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上旬，史蒂夫给我位于加州福斯特城的家庭办公室打电话，告诉我一个重要信息。

几个月以来，我一直在努力促成史蒂夫、安迪·葛洛夫、比尔·盖茨和迈克尔·戴尔的联合采访。之所以要做这次联合采访，是因为我想写一本书，叫作“打江山，守江山”（Founders Keepers），主要描绘几位企业家的心路历程：极客究竟如何成为行业领袖；埋头苦干的发明家究竟如何自学成才成为企业帝国的建造者；企业日新月异不断发展、自身的财富与影响力也不断扩张时，企业的创立者究竟如何才能稳坐江山。

我本来2005年就想开始写这本书，但却在尼加拉瓜度假时染上了重病。8年前植入我体内的人工心脏瓣膜染上了心内膜炎，并且很快扩散到了全身，在我脊柱内又变异成脑膜炎，感染了我的脑内膜。肺部和肠道都有不同程度的感染。马那瓜的医生帮我捡回了一条命，但让我陷入昏迷之中，而且给我注射了过量的抗生素，虽然抑制了病情，却让我丧失了65%的听力，一只耳朵完全失聪。我的雇主时代公司安排医用飞机把我送回了斯坦福医院，我在特护病房里待了3周，医生搞不清楚我为什么会病得那么严重。

这段时间里，史蒂夫来看过我几次。我被注射了很多镇静剂和止痛药，因此头脑模糊，甚至产生了幻觉。一次史蒂夫来看我时，我迷糊地认为史蒂夫要在拉斯维加斯与披头士乐队的鼓手林格·斯达（Ringo Starr）和贝斯手保罗·迈卡特尼（Paul McCartney）一起上演一台披头士乐队纪念演出，史蒂夫会上台弹吉他，扮演约翰·列侬的角色，我则被邀请担任伴奏，我真诚地为自己无法参加演出而感到抱歉，而且我还跟史蒂夫解释说，因为听力的丧失，我可能永远都没办法担任伴奏了。等我恢复理智后，我妻子洛娜告诉我，听了我的胡话后，她和史蒂夫都忍不住大笑。她还告诉我，史蒂夫临走时说，“我已经关照他们给你VIP待遇了，如果还需要什么就给我打电话。”

后来的几年里，我在新墨西哥州的圣达非慢慢康复，我和史蒂夫保持着邮件往来。我给《财富》杂志撰写了最后一篇封面报道，将4次对约翰·拉塞特的系列采访改写成第一人称的叙述。尽管史蒂夫和拉塞特关系很好，但他全程都没有参与采访，也没腾出时间来拍照。似乎他已经决定不再与我合作，也许是我在医院的那段胡话让他觉得我已经达不到以前的水准了，无法讲述苹果（或皮克斯）的故事，也许是别的原因。我始终不知道确切原因。

尽管他不想再与我合作完成杂志报道，但对我想写的书却很感兴趣。我们讨论过几次后，在2008年春天，我告诉他想找8位企业家做一次圆桌访谈，作为书的核心内容。“8个人太多了，”他说道，“每个人都想出镜，所以谈得不够深入。”他建议，“你的书应该围绕个人电脑来展开，找4个人就够了，我、比尔、安迪（葛洛夫）和迈克尔（戴尔），我们几个能深入交谈，主题更加明确。我们知道彼此的优点和弱点，交流时会更坦诚，让你的故事更好看。”

他甚至自告奋勇要去搞定那3个人，但我告诉他没这个必要，因为只要告诉他们史蒂夫也参加，另外3个人一定会点头。史蒂夫会参加这一消息就如同一根魔法棒，另外3位果然很快同意了，虽然他们也很忙。来来回回商量了几次后，我们将采访定在了12月18日星期四，地点是在安迪位于加州洛斯阿尔托斯的家族基金会办公室。4位都同意共进午餐，并且把整个下午都空了出来。

我咨询了史蒂夫的助理拉尼塔·伯克海德（Lanita Burkhead），什么样的食物才能满足她那位难搞的老板，她提议寿司，或者再加个沙拉和草本茶。我把这个信息告诉了安迪的助理特里·墨菲（Terry Murphy），由她去准备食物。

然而，12月11日午后，家庭办公室的电话突然响了。“布伦特，我是史蒂夫，”还没等我开口说话，他就径直说道，“我很抱歉，下周四不能参加访谈了。”

我无法相信我所听到的话，“史蒂夫，为了这场访谈我们已经准备了6个月，每个人都把那天空出来了，拉尼塔上周还说一切都准备好了，如果你不在的话，访谈就没法进行了。”

“我不在访谈也能进行。”他说。

我没有出声，只是静静地等待他的解释。

“布伦特，我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消瘦得很厉害。你知道我是素食主义者，我现在开始喝巧克力奶昔和奶酪，几乎什么都吃，但体重还在下降，你肯定不想看到我现在的样子，其他3位也不想看到。劳伦觉得我不能再拖了，必须马上去治疗，我也这么认为。”

我询问了他上一次手术的情况；为什么他一直坚称自己已经康复了；这次是否依然是胰腺的问题，还是有别的什么问题。他告诉我是内分泌紊乱，导致食物无法被吸收。他说，“我吃去下的东西直接穿肠而过了，什么都没留下。”

“不管是什么问题，我得把手头的事全部放下专心治病，这是目前唯一的大事，是我亏欠家人的。我还没告诉董事会，也没告诉库克和其他人，但我马上要休病假了。麦金塔展会快要举办了，我必须在展会前宣布这一消息，因为我没法出席展会。”

接着，他的语调变了，“我的健康状况你一直都清楚，你应该知道不能告诉别人吧，这是我和你之间的秘密。这就是我打来电话的原因，我希望亲自告诉你，虽然我的确很想参加访谈，但实在力不从心。”

