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人豪溘逝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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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先生罹染的是喘息重症,病情恶化,因此他眠食全无定时,每次入睡,为时极暂,有时候我们以为他睡着了,其实他是在假寐深思,我偶然动一动身子,他便会睁开眼来望我或则呼唤饮食,或则谈几句话。他的喘息症使他呼吸困难,不得不完全依赖氧气,偶或一个接不上,他会立刻气息咻咻,额汗涔涔,脸部胀成青紫色,即令在熟睡之中,他也必然一惊而醒。

十五天侍疾,我发现杜先生实有不尽的话要说,或叮咛家人,或告诫门下,或则自行处理他的身后各事。他间歇着缄口无言,其实是他在蓄积精力,要把一下想说的几句话讲完这种痛苦,不是常人所可以忍受的。

负责诊治的香港中西名医,如梁宝鉴、吴必彰、吴子深、丁济万、朱鹤皋诸先生,都是杜宅的常年医师,且与先生一家均有深厚友谊。我向他们叩询病情,他们一致表示情势严重,因为杜先生「精气神」三者悉告虚乏,因之药石刀圭已难奏效,聆此,使我愈感悲切。

八月四日早晨,杜先生面容平静,心智清澈,他命我从速准备后事,其于棺木衣衾,莫不逐一指示,不厌求详。当时姚、孟诸夫人,和维藩以次诸弟妹,都在日以继夜,亲侍汤药。听到杜先生预为安排他的身后,情不自禁的掩面饮泣。此情此景,及今思之,犹觉怆然。

遵照先生的嘱咐,我于六日下午七时,邀集钱永铭、金廷荪、吴开先、徐采丞、顾嘉棠诸先生,在杜宅会商先生身后事宜。即席决定遗嘱稿三件,其一对于国家社会,其二训勉子女,其三详列财产处理方式。会后大家一同去看先生,将会商内容说给他听。这时候先生聚精会神,一对锐利的眸子,又复射出智能的光芒,他作了数处修正,也有若干补充,最后他微微颔首,表示同意。

九点钟,诸事已毕,家人友好或坐或立,都在他的病榻之前,杜先生精神转好,情绪也很稳定,他交代了一些家务琐事,然后话题一转,突如其来的谈到了他一向讳莫如深的遗产问题,他说:

「我有一笔前,数目是十万美金,一向托由现在美国的宋子良先生保管。宋先生是讲道义的朋友,这笔钱除了他和我以外,就没有任何第三者知道了。我只有这笔现款,留给家属做为生活费用。」

七日,凌晨五时,杜先生的病况突起变化,在一阵急喘之后,他面泛苦笑的对我说:

「京士,这一次,算是到了我们永别的时候,我希望你从今以后,对你的这些弟妹要多加照料,尽力协助。恒社的社务你要负责维持,你须记得,做事情需要魄力,同时更少不了金钱。」

言罢,杜先生转眼盯视他的家人,郑重其事的说:京士有十万块港币存在我这里,你们应该即刻归还。」

我听了,大吃一惊,连忙当众否认,这是子虚乌有之事,我何曾有十万港币存放在先生手里?我明明知道,先生故意这样说,纯然是为了顾念恒社同仁来日的团结,他想交给我十万港币,以充恒社的经费,却又不便直指,于是乃以存款为托词。先生对于门生弟子爱护之深,用心之苦,确实令人深切感动,永矢弗谖,但是我却唯有衷心铭感而已。

我一再否认,先生却再三坚称如故,移时,先生又说:

「啊,朱汝山那边,我还有十万块钱。」

朱家是上海豪富,汝山兄当时正在杜先生的病榻之旁,以先生语焉不详,立即声明的说:

「先生,你交给我的是十万港币,不是美金。」

杜先生点点头说:

