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赛过读维吉尔。

这是一个星期六下午，这个星期六下午截然不同于所有其他的星期六下午，但又绝对不像一个星期一下午或星期四下午。在这一天，我骑车去纳伊桥，经过罗宾逊小岛。岛的另一头是教堂，教堂里的小塑像有如钟状花冠口中的子叶。我是这样有一种在家的感觉，以至于感到，我竟然出生在美国，这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平静的水面上有渔船，有标明航道的铁桩，有拖着长长的弧度、吃水很深的拖船，有黑色的敞舱驳船和明晃晃的支柱，天空从不变化，河流弯弯曲曲，群山起伏，环抱着山谷，一幅永远在千变万化然而又经久不变的全景图，三色旗固定标志下生活的多样化与运动。所有这一切都是塞纳河的历史，它在我的血液中，并将进入那些在一个星期六下午随我之后沿着岸边而行的人们的血液中去。

当我沿着去默东的路，在布洛涅那边的桥上经过时，我掉转头，驶下山进入了塞夫勒。从一条无人的街道上经过，我看见一个花园里的小餐馆；阳光正从树叶缝里漏下来，照得桌子闪闪发光。我下了车。

什么东西赛过读维吉尔或熟记歌德（一切易逝的东西都只是一种比喻，等等）呢?嘿，在伊西莱穆利诺的室外凉棚下吃一顿八法郎的饭。然而我是在塞夫勒。没关系。近来我一直在想写一本我想象在伊西莱穆利诺发现的《狂人日记》。因为这个狂人主要是我自己，所以我不是在塞夫勒而是在伊西莱穆利诺吃饭。女招待拿着一小瓶啤酒走过来时，狂人说什么?在你写作时不要担心出错。传记作家会解释一切错误的。我想起我的朋友卡尔，他最近花了四天时间着手描绘他正写到的那个女人。“这个我没法做！这个我没法做！”他说。很好，狂人说，让我来为你做这个。开始！这是主要的事情。假定她的鼻子不是鹰钩鼻?假定这是一只很漂亮的鼻子呢?有什么区别呢?如果一幅肖像一开始就弄得很糟糕，这是因为你不是在描绘你心目中的那个女人：你考虑得更多的是那些将观看肖像的人，而不是为你而坐在那里的那个女人。拿范诺登来说——他是另一个例子。他两个月来一直在试着写他的小说。每次我遇见他，他的书都有了一个新的开头，但从来就只是开头。昨天他说：“你看见了我的问题所在。这不光是一个如何开头的问题：第一句话就定下了全书的基调。这里是我几天以前写的一个开头：但丁为一个叫作H——的地方写了一首诗。H加破折号，因为我不想在书刊审查官那里惹什么麻烦。”

想一想一本以H加破折号开头的书吧！一个小小的私人地狱绝不会得罪书刊审查官吧！我注意到，惠特曼开始写一首诗时，他这样写：“我，沃尔特，现在三十七岁了，身体完全健康！……我随兴之所至……我热爱我自己……沃尔特·惠特曼，一个宇宙，曼哈顿的儿子，躁动，丰满，性感，吃喝，繁殖……拆掉门上的锁！从门框上拆掉门本身……在此或从今往后，对我完全一样……我以我的真实面目存在足矣……”

对沃尔特来说，始终是星期六下午。如果那女人难以描绘，那他就承认这一点，在第三句话那里就停下来。下个星期六，天气允许的话，他就可以补上一颗缺掉的牙齿，或踝部。一切都可以等待，可以等待它的时机。“我绝对接受时间老人。”而我的朋友卡尔，他有着臭虫般的活力，却急得尿裤子，因为四天过去了，他手里只有一张底片。“我不明白，”他说，“为什么我会死——不包括不幸的意外事故。”然后他搓着手，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实践他的不朽。他就像藏在墙纸背后的一只臭虫。

