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恐惧日夜不停地折磨你时，继续活下去，继续战斗，继续相信春天终究会到来，这需要多么惊人的勇气。为别人的自由而……牲，对于只有十六岁的少年来说，未免太过苛刻。

没有人会喜欢身陷囹圄的生活。每次牢房门关闭的巨大声响都会让我们心惊胆战。看守们轮番在面前走来走去，让我们不胜其烦。所有这些都是被剥夺自由的人必须面对的。生命对于身在高墙内的我们还有什么意义呢？是法国警察将我们逮捕的，不久军事法庭就会开始审判，紧随其后的便是枪决，而在刑场上开火的，也是法国人。我们所做的一切，到底有什么意义？我找不到答案。

被关进来几周的狱友告诉我，他们已经习惯这里的生活了，只要假以时日，我也会接受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可现在的我，心里在不停地计算着流逝的时间，无法平静下来。十八岁就这样过去了，二十岁永远都不可能到来。“晚上当然会有饭吃。”克劳德说。送来的食物散发着恶臭，白菜汤里时不时地漂着几颗腐烂的豆子。为了不饿死，我们必须吃下去。监狱里住着的，不只有外来劳工和游击队员，还有成群结队的跳蚤和臭虫。脓疮一刻不停地折磨着我们。

夜里，克劳德紧紧地黏在我身上。监狱的墙壁冷得结了冰，我们只能互相依偎着取暖。

雅克变了许多。他每次一醒来，便开始默默地踱来踱去，万分失望地看着时间一点一点溜走。或许在他心里也有一个女人。思念一个人的感觉是痛苦的。有时，我看见他在夜里抬起手，想要抓住什么东西，却什么也碰不到。曾经的爱抚已经不复存在，那带着香气的脸庞只能留存在记忆里，但眼神中的默契一如从前。

一个好心的看守偷偷递进来一张字条，是外面的游击队员写的。雅克迫不及待地念给我们听，只有在这时，他脸上的失望才一扫而光。被限制自由、无法再有所行动的无助感每天都折磨着他。我想，不能再见到奥斯娜应该也是他难过的原因之一。

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看着雅克被失望的情绪完全笼罩，我似乎突然明白了世界上最美丽的情感：一个男人可以坦然面对死亡，却无法忍受失去挚爱的苦痛。

他停顿了一会儿，然后接着给我们念字条，上面是伙伴们的消息：飞机机翼被我们炸掉，电线杆被毁坏，一名保安队队员被当街放倒，十节将无辜的人运往集中营的车厢被挡住了去路……我们仿佛可以分享到他们的胜利。

在这里，我们什么也不能做。在这个阴暗潮湿的恐怖空间里，只有病菌可以恣意妄为。但就在这最黑暗的角落，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一丝微弱的光亮，旁边牢房的西班牙狱友们将这唯一的光明称作“希望”。

新年到了。我们没有任何庆祝活动，因为没有任何值得庆祝的事情。我在监狱里认识了沙辛。这年1月，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已经被带去受审了。在一阵装腔作势的审讯后，一辆小卡车将犯人带上刑场。接着便听到枪声响起，狱友们高声叫喊，然后一切归于平静，大家默默等待自己的那一天到来。

我不知道沙辛的真名是什么，他已经没有力气告诉我了。沙辛只是我给他起的名字，因为有时他在夜里高烧不退的时候，就会喊出这个他幻想中会来拯救他的白鸟的名字。“沙辛”在阿拉伯语里是一种白色圣鸟的名字，我在战后特地去看过这种鸟，为了纪念这位监狱里的朋友。

被关进来的几个月里，沙辛一天天地衰弱下去。他的身体严重缺乏营养，胃已经小得连汤都装不下了。

一天早上，我正在抓虱子，一抬头便看到他在用眼神叫我过去。我来到他跟前，见他使出全身力气露出了一个浅浅的微笑。他把眼睛转向自己的腿，上面的脓疮已经烂得不成样子。我明白了他的意思。死神就快来了，但沙辛想干净而体面地迎接它。我将自己的床垫挪到他旁边。晚上的时候，我帮他抓跳蚤，将他衬衫褶皱里的虱子通通除掉。

沙辛时不时地给我一个微笑，这是他在用尽全力向我表示感谢。但我想说，真正应该说谢谢的人，是我。

晚饭送来的时候，他示意我把他的那一份给克劳德。

“我的身体已经死了，不用再给它东西吃了。”他小声对我说，“拿去救你弟弟吧，他还年轻，应该继续活下去。”

白天，沙辛不曾说过一句话。或许只有夜晚的寂静才能带给他一丝力量。在共同的沉默中，我们感受着人性的温暖。

约瑟夫是监狱里的神父，他贡献出自己仅有的一点供给券来帮助沙辛。每周他都会给沙辛带一小包饼干。我把饼干分成小块，强迫沙辛吃下去。他要花一个多钟头才能吃下一块饼干。最后他累了，请求我把剩下的饼干给其他伙伴：“别浪费了约瑟夫神父的心血。”

你看到了吗？这是一位神父在节衣缩食地帮助一个阿拉伯人的故事；是阿拉伯人鼓励一个犹太人振作的故事；是犹太人将弥留之际的阿拉伯人抱在怀里，陪他静静地走完人生旅程的故事。在所有这些故事里，人类世界散发着最灿烂的光辉。

1月20日晚，寒气直逼到我们的骨头里。沙辛浑身发抖，我将他抱在怀里，颤抖已经让他筋疲力尽。这一晚，他拒绝了我送到他嘴边的食物。

“帮帮我，我要找到自由。”他突然对我说。

“我都没有的东西，怎么给你？”

沙辛微笑着回答：

“我们可以想象。”

这是他最后的话语。我遵守了自己的诺言，将他的身体一直洗到黎明时分，洗得干干净净。在日出之前，我为他穿上了衣服。我们当中信教的伙伴为他做了祷告。虽然不知说的是什么，但我知道，他们的语言都是发自内心的。我不信上帝，但此时我也跟着一起祈祷，祈祷沙辛的愿望早日实现，希望他能在彼岸终获自由。

1月下旬，狱友们被送上刑场的频率慢了下来，这让我们重新燃起了希望：或许在还没轮到之前，国家就已经解放了。不过，每个被看守带去审讯的人，虽然一心希望判决能够延期，但从来未如愿，等待他们的只有枪决。

