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世界上一半的人类受歧视，我们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研究一再显示，要想促进国家进步与发展，没有任何工具比赋权女性来得有效。

——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Kofi Atta Annan），2006年

扎伊尔玛·穆罕默德每晚以泪洗面。她饱受穷困折磨，而她那个欠了一屁股债的丈夫没有工作，就业条件也不是特别好。他整天一肚子怨气，只好每天晚上痛打扎伊尔玛来宣泄一番。他们住在巴基斯坦拉合尔的郊外，屋子已经摇摇欲坠，但是他们没有钱维修。因为家里吃了上顿没下顿，扎伊尔玛不得不把年纪幼小的女儿送到一个阿姨家寄养。

“我小姑笑话我，说‘你连自己的孩子都喂不饱，’”扎伊尔玛回忆道，“我丈夫把我打得体无完肤，他弟弟也对我动粗，那段日子真是生不如死。”

有时候扎伊尔玛会搭一小时的公交车到拉合尔的市场，想卖点东西好买些吃的，但这只会引来邻居的鄙视，认为她独自出门是不守妇道。扎伊尔玛的丈夫总共欠了人家3000多美元，这笔债似乎会拖垮他们家好几代。后来扎伊尔玛生了第二胎——又是女孩，她婆婆（名叫夏莉法的老太婆）因此挑拨离间，使得夫妻之间的紧张关系更加恶化。

“她生不出儿子啦，”夏莉法在扎伊尔玛面前跟儿子说，“你该再娶个二太太。”扎伊尔玛听了如遭晴天霹雳，哭着逃出了家。再娶一个妻子，很可能会让全家的财务陷入深渊，使得喂养和教育子女的钱更为短缺。此外，扎伊尔玛还会被打入冷宫，像只破袜子般被丢在一旁。接下来好几天，扎伊尔玛像孤魂一般迷茫地四处游走，眼睛哭得红肿，一点芝麻小事都会让她歇斯底里，崩溃成泪人儿。她觉得整个人生正在消逝。

就在这时，扎伊尔玛接触到隶属巴基斯坦小额信贷组织“奇迹基金会”（Kashf Foundation）的女性支持团。她借了65美元，买了珠子和布块，编织成美丽的刺绣，拿到拉合尔的市场卖。她用赚得的钱购买了更多的珠子和布块，这样没多久就把刺绣生意做了起来，并且收入稳定——她成了家里唯一收入稳定的人。扎伊尔玛把长女从阿姨家接了回来，也开始偿还丈夫的债务。有时候刺绣供不应求，扎伊尔玛一个人忙不过来，她就付钱请邻居替她工作。最后，她雇了30户，而且也没让丈夫闲着——“现在由我发号施令。”说这句话时，她眼睛闪烁着光芒。扎伊尔玛成为邻里的商业女强人，她偿还了丈夫的所有债务，让两个女儿上了学，翻修了房屋，给家里接了自来水，后来还买了一台电视。

扎伊尔玛在她位于巴基斯坦拉合尔附近重新装修的家门前。

（拍摄：尼可拉斯）

“现在大家都来向我借钱了，以前这些人总是在我背后说闲话，”扎伊尔玛心满意足地说，“那些以前常议论我的人，他们的孩子现在都来我家看电视。”

扎伊尔玛脸颊圆润，头发乌黑浓密，红白格子的头巾下露出一点发丝。现在她体态更丰盈了，鼻子上镶着一只金鼻环，手上戴着几个戒指，两个手腕也戴着好几副手镯。她穿着体面，自信地带着我们参观她的家和工作场地，同时得意地炫耀家里的电视机和新装的水管线。在我们面前，她甚至不用假意装出听命于丈夫的样子。他大多时间游手好闲，偶尔帮忙做点事，但总是要等妻子吩咐。现在他对女性更佩服了。扎伊尔玛生了第三胎，也是女孩，但这再也不是问题了。“女孩跟男孩一样优秀，”他解释。

