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杰弗逊高中的R&R手册（规则和条款手册）里说：“在学校里被抓到吸烟的学生，必须停学三天。”（我很熟悉这些内容，因为所有吸烟的学生都喜欢把这一页从手册上撕下来，然后带到“吸烟者休息区”烧掉，有时还借着烧纸的火来点烟，纸上的字扭曲着变黑，接着烧得一点不剩。）

不过，这次我只得到一次警告。我猜这是因为学校管理层会对知道某个副校长和某个体育老师兼足球教练兼小胡子爱好者之间的绯闻的学生网开一面的。当我谈到“行为榜样”和“我可怜的容易受影响的思想”——我喜欢这种表达，似乎只要你不满二十一岁，就什么白痴的事情都可以做——还有“管理者有责任树立一个榜样”，特别是我提起R&R手册第69页“学校里或学校周围禁止有淫秽以及与性有关的不适当行为”（我之所以知道这一条规定，是因为这页纸经常被人撕下来挂到校园的各个盥洗室里，纸边的空白处还被装饰上各种有关“淫秽与性”的图案。管理层真是自找麻烦，是谁把这么一条规定放在69页的呢？）的时候，温特斯女士几乎要心绞痛发作。

至少，在与温特斯女士待在一起的一个半小时里，我完全清醒了过来。最后一遍铃刚刚响过，我被刚从教室里冲出来的学生所包围，他们制造出了更多的噪声——尖叫、大笑、关储物柜的门、活页夹掉在地上、互相推挤——只在星期五下午才有的、神经过敏的、毫无顾忌的噪声。我感觉很好，觉得自己很强大，我想，我必须找到琳赛。她不会相信的，她一定会笑死，然后，她会搂着我的肩膀，说“你是个摇滚明星，萨曼莎·金斯顿”，然后一切都会好起来。我还一直在观察安娜·卡图罗——坐在温特斯女士办公室里的时候，我想起我们似乎没有把鞋换回来。我仍然穿着她的大黑靴子。

我晃悠着离开主教学楼，外面冷得刺骨，胸口一阵钻心的疼痛。二月真是天气最糟的一个月。

六辆公共汽车排成一行停在餐厅外面，引擎无力地哀鸣着，车尾放出浓厚的黑烟。透过脏乎乎的玻璃，可以看到很多低年级生苍白的脸——他们蜷缩在座位上，不希望被人看到——似乎长得都一个样。我开始穿过教职工停车处，向“高年级小巷”走去，但走到一半的时候，看到一辆大屁股的银色路虎——里面传来震撼的低音吉他声，那是《返璞归真》——从小巷里冲出来，迅速向上层停车位开去。我停住脚步，所有的兴奋一下子没有了。当然，我没指望琳赛在那儿等着我，但内心深处是希望她能等我的。问题来了：我没有车，没有地方去。我最不想干的事就是待在家里。虽然快要冻僵了，但我却感到有热量从指尖升起，爬上我的脊柱。

这简直是最诡异的事情。我很受欢迎——真的受欢迎——但我不再有那么多朋友。更怪异的是，我竟然第一次意识到这一点。

“萨姆！”

我转过身，看见塔拉·弗鲁特、贝瑟尼·哈普斯和康特尼·沃克尔走过来。她们总是一块儿走，虽然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和她们是朋友，但琳赛叫她们“哈巴狗”——远看挺漂亮，近看很丑。

“你在干吗？”塔拉总是面带夸张的微笑，似乎经常要为佳洁士牙膏的广告试镜。

她朝我龇着牙。“现在，感觉有零下一千多度呢。”

我摸摸头发，试着表现出漠然的样子。我可不愿意让哈巴狗们知道自己被抛弃了。“我得跟琳赛说点事。”我含糊地往“高年级小巷”的方向指了指。“她们得先走了——去做每个月的社区服务。真差劲。”

“太差劲了。”贝瑟尼说，用力点着头。据我所知，她一辈子只会做一件事，就是无论别人说什么，她就跟着点头。

“跟我们一起走吧。”塔拉挎着我的胳膊。“我们要去乐维拉买东西，然后参加肯特的派对，不错吧？”

