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而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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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述而》第七,等于是《学而》这一篇的注解,并且连带发挥前面六篇的内涵,引申了学问之道。述,即是叙述、记述的意义。
一肩挑尽古今愁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
我们研究孔子思想,知道孔子自己很谦虚,他说我述而不作。什么叫述?就是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保留传统的文化,就所知道的,把他继续起来,流传下来,好比现在说的,散播种籽,没自己的创作,不加意见。
孔子的删诗书、定礼乐、系易辞、著春秋等六经文化的整理,只是承续前人,并没有加以创作。但是他有个态度,信而好古,不是迷信,是真信,加以考证过的真信。譬如我们中国第一部历史文献的《书经》,也叫做《尚书》,第一篇是从《尧典》开始,难道尧以前没有历史了?当然有,我们自己都晓得,讲祖宗文化从黄帝开始,黄帝到尧这个阶段,历史还有一千多年。中国文化五千年,是从黄帝开始数起,黄帝以前再推上去,如果照我们旧的说法,认为中国历史是有十二万年之久。以前历史是十二万年,哪知道后来年纪大了一些,进了洋学堂,就变了,变作五千年文化,再后来又变成只有三千年了,我看将来,说不定会变成只有一千多年了,我们中国人的历史文化越来越短了!
孔子当时删诗书,为什么《尚书》将尧以前的删除呢?因为尧以前的文献不够,他不敢轻易断言,所以历史资料的文献,自尧这个阶段开始。他在这里说自己“信而好古”,就是说明他作学问的态度,实在非常相信而喜欢传统的文化,把它保留下来。我们看了他自述的这八个字,再看现代的学者作学问的态度,恰恰相反,我们现在是作而不述,专门创作,而且写文章,是千古文章一大抄,在于抄得好抄不好。过去写文章,如加“子曰”就表示这句话是引用孔子的。现在叫保留他的著作权,古人不是权不权的问题,如作诗,作到与前人同一个句子了,就在下面写明“借句”或“借××人句”。
写文章如果引用古人的话,或孔子的话,或苏东坡的话,任何人的话而没有写明,一定被老师或家长责备:“你这个孩子,怎么搞的,不道德!”现在的著作,会偷人家的,非但不说明引用人家的,甚至于有很多的是全盘盗印。这种事,我亲自经历过的,我一本书已经被盗印三次,我还鼓励那个出版商,说非常欢迎他盗印我的书,因为我在后面加了一行字:“为了修正起见,暂时保留版权。”我不想我的儿女将来靠我的著作吃饭,如那样没有道理了,著作的目的,要使世人懂得,我何必保留他。
还有一次,有一个人申请奖学金,作了一篇论文要审查,传到我手里,我打开一看蛮好,没有看完,先交给学生替我看看,并要他提点意见给我,他看了以后笑了,他说:“老师,全篇是你的。”核对一下,果然,一字不差,就是这个样子“作而不述”。
还有呢?专门疑古,对古代的文化不相信,于是好犯上作乱,尤其抗战以前有些学人,现在讲起来,真是该死,后来我们的思想一度受到他们的影响,他们跟着日本人说,尧舜不是人,是中国人自己编的,尧是香炉,古代的香炉,舜是烛台,禹也不是人,是爬虫,这是日本人故意侮辱我们的,我们的学者也都跟着这样说。所以我们的文化到了今日这个地步,不是偶然的,是几十年来大家疑古,随便抛弃了传统,抛弃了前人的经验,轻视前人的学问,结果变成这个样子,所以信而好古,是保持历史人生的经验,孔子对此,持以非常慎重的态度,实在了不起。
可是他还谦虚地说“窃比于我老彭”。老彭是两个人。老,是老子;彭,是彭祖,名彭篯,在古代的史料上,一般人说他活了八百年,是否有这个人,姑且不问,反正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长命老人叫彭篯。孔子下面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想向老子、彭篯看齐。这两个人都是讲传统文化,而且是持“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态度。总而言之,他等于是自我幽默说:“我没有什么了不起,只是一个老古董而已。”
接着又说他作学问的态度和教学的精神,就是说明他自己人生的志趣。
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
“默而识之”,学问要靠知识来的,这里的“识”在古代文字中是与“誌、记、志”字通用,所以“默而识之”这句话就是说:作学问要宁静,不可心存外务,更不可力求表现,要默默然领会在心,这是最要紧的。
“学而不厌”,他自己说作学问的志趣永远不厌倦,这在文章上读起来很容易了解,乍看起来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深深体会一下,孔子的学问就在这里。虽然非常平凡,但要知道世界上最伟大的就是平凡,能安于平凡是很难的,这也是“人不知而不愠”的引申。以自己的经验来证明,假如发狠学一样东西,肯下工夫去学习,最多努力一段时期,就不能继续不倦的去搞了。所以一生能够学而不厌,不是件简单的事情。像写毛笔字、打太极拳,开始很有兴趣,再继续下去,到快有进步的时候,对自己的毛笔字,越看越讨厌,简直不想看;打拳也打得自己不想打了,认为学不好。这正是一个关键,是个进步的开始,可是大多数都在这种情况下厌倦的放弃了。因此,就觉得孔子这句话,的确了不起。
另一点便是“诲人不倦”的教学态度。也是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孟子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但是如果“得天下笨才而教育之,一苦也!”教育的事有时真使人厌倦不堪。尤其是现在青年的教育,从小底子打得太差了,几乎必须要重新打基础。所以一个真正的教育家,必须要有宗教家的精神,爱人爱世,须要有舍身饲虎、入海救人的牺牲精神才行,又像是亲自施用换心术硬要把自己的东西,装到他的脑子里去的这种心情。但有许多学者有了学问,却当成千古不传之秘,不肯教给别人。
孔子这三句话,表面上看是很容易的,做起来就非常难。后世为人师表者,可以将这几句话作成格言,在碰到厌倦的时候,提起孔子这几句话,在肚子里脸红一下,马上自己改正过来。孔子在接着这三句话之后便说:“何有于我哉?”翻成白话,便是说,我没有什么学问,只不过到处留意,默默地学习中,我把它强记下来;求学问不厌倦;教人也不厌倦;但是除了这三点以外,我什么都不懂,什么都没有。就是这个意思。可是这三点都是真学问,我们大家都很难做到,所以我认为这篇是第一篇《学而》的引申注解。
梦中的忧乐
接着是讲为学与为政的道理。孔子对于时代风气的衰变非常忧虑,所谓忧国忧民,他忧的是什么?这里说:
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就此四项的内涵,已足以陈述孔子当时忧天下、忧国家、忧民族、忧文化衰颓变乱的心情。这种心情,到了现在,又压在我们的心头。孔子说,那个时代不得了,一般人不讲修养自己的品德;只讲现实,不讲求真正的学问。正像这个时代,教育尽管普及,可是人们都不喜欢读书,甚至连买书都不愿意。现在出的书都是小本,裤袋里可以放的,不是读书,是坐在公共汽车上摩擦,搞破就算了。不像我们以前读书,要反复背诵的慎思明辨。现在的背书,并不是以所背诵的书成为自己的学问,而是作临时应付考试之用,偶然也启发了许多似是而非的思想,知道了很多的知识,过去是读书,现在是看书,看过就行了,其实不深入。知识不一定就能成为学问。
最可怕的是,听到了义之所在,自己也知道这道理是对的,只是自己的劣根性改变不了,明明知道自己走的路线不对,又不肯改。为什么不能改?时代环境的风气,外在的压力,自己又下不了决心,所以只好因循下去。
孔子说了他担忧的四点:“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也是每一个人和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通病,尤其碰到衰乱的世局,任何一个国家社会,都可能有这四种现象出现,由此可见他的心情,所以说孔子是淑世——救世主义者。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怕亡国,因为亡国可以复国。只要有决心,有勇气,就能把国家光复回来,没有什么可怕。尤其我们这个民族与众不同,历史上已经有好多次复国的经验,就是因为我们有悠久深厚的文化,国虽亡而文化犹存。最怕是把自己文化的根挖断了,就会陷于万劫不复。
这里所记孔子的感慨,也就是担忧人文文化迷失了的后果。我们再看古今中外的历史,一旦国家文化亡了,即使形态存在,但已动摇了根本,难以翻身,这是一定的。犹太人虽然亡了国,他立国的文化精神,始终建立在每一代犹太子民的心目中。文化看起来是空洞的,但它是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命脉,孔子在这里不谈国家政治而谈人文文化,实际上这正是民族历史的重点。国家天下,尽在其中。
接连前面两节,说明孔子自处处人与作学问的要点,下面就加上学生对孔子的描写。根据上面的话,我们看到孔子一天到晚忧世忧民,活得好苦。古人有说:“百年三万六千日,不在愁中即病中。”一个人即使活到一百岁,不是忧愁就是病痛,这个人生未免太惨了,通常人的寿命是六七十岁,但计算一下:十五岁以前不懂事,不能算;最后的十五年,老朽不堪,眼看不见,耳听不见,也不能算;中间三四十年,一半在睡觉,又不能算。余下来的日子不过十五年左右,这十五年中,三餐吃饭,大小便又花去许多时间,真正不过活了几年而已。
这几年如果真正快乐还好,倘使“不在愁中即病中”,那么在人生哲学上,这笔帐算下来,人活着等于零,够悲惨的!如果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就简直活不下去。尤其像孔子,看得见的,忧国、忧家、忧天下;看不见的,还忧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他既要忧,还要管,如果这样算起来,孔子这一生痛苦得很,实在受不了。果真如此,所谓圣人者,只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而已。慢着!我们且看下面说到他如何面对这种忧患一生的平日生活情况。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这里燕居的“燕”与“晏”相通,在文学上也叫“平居”,就是在家的日常生活,这里说孔子平常在家的生活“申申如也”,很舒展,不是皱起眉头一天到晚在忧愁。他修养好得很,非常爽朗、舒展,“夭夭如也”,而且活泼愉快。所以尽管忧国忧民,他还是能保持爽朗的胸襟,活泼的心情,能够自己挺拔于尘俗之中,是多么的可爱。但是他乐的是人生的平淡,知足无忧,愁的不是为己,为天下苍生。因此下面又引出孔子的一种心忧。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大家都知道,在孔子以前,凡提到中国文化,必提到周公,因为自周朝建国以来的人文文化,都由周公一手整理而付诸实行。等于我们后世,一提到中国文化,便提到孔孟。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可以借用这句话,改说:“唉!我老了,很久没有梦见孔子了!”孔子这句话,就是这种意思的感叹。如果解释为他晚上睡不安稳,经常作梦,那是精神有问题,就不会“申申如也,夭夭如也。”而是“苦苦如也!”精神好,身体健康当然不作梦,孔子的身体是健康的,所以这句话是形容和感叹之词,意思是说现在的时代,乱成这个样子,实在无法再挑起这副担子。
