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我和列宁之间有过分歧。但是斯大林根据这些东西来歪曲我们关系的一般性质的企图，一碰到我所提到的时期中的一些事实，就化作蜜粉；在这个时期中，我已经说过，决定问题不是用不留记录的谈话和投票，而是用通信的方式；这也就是列宁第一次和第二次患病之间的时期。其间的事实概括起来如下：

（一）在民族问题上，列宁准备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对斯大林进行一次决定性的攻击。关于这件事，是列宁的秘书以他的名义拜在他的指示下告诉我的。她重复得次数最多的一句话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正在准备一枚攻击斯大林的炸弹。”

（二）列宁在论工农检查院的文章里说：

“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现在没有丝毫威信。大家都知道，再没有比我们工农检查院这个机关搞得更坏的机关了，在目前情况下，对这个人民委员部没什么要求可提。……一个人民委员部，如果工作马马虎虎，得不到任何人信任，并且说话毫无威信，那又何必组织它呢？……

“我要问一问工农检查院现在的领导人或任何与之有关的人，他能不能具体地告诉我，像工农检查院这样的人民委员部实际上有什么用处呢？”[72]

在革命后的最初几年间，斯大林始终是工农检查院的首脑。列宁在这里的打击完全是针对他的。

（三）同一篇文章说：

“（官僚主义不仅在苏维埃机关里有，而且在党的机关里也有）。”[73]

这些话本身已经够清楚了，如果把它们同我在上面引述的我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之间的最后谈话联系起来，意思就特别尖锐；在那次谈话里，他说到我们组织一个集团来反对作为官僚主义发源地的组织局。括号中的列宁式的朴实语言完全是针对斯大林的。

（四）关于遗嘱不需要多说。其中充满对斯大林，对他的粗暴和不忠顺的丧失信任。其中说到斯大林可能滥用权力以及因此引起的党的分裂的危险。从遗嘱的所有性格描述中引出的唯一组织结论是：“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位置调开。”

（五）最后，列宁在世时所写的——或者不如说所口授的——最后一封信，是给斯大林的断绝和他之间一切同志关系的信。加米涅夫同志在这封信写成的同一天夜里（一九二三年三月五——六日）告诉了我这件事。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加米涅夫同志述说过这封信。瑶·伊·乌里扬诺娃[74]的证词的速记记录证实了这封信的存在。

季诺维也夫同志在一九二六年七月全会上历数列宁给斯大林的“警告”时说：

“第三个警告是这样的：一九二三年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给斯大林的一封私人信中，断绝了和他之间的一切同志关系。”[75]

玛·乌里扬诺娃试图把事情说成是，列宁在逝世前给斯大林的最后一封信中声明断决一切同志关系这件事，是由个人的原因而不是政治的原因引起的。难道有必要指出，列宁的个人动机永远产生于政治的、革命的、党的原因吗？“粗暴”和“不忠顺”也是个人品质。但是列宁却在这上面警告党，不是为了“个人的”原因，而是为了党的原因。列宁断绝和斯大林间的一切同志关系的信有着完全相同的性质。那封信是在关于民族问题的信以后和在遗嘱以后写的。要减低列宁最后这封信的道义分量的图谋，一直在煞费心机地进行着。可是党有权利知道这封信！

这就是事实真相。这就是斯大林怎样地在欺骗党。[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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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同上书，第449页。——中译者注。

[73] “有关这个事件的文件是存在的。”——引自玛·伊·乌里扬诺娃在联席全会主席团上的声明。（玛·伊·乌里扬诺娃是列宁的姐姐。——英译者注。）

[74] 速记记录，第一号，第32页。

[75] 速记记录，第四号，第104页。

[76] 读者如果有兴趣追索此后的反斯大林官僚主义阴谋的斗争史，可以再我的小册子《列宁逝世以后》中找到有确实文件证明的这段历史。我的书的最初几章现在时多余的了，因为托洛茨基在这里已经把我只提供了一个准确梗概的那些文件全部披露出来。但是，他也用和我同样的方式解释这些文件。因此，由于我的书的出发点得到了这样的肯定，所以它的主体部分仍然是很重要的。它是列宁逝世后俄国共产党内最重大事件的现存的唯一历史。——英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