我坐在家庭办公室的长椅上，试图想象史蒂夫现在的样子。在去年6月于洛杉矶莫斯康展览中心举办的全球开发者大会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那时候他看上去很瘦，但依然充满活力，无论是iPhone、iMac还是应用商店里的应用，全都销量喜人，刚出炉的笔记本电脑MacBook Air同样广受好评。

“我应该怎么跟比尔、安迪和迈克尔解释呢？”我问，“他们肯定想知道为什么你会在最后一分钟选择退出。我可以告诉他们你感到身体不适吗？我不会再多说什么了。”

刚开始史蒂夫没有回答，过了几秒钟后，史蒂夫苦笑着说，“告诉他们我就是一个混蛋，也许他们心里就是这么想的，你就帮他们说出心声吧。”

这句话让我目瞪口呆。“你真的想让我这么说？”我觉得他们3个应该都不会相信，他们知道史蒂夫不会故意让我忙乎半天后选择退出，他可能有点混蛋，但还不至于那么混蛋。“只希望你不要告诉他们真实原因，现在还不能说。”

我告诉迈克尔、安迪和比尔，史蒂夫由于私人原因没法参加联合采访，其他什么都没说。大概过了一个月后，苹果宣布史蒂夫由于“复杂”的健康问题而休病假，消息宣布后，我曾去比尔的办公室拜访过他，比尔告诉我他想和史蒂夫取得联系，但不知道以什么方式联系他比较好，他们俩已经有很长时间没说过话了。我给了他史蒂夫的家庭电话号码、手机号码、邮箱地址和助理拉尼塔的电话号码，不过在给他联系方式之前，我跟他说了“混蛋”的典故，比尔也喜欢这种机智幽默的借口，我们俩都笑了。

根据蒂姆·库克的说法，他和负责媒体事务的凯蒂·考顿最先得知史蒂夫需要进行肝移植手术，当时是2009年1月，也就是史蒂夫给我打电话的几周以后。库克从2008年开始就发现史蒂夫的身体状况越来越不好，到了2009年，史蒂夫几乎不来办公室了，库克每天都会去他家汇报工作，非常担心出现最不想看到的结果。库克说，“每天去他家时我心里都不好受，能感觉到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史蒂夫看上去非常虚弱，腹腔积水导致腹部凸起，他整天都躺在床上，看上去非常憔悴、疲惫、烦躁。

他在加州的肝移植候选受者名单上排了号，这个名单是无法通过开后门随意更改的。在一次床边会谈时，史蒂夫告诉库克，他觉得自己获得肝源的概率比别人高一点，因为血型比较稀有。在库克听来，这句话毫无逻辑，虽然等待名单上与史蒂夫相同血型的人的确少一点，但是这种血型的肝源也很少。事实上，史蒂夫能获得合适肝源的概率非常低。

一天下午，库克离开史蒂夫家后忧心忡忡，自己去做了一个血型测试，结果发现也是稀有血型，他觉得可能和史蒂夫是同一种血型。他开始研究，发现活体肝移植也是一种选择，美国每年都会进行大约6 000台活体肝移植手术，无论对于捐赠者还是对于受体来说，成功率都很高。肝脏是可再生器官，移植给受体的那部分健康肝脏会长大，而捐赠者切割掉的那部分肝脏还会长出来。

库克决定去做检查，看看自己是否合适做活体移植。“我觉得他快要死了。”库克解释道。他去了一家离湾区很远的医院，因为不想被别人认出来。检查做完后的第二天，他去了史蒂夫家，卧室里只有他和史蒂夫两人时，他开始提议捐献自己的部分肝脏。“我真的想让他接受，”他回忆道，“但我话还没说完，他就打断了我，‘不行，’他说，‘我绝不允许，我永远不会接受！’”

“自私的人不会是这样的反应，”库克说，“因为肝脏问题，他已经奄奄一息了，面前有一个健康的人能够救他。我说，‘史蒂夫，我的健康状况没问题，我做过检查了，这里有报告，做手术对我来说没什么风险，我会康复的。’但他想都没想就拒绝了。他的回答不是‘你确定要这么做？’，不是‘让我想想’，也不是‘我的情况似乎……’，而是‘不行，绝对不做！’。他说这话的时候，差点要从床上跳起来。我们共事13年，他只对我吼过四五次，这是其中一次。”

“人们并不了解他的这一面，”库克说，“沃尔特·艾萨克森写的传记并没有真实全面地反映史蒂夫的性格，只是在重复一些陈词滥调，只反映出他性格中的很小一部分。看了那本书后，你会觉得史蒂夫就是个贪婪自私的利己主义者，但这不是事实。我永远都不想和书中描绘的那个人共事，生命太短了，不值得浪费。”谈到这一点，其实史蒂夫很多好友的想法和库克一样，在对不同人的很多次采访中，他们都提到目前的出版物并没有真实反映出真实的史蒂夫，完全解释不了为什么他们愿意与史蒂夫共事如此之久。这些苹果前员工还有另一个共识：为史蒂夫工作的这些年是他们生命中工作业绩最为突出的几年。

“史蒂夫对很多事情都非常关心在乎，”库克说，“他对很多事充满了激情，并且追求完美，这正是他的伟大之处，他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做到最好，他相信小团队比大团队效率更高，能完成更多工作，他也相信选择对的人比随便找个人将就要好一百倍。这些都是事实，有些人却把他的激情误认为傲慢。当然，他肯定不是圣人，我并没有这么说，我们都不是圣人，但说他不是好人肯定是不对的，并没有真正理解他。”

“1998年刚认识史蒂夫时，他自信、傲慢、充满激情，但他身上也有温柔的一面，那温柔的一面在之后的13年里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你会看到他温柔的一面以不同的方式展现出来。苹果员工或员工配偶一旦生病，他会想尽一切办法确保他们得到最好的治疗，绝对不是随便客气一下，而是真心实意地帮忙，他总会说，‘如果需要帮忙的话，随时给我打电话。’”

