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导演曾对我说这样一番话，让我出了一身冷汗。

他说：电影应该是酒，哪怕只有一口，但它得是酒。你拍得东西是葡萄，很新鲜的葡萄，甚至还挂着霜，但你没有把它酿成酒，开始时是葡萄，到了还是葡萄。

另外一些导演明白这个道理，他们知道电影得是酒，但没有酿造的过程。上来就是一口酒，结束时还是一口酒。更可怕的是，这酒既不是葡萄酿造的，也不是粮食酿成的，是化学兑出来的。

他还说：小刚，你应该把葡萄酿成酒，不能仅仅满足于做一杯又一杯的鲜榨葡萄汁。

对我的电影，我听到过很多批评，大多都是围绕着“商业”两个字进行的。但上面这位导演的批评却略过了这些表面的现象，说出了问题的实质。

这位导演名叫：姜文。

我给姜文拍过戏，《北京人在纽约》；他也给我拍过戏，《阳光灿烂的日子》。

除此之外，我们很少来往。平均一年打不了一个电话。我是爱聊天的，但非常怵和姜文聊天。觉得跟他说话特别费劲，累，跟不上他，愣往上跟又很做作，掌握不了话语权，谈话显得非常被动。电影对于姜文来说，是非常神圣的一件事，也是一件非常令他伤神的一件事。他认为电影应该由爱电影的人来从事这一职业。这种爱应该是非常单纯的，不顾一切的，不能掺杂别的东西的。对照这一标准，我总有一种不好意思的感觉，像做了对不起电影的事，把电影给庸俗化了。因为我基本上还处于把电影当饭吃，为了保住饭碗必须急中生智克敌制胜的档次上。这可能和我的处境有关，也和我的性格有关。我不能全压上去，奋不顾身只为蹬顶。我首先考虑的是，如果输了，必须在最大的限度上减少损失。这么说吧，就像一场战争，不同的人都投身其中，大家也都很玩命，但巴顿那号的是从心里热爱战争，想法非常单纯，目地只有一个，在战争中成为最牛逼的胜利者；而加里森敢死的哥儿几个虽然打起仗来也很敬业，却个个心怀鬼胎留着后手。巴顿如果战败了，叫战犯，属于统战对象，能进政协；加里森敢死队那哥儿几个战败了，就拉出去枪毙了。所以巴顿是不怕付出惨重代价的，重在过瘾。加里森敢死队却绝不能有任何闪失，为了保住小命必须确保胜利还不能牺牲。两种战争的参与者，境界完全不同。坐在一起聊战争，话语权也是牢牢地把握在巴顿的手里，小哥儿几个只有听的份。

拍《甲方乙方》的时候，巴顿的首选就是姜文，请不来才换成的英达，当然英达演得也很好，他和姜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嘴上绝不服软，而且也具备把黑的说成白的的智慧。比如说，英达就不承认中医能治病，不承认有经络一说。他说：经络只是一股气，不是物质，不能被科学证明它的存在。称中医惟一的作用就是心理暗示，但心理暗示不是医学的范畴。我和他抬扛，问他：那为什么还有中医、西医的区分？他说：就不应该有中西医的叫法，只有“医学科学”。如果非要区分，勉强可将中医称之为“祖国医学”。他还举了很多的例子，听起来都对，令在场的人无不认为英老师学识渊博。事后，我去酒仙桥医院看中医，大夫告诉我，英达刚在我们这开了几副中药。我说，好呵，他不让我们信，自己却偷着吃中药。看来他心里还是承认中医能治病的。说这件事是想说明，抬起扛来，英达、姜文他们的聪明智慧是非常够用的。正是因为这一点，使他们在谈话中永远保持着胜利者的姿态。

姜文经常使用的一个句子就是：你不能这样吧。每次我听到这样的句子，直接反应就是，我真的不能再这样了。事后又在问自己：我哪样了？久而久之，我对他们萌生了这样一个愿望，迫切地想听到他们能在所有的聪明智慧都用上了的时候，说一声：我错了。

