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神秘的大人们的世界

残雪

住在院子西头的那一家，家里的父亲在郊区劳改，很少回家，母亲也在远郊的一个小学劳动，一星期才回家一次。那一家有三个年龄接近的女孩子，我同她们常在一起玩。她们都是能干的，会做家务的小女孩，也很懂得享受生活。只要谁攒下了两分钱。我们就一块去书摊上看图书。这一家有九口人，住在两间房子里，一个八十多岁的奶奶瘫痪在床，全靠小女孩们照顾。家里有点拥挤，却被几个勤快的女孩子收拾得干干净净。我虽同女孩们趣味相投，稔熟，可是她们的父母在我眼里，始终是一个不解之谜。那位父亲和那位母亲很少同时回来度假，一般是岔开。大概只有过年才团聚。据女孩们说，团聚时总有激烈的争吵，然后一方摔门而出，提前回了单位。

那时我和这家的女孩们最恨另外一个娇里娇气的女孩子。她家的父母是单位的小干部，她当然就比我们高一等，我们背地里叫这女孩“小姐”。那时“小姐”是一个蔑称，指妖里妖气，不爱劳动的女子。我们平时受了“小姐”的气，心里很想报复。有一天我正在这家看图书，最小的妹妹进来了，她双眼发亮，做出很机密的样子告诉我们几个说，“小姐”在后院那里洗澡（那时每到夏天，很多人就在院子里背人的地方架几块砖，站在上面用桶子装了水洗澡）。于是她们三姐妹按早就商量好的计划，提了一桶脏水，朝那个方向猛地泼出去，然后飞快地回到房里。然而她们闯了大祸。站在后院洗澡的竟然不是“小姐”，而是她们自己的母亲。最小的妹妹眼睛近视，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大错。

事情后来的发展是非常奇怪的。被淋了一身脏水的，瘦小的母亲气急败坏地将三个闯祸的女孩招到一块，没有骂她们更没有打她们，只是命令她们坐在房里“学习毛主席著作”，学完后做检查。愁眉苦脸的三个孩子坐在竹床上，念一念毛主席的“老三篇”，又打一会儿野。母亲则垮着脸，不时过来呵斥几句，叫她们“集中注意力”。当我偷偷地在她们家门口露头时，那位母亲就愤怒地提高了嗓门警告她们说：“你们不要被坏人教唆，利用！”难道她说的竟然是我？可是不是说我又是说谁呢？屋里没有别人，她是看见了我才说这话的。那一刻我真是受了惊吓，回到家里好久还惦记着这事。长久以来，我就感到大人们的世界是极其神秘而又不可理解的，这一次的事更加重了我的这个印象。明明是她们自己犯下的错误，同我毫无关系，为什么说我是背后的教唆者呢？我不过是去她们家去得勤一些罢了，再说她家姐姐比我还大两岁呢，我教唆得了她们吗？关于大人们的事情，我发现的神秘之处太多了。我觉得他们思考问题的逻辑也是非常神秘的，绝对不可理解的，就如同这件事一样。所以对于这类问题，我不可能想得很深入。我决心把这件事忘记，并且以后少到她们家去玩。毕竟，那位母亲说出那样的话来令我不寒而栗。

可是不到她们家去玩又到哪里去玩呢？我性格孤傲，腼腆，同院子里其他的孩子都不常来往，只有这几个热情的女孩子是我愿意结交的。于是过了不久，我又鼓起勇气到她们家去了。玩笑之间，她们又谈到那一次的“错误”，大姐又骂了小妹几句，说她“眼睛没吃油”。慢慢地，我就淡忘了她们母亲对我的那种特殊看法，又与她们日日缠在一起，共穿一条裤子了。而她们的母亲，也似乎不记得那回事了，并不反对她们同我来往。

这么多年过去了，此刻回忆起这个童年的谜语，使我想起了“集体潜意识”这个词。很可能当时那位瘦小的母亲的思维，就是在这种神秘的潜意识网络的控制之下。她说出那种话来（对一个11岁的女孩），连自己也不明白是为什么，说的又是什么。

2.性的知情权

残雪

那一家的姐姐像个小大人，她不但要安排家务，还掌管着家里的菜金。两个妹妹都听她的，当然有时也小小地反抗一下。

夏天的夜晚是儿童蠢蠢欲动的时刻。这时院子里家家都搬出竹床来歇凉了，三个一堆，五个一堆的在凉风习习中说话。我最喜欢去那一家，我们四个人就像“油盐坛子”，到一块就有说不完的话。大姐很了不起。会讲故事。

