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认识宣传的危害，首先是从它对个人独立思想的限制和腐蚀来着眼的，而这种危害则最终又必然祸及整个社会的公共说理。宣传为什么对个人独立思想有限制和腐蚀作用？为什么会危害公共说理？到底对公众会造成怎样的伤害？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看，它们分别是：一、宣传灌输是与对话说服相对立的话语；二、宣传是非理性的影响力；三、宣传是欺骗和谎言；四、宣传利用人们的心理弱点和认知缺陷。

宣传是与说服、说理对立的话语

宣传是自上而下的命令，说服是一种平等的交流和劝导。说服的平等劝说表现在它对说服对象的三种不同功能上面。第一种功能是学习。说服者必须耐心地向说服对象提供他需要但不具备的信息、知识。说服者像是老师，说服对象像是学生。双方是平等的，因为双方都有对方才能满足的需要。说服对象需要的是真实信息和知识；而说服者需要的则是说服对象对他的正面回应（被说服）。

第二个功能是强化信念。当说服对象已经同意说服者主张的时候，说服所起的作用是增强信念和鼓励行动。例如，说服对象原本就认为无偿献血、当义工、为弱势群体捐助是好事，但自己并不一定有所行动。这时候，说服者成功说服，可以使他有所行动。

第三个功能是改变想法，这是说服最困难的一项功能。在死刑或人工流产的问题上，要说服对方改变立场是非常困难的，但不是没有可能，有论者指出：“一般来说，说服者知道，在有争议的问题上，说服对象能够从反对的方面得到信息，也会了解反对一方的主张。换言之，说服者知道，说服对象的看法、认识和行为的变化必须是自愿的。说服和被说服双方都必须觉得转变看法或主张对彼此都有好处。”

在双方有实际利益冲突时，说服会变得愈加困难，例如，要说服人们心甘情愿地拆迁，常常是非常困难的。说服者非常清楚，说服的改变功能是多么有限。这与命令式宣传一定要说服对象服从是完全不同的。宣传可以用简单的口号来命令，甚至粗暴地威胁。为了拆迁和发展有这样的宣传：“打死一切阻碍发展的‘拦路虎’，粉碎一切前进中的‘绊脚石’”。为了计划生育，有这样的宣传：“普及一胎，控制二胎，消灭三胎”、“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一胎环，二胎扎，三胎四胎杀杀杀！”“打出来！堕出来！流出来！就是不能生出来！”宣传是不需要理由的，说服必须要有理由，因为说服是说理，而宣传则不是。

宣传是一种体制性的话语，这种话语虽然看起来是从某些个人的嘴里说出（以报告、指示、文章、标语、口号等形式），但却是代表着体制、制度、机构对受宣传群众的指示、训诫、要求和命令。宣传发出的信息是不容协商的，因为它总是正确的；是不容提问的，因为它是居高临下的。宣传是聚合群众社会中散沙般个体的黏合剂，宣传的目标就是让千千万万的群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这本身就是“文革”时的一个宣传口号）。成功的宣传要代替群众的想法、统一他们的思想、指挥他们的共同行动。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宣传往往是不择手段的，而其中最为人诟病的便是虚伪和谎言。宣传的令人厌恶在于，你可以正当地迷惑和欺骗敌人，因为他们是你的敌人，但你不可以这样对待你的朋友，你的人民。宣传能成功欺骗群众，不仅是因为伎俩高超，而且也是因为利用群众自身的心理弱点：轻信、盲从、偏执、冲动、狂热。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就曾问道：“为什么宣传挑动仇恨要远比激发友谊来得成功？”希特勒期盼的就是这样的群众，他感叹道：“那些统治不会思考的人民的政府是多么幸运啊。”正是由于希特勒充分掌握了群众的心理弱点，他相信，“只要巧妙而持久地运用宣传，就能让民众把天堂当成地狱，而把地狱当成天堂”。

