咕道,“烛台是照明用的吗?”史蒂夫的眼睛不会放过任何微小的事物,他总会去探寻每件事物的外形、品质和背后的意义。他仔细观察,然后以追求完美的态度进行创造。

他的立场看似不近情理,但我慢慢了解了其背后的逻辑,了解了他那不可思议的严苛标准,他也始终是以非常严苛的标准要求自己的。

他从内心深处觉得只有加州才算得上是家,夜晚的山坡上亮起的灯光有种无与伦比的美。在史蒂夫的灵魂深处,他就是加州人,他所需要的自由只有加州才能赋予,他也受到了加州的鼓舞与影响,从大地、山间、果园和橡树林里汲取着养分。加州的创新精神激励着他,催生了他的创新欲望。庄严壮丽的大自然为大胆想象创造了完美的条件,他也的确大胆想象,他是我见过的最无拘无束的思想者,与他一同思考是一件非常愉悦的事。

和我的孩子们一样,我也在年轻的时候失去了父亲。我并不想这么早就失去父亲,我的孩子们也不想。但太阳依然会照常落下、升起,明天的太阳将照亮我们的悲伤与感恩,让我们带着目标、回忆、激情与爱继续生活。

追思会刚结束不久,我就离开了。我难以平复自己的心情,又想起了夏天和他最后一次对话的情景,后悔不已。那次,他给我打电话,问我想不想和他一起散步,顺便聊聊天。现在回想起来,他应该是想和我告别,那个夏天,他与很多人进行了告别。但当时由于各种原因,我心情不好,也没有意识到他的病有那么严重,我非但没有接受邀请,反而表达了我的不满和愤怒,因为在我得脑膜炎后,他就拒绝再与我合作。听完我的抱怨后,他显得很吃惊,电话里一阵沉默,接着他说他感到很抱歉,我敢肯定他是真心的。他还告诉我,依然希望我去看看他,与他一起聊天、散步。我曾心不在焉地和他助理约过时间,不过后来出了点状况,我立马放弃了,这让我后悔不已。

如果我在追思会后去了离斯坦福教堂不远的罗丹雕塑园,就会拿到一本用棕色纸包着的《瑜伽行者的自传》(The Autobiography of a Yogi),每位客人都会拿到一本,我可能还会碰到很多硅谷的大佬,他们一手推动了个人电脑和互联网的变革。约翰·多尔、埃里克·施密特和迈克尔·戴尔在现场,年青一代创业家也来了,比如谢尔盖·布林、杨致远和马克·安德森。苹果创始之初的核心员工也在场,包括沃兹、里吉斯·麦肯纳、巴德·特里布尔、安迪·赫兹菲尔德和比尔·阿特金森。李·克劳、詹姆斯·文森特(James Vincent)也在,NeXT的骨干也来了,比如苏珊·巴恩斯和麦克·斯莱德。后来比尔·盖茨也来了。

“比尔5月去史蒂夫家拜访时,”斯莱德说,“认识了史蒂夫的小女儿伊夫,伊夫和盖茨的女儿詹妮弗都喜欢马。我和比尔到了接待会现场后,因为我认识的人比他多,就去找别人聊天了,感觉自己把他给抛弃了,有点良心不安,不过后来想想,毕竟他是个大人,就没去管他。半小时后,我去找他,发现在雕塑公园的中央有几排长凳,史蒂夫的家人坐在那里,劳伦和孩子们都在,比尔居然坐在长凳上和伊夫聊天。他就坐在那里和她聊了半个小时马,与其他人一句话也没说。”

最后一场追思会于10月20日在苹果公司举行,近一万名员工聚集在椭圆形的草坪上,全球所有的苹果零售店都暂时关门歇业,零售店的员工通过苹果的虚拟网络观看活动的现场直播。蒂姆·库克第一个发言,苹果的广告里曾用过酷玩乐队和诺拉·琼斯(Norah Jones)的音乐作品,他们进行了现场表演。但最引人关注的两位发言人是乔尼·艾维和比尔·坎贝尔,坎贝尔作为董事会成员,多年来一直是史蒂夫的顾问。

“史蒂夫变了,”坎贝尔说,“没错,他向来富有魅力、充满激情、聪慧过人,但我看到他渐渐成长为一位优秀的管理者,他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有些技术领袖认为,如果消费者不会使用某些设备,那是因为消费者太笨,但在史蒂夫看来,这些领袖过于傲慢,他说,‘如果消费者不会使用那些设备,是因为我们太笨。’”接着,坎贝尔又聊到他所认识的史蒂夫。“过去的七年半里,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他会确保他所爱的人、与他关系亲密的人都能了解实情,对这些人,他会表现出无比温暖与幽默的那一面。他是一位真正的朋友。”

艾维之后发言,同样谈到了友谊。“他是我最亲密的忠实朋友,我们共事15年,”这位英国人说,“他依然会嘲笑我有些词的发音。”但艾维聊的大部分内容都与工作有关,包括工作的乐趣以及与史蒂夫共事的乐趣。“史蒂夫喜欢各种不同的想法,也喜欢打造产品,他以近乎崇敬的态度对待创新的过程。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尽管创新的想法最终会产生无穷的力量,但是在形成之初却非常脆弱,很容易就会错失。他非常在意美与纯洁。”

如今,每个人都能通过iMac、iPhone、iPad或三星Galaxy或微软Surface来观看追思会的回放,追思会既庄严又感人。“往右看,往左看,往前看,往后看,”坎贝尔说,“结果很重要,是你让这一切变成现实。”追思会既是对过去的回顾,也是通往未来的起点,史蒂夫很在意这一点。“追思会的持续时间不会很长,”酷玩乐队主唱克里斯·马汀(Chris Martin)一边说一边开始表演结束曲,“史蒂夫想让你们快点回去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