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琪莉·姆温德瑞（Angeline Mugwendere）的父母是津巴布韦的农民，家境贫寒。她总是打着赤脚、穿一件破烂衣服去上学，同学奚落她，老师则会板起面孔，命她回家把拖欠的学费补上，虽然大家都知道她家根本付不起。但是安琪莉宁愿忍受这样的羞辱与嘲笑，也要恳求校方让她继续留在学校。她买不起学习用品，只好想尽办法跟人乞讨。

“下课后，我会到老师家里问，‘可以帮你洗碗吗？’”她回忆道，“他们有时候会给我一支笔。”念完小学，她参加全国性的六年级毕业考试，成绩不只是全校最高，也是全区最高——事实上在全国也数一数二。但是她没有钱上中学，这让她伤心欲绝。看来安琪莉注定要成为另一名农妇或村庄小贩了——又一个人才被白白浪费。对于这样的情况，当地人如此形容：南瓜收成最多的人，偏偏没有锅可以煮。换句话说，最聪明的孩子往往出生在缺乏教育资源的家庭中。

然而，安琪莉的学业与安·科顿（Ann Cotton）的事业有了交集。安是威尔士女子（用她的话说，是“地道的威尔士人！”），现在却一心想帮助津巴布韦的女孩。她在威尔士首府加的夫（Cardiff）长大，对于采矿和政治角力的家族故事耳熟能详，她的社会良知也在这样的环境中逐渐养成。她对教育产生了热情，为有行为障碍的女学生成立帮助中心，不过直到一场悲剧降临之后，她的人生才找到更深层的方向。

那次怀胎十月后，安顺利地产下一名女婴，取名凯瑟琳。这是她的第二个孩子，看起来健康无恙。十天大时，助产士来家里给婴儿例检，例检完却叫安赶快把她送去医院，说女婴可能性命不保。送到医院后，凯瑟琳立刻被放进了便携式氧气帐里。

原来凯瑟琳患有先天性肺部缺陷，她的肺泡氧气不够，无法充分地为血液供氧，因此小女孩的心脏和肺部正在逐渐衰竭。接下来的六周，凯瑟琳一直待在氧气帐里。那段时间，安、安的丈夫和儿子简直是以医院为家，他们也与许多生命垂危的孩子的年轻父母越来越熟悉。

“那时候好痛苦！”安回忆道，“我从来没有感到过那么无助。我身为一个母亲，却没能力帮助自己的女儿。那是我经历过的最大的痛苦。”医护人员全力以赴，但最后还是没有救活小凯瑟琳。

“她夭折后，我们只是一心想要纪念她的生命，以及实践她教我们的所有事情，”安说。但是要如何纪念，当时还不清楚。安很快又生了一男一女，养育三个孩子，生活忙碌不堪。后来安的丈夫在波士顿的高科技产业区找到一份工作。因为美国签证的相关规定，安无法在那里取得工作许可证，她索性注册了波士顿大学，攻读国际关系专业。她的学术兴趣被唤起了，之后她又在伦敦大学教育学院攻读人权与教育方面的硕士课程。

根据课程要求，后来安前往津巴布韦特别贫穷的地区进行了为期三周的访问，研究为何当地女孩的就学率和到课率如此之低。一般人会认为，许多非洲家庭基于文化习俗的考虑，不愿意把女儿送去上学。于是安带了好几沓问卷和便签纸，准备探究其中的原因。她把重点放在莫拉村（Mola）的一所学校。在跟学生、家长和学校高层职员谈话后，她很快明白最重要的挑战不是文化，而是贫穷。家庭没钱为所有的子女购买课本和支付学费，所以只能把优先权给儿子，因为男生受过教育后找到好工作的概率更高。

津巴布韦女孩求学的决心，让安深受感动。她遇到一对十几岁的姐妹——西西利亚和玛卡利塔，她们天天步行60英里到莫拉村，因为这里学校的学费比家附近的便宜。这对姐妹邀请安到她们搭建的临时茅屋参观，坦白地说她们不知道下学期还交不交得起学费。这让安想到自己祖母早年在威尔士所经历的困苦。她觉得跟津巴布韦穷乡僻壤的汤加族女孩有一种亲切感，不禁想象要是自己的孩子处于这种环境该怎么办。

“这种程度的贫穷，是我前所未见的，”安说。她跟当地居民保证，自己会找到方法来支持女孩的教育。村庄长老和学校高层职员热情响应，他们开了一次小区会议，制订了用民间力量支持女孩教育的新方案——前提是安能够帮忙支付费用。

安回到英国剑桥的家中后，一直念念不忘那些在津巴布韦认识的女孩。她和丈夫成立自己的基金，请亲朋好友解囊相助，但是这样并不够。安本来不喜欢烹饪，也从来没做过买卖，但是为了赚钱，她开始在自家厨房里制作三明治和蛋糕，然后拿到剑桥市场去卖。这没有为他们的财务状况带来什么起色：在一个天寒地冻的二月天，安和两个朋友在寒风中站了一整天，只赚到30英镑。

