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春季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以及继而开展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使全国大多数地区的“造反派”都遭遇了被清理出革命队伍的命运。“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造反派”，基本上是在当时既定政治路线的政策指引之下，按照自己的利益倾向和思想判断，投入运动的。如果说他们的政治活动对国家利益造成了损害，这个责任也是应该主要由当时的“文化大革命”发动者和路线制定者来承担的。但是历史往往如此，个人命运不被个人掌握。

王卫国意想不到，他倾注了单纯而饱满热情的那场政治运动，突然转过身来狰狞地扑向自己，他不仅有一种被戏弄的感觉，也因政治和仕途的受挫，乃至那场刻骨铭心的恋爱受到伤害而心灰意冷。他回到养育他的郭家沟，重新成为不名一文的农民。

从此要像父辈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与贫瘠的土地和一座又一座的山梁子打一辈子交道，受一辈子苦吗？王卫国望着阴沉晦暗的天空，得不到任何答案。

1969年10月6日，在王卫国还没有回到郭家沟时，他用横眉有“中国百货公司陕西省延川县公司”字样的稿纸，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其中有段内容是：

我叫王卫国。现年20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出身：学生。

原籍：清涧县石嘴驿公社王家堡村。现住延川城关公社郭家沟村。

9岁（虚岁）到延川为我大爹过继。从小在家玩耍。

9—13岁在马家店小学初小上学（郝振富、刘凤梅可证明）。

13—20岁在延川中学上学（薛延清可证明）。现任延川县革委会副主任。

1969年11月5日，刘家圪大队党支部在王卫国干爹刘俊宽主持下，“经过党员大会和支部会议研究，一致通过接收王卫国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入党介绍人之一的马文瑞，在“对被介绍人入党的意见”一栏中写道：

该同志一贯能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特别是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积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对“反动派”造反中，打先锋，冲锋陷阵，不愧为革命的闯将。同时，他又能积极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积极回乡参加生产劳动，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对自己担任的革命工作，一直是认真负责，吃苦、肯干。该同志已合乎党员条件，同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王卫国是被停职审查返乡的，当时，其他“造反派”头头正在接受各种审查，王卫国却已经在递交入党申请书短短一个月后，在郭家沟顺利加入中国共产党（无预备期）。

1969年的冬天，王卫国穿起了在学校打篮球时鲜亮的运动衣，与一同返乡的学生，参加生产队组织的农田基建中的打坝劳动。

在打坝劳动中，最重最累的活是挖土，陕北的冬天，土冻得像坚硬的石头，老镢头狠命地落下地，只能见到一个个白印子，挖不了几下，握镢头的手就被震得虎口流血。很多人都会时常要求换换去做别的劳动，比如运土或是加固，王卫国却始终坚持在畔崖上挖土。他挥舞着几斤重的镢头，卖力地一下又一下，不停地砸向坚硬的地面。他一言不发，沉默中，只有镢头与地面撞击的哐哐作响的声音。虽然北风呼啸，寒气逼人，但是，王卫国的脸颊上流着汗水，汗水又随着镢头的挥舞，“噗噗噗”地砸向地面。

一双手先是出了血泡，然后是流血不止，再后来结下一层厚厚的老茧。虽然身体适应了这重复单调而又沉重的劳动，但是王卫国的心却变得愈加孤独、苦闷。情绪极端低落沮丧，甚至有一种眼看着自己坠入深渊却无药可救的绝望。

有一次，王卫国穿着一身白衣服，腰上还扎着一条白腰带，来到地里干活。在陕北，是没有人在冬天穿白衣服的。刘俊宽的女儿，也是比王卫国高两级的同学刘凤梅，回乡时见到了王卫国的这身装扮。

刘凤梅不解地问王卫国为何这身打扮？王卫国闷闷地说：我在为自己戴孝。然后，他反过来安慰受了惊吓的干姐姐说：放心，生活不会打倒我，除非心脏停止跳动。

心脏依然跳动的王卫国，虽然身处逆境，厚道纯朴的乡亲们却不仅没有鄙视和冷落这个政治上失意的“造反派领袖”，反而总是用温暖宽厚的胸怀，抚慰包容王卫国这颗受过创伤的心灵。

大伯王玉德人品好，“拜识”（朋友）多，刘家圪大队革委会和党支部掌权的几个都是大伯的拜识，这些王卫国的干爹、干哥，坐在一搭一合计，王玉德就这一个小子，而且书又读得好，一定要照护着。

