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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来，我有幸在多个场合跟世界植物学的中枢——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合作。20世纪80年代我创作了一部关于邱园历史的电视纪录片，片子主要讲述的是维多利亚时代人们对“造物奇迹”（the Wonders of Creation）的浓厚兴趣[76]，以及探险家们从殖民地源源不断带回来的新物种为何被视作一种天赐之福。几年之后我去邱园采访，报道1987年[77]的十月飓风是如何将邱园这一植物宝库摧残成支离破损的残骸。但无论如何，生活仍要继续。就在飓风发生的数日后，我亲眼目睹邱园的科学家匍匐爬行在被连根拔起的样本树木之间，原本深埋地下的菌根全被掀出地面并交织在一起，使这些树全都动弹不得。

在这两次难忘经历之间的某年夏天，我花了一个月写了一本书，介绍邱园那蜚声世界的植物插画收藏。这些画被收藏在园内的植物标本馆，并按物种（而非作者）分类摆放在以同样顺序排列的标本旁边。精美绝伦的18世纪玫瑰画可能与晒干的真玫瑰花瓣只有一纸之隔，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一齐呈现着鲜活的植物。

邱园的插画收藏超过100万件，令人叹为观止。其中有像勒杜泰和埃雷这样的大师的作品，有年轻的苏格兰制图员为前往殖民地的探险者绘制的图片，也有莫卧儿细密画画师按英国东印度公司指示统一绘制的风格一致的画作。这里既有显微镜技术人员极为细致的图解，也有十分清闲的退休大使馆官员的印象派水彩画。

正当我在邱园中浏览着这规模庞大、范围覆盖全球的视觉记录时，一群矿物学家走进来想要查看一些来自非洲西部的植物标本。他们感兴趣的，是一大类能从土壤中吸收金属并将其沉积在叶子上的杂草。（英国北部的老铅矿开采时会挖出不少弃土，上面长出的春米努草就能做到这一点。）即便是干燥了很久的标本，叶子里也依然留有微量的金属，只要用化学分析法就能检测出来。因此这些叶子就像试纸一般，若其中矿物含量高，就说明这株植物原来生长的土壤中也富含金属。让这些矿物学者对标本感兴趣的还有另一个原因：植物标本馆里的每一件标本上都准确注明了采集地点，于是这些标本实际上就相当于现成的挖掘指示标。

这忽然闯入的商业气息确实让我有点吃惊。我觉得颇为讽刺的是，杂草这些本身几乎没有任何经济价值的东西，竟然本可以自18世纪起就成为开采地球资源的助阵大军中的一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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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帝国的扩张中，各种植物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们是一支奇袭部队，殖民者借助它们的力量，将自己的经济优先项目强加在殖民地的文化之上。在18、19世纪，历史学家艾尔弗雷德·W.克罗斯比[78]的“环境帝国主义”，其核心就是将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农业模式转变为种植非本地经济作物的模式，这些经济作物包括用于出口的橡胶、面包果树、罂粟、剑麻，以及后来用于花房和花园绿草带的外来植物品种。植物园，尤其是邱园，在这些项目中扮演了调度中心的角色，它们传播科学信息，研究种植技术，筛选优良品种，同时自己也进行植物的进出口。比如在将金鸡纳树从原产地南美洲扩散至全球的过程中，邱园就发挥了十分关键的作用。金鸡纳树的树皮中含有奎宁，而奎宁是19世纪唯一可有效治疗疟疾的成分，倘若这种药没有充足的本地来源，欧洲对非洲和印度的殖民进程早就会因疾病而中止。

