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乡五年，路遥大部分时间在县城，是众所公认的“食客”，走到哪里睡到哪里，住在哪里吃在哪里，他有才华，写东西出手快，思路新，但家庭生活困难，也众所周知，和他交往多的干部，家在城里的同学，都乐意接济他，吃饭自不待言，借几块零钱，他不记起还时，也就免了，继而进化到想方设法让他吃公家，有资格办会议的，拉扯他跑小腿。搞各种文艺调演，他是从始至终的工作人员，别人未到他先到，结账时，县文教局副局长惠明清还不忘给他留几张饭票。政工组编诗歌集，当然用得着他，编歌曲集，也把他扩大上；甚至党校组织出外参观，校长白光明找个理由也把他捎带上，去当年“闹红”更盛的吴堡，过黄河大桥，涉足军渡；上榆林，进毛乌素沙漠，入沙柳丛，《车过南京桥》和《塞上柳》就是这样触景生情的。（高歌《困难的日子纪事》）

看着路遥一步一个脚印地进步的曹谷溪，惊讶而且骄傲，也更加对路遥投入了关心。曹谷溪关心的不仅是路遥的创作，曹谷溪还惦念着已经离开了路遥的北京知青林琼。

曹谷溪不断地给林琼投寄每期出刊的《山花》小报，为的是向林琼报告路遥的最新消息，传递路遥的成长以及路遥的与众不同的信息。作为兄长加挚友的曹谷溪心有不甘，总想要林琼与路遥重续旧好。

然而，倔强固执的路遥，在结束了一场虚幻的爱情之后，就断然不再重温旧梦，而且，这时候，有另一个北京女知青的身影，已经深深地印刻在路遥的心中，这却是曹谷溪后来才意识到的：

在通讯组做培训学员的路遥，住在曹谷溪的2排18号窑洞里，两个人同住一个土炕，共用一个书桌。与经常来这里和谷溪商量工作的正式通讯干事林达，自然抬头不见低头见。也许是路遥从林达身上看到昔日林琼的影子，她们有着同样的成长背景与环境，有着北京城里人的生活风度，有着女知识青年的特殊气质，或者，更多的是因为林达的开朗、诚挚和干练，使得路遥重新燃起了一种希望的火花，他开始觉得不断地有话要向这位北京姑娘倾吐。（晓雷《男儿有泪》）

平时话语不多的路遥，一般不爱与人交流，但是他喜欢和北京知青交往。在与延川插队的优秀北京知青像陶正、张五爱、孙立哲等清华附中的学生交往过程中，路遥获益匪浅。是他们为路遥打开了另一个世界的大门，让路遥感觉，他不再是黄土高坡的一个农民后生，他的人生，可以开始一种全新的征程。

所以，当只有19岁，属兔子的北京知青林达出现在路遥眼前的时候，路遥也立即将这个清瘦、白净、文质彬彬又待人和气的女孩子印在了心里。

当时的路遥对北京女知青的倾心，不仅仅是在意她们的外表和性格，更多的则是被她们的学识、心胸和视野所吸引。这些因素之中一旦产生了感情，则又交织了爱情的成分。

1969年我（指谷溪——作者注）被调到了延川县革命委员会政工组通讯组工作。刚开始当干事，后来成为组长。当时，通讯组的正式成员是我和林达、石焕南三人。通讯组的主要任务是向报纸和广播站提供新闻稿件，但我热衷于文学创作。创作活动也成了通讯组的业务。后来，张兴祥、路遥、陶正这些人来到了通讯组。他们在那儿被培养成民工创作人员。（〔日〕安本　实《路遥的初期文艺活动》）

在北京知青中，林达参加工作算比较早的。她先是插队在延川县关庄公社前卢沟村，后来担任了关庄公社妇女干事，再后来，曹谷溪将林达调到延川县革委会通讯组。林达在延川县算是官方正儿八经耍笔杆子的角色，也是曹谷溪的得力干将。

林达与路遥的初恋女友——林琼，都是清华附中的学生，又同在关庄公社卢沟村插队，曹谷溪向林达介绍说：

路遥是一个多好多好的青年，说路遥多么有才气，说路遥对他的恋人感情有多深……其目的就是想通过林达去做工作，让路遥与他的恋人重归于好。但是事情没有按照我的想法发展，我失败了。始料未及的是：林达悄悄地爱上了路遥！（曹谷溪《关于路遥的谈话》）

林达非常欣赏还正在野路子上闯荡的路遥的文学才情。虽然路遥只是个在县文艺宣传队里打杂的，是个编节目、管戏箱、拉大幕什么都干的农民工。当初恋的失败正在折磨着路遥的自尊和考验着他的自信的时候，林达的出现，抚慰了路遥一颗受伤的心。

毋庸置疑，林达是在路遥的人生最为苦闷的阶段，走到路遥身边的。正是青春年华却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断了学业，投入了巨大热情的政治运动又抛弃了他，在路遥工作无着，前途未卜，加之路遥倾注满腔热情热爱的一位姑娘离他而去，失意与苦恼煎熬着他。在与命运拼搏中，林达的爱情，恢复了路遥的自信，为他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林达长于写作，颇有才思，《山花》第四期刊有她以程远的笔名发表的散文《在灿烂的阳光下》（后被收进《知识青年在延安》丛书）。为了促成路遥和林达结合，谷溪想方设法将林达由关庄公社妇干调来县委通讯组搞通干。创作组在县城、新胜古、贾家坪等处举办业余文创人员学习班，总是同时抽调他俩一起参加，采访实习，有意无意地将他俩编入一组，路遥程远，笔名对仗工整，志同道合。几年后，他俩给自己的独生女儿取名路远，熟人尽可察知其意。（高歌《困难的日子纪事》）

