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2月至12月

奥尔德肖特军事拘留所的确是个可怕的地方，比利想，但这里总比西伯利亚要好。奥尔德肖特是伦敦西南部五十多公里外的一个军事城镇。监狱是一幢现代建筑，中庭四周是三层的囚室回廊。屋顶的玻璃窗让这里光线充足，因此它有了一个“玻璃暖房”的诨名。这里有暖气管道和煤气灯，实在比四年来比利睡过的大部分地方都要舒适。

但他内心十分痛苦。战争已经结束一年多了，而他仍然留在部队里。大多数朋友都已经复员，拿着不错的薪水，带着女孩去电影院。他仍然穿着军装，给长官敬礼，睡在军用床上，吃部队的饭。他整天在织毯厂工作，这是监狱的产业。最糟糕的是，他从来就看不到一个女人。在某个遥远的地方，米尔德里德正等着他——也许是这样。人人都能给你讲一个身边发生的故事，某个士兵回家发现自己的妻子或女友已经跟了别人。

他跟米尔德里德或外面的任何人都没有联系。囚犯——或者按官方的称呼叫作“服刑的士兵”，有正常通信的权利，但比利是个例外。他因为用写信的方式泄露部队秘密被判有罪，他的信件全部被当局没收。这是军方的一种报复。当然，他现在也没什么秘密可泄露的。他有什么要告诉他姐姐的？“水煮的土豆总是欠火候。”

爸妈和外公知道军事法庭的事吗？他想，士兵的近亲应该收到通知，但他拿不准，也没有人回答他的问题。不过汤米・格里菲斯肯定会告诉他们。他希望艾瑟尔能解释他到底做了什么事。

没有任何人来探视他。他怀疑他的家人甚至不知道他已经从俄国回来了。他本来打算质疑对他收取信件的禁令，但他接触不到律师，也没钱请律师。唯一的安慰是，他心里隐约觉得这一切不会无限期持续下去。

他从报纸上获取外界的消息。菲茨回到伦敦，发表演讲敦促向俄国白卫军提供更多军事援助。比利纳闷这是否意味着阿伯罗温同乡队也已返回家乡。

菲茨的演讲毫无效果。艾瑟尔的“不要插手俄国”运动已经赢得工党的认可。尽管陆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摇唇鼓舌反对布尔什维克，英国已经从俄国北极地区撤出了自己的部队。十一月中旬，红军将海军上将高尔察克赶出了鄂木斯克。比利对白卫军做出的所有判断，那些艾瑟尔在她的运动中一次次强调的，到头来都是对的。菲茨和丘吉尔说的全是错的。然而，现在是比利进了监狱，菲茨进了上议院。

他跟其他狱友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他们都不是政治犯，大多犯下了实际的罪行，包括盗窃、抢劫和谋杀。他们都很难对付，比利也是。他不怕这些家伙。他们对他敬而远之，保有戒心，显然觉得他犯下的罪行高出他们一等。他相当友好地跟这些人交谈，但他们没人对政治感兴趣，从不觉得监禁他们的社会有什么问题，而只是打定主意下次要战胜它。

他在半小时的午休时间里读报。这儿的大部分人都不识字。有一天他在《每日先驱报》上看见了一个熟悉的面孔。片刻的困惑之后，他意识到那是他自己的照片。

他回想着拍那张照片的前前后后。米尔德里德拖着他去阿尔德盖特的一名摄影师那儿，让他穿着军装照了张相。“每天晚上我都把它贴在嘴唇上。”她当时说。他离开她之后，经常想起这句含义暧昧的承诺。

文章标题是：“威廉姆斯中士为什么要坐牢？”比利兴奋地读下去。

威尔士步枪团第八营（下称“阿伯罗温同乡队”）的威廉・威廉姆斯正在部队监狱服十年徒刑，他被定为叛国罪。这个人真的是叛徒吗？他背叛了自己的国家，投靠敌人，或逃离战场了吗？正相反。他曾在索姆河英勇战斗，随后的两年继续在法国服役，获得晋升中士。

