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图卢兹某栋大楼的第五层，一个十岁的小女孩眼睁睁地看着母亲永远地离开了她。她清……地知道，妈妈再也回不来了，爸爸早就跟她讲过：犹太人一旦被带走，就没有机会再回来，所以每次在说自己的新名字时，一定不能出错。

埃米尔找到了一份铁路上的工作。我们都在尽力找工作挣钱，因为得付房租，还得吃饭。当然，抵抗组织每个月会发点补贴。能找到工作对我们从事地下活动很有益处。如果我们每天正常上下班的话，引起警察或邻居怀疑的可能性会小很多。没有工作的人，只能谎称自己是大学生，但这样就很容易被注意。如果自己做的工作刚好又能帮到抵抗活动的忙，那就再好不过了。埃米尔和阿隆索在图卢兹调车场工作，这对兵团来说是相当重要的资源。他们俩和其他几名铁路工人组成了一个专搞破坏的小组，其中一项工作就是在德国士兵的眼皮底下将车厢侧面的标签撕掉，并立马贴到另外的车厢上。这样在装货时，纳粹在加来满心期待的零件就会运往波尔多，本该发往南特的变压器则去了梅兹，德国需要的发动机阴错阳差地到了里昂。

德国人不止一次地抱怨法国铁道部无能，因为埃米尔、弗朗索瓦和其他一些铁路工人将各种部件弄得乱七八糟，经常会有零件莫明其妙地消失。等到他们将找回的货物运到正确的码头时，通常一两个月已经过去了。

我们经常在晚上潜入他们的工厂，藏在一列列火车中间，时刻留意周围的动静。只要一有道岔或者发动机发出声响，我们就赶紧趁机往目标前进几步，以免被德军守卫发现。

上周，我们偷偷滑到一辆列车的底部，爬上车轴，慢慢地接近一节非常特别的车厢：油罐车。虽然行动起来有很大困难，很难不被人发现，但一旦成功，油罐车从外面是一点都看不出变化的。

我们派了一个伙伴望风，其他人爬上油罐车车顶，打开盖子，往里面的碳氢燃料中掺入了好几公斤沙和污泥。过几天，这罐由我们“精心”调制的燃料就会被灌入德国人的轰炸机或者歼击机里。到时飞行员们一离开地面就会纳闷：为什么引擎会熄火？为什么飞机突然往下坠？为什么会爆炸？稍微幸运点的，可能会在还没开出跑道时就发现飞机已经报废了。

仅仅凭借一点沙土和石子，我的伙伴们就能远在千里之外用最简单、最有效的方式摧毁敌人的飞机。完成任务后已经是大清早，大家一起往回走，我感到这次行动与我的第二个梦想——加入皇家空军，总算有些沾边了。

我们有时还会溜进图卢兹雷纳尔车站，掀开列车车皮上的遮雨布，然后找有用的东西下手。我们在里面发现过梅塞-施米特式战斗机的机翼、容克轰炸机的机身以及斯图卡战斗机的尾翼。所有这些都是在附近的拉泰科埃尔工厂生产制造的。我们将控制电缆通通剪断。如果发现了引擎，我们则会直接拔掉电线或者抽掉油管。被破坏掉的飞机零部件数不胜数。而我每次要采取破坏行动时，总是希望有个同伴陪着，否则我一定会走神。每当我捣毁机翼时，总是会分神联想到自己坐在“喷火”战斗机的驾驶舱里，手握操纵杆，耳边吹过一阵阵风。还好每到这时，埃米尔或者阿隆索就会跑来搭住我的肩膀，抱歉地将我拉回现实：“走了，让诺，我们该回去了。”

10月份的前半个月，我们就是这样度过的。不过今天的任务要大得多。埃米尔得到消息，明天将会有十二辆火车头被运往德国。

这是一次大规模的行动，我们一共派出了六个人。这么多人一起行动的情况是很少见的；一旦六人被抓获，兵团将损失将近三分之一的成员。但为了完成这么大的任务，冒点险是值得的。十二个火车头，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十二枚炸弹。当然不可能六个人排着队去查理家领炸弹，所以这次他负责送到我们指定的地方。

一大清早，查理就准备出门了。他把装有炸弹的包裹放进自行车前的篮子里，上面铺上从菜园里采来的新鲜蔬菜，再盖上一层遮雨布。他一边蹬车，一边哼着歌，在图卢兹的乡间小路上惬意前行。查理的自行车是由我们偷来的许多自行车的零部件组装而成的，独一无二。它的把手有一米长，坐垫很高，车架一半蓝色一半橙色，两边的踏板极不对称，还有两只女式手提袋挂在后轮两侧。这辆自行车真是太古怪了。

查理的长相也很古怪。他一点都不怕进城，因为警察通常都不会注意他，只会把他当成一个街边的乞丐。乞丐虽然很麻烦，但并不危险。所以凭着一副邋遢的样子，查理一般都会躲过警察的目光。但今天除外。

他拎着炸弹穿过卡皮托勒广场时，被两名宪兵拦了下来，要求进行例行检查。查理将他的假身份证递了过去，上面显示他的出生地为朗斯。不过宪兵们好像不识字似的，还是询问了他的出生地。查理毫不犹豫地回答：“伦兹！”

“伦兹？”

“是的，伦兹。”查理双手交叉在胸前，肯定地说。

“您说您出生在伦兹，可您的身份证上明明写着朗斯。所以，要么您在说谎，要么这是一张假身份证。”

“不可能！”查理用他特别的口音说，“我就是说的伦兹！加来海峡省的伦兹！”

警察看着他，心想，这个家伙不会在心里嘲笑我吧。

“别告诉我您是法国人。”

“当然是！”

这次警察彻底被他的口音搞蒙了。

“您住在哪里？”警察用命令的口吻问。

查理努力地发出了：“布里斯特！”

“布里斯特在哪里？我不知道。”他转向了自己的同事。

“布里斯特在菲尼斯提尔省。”查理尖声回答。

“我想他是想说菲尼斯泰尔省的布雷斯特。”

查理高兴地点了点头。有点恼火的警察将他从上到下打量了一番，彩色的自行车、乞丐的打扮，再加上一篮子蔬菜，查理的确不怎么像一个来自布雷斯特的渔民。宪兵已经受不了和他鸡同鸭讲了，于是要求他跟他们去警察局验明身份。

这回换查理盯着他们看了。他和小卡米尔上的法语课这次算派上用场了。只见他走到宪兵面前，俯身靠近他的耳朵说：

“我的自行车篮子里装的是炸弹。如果你们把我带去警察局，我会被枪毙。而明天，就轮到你们被杀了，因为我在抵抗组织里的同伴一定会替我报仇的。”