在延川县革委会通讯组，林达住的是集体宿舍，而路遥与曹谷溪居住的窑洞，往往是门庭若市。刚刚相恋的路遥和林达，在一个古老而封闭的小县城里，哪怕在马路或是河畔双双悠闲地漫步，都可能造成县城的一大事件。可是，又到哪里可以自由自在地与恋人谈天说地、谈情说爱呢？这个时候，路遥只有去求助曹谷溪想办法了。

古道热肠的曹谷溪，为了兄弟路遥，总是会想出办法来。曹谷溪的2排18号窑洞下边一排窑洞前，有他掌握的一个秘密地方，那就是他的照相暗室。一间平房分作两个部分，前半部分放办公桌，可以做案头工作；后半部分修了蓄水池，通了自来水，安了特殊灯光，可以洗相放相。除了通讯组组长曹谷溪本人，别人无法涉足这个领地。

如今路遥求助，谷溪想到了这个去处。他把路遥和林达领到这里，开了门锁，等他们进去之后，又闭上门，开始封锁了一个正在进行的秘密。

这个暗室对这个时候的路遥来说，太美妙，太理想，简直就是他的伊甸园和方舟，只要林达有空闲，他就找谷溪要钥匙，别人面前不好明言，就写条子递上去，谷溪就偷偷把钥匙塞给他。这个暗室中，谷溪许多重要的摄影作品是在这里冲片、显影、定影的，如今路遥与林达的故事渐渐也从这里开始显影。对于路遥来说，那是一个落难公子遇到了京城来的多情公主；对于林达来说，那是一个白雪公主遇到了自己的白马王子。失去县革委会副主任与林琼姑娘的噩梦已经成为过去，路遥经历了一段感情由破碎到整合的过程，重新变成了一个闪烁着幸福光芒的路遥，他要向世人宣布他与另一个姓林的北京姑娘罗曼蒂克的故事。（晓雷《男儿有泪》）

1971年春天，路遥在清涧王家堡的亲生母亲有病，他回到老家给母亲输血回来，闻频到街上专门买了鸡蛋、菠菜等，想给路遥补充营养，但林达不太会做饭，闻频只好做了一锅鸡蛋汤了之。做饭不尽如人意的林达，摄影技术却不错，那个时期，她为路遥、闻频以及北京知青拍了不少的照片。

知识分子家庭出生的林达，既有良好的家教和修养，又是个有情有义的知识女性。在与路遥开始恋爱后，她心中有一个结，她感觉必须解开，那就是路遥的初恋——林琼。

虽然林达知道，那是路遥一段无果的恋情；虽然林达清楚，不是因为她的出现，导致这段恋情的终结，但是，林达仍然想要对女友说个明白，她要有个清清楚楚的交代。

林达风尘仆仆去了铜川的二号信号工厂，找到既是同学、插友，又是女友的林琼，把她与路遥的相恋情况，一五一十通报给了林琼。

林琼一直从曹谷溪每期寄给她的《山花》小报上追踪着路遥的身影。《山花》上那些不断刊载出来的路遥的诗文，让林琼感受到，路遥曾经经历的痛苦和失恋的情感危机，这段路的行程泥泞、坎坷、艰辛而且漫长。如今的路遥已经重新踏上了另一条充满希望与光明的文学之路，林琼的内心感到十分欣慰。

现在，林达来了，林达的坦诚而真实，让两个女孩子有了倾心的交谈。

林琼在为好友祝福的同时，也为得知路遥因失恋受到的创痛而心怀内疚；夜晚，在与林达同睡的床上，她禁不住偷偷地落了泪。她的那位插队在内蒙古的女友的真诚关爱带来的故事结局，不是她的这一位好友林达的过错，应该说这就是命运之神的暗暗拨弄……（晓雷《男儿有泪》）

离开铜川，林达几经辗转，回到父母寓居的海滨城市厦门。得到了林琼理解和祝福的林达，在鼓浪屿的海岛上，内心轻松而兴致盎然，恋爱的心涌动着有如大海波涛的激情。

林达向母亲激动地报告了她与路遥的相恋相爱，她想征询母亲的意见。

懂得尊重儿女意愿、知书达理的母亲，让女儿林达讲讲路遥是怎样一个人。女儿便滔滔不绝地讲起路遥的才华，路遥的勤奋，路遥的刻苦，以及路遥的坚韧毅力……

母亲认真地听着女儿的讲述，问女儿：“你讲的都是路遥的优点，路遥有什么缺点呢？”

林达一时语塞。愣怔着一时想不出路遥有什么缺点。

母亲看着女儿稚嫩清纯的眼睛，语重心长地说：“你不知道他的缺点，就说明你并不很了解他，你们的事缓一缓为好。你得先冷静下来，拉开距离之后再看看。从某种意义来说，只有你愿意接受和包容他的全部缺点的那个人，才能成为你的生活伴侣……”

母亲是林达心目中的导师，林达是母亲的孝女，她遵从了母亲的意见，回到工作生活的陕北山城，果然与路遥拉开了距离，好久不再同路遥去进那个冲片显影定影的暗室。旧梦刚刚过去，新梦刚刚开始，难道我又要失去心爱之人？路遥受不了，他对谷溪说：“林达不和我好了……”在谷溪面前，他第二次痛哭流涕，像一个受伤的孩子。

谷溪说：“事情不会这么简单，林达不是会突然变卦的人。”

路遥哭着告诉谷溪：“是她母亲不同意，林达听她妈的话……”