就在我们被高墙团团围住动弹不得的时候，兵团在外面的行动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抵抗运动不再遮遮掩掩了，伙伴们现在的行动都是光明正大的。兵团已经发展到整个地区，甚至整个国家，为自由而战的号角响遍了法兰西。查理曾说是我们发明了巷战，这当然有些夸张，我们并不是唯一用这种方式进行斗争的人，但在图卢兹地区，我们的确为其他人做出了榜样。其他队伍的人效仿我们的方法，一次又一次地破坏着敌人的设备和计划。所有德国列车的车厢和物资都有被炸飞的危险，没有一家为敌军生产武器的法国工厂不在担心自己的厂房和机器被毁坏。伙伴们采取的行动越多，民众就会跟着越来越英勇，抵抗运动的队伍也就越来越壮大。

放风的时候，西班牙狱友告诉我们，昨天兵团又进行了一次爆炸行动。雅克走到一个西班牙政治犯身边，希望打听到更多的消息。这个人叫博拉多斯，看守们好像有些怕他。他是卡斯蒂利亚人，和他所有的同胞一样，他为那片土地深感自豪。为了卡斯蒂利亚，他英勇地加入了西班牙内战；在徒步穿越比利牛斯山逃亡到法国时，他的心中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自己的故乡；被关押在西部集中营时，他日夜都在为祖国歌唱。西班牙犯人和法国犯人之间隔着高高的栏杆，博拉多斯示意雅克靠近些，然后将从看守嘴里听到的消息告诉了他。

“是你们的人干的。上周，你们的伙伴赶上了最后一班电车，却没注意到里面坐的全都是德国人。他当时一定在想什么事情，才会这么糊涂。一个德国军官上去对着他的屁股就是一脚，把他踹下了车。他很气愤，被踹屁股是对人很大的羞辱。他爬起来四处打听了一下情况，很快就把原因搞清楚了：电车每天晚上都会来接看完文艺演出的德国军官，这最后一班电车有点专门为他们服务的意思。几天后，也就是昨天晚上，他带着另外两个伙伴再一次来到了自己被踢下车的地方。”

雅克一句话也没说，静静地听博拉多斯讲着。他闭上双眼，仿佛自己就置身于行动当中，他似乎听见了埃米尔的声音，看到了埃米尔在行动成功之后嘴角扬起的笑容。正常情况下，故事应该这样结尾：几枚手榴弹炸飞了快速行驶的电车，坐在车里的纳粹军官们通通一命呜呼，投掷手榴弹的几名少年成了英雄。然而，故事并不是这样发展的。

他们藏在人家门前的阴影里，心里紧张得要命，身体在寒风中瑟瑟发抖。街上冷得结起了薄冰，月光下空荡荡的路面散发着亮光。屋檐上偶尔有水珠滴下，轻轻地打破周遭的宁静。路上一个人影都没有。他们每呼吸一次，都有白气从嘴边冒出，他们得时不时地搓一搓快被冻僵的手指。但恐惧与寒冷的感觉交织在一起，怎么可能那么容易克服？要是稍有差池，他们就完了。埃米尔想到了恩内斯特：直直地躺在地上，胸口被炸开，上身被口中、喉中喷涌而出的鲜血染得通红，手脚四分五裂，脖子半挂着。原来人在被杀害之后，肢体可以如此灵活。

相信我，这个故事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当恐惧日夜不停地折磨你时，继续活下去，继续战斗，继续相信春天终究会到来，这需要多么惊人的勇气。为别人的自由而牺牲，对于只有十六岁的少年来说，未免太过苛刻。

电车从远处驶来，在黑夜中射出了一道光。一起行动的是安德烈、埃米尔和弗朗索瓦，他们必须并肩作战，缺一不可。只见他们将手伸进大衣口袋，抓住手榴弹，握紧保险销。稍有失误，他们便会被自己的武器炸得支离破碎。到时警察们就会把埃米尔被炸飞的身体收拾到一起，扔在路边。这样的死法，人人都会觉得恶心。

电车越来越近了，已经可以看清里面德国士兵的身影。他们还在耐心地等待时机，心已经提到嗓子眼儿了。“就是现在！”埃米尔轻声地下了命令。手榴弹被拉开了，它们冲破玻璃飞进了电车里。

纳粹军官们吓得六神无主，争先恐后地想要逃出地狱。埃米尔向街道另一头的弗朗索瓦做了个手势：冲锋枪架了起来，对着电车扫射，手榴弹随即爆炸。

博拉多斯的讲述非常细致，令雅克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他还是沉默，与昨晚那条冰冷的街道一样。在这寂静中，他仿佛听到了伙伴们痛苦的呻吟。

博拉多斯看着他。雅克向他点头致谢。

“春天总有一天会到来的。”雅克轻声说着。

1月就这样过去了。我有时会想起沙辛。克劳德的身体越来越虚弱。狱友偶尔会从医务室拿点硫黄片回来，不是为了治嗓子痛，而是用来做成火柴，然后大家围坐到一起，点一支从看守那里要来的香烟，一人吸上几口。不过今天我没这个心情。

弗朗索瓦和安德烈早先去洛特-加龙省新成立的游击队帮忙。当他们完成任务回来的时候，发现一大帮宪兵在家门口等着。二十五个人将他俩团团围住。他们大声说出了自己抵抗分子的身份。自从德国人很快就会被打败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法国政府中有些人就开始摇摆不定，开始相信法国是有未来的了。可惜逮捕他们的宪兵还没有改变想法，于是他们毫无悬念地被带走了。

走进警察厅时，安德烈没有丝毫畏惧。他拔出手榴弹狠狠地扔到地上，所有人都吓得四处逃窜，只有他纹丝不动地站在那里。手榴弹在滚了几圈之后并没有爆炸。宪兵们一拥而上，将他按倒在地，一阵疯狂地拳打脚踢。

安德烈被打得全身肿胀，口吐鲜血。早上他被送到了监狱医务室，那帮宪兵打断了他的肋骨、前额和下巴颏儿，此刻的他只能用“遍体鳞伤”来形容。

圣米迦勒监狱的看守长名叫图先。他每天下午放风时间负责给我们开牢门。每次快到五点的时候，他就会拿着一大串钥匙走进来，一间接一间地开门。我们要得到他的命令才能走出去。我们听到他的口哨声，总要磨蹭一会儿才出去，不为别的，就为了看他露出焦躁不安的样子。所有牢门打开之后，囚犯们靠墙站成一排，看守长站得笔直，手里拿着棍子，带着两个手下四下看一看，然后大踏步地走过队伍。

