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无法逾越的障碍

残雪

模仿是人类的天性，这个天性里头包含了如此巨大的功利，使得世世代代的人们乐此不疲，以至于遮蔽了人性中那个最为古老的源头。

我最早的记忆是三岁多时的一件事。似乎是，我从小就缺乏肢体模仿的能力。那时的幼儿园经常排节目，在我的印象中，我特别害怕这类活动。具体情形是如何样的全不记得了，留下的只有深深的恐惧。似乎每一次，我都像个傻瓜一样站在队伍里，或茫然地跟着队伍移动。有一天，是周末在家里，父母要姐姐表演一个节目，好像是跳舞，姐姐是个乖女孩，马上表演了。接着他们又要我表演，那一刻我恨不得钻到地下去。但父母都是很执着的人，他们更起劲地催促我，于是我只得大哭起来，把大家的好兴致全部败坏了，搞得家人愤愤的。很久之后，当我已经成年时，说起这事来，他们仍然不理解，唱歌，跳舞，这类他们看作是儿童天性的事，对于童年的我来说是多么的不可能。虽然我在幼儿园的时间十分短暂，但连一首儿歌也没学会，更不要说跳舞了。我对幼儿园的惟一深刻印象就是每天盼着外祖母的身影出现在栅栏那里。幼儿园里的那些个游戏，还有风琴的曲子，它们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从来没有弄懂过。

后来我上小学了，我是一个极为内向的孩子，具有惊人的自制力。这个阶段，我已经尝到了一些模仿的甜头。比如写毛笔字，我的手性是最差的，握着笔的手既发抖又没个定准。我很羡慕字帖上那些美丽的汉字，于是我花费了比别人多几倍的努力去练习，居然一跃成为班上毛笔字写得最好的学生之一，受到老师的表扬。在那个年头上学，还有什么是比老师的表扬更令人兴奋的呢？还有跳皮筋，我始终学不会通常的跳法，人家都是用脚掌钩皮筋，我却用脚背去钩，无论如何改不过来。但由于我付出的努力比别人多几倍，这种将错就错的跳法终于使我慢慢摸索到了接近正确的途径，后来我也跳得比较出色了。

在小学里面，只有一样事我学不会，而且那也是我生活中的最大恐惧。我说的是上课时的发言，尤其是语文课和政治课的发言。尽管天天听老师说那些听了昏昏欲睡的套话，如果要我模仿，则难于上青天。所以我读了五年多书，从来也没有举过一次手主动发言。如果不幸被老师叫起来了，就脸涨得通红，声音像蚊子叫，句子不成句子。或干脆一语不发地站在那里受煎熬。这种可怕的经验一年里面有一两次。要是算术课或地理课就好多了，直接说出答案就是。现在看起来，如果要让少年时代的我学会那种“发言”，除非每天逼着我对镜子练习演讲，就像我练毛笔字一样，也许会有一点点进展。我的喉咙，我的舌头，这些肢体运动的工具，无论如何也没法将常人习惯的“话”说得流利。这也许是我二十多年后以笔为舌的直接原因？但也不尽然。在二十一世纪初，我接受过日本三大报纸的共同采访。在那次采访会上，我系统地叙述了我的文学观，流利地轮番回答了每一个记者的提问。我顺着自己的逻辑说下去，一下子就变得滔滔不绝起来，记者们都受到了感染。这里头确实有些神秘的东西，同每个人的语言系统有关。

我的身体并不是天生不协调。比如跑步，这种从幼儿时代就以最自然的方式发展起来的运动，我能够做得最好，不但跑得很快，姿势也很好。而游泳就不同了，我十一二岁才开始学，一直到二十七八岁还每年都去游，很认真地学，但我的最远纪录是两百多米，速度为半小时两百米。我终于放弃了对游泳的学习，但直至今日，我快五十三岁了，我仍然每天跑步。也许我的身体的性能就是对于我的社会属性的一种形象描绘：我极难适应外界的活动，到任何“单位”都觉得别扭，却在三十岁时自立门户，干起了个体裁缝；我极为厌恶官话套话，打死我也说不来，却能够在自己的文学领域里自圆其说。

