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士与历史文化

“若狐不偕、务光、伯夷、叔齐、 子、胥余、纪他、申徒狄，”这些人我们就不一一介绍人，他们都是中国历史上所标榜的高人，隐士，是被列入《隐士传》《高士传》里的人。说到隐士，大家注意，研究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化史的要特别注意，中国几千年影响最大的是什么人？还不是孔孟，还不是老庄，是隐士。好象我看近百年来的著作，都对这一点没有讲清楚。有一个同学拿我这个观念作博士论文，写了六年还没有写完，以为内资料找不全，很痛苦！何以证明隐士思想对中国文化那么重要？我们正史上从三代以下，所谓唐尧让位许由，从这些历史故事一路找下去，都可以找到。

相传历史上的隐士，在三代之际，便有许由、巢父、卞随、务光等人，这些人物，大多都是“视富贵如浮云”，所谓：敝履功名，薄视帝王而不为的角色，同时，又说他们的学问、人品，都是有超人的成就。正因为他们浮云富贵，敝履功名，所谓“天子不能臣，诸侯不能友”，因此使我们历史上所推崇的圣帝明王，如尧舜禹汤等人，都为之礼敬景仰有加；换言之，凡是上古的圣帝明王，无论为政为人，最忌讳的，便是隐士们的清议和轻视。尤其在野的知识分子，和民间的心理，对于隐士们态度的向背，非常重视。

到了秦汉以后，司马迁作《史记》，特别点处隐士一环的重要，把他和谦让的高风合在一起，指出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化人高尚其志的另一面目。因此他写世家，便以《吴太伯世家》作点题；他写列传，便以《伯夷列传》作点题，尤其他在《伯夷列传》中，借题发挥，大发其历史哲学与人生、世事哲学的议论，比他的自序，还要进一层，深刻透露出文化哲学的观点，强调隐士思想的北京，与其崇高的价值。

历史上有名的故事，如汉高祖时代的商山四皓。所谓皓是头发都白了的老头子。从秦始皇时候就当隐士不出来的四个老头子，学问很好，名气很大，道德很高，须发都白了，被尊为四老。汉高祖当了皇帝，礼请他们出来，他们不答应，后来刘邦要立太子传位时，宫中发生了一个大问题，汉高祖想把吕后所生的孝惠帝—当时的太子废掉，改立他所喜欢的戚姬所生的儿子—如意为太子，几乎成了事实，结果吕后问计于张良，张良就告诉吕后，除非孝惠帝—当时的太子把商山四皓请来，汉高祖就不敢废太子了。吕后果然叫孝惠帝以卑辞厚礼把商山四皓请来为上宾。

汉高祖见到了这个情形，就告诉戚姬，太子党羽已成，连自己请不到的商山四皓都请来了，改立如意为太子的事免谈了。以汉高祖这样的英雄人物，却被四个老头子摆布了一下。为什么呢？难道以他流氓的态度，还真怕这几个老头子武功高吗？这就是中国文化中，隐士思想占了最大力量。一直到近代袁世凯想由总统变成皇帝，也是受过这种影响的。

在那个时代，也有类似的“商山四皓”，如南通的张状元，开始当袁世凯老师，后来袁世凯要当皇帝，他是不同意的，当然中间的过程还有很多，所以隐士的思想在中国历史政权上，勉强等于在西方政治哲学中就是不同意主义，既不反对，又不赞成，就站在旁边看，按西方民主政治的讲法，我这一票不投，有保留权。在西方民主政治中，不同意主义的主张，保留这一票，乃至连这一票最终成为有决定权的一票。真是太严重了。

失节夷齐

中国隐士思想在历代都起了这个作用，历代帝王都怕这一面。满清入关以后，康熙想办法想把这一部分人收罗起来。在康熙到乾隆这一百年间，在科举中特别开了一个“博学鸿词科”，对于前明不愿投降的遗老们，特别恩准，马马虎虎，只要报个名，形式上考一下，就给与很好的官位，结果有很多人，在这种诱惑上动摇了，而进了“博学鸿祠科”。有些隐士不同意满清的，最后都被康熙乾隆挖出来了，所以当时闹了很多笑话。其中一些，使非常尖刻的讽刺，但是曾留下几首讽刺的名诗：

一对夷齐下首陽，几年观望好凄凉。

早知薇蕨终难饱，悔杀无端谏武王。

后来又开第二次“博学鸿祠科”，再收罗第一次未收罗到的人，因为许多人看到第一批“博学鸿祠科”的人，都有很好的官位，自己就更忍不住了，第二次去的人更多，考场的位置都满了，后来的被推到门外去，就有人更吟诗挖苦了：

失节夷齐下首陽，院门推出更凄凉。

从今决计还山去，薇蕨哪堪已吃光。

描写当时明朝的隐士，本来是想做白衣的伯夷叔齐，不投降，结果是“一对夷齐”还不止一个两个，都投降了，因为首陽山上的菜根都吃光了，把这些人挖苦的很厉害。

隐痛诗人 吴梅村

康熙时代，针对这一批想当高士的学者文人，也想同伯夷叔齐一样，如在文学上有名的诗人吴梅村，屡次被清政府征召，都坚持不肯投降，清政府挟持其老母威胁他，逼得他没有办法只好出来。当然吴梅村有他的理由，妈妈年纪大了，如果妈妈不在，可以当忠臣。要当忠臣很赔本的，要拼命的。因此吴梅村一生非常痛苦，所以他的诗有：

浮生所欠唯一死，人世无由识九还。

我本淮王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

吴梅村因为名气太大，他在应招进京的时候，当时江浙一带的学者都来送他，开了一个号称“千人会”为他饯行。这也是清政府发动的，吴梅村出来投降了，这对吴梅村来讲，比戴手铐脚镣都难受。有一个青年，没有参加这次集会，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到这个宴会中去给吴梅村。吴梅村坐在首席上打开一看，脸色都变了，旁边的人觉得奇怪，看了这封信以后，大家的脸色也变了。原来这封信上写了这么一首诗：

千人石上千人坐，一半清朝一半明，

寄语娄东吴学士，两朝天子一朝臣。

所有在座的人全被骂了。还不要宣布散会，在座的人就一个一个溜走了。这年轻人了不起！这代表了中国文化精神。所以中国文化精神中，隐士派不同意主意的思想，始终在这个民族，这个国家中起很大作用。为大政的人，对这些道理一定要了解。

前面讲到的狐不谐、务光、伯夷、叔齐这些人，在历史上称为高士，但在正统道家思想看来，还是属于没有出息的，把自己这一条命赔进去以后，既不能救国家救天下，又不能成就自己的道业。现在庄子提到：“是役人之役，”就是跟着人家转。等于讲，人家放火时，他愿意不放火，可他站在火光旁还拼命的叫，这个叫又什么用呢？真是莫名其妙。“适人之适，”人家在忙时，他也在跟着在旁边忙，你毕竟近来参加忙也好，他又不参加，搞得不伦不类的。“而不自适其适者也。”他对自己的人生应该怎样安排都不懂。庄子在这里，把历史上的高士们批评的一钱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