我简单地考虑了一下自己还可以做什么别的事：待在家里肯定没意思。艾丽家肯定也不欢迎我。琳赛不用想。还有，去罗布家的话，只能坐在沙发上，看他玩“吉他英雄”的游戏，或者亲热一阵，假装没有注意到他又撕坏了我的胸罩，因为他找不到搭扣在什么位置。还有聊天或者在他父母开车出去的时候朝他们挥手，他们一走，我们就在车库吃比萨饼，从秘密仓库拿出不冰的啤酒来喝，然后再亲热一番。不，谢谢你。

我又巡视了一遍停车场，寻找着安娜。穿走她的靴子让我有种不好意思的感觉——不过，看上去她却没有特地找过我。而且，琳赛总是说一双新鞋能够改变你的生活。如果我真的需要好好改变一下生活的话——或者说改变死后的生活，无所谓——那么就是现在。

“听起来不错。”我说，塔拉的微笑更灿烂了，白森森的牙齿很像骨头。

离开学校时，我告诉哈巴狗们——我忍不住将她们想象成哈巴狗——去办公室见温特斯女士的事，还有温特斯女士跟奥托先生有一腿，我是如何免于留校察看的，因为我向温特斯女士保证将销毁手机拍下的她和奥托先生在他办公室里的亲密照片（当然这是编的——我不大可能偷看到他们瞎搞——更不用说拍下高清数码照片了）。塔拉笑得喘不动气，康特尼瞪着我，似乎我刚刚治愈了癌症或者发明出一种药片，能够让你的胸部大上一号，贝瑟尼捂着嘴巴说：“可可麦片大神的神圣母亲啊！”我不大清楚这是什么意思，不过这绝对是我从她口中听到的第一句出自原创的话。我又感到愉快和恢复了自信，这更加坚定了我的想法：这是我的日子，我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

“塔拉？”我向前靠靠，塔拉的车是一辆紧凑的双门本田思域，贝瑟尼和我挤在后座上，“去商场之前能在我家门口停一下吗？”

“当然。”她又笑起来，在后视镜中留下一片灿烂的倒影。“你想回家放东西？”

“我得拿点东西。”我纠正道，也朝她灿烂地一笑。

快要下午三点了，我妈一定刚从瑜伽课回来，我们开到我家门口时，她的车正停在车道上。塔拉想停在我妈的雅阁旁边，但我拍拍她的肩膀，示意她继续向前。她沿着路慢慢向前挪动，直到我们隐没在一丛冬青后面，这是几年前我妈让园艺师种的，她发现我们那时的邻居霍夫利先生半夜里喜欢一丝不挂地在家里散步。这能够解释你在郊区居住时遇到的一切问题——比如种树的目的是不愿意看到别人的私密部位等等。

我跳下车，绕到房子后面，祈祷着我妈不要从起居室或者我爸的书房窗户往外看，我希望她在浴室里，像往常那样长时间地冲澡，然后去体操训练中心接伊奇。不出所料，我把钥匙插进后门锁孔时，听见楼上传来水声和一阵高亢的颤音——我妈在唱歌。我迟疑了一下，听出了那首歌的调子——法兰克·辛纳屈的《纽约之歌》——庆幸着哈巴狗们没有听到我妈的即兴表演。我蹑手蹑脚地走进洗衣间，一如往常，我妈把她巨大的手提包放在那儿，几个硬币和一筒薄荷糖散落在洗衣机附近，她的绿色拉尔夫·劳伦钱包的一角从包带下面露出一角，我小心地把钱包拿出来，听着楼上的水声，随时准备着，一旦水流声停止就马上逃跑。我妈的钱包也乱七八糟的，塞了很多照片——伊奇的、我的、我和伊奇、“泡菜”穿着圣诞老人装——收据、名片，还有信用卡。

尤其是信用卡。

我小心地把那张美国运通卡摸出来，我父母只在买重要的东西时才用它，所以我妈不会注意到它不见了。我的手掌麻麻的，全是汗，我的心跳得很快，几乎疼痛起来。我仔细地合上钱包，把它塞回包里，确保它回到了原来的位置。