每个犯人都得向他致敬：点点头、抬抬眉、叹叹气，不管怎样，要让他感受到自己的权威。检阅完毕后，我们才能排着队挨个走到院子里去。

我们和西班牙狱友一起结束放风。于是刚才的“仪式”又要重来一次。他们一共五十七个人，在狭窄的楼梯口站着。

和我们一样，他们经过图先面前时，也要向他致敬。同样，他们也必须脱光衣服才能回去。晚上在监狱里必须是一丝不挂的。图先说这是出于安全考虑，衬裤也不行。“一个裸体的人是很难越狱的，就算他逃到城里，也一定会马上被发现。”

但我们不认为这是真正的理由。他们实行这样残酷的规定，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犯人们感到永无休止的羞辱。

图先当然也明白这一点，但他选择漠视，甚至把这当作自己一天中最大的快乐。当五十七个西班牙人从他身边走过，向他致敬；当五十七个身体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时，图先看守长心中充满了快感。

可是，这些西班牙人只是迫于无奈才会这样做的。图先每次看到他们都有些许失落，因为这帮年轻人从来没有真正被他驯服过。

队伍慢慢地往前走着，带头的是鲁维奥。本来博拉多斯也有资格当头儿的，但是我之前说过了，他是卡斯蒂利亚人，依他的个性，很可能对着看守的脸就是一拳，甚至将看守按到栏杆上一顿猛打。所以让鲁维奥走在最前面是明智的，尤其是今晚。

我跟鲁维奥比较熟，因为我们都有一头特别的红头发。他的脸上也有许多小斑点，眼睛是淡蓝色的。不过上天对他更眷顾一些，因为他的视力相当好，而我要是不戴眼镜，就跟瞎子没什么两样。鲁维奥很幽默，他只要一开口，总会让大家开怀大笑。笑对于关在监狱里的我们来说是弥足珍贵的，在昏暗的牢房里能够让每个人都笑出声来，这真是一种了不起的天赋。

鲁维奥在外面的时候一定很受女孩子欢迎，我一定要让他教我几招，万一以后有一天再见到索菲，就能派上用场了。

西班牙狱友的队伍慢慢往前走，图先一个接一个地数着。鲁维奥面无表情地走着，来到图先跟前，弯了几下腰。图先感到备受尊重，很高兴，鲁维奥却不以为然。走在鲁维奥后面的有：想要教加泰罗尼亚语的老教授、在监狱里学会了识字并能够背诵几行加西亚·洛尔卡加西亚·洛尔卡（1898—1936），20世纪最伟大的西班牙诗人。诗句的农民、阿斯图里亚斯地区某个村庄的村长、水利工程师、受法国大革命感召并会唱几句《马赛曲》的少年……

来到更衣室前，他们开始一个接一个地脱衣服。

他们脱下来的，是自己参加西班牙内战时穿的衣服。裤子已经破得只能靠细绳子拴住，在西部集中营时缝的帆布鞋几乎没了鞋底，衬衫早已烂得不成样子。即便如此，他们依然是充满自豪感的一群人。卡斯蒂利亚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它的孩子自然也是如此。

图先摸着肚子，打着饱嗝，将擤出来的鼻涕擦在自己的衣服上。

他发觉这帮西班牙人今天似乎很安静。他们仔细叠好裤子，脱下衬衫，将它们挂在栏杆上，然后一起弯腰脱鞋。图先挥舞着棍子，好像对着空气打节拍。

五十七个瘦弱的身体转了过来。图先认真地看着他们，感觉有什么地方不对劲。棍子继续晃着，他摘下军帽，身体往后倾斜，再一次打量眼前这群人。肯定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哪里呢？他看了看两边的手下，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耸了耸肩。图先终于找到原因：“为什么你们还穿着衬裤，不是说必须裸体吗？”看守长就是看守长，他的两个手下看了半天都没发现的异常，终究被他逮到了。图先再仔细看看队伍，希望能找出哪怕一个完全按照他的指示做的人，但一个都没有，每个人都还穿着衬裤。

看着图先恼羞成怒的样子，鲁维奥憋着没有笑出声来。这是一场无声的战斗，虽然看似微不足道，却意义非凡。如果赢得了胜利，后面就会出现更多的斗争。

鲁维奥完全不把图先放在眼里，只是静静地看着这个蠢货，等着他向大家叫嚣：“你们到底在等什么？”

可是图先还没缓过神来，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于是鲁维奥带着大家往前跨了一步。图先赶紧冲到门口，拦住他们的去路。

“快点脱啊，你们知道，这是规定。”图先催促着，他可不想惹任何麻烦，“犯人是不能穿着衬裤回牢房的。衬裤挂在栏杆上，然后你们才能回去，不是每天都这样吗？为什么今晚不行？快点脱吧，鲁维奥，别干傻事。”

鲁维奥没打算听话。他走近图先，冷冷地说：“我不会脱的。”

图先走上前去推搡鲁维奥，还抓起他的手臂向后拧，但脚下的石板由于湿冷的天气而变得异常光滑，看守长先生一个不小心便摔了个仰八叉。气急败坏的图先抬起手来朝鲁维奥扇去，博拉多斯上前一步抓住了他的手，但握紧的拳头最终没有打下去，因为他向狱友们保证过。小不忍则乱大谋，这个道理他明白。

“我也不会脱的！”

图先挥着棍子大叫起来：

“你们要造反吗？！看我怎么收拾你们！你们两人都给我去单人牢房待一个月！我要好好教训教训你们！”

他的话音刚落，剩下的五十五人同时往前站了一步，表示他们都要去单人牢房。图先再傻也知道，他没办法把所有人都关进去。

在苦想对策的过程中，他没有停下手中的棍子，因为一旦放下手臂，便意味着他认输了。鲁维奥微笑着看着伙伴们，然后开始摆动手臂。当然，他的手不会碰到任何一名看守，以免留下口实。他只是在空中画着大圈，其他人也跟着他一起做。五十七双手在空中转动，楼下的我们跟着大声歌唱起来。《马赛曲》《国际歌》《游击队员之歌》的旋律响彻整个监狱。

图先别无选择，在整座监狱暴动之前，他必须认输。只见他终于放下手中的棍棒，呆呆地站着，示意犯人们赶紧回牢房去。

这个晚上，西班牙人取得了衬裤战争的胜利。这只是个开端。第二天，当鲁维奥将整个过程的细节向我娓娓道来时，我激动地把手臂伸过栏杆，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他问我对这件事怎么看，我回答说：

“让巴士底狱的历史在这里重演吧。”

那位会唱《马赛曲》的农民后来死在了狱中；希望教加泰罗尼亚语的老教授没能从毛特豪森集中营活着走出来；鲁维奥也曾被押去集中营，幸运的是，他活了下来；博拉多斯在马德里被枪决；阿斯图里亚斯地区的那位村长最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佛朗哥统治被推翻后，他的孙子继承了爷爷的事业。

