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有句俗话说，“扬一益二”，扬是扬州，益是成都，这句话说明在长安洛阳以外，繁荣的城市除去扬州就要算成都了。当时的西蜀不只有丰富的农产、矿产，手工业也得到高度的发展，像丝织品，纸、大邑的瓷器……都是远近驰名的。它虽然被艰险的山川包围着，却阻止不住国内的和国外的商人们来到这里贩运货品，因此成都便成为一个富庶的城市。安史乱起，中原民不聊生，更加上严重的灾荒，到处都有人吃人的现象：可是西蜀还能保持暂时的安定。唐玄宗曾经一度率领着一批官僚逃到成都，至于一般人民流亡到这里的当然也不在少数，因为大家想，在这夙称富庶的区域，生活比较容易维持。杜甫来到成都，因为他没有吃的，自然要找产粮丰富的区域，没有穿的，自然要找温暖的南方，这正如候鸟在秋天不得不向南飞翔。可是没有几年，剑南的东西两川，内由于地方官吏的跋扈与人民负担的加重，外由于吐蕃的侵扰，这块当时所谓的“乐土”，在大混乱的时代中也不能自居例外，同样陷入一个长期的互相斫杀的局面。

杜甫到成都时，裴冕是成都尹兼剑南西川节度使。裴冕在玄宗时结交王，晚年在代宗时又攀附李辅国和元载，是一个不择任何手段只求自己升官的官僚，他又是马嵬事变后六次上笺拥戴肃宗即皇帝位的人，就广义上说，正属于房琯和他的友人们的敌党。我们没有充足的理由，同意一些杜诗的注者说杜甫在诗里一再称述的“主人”就是裴冕。但是裴冕的幕中可能有杜甫的友人和亲属，例如他的从孙杜济就是裴冕身边的一个得意人物，这些亲友或多或少会给他一些经济上的帮助。他和裴冕虽然没有直接的交谊，他既然到了裴冕统治的境内，却也不能不在他的纪行诗《鹿头山》里用四句诗来恭维恭维他，这种用心是很可怜的。他到成都后，我们再也找不到一句和裴冕有关的诗了。并且裴冕在第二年（七六〇）三月便离开成都，李若幽继任成都尹。

六屏式鉴诫画，唐，墓室壁画，高145厘米，宽400厘米，反映了唐代屏风的类型和屏风画艺术。

杜甫在七五九年的岁末到达成都，住在西郊外浣花溪寺里，寺里的僧人复空是他临时的主人。他在庙里没有住多久，便在城西七里浣花溪畔找到一块荒地，先开辟了一亩大的地方，在一棵相传二百年的高大的柟树下建筑起一座并不十分坚固的茅屋。他经营这座草堂，不是轻而易举的，几乎事事都需要朋友和亲戚的帮助。表弟王十五司马出郭相访，走过野桥，给他送来建筑费，使他感动地说：“在他乡多亏表弟帮忙，来往不辞劳苦。”他一方面营建草堂，一方面写诗向各处觅求树秧：向萧实请求春前把一百根桃树秧送到浣花村，向韦续索取绵竹县的绵竹，向何邕要蜀中特有的、三年便能成荫的桤树秧，他亲自走过石笋街到果园坊里向徐卿索求果木秧，无论绿李黄梅都无不可，他还向韦班要松树秧和大邑县的瓷碗。关于瓷碗他写出下边的绝句，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唐代的瓷器精美到什么程度：

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成都）传；

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

——《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

经过二三月的经营，草堂在暮春时节落成了。不只杜甫自己欣庆得到一个安身的处所，就是飞鸟语燕也在这里找到新巢，从此这座朴素简陋的茅屋便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块圣地，人们提到杜甫时，尽可以忽略了杜甫的生地和死地，却总忘不了成都的草堂。根据“浣花溪水水西头”、“万里桥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沧浪”、“背郭堂成荫白茅”、“时出碧鸡坊，西郊向草堂”、“万里桥西宅，百花潭北庄”、“茅堂石笋西”、“结庐锦水边”、“西岭纡村北”……这些诗句我们可以推测草堂的位置是背向成都郭，在少城碧鸡坊石笋街外，百花潭北，万里桥及浣花溪西，临近锦江，西北则可以望见山巅终年积雪的西岭^［1］。

