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一七年五月、六月和七月间所发布的一系列文件，不是我执笔写的就是我参加定稿的。属于这一系列的文章，例如苏维埃代表大会（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党团关于在前线实行进攻的议案的声明，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在七月示威的日子里拾执行委员会的信，等等。我已经发现了很大一批我所写的，或者是我参加撰写的布尔什维克在这个时期的决议。我当时在一切会议上讲括，都是以布尔什维克身分出现，这是所有的同志所熟知的。

不久以前有一位新型的“马克思历史家”企图发现我和列宁在七月起义问题上的分歧。[14]每一个人都企图出一分力，而希望收回一百倍的报偿。即使去驳斥这些捏造，你也必须克制住一种要呕吐的感觉。我不引用回忆录。我限于引证文件。在我当时对临时政府所作的声明中，我写道：

“（一）我同列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站在一个基本立场上，并且我在我的《前进报》上和一般地说在我所有的讲话中，说明了这个立场。……

（二）我所以没有参加《真理报》编辑部和不属于布尔什维克组织，并不是由于政治上的分歧，而是由于我们党的历史条件，这些条件现在已经完全失掉了意义。”[15]

关于七月起义，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主席团召开了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党团邀请我去提出他们关于新形势问题和党的问题的声明。这是在我和党正式联合以前的事情，而尽管实际上——举例来说，斯大林当时就在彼得格勒。新型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家们”那时还不存在，集会的布尔什维克们一致通过了我的声明中关于七月起义和党的问题的根本观点。关于这一点是有出版物可以作证的，特别是在恩·伊·姆拉列夫的回忆录里面。

众所周知，当问题是在艰苦条件下的思想态度和政治行为的问题时，列宁对人是不会犯因为仁慈而信任的毛病的，尤其是对那些以前一直站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队伍以外的革命者，这样的仁慈更加和他格格不入了。是七月起义这件事把过去的界线的残余清除了。在他关于参加立宪会议的布尔什维克候选人名单的信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道：

“我俩不能允许这么多的候选人从最近才参加我们党的经验很少的人们（比如尤·拉林）中间产生。我们必须特别加以重新考虑和修改这个名单……

“不言而喻……没有人会反对这样的候选人资格，例如，像列·达·托洛茨基的候选人资格，因为，第一，托洛茨基从回国的那天就立刻站在国际主义者的立场上；第二，他在区联派中为同布尔什维克合并而斗争；第三，在七月的困难日子里，他以卓越的工作表明自己是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忠诚捍卫者。显然，对于出现在名单上的多数新党员是不能这样说的。”[16]

我们同“预备国会”的关系问题是在列宁不在场的情况下决定的。我当时成了作为那些主张抵制预备国会的布尔什维克的发言人。如所周知，参加民主会议[17]的布尔什维克党团中的多数投票反对抵制。列宁坚决支持少数。下面是他关于这个问题所写的一些东西：

“应当抵制预备国会。应当抛弃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到工会中去，到群众中去。应当号召他们进行斗争。应当给他俩提出正确鲜明的口号：驱逐克伦斯基这个拿破仑主义者的匪帮和解散他伪造的预备国会，解散这种策烈铁里——布里根杜马。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甚至在科尔尼洛夫叛乱之后，还不肯接受我们提出的把政权和平地转交拾苏维埃的妥协办法（当时我们在苏维埃中还没有占多数），他们又滚到卑鄙无耻地勾结立宪民主党人的泥坑里去了。打倒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同他们进行无情的斗争！”

“毫不留情地把他们从一切革命组织中赶出去。不要同这些基什金的朋友、科尔尼洛夫的地主和资本家的朋友进行任何谈判和会议。”

“九月二十三日 星期六

“托洛茨基赞成抵制了。好极了，托洛茨基同志！

在参加民主会议的布尔什维克党团中，抵制的主张失败了。抵制万岁！”[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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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一次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反对临时政府的自发起义。这次起义并不是布尔什维克所发起和希望的，但当起义已经发生的时候，竟决定站在这个运动面前领导它。由于群众没有准备夺取政权，所以这次运动就在两三天内很快就减弱和消退了。所有的资产阶级和孟什维克的报纸都指责布尔什维克组织了这次起义，并且对布尔什维克发动了猛烈的攻击。列宁躲藏起来。托洛茨基继续活动了一个短时期，而在七月二十三日被捕，一直被监禁到九月四日。——英译者注。

[15] 《文集》第三卷，第一部分，第165—166页。（指托洛茨基本人的文集。——中译者注）

[16] 《一九一七年布尔什维克的第一个合法的彼得堡委员会》，《列宁格勒党史》第305—306页。

[17] 民主会议是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召集各种合作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的代表在一九一七年九月十四日举行的一个会议。他们的目的是寻求一些新的方法来支持临时政府，当时临时政府的权利已经日益转到苏维埃手中，而苏维埃正在日益趋向布尔什维克。民主会议力图建立一个所谓预备国会或者共和国苏维埃的新机构，设想由它来控制政府。

那些以托洛茨基和列宁为首的、有意识地进行以革命夺取政权的活动的布尔什维克，自然反对民主会议和预备国会。那些日后反对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人，热别是加米涅夫和李可夫，他们赞成这个支持临时政府的计划。列宁那时处于“地下”，他每天向党发出措辞强硬的信件，坚持采取准备夺取政权的进攻政策。

列宁在他支持托洛茨基的信中写道：

“毫无疑问，在我们党的“上层分子”中，显然存在着动摇的倾向，这种动摇可能会招致灭亡，因为斗争还在继续发展中……在我们党的“议会”上层分子中间，最高级是有问题的。”（参看《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中文版第41页。——中译者注）

看来很有趣，当时的中央委员会和《真理会》编辑对待列宁的样子很像以后他们对待托洛茨基的样子。列宁在九月二十九日的信中写道：

“鉴于中央委员会对于我从民主会议一开始就对这个问题所坚持的主张竟然搁置不答，以及中央委员会删去我的文章中对于像参加预备国会的可耻决定，像把苏维埃主席团中的席位献给孟什维克，等等等等，这一类严重错误所作的指责，因此我不能不从这里面看出一个“有礼貌的”暗示：中央委员会甚至不愿意考虑这个问题，要我封住嘴的一个有礼貌的暗示，而且甚至是要我退出的一个建议。”

“对我来说已有必要请求批准退出中央委员会，我的确这样请求，同时我要保留我在党的下层和在党代表大会上进行鼓动的权利。” 因为那时中央委员会的多数还没有垄断报刊，也没有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帮助，所以列宁的信到了全党的面前，而情况很快就改变了。在布尔什维克团十月七日的会议上，托洛茨基又一次发言主张抵制，加米涅夫反对，经过激烈的辩论以后，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观点获得通过。——英译者注

[18] 参看《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中文版第40页。——中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