可是，怎么照护呢？

商量之后，大队几个领导决定，要顶着压力，不怕承担政治风险，也要让王卫国到几个大队联办的马家店小学担任民办教师。

在农村，这种既有工分又有补贴的轻松工作，是令许多有知识的青年向往和羡慕的。而回到郭家沟不久的王卫国，就有了这个机会和荣幸。

会上也有人担心，王卫国毕竟是“造反派”头头，是不是要慎重使用？大队书记刘俊宽和主任郭清俊斩钉截铁道：又不吃皇粮，手中的老镢头谁还能夺了去？

几句话将王卫国任民办教师的事情形成了决议，然后是立即派人到城关公社请示汇报。城关公社当时的书记是许世斌，和王卫国一起闹过“革命”，顺水推舟，一纸印了红印的批复就回到刘家圪大队。

就这样，王卫国回到郭家沟时间不长，就当上了马家店小学的民办教师。

马家店小学是王卫国上小学的母校，他上学那会儿，是一所坐落在河畔的用庙宇改作的学校。重新修建后的马家店小学，依山临河坐落在通往延川县城东西走向的公路旁，位于郭家沟东北侧500多米远。学校的教室是东西向的一排新圈建的石窑洞。王卫国的办公室位于窑洞中间位置。

王卫国做教师不久，“珍宝岛事件”后去参军的曾经的战友——樊俊成回乡探亲，得知王卫国做了小学老师，赶去马家店小学看望他。坐在办公室里忙碌的王卫国听到有人叫他王老师时，抬起头来。这时的王卫国穿着一件褪了色的蓝制服上衣，土灰色的裤子，脚穿一双千层底的方口布鞋，很有教师气质。更重要的是，王卫国看上去精神状态很好。樊俊成临走前，将一件崭新的二号草绿色军上衣送给他。那个年代，年轻人都喜欢穿军装。王卫国当下脱下蓝制服，将军装试穿在身上，大小很合身。穿着军装的王卫国，教师气质掩映在军装的威武中，增添了几分英气。

经历了社会人生动荡与打击的王卫国，已经不再是当年奋力要走出郭家沟的懵懂小子。现在，虽然又重新回到了郭家沟，回到了刘家圪，但是，已经在另一个广阔的世界闯荡过的王卫国知道，他无论如何都不能在这个小山沟里就此打发自己的一生。

命运的跌宕起伏，个人前途的失意渺茫，增加了路遥内心深处的孤独感，也使他内心生活更为丰富，在心灵生活中伸展个性的欲望更强烈。在痛苦思索自己命运和寻找个人出路的同时，他找到了文学。（王西平、李星、李国平《路遥评传》）

1970年的春天，王卫国写的一首小诗《我老汉走着就想跑》，刊发在延川县文化馆的油印小报《革命文化》上：

明明感冒发高烧，

干活还往人前跑。

书记劝，队长说，

谁说他就和谁吵。

学大寨就要拼命干，

我老汉走着就想跑。

这一首小诗的刊发，对于王卫国来说，意义非同小可。回到家乡的山沟里做了民办教师的他，也许开始意识到，无论当年怎样的叱咤风云，就时下而言，政治之路已经行不通了，必须要有战略转移的考虑，改弦更辙，或许从创作上能走出一条路来？通过个人奋斗和努力，改变生存环境，改变个人命运，以此架设一条横跨城乡之间、工农之间深壑的悬索。

时间不长，王卫国又拿着一首诗来到延川县文化馆，这次，他见到了当时在延川县革命委员会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工作的诗人闻频。

第一次见路遥，是1970年春天。那时，延川县文艺宣传队刚成立，我在乐队搞伴奏，兼文学创作。

一天早饭后，大约九点多，我到县文化馆闲串，适逢文化干事吴月光从外边回来，他手里拿着一份稿子（他当时编《延川文化》）。他把稿子递给我说：“这篇稿子，请你看看写得咋样？”

我接过稿子，是一首诗：《车过南京桥》。

诗没读完，我便被作者的才情深深打动了。其想象的丰富，诗句的奇特，十分令人震惊。

吴月光带我从窑里出来见作者。

一个小青年，个子不高，大约二十岁左右，裹一件褪尽了色的烂棉袄，腰里还系着一条破麻绳，表情木木的。他就是作者。

吴月光说：“你的诗闻频看了，写得很好，我们这一期就用。”

他脸上浮现一丝喜悦，但没说话，也不激动。

这是你的笔名吗？我指着诗稿上的署名“缨依红”问。

他不好意思地望望我，仍没说话。

我说：“笔名一般要求独特，好记、好念……你另想个名字咋样？”