幸好，在紧急关头，查理的法语可以这么流利！

这名警察犹豫了一下，本来放在枪上的手垂了下来。他和同事简单地交换了一下眼神，然后对查理说：

“赶紧走吧，布雷斯特人！”

中午时分，查理将十二枚炸弹递到了我们手里，并且大笑着向我们讲述了刚刚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

可詹觉得这一点都不好笑，他批评查理说这样做实在太冒险了。不过查理毫不在意，还是满脸堆笑地说很快就会有十二个火车头被炸毁，从此变成废品。最后，他祝我们好运，骑上车回去了。直到今天，我有时仍会在夜晚入睡前听见查理踩着自行车往鲁贝尔的小火车站骑去，他坐在高高的坐垫上，爽朗的笑声和自行车一样，有着五彩斑斓的颜色。

晚上十点，天已经彻底黑下来了，可以行动了。听到埃米尔的暗号后，我们翻墙进入了铁轨。从墙上跳下去的时候，我们非常小心，因为每人兜里都揣着两枚炸弹呢。天很冷，湿气让我们觉得连骨头都被冻住了。弗朗索瓦在前面开路，阿隆索、埃米尔、弟弟克劳德、雅克和我排成一列跟在后面，幸好有停靠在铁轨上的火车做掩护。整个兵团看上去很整齐。

前面有个士兵在巡逻，我们停下了脚步。但时间紧迫，我们必须尽快赶到远处停靠火车头的位置。今天下午我们演习过一次。埃米尔打探到，所有火车头都被放在调车场。我们每人要负责两个车头。首先应该爬上引擎，攀着侧面的梯子上到锅炉顶部；然后用香烟点燃引线，用绑在上面的铁丝缓慢地将炸弹放入烟囱内；再把铁丝套在烟囱旁边的小环上，使炸弹可以在离锅炉底部几厘米的地方悬空挂着；接着爬下车头，穿过铁轨，在下一个车头上进行同样的操作。两枚炸弹放置完毕后，要以最快的速度奔向前方百米开外的一堵矮墙处躲避。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去帮助其他人，避免任何伙伴被炸伤。当三十公斤炸弹同时爆炸时，当然是躲得越远越好。

阿隆索看着埃米尔：得马上想办法解决这个挡在路中央的人。埃米尔掏出了手枪。这名士兵嘴里叼着烟，划亮了一根火柴，火光映照出他的脸。尽管穿着一身漂亮的军装，但他看上去更像一个可怜的孩子，而不是令人憎恶的纳粹。

于是埃米尔又把枪收了回去，示意我们将他打昏就行了。大家都同意了，我却有点为难，因为他们让我出手。动手打昏一个人是件很恐怖的事情，你在击打他头部的同时，还得保证不会将他打死。

我们将昏死过去的士兵抬进一节车厢，阿隆索轻轻地关上了车门。继续往前走了一会儿，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埃米尔抬起手臂准备发信号，每个人都屏住呼吸等待行动的开始。我抬头看着天空，心想，在天上作战肯定比在石子煤灰路上带劲得多吧。突然一个小地方引起了我的注意。应该不是近视又加深了：我好像看到所有火车头的烟囱都在冒烟。也就是说，火车头的锅炉正燃着。根据上次在查理家“煎蛋聚会”（英国皇家空军的军官在食堂里也会这么说）的经验，我明白了所有装着炸药的东西只要靠近热源，就会变得极易爆炸。除非有奇迹出现，或者有任何我高中水平的化学知识无法解释的特殊情况，否则我们必将遭遇查理那样的“严重问题”。

就像我的高中数学老师常说的那样，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是有理可循的。锅炉之所以还开着，是因为我们忘记提前通知铁路工人今晚要采取行动，结果他们一直在往里加炭，以保证蒸汽持续散发，让明早的火车可以准时出发。

为了不破坏同伴们的行动热情，我决定把自己的发现只告诉埃米尔和阿隆索。当然只能轻声耳语，我可不想再引起警卫的注意，不然又得打昏几个才行。不过还没开口，我就看到阿隆索也在盯着冒烟的烟囱。跟我一样，他也在想接下来该怎么办。按照计划，我们要通过烟囱将炸弹挂在锅炉里；可要是锅炉是热的，我们就很难做到，甚至无法判断炸弹在这样的温度下何时会爆炸；引线到时也帮不上忙了，只能变成没用的装饰。

也许埃米尔在铁路上工作的时间还不够长，所以无法准确地告诉我们爆炸时间。这是一个相当困难的问题，我们不会怪他答不上来。

阿隆索认为炸弹被放到一半时就会爆炸，但埃米尔没那么悲观，他觉得在锅炉这样的圆柱形铸铁里，热量散发是需要一定时间的。“多少时间呢？”面对阿隆索的追问，埃米尔给不出答案。我弟弟最后总结说：“反正已经来了，拼了吧！”

我说过，我们绝不会放弃，我们一定要毁掉这些火车头。大家以绝对多数票通过了继续行动的决定，没有人弃权。于是埃米尔重新举起手臂，示意大家开始行动。我壮着胆子问了每个人都在琢磨的问题：

“那我们还要不要点燃引线？”

埃米尔有些不耐烦地回答说：“要！”

接下来，一切进行得很快。大家分散跑向目标，爬上各自负责的第一个火车头，心里默默地祈祷着。引线点燃了，如果不考虑前面讨论过的热量问题的话，我有四分钟时间将炸弹放入锅炉、系好铁丝、奔向下一个目标、重复刚才的动作，然后跑到矮墙边躲起来。我拿起铁丝，将炸弹轻轻地放入锅炉，脑子里不停地估算着到底实际上还剩多少时间。

如果没记错的话，上次从查理将鹅肝油放进锅内到发生爆炸，中间间隔了起码三分钟。所以，要是足够幸运，我应该不会被炸死在火车头的锅炉顶上，或者，我至少可以有时间放下第二枚炸弹。

第一个任务完成了，我迅速跑向第二个火车头。阿隆索在几米远的地方向我示意，告诉我一切正常。看到他的进度跟我差不多，我稍微放心了一点。我知道有些人连点煤气灶都很怕被突然蹿出的火苗伤到；我很想看看要是让这些人将一枚三公斤重的炸弹放入燃烧着的火车头锅炉里会是什么样子。当然，最让我放心的是，弟弟也已经完成了任务，正准备往前方跑。

