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名叫“齐浩凯”的网友问了一个问题：有关这次大阅兵，同时还配套了一个特赦，我们这一代人都已经没听说过特赦的事了，能不能对此聊两句？

大赦，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这个传统。在封建王朝时代，不论是盛世、登基、立太子，总之，只要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好事、大喜事，皇帝就很可能会大赦天下，比如贞观之治时，觉得天下太平，就大赦了一次。如此看来，其实大赦就是统治者有自信的表现，他觉得，我们这个社会是稳定的，我们正在昂扬向上，所以对于犯罪者，可以减免刑罚，以体现我们的宽容、大气等。

新中国成立后，也曾经有过多次特赦，比如特赦过几次日本的战犯，还特赦过七次内战中的犯人和刑事犯人。在这里着重提一下新中国特赦日本战犯的事，大概是从1956年开始，特赦了几次。因为真正的日本战犯，在新中国成立前都已经审判过了，东京大审判的时候，把那些最大的战犯都审了，南京大审判又审判了一大部分，而且该处决的都处决完毕，等到我们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该杀的、该审的、该判的都已经解决得差不多了。那我们特赦的日本战犯是从哪儿来的呢？是因为我们跟苏联很友好，苏联曾经打入了中国东北，把几十万的日本关东军都俘虏了，运到西伯利亚去做苦工了，于是中苏建交后，苏联老大哥非常热情地把这些关东军交给了我们一部分，让我们自己来甄别一下里面有没有战犯。其实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苏联是怎么从这几十万人里，甄别出哪些人有战犯的嫌疑的，总之，苏联交给了我们900多人。这些人中的大部分都是普通的小兵，新中国甄别了很长时间，也没调查出他们做了什么坏事，所以从1956年开始，就分批给这些人特赦，该遣返回日本的就遣返回日本。因为当时还有一个很特殊的政治环境，那就是日本到底要跟谁建交？是跟台湾方面，还是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我们把这900多关东军的战犯遣返回日本，也是要展示一下我们的宽宏大量，战争的赔款我们都不要了，还关着这么多底层的普通小兵干吗呢？除了苏联送回来的这900多日本“战犯”，阎锡山手下也留了一批被我军俘虏的日军，后来他们就替阎锡山打仗，也都被分批遣返回了日本。

这些日本小兵回到日本后的下场都不太好，因为日本人觉得他们是被共产党洗了脑的人，他们回到日本后，身后天天有警察跟着，工作也找不到，受了很多的苦，比“胜利的阴影下”那上百万直接被遣送回日本的人更惨，也许他们还不如那些被留在西伯利亚做苦工的日军呢。这些人中的极少数人，组成了一个组织，一直为了中日的友好而奔走呼号，但大多数的人，都不愿意回忆在中国的经历，恨不得跑到深山老林里隐姓埋名过一辈子。日本警察跟了这些人一段时间，后来也就懒得跟了。总之，这些在中国抚顺的战犯管理所待过的日军，回到日本后基本都失去了联系。

然后是在我们的内战中，我军俘虏了大量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和中级军官，这些人是什么时候得到特赦的呢？是在大约新中国建国十年的时候，也就是1959年。那个时候我们中国已经完全恢复了自信，台湾反攻大陆的希望也非常渺茫了，这些人被放出去也不可能再给国民党当内应了。于是，就在1959年国庆大阅兵的时候，新中国的十大建筑落成献礼，还有大批的电影献礼，比如《红色娘子军》等，就在这样的时刻，进行了一次特赦，不仅特赦了国民党的高级军官，还特赦了一批刑事罪犯，当然刑事犯里不包括重刑犯，比如杀人、放火、强奸这种超过五年的犯人是不能特赦的，特赦的都是短期刑犯，这些人回归社会是没有危害的。总之，一共特赦了30多人的战犯，其中不仅有杜聿明、宋希濂，还包括伪满洲国的皇帝溥仪。

第一批特赦的都是在监狱里表现得比较好的。当然也有个别表现不太好的，比如杜聿明，他被捕的时候就准备自杀的，在监狱里用大板砖拍自己，因为他觉得自己是蒋系的，也是黄埔系中最中坚的核心将领，一定要有点骨气。杜聿明他们这些国民党的高级军官，被特赦之后放出来的待遇都不错，基本后来都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室去写《文史资料选辑》。他们写的东西，我小时候就看过，我家里有大量的不能对外公开的出版物，都是这些人写的，当然也有他们写的回忆录，杜聿明写的回忆辽沈战役、回忆淮海战役等。

