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服一位评审相信外星人或许早在数千年前就造访过地球，所需的“最佳证据”由哪些部分构成呢？首先，我们需要假设，外星人会留下他们存在过的实体痕迹。其次，这些痕迹还要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这并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一艘宇宙飞船降落在某个国家的海岸边，外星人走上海滩，同当地居民交谈，这并不会留下任何实体痕迹——除非，存在一种口头的或字面的传说，讲述“某位祖先”在“很早以前”在海岸边同一种“神秘生命”进行了对话。我们倒是希望这能作为一种礼物送给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又小心谨慎地把它保存下来，那么这份礼物就能证明外星人的存在。但是，这也并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

因此，“最佳证据”必须是清晰持久的痕迹，它能证明发生过同外星生命接触的事件。有许多“oop-arts”（超古文明遗产）被用来进一步推进远古外星人理论的完善。但是，它们并不是先进外星文明的证据——它们只能证明我们的某些祖先或整个文明过去（有时现在）比我们学术界所公布的要更先进。

弗拉基米尔•罗伯特索夫（Vladimir Rubtsov）博士认为：“在史前外星访问学研究中，最重要以及最具价值的研究就是搜寻远古‘外星工艺品’（ETA）。”他的核心任务就是努力找到地球上那些或许来自外星的工艺品。他认为他已经发现了一些具有不同寻常的特征的物品。

1976年，罗伯特索夫在瓦什卡河（Vashka River）附近发现了一件金属物品。他认为这件金属物品可能就是外星人的工艺品。瓦什卡河流经俄罗斯科米共和国1（Komi Republic）和俄罗斯阿尔汉格尔斯克州（Arkhangelsk Oblast）。这件物品是一个直径约为4英尺的滚筒，对它进行施压或是摩擦，就会产生火花。该物品被切割成了几部分，拿到苏联的不同实验室进行研究，包括“苏联核地球物理和地球化学研究院”（All-Union Institute of Nuclear Geophysics and Geochemistry）、“S.I.瓦里奥夫物理问题研究院”（S.I.Valiov Institute of Physical Problems）和“V.I.维尔纳德茨基钢铁和合金研究院”（V.I.Vernadsky Institute of Steel and Alloys）。弗拉基米尔•弗门科（Vladimir Fomenko）博士整合了这项研究，于1985年发表了研究结果，指出这件物品是由以下稀土金属组成的：铈（67.2%）、镧（10.9%）、钕（8.78%），还有少量的铀和钼（不足0.04%）。这种合金显然不是天然的。由于这件物品中不含任何钙和钠，所以人们认为这不可能是借助当前的技术在地球上制作的。这些碎片似乎是由粉末同各种各样晶体结构的混合物组成的，这种粉末的每一个最小粒子都含有几百个原子。

不幸的是，由于这件工艺品的发现和公布是发生在冷战（Cold War）时期，所以整个西方科学界对之置之不理，丝毫也不感兴趣。在那些研究这件物品的人们眼中，这是一个最佳证据，不过绝不是最为人熟知的证据。

其中一个有名的超古文明遗产就是所谓的巴格达电池（Baghdad Battery）。它是在1936年被发现的，那时“古迹总署”（Directorate General of Antiquities）正在巴格达东部土堆进行挖掘工作，也就是“Khuit Rabboua”。这些发现物品可追溯到“帕特里安时期”（Parthenian Period）（公元前227年到公元前126年）。这些挖掘工作并没有详细记载，这种陶器的式样实际上属于萨桑王朝（Sassanid），这个王朝的统治时间为公元224年到公元640年。

这些挖掘出来的物品中包括一个长5英寸的陶罐以及一个铜圆筒，圆筒中央还有一根铁棒，铁棒快要伸出筒口了。这个圆筒外面覆盖了一层沥青（焦油），它的铜质底座也覆盖了一层沥青，陶罐也是这样。

1940年，伊拉克国家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Iraq）的德国籍馆长威廉•柯尼希（Wilhelm König）发表了一篇论文。该论文推测，这些物品可能就是自发电池，或许就是用这种自发电池来为银质物品电镀黄金的。如果他的推测正确，那么巴格达电池就要比亚历桑德罗•伏特（Alessandro Volta）在1800年发明的电化电池要早1000年。1973年，这个电池在巴格达国家博物馆展出，它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所发现的最古老的干电池。就在那个时候，德国埃及古物学家阿恩•艾格布雷希特（Arne Eggebrecht）仿照巴格达电池制作了一块电池，他把电池装满了新鲜压榨的葡萄汁。该电池产生了0.87伏特的电流，他随后把该电流用来为一个银雕塑镀上了金子。

另一个超古文明遗产就是安提基特拉装置（Antikythera Device）。1900年，希腊一位采海绵的潜水员伊莱亚斯•斯达迪阿托斯（Elias Stadiatos）在希腊小道安提基特拉做清理工作的时候，在海底发现了一艘希腊船只的残骸。1902年初，瓦莱利奥•斯塔伊斯（Valerio Stais）分类整理了这些残骸，并把它们捐赠给了雅典博物馆（Museum of Athens）。他在分类整理过程中发现，青铜上面的一个钙化肿块无论放到哪里都显得格格不入。这个肿块看起来像一块大表。他猜想，这有可能是一个天文钟，并就该工艺品写了一篇论文。当论文发表后，他因为提出这样的推测而被世人嘲笑。和他争锋相对的批评家们指出，过去是用日晷来报时的。考古界尚不知道希腊的日晷装置，虽然这种日晷装置只有纯理论的基础。目前的状况就是：“我们从书面描述中得知的许多希腊科学装置，显示了人们在数学领域的极大独创性。但在所有的装置中，其设计的纯机械部分则看起来相对粗糙。希腊人显然已经知道了传动装置，但是仅在相对较简单的应用中才使用。”因为科学定理如是说，所以安提基特拉装置就不是一个最佳证据。它是一种物证，但是被认为是不真实的，所以受到人们的嘲笑，得不到人们的重视。

1900年在一艘船只的残骸中找到了这个安提基特拉装置。直到50年之后，人们才认识到，该装置就是整合了太阳系中各种各样天体的精确运作方式的机械装置。现在，这个装置通常被认为是第一台计算机。图片版权属于维基百科的玛西亚斯（Marsyas via Wikipedia）。

1958年，耶鲁大学的科学历史学家德里克•J.德•索拉•普莱斯（Derek J.de Solla Price）偶然发现了这件物品，他决定对这件物品进行科学研究。第二年，他在《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杂志上发表了研究结果。这标志着安提基特拉装置在被发现半个多世纪之后，人们终于对其产生了兴趣。普莱斯认为，该装置具有独一无二性。他指出：“其它任何地方都没有出现过像这样的装置，任何古科学文献或文学典故中都没有提到过。从我们所了解的希腊化时代（Hellenistic Age）的科学和技术中，这种装置根本就不存在。”他把这项发现比作在图坦卡蒙墓中发现的喷气式飞机。人们刚开始认为该机器造于1575年——公元前1世纪的制造日期很难被人们接受，更不要说有人会为此进行辩护了。

自此，对安提基特拉装置进行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科学研究。这些研究表明，希腊人在运用他们的天文学知识方面极为娴熟。如今，安提基特拉装置被许多人奉为第一个计算器——第一台计算机。普莱斯把它描述为“可以这么说，它就是我们当前所有科学硬件的悠久历史起源。”

从安提基特拉装置被发现到我们粗略了解其技术复杂性，并达成一致，认为它的确是一件高端技术工艺品，花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但部分问题在于，该发现是独一无二的。难道外星人只送给了我们一件礼物？看起来这并非一个足够好的证据。

 

25.帕伦克的远古外星平板

帕伦克（Palenque）帕卡尔君王（Lord Pacal）的石棺盖子常常被当作远古外星人理论的证据。1949年，阿尔贝托•鲁斯•吕利耶（Alberto Ruz Lhuillier）被任命为帕伦克玛雅遗址考古探险队的负责人，这个探险队发现了这个陵墓。虽然这个遗址早在1750年就为人所知，但直到1925年才开始进行首次考古工作。鲁斯•吕利耶从清扫遗址的泥土和碎石开始着手。1952年他深入到所谓的“碑铭神庙”（Temple of Inscriptions），在那里发现了一个属于帕伦克统治者哈纳布•帕卡尔的石棺。哈纳布•帕卡尔君王统治了帕伦克长达68年，他在公元683年去世，享年80岁。

找到一座完整的陵墓是极不寻常的事情。鲁斯•吕利耶抬起石棺盖子，且没有造成破坏，这简直是一个小小的奇迹。石棺里面有一具木乃伊，戴着一个由200块玉做的面具。很快就有一家杂志报道了有关“帕伦克巨人”的故事，声称帕卡尔君王有12英尺高。实际上，他只有5.9英尺高，但这个身高也比其臣民们高得多。