热辣辣的太阳晒透了凉棚。我神志昏迷，因为我在迅速死亡。每一秒钟都很重要。我没有听见刚才滴答过去的那一秒钟——我像疯子一样依恋着还没有报告自己到来的这一秒钟……什么东西赛过读维吉尔呢?这个！这个还没有在滴答声或节拍中界定自己、不断扩张的时刻，这个摧毁了一切价值、地位、差别的永恒时刻。这个时刻正从一个隐藏的源泉往上往外喷涌。没有真理可言，没有智慧可以传授。喷涌与潺潺声，同时对所有人说话，到处，用所有的语言。现在是疯狂和清醒之间最薄的一层面纱。现在一切都如此简单，以致一切都是骗人的。从这大醉的山巅，人们驱车下到健康的高原，人们在那里读维吉尔、但丁、蒙田以及所有那些只谈论那个时刻、那个永远被听到的扩张的时刻的其他人……同时对所有人谈话。喷涌与潺潺声。这是我把酒杯举到嘴边，同时看到苍蝇停在我的小手指上的时刻；苍蝇对这个时刻来说，就像我的手，像手里拿着的酒杯，像酒杯里的啤酒，像随啤酒一起产生又随啤酒一起消失的想法一样重要。这是一个这样的时刻：我在此时懂得了，一个“去凡尔赛”或“去叙雷讷”的标志，以及所有指示这个或那个地方的标志，都应该不予理睬，人们应该始终走向没有标志指示的地方。这是一个这样的时刻：我选择坐在那里的那条无人街道人山人海，而所有那些人山人海的街道则空空如也。这是一个这样的时刻：任何餐馆都是真正的餐馆，只要它不是别人指给你的就行。这是最好的食物，虽然这是我尝过的最糟糕的食物。这是除了天才以外没有人碰的食物——总是伸手就可以够着，容易消化，让你吃了还想吃。“罗克福尔干酪，味道怎么样?”女招待问。好得不能再好了！自干酪生产以来最不新鲜、蛆虫最多、最劣等的干酪，爬满了但丁、维吉尔、荷马、薄伽丘、拉伯雷、歌德的蛆虫，曾经有过并钻进干酪的所有蛆虫。想吃这块干酪，人们还必须得有天分。这是我将自己埋在其中的干酪，我，米格尔·费奥多·弗朗索瓦·沃尔夫冈·瓦伦丁·米勒。

引桥是用鹅卵石铺的。我把车骑得这样慢，以致每一块鹅卵石都分别向我的脊柱传去一个截然不同的信息，并通过脊椎一直传到那只疯狂的笼子，延髓在其中闪亮着它的信号灯。当我在塞夫勒过桥时，看看我的左右，我在过任何桥，无论它是在塞纳河、马恩河、乌尔克河、奥德河、卢瓦尔河、洛特河、香农河上，还是在利菲河上，无论是在东河上，还是在哈得孙河、密西西比河、科罗拉多河、亚马孙河、奥里诺科河、约旦河、底格里斯河、伊利瓦第河上，我越过任何一座桥时，也就越过了所有的河，包括尼罗河、多瑙河、伏尔加河、幼发拉底河。在塞夫勒过桥时，我像疯子圣保罗一样喊叫——“哦，死亡，你的刺痛在哪里?”我后面是塞夫勒，前面是布洛涅，但是在我脚下经过的这，这在某个地方以无数同时存在的细流发源的塞纳河，这来自亿万个源头的平静的喷涌，这面携着云彩前进并窒息了过去的镜子，奔腾向前，向前，向前，而我则在镜子和云彩之间横向运动，我，一个完全的法人实体，一个结束了无数世纪的宇宙，我和我脚下经过的这，在我头顶上飘过的这，以及我全身奔腾的一切，我和这，我和那，结合成一个连续的运动，这塞纳河和有桥跨过的每一条塞纳河都是一个正骑自行车过桥的人的奇迹。

