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杜月笙回想当年，马、叶二位和他一道赤手空拳，打出一片花花世界，组织共进会。参加清党，原是他的一力主张，马祥生、叶焯山两位好兄弟，无非唯自己之命是从，如今杀汪案的主动人避居香江，马祥生、叶焯山则落了如此悲惨的下场。此一事件给予他的打击，份外的大。杜月笙闻讯以后泪下沾襟，痛哭失声，于是心力交瘁，臻于极顶，他的喘疾骤然间如山洪爆发。

这一次喘，发得来势凶猛，将人吓坏，杜月笙喘时但见他满头满颈青筋直爆，大汗淋漓，身上穿的丝棉袄，过一阵湿淋淋的像是方自水中撩起。他每一次喘，都有几度窒息、几度晕厥，使家人以为他已长瞑不视。喉头吸不进空气时，他会从床上直跳起来，伸张双臂，十指楂开，彷佛失足溺者亟于抓到一块浮木。喘到这步田地，吃药、打针、喷烟，一概失却功効。中医西医穿梭般跑来跑去，商议、会诊，始终无法使杜月笙的喘势减轻，更弗论使他止喘恢复呼吸平顺。

一位有名的西医戚寿南，他斟酌再三，提出了一个无可奈何的办法

「喘到这样，祇好用氧气。」

从此，杜月笙套上了枷锁，他无日无夜，不与氧气罩、氧气筒为伴，随身多了笨重的配件，使他八九个月不能外出。

医院里所备的氧气，原为急救之用，但是七八位名医采纳了戚寿南的建议，大批的氧气筒，搬到了杜公馆，便成为月笙一刻不能轻离的活命之资，除非喘停，他口鼻之间的氧气罩，就像是他身上的器官之一。

因为经常需要氧气，杜月笙卧室外面，氧气筒排列成行，必须专人管理。杜月笙使用氧气之多，及其为时之久，使得许多初次赴杜公馆看病的医师一致为之极表骇异。氧气罩一罩上，杜月笙便喘得好些，呼吸也能渐渐的平复，祇是那一阵喘大发，实在是发得他余悸犹存，担心骇怕，因此，他认为自己的生命力过于脆弱，安全感遂而丧失无遗，急切无奈，唯有信托医生。渐渐的，他变得家中一时缺了医生，他便很不自在，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必定要喊人来一位医师，他方能安心的吃喝与睡。须知杜月笙所延请的那些中西名医，都是极一时之选，业务最为繁忙的，通常他们并不出诊，而杜公馆这边的要求，却是必须随请随到，一刻也不能迟延，碰到他们正在诊所紧急治疗，杜公馆催促的电话，急如星火，自难免有手足无措，顾此失彼之苦。

好在这许多位名医，或则钦仰杜月笙的为人，或则早就是杜门故旧，朋友学生，固弗论杜月笙病势一来便急，卽以私人交谊而论，也是一有紧急情况非到不可。譬如中医师朱鹤皋(奇书网-整理提*供)，他和他的介弟朱鹤龄，两兄弟都是杜氏门生，恒社社员，老夫子病笃，焉有不尽心侍疾之理。也因为这一层关系，朱鹤皋在家家名医之中，最最辛苦他是不分昼夜，一得电话卽须摒挡一切，尽快赶来。往往，杜月笙夜里睡得不安稳，睡睡醒醒，心神不宁，他必得有医生在家里方始睡得着觉，这时候，多一半是朱鹤皋在杜公馆里睡沙发，澈夜守候，或者全日不离，而在他自己的诊所里，也许正门庭如巿，候诊者排起长龙，朱鹤皋业务再忙，当老夫子需要他的时侯，他总是不忍离去。

开始使用氧气以后，杜月笙的喘疾逐日减轻，共产党血洗黄浦滩的消息，犹在方与未艾，不绝如缕的传来，共产党的居心越来越险恶，手段越来越毒辣。杜月笙的旧相识，辣斐德路伟达饭店老板陈伟远，竟被共产党唆使他的亲生女儿控告乃父强暴乱伦，而被判处死刑。越剧名伶筱丹桂的姘夫张春帆，因为筱丹桂服来沙尔自杀，于是由越剧女伶十姊妹袁雪芬、袁水娟等具状伸「冤」，张春帆便和陈伟达同时双双绑赴刑场，执行枪决。

