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看，洪水来了！”1943年5月，《大众科学》（Popular Science）的一篇文章使用了这样的标题。文章描写的是福特汽车公司庞大的柳木场工厂生产B-24轰炸机的情况。那时候，成“L”形的柳木场已经开始了全面生产，每月能产出500架B-24，有的是整机，有的是整套零部件。就在不久之前，形势还远没有这么乐观。在整个1942年，世界上最大的工厂只生产了几十架轰炸机。零部件的供应慢得以至于塔尔萨的最终组装工厂不得不转向其他军工项目。沃思堡工厂仍留在B-24项目上，但是生产进度慢于原来的计划。实际上，《大众科学》的文章重复了大多数美国人对福特军工项目的看法：“柳木场是美国把汽车的大规模生产方法用于快速生产4发动机轰炸机的一次竭尽全力的尝试。”但当福特的新工厂在1942~1943年举步维艰时，对它的信心很快就变成了对它的诅咒。柳木场把每一个与他相关的人都拖入了噩梦。北美航空工业公司（North American Aviation）总裁J·H·金德尔伯格（J.H.Kindelberger）对罗斯福政府把飞机生产合同交给汽车制造商的做法极为不满，“你不能指望铁匠在一夜之间学会制造手表。”他轻蔑地说。

1941年，汽车制造商们获得了汽车销售的巨大成功，这是因为人们害怕战争会影响新车的生产。不管他们为军队做了多少事情，生产汽车始终是他们更关心的事情。“在过去一年中，美国人成功地生产了5000架战机和500万辆汽车。”弗吉尼亚州的参议员哈里·伯德（Harry Byrd）在1941年夏季讽刺说。

威廉·克努森在新成立的生产管理办公室中有许多事情要做，但最紧迫的任务与他从前所做过的所有事情都截然相反。他必须阻止汽车工业生产太多的汽车。8月，生产管理办公室宣布要将1941年剩余时间的汽车产量平均削减26.5%，将1942年前6个月的汽车产量削减50%。福特汽车公司在1940年生产了全美汽车的20.2%，次年是18.1%，根据新的生产配额，它在1942年的汽车产量将占全行业的18.6%。这个份额将使福特汽车公司排在克莱斯勒公司（23.1%）和通用汽车公司（44.3%）之后位居第三。但实际上，在产量削减后，福特汽车公司在1942年只能生产399 600辆汽车，大约是上一年的1/2。“真正让他生气的，”威廉·克努森这样评价亨利·福特，“是不能随心所欲地生产汽车。”

1941年12月珍珠港和菲律宾所遭受的攻击改变了生产配额。当然，在美国加入欧洲和太平洋双线战争后，实际上所有事情都被改变了。对美国工业特别是汽车制造业的压力在一夜之间升级了。让福特和通用这样的公司感到幸运的是，UAW的成员已经对战争做好了准备。底特律大都市区有200000名UAW会员。许多年轻人加入了军队，但那些留在荣格河、柳木场和其他工厂的人也有自己的任务。大约有25%的盟军军用物资将在底特律生产。蓝领工人们将把“汽车城”转变为“民主兵工厂”的中心地带。当日本人继续他们在太平洋的暴行时，柳木场成了一个真正的士气鼓舞者。“它是对珍珠港事件做出报复的希望所在，”《底特律自由新闻》报道，“当你看到柳木场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我们最终会给日本人一点儿颜色看看。”

铝和其他原材料会从柳木场一英里长的主厂房的一端进入工厂，然后被冲压、拉伸、打磨、加工或铆接成飞机零部件：不包括700000个铆钉，一架B-24轰炸机总共有550000个零部件。这些零部件将被安装成组件，组件将被送到两条平行的最终装配线上。此后，机身将在由地下电缆驱动的传送带上前进，由工人们完成组装。飞机下线之后将在毗邻工厂的一英里飞机跑道上进行测试。

尽管福特汽车公司在筹划和建设如此大又复杂的工厂上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但起初的两个错误几乎毁掉整个项目。对有经验的生产工人来说，这两个错误是显而易见的，然而由于福特汽车公司太过神秘，没几个外人会对它的那些最异常的决策提出质疑。即便在内部，管理者们也不愿意对上层所制定的政策说三道四：公司内也存在神秘气氛。这种服从曾经是令人鼓舞的，但现在，它就像紧身衣一样桎梏着问题的解决。

首先，在B-24的生产中，工厂可能不应该使用钢铸模具（共11000个）。耐用性强但制造难度大的钢铸模具适合于汽车生产。汽车不仅能达到数十万甚至数百万的产量，设计上的变化也相对较少。但柳木场预期B-24的年产量大约是5000架，在1943年，这一产量对飞机来说是了不起的，但对钢制的工具和模具来说不算一个大数字。另外，福特汽车公司据以建立新工厂的B-24设计方案并不曾在战争中接受检验。在美国参战之后，实战经验带来了设计上的不断变化。适应变化意味着柳木场必须重新铸造模具，这会造成生产的延误。由于特定的改进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体现在生产中，美军在1942年采用了极端的方式，暂时中止了对福特制B-24的改进。在年终恢复这个程序之前，福特的B-24轰炸机一直是严格限制在训练用途的。