往小处说，邱园还参与了杜鹃花的普及，而这种植物后来成了英国最受欢迎的灌木。19世纪30年代邱园经历了短暂的衰落期，1841年政府指派威廉·杰克逊·胡克爵士[79]为院长，并明确指出邱园应当担负起将科学、公众兴趣和殖民地扩张结合在一起的责任。“一个国家植物园，”报告中写道，“应该成为所有同样性质的小型机构的行动中枢……接收他们供给的资源，并帮助祖国寻找植物王国中一切有帮助的东西。药物、贸易、农业、园艺和许多制造业将从中获益……”七年之后，威廉·胡克爵士派自己的儿子约瑟夫前往喜马拉雅山脉东麓探寻和采集植物。约瑟夫发现并带回了28种杜鹃花的种子。这在园艺界造成了轰动，恰好迎合了当时大众对家用灌木日渐浓厚的兴趣。没人会料到这些杜鹃中的几种日后会从花园中出逃，成为英国西部林地中最具侵略性的杂草之一。

当然，很少有杂草是被故意散播出去的。但永远都有机会主义者，它们利用了这史无前例的横跨半个地球的植物大迁移，乘着这阵东风四处游逛（或者对爱德华·索尔兹伯里而言，“乘着裤脚”更为恰当）。在各种有意无意的因素下，英国成了大量外来植物的登陆点，在18、19世纪，英国的杂草种类大概翻了一番。有些杂草是搭上了粮食和园艺植物的便车，让自己的种子躲在植物的根球或容器中，但无论如何它们总能找到地方潜伏着。另一些杂草则是以珍贵的粮食作物或迷人的装饰植物的身份被迎进来，但后来却逃出或被丢弃在野外，因为造成了一些没能被预见到的糟糕影响而“沦为”杂草。

植物乔装潜入英国的经典故事中，有一个故事以偏僻的街巷和烟雾缭绕的火车车厢为元素，以植物园为重要角色。牛津大学植物园建于1621年，它是同类机构中唯一一个被写入植物的英语学名中的。后来被叫作牛津千里光的一种其貌不扬的小黄花，据说就是由约瑟夫·班克斯爵士[80]——一位曾与库克船长一起出海的植物学家、探险家——于18世纪中期首次发现的，1794年由牛津的植物学谢拉德教授[81]约翰·西布索普[82]正式登记在册。没人知道这种植物是如何来到英国的。它原本长在西西里岛埃特纳火山的熔岩石块上，也许是在某次植物学壮游[83]中被带回牛津的。它的种子可能也是躲在某种更有吸引力的地中海植物的根球中，然后自然而然地爬上了花园的石墙。但西布索普按照科学规程，为它的习性写了一大段拉丁文说明，这段文字读来像是在用轻柔的语气描述一幅罗马壁画：“最后就在这城市的墙角里，罕见的植物映入眼帘，但它们的异国模样让我怀疑是否应该接纳它们作为本地生物的一员……它们把自己远远地传播出去，从每一个角落出逃，如地毯一般铺向石块和古老的墙壁。”

没几年牛津千里光就从植物园（位于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对面）逃走了，它沿着牛津大学古老的墙壁一路向西蔓延。它那长有绒毛的种子似乎在碎裂的石墙中找到了故乡火山岩块的熟悉感。它从墨顿学院跳到基督圣体学院，又跳上了基督堂学院威严的护墙，随后又跳进了阿尔达特街狭窄的巷子里。它借着福利桥过了泰晤士河的伊西斯河段，然后到了杰利科那家老旧的救济院，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认出这里是穷人的地方，它留下了一个较小的奇怪的变种，花只有正常的一半大小。19世纪30年代前后，它抵达了牛津火车站，这里是通往全国的入口，并且到处是埃特纳火山岩般的石屑和石块。一旦它踏上了铁轨，便再没有力量能够约束住它了。来往火车的气流将它的种子吹起，有时它甚至会坐在车厢里前行。植物学家乔治·克拉里奇·德鲁斯[84]就曾描述过自己在20世纪20年代一个夏日的午后，与一些牛津千里光共乘火车的经历。它们在牛津站飘进了他的车厢，然后“一直悬浮在空中，直到找到机会在泰尔赫斯特下了车”，至此它们已经沿着铁路前行了20英里（约合32公里）。诗人杰弗里·格里格森在20世纪50年代为这种奇特的旅行经历写下了一段颇具美感的文字：“来往于斯温顿和伦敦时，你可能经常会在夏天看到它们，阳光从车窗照进来，光束中它们在轻薄的香烟烟雾中飘浮着。”