这是七六〇年（肃宗上元元年），中原没有恢复，关内闹着严重的灾荒，币制紊乱，杜甫却结束了他十载长安、四年流徙的生活，在这里得到一个栖身的处所。他离开了兵戈扰攘、动荡不安的大世界，眼前只看到蜻蜓上下，沉浮，水上有圆荷小叶，田间是细麦轻花。他亲身经历了许多年的饥寒，如今暂得休息，于是自然界中的一切生物，都引起他的羡慕。他在这时期内写了不少歌咏自然的诗。他所歌咏的，鸟类中有鹭鹚、燕、鸥、莺，黄鹂、凫雏、鹭、、花鸭：昆虫中有蝴蝶、蜻蜓、蜂、蚁；花木中有丁香、丽春、栀子、枇杷、杨柳、荷花、桃、李、桑、松、竹、桤、柟、柟树下的一片药圃。他运用了“小”和“轻”、“细”和“香”、“嫩”和“新”以及“净”、“弱”、“微”、“清”、“幽”……那些字来形容它们。

他看他眼前的花木是——

杨柳枝枝弱，枇杷对对香。

——《田舍》

眼前的虫鸟是——

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

——《水槛遣心》之一

说到春夜的雨——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春夜喜雨》

夜晚的幽静——

云掩初弦月，香传小树花。

——《遣意》之二

我们把这类的诗句和七五九年在洛阳道上与秦州道上的诗相比，意境上有多么大的一个悬殊！难道杜甫自己的生活刚刚有了着落，便陶醉在自然的春光里，忘却了人民的痛苦与国家的灾难了吗？

杜甫并不是这样。这些诗句只反映着杜甫草堂生活的一方面，我们读着这些诗句，好像听田园交响乐，有时到了极细微极轻盈的段落，细微到“嫩蕊商量细细开”，轻盈到“自在娇莺恰恰啼”，然而另一方面，忽然转折过来，便有暴风雨的发作，田园立即起了很大的变化，这变化使他联系到现实的生活。那棵高大的柟树，童童青盖，据说已经生长了二百年，杜甫曾经在它旁边规定了草堂的地位，在它的近根处开辟了一片药圃；不料一天狂风忽至，江翻石走，它的枝干还与雷雨力争，但是根断了，被风雨拔起，像死了的龙虎一般倒在荆棘中，使草堂前的景色失却了它最重要的部分。还有一次在八月，秋风怒号，把草堂顶上三重的茅草都给卷走，茅草有的挂在林梢，有的沉入塘坳；黄昏时风定了，墨云又聚集起来，雨不住地下了一夜，屋里漏得没有一块干土，他在无眠的长夜中唱出来《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他由于自己的灾难想到流离失所的人们，他在歌里这样说：

明皇幸蜀图轴，唐，李昭道，绢本设色，纵55.9厘米，横81厘米，描绘了玄宗及其随从在崇山峻岭、白云缭绕之中逃往四川避安史之乱的情景。

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

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

（终了）？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这里正如他在《凤凰台》诗中所说的，要用自己的心血来孕育中兴的征兆一般，为了天下的寒士免于饥寒他宁愿牺牲自己。

除却惊天动地的暴风雨外，这田园里也存在着一些病苦的忧郁的事物，使人想到人民的病苦而忧郁的生活。杜甫由于病橘想到天宝年间给杨贵妃输送鲜荔枝的情形——

忆昔南海使，奔腾献荔枝，

百马死山谷，到今耆旧悲！

——《病橘》

由于被刀斧砍伐的枯棕想到人民被官家剥削得一物不遗——

有同枯棕术，使我沉叹久，

死者即已休，生者何自守？

——《枯棕》

还有病柏和枯柟，本来都是正直而健壮的树木，一旦病老，便饱受鸱鸮和虫蚁的摧残。这些生物界中的病象，都使杜甫联想到社会的病象。

这片杜甫最初从荒芜中开辟出来的一亩大小的土地，依靠杜甫亲身的劳动渐渐向四方扩展，茅亭旁有向外眺望的水槛，堂前栽种四棵心爱的小松，堂内设置了乌皮几。两年工夫，在清澈的溪旁建筑起疏疏落落的亭台，虽然简朴，却也略具规模。他看着眼前的天地疏朗，就是有病的身体也感到轻快；并且交游稀少，自己觉得姓名也是多余的了。这时他写了许多诗，述说他闲散的生活，例如：