安在第一年好不容易筹集到足够的钱，让32名女生读上了中学。她们的父母也承诺支持女儿，确保她们好好上学。两年之后，安把她的努力化为一个正式组织，叫作“女性教育运动”（Campaign for Female Education）。安援助的头几名女孩就包括安琪莉。安琪莉继续上了中学，不出所料，表现优异。

“女性教育运动”从津巴布韦扩张至赞比亚、坦桑尼亚和加纳，备受赞誉之余，也使它能够筹集到更多资金，规模进一步扩大。相较于大型机构，“女性教育运动”的经费依然微不足道（每年1000万美元），但是该运动现在每年能帮助超过40万名孩子就学。打一开始，“女性教育运动”在每个国家就只雇用当地职员。他们非常重视当地社群的支持，至于哪些女孩能够荣获奖学金，是由当地社群组成的委员会来评选的，“女性教育运动”的职员负责审查委员会的决议，以防止贪污。此外，“女性教育运动”还刻意避开了可能危害救援组织的个人崇拜。他们的网站是关于女学生的，而不是关于安，对于启发这一切的女儿凯瑟琳，上面也只字未提。那是我们从安身上挖出来的背后故事。

安在她资助的一家位于赞比亚的学校里为孩子们读书。

（图片由“女性教育运动”组织提供）

这种民间努力所取得的成就，通常远胜于得到更多关注的大型联合国会议。我们特别强调“女性教育运动”，部分原因是我们认为，任何一项国际妇女运动，应该少把精力放在举办大型集会或游说新法成立上，而应该多花一点时间下乡援助，比如到津巴布韦的乡村地区，聆听社群的心声，帮助他们把女孩送到学校。

“女性教育运动”的支持往往从女孩读小学的时候就开始了，这是资助穷困学生的广大方案之一。当女孩从小学毕业时，“女性教育运动”会提供就读中学的全套支持，若有必要还包括鞋子和一套制服。如果学生家离中学太远，“女性教育运动”会帮她们安排宿舍并支付费用。此外，他们也向所有女孩供应卫生棉和内衣裤，让她们不至于在生理期无法上学。

安和其他人还必须面对来自老师的性侵害这个问题。尤其在非洲南部地区，有些老师会利用性来与学生交换好成绩：半数的坦桑尼亚女性以及将近半数的乌干达女性表示，她们曾被男老师强迫发生性行为；而在南非，受害者为15岁以下女孩的强暴案当中，有1/3的强奸犯是老师。“要是女孩觉得自己私底下找老师谈话会被非礼，她就不会好好用功，”安说。她也指出，西方人赞助的奖学金如果由老师或校长来颁发，有时候也会出现问题。奖学金得主有时候是最漂亮的女孩，作为回报她会与校长上床。“女性教育运动”让委员会挑选女孩，而不给予校长这个权力，借此避开这个问题。“女性教育运动”辅导女孩在中学毕业后创业，学习技术（如护理）或是教书。如果她成绩够优秀，就会资助她上大学。

“女性教育运动”也提供小额金融贷款，资助一些女孩经营乳制品农场或做其他生意。受惠于“女性教育运动”的毕业生也会组织社会网络，彼此交换心得，还会参与女权的公开倡议活动。

比如在津巴布韦，毕业生团结合作，呼吁大家采取更强硬的行动，来减少女孩遭受的性侵害。毕业生也呼吁停止例行的处女检验（这是提倡贞洁的传统习俗），此外她们还发起运动反对父母安排的婚姻。在加纳，有一名受惠于“女性教育运动”的毕业生名叫阿妃薛杜，在2006年参与地区议会选举时，她是唯一的女性，而且高票当选。现在她的目标是进入国会。

或许最大的惊喜是，接受“女性教育运动”资助的毕业生也变成了慈善家。虽然就西方的标准来看，她们的收入相当微薄，但是她们依然在支持其他女学生。安表示，“女性教育运动”资助的中学毕业生，不管在任何时候，平均每人在帮助五名女孩，这还不包括她们资助的自家人。

“她们成为小区的真正慈善模范，”安说，“要是邻居的孩子因没有裙子而无法上学，她们就会送她一条裙子。她们还会支付女孩的学费。这是我们当初完全没有料想到的，这显示出教育的力量。”

谈到慈善模范和教育的力量，津巴布韦的“女性教育运动”现在出现了一名活力十足的新任执行长。这名年轻女子深知坚持的辛酸，也亲身体验到希望的力量——因为，往往几美元的学费资助，就能够影响一个女孩的一生。

她就是安琪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