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的岁末，我去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出差，在中国城的书店里买了一本预测马年运程的书，从书里得知，属狗的人零二年的运势是好坏参半。一年下来，我的感受是“诸事不利”。

先是因为心脏在拍摄《大腕》时闹了点小情绪，不好好跳了，身体经历了严峻的考验，人变得像玻璃一样脆弱，起卧坐行轻拿轻放。

那是去年5 月13日的上午发生的事情，那天我们在机场拍戏，一切准备就绪，刚拍了一个镜头，我突然感到心里一空，身体一下子轻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异样感觉传遍全身，我坐在导演椅上，望着在周围忙碌的工作人员，说不出话来，我想，我完蛋了。

我的同事老韵，在这一天的工作日记中这样写道：

2001年5 月13日晴

早7 ：10全体出发，8 ：30全部准备完毕并开始拍摄。

第一个镜头完成后，导演向制片主任布置，希望尽快印出一批样片给唐纳德萨瑟兰看。因为前一天拍摄时老萨曾为摄影使用广角镜头拍摄他与摄影师张黎发生不快，老萨坚持拍他只能用50毫米以上的镜头，而张黎告诉他，虽然用的是25毫米的镜头，但拍的是中景，不会变形，老萨因此闹了情绪。导演希望用样片证明摄影师是对的。正说着，突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导演瞬间感到心脏不舒服，脸色煞白，满脸虚汗，陆主任赶紧将他扶到车里，并叫我把速效救心丸给他吃了两颗，导演用微弱的声音告诉我，要马上去医院，王益民叫来了机场急救室的医生，经在现场初步诊断，血压160 、心跳150 ，看情况导演有些挺不住了，小陆急忙开车把他送到民航急救中心抢救。

大家都很关心导演的情况，我安抚关之琳和保罗两位演员，大队待命，急切等待医院消息。事发时间：早9 ：40。

10：20，医院方面来了电话，导演让小陆告诉我，请张黎把机场的这组戏拍完，他的病情还在观察之中，心电图、血压等，在药物的控制下已经趋向稳定，但仍不敢大意。听陪在旁边的人说，导演仍处于极度难受之中，他的联想让他自己都觉得可怕，《大腕的葬礼》要把“葬礼”两个字去掉，太不吉利。

午1 ：00，王益民回到拍摄现场，他告诉我王中军夫妇在医院探望，嘱咐小陆要对导演的生活作息严加管教。此时我们已经拍完7 、70场，甩下71场车上的戏，大队回到第二拍摄点，紫金宾馆。

已安排关之琳和保罗回酒店待命，现在是正午，顶光不利于拍摄，导演还可以再休息一段时间，23、66、68场的群众演员，服装，道具已准备完毕，全部等候在现场。

2 ：30，导演回到拍摄现场，脸色仍然惨白，他要求还是把今天的戏拍完，并由张黎指挥。迅速接来小关和保罗，拍摄23场。4 ：30完成拍摄，进入66、68场的准备，导演身体虚弱，但仍坚持坐在监视器前和张黎讨论拍摄方案。拍摄组的工作人员都很出色，这么大的场面，布置的井井有条。导演很满意，5 ：40，完成拍摄。

导演指示：明天的拍摄照常进行，地点，气氛，顺序不变，上午10：00准时开机。

晚6 ：00，大队撤出现场，道具撤景。

据医生说：冯导演的这次突发性的病症是很危险的，心脏疾病在40岁以后发病率较高，尤其是休息不好，劳累过度，烟酒过多，都会爆发。要提醒、监督导演不许胡来。

下午王中磊夫妇也到现场慰问。

人过鬼门，气度霄关。

这是一位没见过面，也不知道我是谁的高人，拿着我的出生时辰，沉吟良久，说出的一句话。

走入2002年，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是在夸张的惊恐中度过的。稍有不适，即刻吞下几颗速效救心丸，吸上氧气躺倒放平，眼神无助地望着周围的大千世界。

记得春节过后，我携徐帆去纽约参加在那里举行的“中国电影周”，住在酒店里，夜里被噩梦惊醒，心脏狂跳不止，因为徐帆不会英语，周围又没有其他人同行，我一着急单词也都忘了个干净，内心的恐惧难以言传。幸好徐帆沉着，表现出奇的冷静，和颜悦色哄孩子一样分散着我的注意力，使我的心脏恢复了平静，渐渐沉睡于她的怀中。天亮了，我拉开窗帘，俯瞰第五大道上的时代广场，新的一天开始了，一切又都恢复了生机。从那以后，我的身体开始好转。最明显的进步是，又开始想抽烟了。

这里我想说说，我对所谓“中国电影周”的一些个人看法。说穿了，就是由一两个美国穷人，打着热爱中国电影的旗号，从中国的制片厂免费拿到一些电影拷贝，在美国华人集中的城市转着圈的卖票放映，从中有利可图的个人行为。国内的电影制片厂也全无版权的概念，拷贝一撒手就是几个月，条件只不过是几张往返美国的机票。“电影周”放映的电影院条件环境都很差，观众大部分是华人，也有少数闲着没事跟着起哄的白人，因为这些人有强烈的中国情结，看什么破片子都报以热烈的掌声，这些掌声与影片的质量无关，只能反映新老华侨的爱国热情。不明真像的导演误以为自己拍的影片多么伟大，回国后马上约记者采访，据此抱怨国内的发行公司和观众对他影片的冷落是不识货，吹嘘他的影片在美国放映引起轰动。其实也就是寄居美国的少数人自娱自乐的一个派对，主流媒体对此只字未提。所谓的中美文化交流，说白了还是华人与华人的一次收费联谊会，跟美国大众八竿子打不着。

身体恢复的同时，华谊兄弟太合影业公司和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共同出资，为我买下了南京作家赵本夫的小说，《天下无贼》。这篇小说最早是由葛优的妈妈推荐给我的，大意是写：一男一女两个贼，遇到一个在新打工，带着积攒的6 万块钱，只身返回故乡的憨厚农民，女贼被农民的朴实和善良感染，不想让他走出“天下无贼”的梦话，于是千方百计，一路保护，最终连自己带男友一起搭了进去。我看了小说之后，非常喜欢，认为好好改编，能拍成一部，好看又非常人性，浪子回头式的商业片。但因为当时有其它片约在身，拖了下来，后来小说的改编权被一家公司买走，不了了之。