柳木场所面临的第二个问题完全是亨利·福特造成的：工厂的选址使寻找战时劳动力变得极为困难。在大萧条期间，有大批经验丰富、值得信赖的失业工人可供汽车制造商们选择。但战争开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在珍珠港事件后的几个月内，工人拥有了选择权，他们可以选择工厂。一家离底特律市区25英里远的轰炸机工厂无法从通用、帕卡德、克莱斯勒、赫德森甚至福特的当地工厂那里吸引来太多的工人。公司代表在密歇根的乡村地区大批雇人，因为这里的工作机会不像底特律那么多。“一些人是从阿尔刚纳克来的，”克莱姆·戴维斯回忆说，他所说的是底特律东北方的一个小镇，“那里和柳木场之间来回有100英里。”即使在和平时期，这样长的往返交通也是一件令人头疼的事情，而当汽油的限量供应在战争时期开始后，如果没有特别批准或精心计划，交通问题是根本无法解决的。

唯一一件比招募工人更难的事情，就是留住已经招来的工人。在向非熟练工人提供培训方面，福特汽车公司是无可指摘的。实际上，它的培训程序可能过于详尽了。公司在把新移民、有犯罪前科者和残障者变成高效生产工人方面有多年的经验。在战争时期，它能够把工厂中的技术传授给了成千上万的新来者。但不幸的是，这些工人中有相当大一部分在学到本事之后立刻就离开了工厂，在底特律或其他大城市找到了新的工作。还有一个问题是，美国政府不断征召工人们入伍，去参加对德国和日本的战争。“1943年1月，”哈夫回忆说，“我们雇了1186个人，却失去了1669个人……这是一个可怕的更新率。”

福特汽车公司拒绝对政府在工厂附近修建住宅区的行动给予配合，又加重了劳动力问题。索伦森反对政府的这项计划是因为他认为预计两年才能完成的建筑项目将会占用工厂的劳动力。亨利·福特也坚决不同意修建工厂村，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不希望有更多的人住在一个被共和党控制的县。如果这个县的人口增加，支持工会的投票者就会增多。最后，福特汽车公司在工厂附近修建了自己的临时住宅区。但这里的工人住宅充其量只是小木屋而已，不可能长久居住，这使留住工人变得更加困难。不过，为了鼓励工人们开车上班，福特汽车公司在底特律和柳木场之间修建了一些平直的道路。另外，在埃兹尔·福特的支持下，公司还制定了一个分散化计划，把尽可能多的工作分配给了所在区域劳动力比较充足的福特各工厂。这种做法与鲁瑟计划有异曲同工之妙，也是以公司内调整为基础。

随着军工项目的进展，亨利·福特的烦恼也日渐增多，他很清楚，他的公司只剩下了美国政府这一个顾客——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这与“一战”期间不同，因为在“一战”中，福特汽车公司在参与军工生产的同时也在继续生产汽车。但在1942年，美国的军事动员程度要高得多。新车销售停止，福特汽车公司像其他所有汽车制造商一样成了美国军队的附属品。大批政府官员和巡视员来到福特的工厂，特别是柳木场工厂，提出要求，检查文件，随心所欲地审查运营状况。亨利·福特认为这是旨在控制福特汽车公司的一个阴谋。他对威廉·克努森的批评尤为激烈，“克努森来到这里的唯一目的就是控制我们的工厂。”他说。

冷漠而又暴躁的亨利·福特已经与从前那个充满活力的亨利·福特大不相同。历史学家戴维·肯尼迪精辟地评论说，福特是“工业化美国的一个性情乖戾的偶像”。福特已经退到了公司的边缘，尽管他对公司的每一项事务仍保持着形式上的控制。无论从公司内部还是外部来看，这种状况都不太容易理解。在1937年的轻微中风之后，福特本有完全康复的迹象。然而，他在1940年的很大一部分时间里一直疾病缠身，有时候甚至认不出多年的老朋友。尽管他的身体最终恢复，但在1941年，他又一次遭受了中风的折磨。他的身体并无大碍，但在精神上，他已经变了，而且失去了他的许多众所周知的性格特征。他很少像以前那样诙谐、随意、友好，幽默感荡然无存，易于急躁，缺乏耐心。更严重的是，那种长久以来促使他同真实或假想的不友好势力做斗争以保护公司的偏执狂现在完全瞄准了公司本身。福特只相信一个人，“我的哈里”，他喜欢以这样的称呼使哈里·贝内特区别于其他“哈里”。坚信暴力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贝内特在过去12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是亨利·福特的左膀右臂，但在1940年，他的地位又获得了戏剧性的提高。当福特的能量日益衰退，贝内特为自己攫取了更大的专制权力。“总的来说，福特和贝内特的关系是现实和情感、理性和本能、自私和无私的一种古怪组合，”历史学家阿伦·内文斯和弗兰克·欧内斯特·希尔写道，“两人均欣赏对方的技能和效率，喜欢对方的粗鲁，相信对方具备对付一个残酷世界所必需的优点。”