这赛过读维吉尔……

回头朝圣克卢而去，轮子转得非常慢，疯狂的灰色笼子里的记速器喀哒喀哒地响着，像放新闻片。我是一个其测压计完好无损的人；我是一个机器上的人，机器操纵着一切；我捏着刹车骑车下山；我可以同样心满意足地踩古代惩罚犯人的踏车，让镜子在我头顶上过，历史在我脚下过，或者相反。我骑着车，沐浴在充足的阳光里，一个除了光的现象以外对一切都无动于衷的人。圣克卢山在左面高耸在我面前，树木俯身在我头顶上，用树荫遮蔽着我，道路很平坦，漫长且没有尽头，小塑像像子叶一般在教堂的钟里。一切中世纪或中年都是好的，无论在历史还是在人身上。阳光充足，道路向每一个方向伸展，所有道路都是下坡。我不会把道路铲平，也不会消除任何颠簸。每一次颠簸都给信号塔传去一个新的信息。我记下了经过的所有地点：要追溯我的思想，我只须追溯我的旅程，重新感受这些颠簸。

在圣克卢桥那里我完全停下。我不慌不忙——我有一整天要消磨。我把自行车放在树下的支架里，去小便池撒尿。全是肉汁，甚至小便池里也是。当我站在那里望着房子正面的时候，一个娴静的年轻女人把头探出窗外，盯着我看。有多少次我这样站在这个笑眯眯的仁慈世界里，阳光沐浴着我，小鸟儿叽叽喳喳疯狂啼叫，有一个女人从敞开的窗户往下看我，她的微笑碎成了柔软的小点点，小鸟将它们采集在嘴里，存放在小便池的底部，水在那里富有旋律地汩汩流淌。一个男人走过来，裤裆敞开着将他膀胱里装的热腾腾的东西浇在正溶解的碎屑上。就这样站着，心扉敞开着，裤裆敞开着，膀胱敞开着，我似乎回想起我去过的每一个小便池——所有最愉快的感觉，所有最奢侈的回忆，就好像我的大脑是一个被许多垫子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大沙发，我的一生就是在一个使人懒洋洋的炎热下午打了一个长长的瞌睡。美国放了一个尿壶在芝加哥的巴黎展览中心，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奇怪。我认为它应该在那里，我认为这是法国人应该欣赏的一件礼物。对了，倒是没必要在它上面飘扬三色旗。这太过分了一点儿！然而，一个法国人怎么会知道，首先吸引美国参观者的目光，使他激动，使他一直暖到内脏里面的东西之一，就是这只无处不在的尿壶呢?一个法国人怎么会知道，美国人在看一个公共小便池或小便斗或诸如此类随便你愿意叫它什么的东西时，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这样的事实：他是在一个承认不时有撒尿必要的民族中间，这个民族还知道，撒尿的时候，人们必须得用阴茎，如果不是当众撒尿，就得在背地里撒尿，在街上撒尿并不比在地下让一个老流浪汉盯着你，不准你小便更不合适。

我是一个大量撒尿、经常撒尿的人，他们说这是伟大精神活动的一种标志。无论它怎么样，我知道，当我在纽约街上行走时，我是在不幸之中。我不断想知道，下一步该在哪里停下，我是否能坚持那么久。冬天，在你身上一个子儿也没有、饥肠辘辘的时候，中途停下，在一个暖洋洋的地下公用厕所里待几分钟，真是不错，春天到来时，这就是另一回事了。有人喜欢在阳光里，在盯着你、朝你微笑的人们中间撒尿。虽然蹲下在一个磁壶里放空其膀胱的女性并不怎么雅观，但是，有任何感觉的人都不会否认，看着男性站在一块锡板条后面，带着那种心满意足、悠闲自在的空洞微笑，那种长久的、怀旧的、舒适的眼神往外观望人群，是一件好事。把满满的膀胱放空是人类的一大快乐。

