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那几年是劳动者不满和高失业率并存的混乱时光。对那些有工作的人来说，工作条件通常非常糟糕。劳资关系委员会（The Commission on Industrial Relations）于1914年的一份报告表明，在上一年中，有35000名工人死于生产事故，700000名工人受伤。与工作相关的疾病也很严重：威斯康星啤酒工厂中的风湿病，西弗吉尼亚煤矿中的肺结核，宾夕法尼亚钢厂中的永久性失明——似乎劳动者们必须放弃生命的一部分才能换取稳定的生计手段。同时，即便是熟练劳动力的每小时工资也停留在15美分之低。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工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呈抬头之势。罢工运动——包括大规模的工会纠察以及与警察的激烈冲突，开始迅速蔓延。阶级冲突达到了一种无处不在的程度。

许多工业大亨聚敛财富的无情方式激化了阶级冲突，这些人把他们的工人看作蛮人以及应该被鄙视的乌合之众。正如格伦·波特（Glenn Porter）在《海格利的工人世界》（The Worker's World at Hagley）一书中对杜邦（du Pont）的描写，“他总是拿着一个装满10美分银币和5美分镍币的大袋子，喜欢把钱撒向空中，看我们你争我夺的场面。”

正是在这种阶级仇视的背景下，亨利·福特宣布他将把工人的日薪提高到5美元。这是公司最大胆的商业革新，也是一个真正的绝招。在其他汽车制造商深陷于对抗工人运动的泥潭而无法自拔的时候，福特把他的员工们纳入了一个大家庭之中。他们突然开始愿意为福特汽车公司工作了。福特的声明是教科书一般的典范，说明了如果一家公司肯采用大胆的、创新性的政策，社会问题就会变成经济机会。“福特的行为改变了美国工业社会，”经济学家彼得·德鲁克在《管理：任务、职责和实践》（Management:Tasks,Responsibilities,Practices，1974）一书中写道，“把美国劳动者变成了基本的中产阶级。”

1914年1月5日，福特汽车公司召开了一个小型记者招待会，正式宣布了那一里程碑式的政策。只有三位记者应邀参加：分别来自《底特律自由新闻》《底特律日报》和《底特律新闻》。看起来这条消息似乎只是地方性的，但公司知道，一旦本市报纸报道此事，其他地区也将很快知晓。三位记者被领进了詹姆斯·卡曾斯（当时的副总裁、财务主管兼公司发言人）的办公室。亨利·福特也在那里，正如记者加雷特·加勒特（Garet Garrett）所写，“似乎因为放下了手头的事务，他的样子有些不安。在卡曾斯先生宣读他想让我们报道的声明时，他默默地站在一扇窗户旁边。”

卡曾斯所宣读的声明是这样开头的：

福特汽车公司，全世界最大、最成功的汽车制造公司，将于1月12日做出工业世界中迄今为止最伟大的有关工人报酬的改革。

我们将一次性把工时从9小时下调到8小时，并向每名员工提供利润分成。22岁及22岁以上的员工每天的最低收入将是5美元……

记者们惊呆了，铅笔僵在了他们的手中。洛根·米勒对新政策的意义做出了比当天的卡曾斯或任何一名记者都更为精辟的总结。“在1914年1月，”米勒回忆说，“公司宣布它将把最低日薪提高到5美元。而在当时，我的每小时收入只有32美分。”福特汽车公司的新工资标准为每小时62.5美分，几乎相当于当时汽车业工人平均收入的两倍。如果与其他一些行业的平均收入水平做一个比较，这种加薪幅度更显惊人——比如，炼钢业为每天1.75美元，煤矿业大约为每天2.50美元。据估算，新政策在第一年内就将给福特汽车公司带来1000万美元的成本（那一年的实际成本为5838929.80美元），但这只是最不起眼的一个结果罢了。正是大胆的日薪5美元政策成功地创造了经济学家们后来所说的“工作纪律”。

