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先生罹染的是喘息重症，病情恶化，因此他眠食全无定时，每次入睡，为时极暂，有时候我们以为他睡着了，其实他是在假寐深思，我偶然动一动身子，他便会睁开眼来望我或则呼唤饮食，或则谈几句话。他的喘息症使他呼吸困难，不得不完全依赖氧气，偶或一个接不上，他会立刻气息咻咻，额汗涔涔，脸部胀成青紫色，即令在熟睡之中，他也必然一惊而醒。

十五天侍疾，我发现杜先生实有不尽的话要说，或叮咛家人，或告诫门下，或则自行处理他的身后各事。他间歇着缄口无言，其实是他在蓄积精力，要把一下想说的几句话讲完这种痛苦，不是常人所可以忍受的。

负责诊治的香港中西名医，如梁宝鉴、吴必彰、吴子深、丁济万、朱鹤皋诸先生，都是杜宅的常年医师，且与先生一家均有深厚友谊。我向他们叩询病情，他们一致表示情势严重，因为杜先生「精气神」三者悉告虚乏，因之药石刀圭已难奏效，聆此，使我愈感悲切。

八月四日早晨，杜先生面容平静，心智清澈，他命我从速准备后事，其于棺木衣衾，莫不逐一指示，不厌求详。当时姚、孟诸夫人，和维藩以次诸弟妹，都在日以继夜，亲侍汤药。听到杜先生预为安排他的身后，情不自禁的掩面饮泣。此情此景，及今思之，犹觉怆然。

遵照先生的嘱咐，我于六日下午七时，邀集钱永铭、金廷荪、吴开先、徐采丞、顾嘉棠诸先生，在杜宅会商先生身后事宜。即席决定遗嘱稿三件，其一对于国家社会，其二训勉子女，其三详列财产处理方式。会后大家一同去看先生，将会商内容说给他听。这时候先生聚精会神，一对锐利的眸子，又复射出智能的光芒，他作了数处修正，也有若干补充，最后他微微颔首，表示同意。

九点钟，诸事已毕，家人友好或坐或立，都在他的病榻之前，杜先生精神转好，情绪也很稳定，他交代了一些家务琐事，然后话题一转，突如其来的谈到了他一向讳莫如深的遗产问题，他说：

「我有一笔前，数目是十万美金，一向托由现在美国的宋子良先生保管。宋先生是讲道义的朋友，这笔钱除了他和我以外，就没有任何第三者知道了。我只有这笔现款，留给家属做为生活费用。」

七日，凌晨五时，杜先生的病况突起变化，在一阵急喘之后，他面泛苦笑的对我说：

「京士，这一次，算是到了我们永别的时候，我希望你从今以后，对你的这些弟妹要多加照料，尽力协助。恒社的社务你要负责维持，你须记得，做事情需要魄力，同时更少不了金钱。」

言罢，杜先生转眼盯视他的家人，郑重其事的说：京士有十万块港币存在我这里，你们应该即刻归还。」

我听了，大吃一惊，连忙当众否认，这是子虚乌有之事，我何曾有十万港币存放在先生手里？我明明知道，先生故意这样说，纯然是为了顾念恒社同仁来日的团结，他想交给我十万港币，以充恒社的经费，却又不便直指，于是乃以存款为托词。先生对于门生弟子爱护之深，用心之苦，确实令人深切感动，永矢弗谖，但是我却唯有衷心铭感而已。

我一再否认，先生却再三坚称如故，移时，先生又说：

「啊，朱汝山那边，我还有十万块钱。」

朱家是上海豪富，汝山兄当时正在杜先生的病榻之旁，以先生语焉不详，立即声明的说：

「先生，你交给我的是十万港币，不是美金。」

杜先生点点头说：

「不错，是港币，不是美金。」

翌日，朱汝山兄便打了一张十万港币的支票，面呈杜先生，先生一定要把这张支票交给我，我不受，先生居然气得骂人，无可奈何，我只好当着先生的面收下，使他心安。一个转身，我又把支票还给杜夫人。