“没这么严重，”谷溪说，“人家的娘问得很好，你总不会没有缺点？对一个人的认识，总得优点缺点都了解才行。”

周围的人都知道了这个风波，连团委书记也找谷溪说：“林达与路遥快不行了，不行了，咱就叫T诗人上。”

T诗人是另一个北京知青，此时诗歌创作与路遥并驾齐驱，旗鼓相当，与林达也算天生的一对。可谷溪赶紧制止团委书记：“快不敢这样，不是这么回事。”他又找来林达说：“你妈的话很好，但并不是不同意你谈。我对路遥说了，路遥也同意你妈的话。那你以后就继续了解路遥，爱情的大厦也要建立在坚实的地基上，不能是空中楼阁……”（晓雷《男儿有泪》）

这一年的春节，曹谷溪回到了妻儿生活的刘家沟，与家人团聚，享受紧张工作中难得的清闲与轻松。而保持了一段时间距离的路遥和林达，两人骑了一辆自行车，大年三十回到了郭家沟，看望大伯大妈，与大伯大妈一同过年。

大妈曾在路遥初恋失败时，关切地询问过原因。当时，路遥赌气回答：“人家嫌我衣裳烂！”

这一次，当路遥将北京姑娘林达领进家门时，路遥同样是那身破衣裳。大妈禁不住瞅着路遥的衣襟，心里虚虚地，为儿子捏把汗，路遥却神情自若地笑笑，说：“不怕，咱就是这样子，谁看上谁来，看不上走她的路！”

正月初一，路遥与林达又一同骑着自行车到刘家沟来看曹谷溪。

谷溪明白，距离就是美的定律发生了作用，距离产生了美，拉开距离的时期已宣告结束，这对情侣已经难以分开了，当着父母的面，他们很难自由自在，而到了友人这里，总会有他们享受自由的天地。谷溪找大队把知识青年住过的窑洞收拾打扫了两孔，安顿他们分别住下，然后就一日三餐地给他们大碗吃羊肉，大碗喝米酒，酒足饭饱之后，就让他们回到窑洞甜甜蜜蜜，喋喋不休……直到正月初八，春节假满，谷溪也骑上当初与路遥去新胜古的那辆破自行车，与路遥林达一同回到2排18号，开始新的一年。这一年秋天，林达写了散文《在灿烂的阳光下》，署名程远，交给谷溪在《山花》发表。程远与路遥意思完全相同，林达就用这种特殊方式向世人宣布，她与路遥的爱情之旅步入大道，以至遥远……（晓雷《男儿有泪》）

早在1954年的11月8日，西北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撤销后，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原大区作家协会，均改为大区所在地城市的中国作家协会分会，负责联系原大区各省、市的作协会员的决定，陕西省成立了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1956年，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批准中国作协西安分会主办的文学月刊定名为《延河》，由戈壁舟任主编，汤洛、魏钢焰任副主编。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后，中国作协西安分会正常的业务活动全部停止，所有人都投入到运动当中。到了这一年的7月12日，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文艺处电话指示中国作协西安分会：为了集中力量检查刊物，省委决定《延河》自1966年8月起，暂时停止出刊。

1972年的秋天，在“文革”初期当作“修正主义的黑窝子”被砸烂的陕西省四个协会——作协、美协、剧协、音协的一部分干部，从被发配到边远农村去劳动改造的各个下放点、疏散地，调回西安，成立了一个“陕西省文艺创作研究室”，研究室下面成立了一个基本由原中国作协西安分会《延河》编辑部的几位干部、编辑构成的《陕西文艺》编辑部，因为上级要筹备恢复《延河》文学月刊（自1956年4月至1966年7月，《延河》共出刊124期）。

当时的陕西文学界，与全国其他地方差不多，一场冷霜过后草木凋零，满目萧条景象，很多作家还被打倒在地，不知何时能翻身，根本谈不上何时能进入创作状态。而没有作家队伍，文学刊物将如何办？

这是当时“老延河”的编辑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于是，他们分头到全省各地去作调研，寻找发现作者。只有稳定的作者队伍，刊物才有稿源的储备。

1973年春天，编辑部的副主编贺抒玉和编辑问彬（也是两位女作家），去陕北延安为即将出刊的《陕西文艺》寻找作者组稿，在延川县革委会通讯组工作的曹谷溪极力向他们介绍了当时还到处做临时工的返乡青年——路遥。

七十年代初，文学界真可谓鸦雀无声，许多作家内心都是寂寞的，忧郁的，忽闻延川县几位青年作者办了一张《山花》小报，异常活跃，像山野中一朵不知名的野花耀人眼目，当时，我正在为刚刚复刊的《延河》筹稿，便和问彬一块去延川县看望这几位《山花》的编辑和撰稿人。

在延川县一个土窑洞里，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穿着一身农民式的棉袄，坐在炕头憨厚地笑着，时而提出一些令人深思的文学创作问题，一听就知道，是影射文化专制主义的统治者。我这才注意到，这位青年黑黑的方脸盘上，有一双聪慧机智的眼睛。他善于思考和提问题的勇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位青年的智商超过了他的年龄，他就是路遥。（贺抒玉《短暂辉煌的一生》）

贺抒玉（作家李若冰的夫人）和问彬（作家杜鹏程的夫人）两位编辑，经过与路遥接触，路遥当时的困厄落魄、路遥的思想才能、忠厚深沉给她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她们将路遥在1972年12月16日刊发在《山花》上的短篇小说《优胜红旗》带回《陕西文艺》编辑部，发表在1973年7月《延河》复刊号——《陕西文艺》上。这是路遥第一篇在公开的省级刊物发表的小说，标志着他正式踏上了中国当代文坛。