“当福特先生宣布他将把工厂工人的日薪提高到5美元，很多人问，为什么？他把整个财务状况都打乱了。”当时的福特汽车公司办公室职员乔治·布朗回忆说：“我记得，各家报纸都跳出来说亨利·福特应该被送进精神病院。为什么？因为把一个工人的日薪从2.34美元提高到5美元是闻所未闻的事。这等于翻了1倍还多。他们认为他疯了。”

许多企业领导人也批评说日薪5美元是一家富得流油的公司所耍弄的一个失去理性的花招。此外，这一政策还激怒了其他汽车制造商。休·查默斯（Hugh Chalmers），同名汽车公司的领导人，曾愤怒地抱怨说福特至少应该事先通知其他汽车公司他要做出一个大胆声明。事实上，当福特雇用办公室的喧闹沉寂下来的时候，底特律的大多数其他汽车厂商都已遭受了高旷工率和整体混乱的打击。帕卡德公司新总裁阿尔文·麦考利（Alvan Macauley）甚至在福特公司做出声明的当天晚上把电话打到了查尔斯·索伦森的家，告诉他这一消息中止了帕卡德公司的一次董事会议。根据索伦森所说，麦考利对他说：“我们的感觉都是一样的，‘开会有什么用？我们不可能跟福特汽车公司这样的组织竞争。’”作为美国最受尊敬的汽车制造商之一，帕卡德公司在高价车市场上享有稳定的份额，因此没有必要同福特汽车公司正面交锋。麦考利的意思是，帕卡德公司再也无力与福特汽车公司争夺最好的员工了。“一旦你开始在底特律支付这样的工资，我们怎么能避免支付同样的工资？但我们可不像你们一样博爱。”索伦森转述了麦考利的话。

日薪5美元一经推出就变成了亨利·福特的个人所有物，因为大家普遍认为这是他自己的主意。几个观察家甚至谴责说福特汽车公司的整个举动就是一种公关噱头——但它绝不仅仅是一种公关噱头，尽管它的确吸引了公众的注意，尤其是对亨利·福特本人的注意。日薪5美元使亨利·福特变成了世界上最有名的人之一，甚至比他的汽车还有名。由于开发出了T型车，他已经被看作“工人阶级迄今为止最好的朋友”，现在，他又突然被捧成了社会哲学家，不再仅仅是一个工业领航人。当然，即便没有日薪5美元政策，世界也会永远记住T型车，但制造T型车的这位总裁或许会像他的同辈同行们一样被人遗忘，也或许会成为模模糊糊的历史人物。然而事实上，亨利·福特在一天之内就变成了民间英雄。

福特一直就是公司里的常驻名人，不光福特汽车公司以他的名字命名，过去的车赛也为他增添了光环。但日薪5美元出台之后，亨利·福特与他的公司成了统一体。外人很快就不再谈论两者之间的区别，他的优点和T型车的优点也难分彼此了。