当然这只是孔子的感慨而已,结果担子还是挑下来了。梦不见周公没关系,他到底很清醒的担负起中国文化承先启后的担子。所以我们要注意孔子思想中究竟藏有些什么精神,在第四篇《里仁》中讲到他的全副精神,这里更清晰地提出来了。
道德仁艺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假如有人问,孔子的学术思想真正要讲的是什么?可以大胆地引用这四句话作答,这就是他的中心。也可以说是孔子教育的真正的目的,立己立人,都是这四点。关于这四点的教育方法,也就是后面《泰伯》篇中孔子说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第一项所说的“志于道”,又学个什么道呢?一般人说孔子说的是人道,不讲天道,因为天道渺远,属于形而上的范围。究竟有没有神的存在?生命是怎样开始的?宇宙是如何形成的?这些都是属天道。
“天道远”并不是说与我们的空间距离远。如照现代观念来说,更不合理了,目前到月球只不过几天的事,怎么说远?这个远字实际上是高远的意思,指距离人类的知识程度太远。“人道迩”,人道比较浅近易懂。所以过于高远的暂时不要讲它,先把人们自己切身的问题解决了,再讲宇宙的问题,一般人说孔子只讲人道,这是后代的人为孔子下的定义,事实上孔子并没有这样说,当时,只有他的学生子贡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见《公冶长》篇。根据子贡这里的话,再看孔子在《易经》中所讲的学问,他绝对懂天道——宇宙的来源。所以子贡便说,他讲人道,我们听得懂,他讲宇宙的奥妙,因为我们的学问还不够,实在听不懂。
因此孔子在这里所讲“志于道”的“道”,我们不能硬性替它下一个范围,说他只讲人道,不讲天道。如果要研究孔子的思想,必须研究《易经》的《系传》,他许多的重要思想,都表现在《系传》中,有关形而上的学问,也在《系传》里。
那么孔子在这里所说的道是什么?我们可以很老实的作答:“孔子自己没有下定义,所以我们很难替他下定义。”至于他在这里讲的“志于道”可以列举很多,证明他是懂得形而上道。由人生的普通行为——形而下开始,一直到最高的天地万物的玄妙之道,他全懂。不过一般学生们程度不够,他没有偏向这方面讲,如果专讲这方面,孔子就变成一个宗教的教主了。尽管后人称他为儒教教主,他自己在当时非常平实,不走教主的路线。
根据原文“志于道”,可以解释为形而上道,就是立志要高远,要希望达到的境界。这个“道”就包括了天道与人道,形而上、形而下的都有。这是教我们立志,最基本的,也是最高的目的。至于是否做得到,是另一回事。正如大家年轻时刚出社会做事,都立志取得功名富贵。就以赚钱为目的来说,起码也希望赚到几千万元。但立志尽管立志,事实上如今一个月只赚几千块。如果因立志几千万,只拿几千元,“不为也!”不愿干,回去好了!这说明立的志能不能实现,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孔子说,作学问要把目标放得高远,这是第一个“志于道”的意思。
“据于德”,立志虽要高远,但必须从人道起步。所谓天人合一的天道和人道是要从道德的行为开始。换句话来说,“志于道”是搞哲学思想,“据于德”是为人处世的行为,古人解说德就是得,有成果即是德,所以很明显的,孔子告诉我们,思想是志于道,行为是依据德行。如果根据这里的四点来分析《论语》中所讲的道理,有许多都是“据于德”的说明。
“依于仁”,已经说过,仁有体有用。仁的体是内心的修养,所谓性命之学、心性之学,这是内在的。表现于外用的则是爱人爱物,譬如墨子思想的兼爱,西方文化的博爱。“依于仁”,是依傍于仁,也就是说道与德如何发挥,在于对人对物有没有爱心。有了这个爱心,爱人、爱物、爱社会、爱国家、爱世界,扩而充之爱全天下。这是仁的发挥。
“依于仁”然后才能“游于艺”。游是游泳的游,不是遊戏的遊,在这里我们要特加注意,遊戏的遊是“辵”旁,这里是水旁的游泳的游,“游于艺”的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
孔子当年的教育以六艺为主。其中的“礼”,以现代而言,包括了哲学的、政治的、教育的、社会的所有文化。至于现代艺术的舞蹈、影剧、音乐、美术等等则属于乐。“射”,军事、武功方面。过去是说拉弓射箭,等于现代的射击、击技、体育等等。“御”,驾车,以现代来说,当然也包括驾飞机、太空船。“书”,文学方面及历史方面。“数”则指科学方面的。凡是人才的培养,生活的充实,都要依六艺修养,艺绝不是狭义的艺术。原来绘画是文艺,现在美术却与文艺分开,越分越细,但也越分越窄。有人说科学分得如此细,走向一种病态了。举例来说:有人鼻子不通去看医生,鼻科医生说也许受牙齿的影响,先到牙科检查,然后放射科、神经科、心电图各种查完,再回到原来的鼻科。这时鼻科医生对病人说,你找错医生了,我是专门治左鼻孔的,你是右鼻孔不通,要找那一边的医生。这是用医病来讽刺科学分类的过分。
中国古代不这样细分,凡属六艺范围的都是艺。人生对于道、德、仁、艺这四种文化思想上修养的要点都要懂。这四个重点的前一半“志于道,据于德”包括了精神思想,加上“依于仁,游于艺”作为生活处世的准绳,是他全部的原则,同时告诉每个人,具备这些要点,才叫学问。
如无高远思想就未免太俗气,太现实的人生只有令自己厌烦。没有相当的德行为根据,人生是无根的,最后不能成熟。如果没有仁的内在修养,在心理上就没得安顿的地方。没有“游于艺”,知识学问不渊博,人生就枯燥了。所以这四点统统要,后人对这四个重点都有所偏重,其实讲孔子思想,要从这里均衡发展。下面一个问题来了:
孔子的学费问题
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
从汉朝开始,对“束修”的解释都是学费,好像孔子也在开补习班。他说,凡是在这里缴了学费的,我没有不教。当然缴了学费要教!教育和买卖一样,尤其当前教育完全是商业行为。有一次在大学教书下了课,和一位著名的老经济学家在等交通车,天快下雨了,我叫计程车邀他一起坐回家。闲谈起现在的学校,对教书的人这样待遇,简直是商业行为。这位经济学家说我外行,他说商业行为是主顾至上,学生是主顾,我们也是主顾,学校根本没有把我们主顾照拂好,才不是商业行为呢!我问他那又是什么?他说是官僚作风。这是讲到现代的教育制度,完全西化了,的确是商业行为。以前中国的教育制度,师生之间,如父子兄弟,负一辈子的责任。现在这个责任没有了,知识成了货品,与我们原来的教育制度、教育精神不同。这一点是值得我们检讨的。
现在再来说束修这个字。古代不说学费说束修,但束修又是什么呢?束就是用绳子捆拢来为一束,修同脩,就是腊肉。古代到老师那里求教,学生当然要贽敬。古代的贽从贝,贝即贝壳。我们的老祖宗汉民族,居住在中原地带,贝类很少,物以稀为贵,所以用贝当作货币流通。因此在古代凡是与财物有关的字,如宝,如财,都从“贝”。有人说,古代朋友的“朋”字,就是两串贝壳的象形,就含了“有酒有肉皆兄弟,急难何曾见一人?”的幽默了。
以前的人,拿了贝壳去见长辈,表示敬意,称为贽敬,这是一种礼貌。但古人把这一节解释为:“孔子说,凡是付了束修的,我没有不教。”这种说法,我始终怀疑,我认为“自行束修以上”这句话的重点要放在“自行”两个字上。如果真的是向孔子缴一捆腊肉,何必说自行,不说自行,就说自缴也可以。我想古人的解释有点问题,也许是我把孔子说得比较好一点。我的朋友和我说笑话,说我把孔子说得那么美,孔子不会想梦见周公,有一天我如梦见孔子,他一定会向我道谢。这真是笑话。
依我的看法,问题在自行两个字,自行束修是自行检点的意思,如果说束修是腊肉,孔子三千弟子,哪里吃得了这许多腊肉,放也没有这样大的地方来放,还有孔子的学生中如颜回,连一个好一点的便当都没有,哪里来的腊肉送给老师?而孔子不但教他,并且以他为最得意的学生。
我认为孔子这句话的思想是说,凡是那些能反省自己,检束自己而又肯上进向学的人,我从来没有不教的,我一定要教他。这是我和古人看法所不同的地方,所谓自行束修,就是自行检点约束的意思。
刺激和诱导的教育法
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这里是说教育方法的原则。所谓“愤”,就是激愤的心情。对于不知道的事,非知道不可,也是激愤心理的一种。如有一件事,对学生说,你不行,而他听了这句话,就非行不可,这是刺激他,把他激愤起来。“启”就是发,在启发之前,先使他发愤,然后再进一步启发他。
这种教育方式,有一个很好的例子:相传清代名将年羹尧,是汉军镶黄旗子弟,幼时非常顽劣,他父亲前后为他请了好几个老师,都被他打跑了。后来没有人敢去应聘教他,最后有一个老师是隐士——有说是顾亭林的兄弟,顾亭林虽然一生不做清朝的官,从事反清的地下活动,但为了同胞的福祉,还是叫别人出来做些事——自愿任教。年羹尧的父亲说明自己儿子的顽劣,老先生说没关系,唯一的条件是一个较大的花园,不要设门,而且围墙要加高。就这样开始教了,年羹尧最初想将这位老师打跑,不料老先生武功很高,打又打他不着,却什么也不教他,到了晚上,老先生运用他高强的轻功,一跃出了围墙,在外逍遥半天,又飘然跳了回来,年羹尧对这位老师一点办法都没有。老先生有时候吹笛子,吹笛是可以养气的,年羹尧听了要求学吹,于是利用吹笛来使他养气,这才开始慢慢教他。后来老先生因为有自己的私事,一定要离开,临走时说,很可惜,这孩子的气质还没有完全变过来。虽然如此,年羹尧已经够得上是文武双全了,所以后来成了平藏的名将。而他以后对自己孩子的老师,非常尊敬,同时选择老师也很严格,有一副对联:“不敬师尊,天诛地灭;误人子弟,男盗女娼。”就是他写了贴在家里的。这个故事,可说明孔子所说教学的原则,必先刺激他的思想,使他发愤,非要有坚强的求知心,才能启发出他本有的智慧来。
第二就是引起他的怀疑,“悱”就是内心有怀疑、不同意。譬如说古人这样讲,就告诉他这值得考虑。孔子所谓“当仁不让于师”,韩昌黎所谓:“师不必贤于弟子”。老师不一定完全是对的,不是光靠服从接受便行,如果呆板的接受,学问会越来越差的。多怀疑就自然会去研究,“发”就是研究。
“举一隅而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而且要多方面看。一桌四角,讲了一角,其余三角都会了解,那么他可以回来,“复也”就是回来。回到哪里?回到思想智慧的本位,就是回到自己智慧的本有境界。所以在教育方面,一定要激发他愤、悱的求知欲。我们看儿童的教育,有的孩子,对什么事情都不服气,而做家长的,总是希望孩子服气,尤其老一辈的人,往往把自己的经验看得非常重要,希望孩子接受。实际上要使孩子服气,接受上一代的经验,在教育方法上,必先使他能愤、能悱才行。再引一个不伦不类的故事来说明:
清乾隆时代,有一位世代书香的大员,有个儿子,文学很好,但不成器,行为不检点。一年,给这孩子五百两银子上京考功名,结果他到了京里,把五百两银子在妓院中花光了,被老鸨赶出来,剩下一身病,骨瘦如柴。回到家里,老太爷知道了,气得要把他打死,但一检阅他的行李,发现有他写的两句诗,老太爷一看,笑了。想想五百两银子值得,这个孩子在文学上很有心得。以文学的观点来看,这两句诗的确很好!原句是:“近来一病轻如燕,扶上雕鞍马不知。”这是古人对文学的推崇。如果是现在,科学搞不好,光作两句诗,不把父母气死才怪。我们举这个例子,也可说明“愤”与“悱”的一隅道理。下面是讲一个人的领悟力,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有些人读书学习很用功,但是领悟力不够,充其量,只能成为一个书呆子。譬如拿研究历史来说,最低限度,也是为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了解前代的事情,和现在的事情原则差不多,道理是一样,只是发生的时代不同,地区不同,现象两样而已。所以多读历史,能够举一反三,就可前知过去,后知未来。否则,白读死书,“则不复也”。学识又有什么意义呢?