文革期间我放弃了上中学，就是对于那种我没法模仿的语言的恐惧。那时天天搞大批判，每天都要发言，我一想到这些事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实际上，不上学使我找到了学习语言的正确的模仿途径——阅读文学书籍。这样，我不知不觉地学会了模仿，同时也保留了不模仿的权利。那时，为了从熟人那里借到一本小说，我可以在一天里头跑30多里路。上午借来，匆匆地看，饭也不吃，晚上还得去还书。一本好书反复地读啊，抄写啊，甚至连插画都要用透明纸蒙着描下来。强大的动力将模仿变成了最快乐的事。

青少年时代，我读过哲学书，历史书和文学书。到头来，只有读文学书的那种模仿是永不厌倦的，那就如我童年时代的奔跑一样自然。的确，文学几乎就是我的肢体的语言，这种语言的选择性极强，但一旦学会，就有无穷的表演前景。我常想，我会要等到自己衰老不堪，连句子都记不起了的时候才会停止写作。在那个不要文化的时代，一本好书可以使我连续一个月生活在白日梦当中，那种梦就如同电视连续剧的回放，就连角色对话的语气之精微都能全盘保留，当然也被浓浓的自我的色彩所浸透。还有谁比我更乐意这种模仿呢？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也许我从一开始就是那种广义的“本色演员”。我的本色不是某一类的角色，而干脆就是文学艺术的本质。确实，我一辈子都坚信有一种这样的本质，她深深地嵌在世俗的事物当中，而我的使命就是将它表演出来。这种表演需要的不是那种表层的模仿技巧，而是一种深奥的灵魂复制的能力。我感到老天已经将这种能力赋予了我，我决不能将它白白浪费掉。我要将我内部黑暗混沌的处所发生的一切复制出来，我认定只有这，才是我所乐意的那种模仿。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在我的青少年时代，为什么除了读文学书，其他方面的模仿对于我来说都是如此的艰难，或者根本就做不到；为什么我的肢体的活动常给人一种不协调的、难受的感觉；为什么我连人之常情都学不会。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内部的那个幽灵在保护着我的才能啊。如果我终于学会了那些事，如果我变得协调了，看起来顺眼了，我生活中的重心也就转移了。所有的心的渴望，都是向着愉悦展开的。一颗自由的心，就是一颗以最合理的方式发挥能量的心。我认为自己在漫长的写作年头里不断地获得过幸福。

2.沉重的包袱

残雪

一早起来，我就在忐忑不安。班主任老师规定，这个星期里头每个人至少要做一件“好事”。而今天已经是最后期限——星期六了。如果再不抓到机会做好事，下个星期我就有可能挨批评。对我来说，当着全班人的面挨批评可是要命的事。我拿了两个馒头就匆匆往学校赶。前几天，因为去学校不够早，扫帚和撮箕都被人拿走了，我只好眼巴巴地看着同学们“做好事”，自己插不上手。啊，当时我真像热锅上的蚂蚁。如果我不吃饭就来到学校，也许可以拿到扫帚。但我又害怕那时同学们还没来，只有我一个人孤零零地扫操场。要知道过一会儿他们都来了的话，我在他们面前会多么害羞啊。就好像我是特意做表现，做给他们看的。我想来想去得出了结论：我必须既不早也不迟，要选在刚好是那些经常做好事的同学到校的时间到校，然后混在他们当中去抢一把扫帚，这样就没人注意我了。最近经常做好事的同学有班干部也有“要求进步”的学生，有不少人呢。

