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子路第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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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不是去做不寻常的事,而是在寻常的事上,付出不寻常的努力和坚持

原文

《子路篇第十三》

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

华杉详解

子路问如何治国理政。孔子说:自己给百姓带个头,然后让他们勤劳地工作,别让他们闲着。

“先之”,《礼记》:“夫躬行者,政之始也。”又说:“君子欲政之速行也者,莫若以身先之也。”躬身亲自去做示范,是为政之始。你要想你的政策措施能得到最快推行,没有什么比自己先做到更有效的。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模仿率”一贯道理,讲过多次了。今天重点讲讲后一个,“劳之”。

《国语》敬姜论劳逸:“昔圣王之处民也,择瘠土而处之,劳其民而用之,故长王天下。夫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向义,劳也。”

敬姜,中国历史著名贤母,齐侯的女儿,嫁到鲁国,季氏公父文伯的母亲,和孔子同时代人。有一天,公父文伯退朝回家,见敬姜在纺线,就说:像我季氏这样的人家,我妈妈还要亲自劳动纺线,是我不能孝敬母亲吗?

敬姜大怒:“小子!鲁国要亡国了吗?让你说出这样的话!过去圣王统治天下,选择贫瘠的土壤来让人民定居,让他们迎接大自然的挑战,发挥他们的才能,辛勤地劳作,君王才能长久地统治天下。人民辛劳,就会思考,寻找改善生活的好办法,才能建立良善的社会。如果生活太安逸,没有挑战,只会享乐,就会忘记美好的品行,就会心生邪念。所以,居住在肥沃土地的人民,劳动水平不高,没有才能,因为生活太容易了。而生活在贫瘠土地上的人民,没有不讲道义的,因为他们勤劳啊!”

两千五百年前一位中国母亲的话,说出了两千五百年后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其不朽巨著《历史研究》中提出的著名论断:文明产生于挑战,富饶的土地不能产生文明,只有贫瘠的土地能产生文明,因为挑战才能使人类进步。

我们今天看以色列的文明和创新精神,能成为中东最强大的国家,因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它既没石油也没水,啥也没有,只有勤劳、智慧和勇敢。如果地下全是石油,就没有强大的以色列了。那地下全是石油的国家,就像敬姜说的,劳动水平不高,没有才能。资源是财富,也是诅咒。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小人众,数被水旱之害,民好蓄藏,故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三河、宛、陈亦然,加以商贾。齐、赵设智巧,仰机利。燕、代田畜而事蚕。”

楚越地区,地广人稀,以稻米为饭,以鱼类为菜,刀耕火种,水耨除草,瓜果螺蛤,不须从外地购买,便能自给自足。地形有利,食物丰足,没有饥馑之患,因此人们苟且偷生,没有积蓄,多为贫穷人家。所以,江淮以南,既无挨饿受冻之人,也无千金富户。沂水、泗水以北地区,适合种植五谷桑麻,饲养六畜,地少人多,屡次遭受水旱灾害,百姓喜好积蓄财物,所以秦、夏、梁、鲁地区勤于农业而重视劳力。三河地区以及宛、陈等地也是这样,再加上经商贸易。齐、赵地区的居民聪明灵巧,靠投机求财利。燕、代地区的居民能种田、畜牧,并且养蚕。

司马迁讲这个,今天我们也能看到,什么地方吃不上饭,什么地方出的富豪就多,比如广东潮阳。汤因比讲的文明产生于挑战,就和司马迁及敬姜说的一样。当然汤因比也说了,有一个限度,挑战太大也不行,太大,则人的全部财智和精力用上,也刚好够生存,发展不出更高文明,比如爱斯基摩人,北极圈生存挑战太大了。

敬姜接着教训她儿子:

