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就到了1958年的年关，王卫国在郭家沟已经生活了快半年时间。

过了年，村里的学校就到了招收学生的时候，不少孩子家长已经为孩子准备好了书包。王卫国羡慕他们。但一贫如洗的家庭哪能拿出钱来给他报名上学，给他买笔买纸买课本？更何况他还承担着家里好多活儿。他把热烘烘的心里拱动的愿望强压住，没有向父母张口。

一天晚上，寒冷难耐，慈祥的大妈将睡在身旁的卫国冰凉的双脚，拉到自己被窝里取暖，暖热了儿子的双脚丫子，却发现，儿子并没有安心入睡，小身体在被子里不停地活动。

大妈问儿子，卫国，在做什么？

卫国回答：我在练习写字。

大妈手摸过来，发现儿子正在用小手在肚皮上画着。大妈明白儿子的心事，大妈觉得儿子受委屈了，禁不住流下泪来。大妈说，过了年，妈给卫儿买本子，买铅笔，送卫儿上学去。

1958年的春季开学，一天早晨，大妈把儿子从炕上叫起，在他脖子上挂了一个书包，轻声说：“上学去吧！”

那一刻，卫国的眼睛一下子湿润了，他说：“大妈，我不会逃学的。”

大妈带着儿子去了本大队的马家店小学报了名。课本发下来，王卫国感觉太简单了，想跳过第一册和第二册，直接从第三册读起。他把这一想法告诉了大妈，大妈找到老师刘振安商量。刘老师让王卫国在土崖上写几个笔画稠的字，王卫国不仅写下来，也能读出来。刘老师又出了两道算数题，王卫国就傻眼了，刘老师讲解说，加法就是添上，减法就是去掉。卫国理解了。

路遥读初小的马家店小学

刘老师说，好吧，可以为你破例，作为插班生，直接读第二学期的课程。女同学刘凤梅事后回忆：

我与路遥是同村人。不过，这个同村的概念是行政村，自然村却是两个，我们村叫刘家圪，路遥的村叫郭家沟，两村只有一河之隔。站在我们两家的院子里可以遥遥相望。公社化时大队部是设在我们这个村的，队上有事，常常通过大声喊话通知对方，因为那时村上还没有电话之类的设施。

我们的小学设在马家店。这是一所坐落在河畔的用庙宇改做的学校，三孔窑洞教师办公占去一孔，四个年级的学生挤占了两孔，操场则设在河滩里。路遥比我低两级，我们分别坐在两孔窑洞内，但是上操、课间活动是在一起的，嬉笑打闹，无尽的欢乐充斥在童趣中。童年的路遥是淘气的和富有个性的。那一次，他与一个大他三岁的孩子打架，尽管他是俩人联手，还是被打败了。他俩不服输，去找那个孩子的家长算账，却没能如愿，就双双趴在人家的门框上呜呜地哭。这是受了委屈的宣泄，也是不甘罢休的挑战。因为他们不像一般孩子那样，受了欺负，要不害怕了，从此躲着对方；要不告诉家长，让家长替自己“报仇”。（刘凤梅《铭刻在岁月中的思念》）

当少年王卫国来到郭家沟时，正值1957年，这是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岁月——全国性的反右斗争在这一年展开。自然，即使是全国性的运动，这与靠土地生存、本本分分庄稼人的生活也是相去甚远的。然而到了1958年，一个难以逃脱的现实，摆在了每一个中国人面前。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召开，会议根据毛泽东提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力图在探索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打开一个新局面。会后，“大跃进”运动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发动起来。

“大跃进”运动在盲目求快、急于求成的思想影响下，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农业强调“以粮为纲”；工业强调“以钢为纲”，要求在5年以至3年内提前实现原定15年钢产量赶上或超过英国的目标。各地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