另外一个深受亨利·福特喜爱的人是查尔斯·林德伯格。1942年3月，林德伯格被福特雇为柳木场的试飞员。由于他被认作不受罗斯福政府欢迎的人，他被像综合飞机公司这样的一些企业有意冷落了。而亨利·福特是典型的不喜欢白宫的人，对他来说，林德伯格仍然是所有美国人的英雄。在看到柳木场之后，林德伯格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巨大的福特新工厂“处处都是机器、工具、涂有柏油的木地板和忙碌的工人……是机械化世界中的美国大峡谷”。福特告诉林德伯格，他要多少薪水，就能得到多少薪水。已经失去光芒的前飞行偶像回答说，他只接受空军上校的那种工资水平：每月666.66美元。

没多久，富有的林德伯格夫妇就住进了布卢姆菲尔德山的一所舒适的住宅。林德伯格开始了在柳木场检测和试飞轰炸机的工作。“美国政府遏制林德伯格战时职业生涯的意图使他更渴望证明自己是一名好军人，”传记作家A·斯科特·伯格（A.Scott Berg）写道，“他把自己重在努力的工作伦理上升到了一种更高的程度，绝不允许任何人批评他懒惰。他通常在拂晓之前就奔赴工作地点，而且在夜深之前不会回家。他变成了他自己的监工，在把分内的工作完成之后，他还会为自己安排新的任务。”

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对索伦森的专横忍无可忍的埃兹尔曾使用总裁的权力将索伦森解雇，他的决定也得到了欧内斯特·坎兹勒的支持。然而，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福特管理层的复杂斗争中，索伦森最终留了下来，被解雇的是坎兹勒。埃兹尔·福特怎么也搞不明白父亲为什么总是更尊重索伦森而不是他自己的儿子，无论如何这都是没有道理的。不过，埃兹尔还是学会了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尽管他和索伦森都对对方存有戒心，他们却成了工作上的一对好搭档：办公室中的埃兹尔做出决策，推动复杂项目的进展；工厂中的索伦森把宏伟的计划变为现实。最重要的是，两人都与罗斯福总统合作融洽。与父亲不同的是，埃兹尔认为总统是一个聪明、和蔼、不知疲倦的爱国者。1928年，埃兹尔曾在佐治亚州温泉市拜访富兰克林·罗斯福，并拿出20000美元为罗斯福在那里为小儿麻痹症患者而建的康复中心修建了一个游泳池。对只有在水中才有机会使用双腿的罗斯福，埃兹尔仰慕万分。后来，罗斯福总统凭借一辆专为手控而改装的1936年福特敞篷车获得了陆地上的自由感和灵活性。年复一年，埃兹尔家和罗斯福总统夫妇一直在交换生日祝福、节日祝愿和特别贺信。埃兹尔相信，罗斯福是一夜之间把底特律转化为一个“民主兵工厂”的真正天才。

在“二战”之初，埃兹尔·福特和查尔斯·索伦森发现他们的合作关系已经变得比此前任何时候都要紧密。原因之一是，他们认为他们必须为军工事业而结成一条统“一战”线。柳木场能够在1941~1942年拔地而起，两人功不可没。另外，他们也必须为自卫而团结：作为哈里·贝内特的两个主要敌人，他们都想与贝内特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做斗争。不过，埃兹尔也知道他永远也不能对权谋政治的高手索伦森掉以轻心。

受人尊敬、为人严谨的欧内斯特·坎兹勒重新登场亮相最终塑成了老式的三头政治。在离开福特汽车公司之后，他在银行业工作了一段时间，“二战”爆发后，他成了战时生产委员会（War Production Board）的官员，负责监控底特律汽车业。在得知坎兹勒的新职务后，亨利·福特又批评埃兹尔，说他正在被坎兹勒利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亨利·福特才是正在被利用的人，他的唯一信息和观念来源就是哈里·贝内特。

那时候，埃兹尔·福特也遇到了他自己的大麻烦。他的胃部不适长时间以来一直被认为是胃溃疡所致，但在1942年1月，他被诊断为胃癌患者。一些学者谴责说亨利·福特应该对埃兹尔的病负责，因为他的习惯性敌对态度首先就摧毁了儿子的神经系统和整体健康状况。其他一些人认为埃兹尔的病应归咎于他嗜酒的毛病。这两种说法都不完全准确。折磨埃兹尔·福特的是一种在20世纪40年代尚未得到充分认识的罕见疾病。1955年，现在被称作佐林格-埃利森（Zollinger-Ellison）综合征的这种病由俄亥俄州立大学医学院外科系主任罗伯特·佐林格（Robert Zollinger）博士首次提出。患佐林格-埃利森综合征的通常是30~60岁的人（埃兹尔·福特那时候48岁）。出现在胃、胰腺或上消化道其他部位中的肿瘤是这种病的罪魁祸首。1942年1月，埃兹尔·福特的胃被切除了一半，但毫无作用。现在，佐林格-埃利森综合征的最终治疗方式是切掉整个胃，但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还没有这种手术。埃兹尔的病不能直接归因于他与亨利·福特的父子关系问题。他只是不幸得上了一种当时的医学界仍未知晓的严重疾病。