《大腕》后期制作时，我向哥伦比亚亚洲区的老板芭芭拉女士讲了这个故事，她当场翻译给了她的老板，哥伦比亚电影公司的联合主席盖瑞斯，老头从事电影几十年，听了这个故事，当即表示：小刚的下一部电影就拍这个《天下无贼》。对于他们这样一家世界级的电影企业来说，一个剧本从创意到最后批准立项，往往需要经过层层讨论，历时几个月，故事才能送到盖瑞斯老人的办公桌上，能够从导演第一次讲这个故事到拍板立项，仅仅半个小时，这可能是非常少有的。当然这也得益于他们对我的信任，和长期合作的良好愿望。

老头曾对我说：原先你的影片没有出过国境，外面对你不了解，《大腕》就当是一部推广冯小刚电影的广告片，为第二部、三部电影打一个基础，预热你的海外市场。

我在这里沾沾自喜地吹嘘和好莱坞的眉来眼去，有些人一定会十分反感，记得《大腕》在电影学院放映后的座谈会上，有人曾这样问我，《大腕》这种形式的合拍，是不是好莱坞对我们的文化侵略，引狼入室？我的回答是：应该是狼狈为奸，生出来的既不是狼也不是狈。狈因为和狼的勾结更加凶悍，狼因为和狈的杂交更加狡猾。这是一单双赢的买卖，也是一把双刃剑。我还强调，和他们合作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说完了觉得自己挺不仗义的。总之，这种合作，拍的还是中国人的电影，但面向的却是全球的市场，划得来。mpanel(1);

4 月份，剧本改编完成，自己觉得，抓紧拍出来，年底能和《英雄》一争天下。

写到这里时，《英雄》已经举行了首映式，报上出现一些唱反调的评论，碰到记者也都想勾着你说三道四。我对记者说：媒体是什么心态我猜不出来，但当导演的千万不要因为嫉妒，恨不得《英雄》栽跟头，你嫉妒人家也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是中国人的毛病，世界杯上中国队球踢得特臭，韩国队踢得特棒，于是中国球迷把对自己的失望变成了对韩国的嫉妒，天天在报纸上给韩国泼脏水，我也是每场都压韩国输，结果场场都是韩国赢。再说，一部电影不能解决那么多的问题，能把一个任务完成好了就很不容易了。张艺谋也说了，这是一部商业片，目的只有一个，好看，卖钱。我看这个目标他是实现了，而且干得很漂亮。我净说些招文化人不爱听的话，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同情张艺谋是因为我也受过同样的害。现在终于有伴了。

《天下无贼》的剧本送去审查，得到的答复是，希望我换一个题材。究其原因，是上面认为：以贼作为影片的主角似有不妥。这是我万没有想到的，我一直认为，就影片的主题来说，浪子回头，呼唤人间美好情感这一主题，是非常正面的。我一再解释，写一个贼，良心发现，改邪归正，这种把鬼变成人的故事，有对比，力量大。我还举例子说：就像写一个妓女从良，比从头到尾都写一个良家妇女的故事要感人的多。但我的解释是徒劳的，大家还是很担心，生怕出来的效果给改革开放的新社会抹黑。由此我发现，劝贼向善容易，劝审查宽松，难。

当然公平地说，这几年电影局对我的影片一向很重视，也一路开绿灯放行，对我的作品审得紧点，也是因为我的电影受众甚广，有时他们认为不是问题的问题，上映后，就有人写信告电影局的状，弄得领导还得替我作检讨，比“窦娥还冤。”

放下《天下无贼》，我的目光再次伸向一直放在案头的剧本《温故一九四二》，它是根据刘震云的同名小说改编，并由刘震云本人亲自担任编剧创作的一个剧本。

它既是一幅波澜壮阔一泻千里的流亡图，又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心灵史。剧本涉及三千万饥寒交迫的河南灾民，和他们之中在西出潼关的流亡途中冻饿而死的三百万冤魂，同时它的视野又非常的宽广，上至操纵世界格局变化的风云人物；下至饿得奄奄一息，倒在路边等着被野狗吃掉的一个又一个灾民。既有蒋介石作为一个统治者，面对国难家仇、山河破碎的复杂心情；又有西方传教士在利用饥荒传教时，由于内心的恐惧和目睹的惨况而发生的人格分裂。而当这么多错综复杂的关系搅拌到一起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主角既不是命不如纸的灾民，也不是他们的统治者蒋介石。主角只有一个，那就是民族。刘震云在打捞三百万看似和我们没有关系的冤魂的同时，又吹落历史的尘埃，把一个我们不愿意面对的结论交给了我们。谁也跑不了，我们都是灾民的后代。拍摄这样一部影片是我由来已久的梦想，为了实现这个梦想，我们于8 年前就已经起意要做这件事情。记得那是1994年，我和刘震云一同参加北京青联的会议期间，我对他说：如果你信任我，我想把你的《温故一九四二》拍成一部电影。他对我说：现在时机还不成熟，我们对事物的认识仍然还只停留在它的表面，而提高我们的认识是需要时间的，这个过程是不能被省略的。

2000年的春节，我接到刘震云的电话，他在电话里向我和徐帆拜年，同时把一件新世纪的礼物交给了他的朋友。刘震云在打捞三百万看似和我们没有关系的冤魂的同时，又吹落历史的尘埃，把一个结论交给了我们。

他对我说：关于《温故一九四二》的事情，我们可以开始上路了。

节后的一天晚上，刘震云从他的故乡回来，我们喝光家中冰箱里的所有啤酒，仍然意犹未尽。

我问他：为什么决定把这个礼物给我？在别人看来，我可能不是拍摄这样一部影片的最佳人选。他对我说：我们的确有几个优秀的前锋，但他们已经冲到了底线，要想进球，最好的方法就是，把球传给正从中场起动的队员，我看到冯老师恰在此时从中路插上，球就传给你吧。我们开了一个座谈会，请每个看了小说的人谈改编的想法，几乎每位与会者都认为，这是一部调查体的小说，改编成电影难以想像。

会后，我们俩坐在树阴下沉默良久，刘震云对我说：最好的方法其实就是最笨的方法。所有事后被认为是无用的努力，事前都是不可缺少的工作。正如，有一句人们常说的话：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所谓蓦然回首，绝不是站在那里不动，偶一回头，必是在黑夜里，在崎岖的山路上，摸着黑，走了很多的冤枉路，找了许久才蓦然发现的。

我们决定从最基础做起，去河南采访，路上想。

这件事情我们得到了“华谊兄弟”的全力资助，组成了一个采访小组，两下河南，又先后赴陕西、重庆、山西、开罗寻根问底，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为此拍摄了几十个小时的纪录片，在计划采访的名单里有一位老人，名叫白修德，曾是美国时代周刊派往中国战区的记者，正是他，把发生在1942年的灾荒和亲身的经历写成文章，发表在时代周刊上，让世界了解了发生在中国河南的悲剧。遗憾的是，老人已于九五年在美国去世。让我们失去很多有价值的线索。