这一整天，先生都在安排家务，语语叮咛，有条不紊，其间他曾喟然长叹，感慨万千的说：

「自从共匪祸患大陆，我早早地把杜美路的房子卖了，卖房子的钱，本来是想移作逃难的资斧，那里想到这笔钱不及三年就快光了，物质上这么困难，精神上我更加苦闷。苦闷吧，苦闷吧，让它去闷到底好了，反正我要走啦！」

当其时，钟鸣六响，杜先生突告昏厥，忙乱中有人把他的脉，发现他脉息全无，而便溺犹在自泄，侍疾诸人吓得手足无措。六点二十分，吴必彰医师匆匆赶到，施用人工呼吸法，竭力抢救，直到七时正，杜先生方始悠悠醒转，恢复呼吸。八点钟接连打两次强心针，神志渐渐恢复，八时四十五分他勉力坐起，命我逐一朗读他的三封遗嘱。

从枕头底下掏出图章，由万墨林兄协助，他在三封遗嘱上用了印，再请钱永铭、徐采丞、吴开先、顾嘉棠和我作见证人，一一分别签盖家人亲友环立四周，气氛之沉郁肃穆，及今历历如在眼前。

八日，正值立秋，杜先生时醒时眠，貌极委顿，嘴里躁渴，频频呼备西瓜汁。十二点钟忽告清醒，他眼睛望着亲友们说：

「我要说的话都已经说完了，你们还有什么事情，赶快趁此机会问我。」

侧过脸来，杜先生又望着我问：

「宋子良先生的覆电来了吗？」

「来了。」我应声而答：「宋先生说是有这么一笔钱存在他那里，除了本金，这些年来还添了些利息。」

「很好。」先生连连颔首，眉宇间洋溢一片欣然自慰的神情。

这一天，大概是杜先生的排泄系统已告损坏，无论大小便，都必需藉由手术之助。他身受的痛苦诚非笔墨所可以形容，因此他曾吁求般的说：

「我的病已属无可救药了，你们千万不要再用药物吊住我，使我临终还要吃尽苦头。」

八月九日晨起已呈精神恍惚状态，发谵语，答非所问，但在外表上看来似乎又有起色，这时亲友们颇感振奋，有人建议更换主治医师，送先生到养和医院急救。先生闻言不以为然，他怫然变色的说：

「该办的事我都已经给你们办了，何苦还要另外增加我的痛苦！」

自此，从八月十日到十二日，先生一直陷于昏迷状态之中，不眠不食，不言不动，但我看得出来，他在茍延残喘，彷佛有所期待。

十二日，吴必彰、梁宝鉴两医师俯允亲友要求，并杜先生子女签立字据，于深夜一至三时，输血二百五十西西，遂而渐告苏醒，唯口已噤，目难张。八月十三日复告昏厥，经护士急注强心剂，十四日以后竟以铜梗为通小便，悲夫！先生彷佛知觉全失，不关痛痒。十六日下午二时三十分，故国民大会秘书长洪兰友先生兼程自台飞港，抵步后即急趋病榻之前，朗声宣达总统蒋公慰问之忱，眷念至意，并谓台湾军民同心，气象万千，齐步奋进，国家民族复兴在望，请先生安心静养，勿忧勿虑，杜先生于是奋目努睛，展视洪兰公，而紧执其手，泫然涕下，嘴唇嗡张，发出此一代贤豪，海内物望的最后一语，词曰

「好，好，大家有希望！」

先生溘然长逝于民国四十年八月十六日下午四时五十分，恰值洪兰友先生衔命而来的两小时二十分后。

杜先生治丧香江，万人空巷，寄厝汐止，以待收京，总统蒋公颁赐挽额，文曰：

「义节聿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