牛津千里光1867年抵达了伦敦，1890年抵达斯温顿。等到了1899年，根据索尔比[85]的《英国植物》记载，这种植物已经长到了德文郡比迪福德的古老墙壁、荒地和“沃里克郡的阿勒斯教堂”。世纪之交，一个粗略的乡村统计显示，牛津千里光还抵达了萨福克郡、肯特郡、萨默塞特郡和赫里福德郡。到了1915年，它已经北至克莱德河，西抵威尔士的卡那封。但此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许多城市中心都被轰炸得破烂不堪，与火山碎石的环境更为接近，这给了牛津千里光更上层楼的机会。20世纪40年代，在爱德华·索尔兹伯里对伦敦轰炸废墟的调查中，它已经成了分布第三广泛的杂草。到1944年，牛津千里光与它的近亲黏性千里光杂交——杂草本身就具有易杂交的特性——创造了后来被称为伦敦千里光的杂草种类。

像牛津植物园一样，邱园也曾将一种植物误放出去，最后这种植物几乎遍布整个英国。1793年，邱园收到了一件来自秘鲁的雏菊样品，这种植物叫作牛膝菊（Galinsoga parviflora），它是以享有盛誉的西班牙植物学家唐·马里亚诺·马丁内斯·德加林索加的名字命名的。不过这种植物没有植物学家的高大形象，只有脏兮兮的小白花开在软软的茎上。19世纪60年代它从邱园中逃走，在当地的排水沟和楼梯缝里首先建立了阵地。有一段时间，这种植物甚至被叫作邱园草。但当它那靠空气传播的种子被越吹越远，到了空气不那么清新的地方，它就需要一个更普通上口的名字了。它的属名Galinsoga对伦敦南部的人来说太过拗口，于是他们把它加工了一下，变成了gallant-soldier，意为“英勇的士兵”——这名字之所以会流传开来，想必部分原因是这称呼中所包含的名不副实的讽刺感。（在非洲的马拉维，这种一点都不英勇的杂草也觅得了一席之地，当地人称它为Mwamuna aligone，意为“我丈夫在睡觉”。）

杂草们除了以植物园为跳板，还可以混在进口的农业种子里，躲在时兴食材根部的泥土中，藏在啤酒酿造和羊毛加工的原料里。据说萨尼特菜——现在被叫作群心菜——就是在拿破仑战争期间一场发生于荷兰瓦尔赫伦岛的战斗中，找到机会潜入英国的。伤亡人员被放在塞满干草的草垫上运至拉姆斯盖特（隶属于萨尼特），而草垫的干草中就混有这种欧洲北部杂草的种子。后来这些草垫中的草被丢给了一个当地的农民，农民又将这些草铺在了他翻掘过的地里。于是群心菜种子破土而出，适应了萨尼特的环境，并沿着英国南部的海岸线一路传播，最终占据了英国南部的大部分地区。如今遍布全球的杂草小蓬草是17世纪时藏在一只从北美洲进口的鸟的肚子里才得以抵达欧洲。新西兰芒刺果挂在进口羊毛上，从太平洋来到了欧洲。这是一种低矮而茂密的多年生植物，原本长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旷野上。它长着有趣的球状花序，上面缀满长刺，看起来像一支小狼牙棒。它会挂在动物的毛上，所以那些羊毛废料被扔到哪里做肥料，它就跟着去哪里。如今新西兰芒刺果完全适应了英国东部和南部的一些沙丘地带，它会把种子牢牢地粘在嬉戏的孩子们身上，正如当年牢牢地挂在食草动物身上一样。杂草们的传播途径还包括宠物食品商店的垃圾、被丢弃的压舱石和吃完扔掉的亚洲菜外卖。散发着水果香气的同花母菊是于1871年从美国俄勒冈州来到英国的，它的传播路线与使用花纹汽车轮胎的地方刚好吻合，它那带棱的种子可以轻松附着在这种轮胎上，就像附着在登山靴的鞋底上一样。