不管怎么说，日薪5美元明确了一种成功的模式，而福特将在职业生涯的剩余岁月中以这种模式塑造自己的形象：一个农场出身的大亨。人们开始知道，福特对那些“文雅”的人以及他们的砾石路、哈佛作风和法国葡萄酒不感兴趣。在亨利·福特之前，百万富翁们无论从形象还是行为上看都是与大众格格不入的，他们身着日间礼服，让穿着制服的家仆把住宅包围起来，除了那些自以为是的高级爱好和上层社交以外不理任何事情。同现在一样，金钱改变人，而且人们可以看到金钱如何改变人。亨利·福特打破了百万富翁的既定形象，表现出一副没有被金钱改变的样子。但事实上，福特也被钱以及钱所带给他的一种奇怪的孤立改变了。另外，盛名之下所听到的一些浮夸溢美之词也改变了他。尽管为了公众形象，他一直身处矛盾当中：做一个平民富翁。在其他一些商人躲避聚光灯的时候，亨利·福特却在亲近媒体，因为他知道自己的那些点子将会成为新闻报道的好素材。“就在1914年宣布工作时间为8小时，并且最低工资为5美元的那天，亨利·福特获得了一种光环，这种光环也把他变成了所有‘现实主义者’和揭穿真面目者的完美攻击目标。”罗杰·伯林盖姆在《亨利·福特》一书中说：“从那一刻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一直是新闻。”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亨利·福特对日薪5美元政策有可能实际上并没有多少认识，至少在1914年1月5日它被宣布之前是这样。大幅度提高工人工资的计划是在1913年年末的最后几天和1914年的第一个星期里以惊人的速度制定出来的。而几乎每一个参与此事的人都把这种理念以及这种理念向实践的转化归功于詹姆斯·卡曾斯。唯一的例外是查尔斯·索伦森，他表示是他和福特共同想出了这个主意，并把它告诉了卡曾斯和其他执行官。不过，这两种说法可能都有它的道理。

善于揭发丑闻的记者艾达·塔贝尔（Ida Tarbell）开始写一本有关福特汽车公司的书，为此他对詹姆斯·卡曾斯进行了详细的采访。根据她的未完成手稿，卡曾斯是在1913年12月月末在家中读一本有关“社会主义趋势”的杂志时想出日薪5美元政策的。

在第一次听到卡曾斯的计划时，福特相当明确地表示了反对，他表示他支付给工人的工资已经同其他雇主一样多。站在卡曾斯的立场上想，这位商业奇才必须要说服他的伙伴——而争论将持续整整两天。最激烈的争论集中在1913年福特汽车公司内部及周围显著增加的工会活动上。世界产业工人组织（The 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把斗争焦点集中在汽车业身上，已经在该年早些时候组织了一次针对俄亥俄州阿克伦市轮胎制造商的行业大罢工。尽管最终未能成功，阿克伦罢工却制造了暴力和混乱——这是亨利·福特任何情况下都极为厌恶的两种东西。已经获得“老熊”（Old Bear）绰号的卡曾斯就是利用这一点来劝说福特的，“你知道一个无政府主义的俄国妇女正在对那些失业的人讲话，正在建议把你干掉吗？”随着争论的继续，卡曾斯预测说宣布一个日薪5美元政策的价值堪比1000万美元的广告。

似乎每一个人对日薪5美元的看法都略有不同。对亨利·福特来说，它是一个巨大的冒险，将成为美国商业史上最伟大的公关策略以及他本人恒久传奇的奠基石；对詹姆斯·卡曾斯来说，它既是一种对既定规范的挑战，也是一种仁爱行为，将展示出福特汽车公司与其他公司究竟有什么真正的不同之处；对约翰·李来说，它将会塑造出一种新型的汽车工人——悠闲、自信、充满积极性，而这种工人，正如李所说，“是我们所能使用的以人为形式的最有力的经济因素。”但在高地公园工厂之外，日薪5美元最大的意义却在于它解答了现代装配线的潜力如何才能完全发挥出来。一年以前，生产监督查尔斯·索伦森已经准备了一套关于“以后几年产量估算”的数据。现在，当他把数据展示给亨利·福特时，福特大受鼓舞。

“为了做这个工作我熬了好几个通宵，”索伦森在他的回忆录中说，“T型车的产量实际上每年都会翻一倍——1910~1911年间是34000辆，1911~1912年间是78000辆，1912~1913年预计将超过168000辆，到1920年应该达到100万辆，或者说将超过高地公园工厂的生产能力。”这正是福特和卡曾斯想要听到的话。

“当我开始用不同的数列分别反映产量和成本的上升时，最吸引福特先生视线的是随着产量的提高而不断下降的单位成本。”索伦森说，“最后他说，‘可以了，查理，现在我已经明白了。’”根据索伦森的数据，单位成本的下降将使公司有能力支付5美元、10美元甚至50美元的日薪，这要依赖于工人们紧跟机器运转的能力。