宣传运用的是非理性的影响力

许多对宣传的理论分析和批评都强调宣传的非理性作用。宣传诉诸感情，窒息理性思考，进而从心理上操控、愚弄受众。这种消除理性的宣传方式可以掩护宣传，让宣传者说谎而不被察觉。愚弄与谎言成为同时发生的事情。这种看法有相当的历史根据。例如，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就说过，“宣传必须诉诸感情”。诉诸激烈的情绪和感情，这样的宣传让受众陷入不思考、无理性的被动接受状态。许多观察极权和一般宣传的研究者都注意到了这个特点，民主主义理论家李普曼（Walter Lippmann）认为，宣传主要是运用象征手段，将感情与思想分离，并加以控制。20世纪30年代为美国学校教育抵御宣传做出重要贡献的“宣传分析学院”也持有类似的观点并指出，“宣传家利用的是人们的感情”。

宣传利用群众的非理性、好冲动而起到蛊惑的作用，法国社会学家勒庞早在19世纪末出版的《乌合之众》（1895）中就已经作了经典的阐述。他把“断言、重复和传染”这三种手段确认为是给群众洗脑，并彻底控制群众的宣传良方。断言就是“作出简洁有力的断言，不理睬任何推理和证据，是让某种观念进入群众头脑最可靠的办法之一。一个断言越是简单明了，证据和证明看上去越贫乏，它就越有威力。一切时代的宗教书和各种法典，总是诉诸简单的断言。号召人们起来捍卫某项政治事业的政客，利用广告手段推销产品的商人，全都深知断言的价值”。重复与断言同样重要，“如果没有不断地重复断言——而且要尽可能措辞不变——它仍不会产生真正的影响。我相信拿破仑曾经说过，极为重要的修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重复。得到断言的事情，是通过不断重复才在头脑中生根，并且这种方式最终能够使人把它当作得到证实的真理接受下来”。传染也是宣传所必须的，“如果一个断言得到了有效的重复，在这种重复中再也不存在异议……此时就会形成所谓的流行意见，强大的传染过程于此启动。各种观念、感情、情绪和信念，在群众中都具有病菌一样强大的传染力”。

勒庞强调的是群众的冲动和由此而生的愚昧。但是，也有的研究者认为，群众因感情冲动而被愚弄，这只是宣传有害的必要原因，但并不是充分原因。感情冲动与理性思考并不能决然分离，一个人动情、激动，不一定就等于已经被操纵、被愚弄。人冲动的时候确实常会失去理智，需要冷静下来，恢复理智。然而，接受宣传总是要经过一段时间，并不能在一瞬间完成。任何人都不可能总是处于冲动的状态，总会有冷静下来的时候，冲动是不可能长期维持的。

宣传挑动感情有害，是就它挑动有害的感情而言的。这些有害的感情包括蛊惑和煽动阶级、民族或别的仇恨。仇恨是一种最强烈、最盲目的感情，也是发动暴力群众运动最必不可少的，如斗争地主、仇视外来思想、残害各种各样参与者自己心目中的“敌人”（“文革”中的当权者、老师、生活优越者等等）。仇恨的反面往往是另一种同样强烈的感情，对领袖的无条件的“忠”或“无限热爱”。爱和恨是普通的人类感情，感情过分强烈会使人陷入不理智，更重要的是，由于群众被导向了盲目的仇恨和崇拜，他们会成为非理性暴力的行使者和残害无辜者的工具。

因此，有必要分辨感情冲动的两种不同情况：一是过度，以致丧失理智和对他人暴力残害；二是对象有误，恨不该恨的，爱不该爱的，如“文革”中的盲目个人崇拜和红卫兵的暴力行凶。过度和对象有误的感情还会让人不能分辨不同对象间的区别，例如，“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本身并不坏，但一经误导，变得过度和对象有误，就会变得分辨不清国家与政权的区别，也分辨不清民族和政党的不同，更有可能因此而变成一种仇外、排外、盲目自大的集体性歇斯底里。

宣传是欺骗和谎言

宣传被称为一种对朋友甚于对敌人的欺骗。越是本来对宣传者有好感的人，越是本来就可能接受宣传的人，就越是成为宣传蓄意欺骗的对象。对宣传有反感，本来就不信任、不相信的人们，他们从一开始就不准备接受宣传，所以反而不是宣传的重点对象。

人们讨厌和拒绝宣传，一般是因为他们以为，宣传是不实之言或全假的谎言。但他们仍可能对“什么是谎言”和“谎言为何有害”缺乏了解。其实，谎言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故意不说真话，说话者自己知道说的是假话，但却还是在故意说假话。第二种情况是，说话者并不想说谎，他自己并不知道所说的内容是虚假的。这两种谎言的区别是“故意说谎”和“所说不实”。