如果帕卡尔君王是一位巨人，那可能会引起广泛兴趣。但事实却是，重达4.5吨的石棺板子反而更吸引人。它被形容为世界上所发现的最复杂、最难懂的浮雕之一。雕刻的图案约有1英寸深，描绘的是一个摆着与众不同姿式的人类——这是唯一一个人们达成一致的观点。第一种解释是，这是祭坛上的一位美洲原住民，人们正在举行宗教仪式，准备把他的心脏掏出来。然而，远古外星人支持者们则有不同的看法：在《众神之车》中，冯•丹尼肯把这个姿式比作为20世纪60年代“水星计划”（Project Mercury）的宇航员的坐姿。其他远古外星人狂热者们对这个浮雕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研究推测。他们认为，应该把这个浮雕旋转90°，从这个角度看，该浮雕描绘的是帕卡尔君王乘坐在一种机械装置中，有点像低空飞行的滑艇。工程师拉兹罗•托斯（Laszlo Toth）绘制了许多工程图，这些图纸详细描绘了这种机器的活动机件，据说帕卡尔君王就是乘坐的这种机器。他声称在帕卡尔君王的脸上找到了一张面具，他的手在操纵某种装置，左脚跟放在踏板上，这个机器的排气装置中冒出火焰。

帕卡尔君王陵墓是传统远古外星人理论最有名的标牌之一。旋转90°后，帕卡尔君王看起来就像是乘坐在一架飞艇中一样。考古学家们只在面对这种挑战的时候，才开始更仔细地研究该墓板的潜在内涵。图片版权属于维基百科的马德曼（2001年）。

考古学家们绝不同意此种说法。值得赞扬的是，他们不再坚持说这幅图画描绘的是活人献祭，而是将其描绘为，帕卡尔君王正进入玛雅人的地下世界——西巴尔巴（Xibalba）。他们指出，帕卡尔下面的是玛雅人的水神，地下世界的守护者，而这个“装置”实际上是世界之树。他们以此来支撑他们的观点。他进入地下世界的时候，是沿着这棵树下去的，后者被认为是银河。石棺边缘是一系列铭文，列出了帕卡尔君王之前的8位君王的死亡顺序。对此，石棺盖子最详细的解释之一源自琳达•席勒（Linda Schele）和彼得•马修斯（Peter Mathews）。他们在《国王的密码》（The Code of Kings）中得出结论：“帕卡尔君王去世了，但他的这种死亡姿式也象征着重生——重生进入另一个世界。”

在各式各样的玛雅雕塑中还有许多描绘这种形象的雕塑，有些可以追溯到奥尔梅克时期。帕卡尔君王陵墓和其它描绘之间的差异在于，帕卡尔的这种“下到另一个世界去”的版本是高度程式化的。当被旋转90°之后，最终表明他是一位骑着太空自行车的君王。鉴于帕卡尔君王陵墓上的这种图案，地下世界和世界之树的描绘绝对比运载工具更恰当。

帕卡尔君王的陵墓证明，孤立地看待物品有时候意味着盲目。如同纳斯卡线一样，提出远古外星人问题的确就意味着科学必须提供正确答案。

当然，任何理论的阐释都是有风险的。例如，位于墨西哥图拉（Tula）的雕像有令人疑惑不解的耳朵——某种程度上来说是长方形的。有些远古外星人理论家认为，这种东西可被阐释为听力保护装置。而更为合理的一种阐释就是，耳朵要么是过度程式化的，要么就是头饰的长方形部分。虽然这个雕像的右手中的确拿着一件物品，这件物品可以被解释为某种激光，但是它也可能是木制物品或金属物品。它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观察者的观察角度。人们如果只是简单地描述证据，那这种描述或分析就不可能成为外星人存在的证据。

 

26.金色飞行器

查找考古记录，找出异常现象，这是在外星人争论中获得较大进展的一种方式。埃利希•冯•丹尼肯在《众神之车》中指出，在他看来，从哥伦比亚（Colombia）找到的一种最特别的工艺品非史前飞机莫属。他的观点颇具争议，因为考古学家们把这种小工艺品列为一种昆虫。目前，这件工艺品正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史密森尼学会展出。其标签说明指出：“这件金色艺术品是一种程式化的昆虫，它来自哥伦比亚安蒂奥基亚省（Antioquia）的金巴亚（Quimbaya）文明，时间约为公元1000年到1500年。”该工艺品的复制品曾一度可以从史密森尼学会的礼品店购买到。

这样的“昆虫”还有很多，其中有5个收藏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Bogota）共和国银行（Bank of the Republic）的金子博物馆（Gold Museum）。这个“波哥大飞行器”首次由伊凡•T.桑德森（Ivan T.Sanderson）揭露，他认为这个“昆虫”实际上是一种高速飞行器。他询问了许多飞行器工程师们的观点，这些工程师们支持他的看法。另一种程式化的“金色飞行器”属于纽约市原始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Primitive Art），该博物馆把它称为一种“带翼鳄鱼”。斯图尔特•W.格林伍德（Stuart W.Greenwood）博士在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品中找到了18个这种飞行器。但是，考古专家认为，这18个飞行器是昆虫或之类的东西。

几位德国狂热者们制作了一系列比例模型，这个金色飞行器就是其中之一。这些狂热者们论证了，在许多博物馆的金子收藏品中所发现的这种“蜜蜂”，实际上是飞机。该观点同冯•丹尼肯的看法一致。

考古学家同远古外星人研究者们之间的僵持局面，直到1994年才得以打破。那一年，三位德国人——奥昆德•恩布姆（Algund Eenboom）、彼得•贝尔丁（Peter Belting）和康拉德•吕博斯（Conrad Lübbers）——决定制作一个哥伦比亚“飞机”的比例模型。他们想要试验其飞行能力。与此同时，他们开始寻找其与相似飞行器之间的联系，结果表明，它的确不可能是蜜蜂或其他昆虫。

这次争论的一个关键点就是，所有昆虫身体的上方都有翅膀。但是，有些金色飞行器的机翼，例如来自哥伦比亚的金色飞行器，位于机身下方——这在解剖学上是不合理的，不过用在飞机上则是可行的，如同我们在任何飞机跑道上看到的飞机一样，波音（Boeings）和空客飞机（Airbuses）的机翼都位于机身下方。

这三位德国人很快就认识到，南美洲的人们能够从解剖学来正确描绘昆虫和其它会飞的动物。所以，如果这种金色飞行器的确是一种昆虫，那么它也是一种畸形昆虫，因极为严重的错误而产生的。恩布姆、贝尔丁和吕博斯因此得出结论，它不是一种昆虫。他们的图纸显示，这个飞行器的设计同现代喷气式飞机的设计完全一致，例如航天飞机和协和式超音速飞机。

1996年，他们获得许可拍摄所有“金色飞机”模型。这些模型正在德国不来梅海外博物馆（Bremen Overseas Museum）展出。他们还获得许可测量这些飞机，甚至可以印模。同一年，彼德•贝尔丁制作了他的第一个比例模型——他是该领域的专家。实际上，正是对比例模型的兴趣让他决定研究哥伦比亚工艺品。这个比例模型被命名为“金色飞行器一号”（Goldflyer I）。该飞机模型按照16∶1的比例打造，长35英寸，飞机两翼之间的距离将近3英尺，整块模型重1.5磅。飞机前部安装了一个螺旋桨，机翼配备了必需的副翼和横滚，这样飞机就能起飞和着陆。早前的试飞非常成功：飞机有一条稳定的飞行路线，能够进行精确着陆。总之，该飞行器就是活脱脱的一架飞机。这是第一个可示范证据，表明这只“蜜蜂”就是一架飞机。

接下来制作的是“金色飞行器二号”（Goldflyer II）。这个模型同第一个模型尺寸相同，只是额外装备了起落架和一个喷气式引擎。这个引擎本身就是一个“有趣的喷射器”，它能够达到每分钟2万转的转速。对喷气式引擎的螺旋桨进行了改造，因为原始金色飞行器没有螺旋桨。（如果它本身就有螺旋桨，那么那些杰出的科学家们就很难把这种飞行器归为昆虫了！）

要解决的问题是，喷气式引擎应安装在哪里。在现代的飞机上，这种喷气式引擎是安装在机翼上面的（例如现代的波音飞机和空客飞机），或是安装在机身背部（例如福克飞机[Fokker]）。航天飞机的喷气式引擎则安装在飞机的背部，但其起飞和航行同传统飞机有着天壤之别，因为它起飞的动力来自于助推火箭。最终，“金色飞行器二号”的喷气式发动机被安装在了飞行器的背部。这种安装方式同我们所了解的现代航空学不一样，看起来有点不同寻常。但是，这是原始金色飞行器能够安装这样一个引擎的唯一位置。在那个位置安装一个喷气式引擎不仅是一次创新，也是一次冒险：流进引擎的空气同航空工业中所接受的公认标准不同。接下来的试飞表明，这种飞机的表现仍旧天衣无缝：起飞和着陆非常完美，飞行线路稳定。总之，在飞机背部安装一个引擎在现代航空学上是完全能够实现的——这个小组向现代航空工业展示了一种全新的方式，这是建立在远古技术基础之上的方式！