记得上个世纪我曾经险些抓住这样一个机会，但很可惜，事后被证明还是我错了。

那是在九一年，拍《北京人在纽约》的时候。

当时我们住在纽约长岛一个叫奥伊斯特贝的小镇上，一天晚上，晚饭前，几个人坐在客厅里看电视。电视里播放了一段仅有几十秒钟电影预告，是英国影片《桂河大桥》。马晓晴和姜文为了影片的主演是不是大卫尼文发生的争执。

马晓晴坚持认为《桂河大桥》的主演是大卫尼文。而姜文则断然予以否认，他告诉马晓晴，《桂河大桥》里没有大卫尼文，但这部影片的导演叫大卫里恩，得过奥斯卡奖。还说这部电影他看过7 遍。

他们向剧组的录音师李学雷求证，因为学雷是电影学院毕业的，而且看过无数电影。学雷说，好像是大卫尼文主演的。姜文鼻子都气歪了，一口咬定，谁说是都没用，绝对没有大卫尼文的事。

为此，姜文和马晓晴两人打了赌。谁输了，赢家有权对输了的人做任何事情。

剧组的人也分成了两派，郑小龙为首的一大帮人坚信姜文不会有误，所以站在赞成姜文的一边。我和艾未未站在马晓晴一边。

我当时还没有看过《桂河大桥》，但我希望姜文输。我答应开车拉马晓晴去租录像带，条件只有一个，马晓晴若是赢了，让姜文当着大家的面说：我错了。

当时天已经黑了，我开着车拉着马晓晴和艾未未从长岛出发，沿着495 号公路一头扎向百十公里以外的曼哈顿。那一段时间，让我最愉快的事情就是，拍戏的间歇叫上艾未未拉上马晓晴，开着车到处乱蹿，只要有艾未未在身边，去布鲁克林黑人区我都不惧。

我当时开的是一辆租来的出租车，车门上还印有每公里的单价，不明真相的路人常常伸手截车，有时看到几个金发碧眼的姑娘从酒吧出来，兴致所至，我们也会载她们一程，因为是免费的，所以分手时，我们和姑娘们都会有些依依不舍。我不懂英语，刚开始时也不认路，所以老得问坐在旁边的艾未未，他有时烦了就不好好指路，该拐弯时也不说话，我就一直往前开，开到哪儿算哪儿。有一次，我赌气一直开到海边，对他说：你要还不说拐弯，我就开到海里去。他闭着眼睛躺在车座上说：把玻璃摇上，等车完全被水淹没了，再逃生。我脑袋一热，差点就一脚油门轰到海里去。在岸边我刹住车以后，他认真地对我说：我特别想体会一头扎进海里去的感觉。平常开车，他也老说：撞一次吧，求求你，快点再开快点。久而久之，弄得我心里也跟着了火似的，老觉得自己开的是装甲车。终于有一次在长岛，喝了几口酒，在停车场附近，试着以20公里的时速行进，不踩刹车撞向一个小土坡，其产生的冲力令我至今记忆犹新。由此可想而知，如果是100 多公里的时速撞车会是多么恐怖的一件事情。mpanel(1);

那一段时间，艾未未的出现使我的心里充满了野性，对秩序的破坏欲与日俱增，要不是我天生怯懦，又对未来充满憧憬，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后来看到库布里克的电影《发条橙子》，一下就理解了那些混蛋的所作所为。

艾未未是郑小龙请来为剧组帮忙的朋友，也是北京人，曾是“星星画会”的主要干将，于1978年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同期的学生，日后成为中国电影“第五代”。大学读了不到两年，烦了，觉得没劲了，毅然决然放弃学业来到纽约。