忽然有一晚，在半明半暗的月光下，大姐讲起了一个强奸的故事。我和两个妹妹立刻屏住了呼吸，紧张而又激动地将她吐出的每个字都吸了进去。实际上，她说得很含蓄，那种含蓄是由于生理知识的缺乏。大意也就是一个歹徒捉住了姑娘，姑娘经过一番挣扎还是被“强奸”了。“强奸”这两个字令我们四个人都遐想联翩，我相信讲故事的大姐（12岁）也是搞不清其内涵的。我们既感到毛骨悚然，又充满了对神秘未知的事物的兴奋的向往。啊，那究竟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呢？可是我没想到，大姐居然还有更多的、更新奇的这类故事。于是又开始了第二个“强奸”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船上，而歹徒不是一个竟然是三四个！讲述的声音很低，生怕被大人听了去，情节带点受虐癖的味道。但关于人体器官和动作之类的描述始终是缺席的，通通用一个“搞”字来代替。正是由于这种缺席，反而刺激起了丰富的想象。三个人都竖起耳朵，生怕听漏了情节，而姐姐，沉浸在自己的描述中，仿佛说梦话一样。多么令人激动的故事啊！被大人们忌讳说出来的那些陌生的词汇，在夏天的夜里，在我们小姐妹那黑暗的心田里像蘑菇一样生长起来。我们兴奋得一点瞌睡都没有了。后来又讲了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一个比一个受虐狂，情节也一个比一个匪夷所思！这种特殊的性的启蒙既令人心惊肉跳又充满了渴望和欢欣，越听越想听，恨不得听一通夜！

过了不久院子里就有种传言，说我们在一起讲“不健康”的故事，每个人都上了三四趟厕所等等。这当然是胡说，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上厕所，不过肯定是有人偷听了去了。推测起来，姐姐大约是从她那些高年级的同学那里听来这些故事的，可见那时有很多这类“故事”在青少年当中暗暗地流传。那应该是禁欲所带来的副产品吧。

我观察到在那个无性的年代里，凡是对性的问题和自己的身体有莫大的兴趣，又喜欢探究到底的女孩，都是比较热爱生活的类型。而不屑于讲或听这类故事的、比较端庄的女孩，一般都缺少生活的热情，或精力不够旺盛。这差不多是一个试金石。

虽然在歇凉时不敢在大庭广众间讲这种有趣的故事了，但我们一有机会还是讲。比如外出买东西啦，比如上某个地方去玩的路上啦。每次都是姐姐讲，我们听。所有的故事一律是强奸，没有通奸，更没有女人挑逗男人。这同我们的年龄，同那个时期对于性和生理方面的无知，以及时代的风气是一致的。也许在那个时代，大部分女孩的下意识里都盼着强奸的事发生在自己身上？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从那不知疲倦的，始终兴致盎然的讲述和倾听本身，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意识形态教导我们打消对于自己的身体的关注，我们就偷偷地将这种关注转移到了语言的世界。我们的故事是那么的刺激，那么的强烈，毫不弱于一次成人的做爱！那是我们的身体的觉醒，也是儿童自慰的特殊方式。冲破了束缚，儿童的幻想世界本来就是充满了野蛮的，而“强奸”这个语言符号正是那种可以挑动我们，并满足我们的符号。我们渴望一种外力来打破我们对于自己的身体的无知的局面，因为我们没有知情权。

3.从染缸里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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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子们聚在一块时，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背后讲别人的“坏话”。两三个一堆，四五个一群，私下里将想象中的对手攻击得体无完肤。那对手并不固定的，今天和这个好，明天不和她好了，她就变成了攻击的靶子。女孩子攻击人的特点是刻毒、残忍，不留余地。所以一旦暗里或明里同人闹翻了，结下的就是“死仇”。当然这仇恨也可以因为一件小事就宣告解除的，然后冤家又好成一团，共穿一条裤子，直到某一天又成为仇敌。

我也很喜欢说别人的坏话，喜欢和人吵架。我的特点是一旦同人吵翻，就很难再破镜重圆，因为感到怪难为情的。好多年里头，我总是想这个问题：讲坏话和吵架的激情是从何而来，以至于我们这些中国公民即使到了七老八十，还是保持这一禀性？