“他有勇气承认错误，然后做出改变，很多功绩卓著的大人物并不具备这一特质，与史蒂夫一样位高权重的人一般不愿意像他那样调整战略。除了核心价值观，他不会对其他任何事情固执己见，他愿意做出改变，而且改变的速度比任何人都快，这绝对是一种天赋。他能以非常快的速度走完一条学习曲线，而且学习的领域非常广泛。”

库克在2014年宣布出柜。他说，“史蒂夫还一直督促我组建家庭，并非因为他喜欢管别人私事，而是因为他切实体会到了家庭对他生命的重要性，他希望我也能拥有自己的家庭。”（史蒂夫和其他公司员工当然早就知道了。）“有一天，他给我母亲打电话，其实他并不认识我母亲，我母亲住在亚拉巴马州。他说他正在找我，但他知道该怎么找到我！然后他和我母亲谈起了我。其实通过很多事情都能看出他充满温柔与关爱的那一面，他有那样的基因。仅仅把生命看作交易的冷酷之人绝对不会有温柔的一面。”

史蒂夫最终做了肝移植手术，他同时也在田纳西州孟菲斯市排队等待供体肝脏，这么做完全是合法的，想在其他州排队的唯一要求是必须能在收到通知后的8小时内赶到医院，史蒂夫有私人飞机，完全能做到这一点，而且孟菲斯市医院的医生认为，以他的健康状况来看，在做完手术后能够康复。2009年3月21日，他和劳伦飞往孟菲斯动手术，因为出现并发症，几天后又进行了第二次手术。他和劳伦在孟菲斯待了两个月，其间情况并不乐观，亲朋好友纷纷前来探望，包括乔纳森·艾维、妹妹莫娜·辛普森和律师乔治·赖利（George Riley），可能是想和他道别。艾维甚至带来了一件设计团队的特殊礼物，铝制MacBook Pro的微缩模型，MacBook Pro将在6月上市。每件产品发布后，设计团队都会给史蒂夫做一个小模型，但这次情况特殊，因此这件礼物很特别。

史蒂夫当然活了下来。他后来告诉鲍勃·伊戈尔，曾经考虑过在手术后离开苹果，花更多时间陪伴家人。但埃迪·库埃说，“事实上，史蒂夫一生中真正在意的事情只有两个，一个是苹果公司（也包括皮克斯），另一个就是家庭。”两个他都需要。他又回到了工作岗位，就如同2004年手术后回归岗位那样充满了活力。在去世前，他还需要再建一座里程碑：iPad。

从技术角度看，打造iPad比iPod或iPhone容易。打造iPod时，团队需要学习全新的操作系统；打造iPhone时，团队将个人电脑变革推向巅峰，将三台设备融入一台手持式超级电脑中。打赢了这两场战役后，史蒂夫和他的团队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经验，足以打造出一台超凡的平板电脑。早在2004年，史蒂夫让紫色项目团队停止研究平板电脑，把注意力转向手机，如此一来，苹果的平板就成了iPhone的延伸，团队的任务是把iPhone放大，而不是把iMac缩小，这就意味着iPad使用的是智能手机常用的ARM微处理器，而不是电脑常用的英特尔芯片，英特尔芯片耗电量大得多。这也意味着iPad将延续iPhone的多点触控屏幕和虚拟键盘。最重要的一点是，iPad将大大受益于iTunes应用商店，史蒂夫当初的反对之举显得颇具讽刺意味。iPad让软件开发商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因为屏幕更大了，能做的事更多、更炫酷了。iPad软件的定价和iPhone软件差不多便宜，因此比iPhone软件更受欢迎。iPad的诞生进一步催化了苹果应用商店的发展，也进一步扩大了这一全新的软件市场的影响力。

随着iPhone和iPad的双连击，苹果完全重塑了电脑软件市场的开发和销售方式。以前软件的销量一般只有几千件，软件开发商的定价必须足够高才能赚到钱，现在市场受众多达几亿，让以前根本没有竞争实力的小开发商也有了生存的可能。无论你想干什么，都能找到一个相关应用（也可能是两个、三个，甚至更多）。在个人电脑领域，这一切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软件销量太小，定价太高。

如果从技术角度来看，iPad在史蒂夫职业生涯中的重要性比不上iPhone，但从某种程度上说，iPad实现了史蒂夫长久以来的目标：让技术成为消费者进入信息世界的窗口，让技术变得简单而又强大，使消费者感觉不到技术的存在。在他职业生涯之初，这些目标让他从一群技术迷中脱颖而出。这一目标也让史蒂夫栽了很多次跟头，因为技术的发展跟不上他的愿景。但打造iPad时，他和他的团队已经吸取了足够多的经验，能够做到让技术消失。作为一名真正的艺术家，他终于成功地将所有的技术付出全都隐藏起来。

2010年1月27日，史蒂夫在旧金山芳草地艺术中心发布iPad时，他的快乐与骄傲溢于言表。这一次与往常不同，舞台上放了一张桌子和一个小沙发。史蒂夫走上舞台时，看上去非常憔悴，所有的观众与往常一样起立鼓掌。他一边在舞台上自信、有力地踱着步，一边开始回顾公司所取得的成就。大屏幕上出现了一张他和沃兹的早年合影，接着出现了一连串数字：iPod销量2.5亿台，一年半的时间里，苹果应用商店的下载量达到30亿次，公司年收入超过500亿美元。他说，苹果已经成为一家移动设备公司，以收入来看的话，是世界上最大的移动设备公司。