比利很兴奋。这是我，我上了报纸了，他们说我作战英勇！

随后他被派往俄国。我们没有跟俄国交战。英国人民未必赞同布尔什维克政权，但我们不会攻击每一个我们不赞成的政权。布尔什维克并未对我国和我们的盟国构成威胁。议会从未同意对莫斯科政府发动军事行动。一个严峻的问题是，我们的这次出兵是否违反了国际法。

事实上，几个月来英国人民全都蒙在鼓里，不知道他们的军队正在俄国打仗。政府做出误导性的声明，让人相信派兵到那里只是为了保护我们的财产，组织有序撤离，或应急待命。言下之意是他们并不是在跟红军作战。

这一谎言被披露出来，很大程度上要感谢威廉・威廉姆斯。

“嘿，”他嚷了一句，并没特别对着哪个人，“瞧这儿。感谢威廉・威廉姆斯。”

跟他坐在同一张桌子的人围上来，探头看着。他的同监狱友西里尔・帕克是个粗鲁的家伙，这时问道：“这是你的照片！你怎么上报纸了？”

比利把后面的部分读给他们听。

他的罪行是说了实话，用简单的代码写信给他的姐姐，以逃避审查。英国人民欠他一句感谢。

但他的做法让军队和政府里那些秘密将英国士兵用于自己政治目的的人很不满。威廉姆斯被送上军事法庭，判处十年徒刑。

他不是唯一特例。大批军人因拒绝成为反革命企图的一部分，在俄国受到极其可疑的审判，被耻辱地判处长期徒刑。

威廉・威廉姆斯和其他人受到那些权势人物的恶意报复。这一错误必须予以纠正。英国是崇尚正义的国家。毕竟这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

“听见没？”比利说，“上面说我受到权势人物的报复。”

“我也是。”西里尔・帕克斯说。他在一个谷仓里强奸了一个十四岁的比利时姑娘。

突然，报纸被从比利的手里抢走了。他抬头看见那个令人厌恶的看守安德鲁・詹金斯的那张脸。“我不管你认不认识什么权势人物，威廉姆斯，”这家伙说，“但你在我这里，你不过是一个该死的囚犯，快他妈的给我回去干活。”

“马上，詹金斯先生。”比利说。

1920年夏天，俄国贸易代表团到访伦敦，首相大卫・劳埃德・乔治在唐宁街10号迎接他们。这让菲茨大感愤怒。布尔什维克仍在与新生国家波兰作战，菲茨认为英国应该站在波兰一边，但没有什么人支持他。伦敦码头工人举行了罢工，拒绝为运往波兰军队的步枪装船，工会代表大会威胁说如果英国军队介入战事，他们就会发动一场总罢工。

菲茨只能忍下一口气，正视自己再也无法夺回安德烈王子的庄园的现实。他的长子和次子安德鲁从此失去了俄国的名分。他只得自认倒霉。

但是，当得知俄国人加米涅夫和克拉辛在英国到处转悠，图谋不轨的时候，他就再也沉不住气了。“40号房间”依然存在，尽管形式上有所不同，英国的情报机构也在截取、破译俄国人发回家里的电报。列夫・加米涅夫是莫斯科苏维埃主席，他正在无耻地进行革命宣传。

菲茨火冒三丈，厉声斥责劳埃德・乔治，当时还是八月，在伦敦社交季快结束的一次晚餐会上。

餐会是在西尔弗曼勋爵那幢位于贝尔格雷夫广场的宅邸举办的。西尔弗曼已经不再像战前那样大摆筵宴，菜品较少，也很少有食物尝都没尝就被端回厨房的情况。餐桌上的装饰也更加朴素。上菜的都是女佣，而不像原来那样由男仆服侍——现在已经没人愿意当男仆了。菲茨觉得，那些奢侈的爱德华七世时代的聚会恐怕已经永久消失了。不过，西尔弗曼仍然能够吸引举国上下最有权势的人光顾自己的家。