1997年8月，“远古外星人协会世界大会”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召开。在会议期间，贝尔丁和恩布姆向与会者们展示了这种飞行器的飞行状况。我是大会的一名发言者，大会暂时被打断了，这样与会者们就能到会场外观看来自卡纳维拉尔角的航天飞机的起飞。那天午后去观看“金色飞行器二号”的试飞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事情之一。我看到“金色飞行器二号”进行了天衣无缝的起飞和平稳飞行，着陆非常优美。

1998年，贝尔丁和恩布姆在“德国空间和宇宙航行协会”（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Luft und Raumfahrt）的年会上展示了这种飞行器。在这次年会上，绝大多数科学家对他们的观点表现出积极的和开放的态度。这只“蜜蜂”是一种飞行器的观点逐渐开始被接受，因为贝尔丁、恩布姆和吕博斯已经证明了它能够飞行。德国不来梅科技大学（Technical University of Bremen）的教授阿佩尔（Apel）甚至总结道：“任何人，只要他或她了解一点点空气动力学知识，就能做出预测：这种来自前哥伦布时期，将近1500年历史的护身符，拥有如此完美的空气动力学特征，能飞行，而且还很擅长飞行。”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狂热者们采取这种方式，证明他们各自的观点，没有人能质疑这种“昆虫”的飞行能力。这就是它的模型，这就是它的飞行方式。在我看来，贝尔丁、恩布姆和吕博斯的举动能够证明这种飞行器并不是一种昆虫。不过在那时，他们只能证明它是一件异常物品，这件“物品”具备飞机的特征。但它就是飞机吗？还是另一种物品？只有新证据或是同具有类似特征的其它研究发现进行对比，才能最终给我们一个答案。

 

27.皮里•雷斯地图

除了这种实体的工艺品之外，知识也可被看作是最佳证据——罗伯特•坦普尔就是这样认为的。在《天狼星之谜》中，他努力证明马里的多贡部落掌握了他们自己不太可能掌握的知识。（不过遗憾的是，在最终的分析中，没有提供支持他观点的证据。）

绝大多数人普遍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任何先进文明都会有详细的地理知识以及他们地区的详细地图。这种观点引导我们找到了著名的皮里•雷斯地图（Piri Reis Map）。这幅中世纪的地图是在1513年由土耳其海军总司令皮里•雷斯绘制的。1929年，德国神学家古斯塔夫•阿道夫•戴斯曼（Gustav Adolf Deissmann）在托普卡比•萨雷伊（Topkapi Sarayi）宫殿的图书馆记录非伊斯兰物品，就在这时他发现了这幅地图。那时，这幅地图是唯一一幅已知的16世纪时期的地图，其显示南美洲的位置刚好同非洲处在同一经度。这幅地图参照的其中一张地图属于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当年在发现美洲的航程中绘制的。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很大程度上多亏了查尔斯•H.哈普古德（Charles H.Hapgood）的努力，皮里•雷斯地图才被认为是整合性的信息。这种整合性信息只能通过卫星摄影才可能收集到。查尔斯•H.哈普古德在1966年出版了《远古海盗王的地图》（Maps of the Ancient Sea Kings）。由于我们的祖先显然不具备这种卫星技术，所以这幅地图可能涉及到外星人存在的证据，而且该证据还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皮里•雷斯地图可追溯到1513年，不过它却是基于许多更古老的地图绘制而成的，而且这些更古老的地图绝大多数已遗失了。研究者们得出这样的结论：这幅地图的“中心”正好是东经30°的亚历山大港子午线（Meridian of Alexandria）和北纬23°的北回归线（Tropic of Cancer）的交叉处——古埃及范围之内。对于远古外星人支持者们来说，该地图最能说明问题的部分是亚历山大港海岸线的描绘方式。它完全符合约1.2万年前冰河世纪以前的环境。这说明，地图绘制者要么拥有非常精确的想象力，要么就是拥有可以追溯到成千上万年前的地图，让他能够绘制出一个古埃及官方所不知道的大陆——一位美国海豹猎人纳撒尼尔•帕默（Nathaniel Palmer）于1819年首次发现了南极大陆。

这幅皮里•雷斯地图还有很多有趣的方面。例如，地图显示在布列塔尼有一个大型内陆湖，在撒哈拉有一个大湖。这幅地图也是第一幅指出巴西同非洲的正确经度位置的地图——这对于1513年的人们而言可不是一件易事。这个争论的“另一种观点”是，更多关于该世界的精确地图是在16世纪绘制的。这包括16世纪20和30年代的里贝罗地图（Ribero map）、1570年的奥特里斯地图（Ortelius map）和1599年的怀特-莫利纽克斯地图（Wright-Molyneux map）。人们认为还存在着更好的地图，这是可能的。但是，皮里•雷斯地图的真正复杂之处在于，它是最早的地图。它包含了有关巴西的一些信息，而巴西显然是在1500年被发现的。

南极大陆的海岸线又如何呢？彼得•詹姆斯和尼克•索普在《远古谜团》中写到，这个谜团“令人震惊，专业考古学家们以及历史学家们都无法鼓起勇气来讨论这个问题。”最终，制图学历史学家格雷戈里•麦金托什（Gregory McIntosh）鼓起勇气来探讨了这个谜团。他认为，皮里•雷斯地图所描绘的南极大陆海岸线，同实际的南极大陆海岸线之间的相似之处微不足道。他指出，在南极大陆实际被发现之前的数个世纪以来，绘图员们就已经在他们地图的底部绘制出了大片陆地。皮里•雷斯地图只不过是遵照该传统绘制而已。他也相信，这幅地图的“南极大陆海岸”实际上可能是南美洲东部海岸线，只是它被歪曲了，东西方向排成一排。这样做的原因非常简单，让它位于同一页面上。还有更可靠的观点，例如，如果所描绘的大片陆地就是南极大陆，那么南美洲有2000英里长的海岸线就从地图上消失了。这样一来，这幅地图在绘制南美洲南半部的时候，就不是那么精确，但在展示南美大陆的时候还是比较到位的。同时，哈普古德借助1949年开展的一项地震调查研究来巩固其观点——地图绘制了冰川世纪之前的南极大陆海岸线。但是，最近对该大陆的科学研究表明，地图上的南极大陆海岸线看起来同1949年的调查结果截然不同。

皮里•雷斯地图是16世纪早期的地图。据说，它是整合了其它地图信息绘制而成的，准确地标绘了巴西海岸线的位置。一些研究者们甚至认为，它正确标绘了南极大陆冰川世纪之前的海岸线。不过，南极大陆是在3个世纪之后才被发现的。

不管怎样，引发这场皮里•雷斯地图争论的方式也是非常有趣的：为了阐明皮里•雷斯地图的异常之处，传统科学家们的研究方式同远古外星人支持者们研究帕卡尔君王石棺盖子的方式一样，孤立地看待一切事物。你仅仅看南极大陆，相似之处就是巧合。但如果你看整张地图，就会出现另一种极为不同的景象：存在不同的经度差异，那时要计算经度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而且还用上了一种估测方法，与土耳其的皮里•雷斯相比，古埃及人更可能掌握这种方法。因此，哈普古德自信地得出结论，皮里•雷斯地图是一种可能的证据：“似乎这种精确信息在代代相传，这些地图源自于一位不为人知的圣者。”那些人掌握着这个世界的秘密，而我们认为，这是远古文明不可能掌握的。

但是，这是否就是远古外星人存在的证据呢？答案是否定的。格雷厄姆•汉考克认为，皮里•雷斯地图是一种消失文明的证据，但是不能证明这种消失文明曾经受到过任何外星人的影响。所以，对最佳证据的探寻仍在继续。

 

28.世界寿命

在玛雅人的历法中，2012年12月21日就是世界末日，在玛雅人看来，这是第四纪元的终结。第四纪元始于公元前3114年8月11日——大约5000年前，众神们聚集在特奥蒂瓦坎。这就意味着玛雅人历法中的第一个纪元——创世纪——始于1.5万年前或2万年前——也就是考古学确认人类在中美洲出现以前数十万年，更不要说玛雅文明的存在了。不论科学家们——把这视为空想——认为这种观点多么不合时宜，但是这段时间的确让我们回到了最后一个冰川世纪之前，而且能够在理论上解释，为何人们会知道冰川世纪之前的南极大陆海岸线。

