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飞翔的黑色大氅

残雪

大约是在五岁那年，我偶然听到父亲对母亲谈起他的心脏病。其中有一句话是“活不过五十岁。”当时我听了就像被雷击中了似的，全身都麻了。我想啊，想啊。无论是在干什么事当中，玩也好，走路也好，睡觉之前也好，这个问题就像毒蛇一样缠着我。“死”就是“没有”了吗？怎么能够没有爸爸呢？我自己将来也会“没有”吗？那是怎么回事？是被埋在深深的地底，自己没有知觉吗？有时夜里中途醒来，会被这个黑色的问题吓得一动也不敢动，赶紧闭眼重又睡去。

我开始焦虑，每天盼着父亲从劳教的地方回来，他一回到家我就跟着他转。我多么害怕他哪一天突然就从家里消失！

虽然后来父亲并没有“活不过五十岁”，我对于死亡的体验却从此没有停止过。当我静下来之际（一般是夜里）毒蛇就会悄悄地潜入我的心里，使得这颗幼小的心灵发狂似地去深究这个问题。我曾设想自己在一个封闭的水泥管里无限止地向下坠落，坠落……这就是死吗？还有那些被活埋的设想。这好像成了我夜里的一门功课。然而生命力是那样旺盛，白天里，我忙忙碌碌的，我情绪高昂地投入那些游戏，聚精会神地做好作业，兴致勃勃地陶醉于同某人短暂的友谊……一天又一天过去，我终于悟到了：毒蛇是摆不脱的，在人生的旅途中，你将永远带着它前行。

大弟的意外出事使我对那个东西的体验更为贴近了。那是在文革年代，他在浏阳河里被旋涡卷进了取沙的农民弄出的沙坑里。那个恐怖的下午，我没敢出去看尸体，我躲在家里，觉得自己也要死了。这一回，日日相伴的人是真的从家中消失了。在无数个梦里（这种梦我做了几十年），我一直在纠正，在反驳，在挽回这个不可逆转的铁一般的不幸。他活在我的梦里。一次他告诉我，他只不过是走错了路，然后上了一辆运沙的车到了外省，现在回来了；还有一次，我捧着他的衣裤对同伴说：“他在那边游泳，他没死，你看，他的衣服还在我手里呢。他要我帮他守衣服的……”凡是在那些关于他的梦里，他总是活着的，活生生可以触摸的。而我，常常在梦里振振有辞地讲述为什么他还话着的理由。直到如今，不久前有一次，我还在梦里对人说：“这些年，他是被送到一个叔叔那里读书去了，所以我们才没看到他嘛，现在不是回来了吗？”

父亲终于凄惨地死了，我整整一年多无法创作。那是最为绝望的，越不过去的铜墙铁壁，毒蛇终于咬坏了心脏。仍然有梦，但那些梦不再振振有辞，它们成了可怜兮兮的乞求。在阴暗的房里，老人从沙发后面掏出几个苹果递给我，说：“你看，这是我留给你的嘛。”他的表情有点嗔怪的味道。我的脑子在飞快地转动，我想，他还留了东西给我，所以他还活着。我面对那个坚不可摧的事实，无力地辩驳着……

所谓“我”，不就是由这些记忆构成的吗？为了活下去，我不得不彻底将表层的记忆埋葬，我像一个没有昨天的人一样轻装上阵，勇往直前。但这只是表面上如此。夜深人静之时，黑色的大氅便从地狱里游出，它在我的前方指路，带领我返回故乡，让我那颗被毒害的心重新生出最柔嫩，最虚幻的情感。我很少在梦里用语言来忏悔，比起这种奇异的死人复活的场面来，语言算得了什么呢？当你面对老人，当你在逼真的情境里同他有了肢体的接触之际，你的心，便会因无望的哀求而抽缩——我知道这是梦，可我愿自己永远不醒，永远不……啊，让屈死者复活吧，那座独木桥，我过不去了啊。

他们复活了——在我的奇异的作品中。

2.逻辑

残雪

同所有的革命者一样，我的父母都是那个年代的所谓理想主义者。尤其父亲，作为对马列主义有过研究的知识分子，他不仅有信仰，还有一整套贯通在生活中的逻辑。这套逻辑支撑着他，使他在最困难的年月里头也没有垮掉，并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去分析形势。在今天看来，父亲的那些思想当然不无幼稚和教条之处，他也许还用这教条加害过某些人。但与大多数革命人不同的是，他的逻辑和原则的确是用自己的脑袋“想”出来的，甚至可说是深思熟虑。他的局限是时代的局限，他不是超时代的天才，只是一个爱思索的革命知识分子。他由于自己的思索在57年导致了惨祸，但这惨祸并未打垮他那铁一般的逻辑。他是一名大无畏的革命者。