孩子们的暑假冗长而又无聊，于是聚在一块玩扑克牌。玩着玩着就有人舞弊，我同那人争执起来，在争执中，我不但将她这一次的不诚实加以狠批，还涉及到她以往的某些丑行。对方当然决不示弱，就也开始揭露我做过的坏事。终于发展为破口大骂，骂他一两个小时也不住口。旁边还有帮腔的，有的帮我，有的帮对手。啊，我们的精力是多么旺盛，想出的那些刻毒句子又是多么解气！那些场面至今历历在目。讲别人坏话的冲动确实是一种无意识的发泄，其前提为自己是清白纯洁的。骂人既是攻击对方也是表明自己——我多么好，你多么坏！对方回骂时心里则在想，我并不坏，你也不是什么好家伙，我比你还好得多！总之，双方都认为自己是好的，对方坏，所以要揭出对方更多的见不得人的事来，使对方彻底暴露。这种“同坏人坏事作斗争”的禀性形成的直接根源便是我们的文化氛围。想想我们从小看过的电影和戏剧，哪一部又不是这种模式的翻版呢？

除了表白自身纯洁的快感以外，说人坏话的另一种隐秘的激情便是“幸灾乐祸”。我曲折地影射某个对手偷窃的往事，向大家暗示，这个人从来就小偷小摸。我自己是绝不会去偷的，所以我有资格批判她。听众则千方百计打听，到底偷了谁，怎么偷的。然后是共同的唾弃，发泄过后的神清气爽。我们就用这种杀人的流言将一个小女孩孤立起来了，因为她偷过，是“贼”。细想起来，我，以及我们，是多么的怯懦啊。将她说成是贼，我自己便有了安全感，便再次向自己证实了自己的清白。我们在幸灾乐祸中获取良好的自我感觉，将浑浑噩噩的日子混下去。

但我并未能将中国文化学到手，因为我总是难为情（朦胧的自我意识）。别的小孩同人闹翻后，只要有一点小利又可以同那人和好如初，甚至还更好。所谓“肉烂了还在锅里”。而我却做不到这一点。不是刚刚骂了她“贼”吗？怎么能和贼穿一条裤子呢？我的生硬使得我的伙伴越来越少，在学校里，在大院里，我都是越来越孤立了。他们在那里玩，但他们并不叫我（因为觉得我怪），我也不好意思过去。我成了寂寞的游魂。寂寞啊，寂寞啊。整整十多年我的大部分时间就在这样的氛围里度过。而我不甘寂寞！

后来进了一家小厂，仍然是孤独和寂寞。这是社会最底层的大染缸，男男女女只要聚在一块，总在叽叽喳喳地说某个不在场的人的坏话，从中获取无穷的乐趣。我当然也加入这种场合，也跟着说，以此取乐，为灰暗的生活增加一点亮色。我也知道有人在背后说我的坏话，甚至中伤。有什么办法呢，你说人家，人家也说你。起先我以为，社会就是这样的，和我童年时代的情形差不多。可是我大错特错了。这个底层还有一种我没有觉察到的潜规则，一种属于传统道德的法则，就是这种看不见的东西将散沙似的人们联系在一起。像我这样傻乎乎的女孩，满脑子从家庭带来的理想主义，肯定行为举止都有悖于传统。而且又口无遮拦，不知道什么话可以说，什么话不可以说。果然，不到半年时间我就被孤立起来了。凡有一点权势的人——小领导，办公室干部，老师傅等等，一律对我白眼相向。我到底犯了什么错误呢？为什么他们在一起有讲有笑，一见我出现就全都住了口？我是个扫把星吗？我深深地感到，人际关系真是个无底的黑洞，我就是花费一辈子时间也探不到真相，也无法成为大众中的一员。

在后来漫长的年月里，除了两三个小姐妹以外，工厂里没有人把我看作一个“好人”。既然不是好人，就必定是有问题的人。我一直是那些领导和老职工心目中的问题青年，异类，因为太不会“搞关系”了。传统道德高深奥妙，一不小心就被我踩着了界线，众人心知肚明啊。明明对某个人恨得要死，当面还要做出巴结的、谦卑的样子去讨好，因为“肉烂了还在锅里”嘛，谁没有缺点啊。这是每个青年都懂的做人技巧，只有我不懂，我太喜欢走极端。最后我终于被那厂子开除，回到了家庭——我要调走，他们绝对不肯，就开除我了。他们还用毛笔写了一个关于开除我的决定的公告挂在宣传栏里头。