“现在我们夫妻感情不错，”扎伊尔玛说，“我们不吵架，他待我也不错。”那么再娶一个太太生儿子的事情呢？听到我们问这个问题，扎伊尔玛不禁咯咯笑出声来，说：“现在完全没有人提了。”当我们问婆婆夏莉法是不是还要儿子娶小老婆给她生个孙子时，她看起来相当震惊。“不用不用，”她说，“扎伊尔玛为这个家带来太多了，她是模范媳妇，让我们家有屋顶可以遮风避雨，有食物可吃。”

现在，丈夫已经不怎么打扎伊尔玛了。夏莉法甚至默许了这点。“女人应自知分寸，如果有失分寸，丈夫就该打她，”夏莉法说，“但如果女人赚的钱比丈夫还多，他就很难管得着她。”

扎伊尔玛改变了自己的境遇，也转变了孩子们的教育状况。她打算让三个女儿念完高中，或许还会送她们去念大学。她聘请家教帮她们补习。长女贾娃莉雅是班上第一名，我们问她长大后想干什么，以为她可能想当个医生或律师什么的。贾娃莉雅歪了歪头，“我想做刺绣”，她说。

在横扫发展中国家的这场小额信贷革命里，扎伊尔玛是非常成功的参与者案例。在一个又一个地方，市场和小额贷款已经成为助人自力更生的有力的动力系统。小额金融比任何法律都能够有效提升女性的地位，保护她们免遭侵犯和虐待。由此可见，有时候“资本主义”可以做到慈善做不到的事。

奇迹基金会是典型的小额金融机构。它几乎只贷款给女性，25人一组，彼此互相担保，每两周聚会一次，商量还贷，同时讨论一项社会议题，包括家庭计划、女孩教育，或是用来惩罚强暴者的刑事法（Hudood）。聚会轮流在这些妇女家中举办。她们营造出一个“女性空间”，在那里，她们能够无拘无束地讨论自己关心的事情。

在以前，没有丈夫许可，许多巴基斯坦妇女是不准迈出家门的。但是现在丈夫们可以容忍妻子违反规范了，因为他们尝到了甜头。妇女们走出家门，然后带着现金和投资想法回到家中，渐渐地，一家人的生活都得到了改善。她们往往从小规模做起，把第一笔贷款完全还清之后就再次借款，而且金额可以更大。这样的模式让她们能够持续参加聚会及交换意见，也使她们养成了理财和按时还债的习惯。

“现在妇女会赚钱了，这让丈夫更尊重她们，”佐拉女士说，她是扎伊尔玛的邻居，利用奇迹基金会的贷款来养牛。“如果我先生打我，我会叫他住手，否则明年我就不去贷款了。他听了就会一声不吭地停下来。”

奇迹基金会是萝夏内·扎法尔（Roshenae Zafar）的点子，这名巴基斯坦女性似乎比较像个银行业者而非救援工作者。萝夏内家境富裕，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很少用传统去约束她。她就读于美国宾州大学沃顿商学院，后来在耶鲁大学获得发展经济学的硕士学位。萝夏内在巴基斯坦和沃顿商学院的许多朋友都想赚大钱，她却一心想拯救世界，于是加入了世界银行。

“我不想为有钱人创造财富，”萝夏内说，“我去了世界银行，以为这样就能改变世界，但在那里做事就像在逆风呼喊。比如我们到村子里，号召人们多注意卫生，他们的反应竟是，‘你们以为我们是笨蛋吗？要是我们有钱，当然会注意卫生。’我开始反思我们哪里做错了——我们的方案有大量资金配套，但是那些钱从来没有下达到村庄。”

后来有一次萝夏内参加晚宴时，刚好坐在穆罕默德·尤努斯旁边。这是位热情洋溢的孟加拉国教授，多年之后他因为率先倡导小额金融而获得200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当时尤努斯名气并不大，但因为创立了给贫穷妇女提供贷款的乡村银行而吸引了经济圈人士的兴趣。萝夏内听说过尤努斯的成功故事，晚宴时不断向他讨教，他也兴致勃勃地谈论他在乡村银行的工作。这种切合实际的民间努力正是她渴望参与的，她决定放手一搏：她向世界银行辞职，写信给尤努斯，表示她想成为小额金融业者。尤努斯立刻送了她一张到孟加拉国的机票。她在当地待了十周，学习乡村银行的运作方式，然后回到拉合尔市成立了那个帮过扎伊尔玛的奇迹基金会。