在共党残杀，令人头皮发麻声中，杜月笙除了为上海老百姓悲哀，为受难的朋友学生痛哭，他还有一桩牵心挂肚肠，使他眠食难安，魂梦为劳的大心事，那便是，他的长子杜维藩，时仍陷在上海，逃不出来。

就在民国三十八年年底，上海中汇银行「告急」函电如雪片般飞来，中汇银行的总经理原系浦拯东、副总经理徐懋棠、杜维藩。抗战胜利以后，中汇拥有两个存款最多的大客户，杜月笙一手创办的上海鱼巿场，和杜月笙任董事长的大东书局，有这两大客户每天解存钜额现款，中汇银行对于一般小额存户始终兴趣不高，无意争取。然而偏在上海沦陷以后，大东书局和上海鱼巿场的主持人杜月笙，唐缵之俱已撤离上海，两大客户风流云散，几同解体，再也没有钜额现款存进来，照说中汇银行理该无事可为，关门大吉，却是奇怪，上海人大概都晓得中汇银行是杜月笙所开，共产党伪善面皮犹未扯破，生意买卖暂复正常，在上海公私各银行中，中汇的存户，突飞猛晋，与日俱增，业务反倒欣欣向荣。此一反常的现象不曾使杜仴笙沾沾自喜，引为欢慰。相反的他却认为照这样下去，他肩膀上的担手势将越来越重，他担不起这么大的责任，他晓得共产党断乎不会允许有私家银行存在，中汇银行在不久的将来必定要被中共没收，杜月笙雅不欲做共产党的工具，利用他私人的声望与信誉，为共产党敛集财富，榨取老百姓的血汗，所以他不但无意继续维持中汇，尤且亟于早将中汇关门。

却是他苦于在撤离上海之前，无法先行宣告中汇停业，此刻他便不得不采取亡羊补牢之策，不惜任何代价和牺牲，设法结束中汇银行，而使杜月笙在黄浦滩上为万众崇仰的信誉，不至于有白壁之玷。中汇银行总经理浦拯东先已辞职，因此，他便嘱令他的学生子，中汇副总经理徐懋棠到上海这龙潭虎穴去走一遭。杜维藩闯龙潭虎穴

徐懋棠大半辈子席豊履厚，养尊处优，他好不容易在中共陷沪之前逃到了香港，此刻老夫子一声命他回上海，他那来这个甘冒生命危险的胆量？起先他推三阻四，后来便支支吾吾，他的态度使杜月笙勃然震怒，尤其当时情境迫不及待，急切无奈之余，带三分气忿，杜月笙便断然的说：

「好，你旣然不肯去，我就叫维藩到上海去办中汇结束。」

徐懋棠依然不声不响，于是杜月笙言话一句便再也不容收回，他明知杜维藩此去非常危险，然而话已出囗，他唯有硬着头皮，叫杜维藩回上海，办理中汇银行的结束事宜。

杜维藩父命难违，祇好别妻离子，心惴惴然的回上海去，他到上海的时候，共产党正在披起那张虚伪的表皮，共产党不曾对他为难，却是杜维藩住进爱多亚路中汇银行去办公。他立卽发现，整个中汇银行已在倾向共产党职工的把持之下，而共产党在中汇银行的头目，是为储蓄部的一名襄理兼课长。

暗中为共产党効力的中汇员工，抓牢了杜维藩就不肯放，双方南辕北辙，于是展开了明争暗鬪，杜维藩奉杜月笙之密令，冒险赴沪原为结束中汇业务，但是共产党却反而利用杜家大少爷都回来了为词，广为宣传，尽量扩充。因此杜维落在这一段时期极为痛苦，他在勉力应付公事以外，一天到晚都在想着怎样离开上海杜维藩去看过他的「寄爹」黄老板，听黄老板向他诉说目己的悲惨际遇，惊险镜头，当共产党展开消算、鬪争与公审，驱众如羊，杀人如麻，杜维藩也曾站在中汇大楼楼头数过囚车开来开去的数目他心知自己非走不可，于是要了一记噱头。