十年以后，我成了一名专业作家，又一次面临人际关系的黑洞。当我进入作家协会之后，我很快感到当年的旧戏又在重演。他们说我“太不像话了”——实际上我从来就不像话。通过创作，我的自我意识已经充分冒出来，当年的难为情已经发展为水火不相容的憎恶（对自己，也对别人）。这倒不是说我已经变了，变成一个不再背后说人坏话的君子了。这方面我依然没多大变化，但我的人格已经开始了内部的分裂，长年潜伏在我体内的艺术自我这个时候已占了上风，一切违反理性的俗务都变得如此的不可忍受。我从心底感到，我是永远不可能同“他们”搞好关系的，只要同众人一道从事那些俗不可耐的活动，我就会无比地憎恶自己，就会连写作都受到影响。由此拉开了我同单位长达十年的“冷战”序幕。我成了一名特殊的专业作家，我不参加任何会议，却又在单位领一份工资。当那里的领导几次威胁要开除我时，我就写信向省里面“反映情况”。这一场黑色幽默似的争斗的结果是我保住了自己的位置。如今我已成了一名老作家，硕果累累，完全可以倚老卖老，所以单位也没人来同我为难了。通过写作，我创造了另外一种生活，也拯救了自己那堕落的灵魂。我将自己的世俗生活压到最小，将艺术生活当作主要目标，形成了自己的模式。这样，不论我在世俗中有多么恶劣的表现，只要我还在创作，我就有了活下去的充分理由，我的黑暗的世俗生活也被赋予了重大意义——它成了火焰的燃料。而假如我不创作，我就会被自己内面的黑暗所压倒，落入度日如年的悲惨境地。我不敢说自己现在已经变得多么“好“了，但至少，因为从事艺术创造，我没有堕落得不可救药。

4.人际关系和孤独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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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由于不善于模仿，也许是由于内在的东西太强，难以为外界所同化，我童年时期最大的恐惧和尴尬就是同陌生人接触。因为父母都是有“问题”的人，家里的客人特别少，偶尔来一个不认得的大人，我就紧张，生怕要我去同她或他说话，也不愿意叫“叔叔”或“阿姨”什么的，最好是赶快躲出去。在我看来。人际关系本来就不可思议，再加上父母又有“问题”，常被人影射和白眼，同陌生人打交道就更可怕了，完全搞不清路数和规矩。那时我不但见客人就躲，见学校老师就躲，就连邻居里头的叔叔阿姨也不好意思打招呼，打招呼也要脸红，不自然。我只有在少数几个同龄朋友当中才是自如的。

小的时候，如果大人们的谈话涉及到了我，我就会感到万分紧张，感到大祸临头。那是一个我不可能在其中扮演角色的，无法呼吸的世界，他们要在那里对我做出某种惩罚呢，还是决定我的命运？如果某一天，我在屋子外面犯了一个什么错误，而我又听到某个大人在谈论这事，我便吓坏了，一连好多天都疑神疑鬼的，觉都睡不安，只想平安无事地挨过一天又一天，因为时间一长，什么事都会淡忘——我有过多次这种经验。有很多事我看不到，社会的风暴同我之间有一个板结层，我有意无意地避开着“他们”，并且越来越听不懂他们的话。这种本能的自我保护更加剧了我的所谓“乖张”。我只要一开口就不合时宜，只要一动作就如大象闯进了瓷器店。我十八岁进工厂时，那些师傅们当我的面说，我在所有的青年里面看上去最“幼稚”，根本不像十八岁的人。这种评价不无贬意，也预示了后来的麻烦。

儿时人际关系的状态的直接后果就是不得已的孤独。我生活里最缺的就是玩伴。我的空闲时间有一大半是在孤独中挨过去的。那种逼迫人的寂寞的最大作用便是促使我早早学会了阅读。我大概是9岁读完了第一本薄薄的恐怖小说，13岁便可以看红楼梦等文学作品了。如果每天有人玩，如果生活中还有别的刺激，我也许就不会将阅读看作最大的乐趣了。阅读文学其实是一项孤独的事业，也是意识到自己的存在的手段。在阅读之际，我是不希望有任何人在旁边的，那是灵魂出窍的瞬间啊。一本悲情故事很可能让我泪流满面，我当然不愿任何人看到自己的失态。我无法模仿社会中的人的言行，所以为人们所歧视。我静静地坐在家中，在孤独的事业中寻根。这种寻根是不自觉的，从本能出发的。也许在那莫名的忧伤里，我已多次同古老的幽灵相逢；也许黄昏空气里的树脂味当中，我已同从未出生过的姐妹邂逅。我不知道，我一直都不知道。