如今，考古学家们经常说玛雅人为我们留下的书面文字记录极少，因此，要对此得出一个肯定的结论是非常困难的。这简直能同迪亚哥•德•兰达神父（Father Diego de Landa）的言论匹敌，跟随西班牙征服者的迪亚哥•德•兰达神父曾夸耀：“我们发现了许许多多书籍……但是它们仅记录了迷信和恶魔的谎言。当地人极为相信这些东西，到了令人堪忧的地步。这些东西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痛苦，我们把它们都烧毁了。”因此，责任并非在于给我们留下极少记录的玛雅人，而在于我们这些凭借武力从玛雅人那里得到东西，随后又把它们销毁，从而创造了一幅空白画布的人类。我们可以在这幅空白画布上面重写玛雅人的历史，还认为他们是一群可怜的异教白痴。

在西班牙人征服阿兹特克帝国之后，在西班牙人将绝大多数阿兹特克人的书籍付之一炬之后，17世纪晚期，唐•卡洛斯•德•希古恩萨•贡戈拉（Don Carlos de Sigüenza y Góngora）研究了一些幸存下来的、为数不多的阿兹特克人的手稿，得知阿兹特克人有一种长52年的历法。这种历法是一种结合体，即“常规”的太阳年，持续365天（称为“haab”[哈布历]）以及长260天的日历（称为“tzolkin”[卓尔金历]）。“哈布历”由18个月组成（每个月20天），阿兹特克人往上面添加了5天，让它同太阳年吻合。“卓尔金历”通常是同子宫内的胎儿发育时间息息相关的——从怀孕之时起到分娩的那段时间。据说，“卓尔金历”早在公元前600年就在使用了。虽然是在阿兹特克人的资料中发现的，但它却是起源于玛雅文明。如今，还有为数不多的一些玛雅人，尤其是那些生活在危地马拉高原地区的玛雅人，仍在使用并非常珍视这种日历。西方的“新计时器”也在开始采用这种日历。

德•希古恩萨的发现是诸多玛雅日历中的第一种。人们发现，这些日历在整个玛雅历史中或是其中很长一段时间都在使用。如今，最有名的日历就是所谓的“玛雅长历法”（Mayan Long Count Calendar）。这种日历被使用了将近1000年，在成百上千个遗址中都找到过这种日历，它可以追溯到约公元前36年到公元909年。也正是这个日历，提到了众所周知的世界末日——2012年12月21日。

在玛雅长历法中，日期2012年12月21日的记录版本为“13.0.0.0.0”。这个日期可以被读作“13白克顿0卡顿0顿0尤尼尔0金”，这是玛雅历法的基本单位：

◆1金（Kin）等于1天。

◆1尤尼尔（Unial）等于20天。

◆1顿（Tun）等于360天。

◆1卡顿（Katun）等于7200天或20顿。

◆1巴克顿（Baktun）等于14.4万天或20卡顿。

这种顺序表明玛雅历法中的轮中轮——其周期性特征。这个日期标志这一轮循环的结束，也就是等于13个巴克顿（14.4万天），即5125年。因此，玛雅长历法从公元前3114年8月11日开始计算，标注为“0.0.0.0.0”——第四纪元的开始，据说会在2012年12月21日终止。

如上所述，我们可以利用这种玛雅长历法回到公元前约1.85万年，也就是第一个纪元开始的时间。但是，你是否知道玛雅人有日历能够记录34,020,000,000天，即9000多万年？玛雅人并非唯一一个有历法的文明。尼尼微图书馆（Library of Nineveh）中的巴比伦泥简记载，亚述国王亚述巴尼帕（Ashurbanipal）（公元前685年到公元前约627年）得到一个日历，该日历有195,955,200,000,000天——这比我们地球存在的数十亿年还多无数倍！因此，有人提出这些数字并非指代天数，而是秒数。这样一来，就是2,268,000,000天，即600多万年！

这看起来似乎难以置信，但是荷兰作家威廉•齐特曼（Willem Zitman）能够证明这两个周期之间实际上是相关联的——一个来自中美洲，一个来自中东。巴比伦周期比玛雅周期小15倍！这并非巧合，这表明两种文明要么经历了漫长的周期，都是建立在各自天文事件基础之上的，要么就是两种文明有着共同的遗产：分享着共同的天文学知识。这两种文明生活在世界两端，权威历史学指出，这两种文明之间根本无任何交流。

在诸多疑问当中，这个观点出现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巴比伦人和玛雅人为何会对长得难以置信的周期如此着迷？齐特曼阐明，如果我们推测巴比伦人认为岁差（地球轴心方向的改变引起天空中星象位置的改变）持续25,872年，那么巴比伦人的单位就是240个岁差周期。为何这会如此重要，要是科学不解答这个问题，就没有人能回答。鉴于精通天文学的两种远古文明都在强调这种周期，我认为，未来的天文学很可能会揭示这段时期的重要意义。

巨大的时间周期不仅是玛雅人或巴比伦人的典型特征，而且还是埃及人的标志。在20世纪70年代，一位法国埃及古物学家声称，他在埃及丹德拉（Denderah）的“伊西斯神庙”（Temple of Isis）中发现了一块碑文。该碑文提到了一段时间，36,159,177,600年，即让人目瞪口呆的13,207,139,618,400天。这个长约360亿年的时期代表了什么呢？我们不知道，不过古埃及人显然认为，这非常重要。

不管这些周期代表着什么，显而易见的是，我们的祖先认为这些历法非常重要。同样清楚的是，必定是某位非人类的智慧生命告诉我们的祖先，这个长达9000万年的周期非常重要，因为9000万年前地球上还没有人类存在！即使是像亚特兰蒂斯这样的文明也不能缩小这一差距。因此，无论知道这种周期的智慧生命是什么，它们要么有成百万上千万年的历史，要么就是掌握了某种知识——如果不是技术的话——能够计算出9000万年的周期，并揭示其重要性。那种智慧生命必定以某种方式同人类有过接触，把这种知识传授给了我们的祖先。

 

29.俄安内：神秘生命

巴比伦的贝罗索斯（Berossus）是公元前3世纪（公元前258年到公元前253年）神庙组织的领导人。他指出，存在着一种被称为“俄安内”的神秘生命，他们把智慧传授给人类。“Oannes”（俄安内）就是希腊语中巴比伦人的“Uanna”（乌安娜），这个名字是伊亚（Ea）的一个儿子阿达帕（Adapa）曾使用过的。在神话故事中，他的确是智慧之神，是那个把文明带到埃利都的神。埃利都是苏美尔文明的发源地，在一些人看来，还是我们这个星球——地球——之名的来源。虽然伊亚把知识传给了阿达帕，尤其是艺术和科技，但是却没有赋予他永恒的生命。

俄安内最引人瞩目之处不仅在于他教会了人们如何修建神庙，制定法律，使用几何学知识，而且还在于他白天从波斯湾出来，晚上又回到他的水下住所。他有鱼的上身，人的下身——据各种流传的说法，他不是人类。

公元前1世纪的学者亚历山大•波里希斯托（Alexander Polyhistor）概括了贝罗索斯对巴比伦的研究，为我们留下了有关俄安内的故事：

 

那时在巴比伦生活着各个民族的人，他们定居在查尔迪亚（Chaldæa），像野兽一样过着无法律秩序的生活。第一年，从巴比伦边境的厄立特里亚（Erythraean）海中莫名其妙地出现了一种生物，他的名字叫俄安内，有着鱼的身体（根据阿波罗道鲁斯[Apollodorus]的记载），鱼头之下还有一个头，以及类似人类的脚，还长着一条鱼尾巴。他的声音清晰，口齿清楚，会说人类的语言。他的画像甚至保存至今。

 

这种生物习惯白天生活在人群中，不吃任何东西。他教人类学习语言、科学以及各种各样的艺术。他教会人类修建城市、神庙，制定法律，为人类解释几何知识原理。他教会人类区分地里的种子，如何收获果实。总之，他教会人类一切事物，这些事物让人类变得更加文明。自那时起，就再没有任何更先进的新知识添加到他的教导中。每当日落之时，俄安内就会再次回到海里，整个夜晚都待在大海深处，因为他是水陆两栖动物。

苏美尔传说中有7位半神半人的阿普卡鲁（Apkallu），而俄安内就是将文明传给人类的第一位阿普卡鲁。这7位阿普卡鲁在大洪水毁灭地球之前担任恩基（Enki）的祭司，是苏美尔最早的“国王”（统治者）的顾问或圣贤。古斯塔夫•古特布鲁克（Gustav Guterbrock）在其对阿普卡鲁的研究中总结，他们是许多苏美尔绘画中的“鸟人”。希腊人将阿普卡鲁称为“英雄”：他们并不是长生不老的，而只是比人类活得更长久。同时，他们还是宗教的传播者，似乎规划了祭司课堂的蓝图。在原始文明当中，这些祭司被称为“萨满教僧人”，并同动物图腾等同起来，绝大多数时候是鸟。这是因为，据说萨满教僧人能飞，进入另一个世界，聆听祖先教诲。