1973年11月30日《人民日报》在《重视群众文艺创作，牢固占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文章中，表彰束鹿、延川蓬勃开展群众业余文艺创作活动时，宣传介绍了路遥：

刘家圪大队回乡知识青年王路遥，在“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中，亲眼看到广大贫下中农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劈山修渠，改土造田，深受鼓舞和感动，他一边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一边利用业余时间搞创作，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就写出50多篇文艺作品，热情地歌颂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和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多作贡献的精神风貌，他写的诗歌《我老汉走着就想跑》、《塞上柳》、《进了刘家峡》以及小说《优胜红旗》等，已在地方报纸和陕西省文艺刊物上发表。

陕西省文艺创作研究室，极力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各协会正常的文学活动。1973年9月5日，召开了全省文艺创作座谈会。这是一次规模很大的会议，地（市）县专业和业余作者有150多人出席会议。刚刚被延安大学录取的路遥也从延安来到西安参加了这个会议。

会议开始讨论时，路遥坐在不起眼的角落，低着头静静地听着大家的发言，始终没有要说些什么的意思。这让主持会议的贺抒玉很是为他着急，便点名说：“路遥，你咋老不发言，你可以说说你咋写的《优胜红旗》。”

路遥听到作家前辈贺抒玉点他的名了，急得抬起头嘟囔着：“我……我不会说！说甚哩嘛！”说罢，又低下头不再作声了。

贺抒玉和善地笑笑，说：“路遥是陕北人，陕北人的嘴都笨。不说也行，只要会写就行！”

《延河》的老编辑董得理对路遥的小说《优胜红旗》印象深刻，晚上，来到路遥住的房间里，要认识一下这个来自黄土地上的作者。董得理对路遥的印象是：“整个人给人一种黄土高原的厚重感。丝毫没有那种所谓的艺术气质和那种浮泛的才子气，说起话来也不是那种口若悬河、口齿伶俐的人，说话不急不缓，好像每句话都是经过思考后才说出的。”

出于一个多年做编辑的习性，董得理问路遥，那篇小说是怎么构思出来的？文学编辑的董得理是想从路遥的叙述中了解路遥的文学功底，以便今后在编辑往来时更容易沟通。

路遥却不假思索地回答：“那是习作，随便写的……”

路遥这样说，其实是对自己的小说处女作并不重视，不像很多作者对自己的作品能在省级刊物上发表抑制不住的喜悦。

路遥沉吟了一会儿，说，我想谈谈我自己。然后，路遥坦诚而真挚地从他的身世、家庭说起，重点讲述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当时，“文革”尚未结束，各方面都在继续革命，仍在高举“文革”的伟大旗帜，誓将“文革”进行到底。这种情形下，当时只有二十三四岁的路遥，对中国当代史上的这场浩劫，已经开始反思，并予以尖锐地批判。

他的批判不只是从个人经受的磨难出发，而是从国家民族的前途着眼的，我心里不禁感到有点震惊！这个年轻人不简单！下放农村三年当中，我对“文革”中发生的各种事情，进行过认真仔细的回忆和思考，我搞清了不少问题，但有很多问题还没有思考得很清。而他，一个年轻人，思考却是这么锐敏而深刻。我清楚地感觉到，坐在我面前的这个陕北小伙子，在文学上蕴藏着某种潜力，一旦具备了必要的条件，他会做出成绩来的。（董得理《灿烂而短促的闪耀》）

这次的全省文艺创作座谈会，也不都是严肃的文学交流和紧张的讨论，参与编辑《延安山花》诗集的作家申晓也在会上。申晓和路遥同样是从陕北黄土地上走出来的青年，两人自然一见如故。

白天开会，晚上放电影给与会代表看，无非就是看样板戏翻拍的电影。路遥和申晓一听说有这样的活动，便偷偷地溜出宾馆，在街上胡逛。走在西大街上，他们俩山里沟下地神聊。很晚了也不回宾馆，像两个夜游神。

申晓问路遥：“听说‘文化大革命’中你是红卫兵头子？”

“是咧！咱是贫下中农嘛！毛主席一声令下，咱穷人家的娃娃能不听嘛！”

“听说武斗中你把谷溪捉住要枪崩咧！”

“你别听狗日的谷溪瞎说，‘文化大革命’中，谷溪是‘保皇派’，铁杆杆的‘保皇派’，拿个笔杆子胡扬咧！把我们糟蹋得五马六道的，我们这派把这黑笔杆子恨死了！不做他做谁咧！要是没我挡驾，谷溪早就没命了！”

说到这里，路遥笑了，“要是谷溪殁了，《山花》也就弄不成了！说不定我这阵正在黄土圪里受苦咧！咱两个也就认不得了！”

申晓又问路遥：“你尔格（现在）谈对象了没？”

路遥面有得意：“谈了！谈成了。北京知青，厦门人，叫林达。”

申晓追问：“长得俊不？”

路遥嘿嘿地笑了，歪着个脑壳子说：“你猜！”

路遥不高的个头，圆疙瘩子脸，看着路遥的这副模样，我笑着说：“凭你的样样，林达长得也不会俊样！”

“哎呀，申晓，你咋瞎说咧，林达长得比我强！俊咧！又会写文章，我们县通讯组的，谷溪的部下，刚不久在陕报上发了一篇文章，可有才气咧！”

我问：“路遥，你咋找北京的女娃娃，找个本乡田地的婆姨多好，咱陕北的女人乖嘛！”