至于图先，解放后他在阿让监狱继续做着看守长的工作。

2月17日清早，几个看守带走了安德烈。他走出牢门时向我们耸耸肩，用眼神向大家告别。门再次被锁上，他被两个看守架着走向位于监狱中央的军事法庭。没有律师替他辩护，也就不存在什么法庭辩论了。

开庭一分钟后，他便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的警队已经在外面待命了。

这些警员是特别从加龙河畔的格勒纳德派来的，安德烈正是在那里完成任务时被逮捕的。做戏当然要做全套。

安德烈想再来跟我们告别，但这是违反规定的。临刑前，他给妈妈写了封短信，交给了当日代替图先的看守长泰伊。

枪决时间到了，他请求再宽限几秒，将手上的戒指取下来递给了泰伊。尽管有些不乐意，看守长还是收下了戒指，答应会交给他的妈妈。“这是她的结婚戒指。”安德烈说。在他离家加入兵团的那天，妈妈将戒指送给了他。交代完后，他的双手被绑了起来。

我们紧紧攀着牢房的栅栏往外张望，想象着由十二人组成的警队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安德烈直直地站着。十二声枪响，我们拳头紧握。十二发子弹穿过了我们亲爱的同伴那本就瘦弱的身躯。安德烈全身抽动，头偏向一边，身体被撕裂，嘴角鲜血长流。

行刑完毕，警员们列队离开。看守长泰伊撕掉安德烈的信，将戒指放进了自己的口袋。明天，他还要应付我们当中的其他人。

在蒙托邦被逮捕的萨巴捷紧接着也在这里被枪毙了。他倒下的位置上，安德烈的血刚刚干掉。

晚上，我在圣米迦勒监狱的院子里仿佛还能看到被泰伊撕碎的信纸。梦中，纸片一直飞到刑场的墙上，一块一块地将安德烈临终前写的信重新拼了起来。他才刚满十八岁。

战后，泰伊升为朗斯监狱总看守长。

几天后就要轮到鲍里斯受审了，我们几乎不抱什么希望。幸好在里昂还有我们的兄弟在战斗。

他们的团体叫“卡马尼奥拉指法国大革命时期流行的一种舞蹈或歌曲。自由组织”。昨天他们收拾了一位像莱斯皮纳斯那样判处抵抗分子死刑的总检察长。一个名叫西蒙·弗里德的抵抗分子被处死，紧接着弗雷潘杰利检察长殉了葬。自此以后，再也没有法官敢判我们死刑了。鲍里斯被判二十年监禁，但他觉得无所谓，因为他知道外面的战斗仍然在继续。西班牙狱友告诉我们，昨天保安队的一个办事处被炸毁了。我想尽办法将这个消息告诉了鲍里斯。

鲍里斯现在还不知道，在1945年春天刚刚到来的时候，他会在居森集中营悄然离世。

“让诺，别愁眉苦脸的！”

雅克的声音将我从沉思中唤醒。我抬起头，接过他递来的香烟，让克劳德也坐过来抽两口。但弟弟好像已经筋疲力尽，一点都不想动，只想靠墙躺着。让他提不起精神来的原因，不是饿，不是渴，不是夜夜撕咬我们的跳蚤，也不是看守的辱骂，而是只能待在高墙里，不能再为抵抗运动做任何事情。我能理解他，因为我自己也常常有这种凄苦的感觉。

“我们不能放弃，”雅克说，“他们还在外面继续战斗。盟军很快就要登陆了，你们等着瞧吧。”

雅克一边安慰我，一边肯定地说。伙伴们正在计划袭击综艺电影院，那里一直在播放纳粹的宣传片。

罗西娜、马里乌斯和恩佐负责这次行动，但这次准备弹药的并不是查理。他们计划在影片放映结束后再引爆炸弹，因为那时人群已经散开，不会影响到无辜的民众。罗西娜要把炸弹放在正厅前排的一个座椅下面。炸弹安装了延时系统，查理因为缺乏材料，做不出这样的装置。行动本来计划在昨晚进行，电影院放映的影片是《犹太人苏斯》这是一部著名的反犹电影。。但电影院四周到处都是警察，入口处每个人都要被仔细检查一番，箱包要全部打开，他们没办法混进去。

詹决定第二天再行动。这次门口没有人，罗西娜走进大厅，坐在马里乌斯旁边。马里乌斯将装有炸弹的包从座位底下递给她。恩佐坐在他们后面放哨。听到这段故事，我有些羡慕马里乌斯，他可以整晚和罗西娜一起坐在电影院里。罗西娜非常漂亮，口音中带着点唱腔，声音总是在颤抖。灯光熄灭，先放的是时事新闻。罗西娜靠着座位，棕色的长发披在肩头。恩佐用双眼记录下了这迷人的一刻。腿下放着两公斤炸药，他们实在很难集中精神看影片。马里乌斯更是如此，他此刻非常紧张。他不喜欢用自己不熟悉的东西。如果是查理负责准备炸药的话，他会很放心，因为查理从来没出过差错。但是眼前的东西不一样，在他看来好像太高级了点。

电影放完后，他要将手伸进罗西娜的包，打碎一支装着硫酸的玻璃管。三十分钟后，硫酸将溶解掉一只小铁盒的外壁，然后流进去与里面的氯酸钾混合，两者的混合物将随即引爆炸弹。如此复杂的化学方法他一点都不喜欢，他更愿意用查理制作的简单装置，只需要炸药和引线就够了。一旦装置启动，光计算时间就行了。万一出现问题，则可以冷静地将引线取下来。制造者还在炸弹内部加入了另一套系统：四小堆炸药与一颗水银滚珠连接在一起，要是装置开启后被巡警发现并拿起来，它就会立即爆炸。

马里乌斯深吸了口气，试着投入地看看电影。可是，实在看不进去，他偷偷瞟了几眼罗西娜。一开始罗西娜好像什么都没发现，但过了一会儿，她重重地踢了他一下，提醒他演出在前面，不在她的脖子上。

其实罗西娜自己也觉得这部电影太漫长了。他们三个当然也可以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就启动爆炸装置。这样任务完成了，他们也可以安全回家，不用像现在这样汗流浃背、备受煎熬。但我早就说过，我们从来不杀无辜者，即使有的人很无知。所以他们只能等到影片结束，等整个放映厅的人都走掉了，才能打开这个延时装置。

电影院的灯亮了。观众们起身往出口走去。坐在中间位置的马里乌斯和罗西娜待在座位上没有动，等着人们都离开。后面的恩佐也一样。过道边上一位老太太正慢悠悠地穿着大衣，等在她旁边的先生不耐烦了，于是转身向另一头的走道走去。