“好！”他接过诗稿，略加思索之后，画掉了原名，断然写下了“路遥”二字。

我说：“这个名字好，路遥知马力。”

署名“路遥”的短诗《车过南京桥》在《延川文化》发表后，很快被《延安报》和省群艺馆的《群众艺术》选载，这就是路遥的处女作。

“路遥”这个名字也就从此诞生了（后来，他告诉我，原先那个署名“缨依红”，是他初恋失败后的一点心绪。我后悔，当初不该干涉得太多）。

时隔不久，路遥突然到我们宣传队来上班。职务——创作员；身份——民工；月薪——十八元。（闻频《雨雪纷飞话路遥》）

在王卫国回到郭家沟之后，曹谷溪虽然与王卫国在地理上有了些距离，但是，看出王卫国身上有创作灵气的曹谷溪，一直寻思着要把这个在仕途上和爱情上双双受挫的小青年拉到创作的路上来，也许还能造就一个诗人或是作家。

于是，时任延川县革委会宣传组副组长的曹谷溪，说服了当时延川县政工组组长以及城关公社的领导，以培训“农村通讯员”的形式把发着陕北土音，教授“ɑ、o、e，b、p、m、f”普通话的小学教师，已经有笔名“路遥”的王卫国，抽调到县革委会通讯组培训一年。

最初看到路遥的习作多是一些“顺口溜”。但是，他非常勤奋，颇有灵气。虽然回了农村，三不六九地进城来找我看他的新作。为了给他提供一个较好的读书学习的机会，我以培养农村通讯员的形式，将他调到县革委会通讯组。每月发18元误工补贴，和我住在一个窑洞里。在搞通讯报道的同时，我和白军民、王荆竹、曹伯植等同志一起组建了“延川县工农兵文艺创作组”，开展群众性的文艺创作活动。

县革委会领导马志亭、申等同志对我们的活动都非常支持。先后将永坪中学的语文教师闻频，北京插队知识青年陶正、林达等创作骨干调进县城。（曹谷溪《在苦难的烈焰中涅槃》）

1970年6月的一天，曹谷溪去新胜古公社采访，他带了路遥一同前往。曹谷溪背一个海鸥照相机，路遥背一个印着“红军不怕远征难”字样的黄挎包，两个人骑一辆破自行车，没铃，没闸，没后架。一个骑车蹬车，一个坐前梁，下坡时蹬轮刹车，互相轮换。走到牛母原，又累又饿，精疲力竭。这时，遇到一个老汉，坐在李子树下守着树卖李子。

谷溪说，要买一毛钱的李子吃，老汉立刻捧来了一大盆。那时，谷溪29岁，路遥21岁，走了半天山路的后生，饿得前胸贴了后脊梁，看见果子，就大吃大嚼起来。吃饱了，谷溪放下一毛钱给老汉，老汉又数了20颗果子装到路遥的黄挎包里。

谷溪说：“已经吃饱了，不好意思再装了。”

老人说：“李子树下，吃的算白吃，哪还能算钱？一毛钱应该买20个，你们带上。”

路过张家河时，天已经全黑，路遥执意继续向前走。路窄，天黑，手电又没电了，黑灯瞎火的，结果他们把路走错了。无奈，他们扛起自行车，上山下山地折腾了好几个来回，直折腾到深夜12点，吃到肚子里的李子早已消化殆尽，多亏了挎包里还有那20个李子临时救急，不然，怕是那一夜就饿得搁到山梁上硬挺了。

那是一次十分富有浪漫色彩而深具生命意义的重大活动。路遥跟着谷溪学采访，学照相，又学吃苦耐劳刻苦奋斗。他们站在黄河畔的石崖上，背倚山石嶙峋的山峰，俯望滔滔不息的黄河，对人生和未来充满自信和向往。谷溪让路遥在一块石崖上站定，自己对好了焦距，把照相机放在对面一块石头上，自己快步走到路遥跟前，相机一闪，自动拍摄了一张二人合照，这张凝聚着生活艰辛而又堆溢着灿烂笑容的合照，既记录了一个人生的瞬间画面，又记录了一对朋友的不灭友谊。随着时光的推移，那青春的笑容越加显得弥足珍贵。（晓雷《男儿有泪》）

这一次的新胜古采访，谷溪完成了一篇大型通讯《手牵黄河水倒流》，在陕报上以通栏标题发表。而路遥则将他的那首小诗《我老汉走着就想跑》转载在新胜古的黑板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