“唉，申晓，你解（发音hai）不开，咱家穷嘛！穷亲戚再套上个穷亲戚，哪咱是把穷根扎下了，几辈子也翻不了身……”（申晓《兄弟情深》）

1973年9月，路遥几经周折，终于如愿以偿地以“工农兵学员”身份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读书。之前，短篇小说《优胜红旗》也在《陕西文艺》7月的创刊号面世，又参加了全省的文艺创作会议，这样一些连续性的事件凑到一起，给路遥带来的鼓舞，决定了他一生的方向，一匹千里马将要奋蹄驰骋了。

因《优胜红旗》所显示出的才气与潜力，上大学期间路遥就被借到《延河》做了编辑，路遥从此有了接触柳青、杜鹏程、王汶石、胡采等文学前辈和理论家的机会，有幸得到他们的直接教诲和滋养。在做编辑过程中，他对作品敏锐的鉴赏能力，使工作多年的老编辑也深感佩服。

在路遥上大学期间，林达仍在延川县革委会宣传组工作。作为初中毕业生，按规定，工资应该是30.5元，或是33.5元，时任延川革委会宣传组组长的曹谷溪知道，林达的工资，是路遥和林达两个人共用的。于是，谷溪为林达争取提高工资到38.5元，这在当时一般的工作人员中，是较高的工资收入。即使是高工资，还需林达精打细算，省吃俭用。首先保证路遥的生活费用，好在那时上大学有助学金，伙食费可以节省许多，但是日常的花费是免不了的。另外，还要让路遥穿得像样些、体面些。路遥的大学同学都知道，路遥身上的衣服都是由林达来打理的。剩下的工资才是林达留给自己的，好在那时候普遍不讲究穿着，风华正茂的林达，一件衣服经常是穿在好几个季节里。

分别的日子里，路遥、林达两人鸿雁传书，你一封我一封地往来不断，仿佛有说不完的话。路遥寄给林达的信件，时常被林达的知青好友拆开来，大声朗读信纸上路遥写的诗，有时候，也会将错别字修改了再还给林达。好脾气的林达从来不为此生气。

1975年夏，路遥利用暑假同林达一起去了一趟林达的老家福建，去见林达的父母。他在回到延安大学前给申沛昌写了一封长信，细说了他在沿途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以及他所感受到的人心民意和国家面临的形势、未来发展的走向。“通篇用的是文学家的激情，写的是政治家关注的事情”。

读这封信让申沛昌明确而肯定：路遥是一个酷爱文学又关注政治的人。

1976年8月，大学毕业的路遥在省作协以及延安方面关爱他的人士多方努力下，成为《延河》编辑部的正式编辑，在一个更高水准的起跑线上开始了他的奋斗，同时他在曹谷溪的洗相暗室里开始的爱情，也有了收获。

1977年仲夏，延安遭遇了一场特大水灾，水灾过后，路遥来到延安，为《延河》组稿。在延安逗留期间，一天，他来到延安报社，拿出一条刚买的不很长的围巾，兴奋地对延安报社的劲挺说，他要结婚了，这条围巾是给林达的彩礼。那时，林达还在延川县委宣传组，常来延安报社，与报社的人都很熟悉。大家听到路遥即将结婚的喜讯，都很羡慕他，说他讨了一个好婆姨。路遥很满意地将围巾先围在自己脖子上，头发梳得油光油光，惹得大伙儿一阵笑。

就是在这一年，路遥找到当时在陕西团省委工作的赵熙，他需要赵熙的帮助，将林达调到西安。

早在1972年，赵熙到延川县做恢复团组织筹备工作时，就认识了在延川县革委会宣传组工作，文笔很好、勤恳踏实的林达。所以，赵熙没有犹豫，立即向陕西团省委领导建议，当时刚刚恢复团组织工作的团省委正需要招贤纳士，网罗人才，因此不久，林达顺利地从延川县委宣传组调到了陕西团省委宣传部工作了，职务是干事。

来到西安，与路遥相聚的林达，一方面照顾路遥的日常生活，一方面抓紧时间勤奋刻苦地学习，并参加了自学考试，三年之后，林达获得大专文凭。

赵熙回忆说，1977年之后的三四年时间里，虽然“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但是，政治运动神经并没有完全松弛下来。跟不上当时的形势，要遭批判；跟得太紧了，突然风向转了，也必然遭致批判。搞得人人自危，神经紧张。但是，林达在陕西团省委工作期间，却能在政治高压之下，全身心地投入学习之中，一方面，她不熟悉团省委的人际关系；另一方面，经历过政治运动的她，毫无参与政治的热情。赵熙说，只有在参加各种知识竞赛时，林达将第一名或者第二名收入囊中时，人们才注意到林达这个女子的不简单。

年轻时的路遥与妻子林达

1978年1月25日，相恋快八年的路遥和林达，回到延川，在延川县招待所举办了婚礼。那天，有上百人参加了这对新人的婚礼。不是路遥、林达高调，而是他俩的影响力：一个曾经是延川县革委会副主任，又是一位作家；一个是北京下乡知青，又是一个才女，想低调都难。很多人知道了他们新婚大喜的消息，纷纷赶到婚礼现场来为两个新人祝福。