「不错,是港币,不是美金。」

翌日,朱汝山兄便打了一张十万港币的支票,面呈杜先生,先生一定要把这张支票交给我,我不受,先生居然气得骂人,无可奈何,我只好当着先生的面收下,使他心安。一个转身,我又把支票还给杜夫人。

这一整天,先生都在安排家务,语语叮咛,有条不紊,其间他曾喟然长叹,感慨万千的说:

「自从共匪祸患大陆,我早早地把杜美路的房子卖了,卖房子的钱,本来是想移作逃难的资斧,那里想到这笔钱不及三年就快光了,物质上这么困难,精神上我更加苦闷。苦闷吧,苦闷吧,让它去闷到底好了,反正我要走啦!」

当其时,钟鸣六响,杜先生突告昏厥,忙乱中有人把他的脉,发现他脉息全无,而便溺犹在自泄,侍疾诸人吓得手足无措。六点二十分,吴必彰医师匆匆赶到,施用人工呼吸法,竭力抢救,直到七时正,杜先生方始悠悠醒转,恢复呼吸。八点钟接连打两次强心针,神志渐渐恢复,八时四十五分他勉力坐起,命我逐一朗读他的三封遗嘱。

从枕头底下掏出图章,由万墨林兄协助,他在三封遗嘱上用了印,再请钱永铭、徐采丞、吴开先、顾嘉棠和我作见证人,一一分别签盖家人亲友环立四周,气氛之沉郁肃穆,及今历历如在眼前。

八日,正值立秋,杜先生时醒时眠,貌极委顿,嘴里躁渴,频频呼备西瓜汁。十二点钟忽告清醒,他眼睛望着亲友们说:

「我要说的话都已经说完了,你们还有什么事情,赶快趁此机会问我。」

侧过脸来,杜先生又望着我问:

「宋子良先生的覆电来了吗?」

「来了。」我应声而答:「宋先生说是有这么一笔钱存在他那里,除了本金,这些年来还添了些利息。」

「很好。」先生连连颔首,眉宇间洋溢一片欣然自慰的神情。

这一天,大概是杜先生的排泄系统已告损坏,无论大小便,都必需藉由手术之助。他身受的痛苦诚非笔墨所可以形容,因此他曾吁求般的说:

「我的病已属无可救药了,你们千万不要再用药物吊住我,使我临终还要吃尽苦头。」

八月九日晨起已呈精神恍惚状态,发谵语,答非所问,但在外表上看来似乎又有起色,这时亲友们颇感振奋,有人建议更换主治医师,送先生到养和医院急救。先生闻言不以为然,他怫然变色的说:

「该办的事我都已经给你们办了,何苦还要另外增加我的痛苦!」

自此,从八月十日到十二日,先生一直陷于昏迷状态之中,不眠不食,不言不动,但我看得出来,他在茍延残喘,彷佛有所期待。

十二日,吴必彰、梁宝鉴两医师俯允亲友要求,并杜先生子女签立字据,于深夜一至三时,输血二百五十西西,遂而渐告苏醒,唯口已噤,目难张。八月十三日复告昏厥,经护士急注强心剂,十四日以后竟以铜梗为通小便,悲夫!先生彷佛知觉全失,不关痛痒。十六日下午二时三十分,故国民大会秘书长洪兰友先生兼程自台飞港,抵步后即急趋病榻之前,朗声宣达总统蒋公慰问之忱,眷念至意,并谓台湾军民同心,气象万千,齐步奋进,国家民族复兴在望,请先生安心静养,勿忧勿虑,杜先生于是奋目努睛,展视洪兰公,而紧执其手,泫然涕下,嘴唇嗡张,发出此一代贤豪,海内物望的最后一语,词曰

「好,好,大家有希望!」

先生溘然长逝于民国四十年八月十六日下午四时五十分,恰值洪兰友先生衔命而来的两小时二十分后。

杜先生治丧香江,万人空巷,寄厝汐止,以待收京,总统蒋公颁赐挽额,文曰:

「义节聿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