我专门喜欢去某些小便池——如聋哑人收容所外面的破旧车辆，在圣雅克街和拉贝德莱佩街的拐角；或者卢森堡公园附近“赫金森轮胎”那里的那一个，在达萨斯街和基纳美街的拐角。这里，在春天里一个暖和的夜晚，由于什么样一连串互相关联的事情，我不知道，也不关心，只是我重新发现了我的老朋友鲁滨逊·克鲁索。整个晚上都是在回忆、在痛苦和恐怖中度过的，快乐的痛苦，快乐的恐怖。

“这个人一生的奇迹”——原版本的序言这样说——“超过了现在可以发现的一切；一个人的一生几乎不可能经历更大的变化。”这个岛现在大家知道叫多巴哥，在浩瀚的奥里诺科河的入海口，在特立尼达西北三十海里的地方。鲁滨逊在那里孤独地生活了二十八年。沙滩上的脚印如此漂亮地凸现在封面上。那个星期五。伞……为什么这个简单的故事使18世纪的人如此着迷呢?请看拉鲁斯词典：

……关于一个人的冒险故事，他被抛到一个荒岛上以后，找到了自给自足的手段，甚至为自己创造了一种相对的幸福，这在另一个人类——野蛮人星期五——到来之后得以完成，是鲁滨逊把他从敌人手里夺下来的……这部小说的趣味不在于心理上的真实，而在于大量详细的细节，这给人一种强烈的真实印象。

所以，鲁滨逊不仅找到了生活下去的手段，而且甚至为自己建立了一种相对的幸福！妙哉！一个满足于相对幸福的人，因而是一个非盎格鲁撒克逊人！因而是一个前基督徒！把这个故事带到最新的时代，把拉鲁斯词典抛开，我们要在这里讲一个想要为他自己建立一个世界的艺术家，一个关于也许是第一个真正的神经病患者的故事，他自己凿沉了船，为的是在他时代之外生活在一个他自己的世界里，这个世界他可以和另一个人类，甚至一个野蛮人分享。特别要指出的是，在将他的神经病冲动付诸实施的时候，尽管他独自一人在荒岛上，也许除了一支旧猎枪和一条破裤子以外什么也没有，可他确实找到了相对的幸福。一段清白的历史，有两万五千年的后马格德林时代的进步埋在他的神经细胞中。18世纪的相对幸福观念！在星期五到来时，虽然星期五只是一个野蛮人，不说鲁滨逊的语言，但圆却完成了。我想再读一下这本书——将在某个下雨天读。一本卓越的书，达到了我们了不起的浮士德文化的顶点。像卢梭、贝多芬、拿破仑、歌德那样的人刚冒出地平线。整个文明世界用九十七种语言整夜整夜不睡觉读着它。一幅18世纪现实的图画。从此以后不再有荒岛。从此以后一个人无论碰巧生在哪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是一个荒岛。每一个人都是他自己的文明沙漠，他在上面遭遇失事的自我之岛：幸福，无论是相对的还是绝对的，都是不可能的。从此以后，每个人都逃离自己去发现一个想象的荒岛，实践鲁滨逊·克鲁索的这场梦。追随着麦尔维尔、兰波、高更、杰克·伦敦、亨利·詹姆斯、D.H.劳伦斯等等成千上万的经典作家。他们当中没有人找到幸福。兰波找到了癌。高更找到了梅毒。劳伦斯找到了结核病。瘟疫——就是它。管它是癌、梅毒、结核病，还是什么别的东西。瘟疫！现代进步的瘟疫：殖民化、贸易、免费《圣经》、战争、疾病、假肢、工厂、奴隶、疯狂、神经病、精神变态、癌、梅毒、结核病、贫血症、罢工、闭厂停工、饥饿、无效、空虚、不安、奋斗、绝望、厌倦、自杀、破产、动脉硬化、夸大狂、精神分裂、疝、可卡因、氢氰酸、恶臭炸弹、催泪瓦斯、狂犬、自我暗示、自我陶醉、心理治疗、水疗、电按摩、吸尘器、干肉饼、粒状麦粉、痔疮、坏疽。没有荒岛。没有天堂。甚至没有相对幸福。人们如此疯狂地逃离自己，以致他们在冰块底下，在热带沼泽地里寻求拯救，要不然他们就爬上喜马拉雅山或者在同温层使自己窒息……