他们恋爱有六七年。

林达路遥终于结婚了。这一天是1978年元月25日。

由于路遥在县里的知名度很高，轰动了上百人来送礼。

那几天，布置洞房的，筹备婚宴的，出出进进，真个忙乎。婚礼约定在晚六点举行，人们陆陆续续来了。宣传部的贺陛站在门口招呼着。

路遥来了。林达拖了半小时才到。

她穿着件深紫红色的棉袄罩衫，翻出浅色的内衣领子。李彦、孟霞陪在左右。文化馆的张仁忠担任司仪，两位新人坐在事先布置好的讲台前。

先由县文教局赵如彬给两位新人佩戴红花。贺陛代表宣传部讲话，李世旺代表来宾发言。最后是路遥代表林达讲话。

有人提议：路遥唱歌，林达作诗。

路遥穿着件略肥大的新蓝布制服，头发是刚刚理的，有些土气，但精神焕发。

林达和路遥站在一起，显得脸色苍白，他们坐在众人面前挺不自在。

简单走了这么几个过场，便开始进入宴席，新郎新娘给各桌斟酒。一个小时以后有人开始走了。经多方筹备，多日操办的婚礼就这么没有悬念地结束了。（邢仪《路遥的婚礼》）

那天，在路遥和林达的婚礼上，邢仪为路遥和林达画了个速写。路遥当时是穿了一身的新衣服，上身是一件蓝色的制服，头上还戴了蓝帽子，喜气洋洋的满面红光。当时两个人都很拘谨，不像现在这么开放，一个往这边拧着，一个往那边拧着，站得有些距离，中间还不挨上，恨不得这个站在这个桌子角，那个站在那个桌子角。

画家邢仪，与路遥的妻子林达是清华附中同班同学，插队开始后，两人一块到陕北延川县的一个生产队，后来又一前一后到了西安，日常里两人都是对方家里的常客。她是林达最要好的朋友，也是路遥和林达从初恋直到后来十多年家庭生活的见证人。在林达的女友中，没有哪个人如邢仪这般长久而深入地介入到路遥林达夫妇家庭生活中。（白描《路遥身后的故事》）

大妈李桂英，对儿子的雄心壮志，对儿子创作上的成绩懵懂不晓，作为一个农村普通母亲，大妈更关心的是儿子的婚事，这是一个大妈最为牵挂在心的大事。

儿子能好上一个北京知青，令大妈欣喜不已。林达来到郭家沟贫寒的窑洞里，啥活都干，朴朴实实就像个当地女子一样，只是吃饭不会盘腿坐炕，而要趴在柜子上。

林达问老人：“这样子难看不？”老人忙说：“不难看，不难看，自个儿家里，想咋样就咋样。”

林达与老人关系相处得很是亲近，多少年来，都是彼此照应。与林达一同下乡插队在延川的同学——闺中密友邢仪至今还记得，在延川县革委会林达住的窑洞里，林达、路遥、邢仪，还有其他几个要好的北京知青，常常聚在一块儿谈理想、谈抱负，唱苏联歌曲和过去的一些老歌。兴致最好的时候是聊着唱着同时还有一些东西吃着：炒黄豆、红薯、黄米糕，还有那在陕北才有的玉米黄——这些吃的东西都是路遥的大妈特意做的，她就像当年给在县城念书的儿子送吃食一样，隔些日子就会挎着盖块花布的篮子，给林达送来一堆吃食，她知道北京娃娃就好这些个口味。

路遥与林达的结合，用陕北话说，不仅仅是路遥这个汉子有了个婆姨，它给路遥的信念是，坚定了路遥成就一番事业的决心和勇气。

1979年11月，路遥与林达的宝贝女儿路远出生。

其名路遥的第一个字“路”和林达的笔名“程远”的第二个字“远”，合为“路远”。既有纪念二人爱情结晶的意思，又有寄托对于女儿的人生期待：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梁向阳《路遥生平与创作简表》）

20世纪80年代初，林达从陕西团省委宣传部调到西安电影制片厂银海杂志社，做了一名理论编辑。因为不经常坐班，文稿可以拿回家来编辑，这样就有了更多时间。

1997年，金秋十月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当年的北京知青邢仪拎着画布和油画箱，奔赴黄土高原那个通信地址上叫作“延川县黑龙关乡刘家圪行政村郭家沟自然村”的小山沟。

邢仪所认识的路遥，不是作家路遥，而是作为朋友的路遥，作为女友丈夫的路遥，也是作为陕北窑洞里那个朴实老妇人儿子的路遥。

早在女友初恋时，邢仪便与林达去过路遥家，结识了那个养育了一位优秀儿子的母亲。从此，黄土地上这位母亲的形象便深深地留在她的心里。1996年，早已回到北京的邢仪与丈夫携儿子重返陕北。山川依旧，草木相识，然而物是人非，土窑寂寂。儿子英年早逝，老伴也早在十年前故去，陪伴垂暮老人的唯有西天的残阳和长夜的青灯。（白描《路遥身后的故事》）

这次，邢仪是专程为大妈画像的。

家中三孔土窑，是几十年前掏掘的，岁月的风雨早已使土窑破败不堪：没有院墙，窑内外的泥皮大片剥落，从来就没有刷过油漆的门窗更显粗糙破旧，不知是哪个年节贴在窑门上的对联，残片仅存，字隐色褪。儿子英年早逝，老伴也早在十年前故去，陪伴垂暮老人的能有什么？

两人自然要说到路遥，谈到林达。婆婆对林达这个儿媳妇至今怀有感念的心情。

老人对专程为她画像的邢仪说，儿子上大学前靠家里，上大学后靠的是林达，林达是北京人，家里境况好，在经济上给了儿子很多接济，就连背到学校里去的被子和褥子，都是林达给准备的。没有林达，儿子延安城里念书，肯定是受惶。儿子生前俩人闹矛盾，后来有人在她面前对林达说长道短，她不愿往耳朵里听。老人对邢仪说：“林达棒价。”（“棒价”是陕北土话“好”）林达从北京还托人给她捎来八百块钱，“人嘛，不贪求啥哩，人家的好处咱要记住。”（白描《路遥身后的故事》）