我的上方传来最后的冲水声，接着是一阵尖厉的、水管排空的颤动声。我妈的演唱停止了，淋浴结束。有一瞬间我非常害怕，又不敢跑，怕她听到我的脚步声，她会抓住我，看到我拿着美国运通卡。这时，电话铃声响起，我听见她跑出浴室，穿过走廊，嘴里唱着“来啦，来啦”。

我趁机溜出洗衣间，穿过厨房，出了后门——然后跑着绕过房子，挂着霜的草叶划过我的小腿，我忍着笑，紧紧捏住运通卡的塑料表面，摊开手掌的时候，卡片已经在手上压出了印子。

通常，我在商场里买东西时都有严格的开销限制：我父母每年给我五百美元买新衣服，除此之外我可以通过看着伊奇或者做父母让我干的其他事儿赚钱，比如圣诞节的时候包装送给邻居的礼物、在十一月清理落叶或者帮我爸疏通雨水沟。我知道五百美元听上去很多，但要知道的是，艾丽的巴宝莉胶套鞋就几乎值这个价——她在雨天穿它们。所以，我从没对购物热衷过，从没享受过买东西的乐趣，特别是当我和艾丽、信用卡额度无限的哈里斯以及琳赛是最好的朋友的时候。

今天，这个问题解决了。

第一站是碧碧，我挑出一件漂亮的意大利吊带裙，裙子很紧，我不得不吸着气穿它，即使这样，也得需要塔拉溜进试衣间帮我拉上最后半英寸的拉链。我有点喜欢安娜的靴子配上这裙子的样子，看上去很性感很狂野，似乎我是电子游戏里的刺客或者动作片里的英雄。我对着镜子稍稍摆出电影《霹雳娇娃》里的姿势，手握成手枪状，枪口对着我的倒影，不出声地说：“抱歉”，然后扣动扳机，想象着一场爆炸。

当我把信用卡递出去，看也没看付款金额的时候，康特尼几乎要疯掉了，不过，我还是偷偷瞥了一眼金额，你很难无视收银机屏幕上大大的绿色数字“$302.10”，闪烁的数字似乎在控诉着我的罪行。收银员把收据递给我要求签名的时候，我有一点点紧张，但是，由于多年的伪造医生证明和请假条的经验，我可以完美地模仿出我妈的笔迹。“谢谢你，金斯顿女士。”听上去似乎我刚帮了她一个忙。我走出商店，提着简约的白色购物袋，里面的纸包里盛着世界上最完美的黑裙子，现在我终于明白为什么艾丽和琳赛喜欢购物了，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感觉太棒了。

“你太幸运了，你父母愿意给你一张信用卡。”康特尼说，我们走出店门的时候，她跟在我身后一路小跑，“我求他们给我信用卡好多年了，他们说等我上了大学才能用。”

“其实，这个不是他们给我的。”我冲她扬起眉毛。她一下子张开嘴。

“不可能，”康特尼迅速摇摇头，她棕色的头发前后甩动，“不可能，你不会——你是说你偷——？”

“嘘——”乐维拉百货商店应该是以意大利风格为主题的，铺着厚石板的人行道上有不少大理石喷泉，这儿回音和混音的效果很明显，所以，如果别人不站在你身边，你根本不知道是谁在说话。不过，没必要告诉她太多事，“无论如何，我把这当做‘借’。”

“如果我这样，我父母会掐死我的。”康特尼瞪大了眼睛，我担心她的眼珠会掉出来。“他们会把我弄死为止。”

“当然。”贝瑟尼说。

我们来到MAC商店，一个比我还瘦的男售货员（他叫斯坦利）在我脸上涂了全套的化妆品，哈巴狗们则在试用不同的眼影，而且，她们还强行弄开了几个不许打开的唇膏，被人吼了一顿。我把斯坦利给我用过的产品一件不落地全买了下来：粉底、遮瑕膏、阳光修容粉饼、眼影底霜（白色的涂在眼睛下面的）、眉毛油、唇线、唇膏、四种不同的刷子、一只睫毛夹。买这些东西真是太值了，我离开时感觉自己像个名模，乐维拉里的人们似乎都在盯着我看，其中一个人嘟囔着：“真性感。”塔拉和康特尼走在我两侧，贝瑟尼跟在我身后，我想：这一定是琳赛一直都有的感觉。