使18世纪人们着迷的是末日的幻景。他们已经活够了。他们要一步一步地追溯着，重新爬回到子宫里。

这是拉鲁斯词典的附录……

在卢森堡公园附近的小便池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书里包含什么内容，真是太无关紧要了；重要的是读书的时刻，是包含着书的时刻，是明确并且始终把书放在一间房间的生活氛围中的时刻。这间房间阳光明媚，有着使人康复的气氛，普通的椅子，破地毯，做饭洗涤的味道，母亲的肖像显得很重要，像图腾崇拜似的，窗户临街而开，投射出懒洋洋伸展的杂乱形象，多节的树木，电车线，房顶上的猫，从晾衣绳上跳下来的零碎噩梦，正关上的酒馆门，打开的阳伞，结成块的雪，滑倒的马，飞转的发动机，结了霜的窗玻璃，发芽的树木。鲁滨逊·克鲁索的故事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至少对我来说——我在其中发现它的那个时刻。它继续活在越来越大的幻觉效应中，一种充满着幻觉效应的生活的生动部分。对我来说，鲁滨逊·克鲁索和维吉尔的某些部分属于同样的范畴——或者，现在是什么时候?因为无论什么时候我想起维吉尔，我就自动想起——现在是什么时候?我认为维吉尔是一个秃头，戴着眼镜，往后翘着椅子，在黑板上留下了一个油印渍；一个神志不清、张着大嘴的秃头，他连续四年来每星期有五天装作神志不清；一张满口假牙、发出这样一些奇怪的天书般胡言乱语的大嘴：稀稀疏疏有几个人在荒凉的大海上漂浮[1]。我生动地回想起他说这句话的发音中所带有的那种亵渎神圣的欢乐。一句了不起的话，据这个秃头、凸眼珠的婊子养的所说。我们审视这句话，从语法上分析它，我们拾他的牙慧，我们将这句话像鱼肝油一般吞下，我们将它像治消化不良的药一般咀嚼，我们像他那样张开大嘴，我们一年又一年在一周的五天里一天接一天地复制着奇迹，就像磨损的唱片，直到维吉尔完蛋，永远离开我们的生活。

但是每次这个凸眼珠杂种张开大嘴，吐出这个辉煌句子的时候，我听到了那一刻让我听到的最重要的话——现在是什么时候?马上该去上数学课了。马上该去休息了。马上该去洗餐具了……我是一个将对维吉尔和他那句操蛋的“稀稀疏疏有几个人在荒凉的大海上漂浮”诚实的个人。我不脸红，不结巴，没有一点儿不知所措，没有一点儿遗憾或后悔地说，在厕所里的休息值一千个维吉尔，过去值，也将永远值。在休息时我们觉悟起来。在休息时我们这些非犹太教徒，这些没有更好意识的人变得神志不清：我们从小隔间跑进跑出，把门关得砰砰响，把锁弄坏。我们似乎得了震颤性谵妄。在我们用食品互相开火、大叫大骂、互相绊跟头时，我们不时念念有词——稀稀疏疏有几个人在荒凉的大海上漂浮。我们引起的噪音如此之大，造成的损坏如此之多，以致当我们这些非犹太教徒去厕所的时候，拉丁文教师竟跟着我们一起去，或者如果他那天在饭馆吃饭，那么历史教师就跟我们进去。他们会做怪脸，站在厕所里，手里拿着抹了黄油的美味三明治，听我们这些小家伙放屁及发出粗厉的叫声。他们一离开厕所，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我们就高声唱起歌来，这是不该受到指责的，但是这无疑是一种大受那些戴眼镜的教授们忌妒的状况，尽管他们很有学问，但他们自己也不得不时常使用厕所。