全国性的“大跃进”运动开始了，紧随其后，建立了农村人民公社，家家砸了自家的饭锅，开始吃大锅饭。

农村人民公社，是在高级农业生产社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组成的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经济组织。成立初期，生产资料实行过单一的公社所有制，在分配上实行过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并取消了自留地，压缩了社员家庭副业，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影响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是我国领导人在新中国成立后犯的一次大错误。

土改时，分的土地，又归了农业社，农业社归了农村人民公社，打下的粮食反倒比过去少了。本来靠下苦力气，只要大伯王玉德的一个劳力，是可以顾上一个四口之家的，虽然不会富裕到哪里，但是，家中的温饱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然而，现在进入了人民公社，一样的起早贪黑，苦没有少受，力没有少出，一年到头挣下的工分，分下的粮食，却不够一家三口的口粮，更没有一点点多余的钱花。

每每到了要为儿子上学必须的花费付出，王玉德就不禁怀念起20世纪40年代，虽然兵荒马乱，但只要肯吃苦，肯卖力，总是能够一分辛苦有一分收获，而且基本做到丰衣足食，不会为儿子上学的书本费和铅笔费发愁啊！

王卫国体谅家中困难，也心疼老人，只要学习用具能凑合着用就行了，从没有过多要求。

大妈问过儿子：卫儿，人家娃娃吃好的，你爱不？

儿子回答：爱哩，有时候爱得口水直往下流，可只要赶紧离开人家，眼看不见，也就不馋了。

儿子的回答，令两位老人心疼不已。儿子太懂事了！所以，无论日子过得有多不易，自己受多少苦，也得供儿子把书念成。不念书的孩子成不了事，一辈子只能在穷窝窝里扑腾，哪里能走出眼前一道一道山呢？

卫国虽然很懂事地安慰了大伯大妈，但是，他毕竟还是个孩子，而且是个敏感自尊的孩子。他内心里是多么想不要只是在冰天雪地的冬季才能穿上鞋，多么想能有一条新裤子，哪怕只是上学时才穿上哦。因为在学校里，当别的孩子拥成堆儿耍闹时，卫国不得不孤零零远远躲开——因为他的裤子是破的，不敢到人前去。只有放学后，回到村里那些没上学的光屁股娃娃中间，卫国才感到自然舒坦，才敢无拘无束尽情玩耍。

当卫国穿着破裤子在村头出现时，那些不曾上过学，在家以烧火和针线为功课的女孩子，就会把卫国拉过去替他将破洞缝上。尽管走不了几步，刚缝上的地方又会开线，可卫国依然充满感激。

熬过漫长的冬天，荒秃秃的山沟里突然出现了彩霞一样的杏花，卫国便满心欢喜，天天去杏树下观望。山沟绿了，杏花谢了，青青的小杏长出来了。直到有一天，卫国再也按捺不住焦急的性子，攀上树去，摘下几个青杏，双手捧着，翻沟爬坡找见为他补过裤子的女孩子，把杏儿送给她。青杏儿被汗手攥成了乌突突的颜色，可是女孩子很高兴，咬一口，酸得直皱眉头，女孩子和卫国却甜甜地笑了。

上世纪50年代是陕北历史上的清平盛世。几近户不掩扉，道不拾遗。清平盛世中虽然没能团子换蒸馍，但也确使不少光棍娶了老婆——这是一个著名的人口高峰，也是一个教育普及的黄金时期。和路遥同龄的农家孩子几乎都被动员进了村办小学校。从“五星红旗”到“我们的教室真漂亮”，课本给孩子描绘了一个既陌生又美好的环境。这一切和生活中的种种不足形成了诸多反差。这些反差随着课本知识的增多愈来愈明显，愈来愈刺激着孩子们的心。（海波《少年路遥》）