下一站是内曼·马库斯：如果艾丽不拽着我，我是永远不会进来的，因为每样东西都贵得吓人。康特尼试戴了一顶古怪的老太太帽子，贝瑟尼给她照相，还威胁说要发到网上。我穿起一件华丽的仿毛皮短套领衫——看上去似乎准备参加某个在私人喷气飞机上举行的派对——然后戴上一副银和石榴石制成的枝形耳饰。

唯一的麻烦是，收银台那儿的女人——厄玛（她胸前的名牌上写的）想看我的身份证明。

“身份证明？”我朝她无辜地眨眨眼。“我从来不带，去年被人偷了。”

她盯着我看了很长时间，似乎在考虑让这事过去，然后，她吐掉口香糖，冲我挤出一个微笑。她把短套领衫和耳饰拿回柜台，“抱歉，艾伦，超过二百五十美元的交易需要提供身份证明。”

“希望你叫我金斯顿女士。”我也朝她挤出一个微笑，“嚼口香糖的骗子”——要是琳赛一定会这样骂她。

还有“如果我父母给我起名‘厄玛’，那我一定也是个贱货。”

我灵机一动，从手提包里翻出我的希尔德布里奇游泳和网球俱乐部的会员卡，我妈就在这儿健身。我敢说那儿的保安比机场的还多——似乎肥胖在美国是恐怖分子的预谋，那儿的第二大特色是有很多健身机——这张卡上有我的一张小照片，还印着一个会员编号和我的姓氏和名字缩写：金斯顿·S.E.。

厄玛拧着脸：“S代表什么？”

我的脑子一片空白，“呃——西弗勒斯。”

她盯着我，“《哈利·波特》里面的西弗勒斯？”

“实际上，这是德语，”我真不应该念那套傻书给伊奇听，“这也是我隐藏中间名的原因。”

厄玛还在犹豫，咬着她的嘴角，塔拉就站在我旁边，摸着我的运通卡，好像里面的信用额度会跑到她身上似的，她向前靠了靠，傻笑着。

“我知道你会理解的。”塔拉微微眯起眼睛，似乎正努力从六英寸开外分辨着名牌上的字。“厄玛，对吧？”

康特尼来到我们身后，戴着一顶宽边帽子，帽子一侧插着一片很大的知更鸟羽毛：“你小时候没人叫过你‘沃尔玛’或者‘斯库尔玛’吗？”

厄玛抿起嘴，嘴唇形成一条白色的细线，拿过我的卡，刷了一下。

“祝你愉快（原文为德语）。”我们离开时，我说——这是我知道的唯一一句德语。

来到乐维拉的停车场时，“塔拉有限公司”的成员们还在嘲笑着厄玛的名字，“我不敢相信，”康特尼不停地重复着，凑过来看着我，好像我会突然消失一样。这次，她们自动地让出副驾驶的位子给我坐，根本不用我要求。“我真他妈不敢相信。”

我面带一丝微笑地看向车窗，一下子被自己的倒影吓到了：又大又黑的眼睛，满脸烟熏妆，血红色的嘴唇，这才想起刚才化的妆，我都有点认不出自己了。

“你真了不起。”塔拉说。我们错过了一个绿灯，她拍打着方向盘，咒骂起来。

“拜托。”我心不在焉地说，心情非常愉快，甚至为自己和琳赛今早的吵架感到高兴。

“噢，该死，没门。”康特尼一掌拍在我肩膀上，一辆巨大的雪佛兰越野车，里面传出震撼的贝斯声，停在我们旁边，尽管外面天寒地冻，还是摇下了所有的车窗：这是乐维拉里的那帮大学男生，刚才在商场他们曾经打量过我们，确切地说，是打量过我。他们在车里嬉笑打闹着——其中一个人喊道：“迈克，你这个娘娘腔”——他们假装不看我们，就是男生那种想看得要命却坚决不看的样子。

“他们真惹火。”塔拉说，趴在我身上，想看个清楚，然后迅速回到方向盘上。

“你应该和他们要个电话号码。”

“什么？有四个人呢。”

“好吧，要来四个电话号码。”

“绝对应该。”