我只是读，越来越深，越来越广地读。即使你躲开那个社会，即使你对身旁那个社会一点都不能适应，这也并不妨碍你阅读。因为你阅读到的，是另外一个世界，是你的梦。只要你没丧失梦想的能力，你就会层层深入，你就可以扮演角色。这个孤独的事业又是多么纯洁，多么地给人以希望啊，因为有了这个秘密的事业，我的胆子也越来越大，有时候，居然敢同社会抗争！在“文革”中，我主动离开了学校，但我心里是不怕那些人的。不论是他们来抄家也好，来抓我父亲也好，逼我一次次地搬家也好，我都没有慌张过。我蔑视他们，这些没有人性的工具。我还暗下决心，决不堕落，决不浪费时间，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都不放弃自己的秘密生活。

好多年里头，我一直生活在底层，后来又忽然一下子升到了上层。但在我心目中，这种外部的变迁不值一提。我认为底层和上层本质上毫无区别，无非是将赚饭吃的时间变为写作的时间罢了。我仍然以我固有的格调对待生活，我同“他们”的矛盾总是同样的矛盾，恩恩怨怨也相同。我终于熬到了这一天：内在的生活几乎成了我的全部，谁也不能再来干涉我了。

5.延长了的蒙昧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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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这样的国度里，家长们总是用“懂事”或“不懂事”这个标准来衡量一个孩子的成长。如果用他们的水平来衡量我的话，我属于那种懂事懂得特别晚，甚至有点执迷不悟的类型。晚到什么程度呢？说出来不怕人笑话，晚到36岁——在那个年龄我还被单位领导斥为“真不懂事”。

我刚刚踏入校门不久，就被老师任命为副班长。那个时候一个班有40多人，副班长是一个很大的官了。7岁的我为此忐忑不安。有一天，副主任吩咐我和班长第二天早一点到校，到少先队办公室去学习升旗仪式。我夜里激动得不能入睡，第二天很早就来到学校，在少先队办公室门口等。但我等了很久，并没有任何人来到那里，一直到快要上课了，我才满腹狐疑地离开。为什么他们都没来呢？难道班长和少先队的辅导员将这事忘了？难道他们改日期了？难道我没听懂班主任老师的话？这个疑问成了我一生中的一个死结。后来，不但没听到老师再提这件事，连我的副班长的职位也再没听老师提及，而且也没给我安排任何工作。也许老师真的忘记了，也许后面有神秘的背景。由于天生腼腆，也由于我不太弄得清的父母的“问题”，我是不敢去向老师询问的。于是我于不言中又成了一名普通同学，不再是副班长了。也许，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外面的世界是如此的高深莫测。但那个世界就是我的世界，如果我想要“懂事，”我就得进入我的世界，弄清里头的种种联系。然而不知为什么，出于本能，我既反感，又抵触，我自始至终融不进去，所以成了一个落寞的边缘者。我也想讨老师的欢心，也想得到表扬，只是我是那么的笨拙，不自然，所以就被老师忽略过去了。在学校，我始终是“有他不多，无他不少”的那种人。

我很小的时候，当我在山上游荡之际，我以为花儿，鸟儿、鱼儿、虫儿，还有我的弟弟外婆，我的玩伴，他们就是我的世界。在那个混沌的世界里，我是那么的自如、自足。学校为我打开了一张门，我过早地看到了另一个世界，一个我今后将要在里头生存的地方。那里头的规则是很神秘的，我就是再有悟性也搞不清，适应不了。想不清的事我就不去想它，我虽然异常敏感，但我又一直懵懵懂懂，非常迟钝。我也听到过人们对我这种矛盾性格的评价——“不懂事”。

