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万日元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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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先生遗嘱的最后一段

「……兹当永诀,深以未能目覩中华民国之复兴为憾,但望余之子弟,及多年从游之士,能继余志,各竭忠诚,是所大愿。」

先生对于国家民族之忠诚,到他所临终时依然神明朗澈,心系邦国。因此香港工商日报社论赞曰:「……年前上海不守,平素自以为读书万卷,深知出处进退的所谓士大夫,大多数均因经不起现实考验,而纷向恶势力投降,惟杜氏飘然来港,闭门谢客,以表示其义不帝秦的忠贞气质,久而益坚。故今日盖棺论定,杜氏高风侠骨,大节无亏,即此一点,就无愧其为一代人雄了。」

高风亮节,义不帝秦。在杜先生的一生中迭有表现,自民国二十六年抗日役起,他曾两度避乱香江。而且在抗战之前,还有一件鲜为外间所知的轶话。日阀阴谋侵略中国,处心积虑,无所不用其极,他们早在大战未起之时,即已深知杜先生为东南支柱,一代人望,拥有无法估计之潜力,因而千方百计,亟思笼络。上海日总领事馆,甚至月费多金,专事搜集有关杜先生的情报,对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及与先生时常往还的各界人士,靡不密切注意。素以「中国通」著称的板西土肥原,更与先生殷懃结纳,谦恭备至。民国二十六年初,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永野修身访问欧陆,自日内瓦返日,途经上海,特地拜访杜先生,面告日本政府愿斥巨资日币三千万元,与先生合办「中日建设银公司」,用意是想和宋子文先生所办的「中国建设银公司」相争竞。杜先生洞烛其奸,立予拒绝,他所持的理由,光明正大,他说:

「我是中国百姓,要我跟外国政府合办公司,未免太不合体制。」

然而永野仍不死心,他故示慷慨的说:

「杜先生既然不便与日本政府合作,那么,就由杜先生个人出面组设公司好了。日本方面一定全力支持,作杜先生的后盾。三千万日元,可以无条件提供先生作为创办资金。」

三千万日元,以当时的币值,无疑是一笔钜额款项,当时杜先生如果接受,再利用日人在华的侵略势力,对先生个人来说,其作用将无比重大。但是先生高瞻远瞩,大义凛然,他依然峻拒日方这一次最大的政治投资嗣后日方一再煽惑,先生终始不为所动,于是日人只好知难而退。旋不久日阀狰狞面目暴露,先后在北平芦沟桥和上海淞沪之滨挑起战火,全面战争于焉爆发。淞沪撤守,日人又百计羁糜先生,请他务必留在上海,而先生则宁愿放弃庞大的物业,偕宋子文、钱永铭、胡笔江诸先生秘密赴港,以示追随中枢,共襄抗战大业。到那时候日本人还是不肯放过他,数度派人赴港接洽,先生一概不予接见,使日方人员奇窘无比。

三十八年共匪卖国残民,红流泛滥,四月南京沦陷,上海告警,杜先生喘疾已甚严重,但仍毅然决然,抱病弃家离沪,以避共匪狂焰,同时正告国际,匪伪政权之不获民众支持。四月三十日挈眷南行,又到香港。不料未及两年半,他便因病情恶化,竟而撒手尘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