天子穿着礼服隆重地祭祀太阳,让三公九卿,熟悉农业生产,中午考察政务,交待百官要做的事务。京都县邑各级官员在牧、相的领导下,安排事务使百姓得到治理。天子穿着礼服祭祀月亮,和太史、司载详细记录天象;日落便督促嫔妃们,让她们清洁并准备好禘祭、郊祭的各种谷物及器皿,然后才休息。诸侯们清早听取天子布置事务和训导,白天完成他们所负责的日常政务,傍晚反复检查有关典章和法规,夜晚警告众官,告诫他们不要过度享乐,然后才休息。卿大夫清早统筹安排政务,白天与属僚商量处理政务,傍晚梳理一遍当天的事务,夜晚处理他的家事,然后才休息。贵族青年清早接受早课,白天讲习所学知识,傍晚复习,夜晚反省自己有无过错,直到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然后才休息。从平民以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没有一天懈怠的。王后亲自编织冠冕上用来系瑱的黑色丝带,公侯的夫人还要编织系于颌下的帽带以及覆盖帽子的装饰品。卿的妻子做腰带,所有贵妇人都要亲自做祭祀服装。各种士人的妻子,还要做朝服。普通百姓,都要给丈夫做衣服穿。春分之后祭祀土地,接着开始耕种,冬季祭祀时献上谷物和牲畜,男女都在冬祭上展示自己的劳动成果,有过失就要避开不能参加祭祀。这是上古传下来的制度!君王操心,小人出力,这是先王的遗训啊。自上而下,谁敢挖空心思偷懒呢?如今我守了寡,你又做官,早晚做事,尚且担心丢弃了祖宗的基业。倘若懈怠懒惰,那怎么躲避得了罪责呢!我希望你早晚提醒我说:一定不要废弃先人的传统。你今天却说:为什么不自己图安逸啊?以你这样的态度承担君王的官职,我恐怕你父亲穆伯要绝后了啊。

从天子,到嫔妃,到三公九卿百官士人全国人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一个也不能让他们闲着!

一个公司也一样,日子不能太安逸,钱太多你就把它都花掉,不要关心资产积蓄,要前进奋斗,所有人不能松懈。人一闲着,就出毛病,生是非,什么乱七八糟事儿都有。

子路问孔子政事,孔子就回答了他“先之”“劳之”这两条。

子路不满意,就这两条?这么简单?“请益”——益,是增加——老师能再多教我两条么?

孔子一听,就知道他的毛病,总以为还有什么绝招。这世上哪有什么绝招,都是最简单的道理,千百年圣人传下来那一点真骨血,都告诉你了,你还要“请益”!孔子看了子路一眼,说了两个字:

“无倦!”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子路的性格,开始时都能锐意进取,但难免懈怠,不能善始善终,老想要“绝招”。子路啊,你就照我说的去做,不要倦怠就行!成功不是去做不寻常的事,而是在寻常的事上,付出不寻常的努力和坚持!

向内的工作做好了,天下人才会趋之若鹜地来,做不好,在这儿的也会离开

原文

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

华杉详解

仲弓要去季氏领地费(bì)邑做邑宰,临行向孔子问为政之要。孔子说:“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

“先有司”,“有司”,就是“有关部门”。什么事,要信任下属,让下属各具体负责部门去干,然后你考核他,这样就可以不劳而事毕。你别说他能力不行,不用他。领导嘛,总是能力比下属强些,常常自恃才能:我有那工夫交待他,我自己早干完了!那一件事可以,十件事,一百件事,你自然就干不过来,只能交给别人去干,干得不如你,你也得当“代理成本”,忍了。再者,如果你自以为本事大,什么事都好自己动手,则上下职责不清。那“有司”,也是一级领导,被你弄得啥也不是,他在他的下属面前也没权威,整个组织就乱了。《吕氏春秋》说,那会造成“百官恫扰,少长相越,万邪并起,权威分移,此亡国之风也”。管点事儿的,都很受困扰,因为本来他管的事,随时要被你亲自管,他也不知道自己该不该管。他的下属,也不服他,想越过他自己跟你对话,少长相越,万邪并起,权威分移,此亡国之风,后果很严重。

“赦小过。”既然把事情交给别人管,就要接受代理成本,有些小的差失,就不要计较,要容忍别人犯点小错。我们常常会因为一些小事否定人:我本来一直认为他不错的,但是有一件小事,就让我看出他这个人!这是我们对人苛刻的毛病,假设每个人都应该百分百对得起我,一件小事惹我不爽,就把人给否了。你干吗不假设每个人都应该是“坏人”呢:“我本来一直以为他是坏人,但是有一件小事,让我发现他是好人!”这样好人就多了嘛。有朋友给我抱怨招聘找不到“好人”,我说这好办,我有一个办法,马上解决。问什么办法?就是降低期望值。咱们别都想吃现成的,期望值降低了,就都是好苗子了。咱们自己又有多“好”呢?不要对别人要求那么高!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甚至对自己,也不要太严,多接受自己,接受他人。

“举贤才”,当然,还是要多招“好人”呀!那德才兼备的人,把他放到领导岗位上,工作不就好干了么。

仲弓听了,老师说得那么简单,前两条提不出问题,这第三条我要问问:我怎么知道谁是贤才,怎么去选拔呀?这个问题,就像我们现在经常说的:上哪儿能招到好人呀!我们公司招不到人呀!还有好多老板,号称花80%的精力在找人,人才!人才!关键是找人!