我们姊妹是伴随着父亲的劳教生活而逐渐懂事起来的。家庭一下子陷入困境，吃的，用的，烧的全没有。父亲和外婆带领全家在屋前屋后开垦了好多块菜地，每天都要去伺弄，可是那些蔬菜因为缺肥长势一点都不好。忙完之后，父亲只要一有时间就坐在书桌前，就着那盏从报社带过来的旧台灯读书。父亲读书是真读，一本书他要反反复复读，每一段，每一章都要深思，都要在脑子里贯通。那些马列哲学书上写满了他的批注。五六岁的我经常看见父亲的眼睛在镜片后面进入冥思的状态。我那时也许似懂非懂地感到了，这每日的操练该是多么的惬意和自足！我当然不知道他读的是什么东西，但这耳濡目染的身教，使敏感的小女孩记住了，世界上有种最快乐、最令人充实的生命活动，她可以在最为简陋，非常恶劣的物质环境里头进行，她还可以给人带来巨大的生活勇气！

回忆那些年头里父亲的精神状况，我一点也想不起他有过任何的消沉。我知道他是有过失望的，因为他的申诉失败。他认为当时的政府和领导人是有问题的，而且问题很大，但他从未放弃过对于马列主义的信念，他沉着地在逆境中抗争。好多年以来，我老想这个问题：父亲是如何样做到沉着冷静，又是如何样做到随遇而安，不悲不躁的呢？一直到我成为成熟的艺术家之后，我才自认为找到了答案。这就是前面说的，他是因为不放弃精神生活才保持了做人的风度的。在我的记忆里，他始终是个有风度的父亲。

父亲在家庭里营造出一种理想至上的氛围。正直，不攀附，不随风倒，不与人争物质利益，这成了我们姊妹做人的原则。虽然他的精神世界是不完美的，缺乏根基，打上时代烙印的，但那种追求的模式，那种对于精神生活的执著，同我目前的生活方式是一模一样的。我们看重的都是“虚”的东西。在那种混乱的，被人牵着鼻子跑的年代里，又有几个人能像父亲那么天天阅读，天天对社会做冷静的反思，用理论联系实际，来分析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如今老革命的回忆录铺天盖地，似乎人人都在揭历史的真相，但绝大多数都是事后聪明，所谓的“真相”，恐怕永远是在一团迷雾之中了。揭出一些记忆表层的点点滴滴，并不能改造国民的灵魂，反面越来越清楚地显出我们的民族原先没有魂。

父亲在他的盛年时期一直不知不觉地努力，要凝聚起自己的精神，使之成形。他的追求以失败告终。他的清高而倔强的姿态却深深地印在我的心灵里了。我感到，我是生长在盐碱地上的一棵树，我只能将自己的根扎下去，扎下去，扎到下面的黑暗处所，我的生存的逻辑便在那里。父亲的根扎得远不如我深，所以，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的逻辑终于崩溃，那是多么可怕而又绝望的一刹那啊！不，那逻辑并没有真的崩溃，她在我，我们姊妹身上得到了再现。

3.冷静和勇气

残雪

风声越来越紧了，到处都在抓人。父亲知道自己迟早要被抓走，也没地方可躲，就整天在家看书。我从周围的紧张氛围里也预测到这件事了，虽然小小的心里还抱着侥幸的念头。不久邻家姐姐的父亲就被抓回监狱去了，他本来就是劳改政治犯。他从家里跑出去，躺在后院的树丛里，那些人当然更不会饶过他，说不定打了他一顿。似乎每个单位都要将自己单位的牛鬼蛇神抓起来，拷打，然后关起来。我每天惴惴地观察父亲，但看不出什么异样。他照旧每天看报、看书，做他该做的事。

他们大概是11点多钟来的，有辆大卡车停在街上，下来好多人。父亲放下书本，对我们说：“抓我的人来了。”接着他们就冲进来了，吵吵嚷嚷地，将父亲的手臂反扭着，揪着他上了大卡车，然后开到他劳教的地方去了——那是一所大学。

全家人都焦虑不安地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清早，母亲就带了我去学校找父亲，因为特别担心他被打伤。那时有好多人因为别人的举报就被打死了。问了革委会的好几个部门，终于打听到了，头头阴沉地垮着脸，说：“我们放他回去了。”于是我和母亲来到父亲住的单身宿舍里。父亲对我们讲述了夜里发生的事。原来是大学里搞“外调”的人在外面搜集到材料，有人举报父亲是“叛徒”。也许那个人是被打熬不过，瞎说一气。夜里他们几个人用扁担拷打父亲，逼他承认，还将一把匕首插在他面前的桌子上，问他还要不要命？父亲说，他看了匕首一眼，还是没承认。那几个人见榨不出什么油，就在天亮时放走了他。我完全相信父亲说的情况，他是在敌占区出生入死搞过地下工作的，当然不会怕那几个小流氓。大概他也估计到了那种情况下他们是不敢杀人的。就这样，皮肉受了些伤，一场祸暂时化险为夷了。