后来我长成了一个瘦精精的、营养不良的少年。不论在学校还是在家里，我的表现离“淑女”总是差了十万八千里。某种看不见的钳制令我感到说不出的难受，我一点都不想勉强适应我所属的这个世界，我逃避到幻想里面，到书籍里面。我在学校怕老师，在家里不听家长的话。那个时代，同那些懂事又体贴的少女比较起来，我的确是个晚熟的“愣头青”。而且我的晚熟还有种永远也无法成熟的倾向。那么，这种不由自主的对于“蒙昧”的坚守，是不是说明了所谓的蒙昧对于我来说有种难以言说的魅力呢？还有，成年之后的我的蒙昧是真的蒙昧，还是我具有一种为社会、风俗所不容的特殊眼光呢？也许只有我这类“不懂事”的人，才能穿透表层的伪装，触到事物的实质？也许就因为我坚持了用一个儿童的眼光来判断事物，这才使得同我熟悉或不熟悉的那些人暴跳如雷？的确，我时常表现得太不懂规矩了，我张口就说出事实真相，也不怕自己亵渎了权力。游荡在那个世界的边缘的我，终于渐渐地弄清了那里头的内幕。但这并不等于说，我就可以充当那个世界里头的一员了。鸿沟仍然有十万八千里，因为认识真相和按规矩行事是两回事。

我很想弄个专业作家来当，就托朋友去找了市委书记，帮我拨下来一个名额。这样我就可以到作家协会去领一份最低的工资了。可是我听人说，我这个作家还是临时作家，还没有“转正”。于是有一天我鼓起勇气去问作家协会的领导，什么时候帮我转正？领导一瞪眼，说：“还没到时候。你这个妹子，真不懂事！”那一年我36岁，却被他称作“妹子”，而且说我“真不懂事”。也许这种事是不能直截了当地问的，也许我口气太大，居然同领导平起平坐讲话。总之我冒犯了人，所以是“妹子”。又过了两年，因为我不愿参加单位的会议，领导们觉得不能容忍我。还是这同一位领导劝我回家，不要当这个作家算了，还说他们可以考虑给我一点生活费用。看来我在当时的举动不但是不懂事，简直就是大逆不道了。他们想不通，一个人怎么可以不懂事到这种程度？难道她不是这个社会的人吗？既然从单位拿钱就是单位的人了，怎么可以没有规矩、我行我素？38岁的我当然不是不懂事，而是深深地懂得那里头的“事”。为了让创作顺利进行下去，我曾经做好了被他们开除的打算。然而时代风云又发生了变化，开除始终没有到来。

我所写的，正好是那位领导永远弄不懂的事；我之所以能写，正好依仗于我的不愿“懂事”。儿童时代那幸福的蒙昧期使我受益终生，对“不懂事”的个性的坚持使得我的作品有了一种先知先觉的风格。我将永远如此：一只脚跨在世俗社会的边缘，另一只脚立在我的空灵王国内，将这种交合的探索做到底。

6.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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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年头，谁家的小孩又没有排过队呢？买计划物资要排队，买煤要排队，买粮食要排队，买布，买猪下水都要排队。父母事情多，排队的艰巨任务就落到了小孩身上。排队是天经地义的事，谁也别想白得好处。排队是有技巧的，在经历了多次失败之后，幼稚如我这样的小孩也慢慢地悟出了这一点。可是，我自始至终也没有找到成功的决窍。

有的人很会插队，找到一个队伍里的熟人就唠叨个没完。谁能反对他们唠叨呢？这又没有规定！一个小时过去了，又一个小时过去了，那人还在唠叨，也在一点一点地向队伍里靠拢。别人都已忘记他是插队的了，只有我恨恨地记得。可是我这么腼腆，这么瘦弱，怎么敢去说他呢。在我漫长的排队生涯里，几乎每次都要碰见这种人，每次都是敢怒不敢言。

同一些无法预料的因素比较起来，插队这种小事就算不了什么了。时常，有好几个队伍摆在你面前，你选哪一队？我们同院的小孩都比我灵活，到队伍里钻几回，换来换去的就换到了对自己有利的那一队。我不知道他们选择的标准是什么，我每次都是死心眼地站在一个最短的队伍后面，可回去得也最晚。我不会换队，每次都一站就站到底，哪怕队伍移动得像蚂蚁那么慢，心里也存着希望——毕竟还在动嘛。我记得有次买油，当我终于排到柜台跟前时，发现所有的顾客都走光了，我羞愧地成了最后一名，除了一名老头来帮我打油外，其余人都吃饭去了。