劳埃德・乔治向菲茨询问他妹妹茉黛怎么样了。

这又是一个让菲茨恼火的话题。“很遗憾，她已经嫁给了一个德国人，去柏林生活了。”他说。他没告诉对方她已经生下她的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取名埃里克。

“我听说了，”劳埃德・乔治说，“我只是想知道她过得怎么样。她是个让人感到愉快的年轻女性。”

首相喜爱快活的年轻女性，这一点尽人皆知，简直称得上臭名昭著。

“德国的生活恐怕很艰苦。”菲茨说。茉黛曾写信给他请求补贴，但被他一口回绝了。她不经他的容许便私订终身，怎么还敢指望得到他的资助？

“艰苦？”劳埃德・乔治说，“应该是那样吧，既然他们干了那些事情。不管怎样，我还是为她惋惜。”

“还有件事情，首相，”菲茨说，“加米涅夫那个家伙是犹太布尔什维克，你应该将他驱逐出境。”

首相心情不错，手里举着一只香槟酒杯。“我亲爱的菲茨，”他亲切地说，“政府不太担心俄国那些误传的消息，都是些粗糙的歪曲。请不要小看英国的工人阶级，他们分得清什么是哗众取宠。相信我，加米涅夫的演讲给布尔什维克主义抹的黑是我和你都做不到的。”

菲茨觉得这不过是自鸣得意的废话：“他甚至拿钱给《每日先驱报》！”

“我同意，一个外国政府补贴我们的报纸实在不太礼貌，但是，说真的，我们是不是让《每日先驱报》给吓坏了？我们的自由派和保守派也不是没有自己的报纸。”

“但他在接触这个国家最强硬的革命性团体——那些致力于推翻我们整个生活方式的疯子！”

“英国对布尔什维克主义了解越多，对它的好感就会越少，你记住我这句话。只是老远隔着一层无法穿透的迷雾的时候，它们好像挺可怕。布尔什维克主义对英国社会来说几乎是一种保障，因为它会向所有阶级传播一种恐怖，让他们知道目前的社会组织被推翻的话会发生什么样可怕的事情。”

“我只是不喜欢它。”

“还有，”劳埃德・乔治接着说，“如果我们把他们轰走，我们就有可能必须对如何知晓他们的意图作出解释。我们在暗中监视他们的实情可能比他们所有浮夸的演讲更有可能激发工人阶级群起反对我们。”

菲茨不喜欢别人跟自己进行政治现实说教，即使对方是首相，相反他坚持自己的观点，因为他感到十分气愤。“但我们断然不该跟布尔什维克做交易！”

“如果我们拒绝跟所有利用大使馆进行宣传的人做交易的话，我们就剩不下多少贸易伙伴了。菲茨，我们甚至还跟所罗门群岛的食人族做交易呢！”

菲茨不知道这是真是假——毕竟所罗门群岛的食人族没什么用来交换的——但他权且不去理会。“难道我们穷到这个份儿上，必须向这些杀人凶手兜售货物？”

“恐怕是这样。我约谈过不少商人，他们对未来十八个月的悲观预期让我大为吃惊。没有任何订单。顾客什么都不买。我们可能会面临最糟糕的失业期，糟糕到任何人都无从想象。但是，俄国人想买，再说，他们付的是黄金。”

“我才不要他们的黄金！”

“是吗？不过菲茨，你的黄金够多了。”劳埃德・乔治说。

比利带着自己的新娘回老家阿伯罗温，正赶上惠灵顿街举办一场聚会。

这是一个夏日的礼拜六，破天荒头一遭没有下雨。下午三点，比利和米尔德里德带着她的孩子，也就是比利的继女——八岁的伊妮德和七岁的莉莲，抵达火车站。这时候，矿工们已经从井里上来，每周一次的洗浴过后，换上礼拜日穿的衣服。