尽管每一次发布会上，史蒂夫都会先花几分钟时间回顾苹果公司的发展历程，但这一次却产生了些许哀伤的氛围，毕竟苹果的发展历程就是对他职业生涯的回顾。十几分钟后，史蒂夫坐到了沙发上，展示如何使用iPad，坐下当然是因为他身体不好，这一举动让哀伤的氛围更浓了。不过，坐下的确能够更好地展示iPad，他背靠沙发，用手指在iPad上完成了一系列任务：发邮件、浏览网页、打开APP听音乐、在YouTube上看视频，甚至用手指画画儿。“iPad比笔记本电脑更好用。”他自豪地说。他在iPad上的每一步操作都投射在大屏幕上，与之前的发布会一样，此次发布会目标明确：邀请观众通过iPad进入一个崭新的世界，异常简单方便的操作让iPad在不知不觉间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尽管刚开始也有批评的声音，不过公众很快就意识到了iPad的魅力。第一代iPad是苹果新发布产品中销量最好的，让iPod和iPhone都黯然失色：到2010年年末，iPad销量超过1 500万台。

2009年，史蒂夫又一次充满活力地回到工作岗位，一如2004年，但这一次情况有所不同。大家都知道他的任期终有一天要结束，即使大家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但都知道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这一次史蒂夫没有再用“痊愈”这个词，而是“带病生存”时间越长越好。史蒂夫并没有与很多人谈起过自己的病，也很少与核心团队成员聊起这个话题，但死亡的威胁是真实存在的，大家都能嗅到死亡的味道。

鲍勃·伊戈尔意识到了这一点。正如伊戈尔所期待的那样，自从皮克斯2006年被卖给迪士尼后，史蒂夫就成为迪士尼董事会成员，为迪士尼出谋划策，但不会威胁到迪士尼的发展。史蒂夫和伊戈尔的关系非常密切，史蒂夫曾邀请他加入苹果董事会，但由于存在委托关系，伊戈尔无法加入。正因为与史蒂夫友谊深厚，伊戈尔还拒绝了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埃里克·施密特的邀请，没有出任谷歌的董事。“史蒂夫告诉我他会嫉妒。”伊戈尔笑着说。其实考虑到苹果和谷歌的关系不太好，史蒂夫应该不仅仅是嫉妒，而是不愿意伊戈尔出任谷歌董事。

做肝移植手术前，伊戈尔和史蒂夫每周要交流3~4次，冬季去夏威夷度假时也会见面。“我住在四季酒店，他住在科纳度假村，我们经常一起散步。他每天先走到四季酒店，然后我们一起散步，随意地聊天，他会试着说服我白菠萝比黄菠萝好。然后，我们坐在长凳上，聊聊音乐，聊聊世界，我告诉他迪士尼将在夏威夷建一座造价9亿美元的度假村，他看上去不喜欢这个主意。我问，‘你为什么不喜欢？’他说这个想法没什么大不了的。我说，‘9亿美元，迪士尼将进军夏威夷，没什么大不了的吗？’他说，‘把拉奈岛买下来吧。’（拉奈岛是夏威夷的一个小岛，后来拉里·埃里森买下了这座岛。）他觉得迪士尼应该在岛上建一个主题乐园，用迪士尼专用交通工具把客人送至岛上。这个主意完全不切实际。”

大部分时候，伊戈尔和史蒂夫会在班伯克见面，也就是史蒂夫去迪士尼总部开董事会的时候。虽然伊戈尔不是苹果董事会成员（在史蒂夫去世后，他才成为董事），史蒂夫依然会咨询他关于公司发展的建议，每次他来库比蒂诺，史蒂夫都会带他参观艾维的设计实验室。“我们会站在白板前一起头脑风暴，”伊戈尔回忆道，“我们会聊收购计划，还聊过联手收购雅虎。”迪士尼召开董事会前，史蒂夫其实已经从伊戈尔处了解到了公司发展的情况。“我们总是心有灵犀，”伊戈尔说，“并没有事前计划过，但史蒂夫一旦提出什么建议，董事会通常都会采纳。”

董事会也不是每条建议都会采纳，但史蒂夫依然会有礼有节地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见。他反对股票回购计划，也就是公司从公开市场上买回自己的股票，这一举动通常是为了向投资者表明管理层对公司很有信心。在一次董事会上，史蒂夫强烈反对股票回购，但公司还是做了。另一次，迪士尼打算与嘉年华邮轮公司建立合资企业，因为伊戈尔觉得董事会不会支持他花重金建造两艘游轮。史蒂夫强烈建议伊戈尔设法获取董事会的支持，结果董事会同意迪士尼自己建造游轮。“如果这生意能赚钱，”史蒂夫说，“为什么要把你自己的品牌交给别人使用呢？”于是迪士尼自己造了两艘游轮。

史蒂夫对迪士尼的零售业务帮助也很大。以前，迪士尼把零售商店授权给第三方经营，2008年，迪士尼收回了经营权。零售业务负责人第一次向董事会提交管理计划时，坐在伊戈尔边上的史蒂夫开始揉眼睛、坐立不安。那位负责人汇报到一半，史蒂夫忍不住嘟囔道“狗屁！”，声音大到在场的每个人都听见了。伊戈尔在桌子下踢史蒂夫的小腿，让他保持克制。汇报结束后，史蒂夫问了那位负责人两个问题：“客户进门后，你想传递给他们什么信息？店铺的主题是什么？”

“那个人哑口无言，”伊戈尔回忆道，“屋子里一片寂静。”之后，史蒂夫建议伊戈尔立刻炒掉那个人，但伊戈尔并没有这么做。“史蒂夫总是很快就对一个人做出判断，这是不对的，”伊戈尔说，“我觉得这是史蒂夫的缺点。我会告诉他，‘我还没对这个人做出判断，给我点时间思考一下。’有时候我也会告诉他，‘你对这个人的看法完全不对。’有时候他的判断是对的，有时候我的判断是对的，不过无论结果如何，他从没有对我说过‘早就告诉你是这样了’。”