阿隆索落在了后面，因为他在跳下车时把脚卡在了铁轨和车轮中间。我和弟弟拼命帮他往外拉，此时，我甚至已经听到了丧钟在耳边响起。

虽然脚疼得厉害，但我们终于将他拉了出来，然后飞快地往前跑去。第一声爆炸响起，强大的冲击力将我们推向矮墙。

弟弟过来把我搀了起来，看着他满是尘土的脸，尽管还有些耳鸣，但我振作精神，带着他一起向自行车走去。

“你看，我们成功了！”弟弟笑着说。

“你在笑吗？”

“当然，这是多么愉快的晚上！”他一边骑车，一边回答我。

身后的爆炸声此起彼伏，天上仿佛下起了铁屑雨。我们在很远的地方还能感受到那股热量。过了一会儿，我们停下车，转过身去看着远处的一切。

弟弟的笑是理所当然的。虽然今天不是7月14日，也不是圣约翰节，只是1943年10月10日，但我们看到了一场最美丽的烟火表演。明天，德国人将失去他们那十二个火车头。

天亮了。昨晚炸完火车头后，我跟弟弟约好今天一起喝咖啡。现在我已经迟到了。我们彼此都很想念对方，因为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了。于是我迅速穿好衣服，准备去埃斯基罗尔广场旁边的咖啡馆赴约。

“您在大学到底学的是什么专业？”

我正要跨出门口时，杜布朗太太的声音在走道里响起。从语气上判断，她并不是真想关心我的学业。我转过身来，尽量做出一副令人信服的表情。如果她开始怀疑我的身份，我就必须尽快搬走，最好今天就离开市区。

“您为什么会这么问，杜布朗太太？”

“如果您碰巧是学医的，或者是学兽医的，那就再好不过了。我的猫生病了，起不了身。”

“哦，杜布朗太太，我很想帮您，不过我是学会计的。”

本以为这样就可以脱身，谁知她马上就若有所思地说：“真遗憾。”这一举动让我不知所措。

“还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要是您不介意的话，我还是希望您能帮我看看猫。”

她一把抓起我的手臂，把我拉进了她的房间，小声在我耳边说：“有些话还是在里面说比较好，我家的墙壁并不厚。”听完这话，我的心情更加忐忑了。

杜布朗太太的房间跟我的差不多大，多了一些家具和一间水房。扶手椅上躺着一只灰色的大猫，看上去气色不比我好多少。我一声不吭地站着。

“听着，”她关上了房门，“我不管您学的是会计还是数学，像您这样的大学生，我已经见过好几个了。他们总是在某一天突然就消失了，甚至再也没有回来取过自己的衣物。对于您，我没有任何意见，但我不想被警察骚扰，更不想惹到保安队。”

我的胃里一阵痉挛，好像有人在我肚子里玩游戏棒似的。

“您为什么说起这些？”我嘟囔着问。

“因为我很少看到您在学习，但您又不像一个懒得不可救药的人。而且，您的弟弟和朋友偶尔会来家里，他们看上去都像是恐怖分子。所以我才告诉您，我不想惹麻烦。”

我非常想知道杜布朗太太是怎样定义恐怖分子的。尽管出于安全考虑，我应该保持沉默，因为这不过是她对我的怀疑而已，但我还是没忍住：

“我认为真正的恐怖分子是纳粹和保安队的人。而我们，我的朋友和我，都只是憧憬世界和平的大学生。”

“我也想要和平，但首先得保证我家的平静！所以，小伙子，不要再在我家里说刚才的那些话。保安队队员从来没有欺负过我。我在路上看到的他们都是衣着整洁、很有教养的样子。这比我碰到的其他很多人都强。您明白了吗？我不希望自己家里发生任何事情。”

“是的，我明白了。”我沮丧地回答。

“别把我想得太坏。我明白，在当前这样的情况下，您和您朋友所做的一切都需要很大的勇气和对未来的信念。但我还是希望这些事都发生在外面，不要在我家里。”

“您是要我搬走吗？”

“既然您付了房租，我没理由将您赶走。但以后请不要再带您的朋友来家里温习功课了。尽量让您自己看上去像个正常的小伙子吧，这样对我、对您都有好处。”

她随即开门让我出去。我向她道了别，然后飞奔去找弟弟。他应该等得很不耐烦，可能已经开始担心了。

透过玻璃，我看到弟弟和索菲并排坐着喝咖啡。索菲竟然也在！我想她应该没有发现我红着脸走过去的样子，我找借口说是因为跑得太快。弟弟好像一点都不介意我的迟到。索菲起身，准备把时间留给我们哥俩，但克劳德请求她留下来跟我们一起聊天。本来说好的两人“密谈”泡汤了，但我一点也不怪他。

索菲自己也很高兴留下来。情报员的工作和我们的一样艰难。她和我一样，也是佯装成大学生租房住。每天一大清早，她就会离开自己位于“石子坡”的家，直到晚上很晚才回去，确保身份不会暴露。在没有跟踪或传递任务时，她就在街上四处游荡，等到天黑再回家。这样的日子到了冬天是很难熬的。唯一可以喘息的时刻，就是在酒馆柜台前短暂地取暖。她从来不敢待太长时间，生怕被注意到。毕竟，一个漂亮的年轻女孩，独自一人，很容易惹人注目。

每周三她会去电影院看场电影，然后在周日的时候把故事情节讲给我们听。其实也就前三十分钟的剧情，因为里面实在太热了，还没演到一半，她就昏昏欲睡了。

我很难想象索菲到底有多么勇敢。她漂亮，脸上总是带着迷人的微笑，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能随机应变。所有这一切都是那么令人心动，所以我看到她就脸红也是正常的。

“上周我遇到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她一边抚着额前的头发，一边说。

我和弟弟都只是呆呆地望着她，不想打断她的话。

“你们怎么回事？哑巴了？”

“没有，没有，你接着说。”弟弟笑容灿烂地回答她。

索菲疑惑地看了看他，又看了看我，然后开始讲她的故事。

“我当时带着三支冲锋枪去卡尔莫交给埃米尔。查理把枪藏在一只行李箱里，挺沉的。我在图卢兹火车站上了车，打开车厢门时，居然发现里面坐着八个宪兵！我赶紧踮起脚准备离开，心想最好他们没人注意到我。谁知道其中一个宪兵站起来对我说，挤一挤还是可以坐下的。另一个人甚至直接走过来要帮我提行李箱！你们要是我，会怎么做？”

“我会请求他们立马把我干掉了事。”弟弟回答说，“还等什么呢？反正已经走投无路了，不是吗？”

“是啊，就像你说的，反正已经走投无路了，我就任由他们帮我拿箱子了。他们替我把箱子塞到座位下面，然后一路和我聊到了卡尔莫。但这还不算完事！”