艺术也是一种传播新杂草的有力渠道，有效程度不亚于贸易。蔓柳穿鱼那小巧的蓝色和黄色的花朵与金鱼草的花朵很相似，如今英国几乎每个区的旧墙壁上都装点着这种小花。可能只有吹毛求疵的市政机关才把这种植物认作是杂草，担心它会影响墙壁的整洁——不过它确实来错了地方。蔓柳穿鱼原产于欧洲南部的山地，直到17世纪才来到英国。当时它的种子被包进了一些从意大利进口到牛津的大理石雕塑的包装箱中，自此它便跟牛津另一著名杂草千里光一样，翻出围墙奔向了更广阔的世界。（之后有一段时间它被人叫作“牛津草”。）约翰·拉斯金十分喜爱蔓柳穿鱼的优雅和古典气质。他于1876年造访威尼斯的奥尔托教堂时，发现乔瓦尼·巴蒂斯塔·达·科内利亚诺[86]为一群圣徒所画的肖像画中，圣彼得旁边那精致的花朵正是外面大理石阶梯上长着的“圣母草”。在9月16日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今早我很疲倦，一直徒劳地尝试着画出圣马可大教堂门廊柱头上的那丛圣母草；它把自己鲜活的生命力注入叶状的大理石中，而这古老的大理石当年定是目睹了腓特烈一世让教皇把脚踩在自己颈上的景象。”从此以后，蔓柳穿鱼就成了他的代表植物，象征着大自然精巧的设计。

蔓柳穿鱼那些更常用的英文名则没有“圣母草”这么富有宗教色彩。“旅行裁缝”和“多子的母亲”反映出了这种植物身为杂草的特征之一，即迅速侵入与原产地类似的环境的能力。它有一个有趣的技能，使它可以沿着墙壁向上传播。当它开花时（在英国目前温和的气候下，它几乎可以全年开花）花枝会向光弯曲，花谢后种荚又会背光弯曲，因此种子们很容易就会落进墙缝和灰浆的接缝中。［它的形态构造深受孩子们喜欢。民俗学家雷·维克里[87]曾记录下1983年他在多塞特郡与一个小女孩的对话。女孩说：“这个（蔓柳穿鱼）我们叫作墙兔子。”“为什么这样叫它？”“因为如果你把花倒过来拿，然后捏住两边，就像这样，它看起来就像一只兔子的头。”］

在另一次类似的出逃事件中，杂草借助丹麦雕塑家巴特尔·托瓦尔森[88]的作品逃离了意大利。托瓦尔森1844年在罗马逝世，他的塑像被带回了他的故乡哥本哈根。当包装完好的货箱被打开时，少量的种子从箱子中的稻草里掉了出来，第二年25种意大利杂草——其中有不少是地中海杂草——在这里发芽了。这其中有几种适应了哥本哈根的环境，有一些则被保护起来并被特别移栽到一座纪念托瓦尔森的花园里。

丹麦岩荠在公路上搭便车的故事堪称牛津千里光蹭火车的现代版了。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前，丹麦岩荠（Cochlearia danica）都只是分布在英国附近海岸较干燥地区的一种并不多见的植物。它长在山崖、海堤和盐沼靠近陆地的一边。它与普通岩荠一样长着肉质的叶和小小的四瓣白花，但它的身体里一定有着某种普通岩荠所没有的野性基因，使得它愿意忍受和适应与海岸类似的环境。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它开始出现在内陆铁路线上的几处地方，它的种子是跟着从海边采集的碎石一起来的。随后它开始出现在高速公路和主干道的路边。这种植物喜欢密密地长在一起，尤其是长在马路中央隔离带上的那些；于是一到它们开花的三四月份，路边就仿佛下了一层厚厚的霜。