在马家店小学读了四年初小，1961年夏天，王卫国初小毕业考上了高小。进入延川县城关小学读书。

考进县城的王卫国，困难迎面而来。虽然他家不是最穷的农家，但他却是城关小学最穷的学生。

延川县城关小学，位于延川县城的唐坡上，是县上的中心小学，分初小和高小两个部分。高小部共两个年级四个班，大约有180名学生。

这些学生又能分为两种，一是县城机关、事业、企业的干部、职工子女和城关大队农民的子女；二是城关公社四十个村子里农民子女。前者在家里吃饭、住宿，为走读生；后者在学校里住宿、上灶，为住校生。住校生的数字我也说不出确切，但可以肯定不会超过二十人。因为只有一个男生宿舍，一条土炕最多能睡十个人，而女生比男生更少。由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时农村小孩能上高小的人也很少，具体到路遥他们这一级，平均两个村子才有一个上高小的孩子。

那么什么样的孩子才能上高小呢？一、家庭情况特别好的，二、虽然家在农村但父亲在外工作的。和这些孩子比，路遥当然是最穷的学生了。（海波《少年路遥》）

住家距城关远的学生，需要住校、上灶。住校生要给学校灶上交小米、白面、杂面，还有菜金。个别家庭贫寒的，拿不起米面，“低标准，瓜代菜”。在家里蒸成菜叶加糠麸的团子，带到学校的灶房，加热了吃。这种学生被称为“半灶生”。还有一种则是连加热的饭都不能提供，有一顿没一顿的吃冷餐。

著名的三年困难时期，王卫国正在延川县城关小学上学。这个由文庙改建成的学校穷得充满了传奇故事。别的不论，仅就吃饭一项就足以打发掉任何人的寂寞和神经衰弱。

吃饭是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人们的尊卑贵贱全由吃的好坏而定。条件最好的当然要数家在县城的学生，他们不论吃瞎吃好都有父母亲的关心照顾。而那些远离父母的住校生却不然，每吃一顿饭，就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搏斗。

住校生吃饭分三等：上等的吃“报饭”——想吃什么，想吃多少全由学生自己定好，提前一天填表登记报上去，由炊事员按表汇总加工。吃饭时，炊事员一边唱名报数，一边分饭。尽管时有表格出错，冒名顶替之类小事端发生，但秩序还算井然。

热闹处在中等学生吃饭的场地。这些学生家里没有合格的面粉交纳，无法报饭，靠每星期天回家取熟食或薯类维持营养，属于吃“煎饭”的阶层。所谓“煎饭”就是每人自备一个白布口袋，提前把熟食、薯类塞进去扎好，上面写上自己所在班组及名字后，送到厨房由炊事员拢起来蒸进一个大锅里。这样做显然弊端很多：且不说味道互串，酸甜中和之类的小遗憾，最难的是分饭！炊事员一揭锅盖，满窑洞热气蒸腾，饿急了的孩子们便蜂拥而入。无数只手在热锅里乱捞乱摸。捞到的飞快地“倒”着手踉跄而去。没捞到的越加奋勇无畏地挤。在热气腾腾的大锅里找自己的口袋谈何容易。因而总是出去的少，进来的多，瞎子打蛇，乱舞成一片。或有人烫了手，或有人被踩了脚，或有人既烫了手，又踩了脚同时还拿错了口袋。于是呼喊声、咒骂声、乞求声、讨要声、碗筷的破碎声、女同学的哭泣声响成一片。前来维持秩序的值周老师和总务主任有心辨明是非曲直，眼睛却被水蒸气蒙了，只好猫腰中跺脚，闭着眼睛乱吼，反而更增加了混乱的程度。

路遥属于第三等级。即既交不起面粉，所带的“糠团子”又不能去煮。只好吃“冷餐”。吃“冷餐”的学生自然最没面子，只好用其他刺激来平衡。这刺激就是看书或编织笑话，这样做有点像自娱也像自嘲，但这却是一种创造。拿笑话当饭吃的孩子非等闲之辈！（海波《少年路遥》）