此时我又开起了小差。我想象着索菲对我说：“让诺，如果把你那头可怕的红头发换个颜色的话，我会非常愿意拥抱你的。”那我一定马上就去把头发染了，一刻都不耽误。不过很遗憾，她没有提这个要求，我的头发还是那么红。她继续讲着故事。

“火车到卡尔莫站了。你们猜怎么着？我居然碰到了检查！车窗外，德国人将站台上的所有行李都打开了。我想，这次真的完蛋了！”

“可不是吗！”克劳德一边附和着，一边将手指伸到咖啡杯底蘸来蘸去。

“看着我一脸沮丧的样子，那群宪兵笑了起来。他们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会带着我走出车站的。我很是吃惊。他们的队长解释说，我箱子里装的那些火腿和香肠由我这样的女孩子享用，当然好过送给那帮德国士兵。我的故事神奇吧？”索菲大笑起来。

虽然早已被她的故事吓出了一身冷汗，但看到她那么快乐，我们自然也跟着高兴。只要待在她身边，我们就觉得很开心。可她所做的一切不是在玩游戏，每次都可能会因此被枪毙。

索菲今年十七岁，父亲是卡尔莫的一名矿工。一开始父亲并不赞成她参加兵团。詹把她招募进来的时候，她父亲甚至还跑来大吵了一架。其实她的父亲很早以前就已经成为抵抗分子了，所以他很难找到一个真正站得住脚的理由来阻止女儿从事同样的事业，与詹的争吵自然也不会有什么结果。

“别急，好戏还在后头呢。”她越讲越起劲。

克劳德和我耐心地等待着故事的结局。

“埃米尔在站台的角落等我。可他看到的竟是我被八个宪兵簇拥着走出来，其中一个还帮我提着那只装有三支冲锋枪的箱子！你们能想象他当时的样子吗？”

“他什么反应？”克劳德问。

“我使劲冲他招手，老远就对他喊着‘亲爱的’，然后跑过去抱住他的脖子，免得他被吓跑。宪兵把箱子递给了他，然后向我们告别。我感觉在宪兵离开了好一阵子之后，埃米尔的身体还在发抖。”

“要是知道火腿那么好的话，我以后就不吃犹太食品了。”弟弟抱怨说。

“没有什么火腿，里面是冲锋枪，傻瓜。那群宪兵刚好那天心情不错吧，就这么简单。”

克劳德一定不是在嫉妒那帮宪兵，而是对埃米尔有点眼红。

索菲看了看表，然后站了起来：“我该走了。”她和我俩一一拥抱道别，走了出去。我和弟弟就这样并排坐着，沉默了好长时间。下午我们分开的时候，彼此都明白了对方在想什么。

我提议明晚再碰头，多聊一会儿。

“明天晚上？我没时间。”克劳德说。

我没问他什么，但从他的沉默里已经知道，他又要去执行任务了。他也看出了我的担心：“我结束后去你家找你，十点以后。”

我知道完成任务以后，他还得骑好长一段路逃跑，确保安全之后才能来见我。为了能让我安心，他觉得累一点也无所谓。

“那明天见。”

“明天见。”

杜布朗太太的话一直让我如鲠在喉。要是向詹汇报的话，他一定会让我离开市区的。可我不想住得离弟弟和索菲那么远。但转念又想，如果我不向任何人通报，而最后自己被抓的话，可能会犯下无法原谅的错误。思来想去，最后我跨上自行车，飞快地向鲁贝尔的小火车站骑去：查理总会给出好建议的。

果不其然，他非常愉快地接待了我，还请我去菜园帮忙。在加入抵抗组织之前，我在马努瓦尔菜地工作过几个月，所以对锄草、耕种之类的事很在行。查理对我的技术相当满意。很快我们便进入了正题，我将杜布朗太太说的话向他重复了一遍，他听后觉得我不用担心。

他认为杜布朗太太如果不想惹祸上身的话，就不会去告发我，因此她一定会有所顾虑。而且她对我说过：“别把我想得太坏。”所以我不应该对她全盘否定。查理还告诉我，其实很多人都不敢有所作为，因为他们怕事，他们跟告密者是不一样的。杜布朗太太就是这种怕事的人。侵略者的行为还没有把她逼到走上绝路的地步，所以她选择不作为，就这么简单。

“人只有在意识真正觉醒之后，才能体会到活着的意义。”查理一边拔着萝卜，一边对我说。

查理是对的。对大多数人来说，一份工作、一间房子、周日能休息几小时，这便是所谓的幸福。他们觉得平静便是幸福，对是否活得有意义并不关心。即使邻居已经在痛苦中煎熬，但只要没有殃及自身，他们便选择不闻不问，假装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这不仅仅是因为怯懦。对有些人来说，活着也需要很大的勇气。

“最近别带朋友去家里。”查理提醒我。

之后，我们安静地锄草，他负责萝卜地，我负责生菜地。

“除了房东太太，还有别的事情让你很烦，是吗？”他一边问我，一边递给我一把锄头。

我想了想，正准备回答，他接着说了下去：

“有一次，罗伯特让我收留一个女人在家里住一阵。她比我大十岁，当时正在生病，想在我家休息。我说我不是医生，但可以让你住下来。楼上只有一个房间，你想怎么住？后来我们睡在同一张床上，一人一边，中间隔了个枕头。她在这里待了两周，我们每天都有说有笑，聊了很多有趣的事情，我开始习惯有她的存在了。可是后来她的病好了，就离开了。我什么都没问，必须得重新面对冷冷清清的房间。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即使只是风声，也会觉得有人在与你一起欣赏。但独自一人时，就只能听出凄苦的感觉了。”

“你没再见过她？”

“两周以后，她回来找我，对我说想跟我在一起。”

“后来呢？”

“我让她最好回到自己丈夫身边去，这对我们两个人都好。”

“查理，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件事？”

“你爱上了兵团里的哪位姑娘？”

我没有回答。

“让诺，我知道孤独的滋味很难受，但这是我们从事地下工作必须付出的代价。”

看我还是沉默不语，查理停下了手头的活。

回到屋子里，查理送了我一串萝卜，感谢我帮他锄地。

“让诺，你看，刚才我跟你讲的那个女人，她允许我爱她，这是多么美妙的事情。虽然只有短短几天，但对我这样的丑八怪来说，这已经是再好不过的礼物了。现在，我只要想起她，就会有幸福的感觉。好了，你该回去了，现在天黑得很早。”

