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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世界崩坏时，

我会从高低不平的栅栏中窥视……

当我踢到一块老旧的路缘石，

我就会看到你，真实又羞涩的肖迪奇的兰花，

长在路边草地上

从旧电线、碎瓷片、铆钉和弹簧中间钻出，

以铁路的轨枕为养分。

——摘自彼得·丹尼尔斯[147]的《肖迪奇的兰花》

即便是在英国，也可以轻松找到前面章节中提到过的杂草地狱。随便望向哪个路边绿化带，就会发现斯蒂芬·迈耶对世界将到处都是“适应性强的多面手”的阴郁预言已经成真，黄花九轮草和欧报春被猪殃殃、荨麻和那些施肥过度的茂盛草地替代。“生物，”迈耶写道，“它们的多样性越来越低，来自异乡的物种越来越少，越来越没有新意。”在那些苦苦挣扎但面积依旧不断缩减的耕地的角落里，会看到尼尔·阿舍森笔下废弃的农业机械被黑莓和毒参吞没的场景。走在康沃尔郡的悬崖上，会看到本土的海石竹和春绵枣儿被大丛大丛的南非食用日中花（尽管它们很美丽）湮没。这就是属于我们的“野性未来”吗？这就是杂草将继续对我们、对几千年来和我们亲密相伴的古老植物产生的影响？抑或是我们继续对它们产生的影响？

我们甚至可以进入艾伦·韦斯曼构想的那个忽然没有了人类的世界，看看一栋几年前才空出来却已经被虎杖和新生的接骨木丛攻破的房子。但你也可以过几十年再来看看这样的地方，到时对我们星球不可避免会被杂草占领的想法便会开始动摇。在写下这段话时我就身处这样一个地方——埃塞克斯郡一个荒弃的人类居住点的遗址。此时距离最后一个居民从这里搬离还不到30年，但这片遗址已经比某个1000年前被森林吞噬的印加城市还要残破不堪。这里有几种侵略性的杂草——几片山羊豆和一枝黄花，还有躲在矮树丛中的栒子丛；但我感觉基本上像是漫步在一片野生的——尽管物种组成上稍嫌不协调——新生林地。这里长着浓密的山楂树和稀稀落落的梣树。其中有一棵身上爬满了厚厚的攀援植物，还缀着啄木鸟啄出的小孔，忽然之间光线一变，我才意识到我眼前其实是一根老旧的电线杆，上面垂下来的是生锈的电缆。沿着小径再往里走，有一只废弃的邮筒、一个被蓬勃生长的女贞和接骨木掩映的通信站，以及深埋在柳树丛中的孤单的消火栓。在本土树木中——尤其是在比较开阔的区域——随处可见小型且全无侵略性的花园灌木和果树。

在这里我必须介绍一些背景知识。这里是曾经繁荣一时的流动人口暂住区，位于巴西尔登附近，全盛时期住宅超过8500座。流动人口迁移始于19世纪末的农业大萧条期间，那时土地所有者们开始小块小块地出售多余土地，巴西尔登周边开始出现一片规模不小的棚屋区。这里的住宅基本上由拖车和旧的火车车厢组成，但渐渐地，越来越多的暂住者自己建起了小棚屋和小木屋（20世纪50年代时数量已达到5000座左右），有些人甚至盖起了齐整的砖房。最重要的是，每座临时房屋都有一座花园，里面种着大量的蔬菜、灌木、果树和小片的草地。

不幸的是这片世外桃源的发展很快超出了供水和排污系统的承受力，在战后极端谨慎和官僚主义气息浓厚的氛围中，当局开始对这里产生不满。1949年，一家开发公司成立了，随后暂住区的流动人口被安置到了巴西尔登新城区。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家公司几乎清除了所有棚屋，而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将这个地方还原成耕地。但这里地势太过陡峭，土壤也太贫瘠，没人愿意收购。于是，1989年，公司采取了一项史无前例的行动，宣布把这座鬼城变成一个自然保护区。