“我要勾引一下他们。”我说，突然为这么简单而完美的想法感到震撼：我要这么做。而不是“也许我应该”或者“我们不会惹来麻烦吗？”或者“噢天哪，我永远不会。”是的，就这么干。我转向康特尼，“你觉得呢？”

她的眼神又开始闪烁不定。塔拉和贝瑟尼瞪着我，仿佛我身上刚刚长出了触角。

“你不会的。”康特尼说。

“你不能。”塔拉说。

“我能，我会的，我要这么做。”我摇下车窗，刺骨的寒风像巴掌打在脸上，我全身都冻麻了，我觉得自己似乎裂成了碎片，胳膊下意识地晃动，大腿抽搐，手指刺痛，男生们车里的音乐声很大，震得我耳朵疼，但听不出任何歌词和旋律，只有节奏——“砰”、“砰”——几乎算不上是声音，而变成了纯粹的震动。

“嘿，”我终于能够出声了，接着清了清嗓子，补充道，“嘿，伙计们。”

开车的那个家伙朝我转过头来，我太激动了，甚至无法集中注意力，接着，我发现他没有我希望的那么可爱——他的牙有点歪，一只耳朵上戴着一颗莱茵石，打扮得像个拉普说唱乐歌手——不过，他开腔了，“嘿，小可爱。”他的三个朋友趴在窗户上看，“一、二、三”，三个脑袋依次出现，好像盒子里蹦出的小丑玩具，又如同“大卫和巴斯特”游乐场里的打地鼠游戏，“一、二、三”，我掀起衬衣，传来一阵像是号叫又像唱歌似的声音——笑声？尖叫声？——还混合着康特尼的叫嚷，“快走，快走，快走。”然后我们的轮胎发出刺耳的摩擦声，接着汽车突然向前开了出去，稍微有些打滑，冷风开始噬咬我的皮肤，烧焦的橡胶味和汽油味弥漫在空气里。

我的心脏从喉咙的位置往胸腔里缩回了一点，温暖的感觉回来了。我关上车窗，无法解释自己现在的感受：一直在放声大笑或者不停地转圈之后的那种感觉——说不上来就是快乐，但我愿意接受。

“太好玩了！真经典！”康特尼猛拍着我的座位靠背，贝瑟尼只是不住地晃着脑袋，伸过手来碰碰我，眼睛睁得大大的，十分惊奇，好像我是个圣徒，她摸了我就能治愈某种疾病似的。塔拉又叫又笑，几乎无法专心看路，还流了很多眼泪，她哽咽着说：“你们看见他们的表情了吗？你们看见了吗？”我意识到自己并没看见，当时我什么都看不见，只能感觉到四周的号叫，既粗重又高亢，甚至不像真的，或者这就是死去之后的感觉——觉得自己是活着的，真是滑稽。康特尼又拍了我一下，我看见她的脸出现在后视镜里，红得像太阳，便也跟着笑了起来，我们四个人笑了一路回到里奇维尤——整整十八英里——车外一闪而过的世界似乎涂上了黑色和灰色，仿佛一幅蹩脚的画卷。

我们去了塔拉家，这样大家就可以换衣服。塔拉再次帮我拉好裙子上的拉链，我穿上短套领衫，戴上耳饰，放下头发——今天一整天我都绾着松松的发髻——转向镜子，我的心如同欢快的小鹿一样蹦跳起来。我看起来至少有二十五岁，看上去像另外一个人。我闭上眼睛，想起小时候站在浴室里，淋浴产生的水蒸气从镜子上退去，我盯着镜子祈祷自己变成另一个人的情景。我想起每次看到自己的脸——一如往常的平凡——的失望滋味，但是，这次，当我睁开眼，却完全不同了，我在这儿：与众不同、非常漂亮，而且，不再是我自己。