最怕的是更为神秘的因素的干扰，它们常常可以使得我白白浪费大半天时间。那时的人“走后门”还没有现在这么厉害，可是在任何场合，都有可能出现强权人物，这些人可以不按规范，多吃多占。有一回我为家里买煤，我又按惯性选择了一队最短的队伍。这一次，居然排了一个多小时还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怎么回事呢？刚好一个朋友路过，就请她帮我站一下队，自己到前面去观察。却原来，在我的那一队的窗口前，拥挤着七八个青年后生，有的还攀跨在窗台上方。我踮起脚，从人缝里看过去，我看到的情况总是模棱两可：好像里头在卖票，但是又没看到人出来。那七八个后生始终将窗口遮得严严实实，似乎里头有见不得人的秘密。过了好久好久。终于一声吼，一个小伙子拿了一张煤票挤出来了，他浑身都是黑汗，我在心里安慰自己说，队伍并没有一动不动，还是有人买了票出来了。于是我回到队伍里，继续耐心耐烦地等。这时我发现只有一个小孩排在我后面，而我，已经快排了一上午了，才总共挪动了四五米的样子。再去排其它的队是绝对来不及了，只好硬着头皮排到底吧。可以想见，那一天我没有买到煤。我在回去的路上一直想这个问题：那些人为什么围在售票的窗口不离开呢？如果是来买煤的，买了就应该走啊。还有里面的营业员，她（或他）多长时间才买一张票呢？怎么我站在那里观察了差不多半小时，才看见有一个人拿了票出来？莫非她（或他）上厕所去了？莫非吃饭去了？莫非这一队并没有专人售票，只不过是敷衍我们的？莫非所有的煤票都落到了那几个强权人物手里？

社会生活中的黑洞常常令我不寒而栗，儿时排队的经验只不过让我远远地看到了洞口的一些表象。也许像我这样的小孩，即使全看到了，也还是学不会适应的技巧吧。

7.忧心忡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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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童年和少年有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在忧心忡忡中度过的，我这种心理来自于对我未知的那个世界的害怕。通常一桩心事让我的那种心理状态持续好多天甚至半个月，最后才得以解脱。忧心忡忡的原因总是一个——怕同人打交道，尤其是陌生人。在那种场合，我既容易脸红，又时常听不懂别人的话。

文革中有段时候，父亲被关牛棚，要由我去代领他的工资。他的工作地点是学院里一个叫函授处的地方，似乎他解除劳动教养之后就在那里整理资料。开始还给他发83元工资，后来就只发45元生活费了。

我记得我第一次去领工资的情形。在那之前好几天我就开始惶惑不安了。父亲之前带我去过一次函授处，是一栋别致的两层楼房，门前有花坛和万年青。听他说领工资的地方是在二楼进门左手边第三个门。我最担心的是，万一财务室的人不相信我怎么办呢？他们根本就没有见过我，我手里只有父亲的一颗图章，凭了这颗图章他们就会发工资给我吗？还有，万一他们问我什么事，我听不懂他们的话，那就糟了。越临近考验，我越像热锅上的蚂蚁。然而只好硬着头皮去了。

上到二楼，心里怦怦跳个不停。财会室里头人很多，都是领工资的，我默不做声地排在队伍后面。时间就仿佛停滞了一般。啊，轮到我了！我亮出图章，对那人说：“我是邓钧洪的女儿，来领工资的。”由于刻意用力讲话，我的声音很大。那人看了我一眼，从那一排纸袋里头抽出一个，把钱交给我，然后在表格上盖了一下图章。直到我下了楼，我才感觉到自己在发抖。那时我没想到，他们肯定是熟悉父亲的图章的，而且我的样子老实又腼腆，当然不会怀疑。从那以后，领工资就成了我的事。我虽仍然紧张拘谨，但远没有第一回那么恐惧了。

那个年月，对于落到头上的灾祸（比如被抄家；比如被从家里赶走，搬到楼梯间去栖身；比如去为牛棚里受难的父亲和被关押的母亲送生活用品这一类的事）我既不紧张也不忧心忡忡，反而显得很平静很沉着。只有去单位找人开证明转学啦，去管理处购买食堂的饭菜票（外面的人不得在学院的食堂吃饭）啦这种要同人打交道说明情况的事，我才会感到很为难，很厌恶。看来那种正常的将自己看作社会的一员的观念从来也不曾在我心中扎过根，所以我才会一到了要同作为“组织”的人打交道时，就难为情，畏惧。又由于生活上少不了这类麻烦，我隔那么一阵就会忧心忡忡好几天。而灾难就同这种事不同了，我不用同人打交道，我只要忍受并且蔑视就可以了。我已经在父亲的教育下成了个懂道理有理想的少年，完全经得住风雨了。