采访途中，我们经过河南巩义的一个村庄，看到一座教堂，停车走进去，遇到一位年过90的老太太，名叫刘和平。和她攀谈中，我们得知了一些1942年灾情。

刘和平曾目睹灾民因绝望，一扁担下去将自己饿得奄奄一息的孩子活活拍死。

她还叙述了一件和吃有关的事情，那是她的同乡在逃荒的路上，饿得实在没有劲了，昏倒在路边，忽然感到一阵剧痛，睁开眼，吓了一跳，发现正有另一灾民用镰刀在他的屁股蛋子上割下一块肉。同乡忙喊：我还中！别吃我！割肉的灾民却说：你不中了，救救我吧。这种人吃人的事情，我们听了怵目惊心，但刘和平老人却表情漠然。她说：饿死的人太多了。在那次大饥荒里她的亲人也饿死了，因此当时她流泪不止，后来被一座教堂收留，神父让她把手放在圣经上，神父说一句她学一句。

神父说：主啊，你擦擦我的眼睛，让我不要再流泪。

她跟着重复了神父的话。

刘和平对我们说：从那以后，直到今天，我再也没有流过泪。也是从那时起，她成了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我们问她：天堂是什么样子？

她说：玉石门面黄金街，喝口凉水都不饿。

由此可见，饥饿在她的心里留下了多么深重的伤痕。

最后刘和平老人给我们唱了一首颂歌，她的嗓音沙哑，音调平淡，但她的歌声却流进了我们的心里。

她唱道：

生命的河，喜悦的河，缓缓流进我的心窝，我要唱一首歌，一首天上的歌，天上的乌云，心里的忧伤，全都洒落……

在赴重庆采访的时候，我们在蒋介石的“黄山别墅”看到一幅历史照片，照片上是一木头做的纺车。通过说明，我们得知这架纺车是蒋委员长出访印度时，甘地先生送给蒋夫人的。后来在史料中刘震云了解到，蒋介石曾对当时的外交部长陈布雷说，他最羡慕两个人，一个是甘地，一个是毛泽东。他说：他们两人都可以成为一个纯粹的民族主义者，而我却不能。

“黄山别墅”非常简陋，和我们对国家领袖居所的想象大相径庭。我对刘震云说：看起来，中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都很简陋。

他说：委员长也是灾民。

由此我想到另外一次采访，那是我去参加开罗电影节，采访小组也一同前往。

《一声叹息》获奖的当天晚上，电影节主席在著名的“米娜别墅”举行酒会招待各国影人。那里富丽堂皇，1943年，决定命运的“开罗会”曾在那里举行。我和刘震云端着香槟酒在这座宫殿般奢华的别墅里穿行，可想而知，当时的委员长作为灾民的领袖，与丘吉尔首相和罗斯福总统相晤于此地，其心情绝对没有我和刘震云这般轻松，受到的尊重和礼遇也不会比我们好。

丘吉尔非常看不起我们的委员长，拒绝为华提供战略物资的援助。罗斯福总统磨破了嘴皮子，才说服丘吉尔和蒋介石坐到一起。

罗斯福对丘吉尔说：必须援助中国，以使他们留在战争中。您应该知道如果中国脱离战争，对美国公众说来，会比对俄国脱离战争更为关心。中国人使150 万日本军队陷在那里。

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关于中国那些冗长、复杂和琐碎的情况，严重地打乱了英美参谋们的会谈。

我想，那些冗长、复杂和琐碎的事情，一定包含着委员长对河南灾情的陈述。

剧本经过建立、推翻，再建立、再推翻，最终搭起了一个结实的架子。刘震云经过两年的不断修改，完成了剧本的初步创作。凡是看过剧本的人，心灵无不为之所震撼。这期间，我也为这样一部影片的问世建立起庞大的观众队伍，用贺岁片的影响力初步完成了《温故一九四二》投向市场的观众基础。但我们仍不能急，还需要等待开船的最佳时机，这样的一部影片如果处处都要妥协，即使拍出来也会失去它应有的意义。所以我的目光伸向它以后，又缩了回去。愿上帝给我们信心和足够的智慧，耐心地等待。衷心祈祷，“一九四二”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得以温故。

夏天到了，我的身体已经彻底从亚健康状态下摆脱出来，不仅能抽烟，而且能喝酒了，但拍电影的事却陷入一筹莫展。这时，我又想起了多年前看过的一篇散文《老吴太太》。是旅美作家刘齐，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有感而发写下的一篇情真意切的散文，很短，只有5000字，文笔朴素也幽默，却散发出一种浓浓的感情，让人读了壮怀激烈。为了让读者对我的创作冲动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我把这篇散文收录在这本书里，供大家阅读。这里就不再多说它的内容了。

我买下这篇散文的电影改编权，同时请原作者刘齐担任改编工作，又约了摄影师赵非和作者一起，3 个人讨论改编方案，谈了一个星期，开始大家都很冲动，越到后来，越觉得改编的难度非常之大，最后完全陷入编故事的状态，直觉告诉我，这样编下去，影片会很好看，但原来散文里的魂却丢了，找不到了，所有嫁接上去的情节都像是装上去的假肢，和原来自然生长的东西产生了强烈的排异，而原来的树木又长不出新枝。这种情况让我想起了张艺谋的《幸福时光》，在他拍摄前，“剧本论证中心”请我们帮忙论证，看了剧本之后，我找到张艺谋和王斌，把我的担心告诉了他们。

我说：这种人物关系过于独特，乍看上去，非常有戏，但一落实到剧本上，处处显得非常被动，处处都在为说圆了这么一事拼命的编，编到后来已经完全丧失了它本来应该具有的那种自然生动，直奔着一种人为的、概念的，“人性”主题驶去。

就像挖一锹土，原本里面应该有挖断了的树根、被切成半截的蚯蚓，还有裹着泥土的石头子，抓一把潮湿的泥土，闻一闻还有一种孕育着生命的气息。可现在的这锹土，不是从地里挖出来的，是筛过了，又晾干了，再把一些看似像树根、蚯蚓一类的东西摆放在了里面，是一锹没有生命的假土。

《老吴太太》的改编就陷入了这样一种局面，我们过于相信自己的聪明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但实际上我们永远不可能把一盆文竹培养成一棵榕树。这一发现令我大失所望，推倒重来又失去了创作冲动，所以当作者把剧本改编完成后，我几乎失去了阅读的勇气。我得承认我是个非常感性的人，一旦感觉不爽，立刻移情别恋。