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在纽约呆了12年。他是一个前卫艺术家，住在曼哈顿第一大道和第二大道之间的第七街上，那一带集中了很多像他那样不着调的艺术家，也有光头党和爆走卒，同时那一带也是纽约贩卖来路不明商品的黑市。艾未未和那一带的黑人兄弟亲如一家，彼此见面，不是FUCK这个，就是FUCK那个。他喜欢恶作剧，善于随心所欲地把两种不相干的事物嫁接到一起，使它们产生一种新的含义。比如说：他会把一个篮球装进一只编织袋中，从楼顶上抛下，看着一只编织袋在街道上弹跳，令许多不知其中奥秘的行人纷纷驻足观望，百思不得其解。再比如：他从黑人手里买到一张文革时中国出版的塑料唱片，内容是，中央台播音员字正腔圆朗读的毛泽东著作《老三篇》。艾未未找来老式唱机，接上喇叭，开足音量，让毛泽东思想嘹亮地响彻在纽约的第七街上。

艾未未为人仗义，朋友也是五行八作干什么的都有，九二年的圣诞节前夜，我在他的地下室留宿，遇见一个韩国人来串门，刚坐下，就被艾未未从后面用塑料袋把他的脑袋套上，一边拧紧塑料袋憋得韩国人满脸通红，一边对我说：这小子是个贼，好好搜搜他，身上一定有好东西。韩国贼拼命挣脱，从怀里掏出一个纸袋子，说了一串韩国式的英语，把纸袋包着的一瓶酒郑重地送给了艾未未。

韩国贼诚恳地说：我今天没偷东西，这瓶酒是我自己花钱买的，送给你作为圣诞节的礼物。

事后艾未未对我说：我来纽约12年，有两件事让我体会到人间尚有真情在。一个是每年过生日，我自己有时都忘了，但大西洋赌城从来也没有疏忽过，一准寄来生日贺卡。再有就是这个圣诞节，收到贼的礼物。他强调说：一个贼，能自己花钱买礼物送人，可见这种感情是多么的真挚。

说到艾未未和贼的感情，让我想起一件事。一天我们在他的地下室拍戏，负责外联的李争争突然跑进来，对我们说，他车上的一个价值200 美元的音响被人敲碎玻璃盗走了。未未听到后，出去转了一圈，只花10美元，就从一个黑人手里买回来了一个音响，送给了李争争。李争争看见之后惊呼：这就是我丢的那个。

那时我们两人经常开着车在长岛上盲目地东游西逛，他常常指着一座座花园洋房对我说：这些都是垃圾，应该炸掉。看到我露出不胜向往的贪婪目光时，他也会一脸坏笑地补充说：可以给你留下一幢。那时他就反对建筑和装修有任何抒情的倾向，喜欢冷酷、喜欢简单，就是现在常说的“简约”。12年前，他曾对我说：你回到北京以后买一块地，我给你设计一个房子，保证花钱不多，又非常牛逼。我现在还隐约记得他的方案，他说：你买四截加长的集装箱货柜，彼此衔接组成一个“口”

字形的建筑，从外面看不到一扇窗户，甚至也找不到门，就像一个金属方块，所有房间的采光都是从里面的天井获得。我当时听了，热血沸腾，满处打听买一截最长的集装箱得花多少钱。回国后，离开了艾未未的影响和灌输，审美观再次堕落到了庸俗的轨道上来。12年后，艾未未终于在中国找到了一位勇敢的实践者，此人就是北京房地产界另类，潘石屹先生。潘石屹被艾未未蛊惑，在长城脚下，投巨资造了十几幢巨冷酷的房子，令人看上去不寒而栗。前往参观者生怕自己不识货，异口同声说“牛逼！”。一方面，极大地满足了潘总的虑荣心；另一方面，也把他的资金牢牢地冻结在八达岭的寒风里。这些冷酷的房子，如同一件打湿了的棉袄，穿在潘石屹的身上，脱下来冷，穿着更冷。

现在冷酷和简约已经在北京蔚然成风，每次看见那种裸露着水泥墙、水泥地面，大铁罩子吊灯，黑房顶的装修方案，我就马上会想起艾未未。我老想告诉那些自认为很酷的人，你们太落后了，要知道，12年前的艾未未就已经很冷酷，很简约、非常水泥了。