一开始奇迹基金会似乎真的需要奇迹才有办法运作。巴基斯坦人告诉萝夏内，在巴基斯坦这种保守的国家，小额金融是不可能行得通的，因为妇女从来都不被允许借别人的钱。1996年夏天，她开始在贫穷家庭间搜寻客户，却发现妇女不愿意借钱，这让她大为震惊。“我们挨家挨户地拜访，想要说服妇女和我们建立信贷关系，”她回忆道。最后，萝夏内找到15名愿意借钱的女子，并给了她们每人4000卢比（49美元）。

萝夏内·扎法尔——奇迹基金会的创始人。

（拍摄：尼可拉斯）

萝夏内重用一名朝气蓬勃的巴基斯坦女子萨达妃·阿比德（Sadaffe Abid），她曾在霍山学院（Mount Holyoke College）攻读经济学。萝夏内和萨达妃是一对令人惊艳的姐妹花：受过良好教育、人脉广、穿着体面、容貌美丽。她们穿梭于贫穷村庄，在一般巴基斯坦人眼里简直就是电影明星，完全不像是一般人认为的银行业者。然而，即使她们能力突出，却还是碰了一鼻子灰，因为她们对于贫穷这个问题还缺乏详尽的认识。

“我们只有100个客户，其中30人欠债未还，”萨达妃回忆道。看重实务经验的萝夏内不断修正事业模式，并派萨达妃到一座贫穷村庄里担任分部经理，然而事实证明，即便是这么做都很困难。“没有人愿意租地方给我们，因为我们是非政府组织，而且职员全部是女性，”萨达妃说。此外，许多巴基斯坦人认为，有节操的未婚女子是不会离开父母家独自生活的，因此奇迹基金会的女性职员总是惹来白眼和皱眉。后来，萝夏内只得跟现实妥协，雇用男性担任分部经理——因为，要找到愿意前往贫穷村庄工作的妇女非常困难。

头几年，萝夏内和萨达妃一直在调整商业模式。为解决欠债不还这个大问题，她们每天都追踪贷款的偿还进度，放贷员也会进行客户信用贷款资格的基本调查：比如，她跟当地的杂货店买东西时是否赊账？她是否按时支付水电费？除了这些基本调查，这种模式主要还是靠贷给小规模的妇女团体来运行。一团有25名妇女，要是有任何一人倒账，她们全都要负责。也就是说，妇女们会自己筛选过滤合作伙伴，以免被拖后腿。

最后，奇迹基金会终于建立了一套体制，使得贷款几乎是100%偿还——如果借方不还，团体的其他成员也会帮着支付。这时奇迹基金会开始快速扩张，从2000年起，每年都增长一倍以上。

奇迹基金会还推出了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及居家改善贷款。萝夏内希望，首先丈夫把房屋的法律所有权转移给妻子，然后再拨放居家改善贷款，但是在巴基斯坦，做成这件事需要855个步骤，花五年时间。基金会只能选择让丈夫签署文件，并让他们发誓永远不会把妻子逐出家门，就算离婚之后也不行。

萝夏内被选为早期的“阿育王伙伴”，与比尔·德雷顿携手合作，这让她有机会接触到来自全世界的社会企业家。到了2009年，奇迹基金会拥有1000名职员和30万名客户，并有望在2010年把客户发展到100万名。萝夏内培养了一组训练有素的女性经理人，她们制订训练计划，开设课程，让职员养成“高效率人士的七个习惯”。

奇迹基金会也设立银行，这样一来他们就不只是提供贷款，也接受存款。人们通常以为小额金融处理的是贷款，但储蓄也许更为重要。不是所有的穷人都需要贷款，但是所有穷人都应该有机会使用储蓄账户。如果家庭积蓄是存放在妇女的名下，由妇女掌管，这会让她们在家庭决议中更有话语权。