王卫国带去的团子，是“团力”最差的——糠麸少苦菜多，如果拿到学校灶上去热，肯定是散了架取不出来的。吃冷餐实在不得已。学校规定，“半灶生”在星期三和星期六的下午，课上完后，可以离校，回家取干粮。虽然到了夏季天气炎热时节，糠菜团子很容易发霉变酸，这样的食物是不能再吃的，但是贫困人家的孩子不舍得丢弃。每到吃饭时，和王卫国一样贫困的学生，总是躲在墙角旮旯，闭着眼睛，屏住呼吸，将这种发酸发霉的菜团子迅速放进口中，嚼也不嚼几下，狼吞虎咽几大口，再喝一碗刷锅水。这就是他们的一顿饭。尽管难以下咽，但总比饿肚子要强。不然怎么办呢？没有其他吃的了，不吃酸了的糠菜团子，只能饿肚子。

在王卫国的印象中，他的童年从没吃过一顿饱饭，他那时常常呆想的就是：人要是啥时候想吃多少就吃多少该多好啊！

少年王卫国知道，他吃的东西虽然比不上别的同学，但比大伯大妈吃的就好多了——老人吃的东西里糠更多，“团力”更差。

王卫国离开家到县城读书后，大妈很是挂念儿子，几乎逢集就进城。她常常挎着个篮子，篮子里不是红薯、洋芋，就是南瓜、水果之类的东西，这些东西至多也就只能卖个几毛钱，而一旦钱到手，她就挎着篮子，赶15里路，跑到学校送给儿子。

在家里已经揭不开锅盖的时候，大妈的篮子里，仍有红薯，有南瓜，还有掺着糠的窝窝。南瓜是老人自个儿在窑背上种的，红薯是留给来年的苗种，窝窝面是向村里人讨借来的，家里再作难，就难在大人身上吧，不能让儿子在学校里断了顿。

当时延川县城有一个电影放映站，有一部放映机，三个职工；租了一个有围墙的院子作为放映场，一张票一毛钱。一毛钱，就把王卫国隔在了电影场外，隔在了现代生活之外，这是城市与乡村的距离，是一个难于逾越的鸿沟。

一毛钱，相当于一个县城小干部日工资的十分之一（当时级别最低的干部月工资为30元），但差不多相当于一个男性农民一天的工值（当时大部分农民的日工值为一毛多钱，有的连一毛也不到）。不但王卫国“消费”不起，一般农家子女都“消费”不起，能看电影的大都是县城里的干部子女。

电影里的插曲成了音乐课堂上的学习曲目，电影里的人物成了师生们议论的主题，电影里有特色的对话成了同学们的口头禅。每次看完电影，城里的学生就要和老师一块议论几天，而路遥他们只能站在一边“憨态态”地听。不但没有了学习和娱乐的机会，同时还丧失了在同学中的话语权——那些理应追随他的农家孩子们都转而听别人讲电影中故事去了，他被彻底地“晾”在了一边。

这是路遥无法接受的。他已经习惯了当“孩子王”，自尊心和好胜心逼迫他必须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他想的办法就是看书、看报章杂志，因为书报上说得更具体、更全面、更深刻，从而更有“推广价值”。

那时，延川县城里有一个新华书店，一个阅览室，规模都小得可怜。新华书店年销售额不到三万元，其中学生课本、农民过年贴的年画和财神、灶君像销售占绝大部分，剩下来就是孩子们看的连环画；阅览室是一孔大窑洞，放有四五份报纸和七八种期刊，由一位六七十岁的“老先生”照看着。由于阅览室地处“闹市”，每天总有进城的农民在门口休息和“拉话儿”，但很少有人进去。那时候路遥是这两个地方的常客，一有时间就来这两个地方看书、看报。先在新华书店看，看得时间长了，售书员就会很客气地赶他走：“这是书店，要看，到阅览室看去。”（那是一位非常温和的女人，我和路遥常学她说的这句话）路遥只好遵命，“移师”到阅览室接着看。次次依然，如此反复。（海波《我所认识的路遥》）