哦，厕所里的奇妙休息！我对薄伽丘、拉伯雷、佩特罗尼乌斯、《金驴记》等的知识，都要归功于这些休息。你可以说，我所有有益的阅读都是在厕所里进行的。最糟糕的情况下，也是读《尤利西斯》，或一本侦探小说。《尤利西斯》中有些段落只能在厕所里读——如果人们想要充分吸取其内容的味道的话。这不是诋毁作者的才能。这只是要使他更接近那出色的一伙：阿伯拉尔、彼特拉克、拉伯雷、维永、薄伽丘——所有那些卓越的、精力充沛的真正精灵，他们承认大粪就是大粪，天使就是天使。卓越的一伙，没有维吉尔的那句话。厕所越是摇摇欲坠，越是要塌似的，就越好。（小便池也一样。）要欣赏例如拉伯雷——像“如何重建巴黎城墙”那一段——我就推荐一个简陋的农村厕所，在一块玉米地里的一个户外厕所，有从门里照射出来的一小片新月状的光亮。没有按钮好揿，没有链子好拉，没有粉红色手纸。就一个做工粗糙的座，大到足够把你的屁股框在里面，还有两个适合于其他屁股尺寸的洞眼。如果你能带一个朋友来，让他坐在你旁边，那就好极了！一本好书在好伙伴中总是会得到更多的欣赏。你可以同一个朋友一起坐在户外厕所里消磨掉美好的半小时——将终生伴随你的半小时，以及它所包含的书，及其味道。

我说，你把一本伟大的书带到厕所去，绝无损于它的伟大。只有渺小的书才会因此而受损。只有渺小的书才会被当作擦屁股纸。《小恺撒》[2]就是这样一本书，现在已被翻译成法语，构成了《激情》系列。翻着书页，就好像我又回到家里，读着大字标题，听着他妈的收音机，坐着铁皮马车，喝着廉价杜松子酒，用玉米棒子操初出茅庐的妓女，把黑鬼吊死，活活烧死。这是让人拉肚子的东西。《大西洋月刊》或其他月刊，都是同样情况，奥尔德斯·赫胥黎、格特鲁德·斯泰因、辛克莱·刘易斯、海明威、多斯·帕索斯、德莱赛，等等，等等，都是这么回事。当我将这些老家伙带到抽水马桶那里去的时候，我并没有听到我内心有钟声响起。我一拉链子，他们就进了下水道。流入塞纳河，进了大西洋。也许一年以后，他们又冒出来——在康尼岛、米德兰海滨、迈阿密的岸边，同死水母、蜗牛、蛤蜊、废避孕套、粉红色手纸、昨天的新闻、明日的自杀在一起……

不再从钥匙孔里窥视！不再在暗中手淫！不再有公开的忏悔！从门框上拆掉门！我想要一个女性生殖器在其中显现为一道天然纯洁缝隙的世界，一个对骨骼、轮廓、天然原色有感受力的世界，一个对其动物起源既害怕又尊敬的世界。我讨厌看所有痒痒的、乔装打扮的、毁形的、理想化的窟窿眼儿。暴露出神经末梢的窟窿眼儿。我不要看少女偷偷在闺房里手淫，或咬指甲，或揪头发，或躺在一张满是面包屑的床上读整整一章书。我要马达加斯加人葬礼上用的杆子，动物叠动物，最上面是亚当和夏娃，夏娃的两腿之间有一道天然纯洁的缝隙。我要两性人，真正的两性人，而不是带着萎缩的阴茎或干窟窿眼儿走来走去的冒牌货。我要一种古典式的纯粹，大粪就是大粪，天使就是天使。例如，英王詹姆斯一世钦定的《圣经》英译本。不是威克利夫[3]的《圣经》，不是拉丁文《圣经》，不是希腊文《圣经》，不是希伯来文《圣经》，而是那部辉煌的、致命的《圣经》。它的产生，是在英语全盛时期，是在两万词汇就足以建立一块永久的丰碑的时候。一部用瑞典语或爪哇语写成的《圣经》，一部给霍屯督人或中国人读的《圣经》，一部不得不在法语的流沙中蜿蜒曲折地流淌的《圣经》，都不是《圣经》——这是假货、冒牌货。英王詹姆斯一世钦定的《圣经》英译本是由一个碎骨机的种族产生的。它复活了原始奥秘；复活了强奸、凶杀、乱伦；复活了癫痫、性虐待狂、夸大狂；复活了魔鬼、天使、龙、海中怪兽；复活了魔术、驱邪、传染病、符咒；复活了兄弟残杀、弑君、弑父、自杀；复活了催眠术、无政府主义、梦游；复活了歌曲、舞蹈、马戏表演；复活了占卜、阴间、神秘、奥秘；复活了权力、邪恶、光荣，这光荣就是上帝。一切都以巨大的规模出现，加了盐、香料，以便一切都能持续下去，直到下一个冰河时代。