到了1933年，它们已经长遍了英国三百多个地方的主干道。1996年，我曾做过一次粗略的书面调查，统计它们在全国的分布范围。调查结果看起来就像是旅行者的线路图。在M4、M5公路（尤其是靠近切尔滕纳姆和加的夫的地方）、M6公路和M56公路旁长有十分密集的丹麦岩荠；A1公路沿线的许多区域，安格尔西岛的A5公路，萨福克郡的A11和德文郡的A30公路也是如此。这种植物已经跨过了苏格兰边界，长到了邓弗里斯郡的A74公路路旁。

但爱尔兰的路旁却几乎没有丹麦岩荠的身影，尽管爱尔兰海岸才是它们的老家。爱尔兰道路系统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们是使用石砾——而非英国使用的盐——来处理道路结冰的。丹麦岩荠之所以能够成功进驻内陆，无疑有许多因素在起作用：比如拖车搅动的气流有利于种子的传播，再比如公路旁光秃秃的且石头很多，与布满鹅卵石的海岸线环境类似。但现代道路系统的含盐度是个极为关键的因素：每个寒冷刺骨的夜晚，市政撒盐车都会将散发着海岸气息的盐撒向马路，即便是英国内陆也会采用这种做法。于是在这里，人类的创意再一次被杂草抓住，迅速地收为己用。

丹麦岩荠继续着它的公路入侵。它跟随欧洲的卡车，渗透到了比公路系统更远的地方——但还是没能跳出盐的掌控范围。离我们在诺福克郡的房子几百码远的地方，有一条南北走向的无分级的公路。几年以前，这条路的一头出现了一丛丹麦岩荠。这丛植物刚好长在这条路和另一条通往塞特福德的主干道的相交处，南临柏油马路，北临一片长满蒲公英和黄花九轮草的草地。2009至2010年的那个严冬，这条无分级公路被撒上了盐，于是岩荠抓住机会向北移动了几英尺。再有几年时间，它可能就会把整条公路的路旁都铺满白霜，在春天的黄花们闪亮绽放之前渲染最后一丝冬日的气息。它需要一个听起来更友善的、不像“丹麦岩荠”这么古怪的名字。“路边霜”可能是个不错的选择。

尽管这些闯入英国的杂草又爬古墙又上公路，真正给人类造成麻烦的却屈指可数。大部分杂草尽管传播得十分广泛，却依旧只待在边缘地带。牛津千里光在停车场和铁路线上出没，但牛津墙壁上的千里光已经基本被消灭。牛膝菊很少会从街道闯入花园中。小蓬草虽然把整个欧洲的荒地都填得满满的，却也没有变成农业危害。但与闯进旧大陆的杂草相比，从这里走出去的杂草命运就完全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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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纽约的中央公园里，有一座花园是专为种植莎士比亚作品中出现的植物而设的。这座园子是1916年开辟出来的，是为了纪念莎士比亚逝世300周年，与19世纪的那次纪念活动——将莎士比亚提到的所有鸟类都引入美国——相比，这个活动的风险可谓小得多。但植物（至少是植物的种子）也有翅膀。提泰妮娅的“茴香”和“樱草”都是循规蹈矩的植物，被种在哪里就会一直待在那个地方。但李尔王的“牛蒡、毒参、荨麻”可都是一有机会就会跳墙而走的物种——要不是这些欧洲植物几个世纪前就已找到机会落户美洲，园子里种上这些杂草可能就会引出大麻烦了。