他把我送到了门口。

我推着车，忍不住转身问查理：“你说，我和索菲之间有可能吗？我的意思是，在战争结束以后，我们不再做地下工作的时候。”查理很抱歉地看着我，迟疑了一下，然后微笑着回答：

“要是索菲和罗伯特在战后分了手的话。谁知道呢？小心骑车，当心村口巡逻的人。”

晚上，我躺在床上反复回想着与查理的对话。他是对的，索菲可以成为我很好的朋友，我们也最好只是朋友。再说，我也不想把头发染成别的颜色。

我们决定继续鲍里斯从前的工作，继续对付保安队。这群穿着黑衣服的走狗、成天想着逮捕和折磨我们的败类、只会给老百姓带来痛苦的浑蛋，对他们，我们绝不留情。今天晚上，我们就要去亚历山大街炸毁他们的老窝。

执行任务之前，克劳德躺在床上，双手枕在脑后，望着天花板，想象着将要发生的事情。

“今晚我可能回不来了。”

雅克走进房间，坐在他身边。克劳德一句话也没说，只是用手指量了量炸弹的引线，只有十五毫米。

“不管了，我还是要去。”

雅克无奈地笑了笑，他并没有给克劳德下命令，是弟弟自己要求的。

“你确定吗？”雅克问。

弟弟什么也不能确定，但他还记得父亲在咖啡馆里问过的问题。为什么我要告诉他这些？当时他的回答是：“好的。”

“今晚我可能回不来了。”我那年仅十七岁的弟弟再次说道。

十五毫米的引线，非常短。他只有一分半也就是九十秒的时间逃命。

“今晚我可能回不来了。”他不停地念叨着。不过令人欣慰的是，那帮可恶的保安队队员今晚也不可能回家了。干掉了他们，我们就为许多素不相识的人争取到了几个月的生命、几个月的希望。因为要再建一个狗窝，他们得费好一番工夫。

虽然我们只有一分半，但我们为其他人赢得了几个月时间，这样做是值得的。

鲍里斯是在马塞尔·朗杰被执行死刑的当天开始对付保安队的。他已经被关进圣米迦勒监狱很长时间了，为了救他，我们杀死了莱斯皮纳斯代理检察长。现在，我们要继续他未完成的使命。我们的行动取得了明显成效：在对鲍里斯的审判中，法官们个个你推我让，谁也不敢再判死刑，最终决定的结果是二十年监禁。今晚，克劳德想到了鲍里斯，也想到了鼓励过他的恩内斯特。恩内斯特牺牲时只有十六岁，你能想象吗？在被保安队队员抓住时，他当街尿了裤子。那帮浑蛋让他把裤链拉开，想好好羞辱他一番。事实上，他只是要借机拔下裤袋里手榴弹的机关，送眼前的这群人渣下地狱。克劳德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年仅十六岁的少年消失在街中央。

今天是11月5日，距离我们枪杀莱斯皮纳斯已有近一个月的时间了。“我可能回不来了，”我的弟弟说，“但没关系，其他人会替我活下去的。”

夜越来越深了，天空下着雨。“行动吧。”雅克小声说。克劳德抬起头，松开手臂。亲爱的弟弟，珍惜你的时间，记住生命的每个瞬间，鼓起勇气，让自己充满力量吧。千万不要忘记妈妈看着你入睡时那温柔的眼神，那只是几个月前的事情而已。你看，离开父母后的时间其实过得很慢，所以即使今晚回不来了，你也还有一段时间可以存活。不要怕，只要将平时练习过无数次的本领拿出来就可以了。我很想和你并肩作战，可惜，此刻我并不在场。但别担心，还有雅克和你在一起。

克劳德将装有炸弹的包裹夹在腋下，鼓起勇气出发了。他试着不再去想自己危在旦夕的命运，只把它当作黑夜里的毛毛细雨。他并不孤独，我一直都在他心里。

到达圣保罗广场时，他的心跳加快了许多，他一边往前走，一边告诉自己要镇定。如果幸运的话，一会儿他将从克雷诺街逃走。但现在还不是考虑逃跑路线的时候。

弟弟来到了亚历山大街，心里已经不再恐惧。看着他和雅克若无其事的样子，在门口看守的保安队队员以为是自己人，于是毫不犹豫地将他们放了进去。大门在他们背后关上了。弟弟点燃火柴，随着火苗的跳动，他的丧钟似乎也在慢慢敲响。院子的另一边，一辆自行车靠在窗边，他将查理准备的第一枚炸弹放进了篮子里。再走进一扇门，走廊里，丧钟的声音好像越来越大了。还剩几秒？每走两步就是一秒，现在已经走了三十步。还是别数了，反正无论如何都要继续往前走。

两名在走廊里谈话的保安队队员完全没有注意到他。他走进一个房间，将包裹放在散热器旁边，然后装出一副在口袋里找东西的样子。最后，他耸耸肩，好像在为自己的粗枝大叶懊恼。转身离开时，一名保安队队员还靠在墙边给他让道。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他必须保持正常的步伐，不能露出一点蛛丝马迹。终于走回院子里了，雅克指了指自行车，克劳德看到里面的引线已经消失在包裹炸弹的报纸里。还剩多少时间？雅克轻声对他说：“三十秒，可能更短。”门卫任他们自由地走了出去：通常门卫们只关注进入大楼的人。

终于来到了大街上，克劳德在寒风中打起了哆嗦。此刻，他还笑不出来，就像上次炸火车头的情形那样。如果计算没错的话，他们必须在炸弹爆炸之前逃出警察的巡逻区域。否则，在炸弹的映照下，黑夜将如同白昼，他们很容易被人发现。

“就是现在！”雅克紧紧地抓住克劳德的手臂，与此同时，第一枚炸弹爆炸了。热浪冲向周边的楼房，窗玻璃四处飞溅。一个女人发出了恐惧的尖叫声。紧接着，警察们高声喊叫着往四面八方跑去。雅克和克劳德在十字路口分了手。克劳德将头低低地埋进衣领里，看上去和许多刚刚上完夜班的工人一模一样。

雅克已经走远了，身影消失在卡诺大街的尽头。而克劳德，不知为什么，又开始恐惧起来。他想着总有一天，他和雅克当中的一个会说：“那个晚上，我失去了一个朋友。”而如果他是幸存的那一个，他并不会感到高兴。

亲爱的弟弟，来杜布朗太太家找我吧。雅克明天就会出现在12路电车的终点站，你不用担心。今晚，你蜷缩在被窝里，将脸埋进枕头，好好想一想妈妈身上的香水味吧。你已经很幸运了，妈妈曾陪你度过了最后的童年时光。好好睡一觉吧，我亲爱的弟弟，雅克会回来的。当然，你我现在都还不知道，在1944年8月的某个夜晚，当我们乘火车被押送到德国去的时候，会眼睁睁地看着雅克背部中弹，倒地不起。