千古艰难唯一死
讲了孔子教育方法的原则原理,就讲到:
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子于是日哭,则不歌。
这是讲孔子对于养生送死的礼非常重视。他去了丧家,吃饭从来没有吃饱过;在这一天哭过了,心里头难过,绝对不唱歌的。这很简单,不但孔子,我们也一样。这有什么了不起,为什么这两句话放在这里呢?这句话看来很平常,但其意义是说明孔子对生死的大问题很重视。古今中外,宗教、哲学、科学都在追究这个问题:生命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了?死了以后还有没有?是否如过去所讲有再生之说,死了以后还会投胎?后来又加上来自印度、埃及的学说,认为人死了再投胎不一定做人,做什么决定于前生的道德善恶。所谓轮回、三世因果,这是佛家的思想。西方也是一样,基督教也有这样的思想,人死了以后,等到世界末日来临时,灵魂还会复活,接受上帝的审判。复活岂不是再生?这是一样的道理,不过不如东方说得详尽而已。这是古今中外一个大问题。所以孔子对于生死的事情,非常重视。这两句话,没有放在专门讲孔子的生活习惯和生活现实的《乡党》篇中,而放在这里,是为了连接引出下面的道理。
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
孔子有一天对颜回说,时代、国家如果用得到我,就出来为国家、天下做事;如时代、国家不需要我,就退隐,自己藏起来。藏在哪里呢?譬如苏东坡的诗说:“万人如海一身藏”,非常好,尤其适合现在这个时代,古人是要隐藏到山林中去,现在用不着,只要住在公寓房子里,把门一锁,死了都没人知道。孔子还说,这样的情形,只有我和你颜回两人可以做到。因为颜回在孔门是道德修养最好的学生,至于其他的三千弟子,相形之下,就逊色多了。实际上也真的是很难,我们再体验一下,用之不一定能够行。假如说目前这个环境,把基辛格一流的人都拿下去,要你出来,行不行是个问题。时代不需要你的时候,你能不怨天,不尤人,默默无闻的活下去,这也做不到。一个人总有自己的牢騷,尤其知识分子们总认为:“当今天下,舍我其谁?”假使让我出来,比诸葛亮还更高明。所以没有完全认识自己,隐退是很难的,因此孔子对自己得意的弟子颜回说:“只有你我两人才做得到。”
把全篇首尾连贯起来,排成一个师生讲论的场面,由上面一节的说话,第一个不服气的又是子路,他忍不住开腔了:
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子路倒有自知之明,讲“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这一套修养,自己是不行,所以他说:“老师!假使你打仗,你带哪一个?你总不能带颜回吧!他营养不良,体力都不够,你总得带我吧!”——文章中的三军,不是现代的海陆空军,当时还是车战,中军、左军、右军称为三军。——孔子听了子路的话笑了,他骂子路,像你这种脾气,要打仗绝不带你,像一只发了疯的暴虎一样,站在河边就想跳过去,跳不过也想跳,这样有勇无谋怎么行?而且一鼓作气,看起来蛮英勇,死了都不后悔,这种作法是冤枉去送死。子路这样的勇,不是大勇,孔子的学问中,智、仁、勇三个字是相连的,真正的大勇,一定有智有仁;真正的仁,一定有智有勇;真正的智,也一定有仁有勇,三者不能分开的。孔子说,一个统帅的修养,一定要做到“临事而惧,好谋而成。”所谓临事而惧,并不是怕事,而是说任何一件事到手上,开始时就是怕会失败,所以要考虑周详,不自作聪明;到事情终于来了,则“好谋而成”,不怕了,必须用智慧,各方面都设想周到,促其成功,这才是统御人才的基本修养。
男儿到此是英雄
因此而引出孔子自己的表白,说明他对立身处世的态度:
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这是孔子有名的话。在《论语》上是“富而可求也”,但在《史记·伯夷列传》上,司马迁引用孔子的话是“富贵如可求也”,还多一个“贵”字。这也是一个问题,古书上这些小问题,读书时也要注意到。我认为《论语》的记载比较对,应该没有“贵”字,因为《尚书·洪范篇》上讲五福: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便没有“贵”字。我们中国人的人生哲学,富贵两字往往连起讲,富了自然就贵,不富就不贵,富更重要,所以在这里富字应该已经包括了“贵”字而说的。孔子认为富是不可以去乱求的,是求不到的,假使真的求得来,就是替人拿马鞭,跟在后头跑,所谓拍马屁,乃至教我干什么都干。假使求不到,那么对不住,什么都不来。“从吾所好”。孔子好的是什么?就是下面说的道德仁义。真的富贵不可求吗?孔子这话有问题。中国人的老话:“小富由勤,大富由命。”发小财、能节省、勤劳、肯去做,没有不富的;既懒惰,又不节省,永远富不了。大富大到什么程度很难说,但大富的确由命。我们从生活中体会,发财有时候也很容易;但当没钱时一块钱都难,所以中国人说一钱逼死英雄汉,古人的诗说:“美人卖笑千金易,壮士穷途一饭难。”在穷的时候,真的一碗饭的问题都难解决。但到了饱得吃不下去的时候,每餐饭都有好几处应酬,那又太容易。也就是说,小富由勤,大富由命,但命又是什么东西?这又谈到形而上去了,暂时把它摆着。
现在孔子所谓的求,不是“努力去做”的意思,而是“想办法”,如果是违反原则去求来的,是不可以的。所以他的话中便有“可求”和“不可求”两个正反的道理,“可”与“不可”是指人生道德价值而言。如富可以不择手段去求得来,这个富就很难看,很没有道理,所以孔子说这样的富假使可以去求的话,我早去求了。但是天下事有可为,也有不可为,有的应该做,也有的不应该做,这中间大有问题。如“不可求”,我认为不可以做的,则富不富没有关系。因为富贵只是生活的形态,不是人生的目的,我还是从我所好,走我自己的路。
子之所慎:齐、战、疾。
孔子平常非常小心注意的事:齐、战、疾三件事情。古代齐斋同义,清心寡欲谓之斋,古人在举行国家大典或祭天地祖宗的时候,便要斋戒。所谓斋戒沐浴就是清心寡欲,并不像现在的人,称吃素为吃斋,这个错误在习惯上已用了一千多年,不必改它了。古代的斋是内心的修养,要着重气质的变化,在《礼记》中变化气质第一步功夫,就是要“斋心”,“毋不敬,俨若思。”现代的语汇,就是心理的净化,所以孔子对“斋”是最谨慎,最小心的。
其次是对战争,我们讲军事哲学思想史,经常也引用到孔子的话。他不是不懂军事,而是对军事哲学的理论很高明,只是平常不轻谈战争。
第三疾:是指卫生、保健的事,这是养生之道,他非常注意自己身体健康。所以斋、战、疾是他特别小心的事。
孔子生活习惯的事,为什么记载在这里?前面说过,这一篇等于是第一篇《学而》的解释、发挥,下面便讲到: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
韶是古代一种音乐的名称,是三代以上的舜乐。孔子听了这个音乐,三月不知肉味。有人解释“三月不知肉味”说孔子在这一段时间吃素。当年五四运动,人们根据这句话,说孔子穷得连肉都吃不起。实际不是这个意思,真正的意思是孔子听了韶乐以后,心境之宁静,思想之专一,吃饭的时候都不知道自己在吃饭,欣赏韶乐到了忘我的境界。这也是描写古代的音乐好到如此程度。所以孔子感叹,上古时代音乐的境界,有我们所意想不到的高明。
南面王不易也
讲了孔子内心的修养,和教育弟子以及他自己生活的情况,给我们一个榜样以后,下面就提出问题了。
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
孔子周游列国时,各国都排斥孔子,生怕他有意夺取政权,唯有在卫国的时候,卫灵公、南子、一般大臣,都对孔子很好,尊敬他,照顾他。所以当时大家都怀疑他,甚至孔子自己的弟子,听了太多的谣言,也起怀疑,像冉有,有一天就说,我们老师真想做卫国的国君吗?当然,他不是不赞成,老师真干了,他也会上来帮忙的。子贡听了便说,好!我去问他。这时孔子受的谣言大概很大,所以子贡也不先下断语,只说“将”要去问老师。但是人与人之间的谈话,是一门很高的艺术,子贡问话的高明该学一学。他绝没有一进去就:“报告!老师,你要不要当国君?”他受过愤启悱发的教育,真是一个大外交官,说话非常漂亮,绝不问正题。他问孔子,老师,你看伯夷叔齐是什么样子的人?孔子说,那是了不起的,古代的贤人啊!子贡说,老师!他们两人,为了信守仁道的节操,不肯当国君,在首陽山饭都不吃,饿死了,你看他们到最后,会不会埋怨?后悔不后悔?孔子说他不会埋怨的。立定了志向,为达到最高道德的目标,宁愿饿死,求仁得仁,有什么可埋怨的?子贡听到这里,不需要再问老师想不想当国君,马上就出来了。对冉有说,老弟你放心,我们的老师不会做这种闲事。子贡问了当皇帝的话没有?他没有问。但问到了正题没有?绝对问到了。这就是值得效法的谈话艺术。
讲到这里,下面就刚好把孔子自己的一段感叹接上去,作为解释,恰到好处。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这是孔子最有名的话,而且在文学境界上,写得最美。孔子说,只要有粗菜淡饭可以充饥,喝喝白开水,弯起膀子来当枕头,靠在上面酣睡一觉,人生的快乐无穷!舒服得很!就是说一个人要修养到家,先能够不受外界物质环境的诱惑,进一步摆脱了虚荣的惑乱,乃至于皇帝送上来给你当,先得看清楚应不应该当。有了这个修养,才可以看到孔子学问修养的境界。人生的大乐,自己有自己的乐趣,并不需要靠物质,不需要虚伪的荣耀。不合理的,非法的,不择手段地做到了又富又贵是非常可耻的事。孔子说,这种富贵,对他来说等于浮云一样。孔子把这种富与贵比作浮云,比得妙极了。并不是如后世认为像天上的云,看都不要看一下。唐诗宋词,作流水浮云的作品太多了。在孔子当时,很少用到。我们要注意到,天上的浮云是一下子聚在一起,一下子散了,连影子都没有。可是一般人看不清楚,只在得意时看到功名富贵如云一样集在一起,可是没有想到接着就会散去。所以人生一切都是浮云,聚散不定,看通了这点,自然不受物质环境、虚荣的惑乱,可以建立自己的精神人格了。
在这里,又插进孔子的一段话。孔子这里几段话,在什么年龄说的,无法考证,不过弟子们编这部书,把他的观念连贯起来,编得非常妙,成一整体,所以下面就是说,孔子的目的在于学问。
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根据这个话看起来,孔子总是在四十多岁,至多四十九岁说的。他说如果我能多活几年,五十岁以后学《易经》——《易经》是古代的文化——把《易经》搞通了,人生就没有大过了。“大过”也是《易经》六十四卦中一个卦名。从这个观点来看,人生自己晓得真要求学问,大概都在这个阶段,根据现代医学,人类智慧发展得最成熟的时候,是五十岁开始,到六十岁这个阶段,因此也证明蘧伯玉“吾年五十方知四十九之非”的话了。人多活一年,反省就多一年。人能知道过去的错处就是了不起,所以孔子说这几句话,应该是在这个时候。在这阶段中,头脑最成熟,真有资格求学问。
下面就讲孔子的学问,除了《易经》以外,就是雅言,这是说孔子平常不乱说话的,他讲话都是很高雅的,有所根据的。难道孔子土话都不讲吗?吃饭一定说:“饮食哉!饮食哉!”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孔子讲的话,都有学问的根据,根据什么呢?