卡尔•萨根在其著作《宇宙中的智慧生命》（Intelligent Life in the Universe）中讲到了俄安内的故事。他在书中评价道：“随着俄安内的到来，文明发生了巨大改变，我支持这种论点。”他还在其它地方提及：“这些生命对教导人类非常感兴趣，每一位都知道其前任的任务和成就。当大洪水威胁到这种知识的存在时，他们采取了措施来确保知识的延续。”因此，萨根相信，许许多多非人类教化者是一项更庞大计划的一部分，因为每一位都知道其前任的任务。

他也相信，在所有的古代记录中，俄安内的故事是最佳证据，证明了外星生命同我们的祖先接触的可能性。他们送给我们的祖先礼物——文明——那些接受了俄安内知识的人将会有力地促进文明的发展。

巴比伦文明并不是唯一一个接受非人类智慧生命带来的礼物的文明。实际上，大陆上的绝大多数文明都讲述了他们的文明同神秘生命进行接触的故事——有时是人类，有时是半人类，例如俄安内。在埃及，作家R.T.朗德•克拉克（R.T.Rundle Clark）指出，拉美西斯四世2（Ramesses IV）陵墓中的一幅壁画上描绘着俄赛里斯同7位像鱼一样的鬼在一起，这些鬼来自“大海的深渊”。就印加文明而言，我们知道其文明之神是维拉科查，虽然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能确认他是如何出现的，但我们确切知道他来自的的喀喀湖，然后深入圣谷，把文明带给了人类。在古埃及，智慧是同透特（Thoth）——众神的抄写员——联系起来的，据说数千年前他居住在埃及——同其它神一样。

总而言之，文明是一种不为人知的生命送给人类的礼物。所有这些不为人知的生命被称为“神”，他们似乎有明确的任务：造访各个大陆，出现在各种文明之中，教育这些人类，不仅仅传授基本技能，例如如何生活，如何下达如“不要杀生”这样的基本命令，而且还教会人类如何运用几何、数学和天文学等复杂知识。的确，作为所有知识来源的“中央司令部”或许能够解释，世界各地的古文明为何会以相同的星群来划分天空——这实在是难以置信，似乎我们的祖先对星空了如指掌！

回到基督教的世界，拜占庭（Byzantine）编年史学家乔治•辛斯勒（George Syncellus）特别把“7位圣贤”同爱格里戈里（Egregori），即观察者联系起来。“这些观察者从1000光年外来到地球，同人类进行了交谈，告诉他们2个发光体的轨道由360个部分构成。轨道是由12条黄道带标示的。”总之，观察者们教会了他们天文学知识。当然，这些观察者也就是那些莫名其妙地从天上来到地球上同人类女儿进行交配的生命。

 

30.印度核战争

核战争也可以作为最佳证据之一。据撒迦利亚•西琴所说，核战争的确发生在公元前3000年的中东地区。为证实这种观点，他再次提到了航拍的西奈半岛3（Sinai Peninsula）的照片。他故意强调了西奈半岛地表上的一个巨大洞穴和裂缝，这表明核爆炸曾在这里上演。他解释说，该地区散布着碎裂的、烧焦的、变黑的岩石。这些岩石含有铀的同位素235，而且其含量还非常高。用西琴的话来说：“按照专家的观点，这些石头必定受到了突然的核物质爆炸所产生的巨大热量的影响。”遗憾的是，他没有提供更详细的资料来说明这些专家是谁，或者他们是在哪里发表的这种看法。因此，虽然是一个非常好的证据，但其说服力被大大削弱了。

在近期的出版物中，西琴指出，在2000年4月份的一期《地质学》（Geology）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也支持他的观点。这篇文章的题目为“气候变化与阿卡德帝国的衰落：来自深海的证据”（Climate Change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Akkadian Empire:Evidence from the Deep Sea）。这篇文章指出，在死海附近的地区发生过不同寻常的气候变化现象。这次气候变化引起了沙尘暴，波斯湾上盛行的风将沙尘——不同寻常的“大气矿物粉尘”——带上半空中。根据西琴所说，这是由于“约在4025年前发生的一场不同寻常的突发事件”（或是约公元前2025年）。他补充道，死海的海平面突然下降了100米，这进一步表明某个真正具有毁灭性的事件的确发生过。

遗憾的是，对该文章本身的讨论表明，西琴在其摘要中表现出了极端的偏向性。虽然该文的确提出，大灾难发生了，但同时也清楚提到，这次气候变化的可能原因是火山爆发——不是一次核爆炸。该文没有确认是哪一座火山引起了这次突发的气候变化，但清楚地将火山灰的存在同紧接着的灾难联系起来。并且，火山灰同核爆炸后的放射性尘埃有着天壤之别。总之，该引文根本就不能作为核爆炸的证据，它可以作为目前为止还尚未确认的火山爆发的证据。由于在该文的摘要中特别提到了火山灰，所以应该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即为何西琴没有看到或提到这一点。

虽然经历了数十年的搜寻工作，西琴似乎仍找不到支持性证据来证明西奈半岛的确散落着核爆炸的残骸。不过，这同样也不能推翻他的观点，但却能阻止他——基本代表了整个远古外星人领域——继续前进。的确，他那致命的不科学的写作方法，被一些人看作是在阻碍而非促进他的事业发展。

很久以前的那场核爆炸，其另一个可能位置是在印度河谷（Indus River Valley）——诸如哈拉帕（Harappa）和摩亨佐•达罗这样的城市在那里繁荣壮大。有人认为，这些古城或许曾遭到核爆炸的辐射，如果是真的，那么就不能否认这样一个观点，即有些古文明掌握了非常先进的技术。

最近几年在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的所有工作——以及全球其它遗址——的目的在于保存，而不是勘探。这种科学态度导致了很难找到新信息来解决争议，更不要说解决远古外星人问题了。我们的确了解到，在印度拉贾斯坦邦（Rajasthan）发现了一层放射性尘埃，继那之后又在该区发现了极高的畸形儿出生率和癌症发病率。这层放射性尘埃覆盖了焦特布尔市（Jodhpur）以西10英里外3平方英里的区域。研究人员的测量器显示出极高的辐射度，印度政府因此封锁了该区域。显然，科学家们那时发现了一座古城，他们还在城中找到能追溯到成千上万年前的核爆炸的证据——从8000年前到1.2万年前。据说，这次核爆炸摧毁了绝大多数建筑，毁灭了约50万人口。到目前为止，该故事似乎具备了一切必要的因素，但能够得到证明吗？

考古学家弗兰西斯•泰勒（Francis Taylor）指出，他在附近一些神庙中翻译的蚀刻文字表明，当地人祈祷希望能逃避一道即将毁灭这座城市的巨光。“想象一下，有些文明在我们之前就已经掌握了核技术，这简直匪夷所思。对于那些描述核战争的古印度记录而言，这种辐射性的尘埃增加了其可信度。”

印度发生的远古核战争的另一个证据就是孟买（Mumbai）附近的一个巨大陨石坑。这个近乎圆形的陨石坑直径为7064英尺，位于孟买东北250英里处的罗纳尔（Lonar），可以追溯到约5万年前。没有任何陨星物质或类似的痕迹在该处或附近被找到，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已知玄武岩“撞击”陨石坑。从该遗址可以发现有巨大震动和突然的高温迹象，这种巨大震动是由超过60万个大气压的压力造成的，玄武岩玻璃球粒表明了高温的存在。

《摩诃婆罗多》里的故事是间接证据，不过在印度的考古以及地质发现，向那些企图否认远古核战争可能性的人们提出了挑战。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地球的一个角落发现了这些痕迹。记录表明，这里曾发生过极为可怕的战争。的确，一位持怀疑态度的人看了这些研究发现之后，说道：“我已经厌倦了听到诸如此类的信息（印度核爆炸的可能性），但是我又找不到任何证据来驳斥它。有没有谁能驳斥这种观点呢，也许这就是真实的？”这的确是一个问题——而且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人们在面对有关远古外星人问题的最佳证据时，需要冷静地判断。

让我们进一步来审视印度的这个最佳证据。第一个问题是，知名考古学家弗朗西斯•泰勒（Franciscio Taylor）是否真的存在。遗憾的是，没有人能确认他的存在。有一个叫弗朗西斯•泰勒的人，他是美国一家博物馆的馆长，死于1957年，但是，他并不是一位考古学家。还有另一位“弗朗西斯科•泰勒”，但他也不是提到的这位。

这看起来并不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持怀疑态度的人们也在猜测，远古核战争理论是否旨在转移人们的视线，让人们不要太过专注于一个严肃问题——现代污染。1998年，据报道，印度的有些发电站发生了重大事故，其中一次事故造成2000名工人遭到过度核辐射，300人入院治疗。苏伦德拉•盖德卡（Surendra Gadekar）调查研究了拉贾斯坦邦拉瓦巴塔（Rawatbhatta）村民的情况。他随后证实，那里的确存在严重的与辐射有关的畸形儿现象，拉瓦巴塔同“远古核战争”遗址位于同一地区。盖德卡并没有发现任何古代核战争的证据，但他的确找到了被现代人疏忽的证据：发电站已经使用过的木材却进入了当地社区，社区居民随后用这些木材来生火。这本身就是一次事故，那么，那里是否还存在着更严重的事故呢？人们是否决定要编造一个“远古之谜”来掩盖现代的灾难呢？这是一种可能性，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这一点。