最有可能的是，在亨利·福特与工厂负责人们详细讨论提高工资水平的主意时，卡曾斯已经把他的计划告诉了福特。福特可能是在听到卡曾斯的建议后要求索伦森呈交他的分析结果的，而建议的来源，他并未透露。约翰·李和P·E·马丁似乎都认为日薪5美元意味着金钱上的巨大浪费。但亨利·福特反驳了这种说法，在副手们被说服之后——不管他们心里还有多少疑虑，他们又掉回头去找到了自己的业务经理。

对詹姆斯·卡曾斯来说，决定是一定要做出的。“如果我们讨论某件事的时间超过了48个小时，我们就不该去做。”卡曾斯说。最后，亨利·福特原则上同意了提高工资并降低工时，但他的建议是日薪3.5美元。

“不。要么5美元，要么什么也不要变，”卡曾斯说。

“那就4美元吧。”福特回答说。他担心节俭而又强硬的P·E·马丁不会同意高于这个幅度的工资上涨。但他也应该知道，说服詹姆斯·卡曾斯更不容易。

“要么5美元，要么什么也不要变。”卡曾斯的回答一点儿没变。

“最后，”乔治·布朗说，“福特先生投降了。”而且在投降之后，他没有任何改变主意的机会。当10年前就已持有福特汽车公司股份的律师霍勒斯·拉克姆碰巧拜访了詹姆斯·卡曾斯时，卡曾斯立即意识到他有了能够进行董事会决议的法定有效人数，于是他建议对“旨在让股东和劳动者对公司收益的分享更加公平的计划”进行投票。投票执行了，结果是3∶0。

两天之后，那三位当地记者就被邀请到卡曾斯的办公室草草记下了那一宣言。几小时之内，一家美国大公司要在降低工时的同时把工人的工资翻倍的消息就传向了世界各地。即便在今天，这也算得上一则重大的头条新闻，但在1914年时，它的意义远不是福特员工们发了横财那样简单。在那个历史性的1月份之前，还没有一个企业曾经以这样引人瞩目、这样高成本的方法承认劳动者的重要性。如果说镀金时代已经成为历史的话，那么标志着镀金时代结束的就是福特汽车公司的日薪5美元。

可以预料的是，突破性的工资上涨在高地公园工厂大受欢迎。最底层的工人们看起来最为吃惊。即使是最基础、工作最琐碎的劳动者也能得到5美元的最低日薪。当有些人质疑一个清洁工怎么可以拿这样高的工资时，亨利·福特回答说，“通过收集工厂地板上的小工具和小零件，清洁工每天可以为我们节省5美元。”同时，熟练工人的收入可以超过最低标准，通常是每天6~7美元。

冶金工查尔斯·C·克鲁格（Charles C.Krueger）就是每天收入7美元的工人之一。“在三个星期之内，我的每小时工资从0.43美元上升到了0.87美元。”42年之后，他的回忆仍能精确如斯，“我的收入翻了一倍。”他继续指出，“我从没听到任何熟练工人抱怨那些非熟练劳动者同他们拿一样高的工资，从没听到过，”克鲁格解释说，“因为他们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拿不到那样高的工资。”

一个来自匈牙利的工人很快就把某组件零件的个人产量提高了一倍。当高地公园生产主管威廉·克努森问及他是如何实现这样的进步时，这名工人用蹩脚的英语回答说，“福特先生给我2.5美元，他得到250个零件。福特先生现在给我5美元，他得到500个零件。我报答他。”实际上，他的行动比他那笨拙的话更能反映福特汽车公司推行新政策的目的：即便在回答上司的问话时，他的眼睛也没有离开他的工作——一直在生产零件。