晚餐自然是我请。我们来到“国王花园”餐厅，这家法国饭馆的饭菜十分昂贵，所有的侍者都很帅，而且都是法国人。我们点了一瓶菜单上最贵的葡萄酒，而且没人跟我们要身份证明，我们又要了香槟，喝起来棒极了，在开胃菜端上来之前，我们又点了一次香槟。贝瑟尼很快就醉了，开始用蹩脚的法语和侍者调情，因为她去年是在普罗旺斯过的夏天。我们把菜单上一半的菜都点了：小巧而且入口即化的起司泡芙、鹅肝酱配大块牛排——单是这个菜的热量就远远超过了人一天中应该摄入的量，还有羊奶干酪沙拉、白葡萄酒浸贻贝、牛排蛋黄酱、一整条鲈鱼——没有去掉鱼头、奶油焦糖布丁和巧克力慕斯。我认为这是自己享用过的最美味的一顿饭，我不停地吃，忙得几乎喘不过气儿，直到如果再吃一口的话，铁定能撑破衣服的时候才作罢。签单的时候，一个侍者（最可爱的那个）端来四只很小的杯子，里面盛着的可爱的粉色液体是帮助消化用的，当然，他用法国口音说的。

我不知道自己喝了多少酒，起身的时候只觉得天旋地转，仿佛整个世界都喝醉了，而不是我，我傻笑起来。我们走进寒冷的空气中，这让我稍稍清醒了一点。

我看看手机，发现罗布发来一条短信，你没事吧？我们今晚有约会哦。

“快点，萨姆，”康特尼叫道，她和贝瑟尼已经爬上了思域的后座，正等我坐上副驾驶的位置。“派对时间到了。”

我迅速回复了一条短信给罗布。我们出发了，一会儿见。

然后我上了车，我们向派对开去。

抵达目的地的时候，派对才刚刚开始，我径直进入厨房，因为时间还早，人也不多，我注意到了房间里的很多之前没有发现的细节。这儿放了很多木制的小雕像、新潮的油画和旧书，看上去像个博物馆。

厨房灯火通明，所有东西看上去都很清晰，门口并排放着两只啤酒桶，大部分人都站在那儿，很多都是男生，还有几个二年级的。他们挤在一块，拿着塑料杯子，似乎里面盛着他们全部的生命力，而且脸上挂着非常被动的微笑，我敢说他们的脸颊一定很疼。

“萨姆。”罗布看见我进来，马上盛了两杯酒。他分开人群走过来，把我推到墙边，两只胳膊抵在墙上，把我围在中间。“我没想到你会来。”

“我告诉你了我要来。”我把手放在他胸脯上，感觉着他的心跳。不知怎么觉得挺悲伤。“你收到我的短信了？”

他耸耸肩。“你今天表现得很怪，我想也许是因为不喜欢我的玫瑰。”

爱你。我差点忘了，忘记自己曾经多么沮丧。现在一切都不重要了。它们只不过是几个单词而已。“玫瑰很不错。”

罗布笑了，一只手放在我头上，好像我是只宠物。“你看上去真性感，宝贝，”他说，“来杯啤酒？”

我点点头。在餐馆喝的那些葡萄酒的酒力已经消失了，我认为自己太过清醒，身体的感觉太过真切，我的胳膊死气沉沉地耷拉着。罗布刚要转过身去，突然愣住了，他盯着我的鞋，又抬头看看我，既觉得好笑又迷惑不解地说：“这是什么？”他指着安娜的靴子。

“鞋。”我翘起一个脚指头，鞋面甚至都没有鼓起来，不知怎么，这让我挺高兴，“你喜欢吗？”

罗布做个鬼脸。“看上去像军靴似的。”

“好吧，我喜欢它们。”

他摇摇头：“它们不配你，宝贝。”

我回想着今天做的一切能够让罗布震惊的事情：逃掉了所有课、吻了戴姆勒先生、和安娜·卡图罗抽大麻、偷我妈的信用卡。这些事都不像是我能做的，我甚至不确定它们有何意义，我不知道怎样能找到意义。我在脑子里将平生做的事情加在一起，但是找不到任何线索，没有什么东西能告诉自己我是个怎样的人——我能看到的只是一些模糊不清的边界，还有放声大笑和开车兜风的几个记忆片段。我觉得自己似乎是在给太阳的内部拍照片——我记忆中所有的人在强光照耀下都只是简单的轮廓。

“你不可能那么了解我。”我说。

他勉强笑了一下，“我知道你生气的时候很可爱。”他用手指点了点我两眼之间的地方，“但是，别这样皱眉头，会长皱纹的。”