“喂，快点起来，电影已经放完了！”这位先生冲着他们发牢骚。

“我未婚妻有点不舒服，”马里乌斯说，“等她恢复一点我们才能站起来。”

罗西娜听后气得不得了，觉得马里乌斯的脸皮真厚。她决定一出去就找他算账！不过现在她只是盼着眼前这个家伙早点离开。

这位先生回头看了一眼，老太太已经走了，但他不想再原路返回。于是他贴着座椅靠背，硬是从还坐着一动不动的马里乌斯和旁边这个年纪轻轻就身体不适的人面前挤了过去，然后连抱歉都不说一声便扬长而去。

马里乌斯慢慢将头转向罗西娜，带着诡异的笑容：出事了，他知道出事了，他感觉到了。罗西娜的脸已经扭曲：

“那个蠢货压坏了我的包！”

这是马里乌斯听到的最后一句话。装置启动了。在刚刚的推搡中，炸弹被踢翻，水银滚珠碰到了炸药堆，悲剧瞬间发生了。马里乌斯立刻被炸成了两截。扑倒在后排的恩佐眼睁睁地看着罗西娜的身体被慢慢抛向空中，再掉到离他三排远的地方。他想起身救她，但发现自己根本站不起来，腿已经被彻底炸开了。

他躺在地上，耳边嗡嗡作响，根本听不到警察们在旁边跑来跑去。大厅里有十排座位被完全炸飞。

接着他被人搀了起来，血不停地流，意识越来越模糊。在他面前，罗西娜倒在血泊中，面容永远地凝固在那里。

恩佐只记得一切都在晚上综艺电影院散场时发生了，罗西娜的脸如同春天般美丽。他俩后来被送到主宫医院。

第二天清晨，一直处于昏迷中的罗西娜不治身亡。

医生们竭尽全力缝合了恩佐的腿。

病房门口，三名保安队队员密切留意着里面的一切。

马里乌斯的遗体被扔进图卢兹墓地旁边的沟渠里。我常常在夜里坐在圣米迦勒监狱里思念他们。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模样与勇气。

第二天，刚从阿让完成任务回来的斯蒂芬一下火车便看到了神情凄然的玛丽安娜。他搀住她，两人一起往火车站外走去。

“你听说了吗？”她哽咽着问。

从斯蒂芬的表情上可以看出，他对昨晚发生在综艺电影院的惨剧一无所知。于是她一边走，一边告诉他罗西娜和马里乌斯已经去世了。

“恩佐在哪里？”斯蒂芬问。

“在主宫医院。”

“我认识一个外科医生，是倾向于自由派的，我去看看能做些什么。”

玛丽安娜陪斯蒂芬往医院走去，两人一路上再没说过一句话，都在想着罗西娜和马里乌斯。来到主宫医院门口，斯蒂芬打破了沉默：

“罗西娜在哪里？”

“在太平间。詹今早去看了她爸爸。”

“我知道了。你要明白，如果我们不能坚持到底的话，他们就都白死了。”

“斯蒂芬，我不知道你说的‘底’是不是真的存在，也不知道这场长时间的噩梦会不会有醒来的一天。坦白地告诉你，自从罗西娜和马里乌斯走了以后，我很害怕，真的很怕。早上一起来就怕；在街上打探消息和跟踪敌人时也怕；每到一个十字路口，我都怕自己被盯上、被射杀、被逮捕；怕执行任务的其他伙伴也像罗西娜和马里乌斯那样再也回不来了；怕让诺、雅克和克劳德被枪毙；怕达米拉、奥斯娜、詹和你出意外。我为兵团的所有人担心。我没有一刻不在担惊受怕，连睡觉时都不例外。当然，这种感觉不是今天才有的，从我第一天加入兵团就有了，甚至从我们被剥夺自由的那一天就有了。所以，是的，斯蒂芬，我会继续在这样的恐惧中活下去，直到你所说的‘底’到来，虽然我完全不知道它在哪里。”

斯蒂芬走近玛丽安娜，姿势笨拙地拥抱她。她羞涩地将头靠到他的肩上，此刻他们都将詹的警告抛诸脑后。他们的内心都充满了孤独，所以只要斯蒂芬愿意，她会接受他的爱，即使只是短暂的时光也好，只要大家能够触及彼此内心最柔软的地方。这一刻的安抚让她备感温暖，因为眼前这个男人正用自己温柔的身体语言告诉她，生活还要继续，她还活着。

玛丽安娜的嘴唇碰到了斯蒂芬，他们开始在主宫医院的台阶前拥吻。罗西娜的尸体则静静地躺在医院幽暗的地下室里。

路上的行人都放慢了步伐，饶有兴致地望着这对似乎永远都吻不够的情侣。尽管战争残酷，但依然有人努力地爱着。就像雅克说的那样，春天一定会回来的。看着他俩在这家昏暗的医院门口如此投入地亲吻，让人相信或许雅克是对的。

“我得走了。”斯蒂芬小声说。

玛丽安娜松开他，目送他走上台阶。在他走到门口时，她向他做了个手势，大概是“晚上见”的意思。

里厄诺教授在主宫医院外科工作。他是斯蒂芬和鲍里斯以前在大学时的医科教授。里厄诺憎恶维希政府的耻辱政策，作为一名自由派，他倾向于支持抵抗组织，因此他热情地接待了自己从前的学生，把他领到一个比较隐秘的地方。

“我能为你做些什么？”教授问。

“我有个朋友，”斯蒂芬有点犹豫，“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在这里的某个地方。”

“在哪个科？”

“在为病人医断腿的那个科。”

“那应该是外科。他做过手术了吗？”

“我想昨晚刚做过。”

“他不在我的部门，今早查房应该见过，我去查一下。”

“教授，得想个办法去……”

“我明白，斯蒂芬，”教授打断了他，“我看看能做些什么。你在大厅等我。我会关注他的身体情况。”

斯蒂芬照教授的意思下楼去了。来到底楼，他发现一扇脱漆木门后面有楼梯通向地下室。他迟疑了一下：要是被人发现，一定会被问到一些很难回答的问题。但情况紧急，他已经顾不上危险了。

走下楼梯，面前的走廊像是深入医院内部的肠道。天花板上，无数电缆交织缠绕在一条条渗水的管道上。每隔十米就有一盏壁灯发出昏黄的光。有的位置灯泡坏了，走廊便在这半明半暗中伸向远处。

斯蒂芬对黑暗一点也不恐惧，他对这段路并不陌生，以前就来过。太平间在右边，他走了进去。

罗西娜孤独地躺在桌子上。斯蒂芬走近覆盖她的沾满黑色血迹的被单。她的头微微偏移，让人一眼就能看出脖子的断裂。是这处伤口致她死亡，还是其他那些布满她全身的伤痕？他在尸体面前静静地思考着。

