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完了张勋的为人，接下来回到正题，张勋复辟的舞台是谁给他搭建的？

从辛亥革命开始，大家推翻了清朝，就着手办共和，到了张勋1917年复辟的时候，共和已经办了六年，这时候出现了一个很严重的大问题，那就是府院之争，“府”就是总统府，“院”就是国务院。所谓的“府院之争”，就是在争到底是总统的权力大，还是总理的权力大？总统和总理到底谁说了算？就为了这一件事，大家闹得一塌糊涂。

不过，当时的闹，大家还规规矩矩地只是在辩法理，大家把宪法拿出来，从里面找依据，这本宪法其实就是临时约法，结果发现宪法本身就写得有问题。说到宪法的问题，我就要回过头去讲一下民国是怎么办起来的，共和是怎么办起来的了。我们的民国和共和，不像俄国的十月革命和法国的大革命，我们的革命没有彻底地取得成功，而是有点像英国，是妥协的结果，因为是妥协而成，所以就导致了写宪法的时候出现了极为仓促的情况。当时，驻守南京的张勋终于被打跑了，各省的代表赶紧从武汉来到了南京，就有点像美国独立时的各州的代表。

南京变成了南方最大的中心，成立了临时参议院。临时参议院是干什么的呢？它有点相当于美国写独立宣言的立宪委员会，是一个写宪法的委员会。临时参议院成立前，各省代表会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其实当时我们根本还没有政府，应该叫作“政治组织大纲”，但我们当时刚刚开始办共和，脑子还不太清楚，而且这个东西虽然叫“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但实际上写的是对整个国家怎么办共和这件事的基本法。

这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是一份总统制的大纲，有点像美国的宪法，美国就是总统的权力很大，甚至美国都没有总理，美国的国务卿不能叫总理，国务卿相当于总理大臣或外交部长，主管外交。起草完了之后，紧接着就南北议和了。孙中山总统对《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是非常满意的，因为规定了总统的权力非常大，他革命了这么多年，终于当上了大总统，如果权力都是虚的，他当然不愿意了。可是，当制定了这份大纲之后，孙先生发现他还是统一不了中国。

因为光靠武昌的第八镇、第二十一协，以及南京的第九镇，是没有办法统一全中国的，主力部队的北洋六镇都在袁世凯手里，所以大家还得进行南北议和，进行妥协，而且妥协之前还得痛打你一顿。冯国璋先攻下了汉口和汉阳，正准备进兵武昌的时候，袁世凯突然喊停，说慢慢打，不着急。为什么呢？我先把你打疼了，让你知道你不是我的对手，你要想完成革命理想，还得靠我。于是袁世凯对孙中山说，咱们南北议和吧？大家都同意，谁能让清帝退位，就让谁来担任中华民国的第一个大总统。袁世凯一听到这话，立刻就来精神了，于是他就去逼清帝退位了。但是，清帝一退位，袁世凯要当大总统，他立即就要把参议院搬到北京去。

一开始的时候，大家还是想守住一个底线的，让袁世凯无论如何要离开北京，到南京的临时参议院来就任大总统，包括孙中山也亲口说，袁世凯你不来南京，我就不把大总统职位交接给你。因为袁世凯的北洋六镇都在北方，如果他本人也留在北京，那肯定会变成独裁政府，所以大家坚持让袁世凯到南京来就职，袁世凯也坚持不去南京。两边僵持不下，孙先生说，袁世凯不来南京我就不交权；参议院说，我们不去北京；各省代表也不去北京，大家都说这不符合法理。由此可见，在那个年代，大家都还是很讲法理的，袁世凯也是很讲理的，他不像后来的北洋军头，一言不合就开打，袁世凯不打，他想从法理上解决这个问题，要怎么做才能让对方来北京呢？结果，袁世凯想出了一个有点耍流氓性质的办法。

在讲袁世凯这个耍流氓的办法之前，我要再一次提醒大家，在张勋复辟之前，大家都还是讲法理的，最后也就是像袁世凯这样耍两下流氓，但即便是耍流氓，也是为了让自己的行为符合法理而被逼出来的下策。袁世凯是怎么耍流氓呢？他鼓动他手底下的一个大老粗，让他在北京闹点事，让孙中山那边看看，北京离不开袁世凯，袁世凯一离开北京，北京就要乱。这个大老粗叫曹锟，曹锟跟张勋一样，也是草莽出身，而且曹锟后来干出来的事也跟张勋差不多。