有宣传意图和有说谎意图是不同的。是否故意说谎或者在什么程度上故意说谎，可以用来帮助区分极权宣传和后极权宣传。极权宣传往往是“所说不实”。例如，相比而言，极权宣传者（希特勒、斯大林、波尔布特和他们的信徒）基本上还是相信自己所说的那一套的，当然也不能排除故意说谎。宣传者自己可以说是“真正的相信者”（true believers），他们要争取别人也与他们有同样的想法，也成为同样的真正相信者。一般而言，“文革”前和“文革”中的许多干部、党员、政治积极分子中有众多的真正相信者，他们宣扬党的政策路线（不管怎样变来变去），都是为了争取普通群众能够和他们自己一样去真正相信。因此，他们会细致耐心地做别人的思想工作。他们所相信的那一套可以是谬误的，但他们自己相信，因此并不是故意引诱别人去相信他们自己所不相信的东西。

这种情况在“文革”后发生了变化，趋势是越来越从“所说不实”向“故意说谎”转化，只要看看某些学校里学生干部的情况便可见出端倪，陈伟先生在《学生会：大学最阴暗的一角》中有专门的论述。青年学生一般是比较真诚、诚实，有血性、有抱负、有正义感的社会群体，学生干部不是不说谎，但往往说的是他们自己相信的那一套，一向成为大学里宣传理想和主义的主要力量。但今天有些大学的学生会却被一些世故、老成、虚伪、自私、腐败和投机钻营的奸诈之徒占领，他们口头上谈的是冠冕堂皇的大道理，看起来也还在宣传，但其实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

自己不相信的事，还照样像真的似地拿来作宣传。在甚至不指望别人真的受骗的情况下继续行骗，这是一种非常犬儒、非常无赖的蓄意说谎。在比学生会干部更有权势的人物那里，蓄意说谎更是随处可见。普通的说谎者指望别人上当，而这样的说谎者甚至都不指望别人上当。这是一种彻底非理性的说谎，但却有它自己的理性，那就是，只要我有权力不让你公开说出我在说谎，我就不是在说谎，我不在乎你心里怎么想，我要的就是你不敢说。当然，他们也并不完全放弃使人相信的意图，他们也会改变宣传策略，用不同方式加强软实力，比以前的宣传更加有意识地利用普通人的心理弱点和认知缺陷。

宣传利用人们的心理弱点和认知缺陷

说谎是一种话语行为，但并不是所有的话语形式都可以拿来说谎。那些有认知缺陷的话语才是最适宜说谎的话语。有认知缺陷的话语可以让谎言“听上去挺有道理”。听上去挺有道理可以起到诱使人们相信谎言的作用。

我们说，宣传传递的是一种有认知缺陷的信息，不只是说它“虚假不实”。认知缺陷与虚假不实是不同的，因为一个内容不假的话也可以拿来作有认知缺陷的宣传。不妨拿一则贝尔阿司匹林的广告为例：没有比贝尔是更有效的阿司匹林了。任何人都不可能用“事实”对这个陈述证伪，但这句话却是传递了一个不实（有认知缺陷）的信息:贝尔阿司匹林是阿司匹林中最好的。事实是，所有的阿司匹林的成分是一样的，效能也是一样的，别的阿司匹林确实不比贝尔阿司匹林好，但贝尔阿司匹林也不比其他阿司匹林好。

贝尔阿司匹林的误导是怎么发生的呢?因为一般人都会凭经验错误地以为，一句话只要是“真”的，就不可能是“假”的。内容不假（无法用经验证伪），就自然不会在目的上有虚假和有欺骗。

认知缺陷是一个比一般真假辨析更深入的概念。因为，即使是“真”的东西，也可以被宣传拿来起误导和蒙骗作用，这就是宣传的可怕之处，也是我们对它必须有充分思想防范的根本理由。揭露认知缺陷是进一步的揭伪。它要揭示的是一些隐藏得更深、变得更精致也更难察觉的“伪”，包括有瑕疵的推理（bad argument）、不道德的命令（immoral commend）、不确当的类比等等。这里有一个例子，汶川地震一周年时的宣传标语:命运不怨父母，灾难不怨政府，自力创造财富。每句话都对，但是，“命运”与“灾难”，“父母”与“政府”都是不能类比的。这样的类比给灾情不实报、有关部门推逶责任制造了借口，这就是有认知缺陷的有害宣传。