《老吴太太》就此被打入冷宫。

由此我也发现，有些文字只适合供读者静心地去阅读，一旦把它翻译成电影，驴唇不对马嘴。

时间到了9 月底，我的2002年还是一张白纸。虽然这期间我也监制了两部电影《卡拉是条狗》和《关中刀客》，但我一直认为监制只是一个行政职务，与我个人的创作无关。

这个时候，刘震云写完了一部长篇小说，怀着秋收的喜悦到我的工作室串门来了。

刘震云和我们工作室人都很熟，大家见面亲如一家。弟兄们也都随着我尊称刘震云为“刘老师”。其中有两个人见到刘老师的态度截然不同，一个叫中磊，一个叫小文。中磊每次见到刘老师，最大的乐趣就是招刘老师不痛快，说出的话没有一句入刘老师的耳。

中磊30岁刚出头，人称小帅哥，旗下拥有无数漂亮的女演员，电话一个接一个，每个电话在刘老师听来都觉得非常暧昧，似有无穷耐人寻味的秘密，随便说出一个都会令人激动不已。于是就会引出如下一番对话。

比如中磊刚刚接完手机，一脸心满意足的表情望着人到中年，好奇心强烈的刘老师。

刘老师：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当然啦，你可以回答也可以不回答。

中磊：那我就不回答吧。

刘老师对这样的结果早有准备，又问：是女的吗？

中磊答：我下了班不接男的电话。

刘老师：长得比舒琪好看吗？

中磊反问：你觉得舒琪好看吗？

刘老师：我就是打一比方，你急什么呀？

中磊：我就不认识难看的女孩。

刘老师：是你一叫就能来的吗？

中磊：叫不来张三叫李四呗。

刘老师：我还真不信，你叫一个来让我们看看。

中磊：我一人偷着乐的事，干吗非让您信呀？

刘老师：那我就认为你说的都不是实话，其实给你打电话的都是男的。

中磊随手拨通手机，递给刘老师。

电话里传来一个妹妹水灵的声音：中磊哥！你在哪儿呢？

中磊挂断电话，问：刘老师，满足您的好奇心了吗？

刘老师愤然答道：全是他妈的破鞋。

小文和中磊相反，对刘老师永远是热情过分，见了刘老师必先单腿下跪，接着就是热烈地拥抱，然后就是一大堆的恭维话，说的语无伦次，把刘老师搞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道他究竟要说些什么。

小文有个特点，思维太快，嘴跟不上，所以话说出来都是半句半句的，不了解人的人完全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比如初见刘老师时，他想说：您的大名如雷贯耳，崇拜您五体投地，今天见到您三生有幸。但他的表达则省略为：大名如雷贯，崇拜五体投，今见三生有。

再比如他心里想着三件事，说出来却省略为一句没头没脑的话，我在这里给大家学学，然后我再帮您翻译。

他原本想说的三件事，分别是：萨达姆把武器专家都藏起来了，美国逼他要人。

俄罗斯用麻醉气体解救人质，已经死了一百多人。东方时空报导说，有一家医院把一次性使用的心脏起搏器，回收后再次卖给患者二次使用，院长做工作，当事人不说实话。

但他说出来的句子却是：萨达姆把人都藏起来了，人质已死一百多，心脏起搏器二次使用，院长都急了不说实话。

小文每天通过看电视、上网、读报、偷听敌台等方式，接收到大批小道消息，信息量极大。见到刘老师特别想一口气把他知道的都说出来，往往适得其反，一件事也没说清楚，已经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望着一脸茫然的刘老师，小文充满歉意地说：您要是想去哪儿，我开大汽车侍候您。这时我得赶紧帮他翻译给刘老师，他是想告诉您，去年他丢了的那部本田车，警察已经在哈尔滨给他找到了。

小文是前空军司令吴法宪的女婿，谈恋爱时，有一次骑车带着老司令的女儿吴巴璀，闯过一次红灯。

巴璀紧张地提醒他：警察！

小文一边猛蹬，一边说：你可真不如你爸爸，老司令连政变都敢搞，你连红灯都不敢闯，真给你爸爸丢人。

小文就是这么一性格的人，好动不好静，生性乐观，乐于助人，为老司令的晚年带来了不少乐趣。每次他到工作室来都是神出鬼没，眨眼的功夫来了，眨眼的功夫又不见了。他的身体出奇得好，冬天也只是外面一件夹克，里面一件衬衫，头上还永远冒着汗。每逢刘老师来工作室，都要包饺子自娱自乐，甭管包了多少，只要小文在，永远不够吃。

工作室还有一人，是跟了我多年的制片主任，名叫陆国强，圈里的人都叫他小陆。小陆性格内向不爱说话，但只要见了刘老师也会变得有一肚子的话要向刘老师倾诉。而且说出的话常常蕴含着深刻的哲理，令刘老师这等老谋深算的人也大为吃惊。

比如一次在开罗，小陆陪着刘老师在尼罗河畔散步。刘老师感慨，发展中国家腐败现象严重，但最大的腐败还不是贪污腐化，最大的腐败就是不负责任又大权在握。

小陆却对此不以为然，还安慰刘老师说：这就像家里有一块蛋糕，谁都不喜欢吃，但你要扔了，老太太还会舍不得，愣是要扔，老太太一准跟你急，结果蛋糕没扔成还弄得全家都不痛快。最好的方法就是放着它，不去想它，有一天发霉了，长毛了，甭你动手，老太太自己就悄不声地把它给扔了。

日后刘老师向我说起这件事，对小陆的“蛋糕理论”蕴含的深刻道理，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小陆平日少言寡语，但每天都要用光两块以上的手机电池，也就是说，他的话都在手机里说完了。

刘老师对我说，他印象中凡见到小陆，必是正在戴着手机的耳机，自言自语。

说话的神情也和平时判若两人，接起电话，不卑不亢，话语流畅；放下电话，一脸谦和，吭哧半天也说不出一句整话。

我对刘老师说：他已经习惯了通过电话与人沟通，通过声音判断对方的态度，也用声音表达自己的态度。而且越是在开车行走时，他的思维越活跃，打固定电话就远不如打手机，似乎不在移动中，判断力和表达能力都会大打折扣。