曹锟是北洋六镇的主力统制，也就是北洋的主力师长，而且他特别听袁世凯的话，袁世凯让他闹事，他就真的干起来了，结果北京城就倒了一下霉。曹锟纵兵在北京城里抢劫，虽说北洋军的军纪还算不错，远比张勋的“辫子军”军纪好，但既然长官发话让士兵抢劫，再好的军纪也都没用了。曹锟手下的士兵在北京的大栅栏和前门一带演起了抢劫，一开始还是演的，演着演着就成真的了，不仅真的开了枪，抢了一堆的店铺，还烧了几家店铺，甚至也有极个别的强奸事件发生。曹锟这么一闹，袁世凯就对南京说，北京不稳，我没有办法南下。

没办法，最后还是南方妥协了。其实孙中山怎么可能不明白袁世凯是在耍流氓？但他没有办法，他跟袁世凯耗不起，只好去了北京，到了北京之后才发现，这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里，总统的权力太大了，这样一来，袁世凯肯定是要走向独裁的。所以，孙中山二月把大总统的位子交接给袁世凯的时候，并没有把这份“基本大法”给他，只给了袁世凯临时总统的印章。直到三月，南京的临时参议院通过了一份《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仓促地规定说，虽然总统有很大的权力，但责任内阁也有很大的权力，但两者之间的权力界定十分模糊，至于总统到底能不能罢免总理，以及大家如何弹劾总统，《临时约法》都没有写，只是勉强地把大总统的权力给硬拉了下来。

然后跟袁世凯说，你现在已经是大总统了，但我们要交给你一份《临时约法》，几个月前的那个《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就作废了，刚过几个月，我们的宪法就改了，改成目前这个限制大总统权力的宪法。好在双方都有所妥协，袁世凯能留在北京就心满意足了，也欣然接受了《临时约法》，到了这个时候，南京的参议院才正式搬到了北京。参议院到了北京之后，大家彼此之间都还算客气，其实也不是客气，而是那个时候大家心中确实都怀着一种把中国建设得更好的理想。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国家能昂扬向上，袁世凯也一样，他也希望中国好，也希望自己能名垂青史，没有人天生的理想就是要给国家添乱。中国从鸦片战争开始，就一直被人打，大家都把原因归结为我们的制度出了问题，因为外国的制度好，所以他们的国家才能强盛，我们中国想要变得强盛，也要学习外国的制度。袁世凯也希望中国能富国强兵。

袁世凯的北洋政府统治的前期两方还是处于蜜月期的，参议院提出的各种意见和建议，袁世凯基本都没有否定过，于是参议院通过了一系列的选举法，通过了国会的组织章程以及国会的选举办法，等等，这一套东西基本上都是在学习美国的两院制。美国的两院制就是为了促进各个州之间的平等，也考虑到了人口数量的加权，所以美国不管是大州还是小州，每个州都有两位参议员，众议员的数量则是按照各个州的人口来确定，现在美国差不多是每70万人口选1名众议员，虽然最初的时候美国还没有这么多的人口，但也是按人口来决定众议员的数量。这样一来，大州和小州的参议员都是平等的，但人口多的州，就会相应地有较多的众议员，因为参议院是代表各州的，而众议院是代表人民的，这就是美国基本宪法的立法原则。

因为没有经过选举，所以中国当时的第一个参议院是临时参议院，临时参议院的组成完全参考美国，由各省直接派代表。当时中国有22个行省，不管省的大小，每个行省都派出10名参议员，而且每一个行省的10名参议员的地位是平等的。美国的众议员有一个加权，当一个州的人口少于70万，不足一个选区的基数时，也给它至少一个众议员的权利，所以在美国，即便是最小的州，也有3票选举人票，那就是2名参议员加上1名众议员。我们的众议员选举方式也完全参照美国，按照每80万人为一个选区来进行分配和选举，也就是每80万人就可以有一名众议员，如果行省的人口特别少，也至少保证该行省有10名众议员，也就是说，每个行省都至少有10名参议员、10名众议员。此外还有内外蒙古、西藏和青海，参议员的人数不同于行省。