之后发生的事情可谓是自然演替的实例中最奇怪也最振奋人心的一个。最开始几年，草坪草和所有与其相伴而生的杂草四处蔓延。花园的多年生植物壮大到了惊人的规模。但随后树木便开始包围上来，有李树、苹果树和一些较高的花园灌木。本地的树种——栎树、梣树、山楂，甚至还有几棵埃塞克斯郡的“郡树”鹅耳枥——紧随其后，开始在鸟类的传播下从废弃的菜畦和草地中露头。如今，欧丁香和毒豆的花绽放在5月的花丛中。绚丽的重瓣玫瑰与它们的野生亲戚交缠在一起，野生葡萄藤则爬满了壁炉的炉腔。茂密的黑刺李丛中四散着幸存下来的山梅花或卵叶女贞。但本地的阔叶树正无情地挤走体型娇小、较为孱弱的栽培植物。在草类比较丰富的区域，大部分之前已经适应了的花园植物都已经被像野胡萝卜和百脉根这样的本地草地植物取代。在英国的气候下，本土植物群落几乎总是能赶走那些先驱杂草和外来入侵者，这个排挤过程基本只是时间问题。

而这才仅仅过去了30年。再有100年，这片曾经的流民暂住地将会变得跟一片普通的混合林地十分相似，唯一的不同就是其中会点缀着几棵强健的苹果树、能够忍受黑暗的黄杨以及路边粉色的肥皂草——这些植物都在提醒着人们，这里曾是一个充满生气的人类社区。同时它们还提醒着我们，至少在地处温带的英国，杂草对荒地的占领几乎从来不是永久的或不可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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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杂草而言，时代也在不断变化。如今的它们正处在历史上最成功的时期，同时受到的打击也比任何时候都要严厉。这本书的目的从不是为了探讨农民、园丁或保育工作者们在杂草控制上遇到的技术事宜，我关心的是人们在杂草控制上千差万别的动机，以及这种控制对我们与植物世界、大自然的关系有什么整体影响。但不同的控制技术会对文化产生不同的副作用。20世纪40年代，有机磷除草剂的使用对杂草数量（以及我们对它们的态度）产生的影响超越以前任何一种技术。化学性除草剂是如此成功，以致许多杂草如今都十分稀少难见，倘若被约翰·克莱尔知道，他大概会说这些杂草“从我们的知识中消失了”。但化学除草剂与最原始的史前徒手除草法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它们都只是选择性地把不想要的植物从想要的植物中去除的过程。而正如锄头会给那些根系深且可以从断根中重生的杂草个体带来优势，扬谷会帮助那些种子与农作物谷粒大小一样的杂草演化，化学性除草剂也会积极推动那些生化系统独特、对毒药免疫的杂草植株进一步演化。第一种对有机除草剂表现出抗性的杂草，它的脱颖而出有着某种程度上的必然性。1990年，在美国华盛顿，与园丁们素有渊源的千里光中有一批对广泛使用的除草剂西玛津出现了抗性。千里光从萌发到结种只需6个星期，一年中可以繁殖5代——这就像是在现实世界中进行的大型新物种培育实验。20年后，又有50个物种对大量除草剂产生了某种程度上的抗性。

随着除草剂的毒性和有机程度越来越高，杂草中也演化出了更顽强的种类，这种无尽的化学对弈所产生的文化效应就是使公众们对除草剂产生了抵触情绪。现在许多园丁都会容忍甚至乐见丰富多彩的杂草在他们的花园里出现。整个未经开发修整的花园角落可能都会被留给杂草，以及被它们吸引来的昆虫和鸟类（这样一来杂草们就被放在了“正确”的地方，从而使它们也不再是杂草了）。胆子更大的人还会把荨麻、蒲公英和繁缕采来做野菜吃。

在乡村，一些农民也在形成类似的温和态度，他们会在自己的田间地头为杂草留下6英尺宽（约合1.8米）的生长带。平心而论，这一做法主要是为了让另一种农产品——雉鸡受益。但这些杂草带也为雀、仓鸮和昆虫提供了庇护，而这些生物又有利于植物传粉和害虫防治。如今英国生物多样性计划中包含了20种杂草，这意味着政府会为增加它们的数量提供支援，或为它们建立保护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名单中有一些杂草——如矢车菊、侧金盏花和田野毛茛——直到300年前还被认为是有害的植物。