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中国传统的文化,《诗经》、《书经》、《礼记》等等都是雅言,是上古文化的中心。也就是说他的思想言行,都是有根据的,足以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
记载了孔子这些事情,归纳起来,下面就另起一段:
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叶公好龙”是历史上有名的故事,他喜欢龙,在宫廷里到处画的雕的都是龙,结果感动了真龙来现身,却因此把他吓死了。所以当时子张就曾经说过,他不是爱真龙,而是爱像龙一样的东西。而后人把这个故事,当作浮华不实的比喻。叶公有一天问子路,孔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子路没有答复他。子路的不答复,非常高明,因为站在子路的立场,他实在不便说什么。同时孔子这样伟大的人,真的教人不知从何说起,就是说了,叶公也未必能了解孔子。但是,叶公走了以后,子贡就进去报告老师,孔子说你何不告诉他,我是一个为了发愤求学问,常常穷得没饭吃,连自己肚子饿了,都无所感觉,而忘了人是必须吃饭的那种人;当学问上有所获益,就快乐得忘记了忧愁,根本忽略了衰老的威胁。
孔子这种为学的精神,也是我们要效法的地方。孔子的人生修养,是永远年轻的,所以他的学问道德,能“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永远是进步的,随时有新的境界。
进步和退步
下面接着引用孔子的话。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这个文字很简单,我们一看就懂了。如果以现在的观念来说,就是孔子告诉学生或朋友们,我并不是生来的天才,是爱好传统,靠勤敏而求得的学问。生来便能自知的天才真有吗?那是一个问题。我们古史记载,如黄帝,如尧,都有生知的天才,不过后人并不相信。有一种天才是生而知之的。如唐代的白居易,生下来还是婴儿,抱在奶妈怀里,还不会说话的时候,就认识“无”字,屡次试验他,拿一本书叫他一指,都是指到“无”字。这种生而知之的事,照中国古代的看法,有很多人都很相信。因此苏东坡说:“书到今生读已迟”。这意思就是说,人的天分、智慧,大多是由前生带来的。这就牵涉到现代科学正在研究的天才问题。所谓天才儿童,究竟是由血统遗传来的?或者由另外一个未知的因素来的?或者是后天发展而来的?天才们往往特别爱好某些什么。如果没有注意这个问题,就不大会了解,如果去注意,就会发现很多资料。有人天生下来,就懂某一种东西,这是非常奇怪的。至于报纸上常报道的,某个孩子数学方面有惊人的表现,或某一方面有非凡的天赋,这还不算是真正的天才。另外确有生而知之的天才,如古书中说黄帝生而神灵。依现在的观念而言,都说是历史上捧人的假话。如果站在教育或心灵学的立场研究起来,的确有天才,世界上充满了这些人,不过现代一般人不大注意这种事。孔子在这里讲的,是走平实的路子。他说,我不是生来的天才。“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这个敏字就是敏捷,包括了聪明与努力。好古是喜欢追求传统的东西。
讲到好古,在这里可以注意一下,中国人在近几十年以前的几千年当中,观念上都认为今不如古。在历史上许多地方,都引证古人的事例,充满了对古人的赞美。而近世纪的观念,引进了西方文化。从十六七世纪以后,西方文化有一大转变,认为古不如今,越到后来,越推翻了前代,今天很可能是错的,明天会更好,这就涉及到哲学上的一个问题了。究竟人类文化是进步,还是退步呢?照中国的,东方的看法是今不如古,人类历史文化是退化,没有进步。照目前西方文化的看法,是古不如今,古代永远是落伍的,新的永远是进步的。这两种相反的看法,便在哲学思想上形成了一个问题。
我们对此应先有一基本的认识。究竟什么叫进步?什么叫退步?须要先下一个定义。如果把中外古今的文化研究下来,就会得到一个结论。譬如说,现在整个时代,是科学文明的时代。十六世纪以后,西方科学文明刺激了工商业的发达、社会经济的繁荣。而工商业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的繁荣,又回过来刺激了科学文明的进步,形成一种循环性的刺激与发展。到今天为止,科学文明的发展,给人类带来了许多生活上的便利,但是并没有给人类带来幸福,相反的给人类精神上带来更多的痛苦与烦恼。
这样,将中西文化联合起来加以研究,站在物质文明进步的立场,或者自然科学的观点来讲,明天实在比今天好;站在精神文化的立场来说,今天是比昨天差。
其次,站在政治哲学的立场来讲,不谈现实,只谈理论。因为一切学问的最后,都须要哲学来做总结论的。譬如说,帝王政治、民主政治、独裁政治、自由政治,所有各种政治思想和作法,在历史上,都曾经出现过,但是谁能够下一个结论说究竟哪一种政治体制是最好的?我相信这是无法下结论的。历史上都有过,都看过,都经验过这些政治制度,可是没有人能够肯定何者是绝对的好,何者是绝对的不好。药物也是一样,中药有中药的用法,西药有西药的用法。某种病用几种不同的药,相对的都可以治好,这也和政治哲学的道理一样。所以究竟是古代的好或现代的好,也很难讲。
前两天在大专联考,有一个清寒学生,替人家补习,每月可赚六七千元。这两天忙得满头大汗,天天提一个包包出去,看他家教学生的考试成绩。后来告诉我,他教的学生都考上了。他是教得好,可是他说,他们×大社会系,发的中国史讲义都是英文写的,都用外国人的观念看中国历史。而且说中国在秦始皇以前,乱七八糟,是酋长制,到秦开始才算有中国。这个同学感慨说:“我看再过几年,恐怕要说成汉代以后才有中国了。”听了他的话,我不禁叹气,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教法?这就是所谓最高学府吗?他又告诉我,他问一个参加大专联考的学生什么是“四书”?这学生说不知道,老师没教过。他说现在电脑考试题再办下去,中国文化就完了。二十几岁的大三青年,都感到中国文化快完了,这个问题可真严重。和他谈到这里,我就告诉他,中国文化的流传问题,如何把这种子留下,要靠年轻的一代。二十年后,我们这一代死了,整个文化重任就落在你们身上,如何留下这文化的种子?现代讲时髦的人,是不会要的。因此中国文化势必衰落下去,直到衰落得没有了,再回来找,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因为讲到孔子的好古,我们今天就更警觉到问题的严重。孔子说自己不是天生就知道的,只是他有一副好古的精神。我们今天讲复兴中华文化也好,保存中华文化也好,为后代着想也好,怎样好古呢?就是承受传统文化后,运用智慧,敏捷而勤奋地反省研究。再“敏以求之”,这才是认真的工作。孔子在这里这样说,表示他的成就,都从力学而来。这是他谦虚的话,也是他老实的话。任何天才,不加上力学是没有用的,有很多人很聪明,但聪明的人往往不大肯力学,作学问不踏实,不能“敏以求之”,因此学问都是虚的。所以孔子这句话很明白的告诉我们,作学问、作人、做事的基本原则,要“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不求就不行。
这里就是说孔子智慧的成就、学问的成就、作人的成就,都很平实,不是天才,再说他平实到什么程度呢?
聪明人的玩具
子不语怪、力、乱、神。
这四样东西,是孔子所不喜欢多讲,很少讨论的事。因此在我们的观念里,孔子是很平淡的,很老实的作一个普通人。乾隆时代有名的才子袁枚,著了一本《子不语》的笔记小说,专门讲神鬼等等奇怪的事。因为孔子不讲而他要讲,所以书名《子不语》。其他如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康熙时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再加上王渔洋的《池北偶谈》,都是清初几个大名士、大才子的作品,充满怪、力、乱、神的故事。就如现在,大家喜欢讲鬼故事是一样的。前几天有一个英国专门研究灵魂学的博士来找我。现在研究灵魂学,在世界各地都很流行,这门科学绝不能轻视。假定有一天,科学证明了死后灵魂的去向,许多宗教将成问题,站不住脚了。其次,唯物思想将被完全打垮,连影子都没有。世界文化也将有一个大的变化。就是基于唯物思想,因而从事科学发明的,许多科学理论,乃至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以及其他许多哲学上的观点,都成了问题。
另一个观念:今天全世界是科学的时代,但我们站在政治哲学或人类哲学的立场,看这个时代的文化,则是充满了怪、力、乱、神。一个时代到了衰落的时候,社会上就会充满了这四种气氛。什么是怪呢?多得很,如美国人的裸奔,中学生一二十人围起来站着吸大麻烟等,全世界奇奇怪怪的事很多。报纸上刊登的许多奇闻,等于在提倡怪事。每登一次,就会引起效法者。像毁容案,以前几乎没有人知道这种残酷的手段,自从报纸登了一次以后,接连就发生了许多同样的案子。这是社会上“怪”的现象,遍地都是。“力”,西门町的太保打架,动不动刺一刀,电影上、电视上柔道、摔交、相扑的比赛,肌肉打得越响越好。在我们中国学武术,讲武德的人看来,觉得好笑。“乱”,思想的纷乱,社会的变乱。“神”,加上神怪的事情。民间迷信的组织,新兴宗教各个派系的兴起,除了已被取缔的鸭蛋教,以及正受注意的统一教之外,还有很多。现在新兴的宗教性组织有四五十种,问题都很严重,有时令人怀疑那后面会有什么作用,这是社会工作者要注意的事。
一个社会充满了怪、力、乱、神,是项很严重的问题。我们自己反省,很难保证我们脑子里绝对没有怪、力、乱、神的思想。当我们遭受极大困难的时候,它就会出现的,至少会想到命运。我常说世界上最迷信的是知识分子,假如故意对一个知识分子说他气色不好,他就马上请你替他看相了。就凭这样一点心理,于是发展出了怪、力、乱、神。他说他是科学家,但科学家更迷信。我说现代有一个大迷信,就是许多人迷信“科学万能”。这也是同样的严重问题。如果人的智慧到达了哲学的最高境界,怪、力、乱、神摸不进来了,才真是平实的人。孔子讲仁道,也就是这个道理。因此我们不能轻易放过怪、力、乱、神这四样东西。以这四个要点,来研究中国社会,可以看到充满了怪、力、乱、神的事迹。每一时代、每一皇帝、每一政治措施,都靠这四个字作背景。尤其中国历史上说及某某名人,后面都有一样神怪附会。譬如说曾国藩是蟒蛇变的;袁世凯是癞哈蟆变的;清代末年,好好坏坏的几个大人物,被称为西山十怪,前生后世,都有一套说法。尽管当时文字上没有写出来,但口语相传,煞有介事。所以学问修养很难做到平实,不受怪、力、乱、神的影响。
但在大学里哲学系上课,有七八十个学生,真是奇怪。从前真正学哲学的不过三五人,而且出路很坏。一般人眼中,哲学家和神经病并联在一起的。毕业后去找工作,总是被拒于门外。同时一提到哲学,又和算命看相联想到一起。因为路边测字摊的招牌,都是“哲学看相”、“哲学算命”,倒不如在哲学研究中,教了他们看相的学识,将来在招牌上写道:“某某哲学系毕业看相专家”,岂不有趣?中国人有句哲学上的名言:“心思不定,看相算命。”凡是来看相的,你都批断他要破小财,保险百分之百灵验,准没错。可不是吗?他看相白花了几十块钱,这不就破了小财?这就是怪、力、乱、神可以兴风作浪的基本原因。真正的科学家,真正的哲学家懂得了真理,才能泯除怪、力、乱、神,而归于真实的平淡。我常说,怪、力、乱、神四者,是愚蠢人的作品,聪明人的玩具。对吧?