几周后，伊戈尔带着那位零售业务负责人和他的团队来到库比蒂诺，与史蒂夫和苹果的零售业务负责人罗恩·约翰逊一起头脑风暴。“他没有重新设计我们的店铺，”伊戈尔说，“也没有插手店铺的事，但他腾出一整天时间，帮我们想出了店铺的主题：这将是你孩子一天中最美好的二三十分钟。”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允许他出差了，只能通过电话参加董事会。但只要身体情况允许，他还是会去班伯克参会，与伊戈尔见面交流。2010年的一个晚上，伊戈尔和妻子在自己家与史蒂夫和劳伦共进晚餐时，他突然意识到史蒂夫真的快要离开人世了。“我们都知道他的死亡是无法避免的，但我们都不愿意真正接受这个事实，也不愿意相信或说出来，”伊戈尔回忆道，“但这个事实已经很明显了，史蒂夫那晚开始敬酒，他说，‘我们俩取得了不可思议的成就，不是吗？我们救了迪士尼，救了皮克斯。’他认为成为迪士尼的一部分让皮克斯获得了新生，迪士尼显然也变得比以前更棒了。他哭了，我们各自的妻子也没有忍住眼泪。我们的对话就好像在说：‘天哪，看看我们的成就！真是太棒了，太不可思议了！’”

在苹果，史蒂夫还是尽可能让员工把自己当成健康的人对待。“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忍着病痛依然在努力工作，”埃迪·库埃回忆道，“开会的时候就能看出来，他在吃吗啡，他很痛苦，但他依然积极参会。”

回到工作岗位后，他对工作重心做了些调整，大部分只是2004年调整的延续。他只关注自己真正在意的方面：市场营销、设计和产品发布，他也要确保自己去世后，苹果公司依然能够正常运作。其实他早就开始考虑这一点了，根据蒂姆·库克的说法，早在2004年，他就开始寻找继任、思考后史蒂夫时代，不过现在一切都加速了。

史蒂夫和前耶鲁商学院教授祖尔·波多尼（Joel Podolny）共同创建了苹果大学，专门培训中高层管理人员。皮克斯大学为员工提供的主要是创造艺术类课程，而苹果大学是为了让未来的公司领导层回顾、解析公司历史上的重大决策，逆向还原史蒂夫的决策过程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同时也把史蒂夫的审美和营销方法论传承下去。“史蒂夫非常在意事情的缘由，”库克说，“为什么要做出某个决策。年轻的时候，他只是做完一件事，但后来他会花更多的时间跟我和其他同事解释，为什么他是这样想的，为什么他要做这件事，为什么他要从这个角度看待事物。这也是为什么他要创建苹果大学，去培训下一代领袖，让他们了解我们的心路历程，了解我们做了哪些愚蠢或伟大的决策。”

史蒂夫同时也非常关注新总部大楼的建造，新大楼选址在库比蒂诺另一个社区，那里原先是惠普的园区。他与诺曼·福斯特建筑师事务所（Norman Foster Architects）共同完成了大楼的设计工作。新大楼的很多设想与皮克斯总部类似，当然具有苹果特色。新总部大楼是一幢环形建筑，4层楼高，能容纳1.3万名员工，有人觉得这幢楼像飞船。其设计初衷是为了促进员工之间的交流互动。每个楼层都由一条公共走廊联通，自助餐厅能容纳3 000名员工，80%的区域将被灌木丛和树木覆盖，包括环形建筑的巨大中庭。建筑本身就是一个技术奇迹，外立面没有一块平面玻璃，幕墙的玻璃都呈现出一定的弧度。餐厅有一扇四层楼高的滑动玻璃门，天气好的时候玻璃门会打开。“我认为，”史蒂夫告诉库比蒂诺市议会，“这幢建筑很可能会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办公楼。”

史蒂夫设计建筑物的原则一如既往。什么样的设计能让建筑物成为苹果公司的理想工作场所，帮助苹果开创更美好的未来？建筑物离理想情况越接近，对苹果的发展就越有利。史蒂夫相信苹果是世界上最重要、最不可或缺、最富有创造力的公司，他希望尽一切可能让苹果保持这样的状态。“他希望员工发自内心地热爱苹果，”库克说，“不仅仅是为苹果工作，而是真正热爱，真正理解苹果的内涵和价值观。他不会把价值观贴在墙上，或是做成海报，但他希望员工能够铭记于心，能够为一个宏大的目标而奋斗。”

史蒂夫坚信苹果公司是个特殊的地方，与iPad一样具有魔力，库克在这方面的想法与史蒂夫相同，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史蒂夫敦促董事会批准让库克成为他的继任人。“这是我和他的共同点，”库克说，“我真心热爱苹果，真心觉得苹果有更加宏伟的目标。世界上很少有其他公司像苹果一样。”

史蒂夫饱受癌症的折磨，待在家里的时间越来越长。李·克劳去他家里看望他，探讨将于2011年春天播出的iPad 2广告。“他身体不适、无法上班时，我不得不去他家，”克劳说，“但即使在家里，他依然注意力高度集中，他会跟我讨论广告或产品或任何话题。”和克劳在一起时，史蒂夫不太会回顾过去或展望黑暗的未来，“他试着告诉自己死亡不会到来，他将一直活下去。他不想思考关于死亡的话题。”

史蒂夫和克劳为iPad 2的广告而奋斗，广告里洪亮的声音和诗意的语言非常像“非同凡想”，“非同凡想”预示着史蒂夫重回库比蒂诺后苹果转折的开端。“我们坚信，光有技术是不够的，”这是最终出现在广告中的脚本，“更快、更薄、更轻——这些都是好事。但当科技摆脱了传统模式，一切都变得更加愉悦，甚至具有魔力。唯有如此，你才能向前跃进，拥有这样的产品。”画面上是一根手指，轻松地操控着iPad的各种软件应用。“这是史蒂夫要求传达的产品信息，”克劳回忆道，“与他一贯的愿景是相吻合的，从创业的第一天起，他就希望技术能够改善人们的生活，为每一个人所使用。”