新政策的微妙之处在于，它不是单纯的工资上升，而是一种“利润分享”。这个概念的含义已经向工人们解释了许多次：在一开始，日薪5美元是一个一年期实验，也就是把预期利润的一部分提前支付给工人。公司明言，如果预期利润没有实现，那么利润分享就会在1915年取消，工人的工资将回到以前的水平。正如公司所预料到的，工人们很快就习惯了初期的利润分享，非常希望这样的油水能永远存在，所以都拼命地提高个人生产率以保证新政策维持下去。

“当那一宣言出现在各家报纸上，”乔治·布朗回忆说，“第二天的曼彻斯特大道成了一道景观。那地方拥挤到了让人无法移动的地步！每个人都想到福特汽车公司拿5美元的日薪，因为他们的工资连5美元的一半都不到。”事实上，在冬季底特律的寒冷空气中，有10000人步行或乘电车不辞辛苦地沿着伍德沃德大道向位于曼彻斯特大道的福特汽车公司雇佣办公室进发。为实现三班倒的24小时生产，公司已经在声明中提到了对8000名新员工的需求，但应聘者大潮还是不能被完全接纳。到达底特律的火车每天都会带来许多人，这些人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日薪5美元。

1914年1月的第二个星期，福特和卡曾斯都在纽约车展上，但他们不断收到公司就要被应聘者淹没的消息。或者说至少卡曾斯收到了消息——亨利·福特本人也快要被新闻记者、祝福者和崇拜者淹没了。卡曾斯在纽约下达指令说，只有那些在底特律（或毗邻地区）居住了至少6个月的人才能应聘。但这毫无用处，因为在福特汽车公司的利润分享计划面前，那些敢作敢为、不顾一切而且赤裸裸地渴望高薪水的人已经狂热到了听不进其他任何东西的程度。

1月12日，也就是日薪5美元正式生效的当天，求职大军变得特别庞大和激动，即便在接近零摄氏度的气温中也有12000人之多。由于无人理会，沮丧而又吃惊的人群把福特汽车公司围了个水泄不通，以至于现有工人们都无法进入工厂。然而，这些工人自己也得调好闹钟严阵以待地准备赚那5美元，谁也不敢迟到，更别说旷工了。突然之间，现有的和未来的工人都意识到了一个问题，他们在争夺同一样东西：有限的工作机会。结果，一场持续了两个小时的混战爆发了。

“最后到了连警察也无能为力的程度，”布朗回忆说，“而且保安人员（公司自己的安全队伍）也控制不住局势。他们不得不叫来高地消防部用高压水龙头驱散人群。但人们开始割水管，所以消防部只好作罢。”没有人可以责备那些割水管的人。因为他们在一个寒冷而且有风的日子被浇成了落汤鸡，而且他们仍旧渴望那份高薪工作。在公司附近掀翻了几辆汽车并洗劫了一辆午餐车之后，人群最终还是散去了。

在狂乱的第一个星期里，那些不能亲自前往公司的求职者采用了写信的方式，大多都写给了亨利·福特本人。但即便这位总裁不在纽约，他们的努力也是白费。因为除非迫不得已，福特从来不看信。新政策推出之后，求职者以及“追星族”的来信达到了每天上千封之多。这样的情况还将持续十多年。即便是那些与福特汽车公司没有生意关系的人也会像老朋友一样给福特写信。在福特新政之后的第一波狂热中，公司的邮箱里还包括相当大比例的诗，都是特别写给亨利·福特以纪念这一伟大革新的。

