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先生在他的遗嘱中又说：

「……生平未尝参加实际政治，然区区爱国之怀，不敢后人。……」

诚然，这是纪实之句。终先生一生，从未担任过政府的公职，接受过国家的俸禄，然而望重东南的广泛人缘，忠党爱国的一腔衷诚，前后四十年间，论一介平民而为党国所尽力量之大之多，恐怕也是无人可与杜先生比拟。举其荦荦著者：蚤在民国十五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军兴，今总统蒋公挥戈北向，先生便联络志友，秘密响应。十六年竭力游说奉系军阀毕庶澄，放弃淞沪，同时并组设共进会，协助革命，参加清党，粉碎共匪组织暴力，企图攫夺上海之阴谋。祝绍周先生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参谋长，以当时驻沪深受先生之助，曾经撰文盛予颂扬：「杜先生朝夕参与筹划，竟无倦容，新工人纠察队，多其从者，出力尤大。先生在沪，仅一介平民已耳﹗无官守，无职责，而独忠党爱国如是，当亦天性忠义所使然也。」

由于这惊天动地的一幕，杜先生厥功至伟，蒋总司令亲自延见，请他担任总司令部少将参议，先生表示仅能接受名义。那年他正四十岁，意兴颇豪，曾经穿起少将军服，拍了一帧照片。自此以后便不闻他再提起这事，此为先生穿军服的第一次，同是也是最后一次

清党以后，杜先生声誉鹊起，成为举国闻名的大人物。二十年九一八事变，马占山孤军抗敌，先生筹款十万，汇往慰劳。二十一年一二八变作淞沪沦为战场，先生筹组地方维持会，供应军需，抚辑流亡，开军民合作，共御强侮之先河。二十六年抗日军兴，先生成立抗敌后援会、江浙行动总队，发动全民，支持前线，筹募救国公债，数逾七千五百余万元。上海沦陷，日阀百计笼络羁糜，杜先生大义凛然，轻装简从，偕钱永铭先生乘外轮赴港。自此协助中枢，策动沪上地下工作。功勋卓著，昭昭在人耳目，如锄奸肃谍，搜集情报，汪精卫腼颜事敌，轰动全球之高陶反正事件，即由先生幕后策画，一力促成。

抗战中期，杜先生移居重庆，仆仆风尘于西北西南道上，全力协助中央稳定金融、建立工业、搜集物资，供中枢平准之需，对于八年抗战，实有莫大之贡献。卅三年盟邦并肩作战，先生更奉枢府面邀，驰赴浙江淳安，策应盟军登陆。

胜利后，先生还居上海，由于国家社会对他的倚畀更殷，他当时所拥有的头衔，除了本文第一节所列文化教育界外，真是洋洋大观，令人叹为观止。兹予纪略如下﹕国民大会代表（一度当选主席团）、上海市参议长（为了表示谦冲自抑，曾坚辞议长一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全国轮船业总会理事长、全国棉纺织业总会理事长、上海市商会监事、上海市工业会筹备主任、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上海市银行公会理事、上海市水菓业公会理事长、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理事长。工商业界，他更以上海领导阶层中数一数二的人物，维持其不作第二人想的崇高地位，他是荣丰、大丰、恒大、沙市、中国纺织等各大纱厂的董事长，中国、交通两银行的董事，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中汇、浦东、国信等银行董事长，上海南市华商电气公司董事长，民丰、华丰两造纸公司董事长，华丰面粉织布厂董事长、上海鱼市场理事长、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理事长、招商局、复兴轮船公司常务理事、大通、大达、裕中轮船公司董事长，中华、通济、嘉陵、扬子等贸易公司、中国茶叶公司、暨西北毛纺织厂董事长。

以上所列一连串重要而显赫的职位，多一半是杜先生私人拥有的事业，一部份是他膺选担任的民意代表职务，另部份则于公私合营机构，由他出面代表国家或官方的资本，其余的是有因特殊情形，而由党政双方认为他是适宜人选，加以聘任。在林林总总这许多要职之中，我们不难发现，杜先生对于他不做官、不受公禄的原则，始终硁硁自守，一成不变，纵使他一生与党政首要联系极多，关系密切，然而，在他六十四年的生命史上，他永远保持做一位中华民国一品大百姓。钱永铭先生撰「杜先生传」，赞曰：「洪范五福，厥难考令终，先生自称出身寒微，朴质无文，逎其树立之伟，涵照之广，征诸近世，无与抗衡，即战国四君，朱家郭解，亦难并拟。先生起布衣，无尺寸之藉，而其功绩，炳若日星，敝屣名爵，孜孜为善，惟恐弗及。被其泽者，不知凡几。举国上下，咸尊曰杜先生而不名。于戏，可尚也已！」

诚然，钱先生的赞颂，堪称对杜先生的月旦之评，公正允当，并无一字词费。而「杜先生」这个称号，风行大江南北，以及西南东北西北边陲，人人尊称杜先生而不名。杜先生三个字，竟比那些十张名片都印不完的头衔，弥足珍贵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