每到星期三、星期六下午，到了“半灶生”离校回家取干粮的日子，王卫国心慌意乱地熬着到了下课，就急匆匆地赶回宿舍，取上干粮布袋，但是不是马上回到郭家沟，而是径直跑到阅览室。

延川县文化馆小小的阅览室，几份书报摆在黄油漆桌子上，供人们阅览。王卫国一本一本、一份一份地阅读过去，不到下班关门时间，不会离开阅览室。

有时，被前来阅读的老师撞上，老师奇怪王卫国怎么还没有回家去取干粮，王卫国就搪塞老师，他是要和村里伙伴约好了一块儿回家的，人家让他在这里等着呢。

常常因为阅读书报，王卫国很晚才回到郭家沟家里，大伯、大妈抱怨他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呀？为什么不早早起身呀？王卫国总是编谎说，校长不准“半灶生”提前离校回家。

小小的图书馆和简陋的阅览室，为少年王卫国打开了一扇窗户，透过窗口，王卫国看到了延川之外的世界：

在画报上看到了大都市、公共汽车、火车、铁路、海洋和轮船的模样；在报纸上看到了苏联、越南、古巴、利比亚和巴勒斯坦这些遥远的国家，知道了卡斯特罗、卡扎菲和第一个进入太空的航天英雄加加林的名字。这一切令他振奋，觉得自己应该向这些人学习，做一个响当当的人物。每次看完回到学校，他都忍不住向同学们说说，这不但吸引了绝大部分同学，也引起了老师和一些学生家长的注意。和农村时一样，城里人也觉得“这个孩子前途不可限量”。老师开始重视他了，一些有眼光的干部也鼓励孩子和路遥交朋友，以便“近朱者赤”。于是，路遥再度成了同学们眼中的“英雄”，全校最著名的学生，不但同学们这样看，老师也这样看。（海波《我所认识的路遥》）

延川县的城关小学，毕竟比马家店小学多了许多课程，比如美术课、音乐课。王卫国最怕上美术课。因为没有绘画用的纸和水彩笔，这让王卫国很是苦恼，每到上美术课，他只有呆呆地坐着，看同学们调色、画画，要么就找个借口离开教室，不到下课不再回来。

美术老师发现了这个逃课的学生事出有因，就会将教案纸送他两张，再帮他借其他同学的水彩笔。这时候，王卫国会快速地在纸上画画，然后交给善解人意的老师，老师理解这个家庭贫困的学生，学期结束时，也不会为难王卫国，总是给他个及格分数。

遇到上音乐课，却是令王卫国很开心。这是王卫国的强项。生母马芝兰虽然识字不多，却很有艺术天分，张口唱出的陕北民歌不会重样。村子里过年过节闹秧歌时，母亲可以即兴自编自唱，就连那些唱秧歌的老把式，她也没放在眼里。童年时的王卫国，经常听到母亲吟唱那么婉转动听的民歌，而王卫国的本家五叔，也是能歌能唱能说的民间能人，弹三弦、说链子嘴，样样信手拈来。

身边有这些多才多艺的亲人，耳濡目染，王卫国非常迷恋陕北土地上那些富有人情味又生动活泼的信天游，那些飘荡在山峁沟壑间悠扬质朴的陕北民歌，悲凉、沧桑、缠绵悱恻，高亢动人，跳动着生命的韵律，总能让少年王卫国怦然心动，灵魂震颤。所以，在音乐课上，王卫国兴奋之极，他不仅高门大嗓，而且大胆表现，学得非常快，别的学生还没有学会时，他已经唱得行云流水了。音乐课上，王卫国常常得到老师的表扬。得到表扬的王卫国，唱歌更加卖力，直到把脸涨得通红。班上或学校举办文艺晚会，也是他大展身手的好机会，扮演个兵匪或狗腿子，也是惟妙惟肖。