“综合杂草管理”系统正在重新启用类似于威廉·埃利斯在18世纪初使用过的一些措施，比如在玉米下套种一种有用的“杂草”（如三叶草），以抑制危害性更大的杂草并提高氮元素的含量。甚至还有人在试验将杂草种子故意播撒到耕地中，以期它们与已经对除草剂产生抗性的同种杂草杂交，提高其后代对除草剂的敏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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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杂草的文化态度转变最大的还是城市。在废弃的工业区和铁路路堤，还有残破住宅区的边缘地带，并没有高产的农田或原始的生态系统可供外来入侵者破坏。这些地方被认为是荒地，或者用政客和开发商爱用的贬义术语来说叫作“棕地”[148]——这真是一个奇怪的误用，因为这些地方明明是城市中最多彩、生物资源最丰富的区域。

在没有本地植物竞争的情况下，这些地方还见证着真正的城市生态系统的演化过程，以及这星球上以前从未出现过却完全契合城市中建筑林立之地的全新植物群落的形成。1993年，来自谢菲尔德大学的奥利弗·吉尔伯特为英格兰自然署写了一份关于这些植物群落的报告，报告的名字叫作《城市中的花》。它的副标题——《“城市公地”上的自然植物群》——使这个原本只在城市植物爱好者圈子中使用的词汇进入了官方的语系。这些户外场地就像是非官方的公地，因为它们是大部分城市中仅存的非正规的开放空间：周末来散步的人会采些黑莓，孩子们在这里建起自己的基地，旅行者们不但在这里住下，还带来了马和羊。

吉尔伯特在几座英国城市调查了城市公地上独特的植物群落，展现了每座城市迥异的杂草植物群，以及这些植物群的构成是如何与每座城市的社会史联系在一起的。伯明翰有许多一枝黄花，这可能是因为一枝黄花是一种常见的花园植物，而这座城市的“几尼花园”[149]和私家小花园有着悠久的历史。曼彻斯特和斯旺西地处西部，气候湿润，这两座城市中都长着大量的虎杖。在格拉斯哥，“曾经被达尔马诺克发电厂占据的大片土地如今长满了树木，其中包括垂枝桦、欧洲赤松、灰赤杨、普通赤杨、金雀儿、黄花柳和栒子（部分植物来自附近的沼泽地）。这样的植被在英国是独一无二的。”谢菲尔德——吉尔伯特自己所在的城市是英国最美丽多彩的城市之一。蒂斯河的河岸上长着整齐的虎杖丛，虎杖下面开着各种林地花朵，城市周围的小山顶上则长着一片片山羊豆、短舌匹菊、菊蒿和紫菀。吉尔伯特从一个当地的矿工那里了解到，20世纪初小贩们曾到城中比较贫困的区域将这些几乎从未被人工种植过的植物作为花园新品种兜售。然后还有布里斯托尔，这里简直是最受我们喜欢的外来入侵植物——醉鱼草在英国的生长中心。醉鱼草是在19世纪80年代从中国中西部的山地引入欧洲的。它是一种长在山麓碎石上的植物，与牛津千里光一样，它也觉得铁路下铺的碎石是个熟悉且适宜的生长地。它那轻盈有翅的种子被火车搅起的气流牵引着，从铁路路堤的大本营一路扩散到了轰炸遗址、墙壁、花园和停车场。有时它的种子还会被吹到空中，然后长在烟囱里。在布里斯托尔，醉鱼草的灌木丛会长在桥上，长在建筑物的窗台上，有时还会与灌木柳和垂枝桦一起形成一种独特的城市林地。布里斯托尔的一面墙壁上涂鸦着这样一句话：“这里是醉鱼草的地盘。”（抑或应该把开头两个字换成英国？）