有很多人怀疑他的身体状况是否允许他亲自走上舞台发布这一产品，不过他做到了，2011年3月2日，他的介绍语与广告的主旨类似。“光有技术是不够的，苹果公司的基因决定了这一点，”他告诉观众，“只有让技术与人文相结合，才能让我们的心灵为之歌唱。”与第一代iPad相比，iPad 2有了很大的改进，更加轻薄，而且配置了两个摄像头，前置摄像头专门用于视频会议和自拍，后置摄像头像素更高，带闪光灯，这要归功于几位相机工程师，他们在第一代iPhone发布后加入了苹果团队。

然而发布会当天，人们最关心的并不是产品的改进，而是史蒂夫已经病危的消息。他艰难地走上舞台后，外表是如此憔悴，引起了苹果股价的下跌。这一次，他更加依赖核心团队的其他成员，需要他们配合共同完成产品介绍和功能展示。

史蒂夫已经与病魔抗争了很久，时不时会出现病危的症状，医生、同事和他自己都无法预测大限究竟何时到来。他在6月7日向库比蒂诺市议会展示新总部大楼方案时，感觉很痛苦，声音也很虚弱。史蒂夫似乎知道，这幢大楼应该是他为公司做的最后一项贡献了，也是他对这个如家庭般的社区所做的最后贡献了。他花了15分钟时间向议会议员介绍了方案，用了5分钟回答问题。一位女议员想开个玩笑，她说如果想让市议会批准这个建设方案的话，苹果公司应该给议会提供免费无线网络，对此史蒂夫回答，“你知道，我是个很传统的人。我认为我们已经纳税了，市议会必须要给我们提供服务。”

最后的几个月，源源不断有人去他家探病。比尔·盖茨去过，奥巴马总统也去过，与其他几位硅谷领袖一起吃了饭。《纽约时报》记者约翰·马科夫（John Markoff）和作家史蒂芬·列维（Steven Levy）都去了他家拜访，列维写过多本有关硅谷的书，其中就有描绘麦金塔和iPod开发历程的书。某天下午，比尔·盖茨在他家待了4个小时，“其实大家对我和史蒂夫的赞誉都有些言过其实，别人的功劳可能也算在了我们头上，因为如果要把每个人的功劳都算清楚的话，故事就太复杂了，”盖茨说，“我的意思是，史蒂夫的确功绩卓著，如果要选一位对个人电脑产业影响最大的人物，大家应该都会选史蒂夫，这是公平的。但史蒂夫并不是上帝，并非上帝显灵带来了平板电脑。”尽管这两位性格迥异，但依然建立了友谊和对彼此的尊重。“那天下午，我们并非想把对方比下去，”盖茨说，“我们讨论了曾经做过的事和未来的发展方向。”在史蒂夫去世前的几周，盖茨给他写了最后一封私信。

苹果公司高管团队的成员经常会去他家，他每况愈下的身体让原本就很紧密的团队关系变得更加密切。他们会和史蒂夫聊工作，有时也会一起看电影或一起吃饭。正如库克所说，苹果的创新就如同“跑步机”般永不停歇，他们的合作进一步加快了跑步机的运转速度。“史蒂夫和第一代核心团队的关系也不错，”劳伦说，她指的是和史蒂夫一起拯救苹果的弗雷德·安德森、阿瓦·特凡尼安和乔恩·鲁宾斯坦，“但他更喜欢后来这个团队，因为他们共同取得了很多不可思议的成就。”

8月11日周日，史蒂夫让库克去他家。“他说‘我想和你谈谈’，”库克回忆道，“那时候，他已经不出门了，我问他让我什么时候去，他说‘就现在’。因此我马上去了，他说他决定让我当CEO。我当时认为，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应该觉得自己还能活很久，因为我们讨论了很久由我担任CEO、他担任董事长到底意味着什么。我问他，‘你有什么现在正在做，但内心却不想做的事吗？’”

“这是个有趣的话题，”库克笑着说，“他说，‘由你来做所有的决定。’我说，‘等等，我要问你一个问题。’我想说些激励他的话，因此我说，‘你的意思是，如果我看过一个广告设计，觉得还不错，不需要得到你的同意就能播放？’他笑了，说，‘希望你至少来问我一下！’我问了他两三次，‘你确定要让我当CEO？’因为当时我觉得他的身体情况在好转，我工作日经常去他家，有时周末也去，每次见到他，都觉得他在好转，他本人也是这样认为的。很可惜，奇迹并没有发生。”

多年来，库克一直是CEO的最佳人选。在史蒂夫2004年和2009年请病假离开公司时，库克已经承担过两次主持公司工作的重任，而且史蒂夫希望由内部员工来接替他的职务。“只有内部员工才能深刻理解公司的文化，”库克解释道，“如果我要离职，肯定也会推荐一位内部候选人，因为外人无法了解我们的事业和企业文化。我觉得史蒂夫还认为候选人必须具有披头士精神，如果候选人仅仅想成为史蒂夫第二的话，是没办法很好地为苹果服务的，而且我认为世界上没有人能够真正取代史蒂夫，虽然很多人想往那个方向努力。他知道我不会傻到想去模仿他，也从不认为有这个必要。”

关于继任问题，史蒂夫和库克已经讨论了好多年了，因此库克并没有感到十分惊讶，他们也探讨过史蒂夫去世后苹果的发展问题。根据库克的说法，“他不希望我们问，‘史蒂夫会做什么？’华特·迪士尼去世后，迪士尼的发展停滞不前，史蒂夫非常痛恨这一点，他要确保苹果绝对不会发生类似的事。”

史蒂夫告诉库克要任命他为CEO的8周后，情况突然急转直下。“他去世前的一个周五，我和他一起看了一部电影，”库克回忆道，“我们看的是《冲锋陷阵》（Remember the Titans，讲述的是黑人橄榄球教练如何逆袭取得成功的故事）。我非常惊讶他居然想看这部电影，他对体育一点都不感兴趣。我们边看边聊，聊了很多，我觉得他很快乐。然而那个周末，情况却急转直下。”