忧心忡忡的实质到底是什么呢？那不就是个人要不要作为社会的一员来生活，这个问题对我产生的冲击吗？啊，这的确是个问题！虽然对于一般人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从儿童时代起我就为了这类事焦虑、恐惧、失眠过。长年累月，我站在外围观察，但我始终融不进去。如果我不预谋的话，我的言语，我的举动就永远是不得体的、异端的。几十年都过去了，摆在我面前的仍然是这个问题，即，我要不要开始“生活”，“正常的生活”对于我这样的人究竟有没有可能？我依然忧心忡忡，就像久远的少年时代那一回要去领工资一样。

8.生命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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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我和弟弟都有一个生命圈。他的圈比较小，是中国式的。他每天上班，每天惦记他的宝贝女儿，还看一点书，基本上不怎么与人来往。我呢，我的圈子是西化的，不断向外扩张的。我每天写作，稍微惦记一下我的儿子，同丈夫商量一下家务。我的圈子是通过作品向外拓展的，因为我也不怎么与人来往。

焦虑从两三岁起就伴随着我。外界是一个黑洞，幼儿园和医院里那些令我恐怖的日日夜夜，影子似的在眼前穿梭的大人们，宛如噩梦。我总是想，只要一觉醒来，一切就会改变了。所以我应该紧闭双眼，马上入梦。所幸的是这些日子都很短暂，我得以回到我的圈子内。我对三岁多时家中发生的那场灾祸并没有太多的记忆，也许一方面是晚熟，另一方面也是那件事并没有很深地触及我的生命圈？那个时候，我们生活在外婆的羽翼之下，还用不着我们去同外界打交道。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我的童年既完整又幸福。即使后来进入了学校，即使要焦虑的事大大地增多，我里面那种已经成形的东西也并没有被破坏。

从一开始我的圈就不是完全封闭的，它是一个矛盾，既排斥外界，又渴望着外界。当我搬回城里时，外婆已经去世两年了。我终于在宿舍里交了一个好朋友。那一天，我决心要将我外婆讲给我听的一个极为幽默的故事转述给她听。我和她来到井边，我模仿我外婆的外乡口音给她讲了那个故事，自己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很可惜，她没听懂。我有点失望，有点惆怅，还有点恨自己口才不好。那么好的故事，那么好笑的方言，都被我弄糟了！后来我又将那个故事对自己复述了一遍又一遍。

一次我们写一篇作文，题目是“伟大的祖国”。写的时候我忽然记起了我读过的那些课外书，于是产生了来抒一把情的欲望。我写的第一句是：“伟大的祖国，美丽的母亲！”写完这句，我就去找那些书，参照着书上的段落改写一下，成了一篇漂亮的文章。这篇文章惊动了我们班，甚至惊动了学校。一些外班的学生都来问我这么好的作文是怎么写出来的。我的老师问我是不是让家长指导了。我老老实实地说，没有，只不过我参考了一些课外书。老师说了一句令我费解的话：“写作文一定要是自己的真实情感。”我想，莫非她要我别看参考书？但她又补充说，参考书是可以看的。其实我觉得，那篇改编的作文就是我的真实情感，我一边写一边差点掉眼泪了，那时的情感就是那么浅薄的，带欺骗性的。那一次是我里面的东西向外扩张的一次重要尝试。不论我那篇作文多么幼稚，虚假，那也是我自己的第一次，它是我生命圈内的东西的一次暴动。而绝大部分孩子都没有这种抒情的需要。后来老师也并未重视我的写作才能，我的扩张的尝试失败了。我仍然写那些枯燥无味的命题作文，与此同时继续醉心于阅读，让自己的园子里的东西不知不觉地生长。

在我们这个国度里，同人打交道是最耗人精神的，一来二去的你就会变得干干瘪瘪了。这个社会完全是病态的，病的时间那么漫长。像我这种艺术气质的人，在实践中永远跟不上外界人士的思路。所以我最感到痛苦和恐怖的年头是独自在街道生活的那十年。但即使是在那种阴沉的，充满了你死我活的文化氛围的环境中，我也仍然偷偷地保留了我内心的自留地。我既学文化也读文学，时常记日记，时常通过信件和哥哥交流思想。我是不会将自己的精神耗在那些人际关系里头的，就因为这，我的人际关系极坏。当我发现自己永远找不到两全的出路时，就不再管那一套地我行我素起来。而一旦我行我素，内部的东西顿时就强大起来了。一个人，连别人对他的评价都不在意了，别人拿他有什么办法？中国文化是欺弱怕强的文化。一年又一年，我扩展着我的生命圈，到今天，她终于成了不可战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