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民初国会是唯一的一次全民参与的民主选举，北洋时期之后再没有过这样的选举了。民国政府时期，因为没有统一全国，所以也没有过全民参与的选举，包括蒋介石的第一个国大，叫作万年国大，其实也是土豪劣绅的国大。但说这期间完全再没有过民主选举，其实也不准确，因为后来还是有过民主选举的，只不过是发生在边区而已。而且边区的民主选举比民初国会更进了一步，不管你有没有财产，不管你是男还是女，也不管你有没有固定资产，是不是小学或等同小学学历，甚至你是文盲也没关系，只要你是人民，你就享有投票权，或者说是“投豆权”，因为边区是用豆子来投票的。

美国的参议院和众议院的这一套选举办法，实际上是非常合理的，但我们边区办的民主选举并没有完全仿照美国，而是打破了一切藩篱，采用了所有选民一人投一票的方式。然而，这种选举方式从一开始就遇到了问题，虽然赋予了选民投票的自由，但最初的时候，各个村的村民还是不约而同地把手里的豆子投给了本村的地主。在抗战时期，我们实行的是统一战线政策，没有打土豪和地主，不像红军时期。所谓的土豪和地主，其实就是乡绅吧，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其实并不坏，在乡里办小学、办祠堂，在村民中颇有威望，村民们早就习惯了听从乡绅的领导，所以即便有了自由选举的权利，还是把豆子投给乡绅。不过这种问题很快就被解决了，因为人们逐渐意识到自己真的有权利了，不一定非得把豆子投给乡绅，为了改变村子里落后的状况，首先就要先让乡绅下台，让其他更有能力的人上台，所以到了第二届和第三届选举的时候，就出现了更多有意思的现象。

人民的民主选举意识不断增强，边区的选举制度也在不断改善。最开始是竞选者背对着选民，不能让参选的人看到谁选了自己，谁没选自己，以防止打击报复。所以投票的时候，在每个候选人背后放一个碗，选民想要选谁，就把豆子投到谁的碗里。但豆子掉到碗里是有声音的，而且候选人和选民都是同一个村子的村民，大家彼此之间都很熟，候选人虽然背对着碗，但用余光还是能扫到选民的，然后他只要竖起耳朵听听有没有豆子落碗的声音，就知道这个村民有没有选自己了。所以这种所谓的“不记名投票”，基本上形同虚设。怎么解决这种问题呢？我们纯朴的劳动人民也是非常聪明的，大家在经过每一个候选人身后的时候，都把手里的豆子丢进碗里，让候选人听见声音，然后再悄无声息地把豆子拿出来，这样一来，就神不知鬼不觉了。

慢慢地，大家开始不再把豆子投给乡绅和地主了，而是投给了各村的八路军干部。那个年代的八路军干部又清廉，又能干，经常帮孤寡老人挑水，还反对妇女缠足，提倡自由婚姻，给村民办了很多的好事，深得人民的爱戴。人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把手里的豆子投给了八路军干部，没想到还真行，大家都不选乡绅，乡绅居然真的就下台了。人民发现自己真的有权利了，所以最后在边区就发生了大量八路军干部当选、乡绅落选的情况。为了扼制这种情况，不得不专门出台了一个“三三制”，从延安到各地边区都要执行。“三三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选举出来的人员一定要分配好名额，要保持三成的地主和乡绅，因为这些人对我们稳定基层有很大的作用，他们得用手里的钱协助我们办小学、办祠堂等；还要有三成的党员干部；另外，还得有三成的民主人士。所有的选举结果都要严格符合“三三制”的规定。

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下，“三三制”的出台是非常有意思的，人民当然是坚定地要选共产党员来领导自己的，但共产党却坚持要执行“三三制”，党员干部只能占据被选上台的1/3的名额，这样一来，其实就打破了“一人一票”的初衷，其实又朝着美国的参议院和众议院选举模式靠拢过去了。这也充分说明，只要是真心地搞民主选举，不论一开始采取了什么方式和办法，最终都还是要向着加权指数选举的方向走去的。所以我一定要对边区办的投豆子选举夸赞两句，因为这种选举是非常民主的，也是非常有意思的，选票的结果和“三三制”的出台，都充分证明了共产党确实获得了人民的大力拥戴和支持。