仰面贪看鸟，回头错应人；

读书难字过，对酒满壶频。

——《漫成》之二

又如：

失学从儿懒，长贫任妇愁；

百年浑得醉，一月不梳头。

——《屏迹》之三

但我们不要尽从这些诗句里去勾画他草堂里生活的轮廓。他耕耘南亩，种树培药，必须具有一个农夫所应有的勤劳。尤其对于一丛丛的恶树，他常常手持小斧，到林中去砍伐。还有含毒的荨草（麻），叶子刺人有如蜂螫，他看它像是眼中的芒刺，他在百草凋枯前就背着锄头，率领小孩子们到处寻索，要把它连根除掉，因为一经严霜，蕙叶便与荨草同枯，没有法子分辨美恶了。他这样披荆斩棘，兢兢业业，最后才感到——

自兹藩蓠旷，更觉松竹幽；

芟夷不可阙，疾恶信如仇！

——《除草》

杜甫在他的耕作中深深地体验到腐旧的恶势力应如何铲除，新生的力量如何培养，后来在七六四年的春天他从阆州再回成都，想到不成材的竹子孳生太快，小松树又长得太慢，写过这样的警句：

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

——《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五首之四

他不只对于眼前的恶木毒草尽力删除，他对于传说中的神怪也痛下攻击。成都市桥旁有石犀五头，传说是镇压江水的神物，蜀人以此矜夸，说千年以来，江水泛滥从来不曾到过城西南角的张仪楼。但在七六一年，秋雨成灾，灌口一带就被江水淹没了许多户口。杜甫说，修筑堤防才能制止水灾，这是人民的力量，“诡怪何得参人谋！”西门外又有两座高大的石笋，南北对立，传说是海眼，稍一搬动，便会洪涛泛滥，它们挺立街旁，受人膜拜，而人民仍不免于天灾人祸。所以杜甫对于这两座石笋和五头石犀都希望能有一个大力的壮士把它们提起来抛掷天外，不要让它们长久地在这里蒙蔽人民，像是佞臣们蒙蔽皇帝一般。

同时他对于当前的文艺批评也不保持静默了。这时全部的唐诗仿佛进入一个暂时休息的状态：岑参已经结束了他的开辟新境界的边塞诗，储光羲死于七五九（？）年，王维死于七六一年，李白死于七六二年，下一代的孟郊尚在童年，韩愈白居易还没有降生。元结默默地在七六〇年把孟云卿等七个诗人的诗搜集了二十四首，编撰了一部《箧中集》，倡导关怀人生的朴质的诗，鄙弃那些拘限声病、崇尚形式、“与歌儿舞女生污惑之声于私室”的歌曲。他们的理论虽然恰中时病，但他们的诗才有限，创作的成绩很平常，不曾引起一般人的注意。这时没有休息的是杜甫，此后他还继续了十年的丰富的创作生活，可是他的诗也不曾被当时的所谓诗人们所接受。那时流传下来的诗选集如《中兴间气集》、《河岳英灵集》里边，就没有选过一首杜甫的诗。他们不但不承认他的特殊的成就，反而常常制造出许多谣言来毁谤他，就是后来《旧唐书》和《新唐书》的作者也不加审查，把一些恶意的谣言写在杜甫的本传里，使后人对于杜甫发生许多误解。那些拘泥形式的评论家们不但攻击杜甫，对李白也不放松，所以杜甫在《不见》一诗中说李白：

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

说得最清楚的是后来韩愈的《调张籍》：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

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由此可见，李白杜甫不只在生前，就是死后也不断受人毁谤。杜甫针对着他所受到的毁谤，写成《戏为六绝句》。这六首绝句表面上是替初唐四杰辩护，实质上是接触到当前文艺界里批评和创作的问题，例如第二首绝句——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这是说，这四个诗人在当时是革新的作家，起过一定的作用，你们不要以为他们的时代过去了，便任意哂笑他们。又如第四首——

才力应难跨数公，凡今谁是出群雄？

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

这是说，论才力你们并不能超过四杰，现在还有谁是特出的诗人呢？你们小巧的诗句不过是兰苕上飞翔着翡翠鸟，并没有掣鲸鱼于碧海那样大的气魄。兰苕翡翠，指的是元结在《箧中集序》里攻击的那些揣研声病、寻章摘句的人们，至于大海鲸涛，气象万千，则只有李白杜甫才能有表达的能力。——从这里我们知道，杜甫在当时不只在政治上，就是在文艺界里也是处在被人误解、被人否认的地位。