日薪5美元的故事也传遍了美国南部。在南部的一些州，在《解放黑人奴隶宣言》颁布了50年之后，美国黑人仍被视作三等公民，都在既有种族隔离又腐化败坏的佃农系统中辛苦劳作，权利的缺乏和极度贫穷无法用言语表达。于是，许多黑人开始向北方迁移，在那个希望之乡，高薪工作可以在底特律找到，而种族歧视据说也几乎不存在。“5美元一天是亨利·福特先生说的，而不远千里来到底特律的黑人们在他的雇用办公室外排起了长队。”勒罗伊·琼斯（LeRoi Jones，也就是阿米利·巴拉卡，Amiri Baraka）在《蓝调人》（Blues People）一书中写道。这些小佃农听说福特汽车公司向黑人支付平等的工资，而且经济机会是真正存在的。事实上，1914年前后美国黑人们写了不计其数的蓝调歌曲，反映在“把人真的当成人”的福特汽车公司的工作。正如布兰德·布莱克（Blind Blake）所唱：“我要去底特律，找一份好工作/过去，我同这里饥饿的人们一起辛勤劳作/我要去福特先生的地方找工作，不让这些没东西吃的日子毁掉我的生活。”“‘福特’这两个字成了北方机会的同义词，”琼斯说，“而福特T型车是第一种黑人也能买得起的车——‘贫民’汽车。”

那些梦想得到5美元日薪的人同俄勒冈小径上的第一代拓荒者和1849年加利福尼亚的淘金者一样狂热。他们勇于携家带口，把一切他们已经熟知的东西抛在身后。肯塔基州的制模工人洛根·米勒就是其中之一：作为一个已婚男人，他的日薪仅为福特汽车公司新工资标准的1/2。“几年前，我的兄弟就去了底特律，”米勒说，“他给我寄了一些照片……让我看看底特律有多么美。看到照片的那一刻，我就有了住在底特律的冲动。再加上每天5美元的收入，那地方对我来说太美好了。所以我们带上所有的家产，搬到了底特律。我很想成为福特汽车公司的员工，于是前往高地公园工厂找工作。我告诉他们我是一个制模工。当然，由于应聘者太多，他们设定了一些严格的条件，比如说只有在底特律住满至少6个月的人才会被考虑在内。”然而，凭借资历和技巧，米勒立即就获得了福特汽车公司的一份工作。

对某些人来说颇为不幸的是，日薪5美元还附加着一些特殊说明。利润分享计划中的这些蝇头小字告诉人们，员工的个人生活状况必须符合某些特定的标准。公司列出了三类有资格享受更高工资的人。其他人只能得到每天2.38美元的标准工资。那三类人如下：

1.同家人生活在一起，并能很好地照料家人的已婚者。

2.年龄在22岁以上的为人节俭的单身者。

3.如果有近亲和血亲只能从自己这里得到生活支持，22岁以下的男人和任何年龄的女人都可。

这些模糊的描述留下了很大的主观判断余地。什么是“很好地照料家人”，一个人怎么证明自己“为人节俭”呢？于是，公司组织了一支30个人的调查队伍，负责证明哪些职员和应聘者完全符合上述条件。

申请到福特汽车公司亚特兰大工厂工作的C·G·米尔纳（C.G.Milner）回忆了那次带有些强制性的资格评估。“那时候，我住在亚特兰大的一所寄宿公寓，”他说，“我的亲戚们住在郊外。进行调查的那些人并没问我太多问题，而是四处去找别人询问关于我的事情。他们甚至还问了我的母亲以及经营寄宿公寓的那位女士。在你得到5美元日薪之前，他们真的会调查个一清二楚。”

公司解释说，它有义务保证福特汽车公司的利润不会仅仅成为酒吧和妓院的财源。而公司用以判断员工的许多依据实际上激励了员工们向更好的生活方式转变，至少可以说他们生活得更加正常了。公司希望员工们严肃而又节制，特别是那些单身汉，希望丈夫和父亲们负起赡养义务。此外，公司银行还用相当优厚的回报率鼓励员工储蓄。但尽管这些期望和调查出发点良好，它们对工人隐私的侵犯却是汽车行业中史无前例的，而且也被列入了令公司头疼的社会工程领域中。

“他们会到你家里，拿出一张大大的表格让你填，”工具设计师威廉·F·皮奥克（William F.Pioch）回忆说，“他们会对你的历史寻根问底：你平常怎么生活？你在什么地方去过教堂？一切的一切。”