在影视界中，有两种人分分秒秒都离不开手机。一是制片主任，二是经纪人。

他们可以在手机里讨论条款极其复杂的合同，谈成一笔又一笔的交易，真到见面时一切尽在不言中。很难想象，一天不允许打手机，他们的生活将会多么的沮丧。

我和小陆一起去美国出差，看见他手里没有手机，我都会感到不安，好像跟在我身边的不是小陆，是一个陌生的朋友。我曾在讨论剧本时，宣布所有人都关掉手机，但我发现，小陆想方设法改成振动也要开着机，对这一点我始终无法理解，想必是手机里有着巨大的诱惑，让他如此担心和外部世界失去联系，哪怕只有两个小时。

为此，我曾生出这样的念头，百年之后，如果我的墓碑雕刻的是一张侃侃而谈的嘴；那小陆的墓碑就应该是一个手机，墓志铭上写着：“正在通话中”。

中磊和小文、小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虽然都不是爱喝酒的人，但只要是刘老师来了，三个人都能陪着刘老师喝到尽兴。

刘老师有一个特点，特别能勾着别人掏心窝子，东拉一句西扯一句，原本大家对生活的认识十分朴素，“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经刘老师三言两语，由表及里的那么一分析，茅塞顿开，从此养成“看山不再是山，看水不再是水”的臭毛病。这种认识事物的方法在我的工作室里蔚然成风，弄得每个人都变的猴精，说话都倍加小心，生怕被对方透过现象看到本质。

9 月底刘震云来工作室的那天，我向他诉说了改编《老吴太太》的苦恼，郁闷找不到正确的途径。

刘老师说：创作有两种途径情况。一种是“向生活要艺术”；一种是“向艺术要艺术”。选择了后一种途径就势必会导致影片里到处结满了假肢。你们半途而废是明智之举，你又多拍了一部电影有多大的意义呢？张艺谋、陈凯歌今年拍的电影，无论其规模大小，成败如何，有一条两部电影的创作途径是一式的，都是“向艺术要艺术”写出来的剧本……

那天工作室的人都在，都想听刘老师的高见，但在刘老师说这番话的时候，每个人都不停地在接打手机。他们打手机时，刘老师就停下话头，等着他们，等完张三等李四。有的人手机接得很坦然，通话言简意赅，也没有会什么可避人的；有的人则一接手机，马上显得鬼鬼祟祟，不是支支唔唔，就是起身支应着往没人的地方躲。我和刘老师的兴奋点不知不觉转移到他们的身上，对每个人接手机的心态逐个分析猜测，试图揭出那些藏在手机里的无穷秘密。后来全体人都加入了我们的讨论，纷纷道出自己手机里的种种隐密，以及藏在这些秘密背后的更大秘密。真可谓是险象环生，惊心动魄。

这时，我说：应该拍一部电影，就叫《手机》，谨以此片献给每一个手机持有者。

刘老师一巴掌拍在我的肩上，说：我相信这个影片会有很大的力量，这就是“向生活要艺术”。

手机本来是用来沟通的，但它却使人们变得心怀鬼胎，这时手机就不再是手机了，手机变成了手雷。

在场的人听了，脸色大变。都说，手下留情，万万不可！包括我在内也是疑虑重重。

刘老师问：你们怕什么？你们怕什么？是怕捉鬼捉到自己的头上么？我不怕！

我甘愿做一个人体炸弹，以此给每一部手机消毒，净化我们的社会空气。我愿意写这个剧本，如果你们不做，我就把它写成小说。

我们忙说：我们干，我们也豁出去了，该死鸟朝上。

之后，刘老师一字一句地说：汉语本来是简洁的，但手机的使用极大地改变了汉语的说话习惯，手机连着人的嘴，嘴连着心，心里的秘密通过嘴源源不断地输入了手机，为了掩盖手机里藏着的秘密，人们开始说谎和言不由衷，手机本来是用来沟通的，但它却使人们变得心怀鬼胎，这时手机就不再是手机了，手机变成了手雷，反过来控制了它的使用者。

我的心里一阵阵发紧，我问：《手机》应该拍成一部恐怖片，还是一部喜剧呢？

刘老师答：表面上看，它是以喜剧的形式表现的，但它同时又是令人畏惧的。

这种创作上的悖反，恰恰更加深了从生活走向艺术的力量。我看它甚至可以成为一部贺岁片。向中国电影一百周年贺岁。

从10月初开始，我们集中讨论了故事的脉络，确定了人物之间的关系和人物的身份。然后，刘震云开始写剧本。

我开始平心静气地在家写书。

11月底，第一稿剧本完成，用了一个下午读了剧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刘震云把大家的意见消化了一个星期后，把我和赵非约到一个封闭的环境中，3 个人连续10天逐场戏地推进，写出了第二稿剧本。这时，我和赵非都对第二稿剧本充满了信心，也已经对影片的拍摄有了成熟的构想。但刘震云却对剧本仍不满意，提出再给他20天的时间从头捋一遍，然后再用10天的时间，3 个人一起最后再打磨一遍，直至我们的能力所不及的程度，再送电影局审查。

由此使我想到，刘震云何以能成为一个杰出的作家，他的思想、他的才气，不说了，单就他的勤奋和敬业的态度，就应该令所有从事编剧写作的同行们尊敬。

我又要说不好听的话了，现在很多编剧，说起来头头是道，做起来完全是两回事，糊弄自己也糊弄别人。你约他写本子，上来就先开价，而且还事先声明，只写一稿，似乎是对自己写作能力有天大的自信。可往往是付了钱，得到的却是一叠废纸。别人推倒重建，还厚着脸皮要求属名在前。这种无能又懒惰的编剧不是一个两个，是数不胜数，到处泛滥。有人认为贺岁片很容易，只要有几个明星，占住一个新年档，随便找人攒一个剧本就可以了，结果观众不买账，电影拍出来没人看。原因很简单，剧本不行。而要想得到一个好剧本，必得是选对一个认真负责，手里没有其他活，能够拿出半年以上的时间，不辞辛劳，不怕麻烦的编剧。这样的编剧是不能和随便对付一个本子，20天就完活的编剧是一个价位的。我认为一个好剧本的合理价位，绝不应该少于一个明星的收费。而眼下的许多白痴制片人们，屈于一些狗屁明星的狗屁名声，随随便便就能让价几十万，却对一个优秀编剧的价格从心里就给定了一个极低的限度，往往是导演磨破嘴皮子，为一个好剧本多争取几万元就会引得制片人暴跳如雷，甩手而去。在他们的眼里，似乎只要有了明星一切就已经万事大吉。岂不知，中国内地的电影市场，除了葛优之外，就没有真正具有票房号召力的演员。所以我说那些制片人是白痴，赔钱也是自找的。