下面是连接上面,描写孔子和他作人、处世的道理。
谦虚和自信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前面我们批驳了古人对《学而》篇中“无友不如己者”的错误解释,到这里看得更清楚了。孔子说,三个人走在一起,其中一定有可以做我老师的。其实孔子这句话,还是打了折扣,应该说各个都是自己的老师。比我好的固然是我的老师,不如自己的也是我的老师。因为看到他笨、他坏,自己就会反省:不要这样笨,不要这样坏。所以他们都是我的老师,足以借镜反省。
孔子这句话同时说明了研究学问,不光是在死的书本上下功夫,还要在社会上观察:别人对的要学习,不对的要反省。这句话听起来很平常,都懂得这个道理很对,应该这样做。可是照我们的经验,人都不肯这样做,包括我在内,人们多半有一种傲慢的心理。照孔子的态度,对比自己好的人要尊敬,向他看齐。可是发现一个比自己好的人时,由于这种傲慢心的作用,自己心里很难受。再过两秒钟,觉得自己还是比他好,于是越想自己越好,有如当年在大陆时乡下人说的:“天大,地大,我大。月亮下面看影子,越看自己越伟大。”人类就天生有这种劣根性。所以孔子这几句话看起来很平淡,没有什么难处,仔细研究起来,若说在人群社会中,真发现了别人的长处,而自己能从内心、从根性里发出改善、学习的意念,是很不容易作到的。
人就永远如此平实吗?有时带点像傲慢的自信,也是应该的。下文来了:
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桓魋是宋国的大夫,曾经想要谋杀孔子。学生们得到消息,告诉孔子怎样逃避,可是孔子满不在乎。事实上在那种政治社会环境中,也无法逃避。孔子就有一种自信,像宗教家一样坚定。他对学生们说,上天生下了我,把历史、文化的责任放在我身上,桓魋怎敢,又怎能伤害于我?结果当然证明了桓魋无法把孔子怎样。这是不是傲慢?不是的,是自信。我们要由这里了解,有时候对某些事要有绝对的信心。假如没有这种自信心就不行。学过中国武功的人就知道,学军事的更知道,如果丧失了自信,功夫再好,也会被打垮的。看《荆轲列传》,他的剑术并不高,有一次他去看一位剑术高手。荆轲举起剑来,那个人不动,只两眼盯着荆轲,结果荆轲还剑入鞘,回头就走。如果以现在的武侠小说来说,那个人的眼睛已经炼就了一种特有的刚毅之气。事实上是宁静、自信的精神把对方克服了,这是以武术来说明自信心的重要,尤其个子矮小的人与体格魁梧的人打斗,如先自失去了信心,一定失败。自信在很多地方,对很多事情,都是很重要的。
刚才讲了这一大段孔子作人、处世、作学问的修养,下面便再转到他在教学方面的教育法。
子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
这等于说:诸位,你们以为我讲学问,还会保留秘密,不传给你们?我绝对没有丝毫隐瞒,所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你们作学问,为什么都不懂呢?作学问容易犯一个毛病,都怕老师会留一手。尤其中国古代学武功的人,老师很可能会留一手。留一手,以防徒弟打老师。可是这一留,留到最后就都没了。孔子说,我并没有保留,我的学问很简单,本身就是教材,表现在平时作人、处世、言行间。学问就在这里面,告诉了你们,千万不要只在书本上死念书。换句话说,这一节书,显示了孔子的教育法是在日常生活行为上,处处表达无遗,不要有神秘感,不要有好奇心,他随时随地都在教学,学问就从生活经验得来。书本上是求知识,求前人的经验,和前人的见解与心得。但是要把这些知识、见解与心得用到自己身上,就要加以体验了。所以他说“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没有哪一次、哪一个地方不表现学问的道理。你们要在这方面去了解、去学习。
跟着下面又提出来孔子的教育宗旨: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现在有些研究孔孟学说的人,跟着新时代走,他们说孔子是非常科学的,在当时孔子就有分科教育了。他对学生们分有文、行、忠、信四门类别,好像现在分科分系的教育法。这是说笑话了。
孔子教育的宗旨是这四项。第一“文”:包括了知识、文章——广义的文章。文章的文采、字句和条理,章是连起来的一大篇文理。狭义的是指文字作品叫文章,这是后世观念。在春秋战国时候,文应该是广义的文章,包括了一切知识及文学。
第二“行”:文章好,知识好,充其量变成文人。学者们要注意,古人早就有“文人多无行”的说法。所谓文人多半无行,就是说,知识多了,正理、歪理,条条有理,因此凡事满不在乎,便成了“名士风流大不拘”。还有,往往文章写得好的人,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功业。看中国三千年来文学史,文学造诣高、诗辞歌赋都行的人,在事业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之处。以诗人来说,杜甫、李白等在其他方面,没什么大成就。在功业上有成就的人,不一定文学是好的。不过像唐代几个皇帝,文章诗词都非常好,尤其唐太宗诗作得非常好,不过他不肯作,书法也好。所以唐代文学好,是帝王们提倡的。宋朝的儒家,理学讲得好,推其原因,也是受宋太祖的影响,赵匡胤本身就内行。
所以说转移社会风气在于一、二人者,但不是你我一、二人。这从历史上可以得到很多证明。但有功业的人,他的丰功伟业又往往盖住了文学上的才气。所以孔子四教中的“行”,也不是单指普通的操行,而是指一生事业的成果。
然后讲到第三的“忠”:不是唐宋以后所讲的忠于某一个人的意思。孔子讲的“忠”,是对国家、社会、父母、朋友,任何一人、一事,答应了的话,就贯彻到底,永远不渝的诚心;对一事一物无不尽心者谓之“忠”。
第四“信”:就是有信义。这是孔子教育的四个重点,不能够分开的。如果说他是分科了,那就是笑话。
谈到这里,我们对于中国现代教育,感慨很多。尤其每年联考之前,常谈起这个问题,照过去的猜题方式,今年(一九七四年)的作文题,一定是向十项建设这个方面猜。而今年的作文题爆出冷门,出对了,是来自《荀子》上的:“荀子曰: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不料有一家大报的社论批评说,现在已经到了科学时代,还出这样古老的题目,不合时宜。我看了这样的社论,连叹一口气都觉得浪费。报章是领导文化的先锋,居然有这样的观点,天下事可知矣!
今日的教育,实在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尤其是对于我们国家民族文化的前途,更是个大问题。我经常觉得,中国这几十年来的问题,根本发生在教育上,而且很严重。西方偏激思想之侵入,就是当年教育出了问题。试看全世界每一地区、每一个国家,开始转变,开始倾向偏激思想的,都是知识分子,等到大家觉悟已经迟了。
其次偏激的是资本家,这实在是大问题。对这些问题,就要有学问、有眼光去研究它的道理。至于穷人翻身的问题,那是上了野心家的当,结果翻了身,还是一穷二白。为什么这样呢?这与教育问题有绝对关联。甚至三千年来的历代兴衰,都与教育问题有关。
过去我们虽没有明文规定的教育宗旨,但读书人根本上要把品德修好,这是公认的目的。可是近几年来,跟着西方文化转,尤其是现在美国标榜“教育就是生活”的教育方针,大家体会到的生活就是现实,不外物质。教育的目标也因而移转,完全忽略了心性的修养。弄到现在怎么样呢?
有一个学生,是前几年师大毕业的,已得到硕士学位。一天来看我,我问他认为我们的教育目的是什么?他说:“老师!我们的教育目的是考试啊!”这句话讲得很沉痛,我们只好相对苦笑。是嘛!小学毕业以后考中学,考进了中学,小学所学的没用了,丢了;中学毕业考高中,考进了高中,初中学的没用了,又丢了;高中毕业考大学,高中所学的又没有用了,当然也丢了;等考取留学又丢了大学的;留学回来,参加公务员考试;当了公务员,还有升等考试。三年一大考,两年一小考。是嘛!我们的教育就成了考试。其实,考过了又不算数。
清代有人对考试的评语是:“销磨一代英雄气,官样文章殿体书。”现代科学八股的考试方法更可怕,将来很可能要变成“销磨一代精神气,电脑规程机械书。”(我们一边听,一边摇头叹息。)
前天,一位有名的建中资深的国文老师来看我,也叹说今年换了电脑教育、电脑考试,越来越不对了。现在高中三年级的教育,谈不到教学问。只是告诉学生,用什么方法应付这种电脑考试。像国文方面,一个名词除了教他们正确的解释之外,还要告诉他们四五种不正确的答法。再加上一些课本在编的时候本身就有问题,中学老师接到这种课本,发现有问题,早已向教育部提出来,但没有人理会。现在临阵了,报上才登出来说有问题。而这些地方在上课时,只有告诉学生,这是有问题的,只要注意将来如何应付考试就好了。
这就是教育!怎么办呢?
现在我们讲到孔子教育的宗旨,就是文、行、忠、信。过去向德行的路上走,对于学生知识、学问的成就,还是第二步的要求。既然受过教育,至少第一步要打好品德的基础。几千年来,我们中国人的道德为什么如此敦厚呢?就是德行教育的结果。所以文、行、忠、信并不是四科,以现代观念勉强来解释,应该是他的教育中心。文包括了文学,乃至一切学问的完成。行,狭义的是行为、品德;广义的是事业的成果。忠、信,是内心的修养,是人格的造就。
时衰鬼弄人
说到这里,引出孔子的话,对于当时风气的变动,大发感叹!
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恒矣!