虽然吃的穿的都比县城的同学差，但是，王卫国书读的比任何一个孩子都多，当许多孩子还不知道《三国演义》是本什么书的时候，王卫国却能够在课堂上，绘声绘色地讲述《三国演义》里精彩的片段。至今，王卫国当年的班主任老师冯延平都清晰地记得王卫国绘声绘色给同学们讲述“年少成名的马超”的故事。

1963年，14岁的王卫国在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艰难中高小毕业了。

刚刚经历三年自然灾害的陕北农村，依然处于极端的贫困之中，没钱、没粮，是广大农村普通人家真实的生活状况，大伯家同样是有这顿没下顿的煎熬，残酷的现实，让大伯愁眉不展，无可奈何。到了报考初中时，大伯对王卫国说，中学就不要念了，回来受苦吧！

王卫国明白家中贫困窘迫的处境，也理解大伯的心情，但生性好强的王卫国硬是上了考场，他想证明自己：“哪怕不让我读书，我也要证明我能考上！”

当时，有1000多名考生一同上了考场，延川县立中学只录取100名左右。在激烈的竞争中，王卫国脱颖而出，榜上有名，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当地最高学府——延川中学。

然而，家里实在无力供他继续读书了。

当他兴冲冲地把录取通知书拿回家后，迎接他的却是“一盆冷水”：大伯大妈不让他上学了，要他回家来好好“过光景”。

这个决定在现在人看来简直不近情理，但在当时的陕北农民看来，不但合于情理而且切合实际，尤其像他们这样的家庭。现在，让我们看看他大伯是怎么考虑问题的。

就在路遥整天想入非非时，大伯却在考虑着完全不同的问题。那时陕北人普遍早婚，许多孩子在十四五岁前就订婚了，一到十八岁就该结婚了。俗话说：“老人欠儿子一个婆姨，儿子欠老人一口棺材”，他大伯最着急的正是这件事情。年轻人到了这个年龄还没有结婚，做家长的在人面前就抬不起头。大伯那年四十多岁，路遥也十四岁了，村里同龄孩子都订下了婆姨，唯独路遥还没有，这使大伯感到压力很大。在他看来，念书是个小事，能认识自己的名字，能算开账就行了；好好修一院窑洞，给路遥娶个婆姨才是大事，才是“活人过日月的正道”。

他反复把这个道理讲给路遥听，意在“以理服人”。可是路遥就是不听，两个人越说越远，有时甚至吵了起来。这时他动摇了，不是觉得路遥说得有道理，而是害怕自己方法不对头。于是，他放下手里的庄稼活，连着赶了几次集，把亲戚、朋友拜访了一遍，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三个臭皮匠，合一个诸葛亮”，在这个大问题面前，他表现得慎而又慎。（海波《我所认识的路遥》）

大伯找人商量，是让儿子继续读书，还是尽快回到家中“受苦”？找到的人也都是穷人，日子过得比他更紧巴，这些人的看法是：“穷不供书，富不教学，吃饭穿衣得看家当。”穷人们以为，像大伯这样的家境去供孩子上学，简直就是笑话。

听了这些话，大伯打定了主意。他本来就是个不多说话的人，主意放在肚子里，却不与儿子交流。当儿子再提起上学的事，他只是打哈哈。

开学日子逼近了，大伯给儿子王卫国收拾好了劳动工具，对儿子说：“卫儿，跟我上山锄地去。”

属牛的儿子，倔强地将绳子剁了好几截，把锄头扔到沟里。大声哭喊着：我想上学，我要上学，我要到城里去上学！

大伯看着像头小公牛一样发怒的儿子，心疼，却无能为力。

这的确是不幸的——尤其对父亲来说。他本来是盼望我考不上初中的。他大概觉得，要是我考不上的话，我的失学就会是因为我自己的不争气而造成的，就不是他不供我了——他是实在无力供我继续上学了。在本村上小学或者在邻近的镇子里上初中，都可以在自己家里吃饭，这好歹总能凑合的。而到县城去读书，对一个农家户来说，就是好年头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何况眼下又到了什么样的境地！难道能带着野菜和榆树皮去上公家的大灶吗？