他是代表所有伙伴来向她告别的。他要告诉她，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她美丽的容颜，我们永远不会放弃。

“如果你在天上碰到安德烈，代我向他问好。”

斯蒂芬亲吻了罗西娜的额头，然后心情沉重地离开了太平间。

他回到大厅看到里厄诺教授正等在那里。

“我到处找你，该死的，你去了哪儿？你朋友脱离危险了，医生缝合了他的腿。我不敢保证他可以再正常行走，但他的伤口会慢慢痊愈。”

斯蒂芬一句话也没说，只是直直地看着他。

老教授最后说：“我什么都不能做，他被三个保安队队员监视着。这帮畜生甚至都不让我进他的病房。告诉你的伙伴们，不要在这里采取任何行动，太危险了。”

斯蒂芬谢过教授，转身离开了。晚上他要去见玛丽安娜，把这些消息告诉她。

恩佐只在医院里待了几天便被押去监狱医务所。保安队队员什么保护措施都没用，就这样开车将他送走，害得他在路途中昏迷了三次。

他的命运已经注定了，甚至都不需要被监禁：只要腿痊愈，只要可以走路，走上刑场，他就会立刻被拉去枪毙。现在是1944年3月初，关于盟军登陆的消息已经满天飞了。我们这里的每个人都坚信，一旦这一天到来，所有处决都会终止，我们会马上得到解放。要拯救恩佐，我们必须跟时间较劲。

查理从昨天开始变得异常暴躁。詹昨天去鲁贝尔的小火车站看他。他是来向查理告别的。内陆组织了一个新的法国抵抗兵团，急需经验丰富的伙伴，詹要去加入这支队伍。这是上头的指示，他也没办法，只能服从。

“谁下的命令？”查理气愤地问。

上个月之前，图卢兹的抵抗分子全都来自我们的兵团！现在有了新组织，就要将以前的队伍拆散吗！像詹这样有经验的抵抗分子已经不多，许多伙伴都被逮捕或者牺牲了，就这样让他离开，查理觉得很不公平。

“我知道，”詹说，“但这是上面的命令。”

查理说他不知道“上面”是谁。一直以来，都是我们这些“下面”的人在战斗。巷战，这是我们自己的发明。其他人只是学我们这么做而已。

查理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对他来说，与詹告别的痛苦甚至大过他与那个回到丈夫身边的女人分别时的痛苦。

詹当然没有那个女人漂亮，查理也不会跟他同睡一张床，不管他病成什么样子。但詹不只是他的领导，更是他的朋友，看着他就这样离开……

“你有时间吃个煎蛋吗？我有点鸡蛋。”查理嘟囔着问。

“留给别人吧，我得走了。”

“留给谁？现在只剩我一个人在兵团里了！”

“会有人来的，别担心。战斗刚刚开始。抵抗运动是有组织的，我们应该去有需要的地方帮忙。好了，别生气了，好好告个别吧。”

查理送詹到小路口。

他们拥抱道别，彼此承诺在国家解放后再见。詹骑上自行车，查理最后一次叫住他：

“卡特琳娜会跟你一起走吗？”

“是的。”

“代我向她道别。”

詹点了点头，查理的眉头舒展开来，问了最后一个问题：

“说完再见后，你就不算我的领导了吧？”

“不算了。”

“那你这个大蠢货给我听着，如果战争胜利了，你和卡特琳娜一定要永远幸福地在一起。这是我这个鲁贝尔的机械师给你下的命令！”

詹向查理敬礼，向他心目中最值得尊重的战士致敬，然后骑车离开了。

查理也敬了个礼。他站在原地没有动，在旧火车站前的这条小路上，他一直站到詹的自行车消失在地平线上。

就在我们在牢房里忍饥挨饿，恩佐在监狱医务室里备受煎熬时，外面的战斗从来没有停止过。每天都能听到敌人的火车被捣毁、电线杆被拔起、起重机掉入运河以及德军货车突然被手榴弹炸飞的消息。

但也有坏消息。利摩日有告密者通知当局，说有一群犹太年轻人在他居住的大楼的一套公寓里暗中聚会。警察马上出动将这群人一网打尽。维希政府因此决定派出自己最能干的爪牙去各地逮捕抵抗分子。

负责镇压恐怖分子的吉拉德和他的团队被派去调查抵抗组织，务求不惜一切代价端掉整个西南地区的抵抗运动网络。

吉拉德之前在里昂就是个调查拷问的能手，在他看来，利摩日并不是抵抗组织的主要活动区域。他回到警察局亲自设计拷问题目。通过一番问讯，他了解到经常会有一些“包裹”寄去图卢兹。明确目的地之后，他只需要派人暗中监视，就可以瓮中捉鳖了。

是时候一劳永逸地清除这些扰乱公共秩序、威胁国家权威的外国佬了。

第二天一大早，吉拉德便将利摩日的罪犯们抛在脑后，带上自己的队伍坐火车直奔图卢兹。

吉拉德一到岗便把当地警察晾在一边，自己一个人坐进了位于警察局二楼的办公室。这帮图卢兹警察要是有用的话，上面就不用派他过来收拾那些年轻的恐怖分子了。而且他清楚地知道，在警察内部有些人对抵抗分子持同情态度，有时甚至会帮助他们逃跑。很可能有些警察在执行逮捕命令之前就事先通知了相关的犹太人，否则保安队队员不会在赶往现场时发现已经人去楼空。吉拉德要求手下们随时提高警惕，在图卢兹到处都可能藏有犹太人和共产主义者。他要让整个搜捕过程滴水不漏，于是紧急召开会议，部署了全面的监视计划。

这天早上，索菲身体很不舒服，重感冒让她连从床上爬起来都困难。可今天是周四，她必须去邮局取包裹，否则伙伴们就没津贴了，他们怎么去付房租、买吃的呢？西蒙妮——兵团新招收的比利时姑娘，决定代她去取。这位年轻的姑娘在走进邮局时根本没有留意到已经被两个假装填表格的男人盯上了。他们注意到她去取的正是第二十七号邮箱的包裹，于是西蒙妮一出门，他们就跟了出去。两个经验丰富的警察跟踪一个十七岁的少女，结果可想而知。一个小时后，西蒙妮将东西交给了索菲。这时，她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在不知不觉间将索菲的地址告诉了吉拉德的手下。