1959年特赦了第一批，之后又分别于1960年、1961年、1963年、1964年、1966年和1975年特赦了六批，共七批。这些被特赦的都是高级降领，和在监狱中表现得比较好的人，包括王耀武，伪蒙疆自治政府的头子德王，以及伪蒙疆自治政府的副总司令李守信，还有伪满洲国的高级官员。剩下的都是一些死硬派，就是连个悔过书都不肯写的，只能继续关着。但被特赦后放出来的这些人，待遇都是非常不错的，基本上高级将领都能当上全国政协委员，其他的回到各个省去当政协委员，闲着没事写写回忆录，参观参观祖国的大好建设，做一点统战工作。但是除了1959年那一次特赦了一些刑事犯之外，后面的这些次特赦的都是俘虏的国民党、伪满洲国、伪蒙的高级将领和官员，其实就是政治犯。

最后一次特赦是1975年，毛主席那时候已经病得很厉害了，要召开第四届人大之前，毛主席突然想起来似乎很多年没有特赦过了，于是他问身边的人，当年内战时候我们俘虏的国民党的人，现在还有没放出去的吗？一下子隔了这么多年，大家一时都有点想不起来了，当时的公安部长华国锋马上去查了一下，然后向毛主席汇报说，还有一些死硬派，坚决不肯写悔过书的，或者是坚持拒绝开口说话的，有200多人。毛主席当时已经躺在病榻上不能起来了，还是亲自做了一个长篇的批示，让把这200多人一个不留地全都放掉，也不要非逼着人家改造了。因为新中国都已经建国这么多年了，到现在还不肯悔过的人，那就一辈子都不会悔过的，不悔过就不悔过吧，不改造就不改造吧，就不要勉强人家了，把他们放出去，让他们愿意干吗就干吗去吧。愿意去台湾的，我们就出路费让他们去台湾，愿意回老家的，我们也出路费，把他们送回老家，甚至如果他们愿意去美国、去欧洲，都可以，都让他们去吧。

总之，毛主席的这一次宽宏大量的病榻批示，让人感受到，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还是有着相当深厚的感情的，毕竟双方曾经合作过，这和中国人对日本人是截然不同的。毛主席的意思就是，就这样吧，大家把一切恩怨都了结了吧。最后一批被特赦出来的人里，还是有一些国民党的高级将领的，其中最高级的将领是黄维，国民党十二兵团的司令，也是黄埔系中黄埔第一期毕业生以及淮海战役的重要指挥官。他就属于死硬派，被关了几十年，坚持不开口说话，不管问他什么，他都不回应。但他在狱中也没闲着，他天天都在研制永动机，他自己当然很清楚，永动机是他这辈子都研制不出来的东西，他只是拿这个东西来消磨时间。结果到了最后，我们对他说，你别研究了，也不用写悔过书了，我们放你出去了。还有毛主席的表弟，黄埔第四期的学生，跟林彪还是同学的文强，文强从黄埔军校毕业以后，不但带兵打过仗，而且也和共产党一起抗过日，但是他后来成了军统的高级大特务，被捕后也坚持不肯写悔过书。还有很多军统的特工人员，到了1975年，都得到了特赦。

特赦了之后，这些人的归宿也很有意思。我们给了这些人充分的自由，让他们自由决定自己的去留。其中有十几个人决定要去台湾，我们当时也并不富裕，但说到做到，给了这十几个人每个人价值2000元港币的外汇，把他们送到香港，住在两家酒店里，让国民党去香港接收他们。结果这时候刚好赶上蒋介石去世，台湾那边都忙着办蒋介石的葬礼，根本没人有空去香港理这十几个人，而这十几个人的签证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他们没办法，只好不停地续签证，居然连续在香港住了100多天，才终于等到了台湾传来的消息——你们不许来台湾。台湾为什么拒绝接收这十几个人呢？因为台湾觉得这些人都是被共产党洗了脑的，他们到台湾来不是统战的，就是来当间谍的。