“啤酒怎么样？”我说，庆幸地看到罗布转过身去。我曾经希望看到他可以让我放松，但实际上更使我焦虑不安。

罗布端着我的啤酒回来了，我接过杯子走上楼。

在楼梯顶端，我几乎撞到肯特身上。看见我过来，他迅速向后一退。

“对不起。”我们俩同时说，我感觉自己脸红了。

“你来了。”他说，他的眼睛颜色似乎更绿了，脸上带着奇怪的表情——他的嘴巴扭曲着，好像正在咀嚼酸东西。

“没有其他地方可去。”我朝别处看去，希望他不要再盯着我。不知怎么，我知道他要说些骇人的话，比如再说一遍“我已经把你看清楚了”，我还有种冲动，想问他看到了什么——好像他能帮我看清自己似的。但是，我很害怕听到他的答案。

他看着自己的脚，“萨姆，我想说……”

“别说，”我伸出一只手，突然意识到：他知道戴姆勒先生的事，他可以说出来。我很慌张，但是现实如此，我脑袋发晕，不得不抓住楼梯扶手。“如果这与数学课发生的事有关，我不想听。”

他又抬起头来看我，嘴巴抿成一条线，“到底发生什么了？”

“没事。”我似乎又感觉到戴姆勒先生的体重压在我身上，他嘴里的热气逼近我。“不关你的事。”

“戴姆勒是个讨厌鬼，你知道。你应该离他远点。”他向旁边看去，“他配不上你。”

我想起之前他扔到我桌上的纸飞机上面的话，我知道就是他写的。肯特·迈克弗勒为我感到难过，看不起我，这个念头让我体内的什么东西碎裂了。

我生硬地说：“我没有必要和你解释一切，我们连朋友都不是。我们——什么都不是。”

肯特后退一步，发出一种半是哼半是笑的声音。“你真令人难以置信，知道吗？”他摇着头，一副被恶心到了或者是难过的样子，或许两者都有。

“也许大家对你的看法是对的，也许你只是一个浅薄——”他停住了。

“什么？一个浅薄的什么？”我很想扇他，让他看着我，但他的眼睛一直看着墙壁。“一个浅薄的贱人，对吗？你是这么想的吗？”

他的眼神收回来，遇上了我的，看上去既清澈又迟钝又凌厉，而且摇摆不定。这时，我又希望他不要看着我，“也许，也许像你说的那样，我们不是朋友，我们什么都不是。”

“是吗？好吧，至少我不用到处走来走去装好人了。”我情绪爆发，“你并不完美，你知道。我敢肯定你也做过坏事。我肯定你会干坏事。”不过，话一出口，我就觉得不是真的。不知怎么，我就是知道。肯特·迈克弗勒不会干坏事，至少，他没有对别人干坏事。

肯特笑了起来。“我是那个走来走去装好人的人吧？”他眯起眼睛，“这可不好笑，萨姆。有人告诉过你你有多么滑稽吗？”

“我没在开玩笑。”我握紧拳头，抵在大腿上。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生他的气，但我可以摇晃他，可以哭。他知道戴姆勒先生的事，他知道我所有的事，他为此而恨我。“你不应该因为别人不完美或者什么的，就让他们难受。”

他张开嘴巴，“我从没说过——”

“我没法喜欢上你，这不是我的错，好吗？我每天早晨起来，可不会认为世界是个什么闪闪发光的天堂，好吗？这不是我的风格，我不认为自己能改变。”我想说，我不认为“它”能改变，但是，却没有真的说出来，我一下子变得快要哭出来，得使劲屏住呼吸才能把眼泪憋回去。我转过身去，怕肯特看出来。接下来是一段短暂的沉默，但似乎这种沉默会永远持续下去。肯特拿手碰碰我的胳膊肘，我感觉似乎像被鸟的翅膀什么的刮了一下，就是这么一次小小的接触，都会让我打冷战。

“我刚才想告诉你，把头发放下来之后，你看上去很漂亮，这就是我全部要说的。”肯特的声音低低的，很镇定。他绕过我，走到楼梯口，又停下来，当他回头看我时，似乎很悲伤，即使脸上还挂着些许的微笑。