既然被抓到了学校，就不会让他回我们那个家了。母亲不放心，让我住在父亲的单身宿舍里。过了几天，就勒令父亲去游街。高音喇叭里头报了他的名字：“大右派邓钧洪”。那几个打手很快就来了，又是反扭他的双臂，从我们所住的高坡上推着他很快地往下走。我担忧极了，一边跑一边高声对他们说：“我爸爸有心脏病！我爸爸有心脏病！”那些打手嘿嘿地笑着说：“你不要挡我们的路，你也想挨打了吧！”我紧紧地跟着。在礼堂开完批斗会，父亲就同另外一些挂牌子的牛鬼蛇神一道被押上卡车游街。他的木牌很大，上面写着“大右派”。我一直站在车下，我一点都不怕，父亲和我坚定地对视着，我们仿佛在这深情的对视中达成了什么默契。

游完街就要他收拾东西去“牛棚”里住。“牛棚”在学生宿舍，是长长的走廊尽头的几间寝室。家属可以一星期探望一次。到了探监的那一天，很多人都挤在铁门外面。从铁门到父亲他们那里似乎有一百多米远，所有的家属都不准进去，要轮流隔着这一百多米喊自己亲人的名字，让他出来会见。这些打手想出了这个好主意，正翘着二郎腿在那里看我们受辱，自得其乐呢。我是一个非常非常腼腆的女孩子，平时我和生人讲一句话都是一脸通红，可这时，我不知哪来的勇气，用很嘹亮的声音叫出父亲的大名——邓钧洪！因为我知道他耳朵不那么灵，反应也迟钝，不高声叫喊他就听不见。不知是心有灵犀还是怎么回事，我叫了第一声父亲立刻就出来了，背有点驼，步子匆匆的，头上戴着那顶旧呢帽。我交给他换洗衣服，还有一包刚买的零食。他说，别的犯人都要每天出操，跑步，他呢，因为有医生证明就免了，可以站在场外活动活动。说到这里，他因为自己受到优待而笑起来。那一刻，我的心里真是无比的舒畅！是的，蔑视！我俩都蔑视这几个可怜的打手。

我拿着父亲换下的衣服往家里走，一路上，心中有过的疑虑烟消云散。天很蓝，岳麓山顶盘旋的那些鹰啊，飞得那么高！

4.关于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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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癌症的痛是最可怕的。到了服吗啡的阶段，痛就无法消除了，日日夜夜，每时每刻，每分每秒，啊！另有一种精神上的痛类似肉体的癌症，只有死亡才能解脱它。只要你还在生活，它就对你发挥它的影响力。我一直在服吗啡，好久好久了，父亲死亡带来的剧痛仍然在拉扯我的神经。我的吗啡就是写作和负罪生存。人的精神远比肉体顽强，所以作为肉体最后治疗的吗啡，在精神上却可以相伴一生。

俗话说：“米汤浓了要开裂。”

似乎是，从我出生不久，父亲对我就有种特殊的爱。那是由于我超常强烈的个性呢，还是由于某种隐秘的、暧昧的原因？反正如今已是没法弄清了。他是一个复杂的，性格不外露的人，所以根据常理根本就无法判断他的内心。在童年的我的眼中，父亲无疑是非常有魅力的。他具有一种沉稳的男子汉的风度——我从未见到他慌慌张张，没有主见的样子。如果灾难来了，他就平静地咬紧牙关：熬。如果生活透出一点点希望，他马上就积极地行动，而且不怕承担行动的后果。这样一位父亲，而且又喜欢小动物，自然而然地就被女儿崇拜了。从我儿时的角度来看，他同我之间无话不谈。但事情远远不是这样。

除了母亲以外，父亲生活中还有别的女人。那是夫妇被迫长年分居的年代。他做得多么的隐秘啊。我们姊妹都人到中年了之后，才恍然大悟地回忆起他那些“地下工作”的蛛丝马迹。不，就连那些蛛丝马迹都是拿不准的，完全不可靠的。他是二重人格，我们当中几乎没人能破译他的性格之谜。

算起来，我在父亲身边生活了将近40年。即使是我在街道工作的那十来年，每个休息日我也回到家中。我们之间的关系由亲密无间的爱，出自内心的相互同情，体贴，慢慢磨擦出难以言说的矛盾。到了父亲晚年的最后几年，我感到他的整个生活就如同一只老蜘蛛织成的奇诡无比的网，没人弄得清那里头的结构，而他自己，也只好在那张巨网中爬来爬去，再也找不到出口了。我的这位最亲爱的人，我童年和青年时代的精神支柱，他究竟是怎么回事？是他变了，还是我从来就没有进入过他的内心？