对不起，我有点恼羞成怒。我知道，这种怨妇式的写作会令读者感到乏味，但我必须一吐为快。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时间已经到了12月的下旬。终于，刘震云打来电话，告之，他的第三稿已接近尾声，约好圣诞节后，全体集合，用集体的智慧对剧本进行最后的打磨。

至此，我的2002年即将成为历史，轻轻翻过这一页，一年来的甜酸苦辣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令我欣慰的是，虽然这一年没有电影面世，但已有《手机》怀胎，总算是没有虚度。今年虽然因伤缺阵，但已经作好了准备迎接来年的挑战。在中国电影的丛林里，我不是一只沉默的羔羊，我是一头饿了一年的狼。这个比喻也许不太恰当，但它真实地反映了一种掠食者的心情。

记得美国现任国务卿鲍威尔，在九四的美国总统大选中，曾因为其在海湾战争中战功卓著，一度在选民中呼声很高。

有记者问他：您对于可能成为第一位黑人总统有何感想？

鲍威尔是这样回答的。

他说：在当美国总统这件事上，我没有听到上帝对我的召唤。

借用这句话，我想说：在《手机》和《温故一九四二》这两件事上，我都听到了上帝对我的召唤。

12月23日，窗外雪花漫天，落了一层，又落一层，整个京城被白雪覆盖，从我家的阳台向下俯瞰，风把楼顶的积雪吹得四散，路上的行人和车流在纷纷扬扬的飘雪中，犹如摄影机升格后拍下的高速镜头，缓慢地移动着，令我的心情变得有些忧伤。

在已经离开这个世界的无数生命里，母亲的离去是真正从苦难中得到了解脱。

我不知道自己的路还有多长，也不知道未来将要带我奔向何方？

我想起了已经过世的母亲，想起的却是她年轻时的模样。她的一生是这样度过的：20岁就失去了所有的亲人，孤身一人来到北京；婚后又失去了一个年仅两岁的女儿；35岁时离婚；45岁时身患癌症；57岁患脑血栓，从此长达16年瘫痪在床上。

她躺在床上，回忆自己的一生，不禁泪流满面，到后来，她每次见到我都哭，但已经是没有声音，也没有眼泪的无声干哭了。医生说她患了老年痴呆，但我知道，那是因为她的内心深含着冤屈，直到她去世的那天早上，人都非常的清醒。

母亲曾对我说：儿子，你会顺顺利利的，所有的苦难都让妈妈一个人替你尝尽了。你有出息，我的罪就没有白受。

母亲去世时，我在挽联上写下这样一句话：

妈妈辛苦了，您老休息吧。

因为新年将至，我的手机里飞满了短信，让人悲哀的是，除了小精灵周迅给我发来两个字：“快活”。剩下的通通都是转发自短信业务公司散发的套话，虽然溢满了祝语贺词，但我却看不到一句发自朋友内心的知心话语。

世界在改变，而且就在一瞬间。

母亲曾对我说：儿子，你会顺顺利利的，所有的苦难都让妈妈一个人替你尝尽了。

曾几何时，过年了，人们通过写信彼此问候；再往后，人们因为交友范围扩大，改成了贺年卡；再往后，通讯发达了，贺年卡也懒得寄了，改成了打电话拜年；再往后，电话也懒得打了，改成了转发短信，甚至都不用自己的话。我不发短信，也对这些千篇一律的玩艺不感兴趣，我如果要向朋友拜年，就亲自打电话告诉对方。

这是情分，不是走过场。

我曾试图把接收短信的功能删除，但得到的答复是，只要开通了就不能取消，关了机都能接收到，惟一可以避免的方法就是，把手机扔了。这是多么恐怖的事情，它已经有了自己的生命，而且正在张开冰冷的大嘴扑向芸芸众生，每个手机持有者竟还美得屁颠屁颠地，心甘情愿地，被它所操纵。

这里我想给那些唯利是图的短信业务公司拜一个年，我不发短信，绝对是发自真心的愿望：

祝你们来年不顺利，愿你们的生意不兴隆。

写到这里，我有点累了。原本还想说的很多事，很多话，正如潮水般从我的心里一层层退去，接着涨满的是拍电影的梦想。

天黑了，雪还在下个不停。愿众生平安，天下公平。

《老吴太太》这篇散文什么时候读起来都让我感动不已，并因此产生创作冲动。

但改编起来才发现，有些文字只适合静静阅读，一旦改成电影，驴唇不对马嘴。特将此文收入，与大家共享。

老吴太太

刘齐（旅美作家）

我住纽约皇后区的那年冬天，雪下得很勤，下了扫，扫了下，街上总是白晃晃的一片。有一天我比较闲，就去法拉盛的中国音像店租带子。店主刚从中国大陆回来，对流行影视梃了解，挑出一摞带子，铺在台面上介绍说，这盘不错，写上海舞女的，有不少大胆镜头。那盘也挺火，两广黑帮联手贩毒，逼良为娼，都逼到女警察头上了。

我说，有没有写东北的？

店主说现在没有，过几天能进一盘。

这时忽听有人高叫：谁呀，这么想看东北片？

我一怔，定定神说，我想看。

那人呵呵笑了：纽约还是大小，我以为只有我一个人爱看东北片呢。又说，小伙子，你是沈阳人吧？

我说，叫我猜，你也是沈阳人。

那人又笑：吾们还用猜？一张嘴，一股苣荬菜味儿，除了沈阳人，谁说话能这么好听？

把家乡话与家乡野菜连在一起，多好！说这话的是一位女性，我心头一热，立刻对她有了好感。

不仅仅因为她是家乡人。

也不仅仅因为她爽朗、快活。

关键在于，她是一位六七十岁的老太大，年龄与我妈相仿，模样、神态也接近。

最像的是身板儿，都是宽宽绰绰的，富富态态的。

那一个时期我总想家，尤其想母亲，街头遇见胖一些的老太太，常常情不自禁地多看两眼。可惜美国人大多是西方模子做出来的，胖则胖矣，派头却不对，一说话更离谱，急里拐弯的，很难让你往家乡方面联想。现在好了，茫茫异邦，突然出了这么一位可爱的老人，苍天对我真是挺关心。

我们顾不上挑带子，随便找个长凳，坐下就聊。

老太太姓吴，来自沈阳郊区新城予，穿一件老式的黑呢短大衣，长得慈眉善目，实实在在。手背麻约约的，手指也发糙，没有粗活细活的长期磨砺，断然成不了这个样子。八成她是哪个留学生的家属，办到美国来，看看孙子，做做家务，房前房后见缝插针，栽三把韭菜两把葱。今天有空了，就到这里转转，租一盘录像带消遣。