我跨进校门之际，很快就发现自己到早了，到处静悄悄的。那么，扫帚拿还是不拿？拿的话，万一现在来了同学和老师，看见我一个人这么早在扫操场，他们会怎么想，我又会是多么的难为情！如果不拿，等同学们来了，还不知抢不抢得到呢。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再也没机会了，要是被老师骂一顿，那才是更可怕的事。我选了一把好扫帚握在手中。糟糕，对面有个人来了。待他走到面前才看清是个工友，于是松了一口气。我一直走到操场尽头，靠食堂的拐弯处，这样别人就都看不见我了。我就在那个弯弯里面慢吞吞地扫着落叶。过了好一会才听见喧闹声，是他们来了，他们在我对面一字儿排开，扫过来。我连忙跳出来，对着他们扫过去，同他们汇合。“咦，她也在这里！”有人吃惊地说。我很得意，在心里欢快地反复对自己说：“我做了好事了！我做了好事了！”那一天晚上，我在日记上写道：“我今天做了好事，做好事并不难……”

母亲反复强调说：“要学好，要做好学生。”我知道她的言外之意。并不等于我搞好了学习成绩就是好学生了，我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的。但我的品行鉴定上总是写着：“要关心集体，多参加集体活动。”母亲就是因为这个对我不满。

有人每天下课后不去玩，留在教室里将弄乱了的课桌一张张摆整齐，我应不应该和她一块干呢？可她是班干部，老师面前的红人，我什么也不是，我要去做的话，别人一定笑话我。我只有在大家都一齐做好事的时候才敢掺乎在里头去做。比如从家里带一块抹布来擦玻璃，倒一倒垃圾。可是这种时候老师没注意到我，所以她对我的印象还是维持原样。大概她认为我是个阴沉的、不爱说话的孩子，对争当好学生没有兴趣。其实，我多么羡慕那些好学生啊。但我也知道我是当不成好学生的。我同那些好学生太不一样了，要让我变成他们那样，简直是要让太阳从西边出来。

好几年里头，我一直被“做好事”的沉重的包袱压得伸不起腰来，因为老师每个星期都要总结班里头的好人好事。有几次，班上几乎每个人都得到了表扬，可就是没有我的名字。实际上，我每个星期至少做了一件好事，比如倒垃圾啦，比如捡干净地下的废纸啦。可是她没看见，班干部也没有向她汇报，我太不显眼了，做好事的时候又太爱害羞了，就像做贼一样。与此同时，很多人都喜欢当着老师的面为集体干活，老师一走，马上就把手里的活一丢。

老师反复在讲台上说：“班级是个大家庭。”我听了非常害怕。因为这对我来说意味着每天都要做好事，还要去关心同学的困难。班上谁有困难？我不知道，因为我只同两三个同学有来往。我怎样才能担负起家庭成员的职责呢？在老师的授意之下，有一个成绩很差的同学主动来找我了。这个同学把我带到她的家里，是很破旧的木板楼，处在城市贫民窟里头。我兴奋得要命，那摇摇晃晃的楼梯，那又黑又小的房间，对于我具有多么大的诱惑力！我们坐在黑房间里聊天，快活极了。聊完天才开电灯，匆匆将作业写完了。当然我也给了我的朋友应有的帮助。但是我和我的朋友都不知道这种事情要向老师汇报，我们都懵懵懂懂的。我对这个同学的“帮助”持续了半个学期，我们一块玩了很多好玩的地方。我们的老师似乎忘记了这回事，也可能是我做好事的效果不显著，反正后来没有表扬我。到了下个学期，教师就不再要我帮助同学搞学习了。期末时我得到的评语仍然是：“要多关心集体，关心同学……”我把我的学年记录藏起来，但家里人还是看到了。我感到我是一个有致命缺陷的人，时常心事重重的。所幸的是童年时的诱惑太多了，那些游戏常常可以使我忘掉自卑，重又同大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我对作为大家庭的班级一点好感都没有，唯一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同一个一个同学的交往。我最喜欢同某个女孩去她家。一般她们住在贫民窟里，属于“早当家”的孩子。她们一回家就要做家务，生火啦，淘米啦，做饭啦，洗衣啦。她们做起活来一举一动都那么优美，我简直看呆了！我由此知道，被我所厌恶的家务劳动（因为耽误了我玩的时间）还有这么大的乐趣。手工劳动那种宁静的、聚精会神的优雅铭刻在了我的记忆里。至今我仍然感叹：她们是多么美丽的女孩子！