正如地中海的农民在向北、向西穿过欧洲大陆时不小心带上了他们的杂草，欧洲人越过大西洋再次扩张时，也把他们的杂草带到了美洲。北美洲和南美洲的温带地区（以及南半球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对欧洲移民们很有吸引力。这里的气候与欧洲相似，几乎没有危险的疾病或是大型的捕食者，可以种植欧洲的作物。这里也很适合欧洲的杂草生长，它们藏在移民们的衣袖里、谷种中以及动物的蹄子上，越过海洋来到新大陆。早在16世纪，西班牙作家们就报告过墨西哥草原上的杂草大爆发。他们给出的杂草名单我们一点也不陌生：蓟、车前草、荨麻、茄科植物、酸模、野燕麦。还有一些很受移民者欢迎的饲用植物，如三叶草和早熟禾，它们很可能是藏在家畜的身上或胃里来到这里的。白三叶草在大草原上传播得如此之广，以至于早在1555年阿兹特克人就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卡斯蒂利亚花（Castillan ocoxchitl）[89]。

杂草们跟随西班牙人一路北上，而新一批的杂草则是与17世纪的英国移民者一同到来的。约翰·乔斯林曾于1638年和1663年到访新英格兰，他列出了一个“自英国人到来并养牛后在新英格兰出现的植物”名单。这个名单实在值得全文呈现给读者，因为它再现的物种甚至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欧洲：

披碱草

蒲公英

苦苣菜

龙葵

异株荨麻

车前草

艾草

巴天酸模

瓶尔小草

繁缕

聚合草

牛蒡

荠菜

欧洲千里光

藜

锦葵

天仙子

刺酸模

红脉酸模

萹蓄

春黄菊

毛蕊花

此时的宽叶车前被美洲土著人叫作“英国人的脚”，这是他们在目睹了这种植物跟随白人脚步而呈现出的惊人的发展趋势以后赋予它的最恰当的形容。

欧洲杂草中，英国杂草的成功造成了最为深远的影响。有几种杂草是被特意带过来的。威廉·佩恩的记录显示，早在1685年他就在院子里尝试播种混合的植物种子。但无论如何，披碱草、看麦娘和早熟禾的种子总会找到过来的方法——钩缠在移民者家畜的尾巴上，粘在家畜的蹄子上——而一旦到来，这些杂草便会发现新大陆就是一块白板，只待它们去扩张和占领。移民者们沿着东部海岸，一路砍伐了大部分的森林。1629年，约翰·史密斯船长报告说，弗吉尼亚岛詹姆斯镇附近的大部分林地都已经“变成了牧场和花园，里面种植的是各种在英国长得最丰美的草”。新来的喜光的草类在常年被树荫遮蔽的区域里几乎没有竞争者，而与本地草类相比它们还有一个关键的优势。在过去的几千年里，它们已经演化出了一套机制，可以很好地适应大食量的食草动物所带来的压力。牛羊们啃得越多，它们就生长得越旺盛：地下根不断伸展，向周围扩张，长得更加茂密，还能从多个芽上再生。17世纪末在宾夕法尼亚州写作的托马斯·巴德，对英国杂草不知不觉中就成功占据优势的过程描述得十分准确：“如果我们把一丁点英国草种撒在没犁过的地里，然后在上面放羊，很快这些草就会迅猛生长，整块地都将布满英国草。”

但这种状况对北美洲的草类而言就完全不同了。密西西比州东部的本土草类从没经历过像北美大草原上野牛群一样庞大的动物群。它们平常会被鹿啃食，但这些动物重量很轻，吃草时也很有选择性，与一大群奶牛或山羊的战斗力不可同日而语。于是它们在巨大的压力下节节败退，被啃食殆尽；顽强的欧洲草类趁机入主，被动物踩得泥泞的土壤更帮助了种子萌发。

