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的10月，我进入剑桥女子中学上学，为进入哈佛大学德克利夫学院做准备。

在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曾参观过卫斯理女子学院。那时，我对大家说：“将来我一定要进大学，而且是哈佛大学。”

朋友们都很惊讶，哈佛大学的入学考试是众所周知的困难，他们问我为何不愿进卫斯理女子大学。我回答说因为那里只有女学生。

上大学的念头已经在我心中根深蒂固，而且成为我最热切的愿望。我不顾许多真诚而又聪明的朋友们的反对，想跟正常的女孩子们一争高低。我决定进入剑桥中学，这是通往哈佛，实现我童年梦想的一条捷径。

在剑桥中学，莎莉文小姐跟我同堂上课，把老师讲授的所有东西翻译给我听。

老师们也没有教育聋哑孩子的经验，听她们的讲话，只有摸她们的嘴唇。一年级的课程有英国史、英国文学、德文、拉丁文、数学、拉丁文作文和其它科目。在此之前，我从未为进大学而专门学习某种课程，但我的英语在莎莉文小姐精心辅导下进步很大。不久教员们就认为，除了大学临时指定的几本书外，这项课程就不需要专门上课了。我曾在法文学习上打下了一些基础，学习过6 个月的拉丁文，而学习时间最多的还是德文。

不过，莎莉文小姐不可能把所有该读的书本内容要点，都在我手上写出来，也没有办法轻而易举地把课本改为凸字版，以方便我使用。有时候，我必须把拉丁文用盲文抄下来，方便与同学们一起朗读。

老师们很快就习惯了我不完整的语言，并且能解答我所提出的问题，及时纠正我的错误。我在课堂上无法记笔记和做练习，于是在课后用打字机写作文和做翻译。

莎莉文小姐每天和我一起上课，以她无限的耐心把老师们所讲的都写在我手中。

自修时间，她帮我从字典上查出生字，帮助我把没有凸字的笔记和课本反复阅读。

这些事情的单调和枯燥是难以想像的。

德语老师葛洛和校长吉尔曼是学校里惟一学过手语来指导我的老师。虽然葛洛小姐拼字时，是如此缓慢和不得法，然而她一片苦心，辛辛苦苦地每星期为我上两节特别课，把她的教学内容写出来，好让莎莉文老师能够休息片刻。虽然每个人都这么仁慈地想帮助我，可惜的是，能使辛苦的工作变成快乐的只有一个人。

在这一年里，我学习了数学、拉丁语语法，阅读完恺撒《高卢战记》的前三章。

在德语方面，在莎莉文老师的帮助下，阅读了席勒的《钟之歌》和《潜水者》、海涅的《哈尔茨山游记》、佛雷格的《菲特烈大帝统治时代散记》、里尔的《美的诅咒》、莱辛的《米娜。封彭尔姆》以及歌德的《我的一生》。这些德文书给我以极大的愉快，特别是席勒的那些美妙绝伦的抒情诗，菲特烈大帝的丰功伟绩的历史，以及歌德生平的记述，使我久久不能忘怀。《哈尔茨山游记》让人回味无穷，它用诙谐、引人人胜的语句描写了那盖满蔓藤的山冈，在阳光下泪泪奔流的小溪，那些富有传奇色彩的野蛮地区，还有神话中的灰姑娘——只有把自己的情爱嗜好完全融合在大自然中的人，才能写出如此生动的篇章。

吉尔曼先生教了我好几个月的英国文学。我们一起阅读了《皆大欢喜》，贝尔克的《调停美洲的演讲词》、麦考利的《塞缨尔。约翰逊传》。吉尔曼先生的历史和文学知识十分渊博，讲解起来出神人化，使学习变得兴趣盎然，是机械背诵和记笔记所无法比拟的。

在我所读过的政治著作中，伯克的演说是最启发人的。我的心随着岁月的动荡而动荡，许多重要的历史人物都纷纷展现在我眼前。伯克滔滔不绝的雄辩，预言如果坚持敌对，得益的将是美国，英国将蒙受屈辱。我十分困惑的是，英王和大臣们为什么对伯克的预言充耳不闻。思想的火花和智慧的种子，竟然播种在无知与腐朽的草堆里，令而叹息。

麦考利的《塞缨尔。约翰逊传》读起来兴趣盎然，但情趣迥异。这个孤独者在克鲁勃大街忍受着苦难，却对那些卑微的劳苦大众给予慰藉，伸出援助的手臂。他的一切成功都使我兴高采烈，而遇到的过失则避开不看。我惊异的不是他这些过失，而是这些过失竟然未能使他的精神蒙受损失。麦考利才华出众，他犀利的笔锋化腐朽为神奇，确实令人钦佩，然而他的自负有时却令我厌烦。还有他那迁就实用而牺牲真理的做法，我也是抱着怀疑的态度的。

在剑桥中学，我一生中头一次享受到和同龄、视听正常的女孩生活在一起的情趣。我同几个同学居住在临近校舍的一间房子里，好像住在家里一样。我们一起做游戏、捉迷藏、打雪仗。我们常常携手漫步，讨论功课，高声朗读美妙的作品。有些女孩也学会了手语，彼此之间的交流已经不需要莎莉文老师从中翻译了。

圣诞节到了，母亲和妹妹来和我共度节日。吉尔曼先生照顾我们，让米珠丽进入剑桥中学学习。因此，她就和我一起留在剑桥形影不离地度过了6 个月快乐的时光。

1897年6 月29日到7 月3 日，我参加了德克利夫学院的入学考试。考试的科目有初级和高级德语、法语、拉丁语、英语、希腊文，以及罗马史，考试时间共9 个小时。我不但每科都及格了，而且德语和英语得了“优”。

在这里，我想描述一下当时考试的情形。每门功课总共有16分——初级考试12分，高级考试4 分。每次至少要得到15分。试卷于早晨9 点钟由专人从哈佛送到德克利夫。试卷上不写名字，只写号码，我的号码是233 号。但因为我用打字机答卷，所以试卷不是秘密的。

为了避免打字机的声音吵扰别人，我独自一人在一个房间里考试。吉尔曼先生把试题用手语字母读给我听，门口有人守着。

第一天德语考试，吉尔曼先生坐在我身边，先把试卷通读一遍，我又一句一句地复述一遍，然后一句一句地读，以确保我所听到的正确无误。考题相当难，我用打字答题，心里十分紧张。吉尔曼先生把我打出的解答读给我听。我告诉他需要改的地方，由他改上去。这样的方便条件，在我以后的考试中再也没有过了。进了德克利夫学院以后，在考试时，我写完答案就没有人读给我听了。除非时间允许，否则我就没有机会加以改正。即使有时间，也只是根据我的记忆把要改正的统统写在卷子的末尾。如果我初试的成绩比复试好的话，那有两个原因：一是复试时无人把我打出的答案读给我听；二是初试的科目有些是进剑桥学校以前就有了一些基础的，因为在年初我就已通过了英语、历史、法语和德语的考试，试题是吉尔曼先生拿来的哈佛大学的旧考题。

吉尔曼先生把我的答卷交给监考人并写了一个证明，说明是我的（233 号考生）答卷。

其它几门科目的考试，情况相仿，但都没有德语那样难。我记得那天拉丁文卷子交给我时，希林教授走来对我说，我的德语考试已获通过，并且成绩很好，这使我信心倍增，轻松愉快而又得心应手地完成了整个重要的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