何等的有才能！

做不了好学生，又羞于同老师接近，所以也出不了头。现在看起来这真是很好的事。孤独感锻炼了我的意志力，还有独当一面的能力。更主要的是，孤独让我养成意识到自身的存在的习惯，并得以将这习惯保持下去，使自己能在人生的重大关口做出正确的选择。在我那个时代，“不合群”是一个小孩最大的缺点，必须要加以克服才能走进社会。这种情形今天已经有所改变了。我时常鼓励家庭里的下一辈做不合群的事，希望他们能在某种程度上保持孤独。据我亲身体验，我接触到的某些小学老师是多么的糟糕啊，同四五十年以前比较起来似乎毫无进化，反而还有了新的问题。也许，一个孩子要真正有出息，仍然只好成为一个为集体所排斥的人？我所说的出息，当然不是指做官成名之类，而是做一个独立不倚的个人。

3.交流的冲动

残雪

那是我读小学三年级时发生的事。

我在班上是一名不被注意的学生。除了成绩好之外，在其它方面很少有人关注我。我太腼腆，也太压抑，很难同人交朋友，也羞于在众人面前表现自己。大部分课间休息时间我都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一动不动，看别人玩。只有当同学们的游戏缺人时来叫我，我才跑过去。然而这种时候是多么的少啊。一方面我害怕被人注意，另一方面，我又是那么地渴望有人来叫我，注意我！

我们住的大杂院的隔壁是一个食堂，食堂里长着一棵古桑，桑树的树干从瓦屋顶上伸出来，巨大的华冠伸展在我们院子的上空。到了夏天，古桑就结出很多美丽的紫色桑椹。风一吹，成熟的桑椹掉在院子里和屋顶上。围墙的下面有一堆水泥板，从那上面可以爬到食堂的屋顶上去捡桑椹。我几乎每天都要上去一小会儿，从离得最近的那些瓦缝里捡桑椹，捡回来洗干净，当水果吃。这一天，我决心要捡一大捧桑椹带到学校去，让同学们都来羡慕我，问我要吃的。我也要表现自己一回。上课的时候，我被这个计划暗暗地激动着，几乎都没听见台上老师在讲些什么。

中午吃过饭之后，我就迫不及待地和朋友一直爬上去了，当然是瞒着大人的（他们正在睡午睡呢），不然要挨打。

啊，收获真不小！都是刚刚掉下的，那么新鲜，那么饱满，看了都馋得要流口水了。但我一颗也舍不得吃，都放在手巾里头。很快屋檐这边的都被我们捡完了，但是靠屋脊那边还有几十颗最大、最好看的！我几乎不假思索就往那边的瓦上踩去，一下就捡了十来颗，简直心花怒放。踮着一双赤脚下来的时候，突然脚下的椽木“咔嚓”一响，我的半个身子立刻陷下去了。当我终于用力爬上来时，几乎魂都被吓掉了。“啊呀！啊呀！”我的朋友喊道。但她马上停止了喊叫，因为我已经上来了。手巾里头的桑椹始终被我紧紧地抓着。我们下到地上时，朋友嘀咕道：“以后再不来捡了。”我也是这样想的。

那天下午在班上，我感到像过节一样快乐。男同学和女同学一轮又一轮地来找我要桑椹吃，连课都上不安了。我一次给他们两颗，他们都很馋，吃了又来要，还好奇地问：“哪里捡的？告诉我吧，告诉我吧……”我当然不告诉他们。实际上，我心里正忐忑不安呢。我的不安并不是自己刚刚遭到过大的危险，而是害怕被我踩塌的那个大窟窿生出事来。万一调查出来了呢？我的朋友会不会讲出去呢？可是看着同学吃我捡来的桑椹，被人需要的感觉是多么好啊。我第一次成为了大家注目的中心。