索菲，最懂得如何躲避跟踪的索菲，总是在街上东游西逛、确保没人注意才往家走的索菲，比我们更会记录监视对象生活中每个细节的索菲，怎么都不会想到，现在在她家窗前，已经有两个男人掌握了她的住址，从此她和伙伴们的行踪将毫无保留地暴露在他们面前。猫鼠游戏的角色开始对调了。

当天下午，玛丽安娜来看望索菲。晚上回家的时候，她也被人跟上了。

斯蒂芬和玛丽安娜相约在南部运河边见面。看着坐等在长凳上的斯蒂芬，玛丽安娜迟疑了一下，又远远地向他露出了微笑。他站起来，道了声晚上好。上前几步，他俩拥抱在了一起。从昨天开始，生活发生了改变。罗西娜和马里乌斯牺牲了，玛丽安娜无时无刻不在想着他们。在十七岁的年纪，我们可以拥有强烈的爱，这爱能够令我们忘却饥饿和恐惧。从昨天开始，玛丽安娜的人生改变了，她开始强烈地想念某个人。

他们两人并排坐在桥边的长凳上，默默地拥抱在一起。这短暂的幸福时光没有人能够打扰。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开始宵禁了。在他们身后，煤气灯亮了起来。他们互相道别，约定明天，从今以后的每个晚上，都要见面。于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南部运河畔的长凳上，总有两个少年相拥而坐。吉拉德的手下每天都在见证着他们这段战争时代的爱情。

第二天，玛丽安娜和达米拉碰了头，此后，达米拉也被盯上了。晚些时候，达米拉去找奥斯娜，当晚奥斯娜又和安东尼有约……几天下来，差不多所有兵团成员的住址都被吉拉德掌握了。一张大网开始撒下。

我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都还不到二十岁，还有太多的东西要学。在进行抵抗活动的同时不被发现，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低估了维希政府的鹰犬们。

一切准备就绪，吉拉德将所有手下都集中到图卢兹警察局办公室。在动手逮捕之前，他得先向警察八队请求增援。一位监察员在办公室里记录了眼前发生的一切。他悄悄离开，来到中央邮局，向柜台接线员要求打电话去里昂，接着便走进了一间电话亭。

玻璃窗外，邮局职员正在闲聊，电话已经接通。

对方没有出声，只是静静地听着这个恐怖的消息：两日之后，马塞尔·朗杰的第三十五兵团将被一网打尽。消息确凿，必须马上通知兵团的人。监察员挂上电话，祈祷消息可以尽快传到兵团成员们那里。

里昂一所公寓内，法兰西抵抗组织的一位中尉也搁下了电话。

“谁打来的？”少校问。

“图卢兹的线人。”

“说了些什么？”

“通知我们第三十五兵团将在两天后全军覆没。”

“保安队发现他们了？”

“不，是维希派去的警察。”

“那他们逃不掉了。”

“要是我们提前通知他们的话，有机会逃掉。”

“也许吧，但我不会这么做。”

“为什么？”中尉惊讶地问道。

“因为战争就快结束了。德国人在斯大林格勒损失了二十万人，听说还有十万人落在俄国人手里，其中包括两千名军官和二十来个将军。他们的军队已经在东线崩溃了，而西线和南线的盟军很快就会登陆。伦敦已经准备好了。”

“这些我都知道，但是跟朗杰兵团的孩子们有什么关系呢？”

“这是出于政治考虑。兵团里的这些人来自匈牙利、西班牙、意大利、波兰……基本上全部都是外国人。可是法国解放以后，我们希望历史能够告诉后代，法国人是靠自己的力量赢得胜利的。”

“所以我们就这样不管他们了？”中尉非常气愤，他一心只想着这些自始至终都在为法兰西战斗的年轻人。

“没人说他们一定会死。”

看着中尉愤怒的眼神，少校叹了口气，最后说道：

“听我说，国家需要从这场战争中站起来，抬起头向前走。人民要团结在一个独一无二的领袖身边，那就是戴高乐。胜利必须是法国人的胜利。对于兵团的人，我只能说很遗憾。但法兰西的英雄一定得是法国人，不能是外国人！”

鲁贝尔的小火车站里，查理心力交瘁。从这周开始，兵团的津贴断了，武器不会再有了，与法国其他的抵抗组织也没了联系。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是电影院的袭击事件。报纸坚称事件的受害者都是抵抗分子。在他们的笔下，罗西娜和马里乌斯两人在事发当天是无意经过剧院，成了恐怖事件的受害人。但没人去关心跟他们一起的另一位少年，他正被关押在圣米迦勒监狱的医务室里。上面认为这是对整个抵抗运动的羞辱，于是决定与兵团断绝联系。

这样的抛弃在查理看来是一种背叛。晚上，他向代替詹成为兵团首领的罗伯特讲述了自己的失望。他们怎么可以就这样抛弃我们，头也不回地走掉？他们不是最先发动抵抗运动的人吗？罗伯特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他爱查理，就像爱自己的兄长一样，他说出了查理最希望听到的话：

“听着，查理，没人会被报纸欺骗的。大家都知道在电影院发生了什么，谁才是真正的死者。”

“可我们的代价太大了！”查理咆哮着说。

“所有重获自由的人都会知道的。”

迟些时候，马克也来了。查理向他耸了耸肩，然后独自走到后院的菜园去了。他一边锄地一边想：詹错了，现在已经是1944年3月底，但春天还是没有到来。

吉拉德和他的副手西里内利在警察局二楼召集了所有人马，出发时间就要到了。今天是动手逮捕朗杰兵团成员的日子。命令已经下达，警察们必须悄无声息地展开行动，以免打草惊蛇。就在隔壁办公室，一位负责处理地痞流氓等社会案件的年轻警察听到了他们的话。这位名叫埃斯帕比耶的警官对抵抗分子没有任何偏见，相反，他选择在同事们准备动手的时候，提前通知兵团成员们。他用自己的方式进行着抵抗运动。

由于时间太紧急，就算通知了他们，也未必有时间及时逃走。还好埃斯帕比耶不是唯一帮他们的人，他的一位同事也在第一时间离开了警察局。

“快去财务处领补助金的地方找一个叫玛德莱娜的人，告诉她马上通知斯蒂芬离开这里。”

埃斯帕比耶将这个任务交给了同事，然后自己去了另外一个地方。他借了一辆车，半小时后到达了鲁贝尔。他要救的人住在小火车站里，他曾在资料簿里见过。

中午时分，玛德莱娜离开财务处去找斯蒂芬，但在所有斯蒂芬出入的地方都找不到他。她回到父母家时，警察们正在门口等着。如果不是斯蒂芬几乎每天都去见她，本来警察不会对她产生怀疑。正当他们在家里搜查的时候，玛德莱娜抓住一个空当，迅速在纸上写了几个字，然后藏进火柴盒里。她借口说有点不舒服，需要去窗边透下气。