有一点可以明确，那就是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人而言，这些杂草群落的生态形象和文化形象总是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它们是面熟的邻居，非法定居的植物居民，一种有生命的涂鸦——无礼粗鲁，通晓城市的生存技巧，永远比开发商和寻衅于它们的人领先一步。班克斯的精神就活在它们身上。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怀特岛桑当镇的后端一座残破的小花园却变成了一个生态宣传的舞台。一丛极为罕见、受到保护的纯本土农业杂草——马丁烟堇在这里被发现了，这里的小花园主人们利用这种植物受法律保护的地位成功阻止了本要对此处进行的开发。2009年，在伦敦市巴比肯画廊进行了一场题为《激进的自然：一个变化中的星球的艺术与结构》的展览，概念艺术家西蒙·斯塔林展出了一个放置在浮筒上的三维景观。这件作品叫作《杂草之岛》，是一只“隔离筏”的成比例模型，筏上是入侵植物杜鹃花，这只筏会带着杜鹃花漂向一个湖的中央，为的是让杜鹃花可以在野外生存但又不会造成危害。它让我想起了中世纪那个为动物辩护的律师巴塞洛缪·沙瑟尼，他为象鼻虫入侵提出的解决方法就是“为这些小虫子找到另一片草场安家”。

居于伦敦的毛里求斯艺术家雅克·尼姆基为2009年的诺福克和诺维奇艺术节设计了一套以城市杂草为主题的明信片图案——《诺维奇植物集锦》，每张明信片背后都有一段新奇的说明文字。这些文字会讲明植物的名字、起源、天敌、分布、最喜欢的音乐和最好的伙伴。这些字读来就像是微醺的约翰·克莱尔在为一个了解植物的诺维奇观众表演独角喜剧。尼姆基作品中的所有植物都是真实的（但名字是虚构的），它们被勾勒得姿态迷人，并且——这一点又会让人想到约翰·克莱尔——被恰如其分地和这座城市亲密融合在了一起。

明信片中有“喝醉的杰克”，它更常见的名字叫钻果大蒜芥。“分布：你可以在国王大街的蓝色围墙外找到52株，它们像个小黑帮似的占领着这地盘。这是这种植物在诺维奇最有代表性的植物群。天敌：光系统II抑制剂。最好的伙伴：在诺维奇有时会看见它们和红色奶酪碗或丑鬼鲍勃，可能还有斯瓦晨，长在一起，但领地意识有点强烈。”还有“震震草”，即稻槎菜。“分布：这座城市中随处可见。最有代表性的在伦敦大街32号，这个商铺的上方偏左边。如果你从谷歌地图上看，刚过斯旺巷的人行道上有一片这种植物形成的阴影。这个商铺正要粉刷，所以如果这种植物已经不见了，可以去隔壁34号看看，依然还是在商店顶上。另两个美丽的植物群长在诺维奇火车站自行车棚后面的墙上。用途：宇宙无敌超强侵略性植物。很难去除，有史以来一直位居最棘手的植物之列。”