新来的草类紧跟着移民者，向北、向南、向西，偶尔也会在商人或先头部队短暂停歇的地方先行驻扎，赶超一下移民者的行进速度。一名伊利诺伊州的拓荒者在日志中写道：“车队穿越大草原时在某地扎营，并用包括这些多年生草类在内的干草喂牛，从此这里就会留下一小块青草地为将来的新植物的到来和生长打下基础。”有时这一小块青草地会在酷暑中泛起蓝色的光泽。在向南行进的移民者们翻越阿巴拉契亚山脉并到达肯塔基州后，一种英国杂草不但变成了当地主要的饲用植物，还成了南部乡村的象征。草地早熟禾（Poa pratensis）是一种英国草原上常见的、分布广泛但并不起眼的植物。它能长到2英尺（约合61厘米）高，且有着有力的根系。开花时，它的花序仿佛一片淡蓝色的薄雾。但在欧洲它们通常只会长成小丛，这种色调效果并不明显。可一旦到了毫无竞争对手的北美洲，它们便能轻松开遍整片草地。这种黯淡的欧洲杂草何时荣获“肯塔基蓝草”的美名已不得而知，但这个标签就此贴在了它的身上，它似乎准确把握住了某种当地人的时代精神。南方的提琴音乐以“蓝草”为名，并自此成了乡村和西部音乐的招牌之一。1936年，弗洛伦斯·格雷厄姆——伊丽莎白雅顿的创立者——将后来成为世界经典的香水命名为“Blue Grass”[90]，因为这种香味会“让她的眼前浮现出故乡弗吉尼亚州的景色”。

而在密西西比州的另一端，至少有一段时间里，草原上的情形并非如此。本地的野牛草和格兰马草在大量野生食草动物的锻炼下，已经演化出了能够承受欧洲牛群的能力，没有在这一点上输给欧洲杂草。后来北美大草原古老的草地被翻掘成麦田，才使入侵植物们有了落脚之地，而这一过程在19世纪大规模的野牛屠宰之后又进一步升级。

到19世纪60年代，欧洲杂草已经侵入了美洲的最西部，可这一次它们却意外地受到了欢迎。1849年的淘金热使得这里的牛肉需求暴涨，从而导致了加利福尼亚州草地的过度放牧。此后的1862年又发生了洪灾，紧接着是两年的干旱。当雨水终于降临的时候，最先钻出地面并长势汹涌的就是欧洲杂草，它们有效保护了大片良田的表层土壤不被冲走。此时在这个州落脚的杂草超过了90种。到20世纪来临时，西部草原的植物中有三分之二都是外来物种，其中大部分都来自欧洲。到20世纪末，北美洲危害最大的500种农业杂草中，有258种都来自旧大陆。

有趣的是这种入侵十分“单边”。尽管大量的美洲植物也在英国的荒地中安家落户（紫菀和小蓬草都是著名的例子），其中却没有一种变成讨厌的农业杂草，甚至没有几种能被界定为具有侵略性。这种不平衡使得19世纪的美国博物学家十分困惑，查尔斯·达尔文在这个问题上倒一反常态地收起了他的好奇心，并且忍不住拿他的植物学家朋友阿萨·格雷[91]打趣。“我们这么轻而易举地击溃了你们，”达尔文在一封信中写道，“是不是伤害了你们美国佬的自尊？我敢肯定尊夫人会为你的杂草说话。快问问她这是不是因为你们的杂草是诚实纯良的好杂草。”格雷夫人的回信机智且具有准确的科学性。她在信中说，美国杂草是“谦逊的、喜居山林的隐居者，跟那些具有侵略性的、自命不凡的、专横的外来者可没法比”。

艾尔弗雷德·W.克罗斯比将本章中的种种故事都写进了他的著作《生态帝国主义》，他将杂草一步步占据优势的过程描述得十分生动。

在本书中“欧洲化”是什么意思？“欧洲化”就意味着不断的破坏：破坏耕地、砍伐树林、过度放牧、焚烧草原，破坏废弃的村庄和扩建中的城市，还让本来互不干扰各自演化的人类、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突然扯到了一起。它代表着一个功利地期望着用越来越低的成本带来更多收益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各种杂草将欣欣向荣，其他生命则只有在零星的封闭区域或特殊的公园里才能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