有认知缺陷的话语往往出现在宣传对事情给出的理由和解释中，甚至只要给出理由，就能达到说谎的骗人目的。这是因为，人有因为需要理由，而变得容易接受任何理由的心理特征。心理学家朗格（Ellen Langer）曾经做过一个实验，让一些人在一台复印机前排队等候，一个一个地印，再让另外几个人去插队。实验结果发现，在那些没有提出理由，只是要求插队的人当中，有60%的人成功。在那些用“好理由”要求插队的人当中（如“我上课要迟到了”），有94%的人成功了，而在那些用“蹩脚理由”要求插队的人当中（如“对不起，我需要印几张，让我先印好吗?”），有93%的人成功了。朗格得出的结论是，理由的好坏区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理由与没理由的区别。宣传起作用主要就是因为提供了理由，至于理由的好与不好，那是其次。例如，林彪在党的“九大”上被确立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不久因为“谋害伟大领袖不果而仓皇出逃，自绝于党和人民”。对于许多人来说，这样的理由已经足以让他们继续相信伟大领袖的永远正确。

人们相信，或者至少不深刻怀疑关于领袖绝对正确的神话宣传，因为他们有这个心理需要。这样的宣传至少让他们觉得，不管现在出现什么问题，发生什么灾难，未来都还有希望。“文革”当中，许多人饱受冤屈，仍然相信党和毛主席会弄清真相，这证明当时的宣传是很有效的。在纳粹德国，也常有人说“要是元首知道这件事就好了”。希特勒就算是超人，也不可能事事都知道得一清二楚，所以下面出现错误状况总是难免的。同样，宣传总是有理由坚称，“大方向是正确的，错误只是局部的”、“看问题要看主流”，或是只有“一小撮”坏人在兴风作浪。在极权垮台前的东欧，宣传使用的也是同样的手法，大多数人彻底认识到这种政权的邪恶和外强中干都是在它已经垮台以后。一直到1989年东德政权垮台前不久，东德还呈现出一片全体拥护政府的景象。据1989年春“国安部”的统计，全东德只有2500名异见者和60个“死硬分子”。这么高度的全民统一，使得心存怀疑的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那一定是我自己错了。

东德的宣传极其重视选举投票所展示的全体一致，17次国民议会的选举中，有16次都是超过99%的，只是在1989年5月7日的垮台前最后一次选举中，才稍微下降了一点，仅达到98.85%。几个月之后，这个得票率如此之高的政权就垮台了。这么高的全体一致，让所有的外国观察家对东德政权的突然崩溃都觉得不可思议。东德的共产党刊物《青年世界》编辑舒特（HansDieter Schutt）说:“我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就像扣外套的纽扣，第一颗就扣错了，但要扣到最后一颗，才知道错了。即便如此，有外套还是比没外套来得暖和。”

一个东欧作家说，知识分子的爱国心使他们有了接受政府宣传的理由，在这些知识分子眼里，他们那个积弊丛生的国家就像是自己的残疾儿，“听到别人提到这孩子的残疾，他们就会生气，并出于本能地加以袒护”。人们由于抵制和不满外来的批评，感情用事地袒护他们本来并不满意的国内制度。看到这一类心理弱点和认知缺陷的危害，就不应当过分强调感情之害，感情与理智之间并不像人们常想的那样泾渭分明，在宣传面前上当受骗，往往是由于感情和理智的双重原因，而其中特别应该引起重视的便是认知缺陷。

从认知缺陷来认识宣传对人的思维、认知和公共话语的危害，我们就必须通过学校的公民教育、人文教育和社会启蒙来提高公民理性分析和思考的水准，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公共说理的规范。有了这些教育和启蒙，宣传的谬误逻辑和其他欺骗手段是可以被普通民众识别的。这样的启蒙教育还可以同时帮助民众了解和重视自己与接受宣传有关的心理特征。既充分了解和警惕宣传惯用的手法和伎俩，又深刻地知晓和反思自己的心理定势和偏见，有了这两条，民众独立思考和防御宣传控制的能力就一定可以得到很大的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