他对于他的故乡和流落在他乡的弟妹还是念念不忘。他从刚到成都的那一天起，就这样说——

但逢新人民，未卜见故乡；

大江东流去，游子日月长。

——《成都府》

在他起始经营草堂时，他也不曾放弃过顺江东下的念头。但是东京没有收复，乡关充满胡骑，弟妹的消息长期隔绝，他怅望云山以外的长安洛阳，在风色萧萧的夜晚只空空地感到“万里正含情”。想到这里，草堂四围的幽花小鸟再也维系不住他的心情，他的悲感又像是脱却缰鞍的马一般，在平野里奔腾起来，发出悲壮的声音：

洛城一别三千里，胡骑长驱五六年。

草木变衰行剑外，兵戈阻绝老江边。

思家步月清宵立，忆弟看云白日眠。

闻道河阳近乘胜，司徒（李光弼）急为破幽燕！

——《恨别》

并且他请名画家韦偃在他的草堂东壁上画出两匹雄赳赳的骏马，好像他心情的写照——

一匹龁草一匹嘶，坐看千里当霜蹄；

时危安得真致此，与人同生亦同死！

——《题壁上韦偃画马歌》

论时代，杜甫离开了开元天宝的盛世，论地域，他离开了洛阳和长安，所以草堂的四邻没有亲戚，没有旧友，和杜甫一起来往的都是些落魄的文人和不知名的田夫野老：北邻是一个退职的县令，爱酒能诗，常常踏着蓬蒿来访；南邻有朱山人曾经留杜甫在他的水亭中饮酌，还有卖文为生的斛斯融也是他的酒伴；在春天，黄四娘家的万花盛开，把树枝都压得低低垂下；此外野人赠送樱桃，邻家的美酒小孩子在夜里也能赊来；到了寒食，大家聚在一起，是这样快乐——

杜甫草堂杜甫草堂位于成都市西郊浣花溪畔，占地约300亩，主要建筑有大廨、诗史堂、柴门、工部祠等。草堂原为杜甫流寓成都时的故宅，中唐后不存。五代前蜀韦庄等在旧址上重建茅屋。北宋元丰年间吕大防镇蜀，始建祠宇。后经历代培修，才成今日规模。杜甫与李白并祢“李杜”，并被尊为“诗圣”，祖籍襄阳。759年，因避安史之乱，偕家入蜀，在浣花溪畔建茅屋以居，前后共3年零9个月，作诗二百多首。其中广为传诵的就有《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恨别》、《春夜喜雨》等多首。故草堂有联云：“异代不同时，问如此江山，龙蜷虎卧几诗宫；先生亦流离，有长留天地，月白风清一草堂。

田父要皆去，邻家问不违，

地偏相识尽，鸡犬亦忘归。

——《寒食》

这都是杜甫的新朋友，他们真实、朴质，彼此没有嫌猜，给思乡忆弟、愤激多病的杜甫不少的安慰。

然而他为了生计，也不能不和另外一些友人周旋。他的家庭虽然没有在鄜州和同谷时那样饥寒交迫，但是孩子们还是面色苍白，有时甚至饿得忿怒起来，向父亲要饭吃，父亲没法应付。他初到成都时，仰仗一个故人分赠禄米，一旦这厚禄的故人书信断了，他一家人便不免于饥饿；他给唐兴县令王潜作《唐兴县客馆记》，随即一再寄诗给他，希望王潜给他周济；侍御魏某骑马到草堂给他送来买药的代价，他也得作诗酬答。这都足以说明，草堂周围的农产物还不能养活杜甫的一家人；杜甫仍然要——

强将笑语供主人，悲见生涯百忧集！

——《百忧集行》

这时海内多难，武臣都作了高官，各处的小军阀割据地方，日趋跋扈。成都的武人也是这样，他们声势赫赫，出入锦城，有的宾朋满座，任侠使气，有的暴戾专横，无恶不为。杜甫和这些人也不得不勉强周旋。七六一年四月，梓州（四川三台）刺史段子璋赶走绵州（四川绵阳）的东川节度使李奂，自称梁王，改元黄龙，以绵州为黄龙府。成都尹崔光远在五月率西川牙将花敬定攻克绵州，斩段子璋。花敬定自己觉得杀子璋有功，在东川任意抢掠，妇女有带着金银镯钏的，他的兵士们都把她们的手腕割下夺取镯钏，乱杀数千人。他每逢宴会，常常不遵守当时的制度，用朝廷的礼乐。一个这样残暴而僭妄的武人，也使杜甫写出两首名诗：《戏作花卿歌》与《赠花卿》，尤其是后一首——