一种古典的纯粹，然后——让邮政当局见鬼去吧！因为，如果古典作家们真的一直活下去不死，而我们和我们周围的一切却在死亡，那么究竟是什么使他们能够活着呢?如果不是他们身上的盐保护了他们，又是什么东西使他们不受时间的蹂躏呢?当我读佩特罗尼乌斯或阿普列尤斯或拉伯雷时，他们显得多么接近啊！那种咸味！那种动物园的味道！马尿和狮子粪的气味，老虎的呼吸和橡皮的气味。污秽、欲望、残酷、厌烦、智慧。真正的阉人。真正的两性人。真正的阴茎。真正的窟窿眼儿。真正的宴席！拉伯雷用人类的窟窿眼儿重建了巴黎的城墙。特里马尔奇奥把他自己的嗓子弄得痒痒的，连他自己的肠子都吐了出来，在他自己的泔水中打滚。在圆形剧场里，一个高大、睡眼惺忪的性反常者一般的恺撒心情沮丧，懒洋洋地躺着，狮子、豺、鬣狗、老虎、金钱豹都在嘎吱嘎吱地嚼着真正的人骨头——而前来的人——殉道者和低能儿，正走上金色的楼梯，高呼哈利路亚！

当我涉及厕所的主题时，我重新经历了我的某些最好的时光。站在布洛涅的小便池那里，圣克卢山在我的右边，窗户上的女人在我上边，太阳晒在平静的河水上，我看见我这个古怪的美国人正将这种宁静的感受传递给那些将随我而来的其他美国人，他们将在法国某个迷人的角落站在充足的阳光里，把他们饱满的膀胱放空。我祝愿他们一切都好，不要有肾结石。

我顺便推荐一下我很了解的某些其他小便池，那里也许没有女人对你微笑，但是那里有一堵断墙、一座旧钟楼、一座宫殿的正面、一个满是彩色遮篷的广场、一个马槽、一座喷泉、一群鸽子、一个书摊、一个蔬菜市场……法国人几乎总是选对了地方来建他们的小便池。我立即想起在卡尔卡松的一个小便池，如果我选好时间，它会让我看到那个城堡无可比拟的景象。它的位置如此之好，除非一个人有负担，或心神错乱，不然它必然会令人升起同样的汹涌澎湃的自豪感，同样的惊奇与畏惧，同样的对此景象的强烈依恋。疲惫的骑士或修道士曾歇在山脚下，那里现在奔腾着冲刷掉时代风尚的小溪，当他们抬头注视在风卷残云的天空映照下被炮火熏黑的可怖塔楼时，他们曾有过同样的感受。