该基金会内部的一项评估作了如下结论：在第三次借款之前，有34%的借方，其经济水平已经提升至巴基斯坦的贫困线以上了。一项民调发现，加入了借款计划后，54%的妇女表示丈夫对她们更加尊重，四成的妇女表示她们与丈夫对于金钱的争执变少。至于这个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如何，萝夏内简洁地说：“我们的报酬率是7.5%。”

小额金融虽然在亚洲地区特别成功，却依然不是完美的解决之道。据研究，女性的微型事业比男性的成长得慢，因为女性同时要处理家务和照顾孩子——这些限制也让女性经营的事业难以朝更大规模发展。

此外，小额金融在非洲的效果远不如在亚洲，可能是因为这在非洲算是新概念，模式还没有调整好；或是因为在非洲，人口多分布在乡村，比较分散；或是因为非洲的经济大环境增长得较为缓慢，因此投资机会比较少。健康不佳、艾滋病、疟疾及分娩导致的意外死亡，也会造成贷款拖欠从而逐渐破坏既定模式。此外，所谓的“小额”指的是贷款额度，并不是利率。申请小额贷款其实费用高昂，借方往往必须支付20%或30%的年利率——跟当地商业贷款比起来算是廉价，但是对美国人或欧洲人来说这个利率却高得吓人。如果借方的投资项目有利可图，这样的利率还可以接受，但如果投资不当，借方就会债台高筑，情况比不借时还惨——据说参与奇迹基金会方案的妇女就曾经碰到这种事情。

“小额金融不是万灵丹，”萝夏内说，“你需要健康，你需要教育。要是我能当一天的总理，就会把所有资源投入教育。”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像萝夏内和萨达妃一样横下心来，放弃国际金融领域的大好前途，然后跑到贫穷地区成立像奇迹基金会这样的机构。但绝对人人都可以加入她们的行列，借出小额贷款给扎伊尔玛这样的贫穷妇女。有意者可上www.kiva.org网站看看。Kiva是一对年轻美国夫妇马特（Matt）和杰西卡·弗兰纳里（Jessica Flannery）的构想，他们是科技达人，去过乌干达，在那里见识了小额金融的效力。他们清楚，要是对借方能有了解，美国人就会愿意放贷，于是就想：为什么不通过网络来帮双方直接牵线呢？于是他们成立了Kiva。如果你去Kiva网站，就会看到世界各地想通过借款来经营小本生意的需求者。这些借贷者的信誉会先由当地的小额金融组织审查。

捐助者用信用卡把钱捐到Kiva的账户，然后浏览网站上的借方信息，斟酌把这笔钱借给谁。放贷额度最少是25美元。他们夫妇自己也在Kiva上放贷，借款人包括：萨摩亚一名卖煎饼的妇女，厄瓜多尔一名把部分居家改装成餐厅的单亲妈妈，以及巴拉圭一名制造家具的女性。

小额贷款的对象几乎都是女性，原因之一在于贫穷的最大受害者往往是女性。死亡数据显示，在饥荒和干旱时期，丧命的大多是女孩而非男孩。美国发展经济学家爱德华·米格尔（Edward Miguel）所进行的一项出色研究发现，在坦桑尼亚，极端自然灾害如旱灾或水灾出现时，没有收益的老妇因巫术而死亡的人数比平时增加了一倍（其他种类的谋杀没变，只有“巫婆”的死亡人数增加）。气候造成农作物歉收，人们的贫穷加剧——这时家人就会杀掉年老的“巫婆”，免得多一张嘴吃饭。

反贫穷计划以妇女为对象的另一原因，跟造成全球贫穷的一个不光彩的秘密有关：最为深重的苦难并不只是低收入造成的，还包括花钱不明智——男人花钱不明智。孩子因为没有一顶五美元的蚊帐而死于疟疾，母亲哀伤不已，而父亲却每周固定到酒吧花五美元饮酒作乐，这种情况并不罕见。几项研究显示，女人若有权控制开销，她们不太会把钱花在快速消费品上，而是更多投资于教育和小本生意。