接受手术之后，埃兹尔的虚弱仍在延续，而且在接下来的一年半的时间，他一直没能完全康复。在看到他的苍白脸色、憔悴身躯和痛苦的眼神之后，人们明白他的病已经非常严重。亨利·福特坚持认为埃兹尔的病是自找的。在他看来，如果儿子能采纳他的建议，按他的食谱和方式吃东西，像他那样锻炼身体，胃病就会根除。位于底特律的亨利·福特医院是中西部最好的医院之一，这里的一些医生也在观察埃兹尔·福特的健康状况，但对他们的意见，医院的拥有者亨利·福特不是不屑一顾就是坚决反对。

同时，哈里·贝内特也在竭力阻挠埃兹尔的工作，带着私心地打击埃兹尔。他时常散播他自己的医学观点，曾声称埃兹尔经常呕吐是因为他是一个意志薄弱的人。查尔斯·索伦森则努力保护着埃兹尔，这或者出自一种基本的同情心（在公司中，埃兹尔的身边极少有同情他的人），或者因为他不得不以任何可能的方式阻止贝内特的力量扩张。

1942年9月18日，为了以聚焦全世界最大轰炸机工厂的方式鼓舞盟军的士气，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对柳木场工厂进行了正式访问。美军在参战后的头几个月里挫折不断，福特的工厂将开始大批量生产远程轰炸机的消息对稳定军心有所帮助。一直到罗斯福夫妇把公众注意力吸引到柳木场时，人们仍然相信这家工厂马上就能产出大批轰炸机。

“为了保证他能看到尽可能多的东西，我们克服了许多困难，”柳木场助理主管洛根·米勒回忆说，“根据我们的安排，他的车在驶过夹道欢迎的人群和穿过组建装配区域时把速度降了下来。这样，他目睹了工厂中的情况。”

在那辆敞开式林肯轿车的后座上，亨利·福特坐在埃莉诺和罗斯福中间。埃兹尔坐在正对第一夫人的折叠座椅上，查尔斯·索伦森的座椅则正对总统。在汽车穿过工厂的过程中，索伦森和埃兹尔解释了工厂的生产程序。要解释的东西很多。“在行进过程中，”索伦森回忆说，“总统不时地指着引起他注意的东西大声惊呼。‘查理，那是什么！’只要他这么问，我们就停下车来解释给他听。罗斯福夫人同样很激动。她对工人们正在做的事情很感兴趣。

在一个多小时的参观过程中，亨利·福特始终一言不发。对索伦森来说，这就好比一个正在闹矛盾的家庭迎来了访客。“总统和总统夫人对福特先生很冷淡，”他说，“他俩都是大个子，坐在他们之间的福特几乎被完全遮住了。他无法融入那种气氛。埃兹尔和我有同样的感觉。”如果是在和平时期，坐在罗斯福夫妇之间让福特极不舒服是可以理解的。但即使是在战争时期，他也无法摆脱这种情绪。“亨利·福特恨罗斯福，”索伦森说，“他之所以恼怒，是因为埃兹尔和我忠于那一事业。我们正为那一事业贡献一切。”

但没过多久，工厂的问题就暴露了出来。罗斯福的访问成了“全世界最大轰炸机工厂”原形毕露前的最后一个亮点。拒绝见罗斯福夫妇的查尔斯·林德伯格仍然没日没夜地在柳木场工作，但他发现在索伦森和贝内特所制造的公司气氛中做事少不了争吵。令他最忧虑的是，B-24轰炸机有大量的提高致命事故概率的缺陷。“我确信，在福特汽车公司的官员们准备好如此精密的工具和机器时，他们意识不到B-24轰炸机的平庸，”林德伯格后来说，“但是即便他们对B-24的看法和我一样，我也不敢确定他们是否会改变生产程序，是否应该改变生产程序。政府希望工厂能尽可能早地生产出大批轰炸机。”

在福特汽车公司的模范性UAW合同于1942年1月到期后，公司又回到了敌对工会的老立场。这种转变的原因之一是，汽车工人的工会已经无法对战时劳动力施加完全控制，这使得零零散散的罢工又开始困扰福特的工厂，特别是柳木场工厂。极度偏执的亨利·福特相信，UAW正在利用战争控制他的工厂，尽管还谈不上控制他的公司。于是，他又一次开始反对工会，反对埃兹尔的建议。