同一年，伦敦东部德特福德区以南100英里处，一个叫作“粉色搜寻队”（这个名字是植物爱好者们才能看懂的玩笑：俗名叫“德特福德粉红”的拟花石竹其实从未在这一区生长过，并且被约翰·杰勒德错误鉴定过）的组织把杂草涂鸦的想法进行了进一步的演绎。他们开始在德特福德的人行道和旧墙壁上给生长着的杂草做“标记”——方法是在路缘石或墙壁石砖上喷印杂草的名字。在他们眼中，这些杂草也像是它们生长地的“标记”，他们还发布了带有杂草“标记”的谷歌地图，上面附有这些植物的说明。他们的所作所为不像尼姆基的“植物集锦”那样充满着荒诞的机智，但这样一些小小的别出心裁的举动像是给植物们挂上了杂草版蓝色纪念牌匾，从而让有好奇心的人们更仔细地观察这些植物：“药用墙草。一个墙壁爱好者，这种植物标记着整个伦敦的墙壁。它们也会长在石头地面和美丽的棕地上。植物的俗名pellitory和学名parietaria分别源自古老的法语和拉丁语，意思都是‘墙’。所以也许我们应该叫它‘墙上的墙’，或者就叫‘墙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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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把德特福德、诗人想象中的兰花所在地肖迪奇和瓦森斯陶的沼泽地（这里是我20世纪70年代午休探险地的东北边界）三点相连，我们会得到一个三角形，这个三角形里发生过许多令人感慨、曲折纠结的植物故事。这里有被轰炸过的教堂残骸，罗丝·麦考利曾像个着了魔的探矿者一样在这里游走。伦敦塔对1666年伦敦大火中浴火重生的“伦敦火箭”水蒜芥来说，是最后的避难所之一。沃平和莱姆豪斯周围有闪亮的、崭新的船坞，它们的墙壁上还覆盖着染料植物欧地笋，伦敦城早期的市井之徒会用这种植物来抹黑自己的脸，希望别人以为自己是来自东方的未来预言者。几个还在苟延残喘的垃圾场如今已经几乎长不出什么植物，更不用说孕育出一片繁花盛开的植物群落。斯特拉特福沼泽附近的河岸是我迄今为止徒步行走得最开心的地方。海克尼河道旁的纤道已经变成了一条植物丛生的小径，被木藤首乌遮去了一半。岸边长满了矮接骨木，它的叶子有牛肉汁味，叶上开着一簇簇尖端缀着一点粉色的花朵，茎却是饱满的血红色。（在民间故事中，这种植物是从被英国人打败的丹麦人的血泊中长出来的。）这里有高大的大猪草，还散落着伦敦的特色杂草之一——来自地中海地区的鱼鳔槐，它长着巨大、膨胀的种荚，蓝山雀会把种荚撕开并把脑袋探进去找虫子吃。

如今这整片地方——斯特拉特福沼泽和利亚谷地的大部分地区，伦敦东部野生植被的中心——已经被奥林匹克公园吞没。占地500英亩（约合2平方公里）的草场、野生灌木丛林、花园再加上2000幢房屋，全部被铲平。这是伦敦大轰炸以来伦敦东区最大规模的环境剧变，从地质学角度来说，剧变持续的时间可能也是自冰河时期之后最长的。我很想见证杂草们是如何应对这场人造地震的，毕竟它们一直以来的演化正是为了应付这样的情况。但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那里还是禁止游客入内的。奥林匹克筹建局的理由是健康、安全和安保等因素，但我想他们也不能容忍东看西看的作家们到处寻觅那些他们花大价钱想要清除的植物吧。

所以我只能从远处看看奥林匹克公园。差不多每个月我都会乘火车从诺福克郡到伦敦利物浦街一次，途中有一段路距离刚刚开始施工的场馆只有几百码远，从地面上慢慢升高的建筑物看起来像是《第三类接触》中的母舰正轻轻停放在那里。我看到了杂草闪现的光芒与颜色，沿着潮湿的采石场小径开出的黄色，圆锥形的垃圾堆顶上顶着的模糊的绿色帽子。我无法判断它们是什么植物，而一个月以后它们就会消失，被另一批杂草替代。一些看起来像是牛津千里光的植物缠绕在篱笆上，一丛丛矮接骨木沿着利河的岸边延伸出了一片。斯堪的纳维亚的外包商们应该小心这些接骨木。我感觉像是在目睹一场快进版的植物演替——只不过这种快进本就是杂草们习以为常的生活节奏。它们的演化是为了冲刺，为了应付山体滑坡，为了应付像火山爆发一样的可控爆炸。但是在这里，变化发生的速度如此之快，它们中的许多植物甚至没有繁殖的机会。那么这种短暂的入侵、这种昙花一现的存在有什么意义？看着它们来来往往，与推土机一般忙碌，我搜肠刮肚想找到合适的比喻来理解它们的意义。我想到了蚂蚁，但这些昆虫太有组织性，太有改变世界的决心，更像是挖掘机。然后我忽然想到，它们是一种免疫系统，当出现损伤时它们会介入修复受伤的组织，此情此景下受伤的组织就是被剥去了原有植被的大地。