比利的父母来车站迎候他们。他们老了，身子也似乎缩小了，不再傲视众人。爸爸握着比利的手说：“我为你感到骄傲，儿子。你勇敢抵抗了他们，就像我教你的那样。”比利很高兴，尽管他并没觉得自己是爸爸生命中的某项成就。

他们曾在艾瑟尔的婚礼上见过一次米尔德里德。爸爸跟米尔德里德握手，妈妈吻了吻她。

米尔德里德说：“真高兴又见到你，威廉姆斯太太。我现在能管你叫妈妈了吗？”

这是她说过的最好的话了，让妈妈满心欢喜。比利相信妈妈肯定会喜欢她，只要米尔德里德别骂脏话就行。

下议院议员们坚持不懈地一次次质询——艾瑟尔为他们提供信息，迫使政府宣布为一些在俄国因叛乱等罪被判刑的战士和水手减刑。比利的刑期被减到一年，随即获得释放，从部队复员。他便立刻与米尔德里德结了婚。

阿伯罗温让他感到陌生。这地方没什么变化，只是他的感觉已经大不一样。这里狭窄单调，环绕的山冈就像几座围墙把人们围在其中。他不太相信这里就是他的家。他穿上战前穿过的衣服，虽然大小还合适，却让他觉得不对劲。这里没有发生任何足以改变世界的事，他这样想着。

他们走上惠灵顿街的土坡，看见一座座房子上装饰着各种旗子：英国国旗，威尔士龙旗，还有红旗。街上的横幅上写着：“欢迎回家，比利乘二”。所有邻居都站在街上。桌子上摆着啤酒壶和茶瓮，盘子里装满馅饼、蛋糕和三明治。大家一看到比利，便唱起了《我们在山坡迎候你》。

这让比利流下了眼泪。

有人递给他一杯啤酒。一群慕名而来的年轻人围住了米尔德里德。对他们来说，她是个稀奇的尤物，她伦敦化的装扮，说话时的伦敦腔，还有她那顶帽檐巨大、用丝绢花装点的帽子，无一不让她显得充满异国情调。她已尽最大可能显得端庄得体，但仍不免脱口说出几句粗话：“我不能把话憋在胸脯这儿，请原谅我用上这句俗语。”

外公更显老了，几乎无法站直身子，但他的头脑还跟从前一样清楚。他负责照看伊妮德和莉莲，从他的背心口袋里拿出糖果，还教她们怎么能让一枚硬币消失。

比利还要跟丧失亲人的家庭谈一谈那些死去的战友——乔伊・庞蒂、先知・琼斯、斑点・卢埃林，等等。他又跟汤米・格里菲斯重聚了，他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还是在俄国的乌法。汤米的父亲莱恩，那位无神论者，现在患上了癌症，显得十分憔悴。

比利打算在周一重新开始下井，矿工们争相跟他解释在他离开后井下发生的变化：新铺的路开进更深，直达开采面，电灯比以前多了，安全防范措施也更加完善。

汤米站在一把椅子上致欢迎辞，随后比利作了回应。“战争改变了我们所有人，”他说，“我记得人们曾经习惯说是上帝派富人在这个地球上统治我们这些等级低下的人。”人们报之以一阵轻蔑的笑声。“很多人在主日学校郊游都管理不好的上层阶级军官的指挥下战斗，从而纠正了这种错觉，”一些老兵深有感触地点点头，“战争是由我们这样的人，这些普普通通的人打赢的，他们没有受过教育，但并不愚蠢。”大家赞同地喊着“就是，就是”。

“我们现在要进行选举，也包括我们的妇女，尽管只是一部分妇女，这一点我姐姐艾丝很快就会跟大家说明。”有几个妇女发出一声欢呼，“这是我们的国家，我们应该控制它，就像布尔什维克接管俄国，社会民主党掌控德国。”男人们欢呼起来。“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工人阶级的党，也就是工党，我们已经获得了席位，让我们的党进入政府。劳埃德・乔治在上次选举中玩弄诡计，但他不会再次得逞的。”

有人大喊：“绝不！”