这张表格是以日薪5美元推出后公司发给各执行办公室的一封信为基础的。这封信清楚地说明了最高管理层之下的所有员工都要被调查的相关情况。信的部分内容如下：

你结婚了吗？如果结婚了，有多少人需要你养活？如果你没结婚，有多少人在多大程度上需要你养活？这些人跟你有什么关系？他们住在哪里？已婚者：你同妻子生活在一起吗？你们家日常生活出过麻烦吗？你有什么好习惯或者坏习惯？你有银行账户吗？……

“他们到我家去了一趟，”威廉·皮奥克继续说，“我妻子把一切都告诉他们了。你无可隐瞒。当然，对这种行为有许多批评。在一个自由国家，这是一种可笑的方式。”

在一个自由国家，福特汽车公司的调查（两年后将转化为福特汽车公司羽翼丰满的社会学部）确实是一种可笑的方式。一些好挖苦的人甚至想知道那些家庭访问，以及虽然简单但却相当尖锐的私人问题，是不是福特汽车公司抑制工会运动的一种策略？这是不是公司要求勤俭生活，并且对员工服从程度进行监督的真正原因呢？

由于每一项背景调查都要花上几个月的时间，大多数福特汽车公司的员工直到1914年中期才盼来了工资的上涨。然而，新政策对工厂的影响却即刻就表现了出来，即便对那些仍在等待调查的员工也是如此。根据约翰·李所说，许多部门的产量蹿升了50%甚至更多。同样，整个工厂的生产率提高了15%~20%，而且这种提高几乎是从公司做出声明的当天开始的。每日平均旷工率从10%下降到了不到0.5%。员工周转率（对工人士气和工厂产量的长久威胁）也以同样快的速度和同样大的幅度下降了，因为那些已经拥有福特饭碗的人开始希望保住饭碗。1913年时，雇用办公室做出了53000次补替雇用，但到1915年，根据李的计算，只有2000次，而且是为了支持已经增大了1/2的员工队伍。

“日薪5美元是我做过的最重要的一次成本削减。”亨利·福特后来说。通过把工人的生产率提高到可预测的高度——由机器来设定速度，福特汽车公司无异于重新定义了工业资本主义。凭借1913年引入的机械化装配线，福特汽车把令人恐惧的“加速”带给了工人们，这是任何地方的生产商都很喜欢做的事情。然而，作为第一家能够把大规模生产全面机械化的厂商，福特汽车公司也是第一家认识到没有员工的热情付出，整个生产程序就会脆弱无力的厂商。于是，这家先锋企业用它开创性的日薪5美元买来了这种热情——可能还远远不只这种热情，因为高薪是任何地方的劳动者都很喜欢的一种东西。现在，轮到资本方感受福特革新的威胁了。

作为重大革新，如果没有福特管理层的执着努力和过人才能，工业化民主上的这种双重进步可能需要数十年才能实现。但福特汽车公司的积极进取使革新在短短一年内就完成了。自此之后，一种劳资双方都能据以从产量和工资的提高中获益的程序被确立下来。劳动者的富裕能创造繁荣的市场继而创造更加富裕的企业，在那个时代，这是一种崭新、引人瞩目的以消费者为基础的经济学，它的奠基者是福特汽车公司，它的崛起以福特汽车公司的日薪5美元为标志。

日薪5美元所创造的善意是如此真切，以至于福特汽车公司的员工们开始把它表现在服装上。“每一个人都把公司徽章别在衣服外面，因为他们都以做一个福特人为荣。”查尔斯·克鲁格这样描述底特律的新时尚。“他们不会把徽章戴在里面或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就戴在领子或衬衫上。当然，只有戴在这些地方，他们才能进入工厂。但无论是在星期天还是其他任何时候，他们一直戴着徽章，告诉别人他们是福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