说到艾未未一不小心打了这么大的一个岔，没办法，只要是提到纽约的事，就不能不说他，有他在纽约，那里就是一个充满刺激和活力的城市。许多年后，我再次回到纽约，那时他已经回到北京，我发现缺少了他的纽约，城市竟变得非常平庸。

我们开了一个小时的车，来到曼哈顿。艾未未把我和马晓晴放在他的地下室里，自己去租带子。十几分钟后回来，带子揣在兜里，脸上的表情就像要告诉马晓晴得了癌症一样。

未未说：晓晴，咱们输了。我没有在录像带的封面上找到该死的大卫尼文。

当时马晓晴几乎丧失了回到奥伊斯贝去的勇气，叛逃的心都有了。那天晚上我们陪着她在一家名叫CBJB的摇滚乐酒吧，耗到午夜过了才回去。

回到剧组后，大家都没睡，几乎全体都等在客厅里。印象中，我是溜着边回到卧室里去的。

艾未未陪着马晓晴走到人群中。

马晓晴对姜文说：你赢了。

姜文说：那就按说好的，我可以对你做任何事情。

大家都很兴奋，不知道姜文要如何处置马晓晴。

姜文让马晓晴坐在椅子上，对她说：我就是想告诉你，心里没数的事，别跟人打赌。尤其是别跟我在电影上抬扛。

事后马晓晴说：这件事对她的打击特别大。

我对她说：我也是太想看姜文认一回输了。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以后一定得手拿把攥了再和他抬扛。

从那以后，我也落下了一个毛病，凡是姜老师说得话就深信不疑，凡是姜老师做的事就拍手叫好。觉得他就不可能错。

他太聪明了。

终于有一天，找到了他的破绽。每次见到他都想对他说，见了面又把溜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觉得这话要说出来可能会得罪了他，还是别给自己找不痛快了。分手了又后悔，觉得还是应该告诉他。毕竟姜老师也诚实地指出过我的软肋，在我找不着北的时候，给我敲过一次警钟。这次写书，忍不住把不好意思当着他的面说的话写进了书里。兹当我还是个诚实的人吧。

一位作家在观摩了《鬼子来了》这部不准出生的电影之后见到我。我问他：喜欢姜老师的这部影片吗？

作家说：非常好。姜老师确实值得我们学习。看得出来姜老师的智慧过人，有想象力。

我又问：不足呢？

作家说：没有。非常好。

我说：不可能吧？

作家想了想说：当然，还可以更好。

我追问：比如呢？

作家说：村里的人非常善良，不敢杀人。于是姜老师帮他们想了一个办法，从天津请来了一位专业的刽子手，杀过“八大臣”，斩过谭嗣同，杀人只要一刀，从未失过手。因此得名“一刀刘”。此人非常老道，隔着麻袋一摸就知道是日本人。

杀人的过程也非常的戏剧性，令村民眼花缭乱，也让观众目不暇接。这是非常聪明的人才能编出来的情节，也确实给影片带来了趣味。但是非常遗憾，这个趣味横生的情节大大地削弱了影片的震撼力。远不如原著中，请来邻村杀猪的屠夫帮着杀人更有力量。这是聪明的人一不小心犯下的一个聪明的错误。

后来我也学习了《鬼子来了》，我认为这是一部非常好看，而且对认识自己的民族非常具有价值的一部电影。但我也非常同意朋友的看法，“杀人”的戏变成了一幕精彩的活报剧，让我的心情有一度变得非常的轻松，暂时离开了那个村庄。当然姜老师很快就把我们叫了回去，而且在电影结束的时候我们几乎忘了离开过。