民初国会选举完成后，全国上下都非常振奋，虽然各省都选出了不少军人出身的议员，由督军去担任每一个行省的选举监督委员会的头儿，但这种情况并不是人为干涉的结果，而且当时十几个省的督军都是北洋军头，居然能选出国民党为国会两院的第一个大党，这说明袁世凯确实没有干涉这次选举，各省的军头也没有干涉选举，大家都是一心一意地在办共和。所以，最后选出的国会两院的人员比例，我认为算得上非常合理的。国民党虽然被选为参众两院的第一大党，但它的选票并没有超过半数，对于一个刚刚开始办共和的国家来说，这个票数还是非常不错的，要比今天普京的选票强多了，普京所在的党，选票超过了全部选票的90%，这样的绝对优势基本上已经和所谓的民主背道而驰了。

在民初国会里，国民党虽然是第一大党，但是由于它的选票在参众两院都没有超过半数，所以它必须要联合其他小党才能超过半数，然后才能组阁，这正好给全国人民表演了一遍办共和的过程。可就在一切都形势大好的时候，宋教仁领导的国民党和袁世凯之间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分歧。在当时那个时代，中国并没有做过特别科学的人口普查，所以在选众议员的时候，每80万人分配一个名额，事实上很难准确地核查出每一个名额之后到底有没有80万人。好在清末的时候，各个行省已经办了咨议局，咨议局的人员也是按照人口来选的，所以，众议员的数量就在咨议局的数额基础上再除以三，最终全国选出了几百位众议员。

而且，我自己还独创出了一个很有智慧的选举法，用于解决因人口数量不明而导致的不公平问题：整个第一轮的4000多万选民投票的时候，先朝着总获选人数量的30~50倍那么多的人去选，就是大家都可以去参加竞选，我可以选我爸爸，你可以选你爷爷，张家村的人可以选姓张的人，李家村可以选姓李的，总之，最后选出来的候选人，要是实际需要的数量的30~50倍；第二轮投票，由初选上来的候选人进行相互投票，只要是进入了第二轮的候选人，手中都有一票，大家可以选别人，也可以选自己。这个方法很有儒家的风范，也很符合中国的国情。大家都本着中庸之道，初选的时候范围可以大一点，多选一些人上来，别让那么多人为了去争稀少的几个名额而去搞相互暗杀。随后的第二轮投票，就不让老百姓参与了，免得大家陷入混乱和械斗，通过初选的人都到省城来，咱们坐在一起相互选，接着再让选上来的人到国会里去继续选。

以上这套办法，有效地避免了自由选举可能会引发的混乱，听起来是非常有智慧的，执行起来也是非常完美的。可惜到了中央之后问题就来了，由宋教仁领导的国会第一大党国民党认为，责任内阁的权力应该高于总统。直到这个时候，袁世凯才彻底明白过来，原来共和是这么玩的，大家玩来玩去，最后这个国家要跟他袁世凯没关系了。他袁世凯为了能把国家办好，费了那么大的力气，中国的警署是袁世凯办的，中国的铁路是袁世凯督办的，中国的新军大多是袁世凯办的，还有他对北洋大学的重视，等等。为了办共和，袁世凯还逼着清帝退位。他有着北洋六镇的赫赫军威，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完全有能力权倾朝野，但他为了能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好而妥协了，接受了南北议和，也接受了国会的各种共和举措，连孙中山先生都说他袁世凯是共和的最大功臣，结果国会搞来搞去，要把内阁的权力凌驾在总统之上，袁世凯终于被激怒了。