我邀请杜布朗太太一起去看歌剧。这并不是为了对她的宽容表示感谢，也不是为自己制造什么不在场证据，只是因为我听从了查理的建议，不让她看到弟弟完成任务后来找我的样子。谁知道弟弟到时会是个什么状况。

幕布拉开了，剧院里漆黑一片，我坐在看台上，心里一直在想弟弟。我把钥匙藏在门毡下面，他是知道的。焦虑的感觉一直笼罩着我，台上在演什么我一点也不知道，但我很高兴可以待在这里。对地下工作者来说，能够在避风港里待着无疑是最惬意的事。在这两个小时里，我不用藏起来，也不用逃跑，这种感觉真是太美妙了。快到幕间休息时间了，也就是说离散场的时间越来越近了，我在这块自由空间里待不了多长时间。演出差不多进行了一个小时，短暂的安静将我带回现实，大厅里的我还是如此孤独。没想到的是，德国宪兵和保安队队员突然冲了进来。剧院大门被粗暴地打开，德国人在台下大声叫嚷着什么，演出无法再继续下去。歌剧对杜布朗太太来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三年了，纳粹占领区里每天都有数不清的人被杀死，法国人早已没有了自由，但所有发生在同胞身上的血腥事实并没有让杜布朗太太感到耻辱。而今天，仅仅因为一出歌剧被打断，她便改变了对抵抗运动的看法，嘴里还对着进来的那帮人小声念叨：“真野蛮！”

回想起昨天跟查理的对话，我终于明白了，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生命存在的意义时，便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德国人像一群疯狗一样粗鲁地疏散着观众。真的，他们大吼大叫的样子，再加上套在脖子上的身份牌，看上去像极了疯狗。而他们身边那帮穿着黑衣的保安队队员则是一群野狗。在荒凉的街道上，它们嘴里流着口水，眼露凶光，恶狠狠地想将每个人都咬得粉碎。看到德彪西的作品被中途打断，再想想保安队队员那一张张狂怒的脸，我知道，克劳德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我们走吧。”杜布朗太太对我说。她穿上大衣，这是唯一让她看上去有尊严的东西。

在站起来之前，我得先让自己的心跳平静下来，双脚不要再颤抖。要是克劳德被抓了怎么办？他会不会被关进潮湿的地窖，每天被严刑拷打？

“我们走吧？”杜布朗太太再次催我。她可不想被那帮禽兽推着走。

“想通了吧？”我微笑着问。

“想通什么了！”杜布朗太太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生气。

“您是不是也准备开始投入‘学习’了？”我站起身来。

食品店门前排着长龙。人们兜里揣着供给券，耐心地等在队伍中。紫色券是买人造黄油的，红色的是糖券，棕色的是肉券（但从年初开始，肉架上就时常空空如也，一周只供应一次），绿色的是茶券和咖啡券（由菊苣或烤大麦替代咖啡的情况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得等上三个小时才能排到柜台前，然后领到仅有的一点糊口之物，但今天人们没心思计算时间，个个都盯着食品店对面的那扇大门。“真是位勇敢的太太”“一个英勇的女性”，类似的评价声在人群中此起彼伏。在这个昏沉沉的早上，两辆黑色小轿车停在了洛尔蒙一家居住的大楼前。

“我刚刚就在那里，亲眼看到他们把她丈夫带走了。”一位主妇小声说道。

“他们还上去抓走了洛尔蒙太太。本来想连他们家的小女儿也一起逮捕，但她当时没在家。”排在队伍里的大楼看门人太太补充道。

她刚才提到的小女儿名叫吉塞勒。这不是她的真名，她的真实姓氏也不是洛尔蒙。住在附近的人们都知道他们是犹太人，但这不打紧，只要警察和盖世太保不知道就行了。可惜的是，他们最终还是被发现了。

“他们对犹太人所做的一切实在是太过分了！”一位太太带着哭腔说。

“洛尔蒙太太是个真正的好人。”另一位太太掏出手绢递了过去。

大楼里的保安队队员和盖世太保一共只有四人。但就是这穿着黑衬衫和制服再佩上手枪的四个人，便能完全控制住食品店门前那条长长的队伍。人们被吓住了，他们不敢站出来说话，更不敢行动。

住在五楼的房客皮勒盖太太救下了小女孩。她当时正好在窗前，看到了盖世太保开来的车，于是赶紧跑去告诉洛尔蒙一家。洛尔蒙太太请求她将女儿带走，藏起来。小女孩只有十岁啊！皮勒盖太太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吉塞勒甚至没来得及同爸爸妈妈进行最后的拥吻。皮勒盖太太一把抓过她，将她带回了自己家里。

“我看到很多犹太人被带走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人回来！”一位老先生一边向前挪动，一边说道。

“您说今天会不会有沙丁鱼呢？”一位太太问。

“不知道。周一的时候还有几箱。”老先生回答。

“他们还没找到小女孩呢。真好！”排在后面的一位太太说。

“是的，最好找不到。”老先生有礼貌地回应。

“听说他们把犹太人押到集中营，许多人都会在里面被弄死。是和我丈夫在同一个工厂里工作的波兰工人说的。”

“我什么都不知道。不过，您最好不要提起这样的事情，也告诉您的丈夫不要说。”

“我们会想念洛尔蒙先生的。”站在后面的太太说道，她总能说出一些感人的话语。

每天清晨，戴着红围巾的洛尔蒙先生都会来到食品店门口排队。他热情的微笑、轻松的话语让人们在漫长的等待中感受到了难得的温暖。在冬季每一个寒冷的早晨，因为有了可爱的洛尔蒙先生，人们的脸上才会泛起少有的笑容。现在，一切都结束了，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了。他所有幽默的词句都被盖世太保的小轿车带走了，一去不复返。从悲剧发生到现在，已经两个小时了。

人群一片沉寂，连轻声嘀咕都很少听到。保安队队员和盖世太保走出了大楼，洛尔蒙太太头发蓬乱地被他们押着。她昂首挺胸地向前走，没有一丝畏惧。他们可以抢走她的丈夫和女儿，但永远无法夺走她作为妻子和母亲的尊严。大家都看着她，她报以微笑，用这种方式向邻里告别。