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这绝句有人解释为语含讽意，说花敬定私人宴会不该用代表国家的礼乐，也可以理解为对花敬定的颂扬，但无论如何，我们读起来总觉得诗和人是很不相称的。

崔光远不能制止花敬定的暴行，被肃宗遣监军官使按罪，忧愤成病，死于七六一年十月。十二月政府派严武为成都尹，兼剑南两川节度使。严武未到成都时，高适代理了一两个月。高适于七六〇年前半年为彭州（四川彭县）刺史。严武于七五九年为巴州（四川巴中）刺史，后入京为太子宾客兼御史中丞，七六一年尾才来到成都。这两个人，一个是梁宋漫游时的旧友，一个是房琯的同党，如今成为草堂里最受欢迎的客人。也只有他们的资助，杜甫在接受时才觉得不是使他感到无限辛酸的恩惠，而是由于友情。

七六〇年，高适未离彭州时，杜甫就很坦白地向他求过援助，他寄诗给高适：

百年已过半，秋至转饥寒，

为问彭州牧，何时救急难？

——《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一绝》

不久高适改任蜀州（四川崇庆）刺史，杜甫在这年深秋，到蜀州拜访他，天涯相见，更觉情亲，他得到机会一再游览蜀州附近新津、青城等地的山水，并且在七六一年的春天重到新津县时，写出这样的名句：

寺忆曾游处，桥怜再渡时，

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

——《后游》

崔光远死后，高适暂代成都尹，尝带着酒到草堂来访，杜甫自愧没有鲑菜招待，只劝高适多多喝酒，他向他取笑说，“白头恐风寒”，因为高适比杜甫年长，满头都白了。

至于真正使草堂添加热闹的，就要算七六二年春夏两季的严武了。严武到成都后，就常常带着小队人马，走出郊外，来到浣花溪边，拜访杜甫；有时还亲携酒馔，竹里行厨，花边立马，形成一种难得的欢聚。杜甫也曾到府尹厅中宴会，展阅《蜀道画图》，歌咏西蜀的形势：

剑阁星桥北，松州雪岭东，

华夷山不断，吴蜀水相通。

从七六一年冬到七六二年春，成都苦旱，杜甫认为“谷者百姓之本”，写《说旱》一文。他希望严武能够亲自讯问狱里的囚犯，加以清理，除却应该处死刑的以外，都释放出来，若是囹圄一空，怨气全消，甘雨必定会降落。这意见虽然有些迷信，但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在成都狱中一定禁闭着不少长久没有判决的冤屈的囚犯。

在春社日，杜甫出游，被农夫们拉住在一块儿喝酒。酒酣耳热时，大家都称赞严武。一个老农夫回过头来指着他的大儿子向杜甫说：“他是一个弓弩手，在飞骑籍里永无更代，但是前天放回来了，帮我耕田；我们对于府尹真是感激，日后如有杂色差科，我们绝不全家逃避了。”杜甫把这样的谈话写在《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一诗里，这对于在史书里并没有得到多少好评的严武，是一种过分的称赞。

但是好景不常，在四月玄宗和肃宗先后死去，代宗（李豫即李俶）即位，七月召严武入朝，杜甫又感到孤单，他送严武到绵州，二人在绵州附近的奉济驿分手。他在送严武的诗中说到他自己——

此生那老蜀？不死会归秦！

同时他又勉励严武；

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

——《奉送严公入朝十韵》

这说明房琯一派的人又有了抬头的希望，杜甫也起了再回长安的念头，并且劝严武在政治上多多努力。想不到严武去后，成都少尹兼御史徐知道便在成都叛变了，蜀中道路阻隔，致使杜甫流亡到东川梓州。

^{［1］关于草堂的位置，清人左岘在《杜工部草堂记》一文里考据甚详，这篇文章收在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附录中。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根据左岘的考据有所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