纽约的带子，红的血红，粉的艳粉，搂搂抱抱，杀杀砍砍，未必合老人的心思。她应该喜欢评戏或者二人转，可能还会咿咿呀呀唱两口，比如《茶瓶计》，比如《小姑贤》。

这一次我没全猜对，老吴太大喜欢东北地方戏不假，说她是家属也不错，但却不是当今留学生的老人，而是前国军的妻眷，念过私塾和国高，算得上很有来历了。

多年前她随丈夫从大陆东渡台湾，后来又辗转到了美国。她的丈夫也是沈阳人，戎马半生，官至上校。假如这些年我的岁数一点儿没长，仍然停留在少年时代，相信我的反应会很强烈。国军！上校！这两个词可不简单，能引出一长串让人心跳的东西：大盖帽，小配剑，白手套，长筒靴，鞋根儿周围非常厚实，好像还钉了铁，以便提到蒋委员长时啪地一磕，打个立正。给我上！谁不上我毙了谁！不是我们无能，是共军太狡猾了……等等等等。然而，我已经老大不小了，又赶上见怪不怪的多元社会，出国后阅历更是大增，因此，我只是摸棱两可地说了声挺好，并不是特别的惊讶。

老吴太太提起往事，语气也很平淡，仿佛在谈针头线脑一类的家常话。她哪里像个官太太，她那双手勤劳朴素得可以纳鞋底子。补靴子可能也行。在纽约的洋氛围和华人聚居地的粤语环境中，听她用醇厚的乡音讲话简直是一种享受，眼睛一闭甚至有回家的陶醉感。我家在沈河区，沈河区的北边是皇姑区，再往北走，穿过楼群，穿过铁路，穿过河流和小湖，就是新城子区的大片庄稼地。我念初一时曾到那里的一个村庄参加过夏锄，夕阳西下，暑气渐消，齐腰深的苞米黑绿黑绿的，冒着清甜的香气，用乎一握苞米杆儿，凉津津的特别好受。夜幕四垂，年轻的女教师素于一挥，我们便七长八短、高高低低地唱起来：天上布满星，月牙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

老吴太太说出她家所在的村名，问我当年去的可是这个堡子，我说记不清了。

她有几分失望，又详细打听我父母家的住址，听说住在三经路，便很兴奋，露出不胜向往的神情。她似乎对那一带很熟悉，一连提了好几个街名和老旧的建筑物，还提到市府广场的那幢咖啡色大楼，说抗战胜利后，全市开大会，老蒋和宋美龄就站在楼上，向欢呼的东北百姓频频招手。

当时老吴太太还是没出阁的黄花闺女，也在场，穿一条蓝色的旗袍，激动得直想掉泪，嗓子都喊哑了。

我说我也在市府广场开过会，庆祝十一，批判“四人帮”

什么的。参加会的官员也不少，挤挤擦擦都站楼上，只是没有特别大的，最高才是省委书记，离得又远，隔着人山旗海，军警民兵，根本看不清长的什么模样。

老吴太太笑说，中国人就是爱开大会，吾们开完了你们接着开。

我说现在不怎么开了，再说那个楼也不行，矮爬爬的，跟周围一些摩天大厦、玻璃大厦相比，灰头上脸，黯然失色。广场倒是扩大不少，一律种上青草，围上栏杆，不准进去耙踏，谁进去罚谁款。

两个老乡相识之后，经常在法拉盛的音像店见面，因为都是同一时间租带，所以差不多是同一时间还带。

租完了还，还完了租，转眼冰消雪融，春风拂面，我与老吴太太已经很熟了。

她老人家快人快语，热情乐观，性格挺像我母亲，我们自然相谈甚欢。谈的范围极广，南朝北国，东海西洋，逮啥谈啥。对台湾一些比较露脸的成就（篇幅有限且有目共睹，恕不罗列），我竖大拇指说好，多好啊。老太太却不满意：不行不行，糟心的事也挺多，那口吻像是一位胸怀全局的高级长官。我并不认为可笑，因为我恭维老太太面相年轻时，她也会一迭声地说不行。当然，争执还是有的，尽管不很激烈。比如有一次，提到简化字的问题，老太太就很不屑：你们大陆啊，尽胡来。好好的汉字，用了几千年，说改就改，丢胳膊拉腿的，还得从左往右看，别扭不别扭？

我听了有点儿不乐意：你们的繁体当然好了，不但消磨时光，还锻炼体力，而且从右往左看，宇里行间遇到洋丈或者阿拉伯数码——这些都是从左往右看，你们的脑袋就往这边一甩，然后再往那边一甩，知道的说你在读书，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在跳探戈呢。

老吴太太朗声大笑，并不以为忤，反而称赞我口才好，说大陆出来的口才都好，难怪台湾连推带挡，磨磨蹭蹭，不愿意跟北京谈判。

她的嗓门非常豁亮，这一点也像我母亲。不论是夸我们，还是训（东北土话叫“狠叨”）我们，母亲一律高门大嗓，余音绕梁。甚至“丈革”中说当局的怪话，余音也敢绕梁，害得天天换批斗的父亲胆战心惊，一再哀求：小点儿声，小点儿声。

两位东北妇女的区别在于，母亲嫁的是共产党，老吴太太嫁的是国民党。这一嫁，注定了她大半辈子呆在远处，想念家乡又够不着家乡。

我说，为啥你们的嗓门都那么大？

老吴太太：小子，松辽大平原你知道吧？宽宽绰绰的，亮瓦晴天的，又没墙又没盖儿，人就爱敞开嗓于可劲儿喊，这样才痛快。

我们虽同操乡音，互听不厌，但有时也会遇到语障，谈话就卡了壳，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以为嘴或耳朵出了毛病。细一问，却原来布希是布什，卡斯楚是卡斯特罗，飞弹是导弹，便当是盒饭，徐蚌会战是淮海战役，大陆沦陷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于是她笑我，我笑她，笑过之后每每发问：刚才吾们谈到哪儿了？

店主允诺的那盘东北片，姗姗的，终于进货了，竟是我在文化一元时代看过无数遍的黑白老片—— 《铁道卫士》，里边的台词熟得都能背下来。我对老太大说，这盘真还就挺不错，是在吾们沈阳拍的，有中街百货大楼，还有中山公园，你老先睹为快吧。老太太说演的啥内容，我说防奸反特，反你们国民党。