约翰·拉塞特接到了劳伦的电话，让他赶紧来见史蒂夫最后一面。“我待在他的卧室里，那间屋子本来是书房，后来改造成了他的卧室。我们聊了皮克斯和迪士尼，后来他对我说，‘我累了，想睡一会儿，’于是我起身准备离开，想了想又停下脚步，转过身去，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和吻，对他说，‘谢谢你，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他很特别，”拉塞特说，“有一小群人和他的关系一直很亲密，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我们都很想念他。2013年11月，我去旧金山参加劳伦50岁生日派对时，到得比较早，蒂姆也来了，他走过来和我聊天，很自然地聊到了史蒂夫。我说，‘你想他吗？我真的很想念他。’然后我给他看了这个。”拉塞特边说边翻开iPhone通信录列表。“我至今还存着史蒂夫的电话号码，我说，‘我永远无法把这个号码删掉。’库克也拿出了他的iPhone给我看，他同样存着史蒂夫的号码。”

“生命需要不断地更新与成长，”吉姆·柯林斯说，“大部分领袖并非生来就如此伟大，而是经历了漫长的历练与成长。史蒂夫正是这样的，他的故事并不是成功的故事，而是成长的故事，我真希望自己能看到史蒂夫3.0版本，看他从55岁到75岁的经历一定很有意思，一定会比之前更加优秀。可惜我们没有机会看到史蒂夫3.0了。”

“一家伟大的公司具有三个特质，”柯林斯把话题转到了苹果公司，“第一，漂亮的财务数据；第二，别人无法轻易取代的与众不同之处；第三，持续发展，随着技术与市场的演变而不断演变，不会因为一位领袖的离开而停滞不前。第一点和第二点苹果已经做到了，史蒂夫正和时间赛跑，试图帮助苹果达成第三点。是否能持续发展是对苹果的最后考验，目前还没有答案。苹果有许多优秀的人才，应该能够做到。”

史蒂夫去世时，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苹果都是一家杰出的企业。2011年年末，可以非常肯定地说，苹果是最成功、最富有创造力的美国企业。苹果一直致力于利用小团队之间的合作，以高效、非官僚的方式持续打造卓越的产品，尽管到史蒂夫去世时，公司的规模已经达到了6万人，但这一传统仍旧没有改变。比起1997年史蒂夫刚回苹果时，2011年公司利润率更高，收入来源也更丰富。高管团队久经沙场，而且很少出现人员变动，除了阿瓦·特凡尼安、乔恩·鲁宾斯坦、弗雷德·安德森和托尼·法德尔，其他成员基本没有变过，成为公司品牌与历史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苹果公司非常擅长设计、生产、营销卓越的产品，史蒂夫曾经希望公司做的每一件事情苹果都一一实现了。

2011年10月5日周二，史蒂夫去世了，共举办了3场悼念活动。他于10月8日下葬，有大约40人出席下葬仪式，包括4位苹果员工——蒂姆·库克、凯蒂·考顿、埃迪·库埃和乔尼·艾维，董事会成员比尔·坎贝尔、阿尔·戈尔、鲍勃·伊戈尔、约翰·多尔、埃德·卡特穆尔、麦克·斯莱德、李·克劳以及劳伦和史蒂夫的4个孩子，还有一些亲戚也参加了葬礼，包括两位妹妹帕蒂和莫娜·辛普森。大家聚集在位于帕洛阿尔托的阿尔塔梅萨公墓，围绕着史蒂夫的灵柩，有几位送葬者讲话，有几位朗诵了诗歌，仪式结束后，大家去了约翰·多尔家举行追忆活动。

10月17日，数百人在斯坦福大学纪念教堂参加了史蒂夫的追思会。iPhone4S于两天前发布，这是史蒂夫去世后公司举行的第一次发布会，预售订单的数量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款产品。只有获得邀请的人才能参加追思会，客人有史蒂夫的好友及家人、克林顿夫妇、U2乐队主唱波诺、议员拉姆·伊曼纽尔（Rahm Emanuel）、史蒂芬·弗雷（Stephen Fry）、拉里·佩奇、鲁伯特·默多克和Adobe创始人约翰·沃诺克。U2乐队演唱了史蒂夫最喜欢的鲍勃·迪伦的歌曲《每一粒沙》（Every Grain of Sand），琼·贝兹演唱了《慢慢走起来，亲爱的马车》（Swing Low, Sweet Chariot），莫娜·辛普森朗诵了一篇感人的悼词，拉里·埃里森和乔尼·艾维也致了辞。史蒂夫的女儿艾琳在追思会开始前点燃了蜡烛，里德谈了自己的感受，丽萨朗诵了一首诗，伊夫朗诵了“非同凡想”的脚本。尽管在场的人很多，但活动现场依然十分温馨、感人，马友友演奏的巴赫无伴奏大提琴组曲拉开了追思会的帷幕，劳伦的致辞尤其感人肺腑：

我和史蒂夫的相遇就是在这里，斯坦福大学，那是我搬到加州后的第二周。他来这里演讲，演讲结束后，我们又在停车场相遇，一直聊到凌晨4点。他在一个下雨的元旦向我求婚，求婚时手里拿着一把刚摘的野花，我当然回答我愿意。接着，我们开始共同生活。

他改变了我看待世界的方式。我和他都很有主见，但他具有我所不具备的审美品位。要排除所有障碍、看清已经存在的现实已经很不容易了，但史蒂夫具有更惊人的天赋：他能看到尚不存在，但应该或必须存在的事物。他的大脑从不会被现实所束缚；相反，他能看到现实所缺乏的内容，然后着手改变现实。他的想法完全出自其直觉以及内心的自由，因此，他总能看到不同的可能性。