“我就是为了这个回家的。珀西瓦尔・琼斯当阿伯罗温下院议员的日子就要到头了。”人们欢呼着，“我希望看到一位工党的人在下议院代表我们！”比利看见父亲正望着自己，爸爸激动得满脸通红。“谢谢大家的热情欢迎。”他跳下椅子，大家热烈地鼓起掌来。

“讲得真好，比利，”汤米・格里菲斯说，“可谁会当工党议员呢？”

“知道我要说什么吗，汤米？”比利说，“让你猜三次。”

哲学家伯特兰・罗素这一年访问了俄国，写了一本小书，名叫《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实践与认识》。这在莱克维兹家掀起了一场风波，几乎导致夫妇二人离婚。

罗素公开强烈反对布尔什维克。更糟的是，他是以左翼的观点发表自己见解的。与那些保守的评论家不同，他不认为俄国人无权推翻沙皇，在农民中划分贵族的土地，自己管理工厂。相反，所有这些他通通赞成。他攻击布尔什维克不是因为错误的理想，而是有了正确的理想，却不能成功付诸实践，因此，他的结论不能简单看成政治宣传而予以否定。

伯尼最先读到这本书。他像所有图书管理员那样，对在书籍中做标记深恶痛绝，但现在他破了例，在书页上涂满了愤怒的评论，在句子下面划线，用铅笔在页边上写下：“垃圾！”“无效的论据！”

艾瑟尔一边给孩子哺乳一边读这本书。孩子现在一岁多了，取名米尔德里德，但他们一直叫她的小名米莉。大米尔德里德跟比利搬到了阿伯罗温，当时她已经怀上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艾瑟尔想念她，尽管她很高兴现在可以使用楼上的几个房间了。小米莉长着一头卷发，眼睛里已经带着那种挑弄人的神色，谁见了都说像艾瑟尔。

艾瑟尔喜欢这本书。罗素是一位机智而诙谐的作家。他像个贵族一样漫不经心地要求采访列宁，与这位伟人共处了一个小时。他们用英语交谈。列宁说，诺斯克列夫勋爵是他最好的宣传员——他认为，《每日邮报》上有关俄国人对贵族大肆掠夺的恐怖故事能够恐吓资产阶级，但这些报道会对英国工人阶级起到相反的效果。

但是，罗素明确表示布尔什维克是完全不民主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真正的独裁政权，他说，但是统治者是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比如列宁和托洛茨基，协助他们的只有赞同其观点的无产者。“我认为这非常令人担忧。”艾瑟尔说着，放下了书。

“伯特兰・罗素是个贵族！”伯尼气愤地说，“他是第三代伯爵！”

“那并不能证明他错了。”米莉停止了吸吮，睡着了。艾瑟尔用指尖抚摸着她细嫩的脸颊。“罗素是社会主义者。他指责的是布尔什维克并没有实施社会主义。”

“他怎么能说出这种话？贵族已经被粉碎了。”

“反对派的报纸也是同样下场。”

“这是暂时的必要……”

“怎么暂时？俄国革命已经三年了！”

“不打破鸡蛋，你就不能做摊蛋饼。”

“他说，那里发生着任意逮捕和处决，秘密警察现在比在沙皇的统治下还要强大。”

“可是他们是在打击反革命分子，并不反对社会主义者。”

“社会主义意味着自由，哪怕是反革命也一样。”

“不，不是这样！”

“对我来说是的。”

他们的高嗓门惊醒了米莉。孩子感觉到了房间里的愤怒，开始哭了起来。

“瞧瞧，”艾瑟尔气冲冲地说，“看你干的好事。”

格雷戈里从内战战场回到家里，回到政府机构所在的克里姆林宫那座古老堡垒内部的舒适公寓里，与卡捷琳娜、弗拉基米尔和安娜团聚。对他来说，这里简直过于舒适了。整个国家正在遭受粮食和燃料短缺，但克里姆林宫有很多商店。院区有三个餐厅，里面的厨师都在法国培训过，让格雷戈里感到不舒服的是，侍者们对布尔什维克毕恭毕敬地叩响脚跟，与以往侍奉贵族没什么两样。卡捷琳娜把孩子送进托儿所，自己去理发师那儿做头发。到了晚上，中央委员会委员坐上汽车，由私人司机载着去看歌剧。