谁们国民党？老太太说，你看我像国民党吗？我要是说了算，国民党也不会有今天。

我和老太太都不是政治人儿，好不容易碰到一起，理应多聊点儿别的。美国一般民众，该吃饭吃饭，该娱乐娱乐，没事谁扯政治干嘛？我曾问一个修车老头儿谁是国务卿，老头儿一翻白眼：我有必要知道他是谁吗？然而我跟老吴太太却很蹊跷，两人不管唠什么，三弄两弄总弄到政治上，仿佛我们兴冲冲赶到音像店，是来参加例行的干部学习活动。这老太太发言极踊跃，心得体会也多，有一些我听来相当新鲜，甚至匪夷所思。比如她指出， “八一五”光复后，应该把张学良放出来，派他回东北主事，这样共产党就不好意思打了。谁知老蒋错了一步棋，把陈诚派了出来。陈诚这个人哪，大“正”，喜欢清水养鱼，伪满军队送上门都不要，嫌人家不干净，结果可倒好，全让林彪接过去了。林彪还嫌兵不够，就把炕烧得滚烫，让农村小伙儿都坐上去开会，讨论抽丁的事。庄稼院的人顾家，不愿跟解放军走：可是炕太热，屁股烙得直冒烟儿，一挪窝儿，得，人家说你表态了，主动要求上前线。

我觉得她这么说，有点儿抹杀人民的积极性，就反驳道，老百姓其实最不愿当的是中央军。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老吴太太眉毛一挑：中央军并不都像你们说的那么糟，也有一些纪律严明的，她还顺手举了几个例子，滔滔不绝说谁谁如何英勇，如何善战，说得我挺来气，真想噎她一句狠话——你们那么能打，为啥还“转进”到台湾去了。又一想，算了，人家不过一个老太太，属群众一级，犯不上那么严肃。再说仗也不是我打的，是我打的老提当年勇也没意思，有能耐把大陆弄得好好的，让台湾老的少的，穷的富的，本地的外省的，都争着抢着搬过去，咋撵也不走。

见我不吱声，老太太好像觉察到了什么，语调随即蔫下来：你看我这嘴，尽说些没用的，你别往心里去。我没旁的意思，就是爱跟家乡人唠，唠啥都高兴。你心肠子热，不嫌我老婆子絮叨，换个旁人，老外不用提了，一般中国人也不行，谁稀罕听这些陈芝麻烂谷子？这些年，还是头一回，我当当当当，一下说了这么多话：我说没事，我挺爱听的，在国内时，一回家，我妈也总念叨过去的事；我说妈，我帮你干点儿活吧。我妈说不用你干活，跟我唠嗑就顶干活了。

老吴太太叹口气，前言不搭后语地说，人哪，谁都不愿说自己白活了一辈子。

有一天傍晚，还完录像带，老太太执意要请我吃饭。我怕她着急，就不过分椎托。纽约的中餐馆大多是南方口味，偶尔有一两道北方菜，做的也随心所欲，四方不着调。于是，我们在餐桌上怀念起东北的吃喝来。我说现在要是有一碗猪肉炖粉条，让我到中东当敢死队都不惧。以前北京人说相声，嘲笑东北土老帽儿，就知道吃这个。如今他们品出味道，也想当老帽儿了，街头巷尾，恨不得每个小馆都炖一大锅。

大锅炖怎么行？老吴太太提出疑义：又不是连队伙房，剁几斤肥肉片子，撒两把糟粉条子，咕嘟咕嘟就得。正经的猪肉炖粉条相当有讲究，不是随便哪一个老张老李就敢整的，那肉得五花三层，那粉条得上好的土豆宽粉，别小看宽粉，学问大了……老人两眼放光，说得十分仔细。那一瞬间，她还真有几分食不厌精的官太太派头。

老人家告诉我，她最爱吃的还是酸菜。一九四八年秋冬（多么遥远的日子），国共辽沈大激战，她丈夫所在的部队开始还挺硬实，渐渐就抗不住了，残兵败将，妻儿老小，凄凄惶惶往关内跑。老吴太太离开沈阳时，看着家里那缸白白净净的酸菜，心里怪舍不得的。丈夫说都什么时候了，还惦着吃。快走吧，晚一步小命就保不住了。老吴太太说她当时不知怎么搞的，刚走两步又折回来，从缸里捞出一棵酸菜，把帮子啪啪掰掉，剩一个小菜心儿，攥在手里，边走边吃。上了丈夫那辆中吉普，还吃，惹得一车的人全看她，像看一个傻子。

一晃快五十年了，老人垂下干涩的眼皮，低沉地说，再没吃过那么好的酸菜。

晚餐临近结束，我假装上洗手间，趁机到柜台把饭钱和小费都交了。老人知道后，并不刻意争执，只是轻声责备了几句。

由饭店出来，大西洋的夜风已经很凉。我搀着老人横过马路，去公共汽车站。

老人步履蹒跚，嘴却挺硬，说她自己能走。她的家并不远，每次来法拉盛，都要走很久。等车时，老人说，下回上我家串门吧，我给你馇小米粥，烙韭菜盒子。我满口答应，老人显得很满意。分子时，她突然搂住我的胳膊，略有些喑哑地说：孩子，你自个回家，也要加小心。

上了车，隔着玻璃，她一再向我招手。车帮上的英文广告暗影斑驳，车厢内的异域乘客昏昏欲睡，惟有我那忘年的老乡目光幽长，鬓发如霜。

从那以后我一直很忙，无暇光顾音像店。老吴太太打过几次电话，邀我去她家“认认门”，我特别差劲，居然一拖再拖。夏天里，我获得一次回国机会，行前百事纠缠，实在抽不出身向老人当面告辞，就打电话过去。老人很感突兀，半晌不吭声。

我说，我去新城子看看吧，替你老。

她说不必了，老家那边早没人了。

我说，还有什么事要办，你老尽管吩咐。

老太太沉默片刻，缓缓说，给你老母亲，带个好，儿子回家，她该有多高兴。

白云苍狗，世事难料。重新看到纽约的天空，竟是一年之后了。我翻开通讯录，找到老吴太太的号码。通讯录旁放着一本最新版的沈阳游览画册，外加一袋真空包装的东北酸菜。电话铃响了几下，没人接，又响了几下，听筒里传出话务员的录音声，瓮声瓮气，零度情感——对不起，这个号码已经注销了。

我跟老太大是“单线联系”，她生活圈子里的人我都不认识。她的老伴去世多年，独生子也因病早夭，世上亲人只剩下一个孙女，远嫁比利时，逢年过节总不忘寄个贺卡过来。老太太靠不多的一点儿积蓄维生，有时给人打打零工。不知现在她老人家身体怎样，还去租带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