但这并不意味着杂草比其他任何生物有什么更多的“目的性”。一种生物存在的理由，除了它能够存在、并且能找到机会让自己存在以外，并无其他。地球生命美妙到近乎超验的一个特点，就是为了生存它们必须与彼此、与地球紧密相连，因此它们会有一个——如果不能说是目的，那么比较接近的说法应该是角色。杂草们快速、机会主义的生存模式意味着它们的角色——它们的所作所为——是去填补大地的空白空间，去修复几百万年来被山体滑坡、洪水和森林大火自然破坏的植被，以及如今被侵略性农耕和严重污染摧残的植被。在修复的过程中，它们稳固了土壤，保持了水分，为其他植物提供了庇护，也开启了植物演替的过程以形成复杂稳定的植物系统。我想，一个合理的假设是，倘若一万年前农耕刚刚出现的时候人们成功除掉了杂草，那么农业就会成为迅速消亡的传说故事。一旦开始耕种，中东地区干燥的土壤就会被风吹走。农作物会因为没有一点遮蔽地直接暴露在阳光之下而枯萎。如今在对待杂草时，可能正确的理解和适当的妥协比清除它们更有利于我们，就像它们现在在生态友好型农作物管理系统的实验中所带来的益处那样。

但与杂草——以及它们的不可避免性——形成友好关系永远都会是一个让人头昏眼花的过程。这个过程要将切实可行的控制手段与文化接纳结合在一起。在近代以来的大部分时间内，我们一直都在向相反的方向努力，而我们越是徒劳地——但暂时成功地——清除了杂草，我们就越懒得去了解这些植物。从农业诞生到农业革命开始，杂草们一直被当作是对自然生命和人类生存而言麻烦但必需的组成部分。它们可能需要被从土壤中清理出去，但同时也是土壤肥力的标志。它们被用于祈求生物快速生长的仪式。它们被认为是强大的药物，从更实用的角度看它们还是持家的好帮手。《圣经》坚称它们是对人类原罪的一种惩罚（这一理论一直持续到19世纪），其中隐含着的想法是杂草也是一种生态上的惩罚。它们只是我们为破坏大地而付出的代价中的很小一部分。

可是，一旦我们可以用机械和后来的化学物质攻击杂草，它们便渐渐淡出了我们的思考。如今它们的出现引发的不过是直觉反应，而不再是理性思考。它们被认为是无法解释的、粗鲁无礼的入侵者，与我们的生活方式根本不相干。随着观念的剧烈变化，如今的我们只知道归罪于杂草，而不再归罪于我们自己。但我们给它们起着带贬义的名字，给它们机会在荒野之外行使自己的修复能力，修复我们破损的世界。每一株扰人的杂草——从过度翻耕的英国绿草带上长着的宽叶羊角芹，到偶然被进口、如今阻塞了佛罗里达大沼泽地的池塘植物凤眼蓝，再到湮没了曾经被轰炸过的越南雨林的丝茅——都是未经深思熟虑的、有时甚至是故意造成的对自然系统的破坏。杂草就是我们培育出来的最成功的作物。

美国作家卡尔·萨菲纳[150]指出，信天翁这种大规模捕杀的受害者却在民间文化中演变成了带来厄运的不祥之物。俗语“脖子上有一只信天翁”的意思是背负着沉重的社会包袱。一切都是这该死的鸟的错。实际上在引出这种说法的那首《老水手之歌》中，作者柯尔律治的本意完全不是这样。诗中这名水手在错乱中射死了信天翁，“一种神圣的吉兆之鸟”。结果他的船完全停滞了，他那受尽折磨的船员将死去的鸟挂在了他脖子上。脖子上有只信天翁本应指一种由自己造成的困境。我们遇到的杂草都是我们应得的惩罚，是我们的植物信天翁。

在本书的开头我提出，杂草是我们硬要把自然世界拆成野生与驯养两部分所造成的结果。它们是边界的打破者，无归属的少数派，它们提醒着我们，生活不可能那样整洁光鲜、一尘不染。它们能让我们再次学会如何在自然的边界上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