然而控制荷包的通常是男人，这使得世界最贫穷的家庭花在酒、妓女、糖果、饮料和丰盛大餐上的整体费用，几乎是子女教育费用的十倍左右（平均占收入的两成）。经济学家巴纳吉（Abhijit Banerjee）和迪弗洛调查了13个国家极度贫困家庭（有些家庭一天赚不到一美元，有些不到两美元）的花销。他们发现，花在烟酒上的比率，巴布亚新几内亚是4.1%，印度乌代浦尔（Udaipur）是5%，印度尼西亚是6%，墨西哥是8.1%。此外，在乌代浦尔，中等家庭的年度预算有一成会分配到婚丧或宗教节庆上，其中往往包含炫耀性消费。九成的南非人会把钱花在节庆上，巴基斯坦、科特迪瓦和印度尼西亚的大多数人也是如此。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那些最贫穷村民们，大约花家庭收入的7%来买糖。到非洲或亚洲的村庄小店里看看，你会发现，他们卖许多糖果，但是很少卖维他命或蚊帐。虽然没有精确数据证实，但是在世界大多数地方，就连最为贫穷的年轻男人，不管是单身或已婚，都在妓女身上花不少钱。

不管用什么标准测量，乌代浦尔的穷人都是营养不良的。以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来看，65%的男性身体质量指数（BMI）过低；只有57%的成人表示全年都有足够的食物可吃，而55%的成人贫血。然而，如果他们少买点糖和烟草，营养不良的状况大多能够消除。

虽说教育是脱离贫穷的扶梯，但比起在糖和酒上的挥霍，贫穷家庭在子女教育上的花费却只占收入的2%。要是贫穷家庭能够多在子女教育上投资点，哪怕跟他们花在啤酒和妓女上的一样多，贫穷国家的未来就能有突破性的转变。待在家里无法上学的女孩，将会是最大的受惠者。

谴责穷人沉溺于让人生更有趣的节庆、香烟、酒或甜食，似乎是文化敏感度不足的表现，但是当资源稀少时，厘清事情的轻重缓急是很重要的。现在，许多非洲及印度的男人认为啤酒是不可或缺的，但女儿的教育却是奢侈品。妓女的服务是重要的，而安全套只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如果我们想找出方法让更多女孩上学，或是拯救更多孕产妇的性命，最简单的解决之道就是重新分配支出。

方法之一是把更多的钱放在妇女手里。一项早期的对照研究发现，当妇女持有资产或赚取收入时，家庭用钱可能花在营养、医药及住房方面，子女就会比较健康。

在科特迪瓦，一项研究把焦点放在男女为了存下私房钱所种植的不同作物上：男人种咖啡、可可树、菠萝；女人种植芭蕉、香蕉、椰子和蔬菜。有些年份，“男人作物”收成良好，男人手头忽然阔了起来；有些年份，丰收的是女人。私房钱某种程度上是共享的，但即便如此，迪弗洛教授发现：当“男人作物”丰收时，家庭会花更多的钱在烟酒上；当“女人作物”丰收时，家庭花更多钱在食物，尤其是牛肉上。其他几项研究也指出，女性比男性更可能把稀少的现金投资在教育及小本生意上。

自种族隔离政策瓦解之后，南非的国民年金制度扩大了适用范围，把黑人涵盖进来。而一项研究就是试图检视在这种情况下儿童的营养方面有没有受到影响。突然间，许多黑人祖父母得到了为数颇丰的现金（最高是每天三美元，或是当地中等收入的两倍）。当年金交给照顾孙子的祖父时，这笔钱对于儿童的身高或体重没有影响。但是当年金交给祖母时，重大改变发生了。这种改变在孙女身上体现得尤其显著，她们的身高体重都明显增加，而且比由祖父养大的女孩来得高和重。由此可知，如果现金补助的目的是改善孩子的健康，那么把补助金交给女人比交给男人要好。

在半个地球之外的印度尼西亚，女人结婚后，能够继续掌控她从娘家带来的资产。一项研究发现，如果妻子把更多资源带到夫家，婚后有更多的钱可以使用，她的孩子会比同等家庭状况但资产由男性掌管的孩子健康。孩子是否幸福，不在于家庭的富裕程度，而在于财富由母亲还是父亲掌管。如同迪弗洛教授所说：