遗憾的是，没有任何一家报纸报道，在拉贾斯坦邦发现了放射性物质这件事，印度当局置之不理。在拉贾斯坦邦的焦特布尔市有一家政府实验室，这家实验室是否出了什么事故？有了这些异议，这一问题变得更加有争议性了。当然，也没能找到确切的证据来支持反派观点。

在该问题得到严肃认真的对待之前，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遗址仍是一个谜。不论印度的放射性遗址被证明是现代的还是古代的，这至少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即该地方存在放射性物质。这个异常的陨石坑增加了远古核战争的可能性，类似《摩诃婆罗多》这样的间接证据也起到了一定作用。最后，这个地区存在的其他谜团（与散落在世界各地的谜形成对比）也增加了该理论的说服力。

 

31.大物神

米歇尔•黑吉斯从未遇见过外星生命，但他的确遇到了专家们所说的独特人类——看起来同外星生命一样奇怪。这种怪异的“木乃伊”就是所谓的“大物神”（Chief Fetish），他是楚库纳克（Chucunaque）部落的物神。这个部落是米歇尔•黑吉斯以及他的旅伴布朗女士（Lady Brown）在巴拿马发现的。当他们来到楚库纳克部落的时候，这个部落的人决定把这两位白人闯入者杀掉，因为杀掉任何闯入他们领地的人是该部落的传统。

这个“大物神”看起来就像是人类男性胎儿。巴拿马的一个土著部落给了米歇尔•黑吉斯这个“大物神”。专家分析表明，该物神的头骨构造是不同寻常的，其睫毛、骨头等等也非常怪异。它目前被保存在大英博物馆，人们根本就没有开展过任何研究来探索这件物品的秘密。

米歇尔•黑吉斯的智力和知识此时经受了考验。他意识到应对这种致命危险的最佳方式就是，假装他和他的旅伴是神。为了达到此目的，他们戴上了一副眼镜：他借助所带的照明弹以及里奇蒙德•布朗女士（Lady Richmond Brown）的示巴女王服装进行了一场表演。这场表演让楚库纳克部落的人们相信，米歇尔•黑吉斯和里奇蒙德•布朗女士就是被派来医治他们疾病的神！

在接下来同该部落的相处中，他们收集到了大量吸引眼球的物品。这当中就有楚库纳克部落的物神，它被用来治疗垂死的男性。这个工艺品本身被认为是一个男性人类胎儿，用一种不为人知的方法保存着。米歇尔•黑吉斯认为皇家学会会员（FRS）阿瑟•基思（Arthur Keith）教授是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人类学家之一。阿瑟•基思教授仔细研究了这个物神，他认为这个物神的头骨构造是“迄今为止完全不为人所知的”。这个独一无二的样本连同成百上千件物品一道被送到了大英博物馆——自此，没有得出什么结果，这个畸形物品未得到任何解释。

援引米歇尔•黑吉斯在著作《危险，我的伙伴》中的话语：

 

印度人在垂死之际把这个“大物神”当做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我们发现只有男性才有荣幸接受这种治疗，如果病人康复了，那会被视为奇迹。但对我们而言，意义在于物神本身，它被证明是很独特的。经过检验发现，它是一个人类男性胎儿。

 

爵士阿瑟•基思教授……对此发表了他的看法，即该胎儿大约在5到6个月的时候就从母体的子宫被移出来了。各个方面都保存完好，甚至包括纤细的皮肤。在显微镜下观察，还可以看到眉头。这种保存胚胎婴儿的方式表明，他们所掌握的最高科学知识同他们的生活习惯和环境是不匹配的。见到这个胚胎的所有人类学家一致认为，它不是被烟熏的，也不是被太阳晒干的，不是经过酒精处理过的，没有用到现今所知道的任何加工方式。但是从母体中取出来之后，一直保存得非常完好。

接下来的研究表明，这个胎儿的头骨构造是迄今为止从未出现过的。

 

当专家告诉我们这个胚胎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标本，我们认为保存它的最佳之地就是大英博物馆。我们很乐意把它送到大英博物馆去保存。

 

这个“大物神”目前仍保存在大英博物馆。安娜•米歇尔•黑吉斯的两位朋友——乔恩•罗尔斯（Jon Rolls）和克里斯•温特——在2005年参观了这个物神。乔恩说道：“我参观过许多博物馆里的物品，但它是我所见过的最神奇的。令人难以置信，他看起来就像正在睡觉，栩栩如生，我还期待着它的眼睛随时都会睁开。仔细看着它的时候，脑海里涌现出许多问题，至今这些问题都未得到解答。”这些问题涉及到其保存方法以及胎儿的各种不寻常之处。例如，不同寻常的睫毛，不同寻常的骨骼结构，脐带上面没有任何疤痕。迄今为止，这些问题仍未得到解答。这件物品约4英尺长——它太小了，根本不可能已经4到6个月大。那些见过这个胎儿的人也提到，以那个年龄的胎儿来看，眼睛和头都太大了。

除了这个惊人的发现之外，“扮演来访的神”拯救了米歇尔•黑吉斯的性命，这也是非常有趣的。虽然据说族人给他物神表示感谢，但是有人也在猜想，从该部落的角度出发，是否他们认为或知道来自神的东西就应该归还给神呢？虽然对该物品进行的分析非常少，但来自该领域权威人士的观点证明了他的独特之处！

 

32.西藏的秘密：杜立巴族

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中国考古学家偶然间发现了一个洞穴，该洞穴中藏着较小的骸骨。他们在骸骨旁边找到了石碟子，这些石碟子在20年之后被破译了——似乎是在描述一个外星的飞行器，它在1.2万年前紧急降落在中国的巴彦-卡拉-乌拉（Baian-Kara-Ula）山脉。

当西方媒体得知了这个飞行器的故事，他们以惯常的态度对待这条消息，即“这是共产主义者的宣传手段——一个字都不要相信”。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德国作家、导游哈特维希•豪斯多夫重新激起了人们的争论，即外星人是否将它们的飞行器紧急降落在中国青海省的巴彦-卡拉-乌拉偏远山区。这就是人们熟知的“中国的罗斯维尔”事件（以1947年美国新墨西哥州罗斯维尔事件命名，人们普遍认为一个外星飞行器紧急降落在了美国的罗斯维尔。）

这个故事的核心就是：在1937年到1938年，中国科学院的考古学家齐福泰（Chi Pu Tei）带领一组探险队努力在昆仑山脉找一个能躲避风雨的地方。这组探险队走进了一个洞穴，他们发现墙壁上镌刻有文字。他们在洞的最里面发现了排成一排的几座坟墓，里面有长相奇怪的骷髅，每个骷髅长约45到50英寸，其头骨都出奇地大。同这些骷髅一同埋葬的还有不同寻常的石碟子，总共有716个，每一个都宽15英寸，厚半英寸，中心还有一个孔，每个石碟子上面都有奇怪的象形文字。

传说这个所谓的杜立巴碟子蕴藏着关于坠毁的外星飞行器的信息。该飞行器坠落在中国的巴彦-卡拉-乌拉山脉。在证明外星生命曾经造访过地球的证据中，它们是最具争议的证据之一。

经仔细研究之后表明，每一个石碟子都是一本书。不过，从1938年发现开始，人们就没有找到过这种语言对应的字典，所以也就没有人能够读懂他们的书籍。所有石碟子都被搜集起来，同从该地区找到的其它物品存放在一起。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些石碟子很特别或很重要，或许只是很怪异罢了。

这些石碟子存放在北京。在随后的20年时间里，许多专家尝试解密这些文字，但没有人成功过。1962年，楚闻明（Tsum Um Nui）教授成功破译了这些石碟子，知道了这些碟子上所蕴含的惊人信息。他把自己的研究结果告诉了一些朋友和同事，不过公众对此发现仍不知情。当局认为，不向公众公布这份研究报告是明智之举。北京史前研究院（Peking Academy of Prehistory）禁止楚闻明教授公布任何有关这些石碟子的信息。

经过2年的沉寂之后，楚闻明教授和4位同事最终得到许可公布了他们的研究结果。他们决定把这份调查称为“与宇宙飞船相关的独家手迹，这些石碟子上面写着该宇宙飞船于1.2万年前降落在地球之上”。这些石碟子讲述了另一个世界的居民被困在巴彦•卡拉•乌拉山脉，当地人未能理解到他们的和平意图，许多外星生命被生活在附近洞穴中的汉族人追赶杀害。