我知道，他现在实在是没办法了——要是有办法的话，可怜的父亲就是赔上老命也不会委屈我的。看看吧！眼下我们的光景都快烂包了。粮食已经少得再不能少了，每顿饭只能在野菜汤里像调料一样撒上一点。地里既然长不起来庄稼，也就不会有多吃的野菜。父子二人全凭一点当年喂猪喂剩的陈谷糠和一点榆树叶子维持着生活。（路遥《在困难的日子里》）

看着别的孩子兴高采烈地去上学，王卫国心如刀绞，痛苦不堪。情急之下，他想起大伯的拜识（结拜兄弟）——大队书记刘俊宽。王卫国哭着去找刘俊宽，说：“干爹，我想上学，我想上学，你给我想想办法吧。”

看着干儿子求学心切，为上学哭得这么伤心，干爹刘俊宽心里十分难过，可如何帮助干儿子呢？刘俊宽家中也不宽裕，也是要糠菜充饥的。刘俊宽沉思了半晌。站起身来对干儿子说，好，干爹给你借粮去。

那年月，家家都是一样的穷，都是一样的朝不保夕，要想借到粮食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平日里，侠肝义胆、为人仗义的干爹刘俊宽，在那一带的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这时候得到了回报。他跑了很多人家，总算借到了两斗黑豆。

有了粮食，就有了上学的希望。王卫国兴奋不已，他立即扛上两斗黑豆，拿着简单的铺盖，匆忙赶到县城。谁知，当天下午，王卫国又情绪沮丧地返回村里。再次哭到干爹刘俊宽窑洞里。

“干爹呀！延川中学不接收我了！”

刘俊宽惊讶地问：“为什么？”

王卫国说，学校有规定，新生超过一个礼拜就不允许报到了，“我已经超过一个礼拜了，被除名了”。

刘俊宽听罢此话，起身擦了把王卫国的流满泪水的小脸，刘俊宽不假思索地拔腿就向延川县城赶去。

曾经在延川县城工作过几年的刘俊宽，与延川中学校长杜永福关系很好。刘俊宽赶到延川县城，直奔延川中学，找到校长杜永福，将王卫国家的情况对杜永福作了详细介绍，希望杜校长能给予特殊照顾。

杜永福校长十分爱惜人才，当然，更多是感动于刘俊宽的古道热肠，杜校长接受了刘俊宽的请求，他当即召开校委会研究讨论，很快，学校决定，破例接收王卫国入校。

争取到延川中学上学这件事，在王卫国后来成为作家路遥的人生中，是极为关键的一步。不仅仅是上学本身，而是这一步的迈出，让王卫国认识到，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人事关系，是可以把握自己人生命运的重要因素。

此时的王卫国，已经成长为一个独立的人，以己为靠，以己为灯。他要为自己设定人生轨道，走自己的路；自己的事情自己办，自己命运自己安排。

在一个夏日的早晨，我终于背着这些“百家姓粮”，背着爸爸为我打捆好的破羊毛毡裹着的铺盖卷儿，怀着依恋和无限感激的心情，我踏着那些远古年代开凿出来的崎岖不平的山路，向本县的最高学府走去——走向一个我所热烈向往但又完全陌生的新环境。我知道在那里我将会遇到巨大的困难——因为我是一个从贫困的土地上走来的贫困的青年人。但我知道，正是这贫困的土地和土地一样贫困的父老乡亲们，已经都给了我负重的耐力和殉难的品格——因而我又觉得自己在精神上是富有的。（路遥《在困难的日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