袁世凯一开始还试图跟宋教仁商量，希望大家能各退一步，起码内阁和总统能各自拥有一半的权力，没想到宋教仁领导的革命党非常幼稚，幼稚到毫不妥协，不仅不妥协，他们还在报纸上公然挑衅。袁世凯担任总统的时候，舆论还是非常自由的，既没有控制媒体，也没有限制报纸，所有的媒体都是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于是宋教仁就到处接受采访，在报纸和媒体上发表各种各样的言论，今天说他马上就要组阁，明天又去谈谈他打算要怎么组阁，后天又激情澎湃地说，他准备让谁来担任部长，甚至连各行省的省长他也要染指。总之，宋教仁每天都在报纸上畅谈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政策。袁世凯看到这些东西，心里当然极度郁闷，他好歹也是大总统，坐了这个国家的第一把交椅，你宋教仁当然可以有自己的政治理想，但你好歹也跟大总统商量一下再去到处公开宣扬吧？大总统虽然不太懂怎么办共和，但他至少比宋教仁有治国经验，因为袁世凯当过许多行省的巡抚，当过直隶总督，还在朝鲜当过外交官，当年孙中山先生到了北京之后，曾经跟袁世凯两人促膝长谈了一天，最后连孙中山都在日记里盛赞袁世凯非常有治国之才，还说袁世凯非常了解中国。而宋教仁呢？他除了在日本闹腾过之外，在国会中具体做出过什么功绩呢？并没有。

如果大家今天回头看看，在张勋复辟之前的六年里，真正在支撑着这个国家、把这个国家不断往前推进的第一流人才，其实只有袁世凯一个人。而且他对于外交、内政、军事和经济等方面都非常有经验，袁世凯在很多方面甚至比孙中山都要厉害，比如孙中山曾经在跟袁世凯聊天的时候说，你去当大总统，我来当铁路督办。袁世凯说，我完全支持你，不过你打算修多少铁路呢？孙中山说，我打算几年内修出十万英里的铁路。袁世凯一听孙中山这么说，心都凉了一大半，为什么呢？因为袁世凯是真正修过铁路的人，孙中山一说出“十万英里”这个数字，袁世凯就知道他对修铁路这件事完全是一窍不通。十万英里铁路是什么概念？中国至今都没能修出十万英里的铁路。

结果，就是这样一群完全没有治国经验，也不懂经济的人，现在天天在报纸上畅谈政治理想，还想将自己的权力凌驾在袁世凯之上。宋教仁太激进了，迫不及待地想要甩开袁世凯，因为他觉得大总统只要负责盖章就可以了，别的事情都由责任内阁来管就行了。其实南北议和就是一个妥协的结果，袁世凯一路妥协，支持办共和，想好好地搞三权分立，结果他现在被宋教仁逼到了墙角，已经无法继续妥协下去了。袁世凯的心情肯定是非常气愤的，在他眼里，要解决越来越猖狂的宋教仁，连小手指头都不用动，眼睫毛眨两下就可以了，于是就发生了刺杀宋教仁的血案。

宋教仁一死，情况就急转直下了，国会开始闹，国民党的议员也闹，后面发生的事情，我们的历史课本里都讲了。袁世凯确实做了许多不应该做的事，很多事情，一旦动了第一次手，就再也没有办法停下来了，于是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公民请愿团。这些请愿团包围国会，要求改变国体，强烈要求袁世凯称帝，导致袁世凯最终走上了不归路，因为他觉得，与其让这些没有治国经验的人去管理这个国家，去办所谓的共和，不如把权力收回到他自己手里算了。其实袁世凯称帝这件事，并不能算是复辟，因为袁世凯没有像张勋一样把清朝皇帝抬出来，他不想让中国回到黑暗的明清时代，也不想把大家都变回奴才，他只是想在中国搞君主立宪，他也依然需要国会，但要把国家的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西方只有共和与君主立宪两条路，中国既然学美国搞共和没能学好，那么就去学英国。当时“一战”还没有爆发，包括英国、日本和德国在内，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君主立宪国家，真正的共和国只有美国和法国等少数几个国家，我们中华民国是全亚洲第一大共和国，而且我们是全世界唯一一个以和平的方式让皇帝退位的，没有血流成河，真的是非常光荣，如果继续这么办下去，全世界的共和国都会以中国为标杆，结果我们却放弃了共和，走向了君主立宪，而且也没能走下去。因为经过六年的努力，办共和在中国已经是大势所趋，就算袁世凯基本能控制住国家和军队，还有善后的借款在手，经济实力也很强，但他想要完全推翻六年的共和心血，倒行逆施，让自己当上皇帝，还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后来各方面实力都远远不如袁世凯的张勋也想要复辟，那简直就是痴人说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