我们读了这几句话,感想也非常多。处身现代的世风,也有孔子当时同样的感叹。在孔子那个时候,是一个变乱的时代,在变乱的时代,各种怪现象都会出来。所以孔子的忧愁,就是深恐国家民族的文化命脉断绝。
他说,古代的圣人过去了,我见不到了,但是学圣人之道的总有吧!如果能看到照圣人所教的道去学,虽然没有学完全,但已经够得上称君子的,我就已经满足了。这是他无限感叹的话,可见那个时候,真正够得上称君子的人都已看不见了。
紧接着,他又说,真正的善人,过去历史上有,现在没有了,至少我还没有见过。只要看到一个有恒心的人,做到“守死善道”;思想的中心确立了,随便社会怎样变更,甚至天塌下来都不管,一定走自己这个路子的,这样有恒心、有毅力的人,能够见到,也就好了。这是说能一生为历史文化牺牲下去的人,也没有了。
下面相反的说当时社会的现象:“亡而为有”,亡就是无的意思。他说现代社会上的人,充壳子的多,根本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架势可摆得大,乱充蛮有学问的样子。社会到了变乱时,这种现象有的是,有人有了钱,就附庸风雅,像是蛮有学问的样子。当然那些人碰不得的,他一开口就完了。“虚而为盈”,社会变乱中,有的人内在本来空虚得很,可是还引为自满,自认为对。我们从社会上可以看到,凡是过分傲慢的人,他的下意识中,一定有很重的自卑感。要原谅他的傲慢。
“约而为泰”,约是俭约。在变乱的时候,有很多人本应节约的,但很少这样,都是要充面子,讲排场。没有米下锅了也不管,排场先摆出来再说。
有了这三种情形当中任何一类型的人,一定不会有恒心向学问道德努力的。因为他的心理上就已经不健全了。这是社会的病态,也是个人的病态。不但孔子那个时候是这样,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也是这样。翻开古今中外的历史来看,凡是变乱的时代,都是这个样子。所以处在这样变乱的时代中,我们就要特别注意,加强自己的修养了。
这些是说孔子的教育与方法,同时说到他对于时代的忧心。下面又说到他对生活的态度。
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
或许说,这两句话应该放在专门记载孔子个人生活的第十篇《乡党》中。为什么却编在这里呢?自有它的道理。这两句话是说明孔子作人做事的态度。他钓鱼就是钓鱼,不用机械性的方法,不用大网去网。(纲即是网。)以现代的生产观念来说,这种态度又是落伍的了!如果说光是用钓竿去钓鱼,连渔业公司都不要设立。这简直与经济政策完全相违背。但这个话不是讨论生产问题,是个人作人的原则。就是说他钓鱼也好,做什么也好,不喜欢用机心来整人。
“弋不射宿”,打猎的时候,拉弓射箭,不射宿鸟,就是对还巢的鸟,栖息在那里的鸟,他是不射的。这一点也代表中国过去文化的一种精神,这种精神现在当然也还保留。我们从旧体小说就可看到了。中国人打斗很不喜欢用暗器,常用的暗器是所谓“镖”。万不得已要用镖时,必定同时大喝一声:“看镖!”表示先打了招呼,通知了。这虽然是一个小动作,也就是民族性的特征,是我们民族的传统道德。
现在说起这些中国文化,从另一方面看,都是落伍的思想了。但以最新的观念来说,又不落伍了。现代的生物学家,尽量提倡爱,爱动物,全世界都组织保护动物会,保护野生动物会,提倡禁猎。我们过去认为,爱护动物是应有的道德,如相传的“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望母归。”中国人都晓得,过去小孩读书,老师都教的,成为生活教育。春天,鸟刚孵出小鸟的时期,不要去打,否则母鸟被打死了,小鸟将在巢中饿死,非常悲惨。这种教育,看起来好像是一件小事,但是扩而充之,就是仁爱心。所以将孔子的这两点,放在这里,就是说爱心的扩充,是仁。
虚字文章实事知
接着又发挥孔子做学问的要点:
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
“盖”字是虚文,古文中如“夫”,如《尚书》上的“曰若”等等都是。推行白话文之后,有些人说这些字讨厌,是毫不相干的字。其实很有关系。我们平日讲话,也经常会发出:“唉……”,“这个……”,“呣……”等等的语头。要作文学研究,这些字对于行文的气势,是很有作用的。如果用得好,更能充分表达语意。
虚字在文学中的地位,有一个很好的近代例子:国民革命成功以后,清朝的皇帝退位,当时隆裕皇太后——宣统皇帝的妈妈——的退位文章,也是历史上一篇重要文献。据说是当时南通张状元——张謇——的手笔。文章中间本来没有“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共和政府”这句话。而是袁世凯唆使左右的人,设法加进去的。
这篇文章,是清代三百多年的皇朝,最后下台一鞠躬的时候,对全国人说的话。如何说法呢?尤其这最后一篇文章中的最后一句话,该怎么个讲法呢?就是最后怎样下台,这篇文章怎样结束?这可真难。而它最后那句话是“岂不懿欤!”四个字,是毫不相干的,完全是虚语,但在文章的气势上,意识形态上,非常重要。据说是某太史加了这四个字作结尾的。叶遐庵记载的辛亥宣布共和前,北京的几段轶闻中有一段说:“逊位之诏,张金坡(锡銮)早令人拟一稿,同人嫌其冗长,交与余修正。余以为时尚早,密藏衣袋中(时重要文件不敢置家中,多放在衣袋。有一次夜间收到解款数十万汇单,余亦置衣袋中,不敢告一人也。)至十二月二十日前后,方拟动笔,而南方已拟好一稿,电知北京,(此稿闻系张季直、赵竹君二公所拟。)遂由某君修改定稿。此稿末句‘岂不懿欤’四字,闻系某太史手笔,余甚佩之。盖舍此四字,无可收煞也。”这是参与其事者的记载,是可靠的。也正如他所说,这四个无实质、不相干的虚字,在结束文章气势上,可是很有作用的,很重要的。为了使大家更能体会到这个虚字在文章中的作用,而且这也是历史上的重要文献之一,现在附录下来,供大家去欣赏,领会。
“朕钦奉隆裕太后懿旨: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睽隔,彼此相指,商辍于途,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旦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用是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之全国,立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宣布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共和政府,与军民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措,海宇乂安,仍合汉满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钦此。”
由此可知,对文字有时候也要注意,尤其在外交上的文字,乃至写一封信,与正式外交有关,每个字都要留意。虽然文字是“雕虫小技”,但如同雕图章,雕了一辈子,不一定有几个能成为艺术品,文字也有如此之难。这是说到“盖”字而引申出来的话。这个“盖”字有时可作“因为”讲,一件事先叙结果,再说原因时都先加一“盖”字。
这节话,孔子是说,有些人自己无知,一切不懂,却冒充内行去做了,他说他绝对不做这样的事。所以大家要学孔子,出去做事做领导者,不懂就是不懂。中国讲领导学,真正的领导者便是善于用人,而不一定自己懂得多。如汉高祖,他又懂哪一样?他的长处就是能够坦率承认自己什么都不懂。最怕的是自己认为什么都懂,这是最严重的错误。作为一个领导者,最好的办法,是自己即使懂了,宁可说不懂。诸葛亮本来什么事都懂的,他为了“集思广益”,仍然请教别人。以能问于不能,这是最聪明的办法。可是人有一个毛病,懂了以后一定喜欢表现出来。这种态度,做学者可以,真去做事,就不可以,是大忌讳,至少自己会很辛苦。上面太能干了,下面就无人才可用。下面有才干也发挥不出来,因为对部下骂了两次笨,第三次部下有了好的意见也不敢说出来,都唯唯诺诺,领导人就得自己辛苦了。这还算好,最讨厌的是“不知而作”,自己不知道,又硬充内行,那就更严重,千万不可犯这个错误。
不但如此,孔子还告诉我们:“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这个“闻”字,包括了多读书、多听、多问。所谓学问,一边学要一边问,多请教人家,听人家的意见。听来的不一定对,还要有所选择。对好的见解,就要采纳。仅听还不够,要加上经验,所以要多见,还要亲眼看见。读历史的人,如果没有经过相当事实的体验,读历史也没有用,最多不过是个书呆子。譬如说,讲如何作领导人的理论很容易,但一定要在一个单位,甚至小单位做过当权领导人,才能体会得到。所以要多见,多亲自经验体会,而且还要用心记下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才有用。
这两句话合起来:“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这是求知识学问的第二等人才。第一等人就有天才,反应灵敏,如历史上很有名的故事,张良为什么帮助汉高祖?他最初自己要出来反抗秦始皇,行刺不成,最后遇到刘邦。有人问张良,为什么愿意帮助刘邦?张良说,我所有的意见,别人都不懂,只有刘邦懂,所以愿意帮助他。刘邦也的确有领导的天才,像韩信有一次不出兵,派一个人来见刘邦,要求封韩信为假王——三齐王。刘邦一听气了,桌子一拍,正要大骂。张良、陈平在桌子下踢了他一脚。刘邦本已骂出口了:“他妈的……”可是被他轻轻一踢,立即改口风:“他妈的!要封就封真王,还封什么假王?”于是封韩信为三齐王。从这件事看,张良不用说话,轻轻踢他一脚就懂了。可是像我们,别说轻轻一踢,就是把屁股打烂了,还是不懂。历史上这类事多得很,有些人的确是聪明。
所以孔子说第一等人是天才,既然不是天才,就要学问来弥补。自己不是天才,又不肯求学问,就是“不知而作”的,那就完了。不是天才,学问怎么来呢?多听人家的,多看、多经验、多跟人家学,这就是“知之次也”。
说到这里,下面又转到孔子教育态度,也是叙述他作人的行谊。
互乡难与言,童子见,门人惑。子曰: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
互乡是一个地名。这个小地方在哪里,后世就很难考据了,只知道有这样一个地方。就是说这个地方的人很难讲话,没有办法和他们讲话。“难与言”,这个文字用得非常妙。是说这个地方的人地域观念太强吗?或者说统统都是浑蛋吗?很难说是什么意思。总之,在当时这个地方的人,名声是不太好的。可是这个地方有个年轻的人来看孔子,孔子跟他谈话了。孔子的弟子们奇怪了,老师为什么会和这个地方的人谈话?大家莫名其妙。
孔子的行谊
说到这里大家要注意,尤其大家将来出去,在政治上领导的机会多。讲到中国的民族性,有一部书,是顾亭林的名著《天下郡国利病书》。前面曾说过,明亡以后,顾亭林是始终不投降的。不过他高明,不投降当然清朝要嫉妒,可是他有本事,自己不投降,教学生到清朝作官,这样也可以由学生保护他不投降,可是他自己在地下做策反的工作。他也很有钱,到一个地方娶一个太太,生了孩子又走了。他娶许多太太生许多孩子,他有他的道理,因为反清复明是要灭族的,他这样做是为了要留一个根。他走遍天下,就写了这部书。每个地方他都去看了,尤其是各省的军事要地,都去看了。所以后来成为研究中国地理、研究中国地方政治思想必读的书。第二部书是顾祖禹写的《读史方舆纪要》,也是研究政治地理、军事地理最重要的书,现在读来还有价值。这两部书合起来称为《二顾全书》。当年凡是留意国家天下事的,尤其是研究军事的人,都要读的。在这部书当中,对于每一省先有一个总评,而且对地方性、民族性写得很清楚,所以不妨找来研究。将来如果有机会当一个地区的主管,对这些学问能先有了解,处理事情就更方便。
说到这里,就感到我们中国的确每个地方的民性各有不同之处。所以古代将领带兵,对于何处的兵适于冲锋,何处的兵适于后勤,何处的兵适于陆战,何处的兵适于水战,都大致要有个了解。所以清中兴的湘军、淮军各有不同优点。政治也是如此。但是要注意一点,尽管地方民俗各地不同,但万一有外力入侵的时候,一定团结一致,先把外来的侵略驱逐了再说。
地方性有如药材,某种药产在某一地方,别地产的就不行。像当归这种药,台湾也在培植生产,可是它的药效就差。当归最好的是甘陕出产的秦归,其次是四川出产的,差一点点。现在研究阿里山气候土质和甘陕一样,但种植出来的当归,药效始终还是有问题。所以由于地理的关系,各地出的植物不同,出的人物个性也不同。因之古代出去当地方首长的,对于这一县的县志,这一省的省志这类资料,都应该先知道,当然能够读一下《读史方舆纪要》更好,可以多一层了解。
地方性的观念,常深植人心。人往往因为地域观念的偏见,而影响了对个人的评价。经常会听到:“嗳呀!他是某地方人!”好像某一地方的人统统都是罪大恶极似的,连孔子的学生都是这样。孔子接见了互乡一个年轻人,“门人惑”,这三个字多严重?学生们都奇怪,怀疑老师怎么和这个地方的人讲话。到底孔子与众不同,他告诉学生们说,肯求上进的人,我们一定要帮助他,不要使人没有进步的机会,不能使人退步。“唯何甚”,孔子对学生说,你们太过分了,怎么这样一种狭隘的胸襟和态度?孔子在骂学生,我们自己也要反省:有时我们觉得某人不好,当他真的做了好事,我们仍不愿认为他好,人的心理往往会有这种毛病。
“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孔子说,即使是一个坏人,他能够自己反省过来,等于洗了一个澡一样,把自己弄得很干净,来求进步。只要能够这样,不就好了吗?如果说昨天有一点错误,今天即使有了好的表现,却仍不以为然,那世界上就没有一个人可以做朋友,也没有一个人才可用了。所以这一段是说教育的态度,也是说自己度量的培养。
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这等于解说《里仁》的话,谈仁的用。仁义并不是摸不着、看不到、很高远的。只要在观念上引发仁慈心,去爱别人,有一点爱心存在,就是仁爱的道理,就可达于仁道,不要去向外驰求。
下面讲到孔子作学问、作人的一个事实:
同姓不婚的优生学
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孔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取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巫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
陈是陈国,司败是官名,就是司寇。作一不伦不类的比方,就好像现在的司法行政部长。实际上比司法行政部长权力大,可以执行法律的。他问的问题是问到鲁昭公。这是外交上的事,我们要注意。很多到外国去的人,与外国的知识分子谈话,慢慢就谈到我们的政治问题。有许多问题是很不好答复的,孔子也遭遇了这种情形。
鲁国是讲文化的礼义之邦。陈国的司败,就问到鲁昭公知礼不知礼。孔子站在国家的立场只有说:“那当然知礼。”孔子讲了这话就走了。陈司败就对孔子的学生巫马期——姓巫马,名施,号子期,少孔子三十岁——作揖行礼,在外交礼貌上,进一步靠近巫马期身边,低声说,据我所了解,真正了不起的君子,是没有偏私的,不对自己存私心的。你老师孔子,是一代圣人,了不起的君子,可是他也免不了私心。我刚才问他鲁昭公娶了吴国的一个女子作太太,取名吴孟子——古代是同姓不结婚的。吴国与鲁国是周公之后,依礼是不能通婚。鲁昭公这样做,是不是知礼?你老师说他知礼,假如鲁昭公是知礼,个个都知礼了,还有哪一个不知礼?你们老师还是有私心啊!