一连好多天，我在家里都很不安，不敢看父母的脸。在宿舍里，我也是躲躲闪闪，尽量少露面。然而一切都很平静。

直到过了一个月之后，才隐隐约约听人说起隔壁食堂屋顶上的那个大窟窿，但并没有提到我的名字。一定是围墙那边的人过来告状，但没有抓到现场，最后就不了了之了。当年秋天，那棵美丽的桑树就被锯掉了。

如今我仍然不理解，当时我哪里那么大的勇气，一脚就跨过了危险区。要知道，那是一座多年失修的房屋，瓦片下的椽子几乎全都朽坏了，我真是胆大包天啊。而我的朋友，一直小心翼翼地扶着墙在靠屋檐这边活动。

4.封闭与敞开

残雪

一般来说，害羞内向的孩子往往自我意识较强。小时候我很怕见生人，如果父母向客人介绍我，我总是满脸通红，恨不得立即跑开。到外面去同人打交道更是紧张得不行。7岁那年，父亲带我到食堂给家里买饭菜。他在那边买菜，叫我在这边排队买饭。我随队伍移动着，快到那个窗口了，我的全身都在发抖。啊，爸爸怎么还不来呢？我终于绝望了。怀着赴死一般的决心，我将饭篮子放进窗口，用力提高了嗓门喊道：“三十两（即三斤）！”可是因为太慌乱，我将饭票掉了两张。里头的师傅说饭票不够。幸亏父亲过来了，从地上捡起那两张饭票补上。后来这事成为家里的笑话。

我到底怕什么呢？我真的是对生人感到害怕吗？细细一想，恐怕最怕的不是别人，而是暴露自己吧。向不熟悉的人敞开自己，又不知道别人会如何看待自己，对于我来说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我自己是自成一体的，所以特别“幼稚”，特别不懂得社交的礼仪，而且也学不会。那个时候的“自我”，是模模糊糊的，见不得人的影子，在光天化日之下总是缩到墙角的。

上学以后，最害怕同老师在外面邂逅。老师对于我来说当然也是很陌生的。我应该向她（他）打招呼吗？还是装作没看见？或者躲开？大部分时候我远远地看见了那个身影就躲开了。也有的时候躲不掉（狭路相逢），我就红着脸叫一声“老师好”。当然，我从来没有主动同老师说过话，那对我来说是无法设想的事。

被“外人”打量，同人打交道是多么可怕的事啊！这种时候，我总是深感自身的褴褛和不像话，我不知道要如何开口才是体面的，合乎规范的。每一次，我都希望自己这副不自在的身躯马上消失，或希望煎熬快快结束。然而事情还有另一面。同家里的姊妹，同我的那几个朋友在一起时，我总是那么急于敞开自己，要将自己的新奇念头告诉对方。很少有人像我那么渴望交流的。而且我对于别人的故事也怀有非同一般的兴趣。和伙伴在一起时，我的话很多，谈自己，也听别人谈。天南海北的竟可以聊到半夜还不睡，兴奋得要命。

成年之后我虽然有了一定的自控能力，但仍然在社会上难以立足。我只要进入某个单位，便会陷入自己永远适应不了的泥淖。虽然我也懂得那里头是什么样的黑洞，那些复杂关系是怎么回事，但我就是处理不好。因为我缺乏那种文化性的本能反应，也不打算学那一套，所以在任何单位都是个“异已”。

一个人的作品，就是他在几十年里头塑造出来的自我的形象，精神的世界。我的小说世界排斥读者，一般人很难进入到里头，那种封闭性令人生畏。我的用词造句都极为朴素，从不用生僻的字句，但一般读者就是有难以逾越的障碍。这是因为我从不写大家所公认的这个世界里的事，我将这个所谓的“现实”世界看作一个表层的世界，我的兴趣在海上冰山下面的部分。只有属于夜晚，属于人的原始欲望的东西才是我的书写范围。然而，属于原始欲望的描写应该具有最大的普遍性，所以我的古怪的作品又是向一切关心精神事物的人们敞开的。读这样的作品不需要很高的学识，只需要敏感性和渴求，以及一定的阅读现代主义的经验。我是多么渴望交流啊。交流使我仿佛回到了少年时代与伙伴彻夜畅谈的情境，每一次都是一个意外的惊喜，一件无价的礼物。在交流中，坚冰被打破，作品的形态浮出海面，闪烁着异域的光芒。那些作品就是我，是通过交流而成形的我，那么开放，那么自豪，而且坚不可摧。但大多数时候，作品在海底沉睡，它们等待勇敢的探索者来激活它们。