还有一件事，也反映了姜老师聪明过人。记得几年前，一位和姜文很熟的朋友对我说，他曾听到姜文对电影《活着》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据说他是这么认为的：“活着”是一个动词，被电影当作名词使用了。富贵为了“活着”，内心应该是非常主动的。他听到了家乡土改枪毙地主的情况，预见到了自己的下场。为了“活着”，他采取了主动地放弃，利用一场赌博把土地和家业输得精光，从此沦为贫农。结果如愿以偿，躲过一劫活了下来。

把“活着”当成动词，由此把握“富贵”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这是葛优的“富贵”断然也不会想到的。看得出来姜老师是何等的聪明，对“活着”的理解又是何等的充满智慧。每到这个时候我都在想，能和这样的演员合作，导演得省多大的心。但细一琢磨又觉得不大对劲，如果“富贵”真的这么有智慧，这么主动，那我们还能被“富贵”的苦难所刺痛吗？我们的心情可能也会像看《鬼子来了》里面“杀人”的那场戏一样轻松了许多。

我的问题是怎样才能达到好的标准，姜老师则不然，他的问题是如何能够节制他的才华。对于他来说，最大的敌人就是淤出来的聪明。《新电影》的一帮人非常爱戴姜老师，他也非常待见《新电影》，你们看电影的眼睛也毒，怎么不劝劝他？

我觉得姜老师一准听得进去你们的话。但他是不会说，我错了的。

最后我要说得是，尽管姜老师也有失误，但仍不能掩盖他对中国电影的帮助和贡献。过去、现在、将来，他无疑都是我最喜欢的中国导演之一。

实话告诉你

我实话告诉你吧……

“实话告诉你”的含义有两层：其一，原来说的都不是实话。

其二，下面要说的不是好话。

很难想象“实话告诉你”后面要说的是—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

比如，医生一直欺骗病人患了不治之症，待病人失去活下去的勇气时，再对他说：实话告诉你吧，您身体健康屁事也没有。这基本上不成立。

“实话告诉你”差不多都是坏消息。

以下是生活中常见的句子，我把它列出来佐证。

朋友对朋友说：实话告诉你吧，我早就烦你了。

丈夫对妻子说：实话告诉你吧，我外面有人了。

上级对下级说：实话告诉你吧，这次长工资没有你。

家属对病人说：实话告诉你吧，你的情况不好。

老师对家长说：实话告诉你吧，您的孩子太娇气了。

师傅对徒弟说：实话告诉你吧，你就不是这块料。

导演对导演说：实话告诉你吧，你拍得片子不是一般的臭。

我在生活中最怕听到有人对我说“实话告诉你”，知道准没好事，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说，您还是别跟我说实话为好。

由此我对不说实话的人产生了由衷的好感。

它的好处如下。

一，粉饰太平。让大家有面子。

二，报喜不报忧，让领导心里痛快。

三，回避矛盾冲突，让当事人意识不到危机四伏。

四，你好我好他也好，让全体人民都皆大欢喜。

有这么多好处何乐而不为呢！

拧巴

拧巴：别扭，偏执，并且一根筋，劝不回来，贬义的与众不同。

比如说：大家都白天精神，晚上犯困（长期上夜班的除外）；而某人却正好相反，白天睁不开眼，一到夜里就精神百倍。

再比如说：身为食肉类动物，大家见了鸡鸭鱼肉都垂涎欲滴；而某人却惟恐避之不急，长着伶牙俐齿，一日三餐却只吃蔬菜。

这种人就可以称其为“拧巴”。

我就是这么一个，在吃饭这么一个生活最基本的事情上非常拧巴的人。

我不吃肉，海鲜也不吃，粘腥带荤的食物一概拒绝。

我不吃肉，并不是因为我是一个狂热的环保主义者。虽然我也举双手赞成植树造林，绿水青山。但我始终认为，对人类构成威胁的动物，在这个世界上的数量越少越好。看见坐在电视里侃侃而谈，对狮子和鳄鱼充满同情的人，我的气就不打一处来，觉得他们是在助纣为虐，一点起码的是非观念都没有。