说到这里,我们研究,为什么中华民族发展得这么好,成为世界上优秀民族?这和我们古礼同姓不结婚的制度很有关系。以现代优生学的观点来看,这是古代了不起的好制度。同姓结婚,只要三代以后,人种就完了。往往有表兄妹结婚,生下来的孩子,脑子非常笨,乃至变成白痴,这是血统问题。讲礼制问题,更不可以。所以我们现代的风气,通常同姓结婚,要出了五服以外。
巫马期听了陈司败这样批评老师,回来就向孔子报告了。孔子说,我实在非常幸福,我只要有一点错误,别人就会指出来。这段话使我们有两个认识。
第一,一个人地位高了,很不幸,就是自己有了错误,也没有人会告诉你。这要自己居过高位,才会亲身体验出来。就拿我个人来说,教书这样久了,学生中五六代都有。见了面,他们太老师的乱喊一气,听到的都是恭维。有时候到外面去,有些机构还派上车子,参谋、副官跟在后面照应,对这种情形,我宁愿一个人溜开,要自由活动。人生到了这个时候最危险,“活埋人”嘛!我经常说中国的哲学了不起,皇帝为什么称“孤家”、“寡人”?当了皇帝真成了寡人,想轻松一下,都没有人敢一起来说笑,真没意思。因此,我们研究历史心理,就知道地位越高心里越空虚,空虚到想发一个牢騷,想讲一句感叹话的对象都没有,相当可怜!不要以为功名富贵好,到了高位就是“寡人”,就是“孤家”。不但如此,年纪大了,个个遇到你都尊称老太太、老先生的时候,也完了,是“孤家寡人”了。
说到此,我就想到当年四川一位同盟会员,这位老先生,做过很多事情,我是跟他年龄差了一大截的忘年交。他告诉我许多当年革命的经过,并且还告诉我他的两句诗:“回回坐上席,渐渐变坟堆。”这就说明年位一高,自己有过错,没人指示,这个上席也很不好坐啊!所以孔子说自己很幸福,有了过错,便有人指出来了。
第二个认识是什么?孔子对于知礼不知礼,心里明白得很。但别人问到自己国家的国君时,他绝不会批评自己国君的不对。所以当然要说鲁昭公知礼,绝不能说不知礼。你们外国人讲他不对是你们的自由。而且既然你们外国人懂了,何必再问我?你问我,我当然这样答的。所以这也是孔子的高明,同时也是外交上的礼貌。
跟着又说到孔子生活的情趣,也就是“游于艺”涵义的发挥:
生活的艺术
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
孔子是很喜欢音乐的。音乐和诗歌,用现代话来说,即是艺术与文学的糅合。过去的知识分子,对艺术与文学这方面的修养非常重视。自汉唐以后,路线渐狭,由乐府而变成了诗词。人生如果没有一点文学修养的境界,是很痛苦的。尤其是从事社会工作、政治工作的人,精神上相当寂寞。后世的人,没有这种修养,多半走上宗教的路子。但纯粹的宗教,那种拘束也令人不好受的。所以只有文学、艺术与音乐的境界比较适合。但音乐的领域,对于到了晚年的人,声乐和吹奏的乐器就不合用了,只有用手来演奏的乐器,像弹琴、鼓瑟才适合。因此,后来在中国演变而成的诗词,它有音乐的意境,而又不需要引吭高歌,可以低声吟漫哦,浸沉于音乐的意境,陶醉于文学的天地。最近发现许多年纪大的朋友退休了,儿子也长大飞出去了,自己没事做,一天到晚无所适从,打牌又凑不齐人。所以我常劝人还是走中国文化的旧路子,从事于文学与艺术的修养,会有安顿处。
几千年来,垂暮的读书人,一天到晚忙不完,因为学养是永无止境的。像写毛笔字,这个毛笔字写下来,一辈子都毕不了业,一定要说谁写好了很难评断。而且有些人写好了,不一定能成为书法家,只能说他会写字,写得好,但对书法——写字的方法不一定懂。有些人的字写得并不好,可是拿起他的字一看,就知道学过书法的。诗词也是这个道理。所以几千年来的老人,写写毛笔字、作作诗、填填词,好像一辈子都忙不完。而且在他们的心理上,还有一个希望在支持他们这样做,他们还希望自己写的字、作的诗词永远流传下来。一个人尽管活到八十九十岁,但年龄终归有极限的,他们觉得自己写的字,作的诗词能流传下来,因而使自己的名声流传后世,是没有时间限制的,是永久性的。因此他们的人生,活得非常快乐,始终满怀着希望进取之心。以我自己来说,也差不多进到晚年的境界,可是我发现中年以上,四、五十岁的朋友们,有许多心情都很落寞,原因就是精神修养上有所缺乏。
孔子深懂这个道理,因此非常注重诗与乐的教化,但他不是一个音乐家,也不善于唱歌,他订了《乐经》,但失传了。现在这一节书是描写孔子听到别人歌唱得好,他一定要求对方再唱一次。当他学会了,“而后和之”,和之就是照他的歌,依他的音乐曲调,另外再作一首,这便是和。
说到和,我们常常会在诗题上看到:“和某某先生诗”或“步某某先生韵”,这类题目,“步”与“和”的差别:“和”就是照原来的曲调和内容再作一篇。(我们听今天的歌,调子都还可以,但内容却不行。由此就看到了我们文化衰落的一面,那就是文学的修养太差,没有深度;现在报上的文章,也是如此,不像古文寿命长。过去的文章,读过后,文章的句子还留在脑子里,还不喜欢把句子中的字轻易更动。因为古文中的句子多方面都可以通,可以作多方面的看法,值得玩味、咀嚼。现在的白话文就没有这种境界,所以现在的诗歌内容,也和白话文的情形一样。)而“步”又不同了,意思是前面有人在走,我们一步一步都跟前面的脚步走。就是只照他的声调,而内容并不一定要跟着原歌的内容意思,这就叫步韵。
以上是说孔子对乐教的重视,接下去是说他的自我评论。
子曰: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
这是孔子的谦虚话,也是老实话。由这一句话,我们可以归纳出几个结论来:第一是孔子在文学以及各方面的成就,真是达到了巅峰,但他自己始终没有认为自己了不起。不但是学问方面,古今中外,任何一方面真有成就的人,站在巅峰的人,总觉得自己很平凡。这是必然的现象,并不是有意装成的。硬是真的到了巅峰的时候,自然就觉得很平凡。而且还特别小心,觉得自己懂得太有限,不敢以此为足。从这节书可以看出来,孔子那么平实、谦下,而且不是故意装样的。
第二点可以看出儒家所谓的学问,就是指作人做事的道理。并不是头脑聪明,文学好或知识渊博,这些只是学问的枝叶,不能算是学问的本身。学问的表达在于文学,文学是学问的花朵。这里孔子就讲到学问的花叶和根本:“文,莫吾犹人也。”他说如果谈文学的修养,“莫……”这里的“莫”字不是肯定词,翻译成现代白话,近乎“也许”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谈文学,也许我和一般知识分子差不多。至于讲我自己身体力行做到了君子这个标准没有,那么我自己反省,实在还没有很大的心得。我们从此看到孔子的谦和,这种作学问的态度,非常平实,没有丝毫矫揉造作的迹象。
凡圣之分
下面再引用孔子自己的话,说明作学问的道理:
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公西华曰:正唯弟子不能学也!
中国文化,在三代以后,便建立了一个作人的最高标准,就是圣。和印度的佛、中国的仙、西方文化的神,差不多同一个观念。圣之次为贤,贤者也就是君子。再下来是仁者。过去老一辈的人写信给朋友,尊敬对方的人品时,往往称呼“某某吾兄仁者:”或“某某仁者:”对平辈、晚辈、长辈都可以用,这是很尊敬的称呼。
所以孔子说,圣者的境界与仁者的境界,这种修养我怎么敢当?实在没有达到,那高得很,我还差得远。不过虽不是圣人,不是仁者,我一辈子朝这条路上走,总是努力去作,而没有厌倦过。至于学问方面,我永远前进努力,没有满足或厌烦的时候;我教人家,同样没有感觉到厌倦的时候,只要人肯来学,我总是教他的。只有这两点,我可以说是做到了。他的学生公西华听了说,老师!这正是我们做学生的,一辈子也无法学到的地方。
这节话在文字上是如此写,如果以逻辑的方法推论,孔子这样,就正是圣人与仁者在行为上的境界。“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实在不容易做到。就是说自己求学,永远没有满足,没有厌倦,只求进步;不管今天,只有明天,今天成就不自以为是,再向前走;任何事业,都如此“为之不厌”。教人家,有人来请教,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会说同一个问题有人问了三次,第四次还来问就觉得讨厌;不会有厌恶此人,甚至不愿再教而放弃他的心理。否则就不算有仁慈之心。不但是学问如此,就是做事、做领导人,都应该如此“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就是这两点,的确我们一辈子都做不到。
老实讲,我们有时候作人作得自己都讨厌起来。例如古人所说:“富嫌千口少,贫恨一身多。”昨天和年轻学生一起吃饭的时候,看他吃面都好像很厌倦的样子,但又不是有什么心事。问他对活着有什么想法?他说觉得活着无所谓,死了也差不多。我说他心情太落寞。这和体能也有关系,因为他体能是太弱了一点。
但在我个人与人接触的经验,常常发现有些人,他的心理觉得活着与不活着是一样。有些人甚至厌倦于活着,尤其到了“富嫌千口少,贫恨一身多”的地步。一个人穷了,觉得自己都是多余。因为一天忙到晚,只不过养活自己身上几十斤肉而已,结果觉得这几十斤肉都很麻烦,懒得去养活它。因此“为之不厌,诲人不倦”这两点表面看很容易,做起来很难,尤其当年纪大的时候更不易做到。而孔子讲这两句话的时候,年纪已经很大了,当时的人都已经称他圣人、仁者。但孔子一直到死的时候,始终还在救世救人的目标上努力去做,这就是圣人的表征。
孔子曾提到过好多种圣人,在这里我们看孔子,乃是圣之时者。所谓时者,不是说孔子时髦,时髦是后世才出现的名词。这个“时”是说孔子随时跟着时代走,不落伍,随时在进步,随时晓得变,所以说他是圣之时者。他一生的努力,都朝这个方向,因之他这个做法,叫做“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在当时他知道这个时代是挽救不了的,可是他并不因此放弃他应该尽的责任。这就是我们无论对自己的人生目标,或对自己的事业,必须反省的地方。普通人都把一时的成就看成事业。但了不起的人,进入了圣贤境界的人,所努力的则是千秋、永恒的事业。孔子所努力的就是千秋事业。
下面便是这一篇结论的开始。
祈祷是求救的信号
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诔曰“祷尔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祷久矣!