残雪作品（也是一切现代艺术作品）所包含的这种阅读的二重性，是由几十年的坚守自然而然形成的。几十年前那个怕见人的影子终于发展成了一个庞大的小说世界。

5.一次机会的失去

残雪

儿时的我，对语言的领悟能力极强，可是对人际关系的领悟能力极差，属于那种特别“嫩”的类型。

我去报名上学时，老师拿出一个识字本，那上面的字我大部分都认识，可是由于腼腆害羞，我一律摇头。最后哥哥着急地说：“一个字都不认得会报不上名！”于是我才勉强随老师的手指移动说出了三个字“毛－主－席”。我就成了一年级的小学生了。

那位女老师戴眼镜，长得很秀气。她似乎是很快就发现了我对语言的敏感，上课总叫我起来回答问题。有一天，她在班上宣布说，我已经被任命为副班长。她说完这句话大家就拍起手来。我是多么受宠若惊啊！我的脸涨得通红，宛如在梦中。我，竟然要当副班长了。接下来便是恐惧，因为我不知道副班长意味着什么，与别的同学有些什么不同。

有一天，老师在放学时宣布，班长和副班长第二天要提早到校，到少先队活动室去，学校有任务安排。这几句话我当时好像听懂了，又好像没听懂。我只知道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明天我必须提早去学校，去少先队活动室。那个地方我从来没进去过，只是凭感觉猜测出它的大致的位置。

唉，多么可怕的一件事啊，明天我怎么办啊，我可要鼓起勇气啊。那天夜里，我想啊，想啊，对这件事无论如何想不出个头绪来。

第二天我早早地到了学校。一进校门我就往那间放队旗和队鼓的房子那里跑。房子的门关得紧紧的，再看周围，一个人也没有。怎么回事，也许我来早了？那就等一等吧。可是等了好久，还是没有人来。为什么班长也没来呢？有几个老师手拿馒头一边吃一边过去了。又有几个学生也过去了。他们看都不看这间房子一眼。我突然感到很窘迫，赶快站到房子的对面去了。我在那边眼巴巴地看着这边，企盼奇迹出现。到底怎么回事嘛。难道我找错了地方？我又在周围转了一圈，觉得只有这个房间有点像，因为这里不但放队旗队鼓，排练节目也是在这里面，我曾见到高年级的学生在里面唱歌跳舞。可是他们为什么还不来呢？等的时间多么漫长啊。终于，上自习的预备铃响了，我被吓了一跳！啊，不会再有奇迹出现了，根本就不会有人到这里来！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我，一个一年级好学生，怎么会连老师的话也听不懂呢？

我怏怏不乐地走进教室坐了下来。她，也就是叫我去少先队活动室的这个班主任老师，这个清秀的戴眼镜的胡老师，她进来了。我坐在一排，她最先看到的肯定是我，可是她一点也没有惊奇的样子。她拿起书，带领大家读课文。第二节、第三节课还是她上，她没提到那件事。我以为她总会提到的，但她以后再也没有提到。

不知不觉地，我这副班长成了挂名的，老师再也没有交给我任何任务。而我，对于那一次去少先队活动室的事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我已经弄清了，那间房子的确就是少先队活动室。但那天早上为什么没有任何人到那里去呢？为什么班长也没到那里去呢？我是不敢问班长的，那个小男孩，我从未同他说过话。他是老师所信任的红人，名副其实的班长。

这是我命运中第一次做人上人的机会，而我，稀里糊涂地将它错过了。是我错过了，还是我的老师改变主意了呢？这种事情再也搞不清了，而后来在学校也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