我不吃肉，是因为我的味觉异常敏锐，如果蒙起我的眼睛，端上两盘牛羊肉，嗅一下，我就能告诉你，此是牛，彼是羊，羊肉比牛肉膻；鸡鸭也是如此，煮熟了，酱了，再风干了，各取一片放在嘴里，嚼一口，我就能把它们区分出来，因为鸭子比鸡少许有点腥。如此敏锐的味觉造成了我对食物非常的挑剔，从小养成了偏食的习惯。不吃肉，几乎所有的肉都不吃，瘦猪肉馅和菜包的饺子还行。不吃蟹，不吃虾，海里的动物只吃带鱼和黄花鱼，还得是狂搁葱姜蒜，再加料酒，料酒我都怕去不了鱼腥味，得搁白酒“二锅头”。所以要是不胜酒力的人吃了我们家做的鱼，走路有可能打晃儿。如果我是生活在丛林里豺狼虎豹，赶上饭点，羚羊斑马就是跪地下求我吃了它们，我也不会看它们一眼。并不是因为我善良，不忍心伤害它们，原因就是我不吃肉。退一步说，我可以参加捕猎，但也是重在参与，我宁可用爪子拍死猎物，也绝不会咬它们一口。这一点，国宝熊猫和我有点类似，身为食肉类动物，可胃里全是竹子。

我不吃竹子，我最喜欢吃的是西红柿，洋名叫番茄。记得小的时候，一到夏天，母亲每天都会挑几个没有疤拉的西红柿放在脸盆里用自来水拔凉，通红的柿子圆的，屁股朝上飘在水里，放学回家，挑一个大个的，带着丝丝的凉意，咬一口，然后将酸甜的果汁嘬进嘴里，那种感觉别提有多爽了。在我的少年时代，西红柿对我的诱惑力，绝不亚于现在的任何一位超级名模（含苏菲玛索、舒琪和张曼玉）。在这里我想说一句，比喻时，我先想到了张曼玉，接着又想到了舒琪，她们两个人都能和西红柿的诱人相媲美，我费尽了思量，权衡再三，难以割爱，所以毅然做出并列比喻的决定。

在我的学生时代，一年当中有两个念想：秋天的时候盼冬天，因为能带栽绒帽子，戴大白口罩，穿灯心绒面塑料底的五眼棉鞋；春天的时候盼夏天，因为能敞开了吃西红柿。

西红柿的吃法很多，可以生吃，也可以用它炒鸡蛋。下午游完泳回家，用中午吃剩下的西红柿炒鸡蛋搅和着带锅巴的剩米饭，囫囵吞下去，那种满足感、那种成就感，比现在把我评为“十大杰出青年”还称心。每到秋天临近，我就会变得惆怅，原因很简单，西红柿的季节过去了。为了留住西红柿离去的身影，母亲和姐姐费尽了心机，她们会在夏末西红柿还很便宜的时候，把西红柿煮了制成酱，用筷子一点点地塞进啤酒瓶里封起来，到冬天的时候吃。我在上中学的时候有一个梦想，外）；而某人却正好相反，白天睁不开眼，一到夜里就精神百倍。

再比如说：身为食肉类动物，大家见了鸡鸭鱼肉都垂涎欲滴；而某人却惟恐避之不急，长着伶牙俐齿，一日三餐却只吃蔬菜。

这种人就可以称其为“拧巴”。

我就是这么一个，在吃饭这么一个生活最基本的事情上非常拧巴的人。

我不吃肉，海鲜也不吃，粘腥带荤的食物一概拒绝。

我不吃肉，并不是因为我是一个狂热的环保主义者。虽然我也举双手赞成植树造林，绿水青山。但我始终认为，对人类构成威胁的动物，在这个世界上的数量越少越好。看见坐在电视里侃侃而谈，对狮子和鳄鱼充满同情的人，我的气就不打一处来，觉得他们是在助纣为虐，一点起码的是非观念都没有。mpanel(1);