保安队队员将她推向车子。忽然，她感到孩子正在背后看着她。小吉塞勒此刻就在五楼，脸蛋贴着窗户，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她感受到了。她想转过身去送给孩子最后一个微笑，想让她知道妈妈是多么爱她。只要一秒的眼神交会，小女儿便会知道，不管战争多么残酷，无论人类多么疯狂，母亲对她的爱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

但如果真的转身，一定会引起注意。皮勒盖太太好不容易才救了小吉塞勒一命，她不能再让女儿冒如此大的险。洛尔蒙太太的心在颤抖，她闭上眼睛，头也不回地钻进了车里。

在图卢兹某栋大楼的第五层，一个十岁的小女孩眼睁睁地看着母亲永远地离开了她。她清楚地知道，妈妈再也回不来了，爸爸早就跟她讲过：犹太人一旦被带走，就没有机会再回来，所以每次在说自己的新名字时，一定不能出错。

皮勒盖太太一手搭着她的肩膀，一手拉着窗帘，生怕被下面的人看见。但吉塞勒还是看到了妈妈被带进黑色小轿车的场景。她想对妈妈说：“我爱你，我会永远爱你。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从此以后，我便没有妈妈了。”不能说出声，她便用力地想，她相信这样强大的感情可以穿透玻璃，坐在车里的妈妈一定能听到她想说的话，即使她双唇紧闭着。

皮勒盖太太弯下腰轻吻她的额头。她感觉到皮勒盖太太的眼泪滴落在背上，可她没有哭。她下定决心勇敢地走下去，发誓永远不会忘记1943年12月这个令她失去母亲的早晨。

小轿车门被关了起来，盖世太保开车离开了。小女孩张开双臂，表达着自己最后的爱。

皮勒盖太太双膝跪地，与她靠得更近：

“小吉塞勒，我真的很抱歉。”

看着满脸热泪的皮勒盖太太，小女孩露出了脆弱的微笑。她一边帮皮勒盖太太擦眼泪，一边说：“我叫莎拉。”

四楼的住户气急败坏地从饭厅窗户旁走开。

走到一半，他停了下来，对着悬挂在五斗橱上的框吹气。贝当元帅的画像上积了厚厚的一层灰。从今以后，再也不会听到楼下的人发出噪声，也不会再有琴声。

他觉得自己有义务继续监视这栋大楼，一定要找出是谁把那个肮脏的小犹太佬藏起来了。

时间过得很快，我加入兵团已经八个月了。我们几乎每天都有行动，光上周我就执行了四项任务。从年初到现在，我瘦掉了整整十公斤，身心完全被饥饿和疲惫笼罩。这天傍晚，我去弟弟家接他，并且给了他一个惊喜：我带他去市区一家饭馆撮了一顿。克劳德看到菜单时，眼睛睁得大大的。鲜肉浓汤、蔬菜和苹果蛋糕，我将所有的钱都花在了这家名叫“佩多克皇后”的饭店里，但这没什么。原本我以为年底前自己一定会死，但现在已经12月初了，我们还活得好好的！

刚走进这家饭店时，望着眼前一群群保安队队员和德国人，克劳德以为我是带他来执行新任务的。在得知我们是来吃饭时，我看到他脸蛋上泛起了童年时幸福的光芒。他的微笑与小时候我们和妈妈在家里玩捉迷藏时一模一样。当时妈妈的眼里充满了欢乐，她走过衣柜时还故意装作没看到藏匿其中的弟弟。

“这是为了庆祝什么？”他小声问我。

“随便！庆祝冬天，庆祝我们还活着，随便庆祝什么都行。”

“你哪来那么多钱付账？”

“这你别管，放开肚皮吃就行了。”

看着篮子里金黄松脆的面包，克劳德的眼珠都快掉出来了，这情形像极了一个发现一整箱金子的海盗。吃完饭后，看到弟弟兴奋不已的样子，我的心情也好了很多。在他起身去洗手时，我叫来服务员结账。

过了一会儿，我看见他表情怪异地走了回来，没有再坐下。他告诉我，我们应该马上离开。我还没喝完咖啡，但他坚持，还不停地催我。他肯定感觉到了什么。我赶紧付了钱，套上大衣，和他一起走了出去。在路上，他拉着我的肩膀把我往前拽。

“快点走！快点！”

我向后瞟了一眼，看看是不是有人跟着，但路上空空如也。再看弟弟的脸，我发现他正努力憋着笑。

“见鬼！到底出了什么事！你弄得我很害怕！”

“快走！到那边的小路上，我就告诉你。”

直到把我带进了一个死胡同里，他才放心地将藏在外套里的宝贝拿给我看。原来他在佩多克皇后饭店的衣帽间里偷走了一位德国军官的腰带，上面还别着一把毛瑟枪。

我们俩走回大街上，感到前所未有的默契。这个夜晚非常美好，食物让我们找回了力气和希望。在分开时，我提议明天再见面。

“我不行，明天我有任务。”克劳德小声说，“我才不管什么规定呢。你是我哥哥，要是连你都不能说的话，还有什么意思？”

我一句话都没说，既不想鼓励他破坏规定，又不想失去他的这份信任。

“明天我要去邮局偷钱。詹大概觉得所有小偷小摸的事情都该由我做吧！可是你知道，我讨厌这样！”

我明白他的不安，但兵团真的非常需要钱。我们这些“大学生”要是连饭都吃不饱，怎么会有力气继续战斗。

“很危险吗？”

“一点都不！这让我更生气！”克劳德低声发着牢骚。

接着，他跟我说了一下任务安排。

每天早上，邮局的一位女职员都会独自一人前往巴尔扎克街的办公地点。她手里会拿一只帆布袋，里面的钱足够我们花好几个月。克劳德负责将她打昏，然后夺过帆布袋，埃米尔负责掩护。

“我没要他们给我的大棒！”克劳德生气地说。

“那你打算用什么把她打昏？”

“我才不打女人呢！到时我就吓唬吓唬她，实在不行就推她两下，然后抢过布袋就跑。”

我不知道该说点什么。詹应该知道克劳德不可能打女人。但我怕事情并不会像弟弟希望的那样进展顺利。

“我得把钱送到阿尔比，两天后才能回来。”

我张开双臂抱了抱他，让他向我保证一定要小心，然后彼此道别。我后天也要执行任务，之前还得先去查理家取些弹药。

早上七点，克劳德按计划来到了邮局旁边的小花园，藏在一堆灌木丛后面。跟平常一样，八点十分，邮局的小卡车开了过来，放下了那位女职员。此时，克劳德一跃而起，向这位女职员亮出了拳头。没想到的是，那女职员至少有一百公斤重，还戴着眼镜！