婚姻的稳固与其说决定于两人的爱情，不如说取决于日常生活小事的和谐。大多有着艺术气质的人，在面对庸常的家庭琐事时，往往无所适从，难以应对。如果两个都是有艺术气质的人结合在一起，那这个家庭可能面临着更多的困惑和问题。

爱情只是感情的事，婚姻却是感情、理智、意志等多方面都需要合作和投入经营的事。不是路遥、林达他们不努力，也不是他们不投入，而是人终究是要生活在人间的，人间便有许许多多说不清又理不顺的困惑和问题。

也许，路遥、林达婚后面对的正是这些困惑和问题。

路遥也是一位重视家庭的人，应当说作为儿子、兄长他尽到了自己的义务。要说他稍有亏欠的，是他的妻子。妻子是位知识兼干部家庭出身的女子，受过良好教育，工作也不错。但由于路遥起居无定时，生活无秩序，常常是早晨从中午开始，抽烟打呼噜，情绪变化无常，这就使妻子为其所累，很难适应其生活的节奏。

和路遥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的女性，是要有牺牲有所放弃的，妻子都做到了。但后来，随着他的病，和他为病所讳，妻子作为一个社会角色，也许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或者有许多委屈，两人之间不和也许时有发生，这既怪路遥，也不怪路遥，因为对路遥这个具体的人我们具体地看，要原谅他身上的某些缺点，因为没有这些缺点，便不成其为路遥，也不能成就一个作家的路遥，当然也不能责怪妻子，责怪便是对她的不公，且应予以同情。给路遥当好妻子，哪个女性也做不到尽善尽美。和路遥共度十几年，已经难为了她，她不应该受到责备，路遥的奖牌上，肯定有她的付出和功劳。（京夫《孤独的路遥》）

路遥和林达有着截然不同的家庭背景：一个生长在贫苦的乡村，整个童年不曾吃过一顿饱饭；一个生长在知识分子家庭，是为了理想和抱负，才远离了城市生活，来到偏僻闭塞的黄土地的；两个人所受的教育不同，家庭背景和成长环境不同，思维方式不同，生活观念不同，饮食习惯也大相径庭——一个热衷于揪面片、洋芋檫檫、黑豆钱钱饭、小米粥，一个则喜欢大米饭加炒菜。

每天早上，林达忙完女儿远远的早饭，送女儿上学后，自己也骑着一辆自行车赶往工作单位上班。这时候的路遥，刚刚进入梦乡不久，正打着雷鸣般的呼噜。

通常情况下，我都是在凌晨两点到三点左右入睡，有时甚至延伸到四到五点。天亮以后才睡觉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午饭前一个钟头起床，于是，早晨才算开始了。

午饭前这一小时非常忙乱。首先要接连抽三五支香烟。我工作时一天抽两包烟，直抽得口腔舌头发苦发麻，根本感觉不来烟味如何。有时思考或写作特别紧张之际，即使顾不上抽，手里也要有一支燃燃的烟卷。因此，睡眠之后的几支烟简直是一种神仙般的享受。

用烫烫的水好好洗洗脸，紧接着喝一杯浓咖啡，证明自己同别人一样拥有一个真正的早晨。这时，才彻底醒过来了。（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

中午，路遥的早晨真正开始的时候，骑着自行车赶回家的林达，匆忙做饭。做的饭菜可能只适合女儿和林达自己的口味，刚刚睡醒的路遥，家中餐桌的饭菜无法诱惑他坐下来，他就只有上街觅食。简单的饭是一根大葱两个馒头，复杂的饭也就是一碗面条。

然后，路遥进入他简陋的工作室，一屁股坐下来，进入创作状态就经常忘记了时间，晚饭也就经常给免掉了。

午饭过后，几乎立刻就扑到桌面上工作。

整个下午是工作的最佳时间，除过上厕所，几乎在桌面上头也不抬。直到吃晚饭，还会沉浸在下午的工作之中。晚饭后有一两个小时的消闲时间，看中央电视台半小时的新闻联播，读当天的主要报纸，这是一天中最为安逸的一刻。这时也不拒绝来访。夜晚，当人们又一次入睡的时候，我的思绪再一次活跃起来。如果下午没完成当天的任务，便重新伏案操作直至完成。然后，或者进入阅读（同时交叉读多种书），或者详细考虑明天的工作内容以至全书各种各样无穷无尽的问题，并随手在纸上和各式专门的笔记本上记下要点以备日后进一步深思。这时间在好多情况下，思绪会离开作品，离开眼前的现实，穿过深沉寂静的夜晚，穿过时间的隧道，漫无边际地向四面八方流淌。人睡前无论如何要读书，这是最好的安眠药，直到睡着后书自动从手中脱离为止。（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

20世纪80年代，陕西省作家协会新进了几个没有成家的年轻人，还有几个家室在外地的单身汉。由于没有职工食堂，有一段时间，《延河》编辑部的王观胜、姚逸仙、许如珍、张艳茜等单身就在一起搭伙做饭。这特殊的“家庭”，常引来一些人做客，路遥就是这个“家庭”的常客。