杜维藩故意跟那位潜伏中汇的共党头目套交情，说「知心话」，他纯以业务观点论事，强调当前的中汇为了扩充业务非得增资不可。果然那名共党头目一听「增资」二字，便眼睛一亮，眉飞色舞，却是他当下便问：「怎么样个增资法呢？」

「老板在香港，」杜维藩指的是他父亲杜月笙，「一大笔款子存在手上，香港又没有什么生意好做。让我到香港去跟老板讲，中汇业务大有可为，何不拨一笔钱给中汇增资呢。」

这个话的前半段一丝不假，杜月笙在香港有一笔卖房子的钱，中汇同仁大抵晓得，共产党指望噱杜月笙的铜钿和人一道进来，答应了杜维藩「回一趟香港」的要求，不过，杜维藩必须自家去寻一位保人。

为了找这个保，使杜维藩煞费踌躇，为难已极，他所谓回香港请老板增资原本是骗取路条，得以脱身的一记噱头。来日他到香港便不再回转，共产党上了杜维藩的当，一怒之下保人极可能会杀头枪毙。杜维藩不能救自己而使别人为他送命，因此他也就无法决定请谁出来为他作保证。

事为刘寿祺所知，刘寿祺是杜月笙好友刘春圃的儿子，经杜月笙一手栽培提拔，在杜月笙所拥有的华丰面粉厂当到了经理。当时他跟中共的伪上海劳工局长关系拉得极好，听说杜维藩正为保证出境问题作难，由于两代的交情，和少东的安危，刘寿祺慨然自告奋勇，挺身而出，他愿意担保杜维藩离开上海，回到香港以后，在共产党指定的日期之内赶回上海来。刘寿祺的慷慨仗义使杜维藩深受感动，杜维藩向他说明自己的计划确实是就此逃之夭夭，鸿飞冥冥，他是决不会再回上海来自投罗网的，杜维藩说共产党手条子极辣，他唯恐刘寿祺担这个保，会得惹翻共产党，害了他的一家门。

但是刘寿祺却故作轻松，他漫不在乎的说：「维藩兄你只管放心，万一出了事体，好歹我还有后台靠山。」

他所说的「后台靠山」便是他的伪局长朋友。杜维藩相信刘寿祺眞有这个「法力」，让他担保自己赴港，具结后果然不久便领到了路条。这一下直如「龙归大海，鱼跃于渊」，杜维藩平安无事的回到香港，使得自杜月笙以次，全家大小欢欣如狂，人人都在额手称庆，尤且感激刘寿祺的仗义勇为，舍己救人。

然而，上海那边，共产党在杜维藩限期届满，仍然不见他回来，于是「三令五申」，一催再催，把个刘寿祺逼得上天无门、入地无路，他的伪局长朋友，照样的对他脸孔一板，口口声声公事公办。刘寿祺百计拖延，饰词展缓，其实他始终不曾将共产党逼他交出杜维藩的情形，通知香港方面。他长日受到中共的严催坐索，实在吃他们逼不过了，三十九年九月，有一天刘寿祺从九层楼的窗囗，踪身一跳，一头栽到街心，顿时摔得头破骨折，血流遍地他算是为尽忠杜门，自杀毕命。（下期待续）

桂生阿姐全始全终爱子无恙归来，使杜月笙大大松了一口气，中心欢慰，无以复加，因为杜维藩的脱离虎口，重返自由世界，对杜月笙来说，实有两层重要的意义。杜维藩由香港去上海，前后半年之间，外间不明眞象的人士，附会渲染，议论纷纭，都说杜月笙长子返沪，是为杜月笙本人投共铺路，因而「料准」杜先生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回黄浦滩。最低限度，杜维藩上海行也是为他父亲从事试探，看看杜月笙和共产党究竟有否合作的可能性。