之后的一切发生得很快。克劳德使劲地推搡她，那人却像一堵墙一样纹丝不动！克劳德被弹到了地上，耳边嗡嗡作响。没有别的办法了，只能按照詹的意思做。当他抬头看到那个女人的眼镜时，他想到了同样近视的我。想到一拳下去之后，玻璃碎片将飞入这个无辜者的眼睛，他彻底放弃了这个念头。

“有贼！”女职员大声喊叫起来。克劳德使出全力去抢夺被女职员护在胸前的布袋。也许是力气不够大吧，在扭打中他又摔倒在地上，一百公斤的身体压到他的胸口上。他奋力挣扎着，拼命拉扯着布袋。埃米尔跨坐在自行车上，目瞪口呆地望着眼前的一切。最后，无计可施的克劳德只好拔腿逃跑了。为保险起见，埃米尔不得不朝反方向骑去。行人围拢过来，女职员惊魂未定地爬了起来，人们安抚着她的情绪。

一个骑摩托车的警察赶了过来，问明情况后便开始追赶。他远远地看到了克劳德，于是操起催泪瓦斯掷了过去。几秒后，克劳德感觉自己被一根大棒狠狠地打倒在地。那个警察从摩托车上下来，快步走上前去，对着克劳德就是一顿暴烈的拳打脚踢。最后，克劳德被枪托击中太阳穴，昏迷不醒。警察给他戴上手铐，带回了警察局。

苏醒过来时，克劳德发现自己被反手绑在椅子上。拷问他的警察对他又是一顿毒打，他跌到地上，头重重地磕在地板上，再度昏死过去。不知过了多久，等他再次醒来时，眼睛里一片血红。浮肿的眼皮被污血粘在了一起，嘴唇已经裂开，脸被打得变了形。除了陷入昏迷之外，其他时候，只要他一抬头，迎接他的永远是警察的棍棒。

“你是个小犹太佬？”富尔纳警员问道，“偷钱来做什么？”

克劳德随便编了一个故事。当然，在这故事里，没有为自由而战的孩子，没有同伴，更没有任何告发的对象。可惜，富尔纳并不相信他的故事。

“你住在哪里？”

克劳德扛了两天才回答这个问题。这也是兵团的规定，两天时间里，同伴应该有时间去他的住处“整理”。富尔纳还是不停地殴打我的弟弟，天花板上吊着的灯泡剧烈晃动，弟弟被打得团团转。一阵呕吐之后，他再次昏了过去。

“今天周几？”克劳德问。

“你来这里已经十天了。”看守回答，“他们把你的脸整理干净了。”

克劳德想伸手摸摸自己的脸，但仅是轻轻的触碰便已让他痛得难以忍受。看守小声说：“我也不喜欢这样。”他放下饭碗，关上了牢门。

克劳德在被抓后坚持了两天，最终说出了自己的住址。

埃米尔回去报告说，他确定看到克劳德逃走了。于是大家都认为克劳德可能在阿尔比耽误了。但等了两个晚上，我们已经来不及去他家收拾东西了。富尔纳带着部下闯进克劳德的房间大肆翻找。

饥渴的警察们在克劳德身上嗅到了抵抗分子的味道。但在他的房间里，他们没有什么大发现。抬起床垫，没东西！拆下枕头，什么都没有！打开衣柜抽屉，还是一无所获！只剩下角落里的火炉了。打开铁栅栏之后，富尔纳发出了狂喜的叫声：

“快看我找到了什么！”

一枚手榴弹躺在炉灶里。

接着富尔纳弯下身去使劲搜寻，从里面拿出了一片片残破的信纸。这是弟弟写给我的信，但我没收到过。为安全起见，他将信扔进了火炉，谁知炭火不够，并没能烧干净。

我离开查理家时，他的心情还是一如既往地好。当时我还不知道弟弟被抓，一心想着他只是在阿尔比耽搁了。查理和我在菜园里聊了一会儿天，但天气太冷，我们很快就回到了屋里。临走前，他把明天执行任务的武器交给了我。

我将两枚手榴弹揣进兜里，手枪插在皮带上，颇为费劲地骑上自行车离开了鲁贝尔。

夜幕降临了，路上空无一人。我把自行车停在走廊上，然后找钥匙开门。骑了那么长一段路之后，我已经是筋疲力尽。找到钥匙，十分钟后就可以躺在床上了。走廊的灯坏了，不过没关系，就算黑灯瞎火，我也能找到钥匙孔。

背后有怪声传来。我还来不及转身，便被打倒在地。几秒后我的手被反铐在背后，脸上都是血。六个警察在房间里等着我，花园里还有六个，住处附近的街道也被封锁了。杜布朗太太的叫声传了过来。警车不停地开来开去，四周都是警察。

弟弟居然在给我的信里，写上了我的地址！这封信本来应该被烧成灰烬的，但命运就是如此。

第二天清晨，准备和我一起执行任务的雅克没有等到我的出现。一定发生什么事了，让诺一定被带走了。他赶紧骑车赶往我的住处，打算帮我“整理房间”。

早已等在那里的两个警察将他逮了个正着。

我的遭遇和弟弟一样。富尔纳对我绝不会心慈手软。十八天的拷问，意味着十八天的拳打脚踢、烟蒂烫烧，以及各种各样的酷刑。心情好的时候，富尔纳会让我跪在地上，伸直双臂，一手举一本厚厚的年鉴；只要手稍有弯曲，他的脚便会朝我的肩膀、肚子和脸一阵狂踢。心情不好的时候，脚就会瞄准我的胯下。我一个字也没有说。我和雅克被关在朗帕尔-圣司提反街的警察局里，有时会听到雅克在夜里痛苦地呻吟，但他和我一样，什么都没有说。

12月23日。我们被抓已经有二十天了，还是什么都没说。富尔纳气疯了，最终只得签下文件将我们转移到监狱。严刑逼供的日子终于结束了。

我们被军用货车拉到了圣米迦勒监狱。几天后，军事法庭成立了。从此以后，法庭只要一做出判决，就要马上行刑，对所有抵抗分子都一样。

英国的天空在我昏昏沉沉的脑海里渐行渐远，我再也不可能听到“喷火”战斗机的轰鸣声了。

在这辆带我们走向末路的军用货车里，我又想起了自己的梦，它只撑了八个月而已。

1943年12月23日，我被关进了圣米迦勒监狱。昏暗的牢房里什么都看不见。我的眼睛已经肿得快睁不开了。

但我清楚地记得，在圣米迦勒监狱这间暗无天日的牢房里，我听到了一个熟悉而虚弱的声音。

“圣诞节快乐。”

“圣诞节快乐，弟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