在这个过程中，查尔斯·索伦森的地位一落千丈，尽管他仍然掌管着荣格工厂和高地公园工厂的生产事务。他数次因疲劳而昏倒在工厂中，耳鸣也时有发生，其他一些迹象也表明他的神经已经高度紧张。索伦森的恶劣健康状况以及柳木场的可怜产量，使哈里·贝内特找到了说服亨利·福特让索伦森离开轰炸机工厂的机会。没过多久，索伦森连踏进柳木场的权力都没有了。尽管这种变化代表着贝内特的胜利，索伦森却接受了被迫离开的事实。与此同时，美国军队正在为一个合同向柳木场的领导人施加压力。根据工厂的一名执行官所说，接替索伦森掌管柳木场生产事务的罗斯科·史密斯（Roscoe Smith）“因某些原因而表现不佳”。

史密斯被米德·布里克取代，布里克是亨利·福特的老部下，早在1904年就曾被福特亲自雇到皮科特大道工厂。在离开公司之后，他逐渐成长为汽车业声名赫赫的生产执行官之一。1914年，布里克回到了福特汽车公司。作为20世纪20年代荣格工厂的管理者，他把工厂的汽车产量提高到了平均每天9000辆的程度，好的时候甚至能达到一天10000辆。

在荣格工厂附近的福特行政大厦内，哈里·贝内特正在亨利·福特的庇护下扩展他的势力。尽管他并不接触生产事务本身，他却狡猾地在福特汽车公司和美国军队之间（更确切地说是公司领导层和监控军工生产的政府官员之间）的微妙形势中钻营着。“他试图与驻我们公司的军方代表结成同党，”托尼·哈夫回忆说，“这并非每次都能成功。我记得，贝内特曾经对一个军方代表说：（我要教育你，让你信服福特的思考方式。）但在我看来，他把那个伙计给害了。没过多久，那家伙就变成了一个酒鬼，被逐出了军队。”

当贝内特开始干涉采购事务，公司的生产部门和财务部门都感到极为头疼。在“二战”期间，采购舞弊的机会存在于每一个工厂，因为生产军用物资经常需要与新采购商签订大量合同。贝内特号称是一个与供应商交往甚密的人，有人也因此认为福特汽车公司的生意需要他的参与。然而，公司采购主管A·M·威贝尔（A.M.Wibel）不这么认为。“二战”中，1912年就加入公司的威贝尔掌管着最具效率的办公室之一。1943年早春，威贝尔指控哈里·贝内特在采购项目中有不正当行为。作为回应，贝内特利用他人事主管的特权要求公司解雇威贝尔。对此，埃兹尔坚决表示反对。威贝尔的正直对福特汽车公司以及军方官员对福特汽车公司的信任至关重要。“实际上，我们的所有合同都是以成本加固定利润为基础的，与固定价格大为不同，”会计部门的L·E·布里格斯回忆说，“这意味着我们的所有数据都得接受严格审计。正因如此，我们公司里有数百个代表空军或军械部（Ordnance Department）的政府审计员以及各种各样的组织。”采购上所出现的问题会引来政府的调查，进一步拖慢已经非常慢的生产进程。

在威贝尔这件事上，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亨利·福特身上。他必须在埃兹尔的直觉和贝内特的直觉之间做出选择。亨利·福特不光有反对埃兹尔的天然倾向，也对政府以任何方式影响他的公司深恶痛绝。于是，威贝尔被解雇了。这是这对父子之间的最后一次冲突。

4月，埃兹尔告诉查尔斯·索伦森他有了辞职的想法。那时候，他已经病入膏肓，无法再继续担任公司的总裁。但就在他的病痛日益加重时，父亲对他的排斥和苛刻却越来越严重了。对埃兹尔·福特就要死去的事实，亨利·福特或者不肯接受，或者根本不在乎。在他身边的那些人之中，持这两种看法的人都有。不管哪一种是真的，亨利·福特对病危的儿子如此残忍的态度可能最清楚地说明了一个事实：他的精神，他精神中最好的那一部分，已经失去了。

6周之后，埃兹尔在底特律市中心的亨利·福特医院接受了最后一次手术。来自他父亲的乳牛场的未经高温消毒的牛奶让他患了波状热。但这只是问题的一小部分。手术之后，医生告诉埃兹尔和埃莉诺，埃兹尔的病情已近恶化，医院已经无能为力。埃莉诺最后一次把她的丈夫带回了格罗斯·波因特的家。埃兹尔的孩子们全都回到了他的身边。亨利·福特和克拉拉·福特都没有来探望儿子。1943年5月26日，埃兹尔·福特死于家中。整个家庭沉浸在悲痛之中，福特汽车公司中那些指望埃兹尔真正掌权后把公司带入新纪元的人也绝望了。

亨利·福特的反应则让人难以捉摸，他的反应要看他的情绪以及他正在和什么人谈这件事。“即便埃兹尔的死让他伤心，他也在试图掩饰伤心，”福特汽车公司老员工查尔斯·沃里斯说，“我记得，他甚至评论说每个人都应该牢记世上所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是最合情理的事情。”斯坦利·拉迪曼夫人所听到的话则有所不同。“埃兹尔去世几周后，福特先生很想找一个能理解他感受的人谈一谈。他请我到博物馆去一趟，”她回忆说，她所说的博物馆就是亨利的绿野村博物馆，“他对我说，在他一生之中，他和埃兹尔从未能相互理解，甚至不能对视。现在他觉得，过不了多久，他就能与埃兹尔重新团聚了。他想，到那时他们将更好地彼此理解，继续在一起工作。”