我不吃肉，是因为我的味觉异常敏锐，如果蒙起我的眼睛，端上两盘牛羊肉，嗅一下，我就能告诉你，此是牛，彼是羊，羊肉比牛肉膻；鸡鸭也是如此，煮熟了，酱了，再风干了，各取一片放在嘴里，嚼一口，我就能把它们区分出来，因为鸭子比鸡少许有点腥。如此敏锐的味觉造成了我对食物非常的挑剔，从小养成了偏食的习惯。不吃肉，几乎所有的肉都不吃，瘦猪肉馅和菜包的饺子还行。不吃蟹，不吃虾，海里的动物只吃带鱼和黄花鱼，还得是狂搁葱姜蒜，再加料酒，料酒我都怕去不了鱼腥味，得搁白酒“二锅头”。所以要是不胜酒力的人吃了我们家做的鱼，走路有可能打晃儿。如果我是生活在丛林里豺狼虎豹，赶上饭点，羚羊斑马就是跪地下求我吃了它们，我也不会看它们一眼。并不是因为我善良，不忍心伤害它们，原因就是我不吃肉。退一步说，我可以参加捕猎，但也是重在参与，我宁可用爪子拍死猎物，也绝不会咬它们一口。这一点，国宝熊猫和我有点类似，身为食肉类动物，可胃里全是竹子。

我不吃竹子，我最喜欢吃的是西红柿，洋名叫番茄。记得小的时候，一到夏天，母亲每天都会挑几个没有疤拉的西红柿放在脸盆里用自来水拔凉，通红的柿子圆的，屁股朝上飘在水里，放学回家，挑一个大个的，带着丝丝的凉意，咬一口，然后将酸甜的果汁嘬进嘴里，那种感觉别提有多爽了。在我的少年时代，西红柿对我的诱惑力，绝不亚于现在的任何一位超级名模（含苏菲玛索、舒琪和张曼玉）。在这里我想说一句，比喻时，我先想到了张曼玉，接着又想到了舒琪，她们两个人都能和西红柿的诱人相媲美，我费尽了思量，权衡再三，难以割爱，所以毅然做出并列比喻的决定。

在我的学生时代，一年当中有两个念想：秋天的时候盼冬天，因为能带栽绒帽子，戴大白口罩，穿灯心绒面塑料底的五眼棉鞋；春天的时候盼夏天，因为能敞开了吃西红柿。

西红柿的吃法很多，可以生吃，也可以用它炒鸡蛋。下午游完泳回家，用中午吃剩下的西红柿炒鸡蛋搅和着带锅巴的剩米饭，囫囵吞下去，那种满足感、那种成就感，比现在把我评为“十大杰出青年”还称心。每到秋天临近，我就会变得惆怅，原因很简单，西红柿的季节过去了。为了留住西红柿离去的身影，母亲和姐姐费尽了心机，她们会在夏末西红柿还很便宜的时候，把西红柿煮了制成酱，用筷子一点点地塞进啤酒瓶里封起来，到冬天的时候吃。我在上中学的时候有一个梦想，如果有一天让我当国家主席，我会提出三个条件：第一是，不分春夏秋冬，一年四季都能让我吃上西红柿，每天最少吃五个；第二是，巧克力随便吃；第三是，白薯干管够，而且必须是红薯晒成的干。三个条件都答应我，我就干，有—条不答应，我还就不受那个累。

西红柿的美好印象不仅留在了我的少年时代，在我初长成人的青年时代，它也给我留下了甜蜜的回忆。记得在1985年前后的一段时间，我刚结婚，那时我还没有冰箱，也没有空调，夏天的时候，吃过晚饭后，我都会把两个西红柿切成片放在冰桶里，然后提上冰桶，带上妻子，于傍晚时分下楼散步，一是为了消食纳凉，二是顺便到马路对面的冷饮店买上两个冰激凌，放在冰桶里，把西红柿冰凉以后再搅在一起吃，几乎每天如此。