楚闻明教授提供了几行他的翻译：“杜立巴人乘坐着他们的飞机从云端出来。在日出之前，我们的男人、女人、孩子都躲在洞穴中。当他们最后理解了杜立巴人的语言之后，才认识到这些新来者的和平意图。”该文的另一部分指出，汉族人对杜立巴人的飞机坠毁在这个偏远地区感到遗憾，他们还遗憾不能够为杜立巴人打造一艘新宇宙飞船，让杜立巴人回到他们的家乡。

杜立巴族人的几张画像还保存至今。仅有的几张画像清楚显示，这些人的面部特征非常奇怪。科学家们曾多次尝试解释这个问题，这种长相特征会不会是因为他们的祖先同坠毁在地球上的飞行器中的幸存者交配之后形成的呢？杜立巴人自己是如此认为的。

由于这些石碟子是在25年前被发现的，所以考古学家们又进一步了解了这一地区的历史。新获得的知识表明，这个故事如同楚闻明教授的译本中写的那样真实。那时盛行的传说甚至提到了身材矮小、皮包骨头的黄皮肤人，他们“在很早以前从云端来到地球。”根据骑马去追赶这些人的当地人说，这些人的大头上面有很多疙瘩，身材娇小，看起来很可怕。这些人的描述同齐福泰教授在1938年所发现的尸体特征一致。

在该洞穴中还发现了一些壁画。这些壁画描绘了日出、月亮、不为人知的恒星以及地球——这些东西都由虚线连接起来。这些石碟子和洞穴中的物品可以追溯到约公元前1万年。在20世纪，有些洞穴中还住着2个部落的居民，他们称自己为汉部落和杜立巴部落——杜立巴部落的人们长相奇特，身高不到4英尺，既不是汉族人也不是藏族人，甚至楚闻明教授和同事们也不知道这些人的种族背景。

接下来的研究调查来自苏联，苏联的科学家们研究了中国送去的一些石碟子。苏联人取了石碟子上的一些“尘土”，进行了各种化学分析。苏联科学家们惊讶地发现，这些石碟子上的尘土含有相当多的钴和其它金属。维亚切斯拉夫•塞杰夫（Viatcheslav Saizev）博士在苏联杂志《人造地球卫星》（Sputnik）中指出，他把这些石碟子放到一种特殊的机器之上，这种机器有几分像留声机。把机器打开的时候，这些石碟子开始“震动”或“嗡嗡作响”，就好像是通过碟子传递了某种特别的电流，产生了特别的韵律。正如一位科学家所说：“就好像它们构成了电路的一部分。”有时，他们会莫名其妙地接触到高电荷。

不过，这些研究结果同仍在中国的石碟子无关。在楚闻明教授成功解码之后，20世纪60年代末的文化大革命席卷了全中国，没有任何人关注这些石碟子的命运或是它们传递的信息。1974年，一位奥地利工程师恩斯特•韦格尔（Ernst Wegerer）在西安半坡博物馆（Banpo Museum）偶然看到了2个石碟子，为它们拍了照，在他的著作中提到了它们。但在1994年3月，冯•丹尼肯的朋友豪斯多夫和彼得•克拉萨（Peter Krassa）启程前往中国，参观了西安以及西安半坡博物馆，寻找20年前韦格尔所拍摄的那2个石碟子，他们没有找到任何踪迹。是不是韦格尔编造了整个故事呢？那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他们询问了导游——半坡博物馆馆长王志军教授。刚开始，他否认了这2个石碟子的存在，但在看了那些照片之后，王教授指出，前任某位馆长的确允许韦格尔为这2个石碟子拍了照，那些石碟子当时的确存在或至少曾经存在过。就在允许韦格尔为这些石碟子拍照后不久，这位馆长被勒令辞职了。

王志军馆长拿了一本关于考古学的书给豪斯多夫和克拉萨看，在书中可以见到为这些石碟子拍的照片。后来，他还带他们去了一个地方，即博物馆清理并记载工艺品的地方。在一张椅子上摆放着一个很大的石碟子复制品。王志军教授提到，几年前他的上级下令将与这些石碟子有关的一切都销毁，要求他不承认这些记录。要是豪斯多夫和克拉萨没有决心，那么他们或许就会把韦格尔当成是骗子。

在寻找关于杜立巴传说的过程中，克拉萨和豪斯多夫也听到了一位英国人的故事。这位英国人，卡瑞尔•罗宾•伊万斯（Karyl Robin-Evans）博士于1947年到了中国。在他到中国之前，罗拉多夫（Lolladorff）教授给他看了一个石碟子，他认为这个石碟子是在印度北部找到的。这个物品似乎属于“Dzopa”部落，这个部落在举行宗教仪式的过程中会用到这种石碟子。罗宾•伊万斯博士指出，石碟子长约5英寸，厚约2英寸。

教授把这个石碟子放在一架天平之上，再把天平同一台打字机连起来。他用了3个半小时的时间，来说明这个石碟子是如何增重又失重的。时隔一天，这种重量的变化在打字机的纸上打印出了一行字。重量的改变让打字机在纸上留下了一行字！这种石碟子能够打字！虽然轻而易举就能说清发生了何事，但是要解释清楚它是如何做到的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一个石碟子如何能自己改变重量呢？（显然罗宾•伊万斯博士不想在这个令人震惊的重量实验中颜面扫地：虽然他在1947年写了一份报告，但这份报告在他死后的第4年，即1978年才被公布出来。）

在他同罗拉多夫教授见面之后，罗宾•伊万斯博士启程前往中国山区，寻找“Dzopa”部落。他首先进入了西藏拉萨地区。在山区的时候，为罗宾•伊万斯带路的西藏人决定停止前进。他们担心罗宾•伊万斯博士成功到达目的地，获得“Dzopa”部落人们的信任。有一位语言指导者教会了他“Dzopa”部落的基本语言。“Dzopa”的宗教领袖勒千拉（Lurgan-La）把该部落的故事告诉了罗宾•伊万斯博士。这位宗教领袖说他们的故乡在天狼星。勒千拉告诉罗宾•伊万斯，曾有两批探险队来到地球：第一批探险队是在2万年前到达地球的；第二批探险队是在公元1014年到达地球的。在公元1014年的来访中，有几艘宇宙飞船坠毁在地球上，幸存者们无法离开地球。“Dzopa”部落就是那些幸存者的直系后代。

在罗宾•伊万斯的遗产中，有张非常引人注目的照片——“皇室夫妇休伊帕拉（Hueypah-La）和薇姿拉（Veez-La）。他们的身高分别为47英寸和42英寸！不仅身材矮小，而且他们的长相也非常奇怪。

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Dropa”（杜立巴）部落和“Dzopa”部落是否就是同一个。罗宾•伊万斯显然已经注意到了这个话题所引起的争论。虽然“Dropa”是正确的拼写，但是“Dzopa”或“Tsopa”更接近这个词的正确发音。他认为更好的写作方式是“Dzopa”，因为这同正确发音更接近。

还余下两个问题：石碟子上记载的日期1.2万年，同这位宗教领袖的言论不符合（2万年前以及公元1014年）。而且，石碟子上似乎还有非杜立巴部落的人描述杜立巴族的言语，但据说是由杜立巴人写下的。是否是有些当地人同杜立巴族人通婚了？还是这个消息从某种程度上说被篡改了呢？

是否存在着杜立巴族人的后裔呢？豪斯多夫研究了1982年中国最新列出的少数民族，他得知在这些人生活的青海省，“Dzopa”并不被认可为是一个少数民族。那他们是否不再存在呢？这份列表的确提到了总人口有88万的25个部落，他们并不被认为是少数民族。那么，“Dzopa”也就可能不被承认了，他们或许被列在不同名称的少数民族之下，因为汉语拼音会把某些名字“翻译”成同它们之前完全不一样的名字。

豪斯多夫争论的另一个谜就是，楚闻明（Tsum Um Nei）这个名字根本就不是中国人的名字。这个观点导致一些传闻说，从来没有过这样一个人，他只是某些人虚构的人物而已。但是，豪斯多夫的一位亚洲朋友告诉他，“Tsum Um Nei”是中文名和日文名的结合体。这个名字的日语发音是用中文记下来的，正如一个德国人的名字“施密特”（Schmidt）会被美国人写成“史密斯”（Smith）一样。豪斯多夫认识到：“这个男人显然是一个日本人。”这也解释了教授为何在石碟子争议之后决定去日本——他退休了之后要回国。

针对这个故事展开的讨论主要有几个方面：奇怪的骷髅，发现鲜为人知的像矮人族一样的部落，石碟子的本质以及下落，镌刻文字的解码。什么是真理？

就石碟子而言，人们认为石碟子是中国文化中的已知元素，被称为“Bi”碟子。虽然它们的来源不为人知，但这些Bi碟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万年，这个时期大体上同所谓的宇宙飞船坠毁事件的时间框架吻合。通常而言，Bi碟子是由玉石或其它珍贵材料制造的，它们被视作地位的象征：在战争结束之后，战败一方被要求交出碟子作为投降的标志。而且，据说石碟子还被用在坟墓中：在贵族的墓地中，通常将石碟子放在死者的头顶、脚底和胸口上。有趣的是，Bi碟子通常被称为“天堂之耳”（Ear of Heaven）。有时候，碟子中心的孔会正对着死者的嘴，这样死者就能同他们的祖先说话。