尽管华尔街银行家们预计福特家族将把埃兹尔所持的41%的福特股票卖掉一大部分以支付巨额遗产税，福特家却已经找到了避免让他们的巨型企业上市的办法。1936年，埃兹尔曾说服父亲建立了福特教育和慈善基金会（Ford Educational and Charity Foundation）。由于福特汽车公司的股份被划分为有投票权和无投票权股份，基金会计划使福特家得以保留管理股，放弃其他股份以规避遗产税法。符合埃兹尔意愿的巨额捐赠使福特基金会成了最大的公益信托基金，埃兹尔的后代也避开了可能高达3.21亿美元的税单。

亨利·福特亲自接任了福特汽车公司总裁一职。几年以前，当他只有75岁，而且仍在为炫耀权力而与来访者赛跑时，他或许会是一个成功的总裁。但现在，在他还有几周就年满80岁的时候，他无论从身体还是精神上来说都已变得迟钝。他看起公司与政府签订的复杂军事合同来很吃力，他与政府合作的诚意也让人怀疑。不过，尽管福特本人不再出现在公司的各类工厂，哈里·贝内特却一直在工厂中执行着来自老板（或号称来自老板）的命令。

军方官员密切关注着福特汽车公司军工项目的进展。他们希望公司的效率能变高而不是变低。由于雇员数量仍停滞在必要数量的1/3，柳木场的生产进度仍然比原计划晚6个月。“这家巨大的工厂可能关闭，成为一个由错误选址造成的美国战争灾难。”

战争部（War Department）官员与欧内斯特·坎兹勒讨论了福特汽车公司的前景。他们甚至在考虑接管公司，这是在他们的合法权力范围之内的。威廉·克努森视察了福特的工厂，找出了工厂运作中足够多的需要改进之处，对米德·布里克的工作表示了支持。生产卡车、吉普车和个别其他产品的荣格工厂的运行从来就不是问题。1933年以来一直担任总经理的雷·劳施（Ray Rausch）让工厂的生产保持着必要的稳定速度。然而，为了给亨利·福特的执行能力加一道保险，海军秘书弗兰克·诺克斯（Frank Knox）给当时在五大湖海军训练中心（Great Lakes Naval Training Center）任职的海军上尉亨利·福特二世写了一封信，卸去了他的军职。迪尔伯恩比海军更需要这个25岁的小伙子，但从管理意义上说，把亨利二世叫回家是没有用的。亨利·福特连在工厂中给他的孙子安排一张桌子都不愿意，更别说把负有真正职责的工作交给孙子了。

秋季，福特汽车公司首席机械师拉里·谢尔德里克被不明不白地解雇，其他一些为公司效力多年的执行官也在压力下辞职了。最后，丧钟敲到了查尔斯·索伦森的头上。哈里·贝内特越来越大的势力已经预示了这个结局，但索伦森自己的错误也加速了这个结局的到来。“没有人会憎恨一个像亨利·福特这样备受关注的人，”索伦森回忆了他热情接待罗斯福夫妇的那一天，“当他出现的时候，聚光灯一定是属于他的。”索伦森应该知道，自从詹姆斯·卡曾斯第一次发现亨利·福特必须是T型车的唯一代言人以来，受到公众的注意一直是福特员工的头号罪行。1942年，《财富》采访了索伦森，并在以“荣格河的索伦森”为题的文章中插入了他那光彩熠熠的侧面肖像。副标题就像是英雄赞歌，“除了制造发动机、坦克和枪支外，他还掌管着全世界最大的轰炸机工厂。”这篇文章只是略微提到了亨利·福特。次年，主要出版物上又出现了几篇有关索伦森的文章。他希望公众的关注能支撑住他的地位，把偷偷摸摸的哈里·贝内特比下去。

1944年3月2日，最后时刻来到了。亨利·福特只给了查尔斯·索伦森一种选择：离开福特汽车公司。那一天，索伦森在日记中写道，“今早，坎普萨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亨利·福特认为我应该辞职。他的借口是，我有做公司总裁的野心。”

安东尼·哈夫对索伦森这位亨利·福特式的管理者做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我认为索伦森先生是一个伟大的生产人，但有时候，他的眼光有点儿过高。他时不时会让其他所有人吃尽苦头。”辞职后没多久，索伦森成为吉普公司威利斯-奥弗兰（Willys-Overland）公司的总裁。谢尔德里克也紧跟他的步伐，加入通用汽车公司担任了要职。福特汽车公司前采购主管A·M·威贝尔则成为纳什-凯尔文纳托（Nash-Kelvinator）公司的副总裁。