为什么我们当时会完全照搬美国的制度呢？其实很简单，当时大量的精英分子都是留美归来的，孙中山先生本人就曾经留过美，大家都很希望能学习欧美。日本的制度也不错，但我们和日本有仇，而且日本的二元制也不好学，因为日本是个有皇帝的国家，而中国当时已经推翻皇权。总之，对于临时参议院提出的各项举措，袁世凯完全都没有意见。在1916年复辟之前的五年，包括袁世凯在内，所有人都在一起积极地努力地办共和，没有人暗中作梗，也没有人耍流氓，袁世凯除了想要留在北京而指使曹锟抢了一次劫之外，没有干涉过选举法，也没有干涉过选举的过程，所以也导致南方的革命党国民党成为第一大党。大家都真心真意地想要携手把这个国家办好，然而这样辛苦了五年，却因为张勋复辟而功亏一篑，实在是值得长叹一声。

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期间发生了很多值得回味和纪念的事情，比如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全中国人民都参加了投票的民主选举，这次选举使得民国第二年诞生了民选国会，这是真真正正的第一次全中国人民的选举。后来的安福国会，就已经受到张勋复辟的影响了，全国好多的行省根本就没有参加选举，因为好多省根本就是独立的。再后来到国民党的时候，局面就更混乱了，国民党最开始上台的时候，首先东北就不是我们的了。后来国民党在一九四几年抗战后选举的时候，边区和解放区又没参加，所以民国元年的这次民选国会，是唯一的一次全国人民都参加的选举。

当然了，所谓的“全国人民”，其实也只是西方的说法，实际上应该叫“有产者投票权”，投票者虽然来自全国，但是是有门槛限制的，在那个时候，全世界的投票都是有门槛限制的。我们在1912年开始投票选举的时候，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女性都没有选举权。所以，我们也仿照美国和西方，为这次选举设置了四道门槛，其中前两道门槛是有关财产的，我觉得还是比较合理的。第一道门槛叫作“当年纳过两块大洋的税的人”，意思就是，你要是想参加投票，你首先得是纳税人，而且两块大洋在那个年代是相当多的，这个门槛一下子就把大部分的人都排除在外了；第二道门槛是，如果你不是纳税人，也不是完全就没有投票权了，假如你有500块银圆的固定资产或不动产，也是可以参与投票的，这道门槛是为了照顾家里没有劳动力、但是有继承遗产的人，这些人虽然没有纳税，但是也算是富二代或公子哥；第三道门槛是拥有小学毕业文凭的人；由于当时中国的新式小学还没有那么普及，所以又加了第四道门槛，那就是拥有相当于小学学历的人。

总之，以上四道门槛，你只要能占上一样，就可以参加投票，这已经比当时西方的投票权要改善很多了。在西方，你要想参加投票，财产绝对是硬性的指标，只要你没有符合规定的财产，你就肯定不能投票，而我们的民初国会，除了财产这一个指标外，还加了一条学历和等同学历的指标。这样一来，全中国一共登记出了四千八百多万的合格选民，当时中国全国一共只有四亿五千万人。“四亿”这个数字还是非常精确的，因为“庚子赔款”就是按照中国的人口数来确定赔款数额的，约每个人赔一两，所以最后赔款额为四亿五千万两。也就是说，参加民初国会选举的选民数，已经达到当时全中国人口的10%，这对于一个刚刚开始办共和和民主的国家来说，已经是非常好的成绩了，甚至比英国和美国最开始搞全民投票选举时的情况都要好，英国刚开始办立宪选举的时候，符合规定的财产门槛的选民只有不足全国人口的2%，美国也远远不到10%。