要知道，这十几个人，都是有母亲、妻子和孩子在台湾的，而且他们都已经在香港跟台湾的亲人打了电话了，甚至有一些家属已经迫不及待地赶去了香港跟他们提前团聚了，一家人就期待着早日回到台湾，结果台湾当局坚决不允许这些人去台湾。这件事引来了国际媒体的极大关注，大批的国际媒体都集中到香港，国际媒体的态度也很客观，都认为共产党的做法是很宽宏大量的，而国民党很小心眼，怎么看这次事件都是共产党赢了。你看，共产党给这些人出路费，不停地续签证，还负担他们在香港的衣食住行，国民党没有理由不接受共产党的这份好意。但国民党就是不为所动，这十几个人中的一个，最后在香港愤而上吊自杀了，造成了很恶劣的国际影响。在越来越激烈的国际谴责声中，台湾当局扛不住压力，最后派出了大量的特工人员，前来对这十几个人进行甄别。

甄别来，甄别去，国民党还是觉得不放心，最终还是没有接收这些人回台湾。最后没办法，这十几个人中的大特工周养浩决定放弃去台湾，改去了美国，因为他在美国也有亲戚，共产党也言出必行地把他送去了美国。还有几个人决定留在香港，另外还有三个人选择了回大陆，我们也热烈欢迎了他们三个，回来之后也让他们到各省当上了政协委员。

以上就是我们的最后一次特赦，距离如今已经相隔了40年。为什么我们长达40年来都没有再特赦过呢？不是我们不够自信，也不是我们不够宽宏大量，而是因为和平年代，我们已经没有那么多的政治犯了，战争罪犯也早就没有了，我们这40年来只有刑事犯，所以就一直等到了今天，才又有了一次特赦，这次特赦其实是盛世的一个重要标志。

西方也一直有特赦的传统，而且都明文规定写在法律里。在美国，总统跟州长都有特赦权，包括死刑犯在内的犯人，都有得到特赦的机会。美国是一个很独特的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对刑事罪犯进行特赦的时候，都只选择那些犯罪情节比较轻的犯人，五年以上刑期的重刑犯人，肯定不能特赦，比如李天一这种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犯人，肯定是得不到特赦的，因为他的刑期不仅长，而且服刑也还没过半，但美国居然连死刑犯都可以特赦。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特赦，就是福特当上总统之后，特赦了两个重要的犯人，一个是特赦了尼克松总统，因为尼克松是“水门事件”后被迫下台的，副总统福特是在没有经过竞选的情况下直接上台的，所以他继任了总统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先特赦了尼克松，如果福特不这么做，尼克松就要被追究法律责任。紧接着福特又特赦了全美国人民都没想到的人，那就是100多年前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南军总司令罗伯特·李将军。

罗伯特·李将军其实早就可以被特赦，甚至连北军总司令格兰特也非常尊重罗伯特·李，因为格兰特本身就是罗伯特·李将军的学生。罗伯特·李曾经是西点军校的校长，在全美国人民的心目中都有着崇高的地位，如今罗伯特·李将军的雕像还放在美国国会的大厦里，跟乔治·华盛顿的雕塑一起，都是弗吉尼亚州的骄傲。而且投降之后，罗伯特·李还带头写了效忠信。当时美国政府规定，前南方邦联官员只有以书面形式重新向美国政府效忠后，才能恢复其美国公民权，从而可以担任美国政府的公职。当时很多的南军将领是坚决不肯写效忠信的。美国国会的意思是，先大赦南军的所有中下级士兵，因为大家都是美国人，但是南军的几名最高级指挥官，要让他们写了效忠信之后再特赦，罗伯特·李就说，我带头率先写，因为这是为了国家的团结，为了美国能够继续往前走。罗伯特·李写完效忠信之后，就交给了北军的总司令格兰特，格兰特又交给了国务卿西沃德，但这位国务卿把这份效忠信错误地放到了已处理完毕、等待归档的文件堆里，之后过了100多年，美国国务院整理旧文件时才被发现。

所以，美国国会一直没有收到罗伯特·李的效忠信，罗伯特·李的后半生就一直没有恢复美国的公民权。这事就这么拖了100多年，一直到福特当上总统。1976年庆祝美国建国两百周年的时候，福特想，既然我把前总统尼克松都特赦了，不如把早已作古的罗伯特·李将军也特赦了吧，这就是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特赦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