在来自军方的越来越大的压力下，柳木场终于在1944年获得了突破。凭借老福特汽车公司式的干劲儿，它最终生产出了一流的B-24轰炸机，完成了最初的计划。工厂总经理米德·布里克功不可没。在他那招牌式的严厉而又合理的领导下，工厂把潜力完全释放出来，从丑小鸭一跃变成了领头羊。在柳木场工作可不是一件闹着玩的事。音乐被禁止，小憩一会儿喝咖啡是不可能的，想抽烟更是做梦。工人们了解整个系统，系统也学会了使用没有太多经验的工人，这弥补了工人高流失率所制造的麻烦。到1944年夏季，柳木场已经生产了5000架飞机，工作效率高于其他所有生产的B-24工厂。它甚至担负起了额外的任务，比如制造备用零部件和改造老B-24。

随着生产方法的进步和员工士气的提高，柳木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42年，视察员们在工厂中发现了大约800个质量问题，但到1944年，这类问题已经下降到了20个。

为了激励工人，柳木场工厂的报纸刊登了一些柳木场制B-24轰炸机机组的文章。有一个机组把他们的B-24称作轻松黄（Yellow Easy）。“我们从来不用溺爱那架飞机，”机组成员之一，来自托莱多的理查德·A·波特（Richard A.Potter）说，“在严寒天气中，其他一些飞机需要躲起来用加热器给发动机热身，但轻松黄不需要。”这架飞机曾以位于意大利的一个空军基地为大本营进行长距离飞行。“第三次执行任务时，我们轰炸了维也纳新城，”波特回忆了对德国人的一次攻击，“飞机的一个螺旋桨完全折断了，另一个发动机也被高射机枪打得千疮百孔，飞回家的时候，它已经支离破碎了。但两天之后，它又一次飞上了天空，攻击了法国南部的一个目标。”“轻松黄”在第70次执行任务时坠毁于维也纳。但在发动机着火而且一个机翼断掉一半的情况下，它仍然能稳定滑翔，全部10名机组成员都用降落伞安全降到了地面。

设计B-24仪表盘的机械师乔治·桑纳尔（George Sunal）回忆说，打扫执行完任务的解放者轰炸机的机舱是一件令人心惊肉跳的事情。“许多飞机浑身都是弹孔，”他说，“有时候我们还会在里面看到血，那是因为有机组成员在战斗中受伤或阵亡。那种情景让人心碎。我想我做了很多事情。你会觉得你是每一架飞机的一部分。我们在工厂里待了那么长的时间，我们实际上是生活在那里的。”

陆军飞行部队（Army Air Force,AAF）发起了一次宣传活动，把B-24誉为有史以来最好的飞机。它们可以在无须重新加油的情况下飞行3000英里，可以每小时巡航300英里，而且能携带4吨炸弹。但宣传活动没有提到的一个事实是，驾驶这种飞机对飞行员们来说是残酷的。除了战斗中的危险，飞行员们在驾驶和着陆方面也承受着风险。在那个时候，飞机设计还没有把飞行员的感受考虑在内，B-24也不例外。挡风玻璃上没有雨刷，因此在恶劣天气中，飞行员们不得不把脑袋伸出窗外。气压作用是一个大问题，飞行员和其他机组成员常常呼吸困难。慢性头晕和恶心反胃是必然结果。因此，氧气罩通常是必备品。

为了让后方人民了解英勇的B-24飞行员，AAF做了很多努力。它请小说家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记录了欧洲和亚洲上空的许多英雄事迹。斯坦贝克把新一代飞行员描绘为美国拓荒传统的一部分：怀有个人自豪感、诚挚的爱国心和民主精神的男人。斯坦贝克写道，这些勇敢的飞行员是“丹尼尔·布恩（Daniel Boone）和亨利·福特的结合体”。这也是亨利·福特在“二战”中所得到的最好评价。

女性是战时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最著名的是柳木场的罗斯·门罗（Rose Monroe），她被誉为“铆工罗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一直搞不清罗斯的真正身份，原因也很简单。最初，美国政府散发了J·霍华德·米勒（J.Howard Miller）所画的一幅题为“我们能做！”的海报，海报上的妇女穿着一身昭显力量的工装，头上戴着一个大头巾。她并不是一个真实人物，只是一个代表国防工业女性劳动者的合成形象。同时，一个名叫罗莎琳德·B·沃尔特（Rosalind B.Walter）的纽约人创作了“铆工罗斯”一歌。作为爵士乐时代对正为民主而战的女性的献礼，这首歌传唱全世界。在公众的热情之中，有人开始寻找代表“罗斯”的真正工人，希望能据此促进战争时期的团结。他们在柳木场找到了这个人。出生于肯塔基州萨默塞特的罗斯·门罗自认为是一个“假小子”，曾经历过极度贫穷的生活。1940年，她的丈夫在一次车祸中身亡。珍珠港事件之后，她投身后方生产事业，加入了柳木场工厂。