“但愿我们不会成为新贵族。”有天晚上他躺在床上，对卡捷琳娜说。

她讥诮地笑了：“如果我们是贵族，那我的钻石首饰呢？”

“可你知道，我们参加宴会，坐头等车旅行，等等。”

“贵族从来没做过什么有用的事情。你们大家每天工作十二、十五、十八个小时。你不能指望像穷人那样，靠烧垃圾碎屑取暖。”

“话说回来，精英们总能为自己的特殊待遇找到借口。”

“到这儿来，”她说，“让我给你点儿特殊待遇。”

两人做爱之后，格雷戈里躺在床上无法入睡。尽管心怀疑虑，看到自己的家人生活优渥，不免让他心里暗暗感到满足。卡捷琳娜也长胖了。记得他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她还是一个性感十足、二十出头的小姑娘；现在她是个二十六岁、身材丰满的母亲。弗拉基米尔现在五岁，跟其他俄国新统治者的孩子们一道在学校学习读书写字。女儿安娜，他们通常叫她安雅，已经三岁，长着一头顽皮的卷发。他们家的屋子从前属于皇后的一位宫廷女侍。房间里温暖，干燥，十分宽敞，孩子们有自己的卧室，还有厨房和客厅——与格雷戈里在彼得格勒的住所相比，这个客厅就能住下二十个人。窗子上都挂着窗帘，喝茶有陶瓷茶杯，炉火前铺着毯子，壁炉上方挂着描绘贝加尔湖的油画。

格雷戈里终于睡着了，但早上六点钟的一阵敲门声将他惊醒。他打开门，外面站着一个衣衫褴褛、骨瘦如柴的女人，看上去有些眼熟。“我很抱歉这么早来打扰你，阁下。”她用旧式的尊称说。

他认出她是康斯坦丁的妻子。“玛格达！”他惊讶地说，“我差点儿没认出你。快进来！怎么了？你住到莫斯科了吗？”

“是的，我们搬到这儿来了，阁下。”

“看在上帝分上，别这么叫我。康斯坦丁在哪儿？”

“在监狱。”

“什么？怎么回事？”

“说他是反革命。”

“不可能！”格雷戈里说，“一定是弄错了。”

“是的，先生。”

“是谁逮捕了他？”

“契卡。”

“是秘密警察。别着急，他们为我们工作。我会调查清楚的。早饭后，我马上就去查问一下。”

“求你了，阁下，我求你现在就做点什么——他们一个小时后就要枪毙他。”

“该死，”格雷戈里说，“等等我，我马上去穿衣服。”

他穿上制服。虽然上面没有职衔徽章，但衣料比普通士兵的好得多，足以清楚显示他是一位指挥官。

几分钟后，他和玛格达离开了克里姆林宫院区。外面在下雪。他们走到不远处的卢比扬卡广场。契卡总部是一座由黄砖砌成的巨大的巴洛克式建筑，以前是一家保险公司的办公室。门口的卫兵向格雷戈里敬礼。

他一进入大楼就开始大声叫嚷：“谁是这儿的负责人？马上把值班的军官给我叫来！我是格雷戈里・别斯科夫同志，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成员。我要立刻见到囚犯康斯坦丁・沃洛岑采夫。你还在等什么？快去！”他发现这是一种最快的办事方式，但这让他极不舒服地联想到被宠坏的贵族。

卫兵们慌里慌张地跑来跑去，几分钟后的事情让格雷戈里深感震动。值班军官被带到门厅。格雷戈里认识他。那人正是米哈伊尔・平斯基。

格雷戈里惊讶莫名。平斯基曾经是个欺压无辜、残暴成性的沙皇警察，难道他现在改头换面，以革命之名继续欺压无辜，实施暴力？

平斯基讨好地笑了：“别斯科夫同志，见到你真是荣幸。”