路遥中午从楼上下来，来到编辑部临时架起的小灶台前，时常评说着这个家庭成员做饭的水平，还不时地在一旁指导。有一次，他亲自上手参与，为大家做了个陕北的揪面片。路遥熟练地和面，然后上灶炒菜、做汤，将一大团面先是抻长了，然后一手托着面团，一手快速地将面揪成面片状，丢进热腾腾的锅里，然后将炒好的菜倒进面片锅中拌匀——香喷喷做了一大锅，吃得大家直叫好。待每个人一大海碗，不多时把一大锅面片都吃光，连声说“好吃”时，路遥欣慰地笑了。路遥说，这是他最爱吃的饭。

那天，路遥自己也吃了一大海碗。

我吃饭从不讲究，饮食习惯和一个农民差不多。我喜欢吃故乡农村的家常便饭，一听见吃宴会就感到是一种负担，那些山珍海味如同嚼蜡，还得陪众人浪费很长时间。对我来说，最好能在半小时以内吃完一顿饭。有时不得不陪外宾和外地客人上宴会，回来后总得设法搞点馍或面条才能填饱肚子。但我也有一些“洋爱好”，比如喝咖啡就是一例，消费观念是顺其自然，完全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从不刻意计算攀比。可以用一百元钱买一条高级香烟，供“关键”的几天抽，也可以用五十元钱买一件仿羊皮夹克穿几个冬天——当然，从没有人相信我身上的皮夹克会是假的。

对我来说，饭可以凑合着吃，但烟绝不可以凑合抽。我要抽好烟，而且一个时期（甚至几年）只固定抽一个牌子的烟。我当时抽云南玉溪卷烟厂出的四盒装“恭贺新禧”牌。

任何意志坚强的人都有某种弱点，都有对某种诱惑的不能抗拒。烟就是一种专门征服人意志的强大武器。（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

后来，陕西省作协的年轻人纷纷结婚成家了，家属在外地的编辑、作家，也都把家属调到西安了，这个“大家庭”便自动解散了。省作协的三个四合院里，除了办公室，住上了几户人家，谁家的厨房里做了面条或是面片，路遥就可能被请到这家吃上一碗。这时候，路遥就像过年一样满足。但更多的时候，因为投入写作错过了饭口，夜幕四合时，家家的厨房都熄了火。路遥不到实在忍不住饥饿，是不会再去街道的夜市买上吃的——太耽误时间了。忍饥挨饿到后半夜，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中。此时的妻子林达和女儿远远，正睡得香甜。

在西安当年大差市那一大片夜市上，许多卖吃喝的小摊贩都认识我。我不止一次吃遍几乎所有能吃的小摊子，只是人们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想，从外貌上和那种狼吞虎咽的吃相，他们大概会判断我是蹬三轮车的师傅。吃这些饭花钱不少，但绝不是一种享受。尤其是卫生，那简直不能提说，每次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赶紧吞咽完。时至今日，我从很远的地方看见夜市，就想呕吐。（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

两个几乎缺少柴米油盐磨合的夫妻，两个逐渐缺少情感交流的夫妻，两个见个面面不容易、拉话话更难的夫妻。

身材瘦小的林达，几乎是一个人支撑着这个家。家中的轻活重活，都要靠她那双柔弱的肩膀扛着，无论抬煤气罐上楼，还是冬天取暖生火，往楼上搬蜂窝煤，或是照顾陕北来的路遥两大家的亲戚们……林达都要一一面对。

做一个著名作家的夫人不容易！那耀眼的光环，不仅遮蔽了她的身影，同时，她所付出的心血和努力，总是别人无法透过婚姻的窄门看到的。

1992年初，林达正式提出和路遥协议离婚。之前，林达已经无数次地提出离婚了，但是，路遥对此一直回避不谈。

我不恨林达，也不恨路遥。此时路遥正在写《早晨从中午开始》的绝笔文章。他把离婚一事的工作交给了我。林达是开通的，她不要任何东西，准备一个人到北京成家立业，因为她是北京知青，回故乡也一直是她的梦想。就在准备很简单地了结这桩悲剧之时，路遥住进了医院。我知道，他这次进去肯定是出不来了。（王天乐《苦难是他永恒的伴侣》）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

婚姻家庭的这些不幸被一扇扇门关闭着，也被一把又一把无形的锁紧锁着。自尊、名誉，还有其他种种，使得门里面的世界秘不可宣。路遥和林达的婚姻，无法简单地用一个谁对谁错的结论作出判决。这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发生的选择性错误。只能说，两个不该走在一起的人，在错误的年代，错误地相遇，并错误地结合在一起。但这又绝不是他们的错误，要追究，也该是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的错误。

在十多年的家庭生活中，路遥和林达后来闹起矛盾，对此外界多有评论，特别在路遥去世后，一段时间林达在道德舆论上面临如山的压力，其实最接近他们夫妇的人，一般都保持沉默。两人都是强性子，路遥以生命作抵押投入文学创作，无论对于自身还是对于家庭都很难顾及，而林达也是一个事业心极强的女性，让她放弃事业心甘情愿地去做一个家庭妇女，那万万是不可能的。特别要命的是，林达又时时事事极为敏感地保护着她的自尊心和独立人格意识，比如单位派她出门办什么事，别人介绍她“这是路遥夫人，关照点吧”，她就特别反感，似乎她办事必须凭路遥的面子，而不是凭自己的能力。两强相遇，日常磕磕碰碰自然难免，其实早在路遥去世前，两人的矛盾就曾闹得厉害，甚至考虑过是否分手——这实在是他们性格的悲剧。

如果世人都拥有一种宽容而慈厚的心怀，如果能够学会理解和体谅人，如果承认林达在路遥成才的艰难旅程中曾给予他无私的奉献和宝贵的动力，那么，就谁也别指责，只能在心里分摊他们的悲哀。（白描《路遥身后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