有一次孔子生病,大概病得很严重,以现代情况来说,大概医生都束手无策了。于是学生们急了,尤其是性情急躁的子路更慌了,主张请一个画符的、念咒的来拜拜;或者请一个神父、牧师来祈祷;找一个和尚来念经。这就牵涉到宗教,向神祇去求救。“子曰:有诸?”一个问号。孔子说,子路!有这回事吗?有可能吗?意思是说,人病重了,在菩萨面前,或上帝面前一跪,说菩萨啊!上帝啊!你给我长命吧!再活两年吧!我还有些帐没讨,再过两年就可以讨好帐,再慢慢去。这样可以吗?
小说上写的诸葛亮六出祁山,师老无功,知道自己快死了,拜北斗星。(这是小说上写的,历史上实际没有这回事,如果真有这回事,诸葛亮就不叫诸葛亮,要改名诸葛暗了。但道家有此说法:北斗,统称北极星。北极星和南极星,掌管人的生死。后来民间传说的南极仙翁,他的形像成为庆贺长寿的象征。而道家的说法,南极仙翁是管寿的、管生的;北斗星君,是管死的;所以欲求不死,要用道家的方法拜北斗。是另有一套的,包括画符、念咒、点灯等等。)结果还是死了。这是小说写的,不去管它。但这一节《论语》告诉了我们,孔子对于鬼神之事,形而上的东西,并不是反对。前面说过“子不语:怪、力、乱、神。”鬼神有没有存在,他没有讨论。因为“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谈到超现实世界,有没有另一世界存在,这是东西文化五千年来,到现在为止,哲学、宗教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我们不能说这些不科学,科学并不是万能,现在科学正要找这个问题的答案而还没有找到。不要以为科学解决了问题,事实上问题还没有解决。像爱因斯坦这样一位伟大的人,可惜死得太快了一点。他想把生命升华,变成为四度空间(FourDimensionalSpace或称四次空间,或四个因次空间)。那时人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而可以有神通,可以不靠机器而在空中飞行。他有这个理想,没完成就死了。他到快要死的时候,感觉宇宙间的生命后面还有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呢?当然不是唯物思想的。他是搞物理的,科学家都是朝唯物方面的路子去探讨。结果他认为不是属于唯物方面的,而是另外的东西,可是不知道是什么。所以他没办法,只好去信上帝。因为这一个力量他没有研究出来,是个东西但不可知,还不如信上帝,精神先得到保障,先得到安慰。形而上是不是有个东西?生命是否在一个躯体里死了以后可以再生、再来?这都是人类没有解决的大问题。所以人类文化不要自吹了,站在哲学立场看人类文化是非常幼稚的,连自己的问题都没有解决。
人从儿童到少年,幻想最多。对一个茶杯可以看上几个小时;对一堆泥土、一块破瓦片会觉得很好玩,大感兴趣;堆城筑池,可以玩一整天。后来加上知识的教育,到了二十岁前后,又进入另一个阶段,作学问、作事业的理想基础,就在这个时候打的。看历史上的大政治家、英雄、文学家等等,一切成功的人,基础都在这时候奠定的。如果在这个时候还没有打好基础而后来能够成功的,不是绝对没有,但例子太少。三十岁到四十岁,并没有什么创见,只是将十几到二十几岁之间的理想付诸实施,化成事实。历史上成功的人物,几乎三十几岁就成功了,尤其是领导或统治方面的人物,更少例外。汉高祖年纪是大一点,但也只四十几岁,没有超过五十岁就成功了。他统一天下只用了五、六年的时间。其他的人作学问也都是如此。当然年老才成功的,不是没有,但少得很。到了五十、六十不过空留回忆。所以遇到老年人,要准备一番心情去光听他讲过去:“我当年如何如何”,今天讲了,明天见到还是这样讲,可以讲几千百次。但告诉他现在的事情,他会马上忘记。所以人的学问,一切的见解,都不超离年轻时的模型,尤其以科学为然。现在的科学家,超过三十五岁以后,就很少有科学上新的发现了。有新发现的都是年轻人。而学问思想到五、六十岁成熟的时候,人就凋谢了。我前面也说过,人类古今中外的文化,都是二十几岁的文化。就是继往开来,永远是年轻的,永远是没有成熟的。
所以中西文化,宗教也好、哲学也好、科学也好,对最后的结论,都未曾获得。生命究竟从哪里来?生命的价值究竟在哪里?都没有结论。
像前天和年轻同学谈到,我最近看了丁中江先生的北洋军阀史,把近代几十年来的事故,引用第一手资料记述。我对每一文献都没放过,但看了以后就有一个感想:“人究竟为了什么?”这又是还没有答案的哲学老问题。当然我们可以假定很多答案,但这些答案只是人为的、主观的,并不是哲学的正确答案。所以有无鬼神,我们不知道,这个问题暂时保留。
但是我们看孔子的态度,他对这个问题是明白的。当他病了,药物无效的时候,子路说,求神吧!去祷告一下吧!孔子听了问子路,真有这回事吗?孔子这话说得很妙。他当然懂得,不过他是问子路“有这回事吗?”而不是说“你相信吗?”子路经孔子一问,表示学问很有根据,于是搬出考古学,他说,有啊!诔曰:“祷尔于上下神祇。”这“诔”是中国文化中的祭文,历代帝王的诔文就是。子路说,古代的诔文说了,人应该去祷告天地、上下各种神祇。孔子说,如果是这样,那我天天都在祷告,而且祷告了很久,还照样生病。这节文字,作进一步研究,就可以看出来,孔子的意思,所谓祷告是一种诚敬的心情,所谓天人合一,出于诚与敬的精神,作学问修养,随时随地都应该诚敬。《大学》所说“十目所视,十手所指。”诚敬修养要做到我们中国文化所说的“不亏暗室”。孔子就是说自己天天做到这样,等于与鬼神相通,就是这个道理,这是第一点。
第二,普通的人,到了急难的时候,就去求神、拜佛、向上帝祷告。所谓:“垂老投僧,临时抱佛。”就是说人平日自以为很伟大,但一遇到大困难,或极度危险,就感觉到自己非常渺小无助,完全丧失自信心——“天呀!神呀!你要救我呀!”倘使这时仍能保持一分自信心,就需要高度的修养。
这里我们说到历史上一个人,大家都知道的朱舜水,明亡以后,他流亡到日本去,本想向日本求救兵企图复国的。船航行太平洋中,遇到大台风,全船的人都喊救命,朱舜水端坐船中不动。据说当时船上的人都看到海上有两盏红灯,对着船来。古代的迷信,说这是海神来接的讯号,全船的人都将会死亡,所有的船员都跪下了。朱舜水就问:“真有这回事吗?有没有其他挽救的办法?”船员说除非是有道的人跪下来求,或者还有希望。朱舜水说,他们拿纸笔来,我烧一张符下去,大概就可以退掉。朱舜水是道地的儒家,哪里会画符搞道家的东西,这不奇怪吗?结果他在纸上写了一个“敬”字。烧了以后,台风停了,船也稳了,风平浪静就到了日本。你说朱舜水这一套有本事吧!简直比诸葛亮更厉害,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岂不应该带兵打仗,将明朝复国了?这件事绝对有,但若深入研究,那就成为另外一门学问了。现在的科学叫做精神学,又叫灵魂学。精神与灵魂的解析,人的精神力量与宇宙是否相通,这是另一个问题。
第三,中国民间的谚语:“平时不烧香,急时抱佛脚。”一般人都是这样,像许多人交朋友,平时不去探访,有患难,或要借钱的时候才去,所以孔子对子路说,算了吧!老弟,如果这样,我天天都在祷告中。换言之,鬼神的事,和生命的道理,都不是这样简单的。
要愁哪得工夫
子曰: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
孔子说,人生的修养,“奢则不孙”。这个奢侈不止是说穿得好,打扮漂亮,家庭布置好,物质享受的奢侈。是广义的奢侈,如喜欢吹牛,做事爱出风头,都属于奢侈。奢侈惯了,开放惯了的人,最容易犯不孙的毛病,一点都不守规矩,就是桀傲不驯。“俭则固”。这个俭也是广义的。不止是用钱的俭省,什么都比较保守、慎重、不马虎,脚步站得稳,根基比较稳定。以现代的话来说就是脚跟踏实一点。他说“与其不孙也,宁固。”作人与其开放得过分了,还不如保守一点好。保守一点虽然成功机会不多,但绝不会大失败;而开放的人成功机会多,失败机会也同样多。以人生的境界来说,还是主张俭而固的好。同时以个人而言奢与俭,还是传统的两句话:“从俭入奢易,从奢入俭难。”就像现在夏天,气候炎热,当年在重庆的时候,大家用蒲扇,一个客厅中,许多人在一起,用横布做一个大风扇,有一个人在一边拉,搧起风来,大家坐在下面还说很舒服。现在的人说没有冷气就活不了。我说放心,一定死不了。所以物质文明发达了,有些人到落后地方要受不了,这就是“从奢入俭难”。
曾国藩用人注重乡气。历史上许多人,像吕蒙正,当了宰相,生活仍然很清苦。如电视上轰动的包青天,他一生的生活,也是清俭到极点,他本身没有缺点被人攻击。那么多年,身为大臣,龙图阁直学士兼开封府尹,等于中央秘书长,兼台北市长。做了这么大的官,可是一生清俭。民间传说,更把他当做神,讲儒家文化,包公成了一个标竿。如宋朝的赵清献,当时人称他铁面御史,对谁都不卖帐,做官清正,政简刑清,监牢里无犯人,也和包公一样。历史上有许多名臣都是俭,乃至许多大臣,有的临到死了,连棺材都买不起。不但一生没有贪污一文钱,连自己薪水积蓄都没有,后代子孙都无力为他买棺材,要由老朋友来凑钱,这就是俭的风范。
光风霁月
接下来是:
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学而》篇中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一个人一生没有人了解,虽有学问而没有发展的机会,还是不怨天、不尤人,这种修养是很难。所以君子要做到“坦荡荡”,胸襟永远是光风霁月;像春风吹拂,清爽舒适;像秋月挥洒,皎洁光华。内心要保持这样的境界,无论得意的时候或艰困的时候,都是很乐观的。但不是盲目的乐观,而是自然的胸襟开朗,对人也没有仇怨。像包公、赵清献都做到这样的境界,这是“君子坦荡荡”。至于小人呢?“小人长戚戚”,小人心里是永远有事情的,慢慢就变成狭心症了——这是笑话,借用生理的病名,来形容心理上的病态。小人永远是憋住的,不是觉得某人对自己不起,就是觉得这个社会不对,再不然是某件事对自己不利。我们都犯了这个毛病,有时候:“唉!这个社会没得搞的。”言外之意,我自己是了不起,而这个社会是混蛋。这也是“长戚戚”的一种心理病。心里忧愁、烦闷、痛苦。所以这两句,可以作座右铭,贴在桌旁,随时注意自励,养成坦荡荡的胸襟。
跟着就说孔子个人的君子风范:
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
这是弟子们记载孔子的学问修养,表达在外面的神态。第一是温和的。对任何人都亲切温和,但也很严肃,在温和中又使人不敢随便。第二是威而不猛。说到威,一般人的印象是摆起那种凶狠的架子,这样并不是威。真正的威是内心道德的修养,坦荡荡的修养到达了,就自然有威。尽管是煦和如春风,而在别人眼中,仍然是不可随便侵犯的。不猛是不凶暴。如舞台上的山大王,在锣鼓声中一下窜出来,一副凶暴的样子,那就是猛。第三是恭而安。孔子对任何事,任何人非常恭敬,也很安详;也就是既恭敬而又活泼不呆板。这三点也等于第一篇《学而》的注解。学问好的人,内心的修养表达在外面的,就是这样的情形,而以孔子来作为榜样,用白话翻译过来就是有庄严的温和,有自然的威仪而并不凶狠,永远是那样安详而恭敬的神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