楼下的意大利杂货商叫乔瓦尼，是一个对她非常了解的朋友。他捡起地上的火柴盒，抬头向玛德莱娜露出了微笑。商店该关门了！看着顾客们惊讶的样子，他解释说现在世道艰难，店里早就没什么东西可卖了。拉下店门，他骑上自行车，飞快地跑去通知其他人。

同一时间，查理收到了埃斯帕比耶的消息。他整理好行李，心情沉重地关上了小火车站的大门。锁门之前他最后望了一眼这间房子，灶台上的那只旧锅还在等着他做晚饭，他的煎蛋曾经酿成大祸。那天晚上，所有伙伴都围坐在这里；那段时间虽然充满德国人的白色恐怖，但日子似乎比现在好过得多。

查理骑上自己那辆怪异的自行车，双脚蹬得飞快，还有很多伙伴要通知。时间不等人，他们的处境相当危险。

乔瓦尼成功地通知到了斯蒂芬。他已经走上了逃亡之路，没有时间跟玛丽安娜道别，甚至也来不及去拥抱一下玛德莱娜，正是她选择了牺牲自己来拯救同伴。

查理在一家咖啡馆找到了马克，告诉了他即将发生的事情，并命令他马上动身离开图卢兹，去加入蒙托邦附近的游击队。

“和达米拉一起去吧，他们会欢迎你们的。”

离别之前，查理将一个信封交给了马克。

“千万小心。我将我们大部分行动的情况记在这本日记里了。你到了游击队之后，把它交给他们。”

“带着这些资料不是很危险吗？”

“是的。但如果我们死了，我们所做的事情应该被后人知道。我可以被枪毙，但不能被遗忘。”

两位伙伴互相道别。马克要尽快去和达米拉会合，乘傍晚的火车离开图卢兹。

查理在达尔马蒂街藏了些武器，另有一些在离那里不远处的教堂里。他想尽量挽回损失。但他刚到达尔马蒂街口，就看到那里已经站了两个人，一个正在看报纸。

“该死！来晚了！”

就在他前往教堂时，四个人从一辆黑色雪铁龙车上跳下，将他打倒在地。查理使出全力挣扎，但寡不敌众，拳头如雨点般落到他身上。终于他口吐鲜血，昏迷不醒，被吉拉德的人带走了。

夜幕降临，索菲准备回家。两个陌生人跟着她走到路口。她发现后立刻掉头就走，但两人已经冲了上来，其中一个掏出枪对准了她。无路可逃，索菲笑了，但她拒绝举起双手。

这晚，玛丽安娜去妈妈家喝洋姜汤。虽然不算美味，但足够让她撑到明天。有人大声敲门。她跳了起来，这样的敲法，不可能是客人。妈妈担心地看着她。

“别动，是找我的。”她放下餐巾，走到妈妈面前，紧紧抱住妈妈。

“不管别人怎么说，我都不会后悔。我做的都是正义的事。”

妈妈目不转睛地看着女儿，摸了摸她的脸，拼命忍着自己的泪水。

“不管别人怎么说，你都是我最爱的女儿，我为你骄傲。”

门已经快被震破了，玛丽安娜最后一次拥抱妈妈，然后起身开门。

晚上的天气很暖和。奥斯娜靠在窗前抽烟。一辆小轿车从远处驶来，停在她家楼下。也许还有时间逃走，但奥斯娜累了，这么长时间的地下工作让她疲惫不堪。再说，能藏去哪里呢？于是她平静地关上窗，走到水龙头边洗了把脸。

“该来的终于来了。”她对着镜子轻声说。

楼梯上已经响起了脚步声。

火车站的时钟指向七点三十二分。达米拉非常紧张，不时弯腰看看火车有没有到。她希望火车马上就来将他们远远地带离这里。

“晚点了吗？”

“没有，五分钟后就到。”马克冷静地说。

“你说其他人有没有顺利逃走？”

“不知道，不过我想查理应该安全了。”

“但我很担心奥斯娜、索菲和玛丽安娜她们。”

马克知道说什么都无法安慰眼前这个自己深爱的女孩，只好将她搂在怀里。

“别担心，我相信她们都已经及时收到通知了，就像我们一样。”

“如果我们被逮捕了，怎么办？”

“那至少，我们始终在一起。但他们不会抓到我们的。”

“我不是说我们，是担心查理的日记，毕竟是我在保管着。”

“啊！”

达米拉看着马克，温柔地笑了。

“对不起，我不该说这些，我真怕自己会供出不该说的事情。”

火车慢慢地开进站台。

“你看，一切都会好起来的。”马克说。

“什么时候？”

“总有一天春天会回来的，你看着好了，达米拉。”

列车在他们面前停了下来，车轮伴着点点火星。

“战争结束之后，你说你还会继续爱我吗？”马克问。

“谁说我爱过你？”达米拉调皮地笑着说。

正当她将他推上车厢门口的踏板时，一只手重重地打中他的肩膀。

马克摔倒在地上，两个人上前给他戴上了手铐。达米拉奋力挣扎，被一个大耳光扇翻在地。她的脸贴着列车站牌，在昏迷前的一瞬间，她看到几个粗粗的大字：蒙托邦。

警察在她身上搜出了查理托马克保管的信封。

1944年4月4日，兵团几乎被警察一网打尽。只有少数人成功逃脱。詹和卡特琳娜早就离开了，阿隆索的住处警察始终没找到，埃米尔也及时逃走了。

这天晚上，吉拉德和副手西里内利举杯庆祝胜利，他们和一帮手下终于逮住了这群年轻的“恐怖分子”，从此不会再有恐怖事件发生。

正因为他们的“优异”表现，危害法国公共安全的这帮外国人以后将在监狱里度过余生。他翻着查理的日记本，说道：“有了这些证据，他们离被枪毙的日子不会太远了。”

警察们开始对所有逮捕到的兵团成员进行严刑拷打。那位用政治做借口对抵抗分子的生死置之不理的少校，用他的沉默背叛了为法国出生入死的外国人。就在他们落入警察之手的当晚，少校已经准备进入解放组织参谋部了。

第二天，得知马塞尔·朗杰的第三十五兵团几乎全军覆没的消息后，他只是耸了耸肩膀，掸了掸大衣上的灰尘。几个月后，兵团被授予荣誉称号，而少校也在不久后升为上校。

至于吉拉德警官，他受到了维希政府的嘉奖，战后被任命为缉毒大队队长，并在那个岗位上平静地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