“你纠缠乡下贫女被我打倒在地那会儿，怎么没听你说过这话。”格雷戈里说。

“今非昔比啊，同志——我们人人都在变。”

“你们为什么要逮捕康斯坦丁・沃洛岑采夫？”

“从事反革命活动。”

“这简直是胡扯。1914年他就是普梯洛夫机械厂布尔什维克讨论小组的主席了，他是第一批彼得格勒苏维埃代表。他比我更布尔什维克！”

“真是这样吗？”平斯基说，声音里带着某种威胁的味道。

格雷戈里不予理会：“把他带到这儿来。”

“马上，同志。”

几分钟后，康斯坦丁出现了。他灰头土脸，胡子拉碴，浑身带着牲口圈的气味。玛格达哭了起来，上前一下子抱住他。

“我要跟囚犯私下谈谈，”格雷戈里对平斯基说，“带我们去你的办公室。”

平斯基摇了摇头：“我那简陋的屋子……”

“别争了，”格雷戈里说，“去你的办公室。”他用这种方式强调自己的权威。他要把平斯基一直摁在自己的大拇指下。

平斯基带着他们来到楼上一间俯瞰内院的房间。他匆忙将办公桌上的一副指节铜套扫进抽屉里。

格雷戈里朝窗外望了一眼，天空正在放亮。“在外面等着。”他对平斯基说。

他们坐了下来，格雷戈里问康斯坦丁：“到底怎么回事？”

“政府迁移的时候我们就来莫斯科了，”康斯坦丁解释说，“我以为我会当上政委。但这是个错误。我在这儿没有得到任何政治上的支持。”

“那你一直在干什么？”

“我回去做普通的工作。我在托德工厂做发动机零部件、齿轮、活塞和滚珠轴承座圈。”

“但警察怎么会认为你是反革命？”

“工厂选举一名莫斯科苏联代表。一个工程师宣布他要当孟什维克候选人。他筹划了一次会议，我去听。当时只有十几个人。我没发什么言，中途就退场了，也没投他的票。不用说，后来是布尔什维克候选人赢了。但在选举之后，出席孟什维克会议的人都被解雇了。接着，就在上周，我们全都遭到了逮捕。”

“我们不能这么做，”格雷戈里绝望地说，“甚至以革命的名义也不行。我们不能阻止工人倾听不同的观点。”康斯坦丁奇怪地看着他：“你哪里都没去过吧？”

“当然，”格雷戈里说，“一直忙着跟反革命军队作战。”

“所以说，你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你是说这种事儿以前也发生过？”

“格里什卡，这种事每天都在发生。”

“真让我无法相信。”

玛格达说：“昨晚我得到一个消息，从一个嫁给警察的朋友那儿听说的，她说康斯坦丁和其他人要在今早八点被枪决。”

格雷戈里看了一眼部队发给他的手表。马上就要到八点了。“平斯基！”他喊了一声。

那警察走了进来。

“快停止执行处决。”

“我担心这太晚了，同志。”

“你是说那些人已经被枪决了？” “还没有。”平斯基走到窗前。

格雷戈里也走了过去。康斯坦丁和玛格达站在他身旁。

窗下那积雪覆盖的院子里，一支行刑队已经站在清晨的微光中。在这些战士对面，是十几个被蒙上眼睛的人，穿着室内的衣服在瑟瑟发抖。他们的头顶飘扬着一面红旗。

在格雷戈里的注视下，士兵们举起了步枪。

格雷戈里大声喊了起来：“马上停下！别开枪！”但他的声音被窗户挡住了，没有任何人听见。

接着，传来一阵枪响。

那些被控有罪的人一个个倒在地上。格雷戈里瞪大了眼睛，骇然无语。

在倒下的躯体周围，鲜血渐渐浸染了雪地，那颜色与上面飘扬的旗帜相互映衬，令人毛骨悚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