当女性握有更大的权力时，儿童的健康及营养就会有所改善。这也表明，旨在提升离婚女性福祉的政策和增加女性进入劳力市场时机的政策，可能会在家庭里造成一定影响，尤其是在儿童的健康方面。提升妇女的资源控制权，即便只是短短一段期间，她们在家中的发言权也会提升，进而提升儿童的营养和健康。

言外之意是：援助国家应慢慢推动贫穷国家调整其法律，给予女性更多的经济权力。举例来说，寡妇继承亡夫的财产应成为常态，而不是让亡夫的兄弟继承。应当让女性更容易持有财产和开设银行账户，让小额金融机构更容易成立银行。据联合国调查，女性现在只拥有世界土地产权的1%。这点必须改变。

值得赞扬的是，美国政府已在推动这类法律变更。美国最优良的外援计划之一是“千禧年挑战”（Millennium Challenge），该计划正慢慢推动受助国家修订法规来保护女性。比如莱索托之前想取得“千禧年挑战”的资助，但是该国法律不准妇女在没有丈夫的许可下购买土地或贷款。美国要求莱索托改变法律，因为急需这笔经费，莱国只得照做。

强调这类性别差异可能是政治不正确的，但是对于救援工作者和国家领袖而言，这些差异再明显不过了。博茨瓦纳是过去几十年来世界上成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外界也公认其前总统莫哈埃（Mogae）为非洲最有能力的一位领袖。当我们委婉地暗示非洲的女人往往比男人工作得更勤奋，处理金钱也更为明智时，他笑了，如此回应：

你们说得太正确了，女人的确更会做事。银行是看到这个现象而雇用更多女性的第一个行业，现在每个行业都这么做了。在家里也是，女人比男人更会处理家务。在博茨瓦纳的行政部门，女性也开始独当一面，现在政府部门有一半是女性的天下。中央银行总裁、检察总长、礼宾司长、检察长——现在全是女性。在非洲，女性表现得优异许多，这在博茨瓦纳可见一斑。而且男女的特征不一样。延后消费的现象在女孩当中比例较高，而且她们会买耐用持久的物品，储蓄率也更高。

有些经济发展专家希望看到更多女性进入政府机构和决策层，认为她们能够把对家庭的贡献扩大至国家。目前世界上已经有81个国家为女性保留了某些职位，通常是国会里的部分席次，这样做可以提升她们的政治参与热情。目前11个国家拥有女性高层领导者，而女性掌握了全世界16%的国家立法席次，跟1987年的9%相较起来确实提升了一些。

为在全球范围内推动更多女性参政，美国国会前议员玛乔丽（Marjorie Margolies-Mezvinsky）做了许多有前瞻性的努力。1993年，民主党员玛乔丽刚当选众议员，克林顿政府总预算案（包含提高税金以达收支平衡）就在这时被送到了国会。事后来看，那笔预算案常被视为一个里程碑，让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建立了稳固扎实的财政基础，但在当时却引起强烈争议。作为新议员，玛乔丽力量薄弱，共和党人士扬言，如果她投票赞成提高税金，就把她推下台。最后她还是投了决定性的一票支持克林顿的预算案。一年之后，她的确因微小的票数差距而落选了。她的政治生涯就此结束。

现在玛乔丽领导着“国际妇女运动”（Women's Campaign International），该组织指导女性民运人士如何让公众关注自己的事业，如何竞选公职以及如何为达到目标而组成联盟。“国际妇女运动”曾在埃塞俄比亚训练女性应如何有效地推行运动，使得该国国会的女性比例从8%提升至21%。