因此，在坟墓中发现带有象形文字的石碟子这个故事看起来颇为可信，再考虑到Bi碟子通常带有镌刻文字，那这就可能是真的。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韦格尔在1974年拍照的同豪斯多夫看到的碟子是否就是Bi碟子？豪斯多夫所见到的碟子同在巴彦•卡拉•乌拉山中发现的描述很相似。或者是否就是1937年到1938年间的探险考察队在山中发现的呢？

人们误以为杜立巴族的故事是在1978年由大卫•阿甘姆（David Agamon）所编写的著作《流亡太阳神》（Sungods in Exile）中首次提出的。这本书详细讲述了英国科学家卡瑞尔•罗宾•伊万斯（Karyl Robin-Evans）博士在1947年进行的那次探险之旅。现在，人们都知道了，那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伪装成写实文学的科幻小说。绝大多数人认为杜立巴族人的故事是编造的——尤其是那些错误地认为这本书是第一本提到了这个“荒谬”故事的人。似乎《流亡太阳神》要么想在出版之前，借助已经流传了数年的杜立巴族的故事来赚钱，要么就是——如果你喜欢阴谋论——旨在推翻这个故事。。

但是，这绝非恶作剧——至少在1978年不是。柏林的历史学家约尔格•单德（Jörg Dendl）博士将首次提到杜立巴族故事的信息来源追溯到1962年。那一年，德国一家针对素食主义者的月刊——《素食宇宙》（Das vegetarische Universum）——在其7月份的杂志上刊登了一篇题为“史前不明飞行物？”的文章。单德博士直到今天都还未能找到任何原始的中文或日文来源，但显而易见的是，这个故事发生在1978年之前，同怀疑论者们的观点一致。

此外，《流亡太阳神》中还提到，来到巴彦•卡拉•乌拉山区矮人部落的探险队并不是虚构的。单德博士在1933年的一份剪报中了解到中国人同矮人之间的冲突。有些人或许认为，这个地方就在西藏，那时的巴彦•卡拉•乌拉山区的确被误认为是西藏的一部分。这篇文章讲述了中国士兵护送一位身高仅4英尺的女人，她以及她的同伴被当做奴隶。

最为重要的是，杜立巴族的存在——或类似的部落——得到了确认。1995年11月，美联社4（Associated Press）报道，约有120位“矮人”在四川省一个被称为“矮人村”的地方被发现了。虽然轻易就能得到证实，但有些怀疑论者还是质疑美联社的报道。实际上，1995年11月9日，德国《图片报》（Bild）登载了一篇题为“矮人村——环境污染之过？”（Das Dorf der Zwerge—umweltgifte Schuld？）的文章，该文提到了这个发现。该村庄中最高的成年人有3英尺10英寸，最矮的仅2英尺1英寸。

该村庄位于离巴彦•卡拉•乌拉山脉数百英里外的地方。尽管中国日渐开放，但包括这个村庄在内的整个地区仍然禁止外国人进入。哈特维希•豪斯多夫想，最近几年杜立巴族后裔是否已经搬离了这个山区，到附近的低地安居——1995年，他们就是在那个低地被“发现”的。

据《图片报》1997年1月27日的一则报道指出，一位中国人类学家声称，该部落中出现的侏儒症是由于该地区土壤中高含量的水银导致的。这种观点遭到了挑战。慕尼黑毒物学研究院（Munich Institute for Toxicology）的诺伯特•费尔根豪尔（Norbert Felgenhauer）博士提出，这种说法简直极端荒谬。他指出，水银中毒会直接导致死亡而不是生长受阻。他还举出日本小渔村水俣（Minamata）这个案例来说明。20世纪60年代，在水俣，许多村民死于水银中毒。他还指出，水银不能改变人的DNA，因此不是造成遗传病的罪魁祸首——显然，这个部落的人们患的是遗传病。

因此，我们知道，石碟子的存在即使不是那么确定，也是很有可能的事情。如果1933年的报道是正确的，那么那个地区就生活着矮人。这样，问题就出来了：对文字的解码是否正确？即使是正确的，也未必能证明外星生命曾紧急降落在中国。不过，这至少表明这些基因变异的人是外星人的后裔。

同样，也没有任何证据能够确认1962年对石碟子的成功翻译。还应该指出，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1962年的故事及其翻译是编造的。到目前为止，贬低者所能提出的最佳观点就是，这个故事是荒谬的（当然！），没有人能解码一种独立的语言。在这些相关事物中唯一能确定的是，在1937年和1938年发现石碟子的时候，它们的镌刻文字并没有立即被解读出来。到了1962年的时候，才有一组专家成功完成了这项任务。众所周知，石碟子上的镌刻文字在1937年没有被解码出来。或者是，没有人给予这些镌刻文字充分的关注度，直到1962年才有人能够识别这些镌刻文字。

请注意该年份——1962年。这一年有关这个故事的最早参考已经出现——单德博士在一份德国杂志中找到——这个参考提到，在1962年肯定发生了什么事情，才让中国或日本报道了此事。石碟子的翻译或许正是这件事情：楚闻明教授出版了他的翻译，媒体报道了这件事，从而引起了争论。他决定退休，回到日本。与此同时，中国以外的媒体也报道了此事，这件事情出现在了德国杂志《素食宇宙》中。如果这个故事是编造的，也就意味着它是在1962年被编造的（或错误报道的）。

1962年的那篇文章还讨论了这些石碟子的一些技术细节，突出了该故事的潜在事实本质。它指出，石碟子是由钴、铁和镍组成的，这些金属可以形成一个磁场。镍主要存在于加拿大和中非，但最近几年也在中国发现——主要存在于石碟子曾在的地方。对于豪斯多夫而言，这就进一步说明，这个故事并非虚构，因为这个发现是在发现石碟子以及1962年那篇文章之后。总而言之，在1962年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现在得到了证实。

杜立巴族的故事讲述的是一次意外——外星事故，一艘外星宇宙飞船如何紧急降落在地球上。其幸存者将这个故事描绘得淋漓尽致，幸存者的存在被记录在传说中，同时还出现在后裔的基因组成之中。但是，杜立巴族的故事也提出了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将科学世界分成了不可思议的两派。不论我们装作多么容易地就能搜集到“科学证据”，整个世界还是被分成了不同的政治派系，这些政治派系对科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杜立巴族的存在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视作不可能的事情。随后又很快被标榜为恶作剧，因为科学家已经“证明”它源自一部科幻小说。

科学界普遍不愿意外出寻找或分析证据证明外星人存在于地球上。有关远古外星人问题是否存在什么最佳证据，这个问题应该换换说法，应该这样问：科学是否乐意探索并接受那些支持远古外星人问题的证据。

科学家们倾向于把能够证明远古外星人问题的可信证据归入荒谬的行列。或许根本不会存在任何令人满意的答案，因为我们唯一能够展示的就是无声的考古物品。在我们接受非人类智慧生命存在之前，或许应该先接受外星生命来到了白宫的草坪上。但是，即使这样的事件也不能证明远古外星人问题。为了能证明这个问题，外星人降落在白宫草坪之后，他们需要告诉我们，他们的族人是否曾经来访过我们的地球，或者他是否知道任何种族曾经来到过地球。很有可能外星人也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但是，如果我们整体地看待现有的考古和传说证据，显而易见的是，远古外星人是否曾经来过地球并不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论题。包括卡尔•萨根在内的许多科学家研究了现有证据，得出结论认为，在远古的确发生过接触事件。有最佳证据，而且数量还很多，但是这取决于你信仰的极限在哪里，能够说服人们的事情就是纯粹的个人经历。对于一些人而言，只需要一点点就行，对于另一些人，可能需要很多，而对一部分极端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是能够令人满意的。应该有一个共识参数，即通过陪审团来进行一场审判，从而解决一个问题。在这个陪审团中，有一组人需要达成共识——他们所认为的可靠证据，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我们所认为的真理。但是，科学并不是民主。不过，我还是愿意让陪审团给出他们的结论。

 

1　科米共和国位于乌拉尔山脉西部，南邻彼尔姆州和科米-比尔米亚克自治区，东南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相邻，东部与汉特-曼西自治区接壤，东北与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毗邻，西接阿尔汉格尔斯克州。科米共和国首府是瑟克特夫卡尔，建于1780年。

2　拉美西斯四世是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第二十王朝的第三任法老。

3　西奈半岛是连接非洲及亚洲的三角形半岛，面积6.1万平方公里。西濒苏伊士湾和苏伊士运河，东接亚喀巴湾和内盖夫沙漠，北临地中海，南濒红海。

4　美联社是美国联合通讯社的简称，它是美国最大的通讯社，国际性通讯社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