也不知道出于巧合，还是共产党的特意安排，便在杜维藩滞留上海行不得也的那一段时期，中共发表了杜月笙的一项新「职」，伪中国银行董事，同时在香港茶座，口耳相传，像煞有介事的说，杜月笙将派中行香港分行经理郑铁如，代表他回大陆去出席伪中行的董事会，凡此种种仅凭猜测想象，毫无事实根据的说法，都使杜月笙极感困扰，大伤脑筋。杜月笙「投共」之说甚嚣尘上，居然连素称权威的美联社也发出了以讹传讹的电讯，惊动了不少亲戚朋友，骇异震撼，相继而来探问眞象，于是杜月笙唯有不惮其烦，在病榻上一一解释辩白因而为之费了不少的唇舌，尤其形成杜月笙心理上很沉重的一项负担。直到杜维藩脱险抵港，这满天的星斗，不绝如缕的谣诼，方始雨过天青，一笔勾销

另一层重要的意义，当然是长子杜维藩个人的安全问题，当初派徐懋棠回上海而他不敢去，自己多一半是动了气，小一半也是实偪处此，无可奈何，才把大儿子送进黄浦滩的，在杜维藩是父命不可违，自己和全家上下何尝不是硬起了心肠？倘若杜维藩眞有个三长两短，不但对于病中的杜月笙是一项严重的打击，他将又何以对他九泉之下的妻室，和都在跟前的媳妇、孙儿孙女？

所以，杜维藩人到香港，杜月笙可说是披襟当风，如释重负，忍不住的要脱口欢呼，当日，他精神一震，把一别半年的杜维藩，喊到了房里来，嘉勉慰劳了他几句，父子二人，随卽开始一次极关重要的长谈而杜月笙对于新自上海来的长子，他所问起的头一桩事情，便是─

「我拍给黄国栋，叫他转给你的电报，你收到了没有？」杜维藩一听，便晓得他父亲要问的是什么事情，黄金荣黄老板的正室夫人，杜维藩的寄娘，杜月笙尚未出道以前，对他一力栽培提拔的林桂生，「桂生阿姐」在三十九年春病逝上海，杜月笙在港惊闻噩耗，至感悲悼，他立刻打电报给留在上海的杜家账房黄国栋，转知杜维藩前去料理丧事，尽哀成服。桂生阿姐自从黄金荣另娶露兰春，她「提得起，放得下」，翩然离了她相帮黄老板建立起来的声势赫赫，钟鸣鼎食的黄公馆，便是杜月笙不惜开罪金荣哥，替他的桂生阿姐在西摩路备下了一幢住宅，搬过去定居。桂生姐从此闭门不出，不问世事，二十五、六年里，历经北伐、抗战、戡乱，那怕黄浦滩炮火连天，打得稀烂，她一仍安如盘石，不避不走。上她门的祇有一个炙手可热，步步高升的杜月笙，而杜月笙一生一世唯独视林桂生为他的大阿姐直是在说永远报不完她的恩。桂生姐之死，使杜月笙以未能亲自送终为憾恨，他叫杜维藩去吊孝，治丧，一再关照必须由他负担所有丧葬费用，则是基于他对桂生阿姐的了解，贯澈她立身处世的方针，杜月笙认为，必须如此，桂生阿姐在九泉之下方得心安。

杜维藩禀告他父亲，他在上海时已经遵照杜月笙的嘱咐，妥善办好了桂生姐的后事，杜月笙听后犹在不胜欷歔，他说了些桂生姐的为人和性格，对于她的「硬气」赞不绝口，以一个孤老太婆在上海关起大门，渡过了刀兵时起，动荡不安的二十五、六年艰苦岁月，她不但不要黄老板给她一文钱，帮她一点忙，而且绝不告贷，求借，或者接受任何人的馈赠。上海人所谓的「白相人阿嫂」，桂生姐可以称得上是代表性的人物，她是「白相人阿嫂」的「开山祖师」，同时自她溘然长逝，这一类典型的人物就此永远绝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