“你不需要改变，萨姆。”他说，但我似乎没有听见，似乎这些词句穿过我的身体去了别的地方，像空气一样消失。他一定知道这句话不是真的，我张开嘴，想对他说出来。但他已经消失在楼梯下面，融进涌入房子的人群中。我变得微不足道，只是一个影子，一个幽灵。甚至在车祸之前，我就怀疑过自己不是一个完整的人——现在我意识到了。而且，我不清楚自己是什么时候变得残缺的。

我灌了一大口啤酒，只希望自己烂醉如泥，我想让整个世界都消失。我又喝了一大口酒，啤酒很冰，但尝起来像发霉的水。

“萨姆！”塔拉走上楼梯，她的笑容像闪光灯一样灿烂。“我们一直在找你，”到达楼梯顶端的时候，她有点喘，右手放在肚子上弯着腰，左手夹着一根烟，抽了一半，“康特尼侦察了一下，她发现了好东西。”

“好东西？”

“威士忌、伏特加、杜松子酒、黑醋栗酒。酒精。好东西。”

她拉住我的手，我们一起回到楼下，楼梯上渐渐塞满了人，人们都按着相同的路线走：从大门到啤酒桶，然后再上楼。在厨房里，我们分开啤酒桶旁边的人群，厨房那一头是一扇门，上面有个手写的牌子，我认出是肯特的笔迹。

上面说：请勿入内。

后面还有脚注，用很小的字写的：说真的，伙计们，我是派对的东道主，这是我唯一要求。看，你的身后有个啤酒桶！

“也许我们不应该——”我说，但塔拉已经溜进门后，于是，我也跟了上去。

门那边又黑又冷。唯一的光亮是从两扇朝向庭院的大凸窗里射进来的。

我听见房子深处的什么地方传来阵阵傻笑，然后有人撞在什么东西上，“小心。”有人嘶叫道，接着，传来康特尼的声音，“在黑影里倒酒，你来试试看。”

“这边走。”塔拉耳语道，人们的声音在黑暗中都会变得柔和，真是奇怪，他们好像不由自主地这样做。

我们来到了餐室，天花板上有一盏枝形吊灯，好像一朵奇异的花，两边的窗户上挂着厚厚的窗帘。塔拉和我绕过餐桌——我妈如果看到这张桌子，一定会激动得犯心绞痛，桌子大得至少能坐十二个人——而且延伸到一个似乎是壁龛的地方，这儿就是吧台了，壁龛那边是另一个黑暗的房间：我只能从沙发和书架之间看出它的轮廓，看上去像个图书室或者起居室。我很好奇，想知道这里究竟有多少个房间。这座房子似乎在无限延伸。这里比刚才的地方还要黑，但康特尼和贝瑟尼正在某个储藏柜一样的东西上翻找着。

“这儿肯定得有五十来瓶酒。”康特尼说。太黑了，看不清酒的牌子，因此，她把每一瓶都打开，然后闻闻，猜测里面的内容。“这是朗姆酒，我认为。”

“可怕的房子，不是吗？”贝瑟尼说。

“我不在乎。”我迅速说，不知道为什么如此戒备。我猜这里白天的时候一定很美：在明亮的光线下，一个房间接着一个房间延伸下去，肯特家一定总是很安静，或者一直播放古典音乐什么的。

身边传来玻璃破碎的声音，一些湿乎乎的东西溅在我腿上。我跳起来，康特尼说：“你干了什么？”

“不是我。”我说，与此同时，塔拉说，“我不是故意的。”

“是那个花瓶吗？”

“呦～我的鞋上也有一些。”

“我们拿了酒就快走吧。”

我们溜回厨房，这时，传来RJ Ravner的叫嚷，“向目标开火！”马特·杜夫曼举着一杯啤酒，开始往肚里灌，人们笑起来，艾比·麦克吉尔在他把酒喝干之后，鼓起掌来。有人打开了音乐，Dujeous乐队开唱了，每个人都跟着唱起来。所有的说唱歌手都来啦，如果你觉得歌词够劲儿，那就尽情摇滚吧……

我听到有人尖声笑起来，然后，一个声音从前面的走廊传来：“上帝，我猜我们来得正是时候。”

我的心跳到了嗓子眼儿。琳赛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