罗斯从不惧怕艰苦的工作，搬运金属板、安装零部件、挥舞手锤让她的臂膀疼痛不已，但她从不抱怨。全美各地都有罗斯·门罗这样的受人尊敬的女性工人，她们所制造出的B-24将帮助盟军击溃希特勒的陆军和东条英机的军舰。

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柳木场的B-24制造工中还有一些“小不点儿”，也就是12个身材极为矮小的人。他们之所以被雇用，是因为他们可以爬进制造中的B-24的狭窄空间。他们竟然能铆接机翼内部，检查方向舵。小不点儿之一罗伯特·哈迪（Robert Hardy）甚至成了亨利·福特的朋友。哈迪出生于密歇根州怀恩多特，读高中时辍学，加入了纽约的一个叫作罗斯矮人（Rose's Midgets）的音乐剧团。“二战”爆发时，23岁的哈迪听到了柳木场需要12名“小个子”装配工的小道消息。于是，他穿着自己的唯一一身衣服来到了底特律，并立即被福特汽车公司录用了。“福特把我送进了学校，”哈迪回忆说，“让我在那里学习了铆接理论课程。”随后，他加入了UAW地方50（Local 50）组织，并成为一名飞机检验员。

“二战”期间，除了女人和小不点儿，还有许多黑人在福特的工厂找到了工作。帮助黑人们对付种族问题所带来的困难是亨利·福特一生不变的一个追求。除了对大名鼎鼎的乔治·华盛顿、卡弗领导的塔斯克基学会提供经济支持外，他还同本地的一些黑人亲如家人。他向底特律的教堂提供资助，向那些在他的反工会斗争中一直忠于他的人赠送礼物。“在美国工业家之中，福特对黑人的政策是与众不同的，这说明，在利己主义和成功的管理之上还存在一种真正的博爱精神。”奥古斯特·迈耶（August Meier）和埃利奥特·鲁德维克（Elliott Rudwick）在《底特律黑人和美国汽车工会的成立》（Black Detroit and the Rise of the U.A.W.）一书中如是写道。

当然，柳木场并不是唯一一个在“二战”中从事军工生产的福特工厂。公司在密歇根上半岛的铁山也有生产设施，这里的林场出产滑翔机。迪尔伯恩的荣格工厂生产1/4吨重的4×4卡车——吉普车，这是福特汽车公司最成功的战时项目之一。

“二战”中，能适应各种地形的吉普车无处不在。1942年早期，就在英军和美军正想办法追向北方与行动迅速的日军交战时，一箱箱来自迪尔伯恩的吉普车已经在缅甸仰光的码头上准备就绪。在技工们把吉普车组装起来之后，士兵们马上就开着这些车驶向缅甸北方的丛林和稻田去拦截敌军。这被认为是吉普车在战争中的首次亮相，尽管苏联人自1941年的《租借法案》以来一直在使用吉普车。

在政府和军队的敦促下，福特汽车公司最终将潜力完全发挥了出来，它在军工生产中所发挥的作用与它在和平时期的经济地位几乎是完全相称的。事实上，福特汽车公司以及走上正轨后的柳木场都创造了一个典范般的纪录。大批B-24远程轰炸机参战毫无疑问加速了欧洲大战的结束。在“二战”中，福特汽车公司共生产了8685架B-24轰炸机、57851台飞机发动机、277896辆吉普车、93217辆卡车、26954台坦克发动机以及2718辆坦克和反坦克装甲车等不计其数的重型机器。詹姆斯·M·加文（James M.Gavin）少将还称赞福特汽车公司生产了4291架美国历史上最好的无发动机滑翔机。另外，林肯汽车公司也为B-24贡献了24929个机舱。

人们经常把盟军形势的好转归功于美国的军工生产。但当大局已定时，军工生产骤然停止了。1945年4月17日，AAF和战时生产委员会发布了停产通知。“致福特柳木场工厂的全体员工，”通知说，“正在变化的战时需求以及德国空军的迅速溃败减少了陆军空军部队的军备需要。因此，生产规模将逐步缩小，在1945年8月之前，生产将完全停止。”

在被美国政府拆掉机枪、炸弹和照相设备后，数百架B-24轰炸机被从欧洲运回了柳木场。“二战”中最被认可的偶像之一B-24很快就过时了。例如，存在新墨西哥州某政府仓库的近500架福特产B-24最后都被摧毁或拆成零部件出售了。柳木场的兴旺时期结束了。

1945年8月，随着两颗原子弹分别在广岛和长崎引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日本人投降后，底特律人聚集在伍德沃德大街和密歇根大街，以游行和集会欢庆胜利。大多数工业企业都急于回到它们在和平时期的老本行。但福特汽车公司却已处在被人忘却的边缘。它像其他企业一样无法回到战前的时光。随着埃兹尔·福特和查尔斯·索伦森的离去，过去的那个福特汽车公司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且在某个人接替亨利·福特之前，公司也无法继续前进。这个接班人要么是亨利二世，要么是哈里·贝内特。对福特汽车公司来说，在最后一场战斗打完之前，战争不会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