史蒂夫爱美，痛恨一切丑陋之物，这一点也深深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刚结婚时，我们曾与莫娜和里奇一起吃饭。我记得那次大家聊了很久，一直聊到了深夜。开车回家的路上，史蒂夫开始批评饭店的烛台，莫娜同意他的观点。我和里奇则面面相觑，嘀咕道，“烛台是照明用的吗？”史蒂夫的眼睛不会放过任何微小的事物，他总会去探寻每件事物的外形、品质和背后的意义。他仔细观察，然后以追求完美的态度进行创造。

他的立场看似不近情理，但我慢慢了解了其背后的逻辑，了解了他那不可思议的严苛标准，他也始终是以非常严苛的标准要求自己的。

他从内心深处觉得只有加州才算得上是家，夜晚的山坡上亮起的灯光有种无与伦比的美。在史蒂夫的灵魂深处，他就是加州人，他所需要的自由只有加州才能赋予，他也受到了加州的鼓舞与影响，从大地、山间、果园和橡树林里汲取着养分。加州的创新精神激励着他，催生了他的创新欲望。庄严壮丽的大自然为大胆想象创造了完美的条件，他也的确大胆想象，他是我见过的最无拘无束的思想者，与他一同思考是一件非常愉悦的事。

和我的孩子们一样，我也在年轻的时候失去了父亲。我并不想这么早就失去父亲，我的孩子们也不想。但太阳依然会照常落下、升起，明天的太阳将照亮我们的悲伤与感恩，让我们带着目标、回忆、激情与爱继续生活。

追思会刚结束不久，我就离开了。我难以平复自己的心情，又想起了夏天和他最后一次对话的情景，后悔不已。那次，他给我打电话，问我想不想和他一起散步，顺便聊聊天。现在回想起来，他应该是想和我告别，那个夏天，他与很多人进行了告别。但当时由于各种原因，我心情不好，也没有意识到他的病有那么严重，我非但没有接受邀请，反而表达了我的不满和愤怒，因为在我得脑膜炎后，他就拒绝再与我合作。听完我的抱怨后，他显得很吃惊，电话里一阵沉默，接着他说他感到很抱歉，我敢肯定他是真心的。他还告诉我，依然希望我去看看他，与他一起聊天、散步。我曾心不在焉地和他助理约过时间，不过后来出了点状况，我立马放弃了，这让我后悔不已。

如果我在追思会后去了离斯坦福教堂不远的罗丹雕塑园，就会拿到一本用棕色纸包着的《瑜伽行者的自传》（The Autobiography of a Yogi），每位客人都会拿到一本，我可能还会碰到很多硅谷的大佬，他们一手推动了个人电脑和互联网的变革。约翰·多尔、埃里克·施密特和迈克尔·戴尔在现场，年青一代创业家也来了，比如谢尔盖·布林、杨致远和马克·安德森。苹果创始之初的核心员工也在场，包括沃兹、里吉斯·麦肯纳、巴德·特里布尔、安迪·赫兹菲尔德和比尔·阿特金森。李·克劳、詹姆斯·文森特（James Vincent）也在，NeXT的骨干也来了，比如苏珊·巴恩斯和麦克·斯莱德。后来比尔·盖茨也来了。

“比尔5月去史蒂夫家拜访时，”斯莱德说，“认识了史蒂夫的小女儿伊夫，伊夫和盖茨的女儿詹妮弗都喜欢马。我和比尔到了接待会现场后，因为我认识的人比他多，就去找别人聊天了，感觉自己把他给抛弃了，有点良心不安，不过后来想想，毕竟他是个大人，就没去管他。半小时后，我去找他，发现在雕塑公园的中央有几排长凳，史蒂夫的家人坐在那里，劳伦和孩子们都在，比尔居然坐在长凳上和伊夫聊天。他就坐在那里和她聊了半个小时马，与其他人一句话也没说。”

最后一场追思会于10月20日在苹果公司举行，近一万名员工聚集在椭圆形的草坪上，全球所有的苹果零售店都暂时关门歇业，零售店的员工通过苹果的虚拟网络观看活动的现场直播。蒂姆·库克第一个发言，苹果的广告里曾用过酷玩乐队和诺拉·琼斯（Norah Jones）的音乐作品，他们进行了现场表演。但最引人关注的两位发言人是乔尼·艾维和比尔·坎贝尔，坎贝尔作为董事会成员，多年来一直是史蒂夫的顾问。

“史蒂夫变了，”坎贝尔说，“没错，他向来富有魅力、充满激情、聪慧过人，但我看到他渐渐成长为一位优秀的管理者，他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有些技术领袖认为，如果消费者不会使用某些设备，那是因为消费者太笨，但在史蒂夫看来，这些领袖过于傲慢，他说，‘如果消费者不会使用那些设备，是因为我们太笨。’”接着，坎贝尔又聊到他所认识的史蒂夫。“过去的七年半里，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他会确保他所爱的人、与他关系亲密的人都能了解实情，对这些人，他会表现出无比温暖与幽默的那一面。他是一位真正的朋友。”

艾维之后发言，同样谈到了友谊。“他是我最亲密的忠实朋友，我们共事15年，”这位英国人说，“他依然会嘲笑我有些词的发音。”但艾维聊的大部分内容都与工作有关，包括工作的乐趣以及与史蒂夫共事的乐趣。“史蒂夫喜欢各种不同的想法，也喜欢打造产品，他以近乎崇敬的态度对待创新的过程。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尽管创新的想法最终会产生无穷的力量，但是在形成之初却非常脆弱，很容易就会错失。他非常在意美与纯洁。”

如今，每个人都能通过iMac、iPhone、iPad或三星Galaxy或微软Surface来观看追思会的回放，追思会既庄严又感人。“往右看，往左看，往前看，往后看，”坎贝尔说，“结果很重要，是你让这一切变成现实。”追思会既是对过去的回顾，也是通往未来的起点，史蒂夫很在意这一点。“追思会的持续时间不会很长，”酷玩乐队主唱克里斯·马汀（Chris Martin）一边说一边开始表演结束曲，“史蒂夫想让你们快点回去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