10%已经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投票了，而且所有竞选者也都是真的在竞选，投票的人也是真的在投票。国民党当然是最强的，在宋教仁的带领下卖命竞选，还有黎元洪领头的共和党，梁启超领导的民主党，这两个党的名字都跟美国一样，还有由大乡绅张謇组织和领导的统一党。张謇绝对是民国时期的一位牛人，他是江苏省首富，同时也是清末的状元。张謇虽然是民间人士，却积极参与共和，清帝退位时的退位诏书就是张謇起草的。以上是参选的主要四个大党，还有其他的一些小党派，大家都非常认真地竞选和投票。当然了，过程中难免会混杂一些贿选和桩脚等不良竞争事件，但我要为民初国会说一句公道话，如果是已经办了几十年民主共和的国家，还出现贿选和桩脚事件，那就有点过分了，但对于刚刚开始搞民主共和的国家来说，贿选并非绝对是坏事。因为它至少代表着你的选票是值钱的，这总比选票一文不值要强得多，总比橡皮图章要强得多，因为只有选票本身有价值，才会有人愿意花钱去买。所以不论是贿选，还是桩脚，其实都是代表选票的价值，说明了这次投票选举真正地尊重了人民手中的选票。

有关民初国会选举过程中出现的贿选，我查阅了很多相关的资料，发现大部分贿选都属于同一种情况，由大族的族长负责统一卖掉族内的全部选票。中国的乡间基本上都是宗法社会，比如张家屯，里面住的应该大部分是姓张的人家，而这些人都听族内最有威望的元老的话，不论外面的世界搞什么民主，在这些大姓家族占多数的乡间，发言权还是掌握在大姓的族长手中的。所以在民初国会选举的时候，很多大姓的族长就在祠堂里，把全村的人都集合起来，呼吁所有有投票权的人都把票统一起来卖掉，然后将卖来的银两用于修建本村的学堂。在那个没有网络、信息也极度不畅通的年代，村民们其实不太认得那些候选人都是谁，因为既没有什么电视辩论赛，也没有什么竞选广播，不像今天美国大选这样，竞选者到媒体上胡说八道一通，不管能不能拉来选票，至少跟选民混个脸熟。总之，大部分村民也就是得到了一个消息，说自己手里莫名其妙有了一票选举权，你本来就不知道该选谁，刚好这个时候村里最有权威的族长说，有人要买咱们的票，换了钱统一用在村子的建设上，村民们当然一呼百应。所以大量的乡间选票，都通过这样的方式统一卖了出去，尤其是南方的村子，基本都是这么操作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贿选其实是民主选举的第一步。而民主选举的第二步，其实也就是贿选的延续。选民把手里的选票卖掉以后，某某人通过竞选成功上台了。但选民很快就发现了一个问题，他们收了钱选出来的这个人，他上台之后就把老百姓的地都给卖了，或者是颁布了其他政策，伤害了老百姓的利益，甚至他造成的伤害，比当初老百姓卖来的那点选票钱还要多。那么下一届选举的时候，选民手中的选票，就不会再像之前一样轻易地卖出了，那下一届选举的时候该怎么操作呢？很简单，选民手里的票，不能再用钱去买了，而要用政策去买，你要承诺，如果选民把手里的票给了你，你上台之后就要推出相关的政策，去保护选民的利益，比如医疗、养老等政策，这些政策虽然不是现金，但从本质上来讲也是钱，而且对于选民来说，这样的钱更有价值和保障性。

美国的选举选的是什么？难道参选美国总统的人是为了所谓的理想吗？难道他的竞选词里要描述出一幅人类未来的宏伟蓝图吗？当然不是，他要给选民切实的利益，选民才会把手中的票投给他，他的竞选词里要说，如果他当选了，他就要减税，要给人民养老金，要给人民医保，其实大家想想，他承诺的这些，其实不就是在贿赂选民吗？不就是贿选吗？虽然他付出的不是赤裸裸的现金，但这些东西说到底不还是钱吗？他推出的这些政策，减税也好，医保也好，养老金也好，其实无外乎经济利益，还是在用钱和选民进行交易。所以，贿选并不绝对是坏事，选民第一次收了你的钱，第二次他们就醒悟过来了，钱不是恒久的，更好的政策才更重要，次数多了，不论是竞选者和选民，大家就都慢慢地更了解该怎么办选举，也更了解该怎么办共和，大家完全不必担心一开始的所谓贿选和混乱，只要坚持办下去就一定会越来越好。如果中国从民初国会选举之后，真的能一届届地继续办下去，共和是能办成的，可惜六年的办共和积累，被张勋的一朝复辟给毁了。当然这也不能完全赖在张勋的头上，毕竟他不是妄人，改变不了历史的大进程，只是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了一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