后来冰激凌吃腻了，白薯干和巧克力也渐渐失去了我的宠爱，只有西红柿爱不释口，久经考验，痴情不改。

在祖国的各大菜系中，我最怵的就是粤菜。出了名以后，经常被奉若上宾，饭局不断，且多是粤菜的局。

在北方，粤菜被公认是最铺张的，稍不留神就能中了埋伏，光是一人喝一盅汤就比叫满—桌子的川菜贵，刀刀见血，做东的人不带上万儿八千的，看菜牌的时候就得把第一页翻过去，直接从第二页点菜。正因为如此，也就凸现出宴客的体面；：北京吃粤菜最负盛名的酒楼叫“顺风”，10年前兴起，贵客—直如云，有头有脸的天一擦黑伞在那里聚齐儿。据说头一拨腋下夹着包， —手拿“大哥大”，一手拿车钥匙的座上客，现在已经大部分折进了大狱，每天以白菜汤咸菜窝头度口了，但“顺风”的粤菜，却依然是新贵们宴客的首选，潮起潮落高朋满座。吃粤菜的特点是，开饭前先请来宾围着鱼缸笼子一通端详，分别指出自己心怡的活物，接着就有一批生猛海鲜英勇就义。处决的方式也是十分残忍，龙虾通常是被活着凌迟，肉都吃完了，头上的须子还疼得直打哆嗦。蛇一般会当众剪掉脑袋，挤出血和胆献给主宾。虾的下场有几种，赶上喜欢白灼的算它们上辈子积了德；但大多数会被扔到烧红了的石头上煎熬，美其名日“桑拿虾”；更有惨无人道的是活着用酒麻翻，生吞活咽，席间常能听到“咝咝”的叫声，那是活虾发出的呻吟。原来我一直认为汉族善良儒雅，粤菜的风靡，令我发现，这个民族也很残忍，对弱小动物犯下的罪行也是惨绝人寰，令人发指。菩萨若是为此惩罚汉族，我申请对我网开一面，因为我不吃肉，也不怎么吃诲鲜，尤其是不吃活物。凡属这类饭局，我能推则推，能不去就不去。实在是盛情难却的，就先在家吃饱了再去赴宴。席间我也是能躲就躲，能闪就闪，躲闪不过，又不想给别人扫兴，就象征性地夹两筷子放到自己面前的盘子里跟着瞎比划，别人一让我吃菜，我就端酒杯，掩护自己蒙混过关。近来因为心脏不好，酒也不能喝了，赶上粤菜的局，就只能拿话搪塞，让我吃菜，我就讲笑话飞段子，分散别人的注意力。弄得我，每次赴宴之前必得搜肠刮肚冥思苦想，段子不够用了，就说报纸上的新闻，说广州的夜总会发放安全套，是不是鼓励性解放？说姚明现在值多少钱？

说好莱坞的各种轶事。连传谣带造谣，凡是能引开别人注意力的手段全都施展出来。这种时候最怕有心人，一眼识破我的伎俩，出于好心一再追问：鲍鱼不吃吃鱼翅吗？鱼翅不吃吃蟹吗？蟹不吃吃虾吗？虾不吃吃乳猪吗？乳猪不吃吃蛇吗？蛇不吃吃鲜贝吗？贝不吃吃白鳝吗，鳝不吃吃牛柳吗……你他妈到底能吃什么？你怎么那么事妈呀？

这种情况时有发生，逢此情景，我只能实话实说：你们要是真疼我，就给我点一道西红柿炒鸡蛋，口重点别放太多的糖就行。要是你们心里还过意不去，觉得亏了我的嘴，就干脆把那些奇珍异 折成现钱直接给我也行。我太太徐帆如果在座，她会挑几个蒜瓣、葱段，舀两勺酱油汤，放在米饭里拌吧拌吧递给我，同时对大家说：你们吃你们的，别理他，他这人特别拧巴。

虽然吃饭很拧巴，但我也没耽误了干工作，吃得是草，挤得是奶。没有蛋白质撑着，写出的剧本也照样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