寻求更多女性政治家的根本原因之一，是女性被认为在同理心及达成共识方面特别卓越，若她们担任领袖，可能会比男性更为平和且善于调解纷争。然而，我们没有看到多少迹象显示，现代的女性总统或首相比男性表现得更好或更平和。事实上，女性领袖并没有对孕产妇死亡、女孩教育或性贩卖投入特别的关注。可能因为贫穷国家那些位高权重的女性，比如已故的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已故的巴基斯坦总理贝娜齐尔·布托（Benazir Bhutto）、菲律宾前总统科拉松·阿基诺（Corazon Aquino）、菲律宾前总统阿罗约（Macapagal-Arroyo）等人，几乎都来自精英家庭，从来没有经历过贫穷妇女所承受的虐待。

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圈约定俗成地认为，女性官员在地方层级事务方面的确影响重大，要是她们担任市长或学校董事，往往更能注意到妇女及儿童的需求。1993年后，在印度有一个精彩的实验，那时印度修宪规定，1/3的村长职位要保留给女性。开展实验的村庄是随机挑选的，因此可以比较由女性管理的村庄在治理上是否跟男性统领的村庄有所不同。结果发现，村庄财政支出的优先级是不同的。在女性管理的村庄，安装了更多抽水泵或水龙头，而且维护得也比较好——可能因为在印度汲水是女人的工作。在其他公共服务上，她们做得也不比男性差，研究员没发现有什么基础设施被忽略。当地居民的报告显示，在女性治理的村庄，他们必须塞红包贿赂的机率大幅降低。

尽管如此，男女村民都宣称他们对女性村长较不满意。进行研究的学者对于这点感到困惑不解：服务愈优良，不满意的程度却愈大。不只是男性沙文主义者不高兴，连女性村民也同样不满。一般民众似乎对于政府强迫他们接受女性领袖感到惴惴不安，他们厌恶女性领袖，因为平均而言她们比男性领袖受教育程度更低、经验更少。这个现象的确说明，至少在印度，女性从政者面临一个难关：即便她们提供的服务优于男性，但一开始却遭受更严厉的评判。

后续研究发现，村庄一旦曾由女性村长治理过，民众对于女性领袖的偏见就消失了，这时村民的评判标准就没有性别之分了。这种研究显示，为女性保留地方领袖定额是值得的，因为此举克服了阻碍女性候选人的最初障碍。印度式的女性官员配额似乎打破了性别屏障，让后来的政治体制变得更为民主开放。

不管女性担任领袖的影响如何，其广泛的效应都不容忽略，这点我们从美国历史当中就可以找到直接证据。之前提过，美国在女性取得投票权之后，孕产妇死亡率才大幅降低：当女性能发出政治声音时，她们的生存境遇也更可能会被优先对待。此外，有确凿的证据显示，当女性获得投票权之后，会有更多经费分配到公共卫生，尤其是儿童健康方面，因为这是女性投票者强烈关心的议题。斯坦福大学学者格兰特·米勒（Grant Miller）曾经做了一项精彩的研究，他想知道妇女得到投票权之后，政府会采取什么样的公共卫生医疗措施。研究发现，如果某一州的妇女获得了投票权，该州的政客会抢着分配更多经费给儿童健康护理，以便赢得女性投票者的青睐；但在女性依然无法投票的州，这种事情没有发生。“《普选法》颁布的第一年内，立法投票表决的模式转变了，地方性的公共卫生支出大约提升了35%，”米勒教授写道，“颁布《普选法》之后，儿童死亡率降低了8%～15%……从全国来看，这样的降低幅度等同于每年大约避免了2万名儿童死亡。”

同样的情况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1920年，第十九条宪法修正案赋予全国妇女投票权，一年之后国会通过了《谢泼德-唐纳法案》（Sheppard-Towner Act）。该法案是用来保护孕产妇及婴儿的，是公共卫生领域的划时代计划。“促使国会通过此法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害怕民意调查时被新的女性投票者痛批，”一名历史学家这么写道。这段时期美国健康卫生方面的改善令人惊叹：1900～1930年间，1至4岁儿童的死亡率降低了72%，当然，出现如此大改变的原因还有很多。如同米勒教授指出，反对妇女参政的人士经常提出以下理由：如果妇女参与外部活动，儿童就会受苦。事实上，我们的历史证明，对于美国的儿童来说，女性参政具有广泛的救命般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