我立刻又想到另一个小便池——就在阿维尼翁[4]的教皇宫外面。离那个迷人的小广场仅一箭之地。在春天的夜晚，广场上几乎尽是天鹅绒和花边、面具和五彩纸屑；时光如此静静流淌，以至于人们可以模糊听见小号吹响，过去像幽灵般溜过，然后淹没在深沉的击锣声中，粉碎了夜晚的无声音乐。离那个红灯闪耀的朦朦胧胧的小区仅一箭之地。在那里，你会在傍晚的清凉中发现弯弯曲曲的小街道上有忙忙碌碌的活动，女人们穿着泳装或者衬衣，懒洋洋地在门前台阶上，嘴里叼着香烟，招呼过路行人。夜幕降临时，墙壁似乎长到一块儿去了，从汇集到广场的各个小巷里拥来一帮好奇的饿汉，他们堵住了狭窄的街道，成群结队地到处乱转，像拖着尾巴寻找卵细胞的精子一样，无目的地冲到这里，冲到那里，最后被妓院敞开的无底洞吸了进去。

现在，当人们站在教皇宫旁边的小便池那里时，他们几乎不知道这另一种生活。教皇宫巍然屹立，冷冰冰的，像坟墓一般，面对着一个荒凉空旷的广场。它对面是一幢样子可笑的建筑物，叫作音乐学院。它们立在那里，隔着一块空地面面相觑。教皇们离去了。音乐没有了。一个辉煌时代的一切光彩和言论全消失了。要不是因为学院后面的那个小区，谁会想象教皇宫高墙里面的那种生活曾经是什么样子?在这座坟墓曾经活着的时候，我相信，教皇宫和底下弯弯曲曲的小巷是不分开的；我相信，那些肮脏破旧，用碎瓦做屋顶的小房子一直排列到教皇宫门前。我相信，教皇从他豪华的窝里走出来，进入明媚的阳光中时，他立即就和他周围的生活沟通了。壁画上仍然保留了那种生活的某些痕迹：户外的生活、狩猎、钓鱼、赌博、鹰、犬、女人、闪光鱼。一种奔放的天主教式的生活，有强烈的忧郁，也有焕发的青春，由罪恶、慈悲、悔悟构成的生活，一种由浅褐色和金棕色、由染有酒渍的袍子和橙红色流体构成的生活。教皇宫一个角落里有一间神奇的小房间，在那里人们可以俯瞰阿维尼翁各种令人难忘的屋顶和罗讷河上的断桥。在这间他们说教皇写训令的房间里，壁画仍如此之新，如此自然，如此充满生气，甚至这个今天是教皇宫的坟墓也似乎比户外世界更生气勃勃。人们可以想象，教会的一位伟大神父坐在他的写字台旁，面前放着一份教皇训令，胳膊肘旁边有一只大酒杯。人们还可以很容易地想象一个胖乎乎的漂亮荡妇坐在他的大腿上。而楼下，在那宽敞的大厨房里，各种动物正被叉子叉着在火上烤，教会的其他上层人物——一帮饕餮之徒，正在高墙深院的舒适与安全感中心满意足地狂喝滥饮。没有教会宗派，没有无益而琐细的分析，没有精神分裂。当疾病来临时，它横扫了贫民窟和宫殿，横扫了富有的教皇住地，也横扫了穷困的农民住地。当上帝之灵下凡到阿维尼翁时，它没有在路对面的音乐学院那里止步，它穿透高墙、肉体、等级。它在红灯区和山上都同样声势浩大地蔓延。教皇不可能把他的女人们抱起来放到一边就没事了。墙里墙外是一种生活：信仰、私通、流血。基本的色彩。基本的激情。壁画讲述着故事。它们如何经历了每一天，而一个整天就比书本更有吸引力。教皇咕噜着说出来的话是一回事——他们命令画在墙上的东西是另一回事。语言已经死亡。

【注释】

[1] 该句出自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纪》卷一。

[2] 威廉·赖利·伯内特（1899——1982）于1929年所作的一部小说。

[3] 约翰·威克利夫（1330?——1384）：英国神学家、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先驱，曾把拉丁文《圣经》译成英语。

[4] 法国东南部城市，历史上曾经是教皇都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