我终于在快40岁的时候硬着心肠选择了同父亲分居——这一直就是他的意愿，他想独自生活，我和我的家庭的存在对他是种妨碍。然而，社会生活是何等的险恶，以他因早期老年痴呆而蜕化了的大脑根本预感不到后来的厄运。其实，我撒手不管的那一刻就注定了他的死期很快要到来。父亲是我生活中的深渊，永远的不解之谜。在深渊边上，任何的轻率都将“一失足成千古恨”。

“我应该分居，但我不应撒手”。十多年了，这句话铭刻在我的心底，我必须用吗啡来治疗心的疼痛——每天。

难道我不是二重人格吗？从前，我为什么同大家一样看不起他呢？他又不搞文学，难道非要“独善其身”才能得到我的尊重？他晚年选择了一条无视常规的歧路，所以才为这个社会的正人君子们所不齿，所以才在没有任何人关注的情形下死了。脑子坏掉了，又丧失了语言的能力……那栋阴森的大房子里发生的一切我不能细想，一想便要陷入疯狂。可当时，他在大冰窖里头挣扎之际，我也充当了其中的一块冰。正是我，同别人一道，对父亲这样的异己分子判处了死刑。而我的心，早就应该死了。可我又不甘心死，所以才日日服吗啡。现在我也快要进入老年了，我突然就理解了他那种要抓住生命的急迫感，那种赤裸裸的欲望对人的理智的控制。可是从前，我却是冷漠的。

人心是在黑暗里上演的莎士比亚戏剧，也是永不见天日的蜘蛛巢……

5.不可能的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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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我在少年时代就得出了结论。这就是，尝试了无数各种各样的沟通之后，我懂得了只有一种沟通是最无望的，那就是同死亡的沟通。失败成为我心中的死结。对于死者，我放不下的不是记忆，而是自身无穷的悔恨以及要将这悔恨传达给对方的冲动。越受挫，越强烈，越要重演那种不可能的戏。

在栽满夹竹桃的后院，野草有半人深。太阳晒着，水红色的花儿怒放着，大弟在采集霸王草，他的蓝衬衫在草丛和树丛间一闪一闪的。咦，大弟不是淹死了吗？怎么在这里？不，不要那样想，既然他此刻在这里，我就还有希望。我可不能乱跑，不然就见不到他了。

“大弟！大弟！”我压低了嗓门唤他。

“啊？”他回过头来，“我这么久没来了，这里的霸王草真肥。”

“你要多多回来，我收集了好些邮票，全给你。”我热切地说。

但是场景转换了，我看不到他了。我的小朋友告诉我说，他其实已经没有了。知道自己没能成功的那一刻，我的眼前黑黑的。

我决心重演，重新开始，一切从头做起。虽然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决心，也没有发过任何誓。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地在持续。

这一次是在长途汽车站。我在送朋友，大弟忽然就从一辆车上下来了。朋友告诉我说，那是你弟弟啊。我跑过去了。

大弟像往常一样害羞，我们相互看着，不说话。

我希望他不要走了，我这句话在喉咙里憋了好久，没有说出来。为什么说不出？我急。瞧，他终于出现了，我盼了多少年了？

“我们坐那辆车回去。”他说。

人太多，我挤不上去，他上去了。我的力气用完了，车还是开走了。那么，上第二辆。啊，第二辆，第二辆在哪里？还有车吗？快！终于来了一辆，却不是回家的，它将开到离家不远的另一条街。我拼尽全力挤上去了。转了一个弯又转一个弯，啊，来到危险的陡坡上了，居然开到这种地方来了，我算是完了。眼前又变得黑黑的。

还有那种场景，就是睡到半夜，忽听大弟在窗外说话。我警告自己，可不能睁开眼啊，一睁眼他就消失了。我闭着眼伸手到床垫下面去摸我藏起来的宝贝——那些包水果糖的透明纸。朦胧中下定决心，一旦大弟进来就将糖纸赠送给他。但他叽哩咕噜了一阵，忽然就没有声音了。我于极度失望中睁开眼，再次看到可耻的失败。

一切过去了的，都无法重演，多年后我才真正深入地懂得了大自然的规律。这种知识使我于冥冥之中选择了现在的职业，这个职业的宗旨却恰好是上演那种不可能的戏。最初的创作曾使我大大地惊讶：为什么写下的事物越不可能越有意义？我到底要干什么？有一天，我终于明白了，我就是要将那种无望的沟通进行到底，我要自己来扮演死神，打通灵魂与灵魂之间的那些墙，演出真正属于我自己，也属于我们大家的好戏。

昨天夜里，我又听到了我弟弟和我父亲的说话声，他们就在我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