听话听音,仲弓一提问,孔子就知道他的毛病,一句回答,就棒喝了:你只管提拔你所知道的,那些你不知道的,难道人家会把他埋没么?

你恨不得天下之才都归你用,总觉得你还没把他们找到。你找到一个没有?你手下有一个没有?有的这一个,你把他用好没有?安排好没有?帮助他进步没有?我们总觉得要向外去找人,却不知道,所有的东西都要向内找,向自己找,你把向内的工作做好了,全天下的人才都会趋之若鹜地来,向内的工作做不好,在这儿的他也会离开。时间稍微长一点的公司,比如有十年历史的公司,数数曾经在这儿工作过的人,如果全留下给你挑,一定能挑出一个全明星队来,为什么没能留下呢?都是自己的问题。

“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三条结合起来,就是我手下就这些人,就用这些人。都是人才,如果还有不是的,是我没教好,没带好,没用好,要不惜代价投入去培养他们,不怕损失大胆去任用他们,要破格提拔去催化他们成长。

不是“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是“我劝诸公重抖擞,不惜代价育人才”。说美国用了全世界的人才,不是人家来抢的,都是那人自己去的。我们的所谓招聘,所谓人力资源,花那么多钱给猎头公司,无非是猴子掰苞米,掰一个丢一个。公司没有人力资源工作,只有员工发展工作,眼光向内,则天下归心。

万事开头难,修行在个人

凡事开头错了,往后怎么你也对不了。你前面做下了,后面就无解了。很多人不明白这道理,不懂得世间有无解之事,老想求解。他的“解”,就不仅解不了,还反而会带来新的问题。所以看见不对的事,一开始就不要参与。

原文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华杉详解

子路问孔子:卫君希望您出山执政,您会先从哪些事情着手呢?

这里的卫君,是卫出公姬辄。当时子路在卫国,为卫国大夫孔悝家宰。孔悝的父亲,就是《论语》前面提到过的孔文子——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因为子路是孔文子家的家宰,所以孔文子去世,子路还和孔子商量他的谥号,定了“文”字。

孔子回答说:先正名吧!

子路一听就急了:有这么做的吗?老师也太迂了吧!这名,怎么正啊?

子路跟老师说话这口气,有点不对劲!直接说老师“迂”!就差没接着说出个“腐”字!他是不是潜意识里,因为领了君命,把自己当面试官了,说话口气也大了。“迂”,也解释成远,老师您扯得太远了吧!

卫出公得位不正,孔子说要先正名,就是说你要先解决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子路说老师您扯得太远,就是说这政权的合法性问题,解决不了,或者说,只有姬辄自己下台才能解决!这不是扯得太远了吗?这“面试”肯定是通不过啊!所以子路急了,对老师不尊重的话,也就脱口而出。

这事,咱们还必须扯远一点,不扯远,就扯不清!

上文说过,卫出公的父亲蒯聩,本是卫国太子,蒯聩的父亲卫灵公,夫人就是著名的南子,之前“子见南子”那个南子。南子和宋国公子宋朝私通,卫灵公不计较,蒯聩却觉得耻辱,想刺杀南子。阴谋败露,蒯聩逃亡。卫灵公死前,曾经对他的小儿子郢说:我将来让你继承君位。郢不接受,不愿参与君位之争。所以卫灵公临死前,并未正式废除蒯聩的太子之位,也没立新的太子。卫灵公死了,南子要立郢,郢还是不接受,说:“亡人太子蒯聩之子辄在也,不敢当。”就算太子流亡了,他的儿子姬辄还在,我不敢当。南子没办法,就立了姬辄。这时候姬辄还小,最多十岁左右。蒯聩要回来奔丧,当然也要以太子之名继位。卫国发兵,拦着不让他进来。南子是卫国“实际控制人”,让姬辄“以王父命拒父命”,称爷爷为王父,对亲生父亲就不认了。卫国宗庙祭祀,和出政施令,都称灵公为父,不认蒯聩。

所以姬辄之名,蒯聩之名,灵公之名,各种不正,全乱套了。但这已经乱了好些年了,现在是姬辄要请孔子您老人家出山。您要他正名,这正得了吗?您这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吗?子路跟老师急了,脱口就说老师迂腐。

“野哉!由也。”你放肆!你粗野!孔子骂子路了:“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君子对于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就暂时存疑,以待考问。我说的话,你不理解,你可以问我,怎么张嘴就说我不对呢!

这个毛病啊,我们也有,经常我们抨击一件事情,不过是因为我们不懂,却不能做到不懂就问,常常表现出不懂就骂,要自省!

孔子接着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为政之道,就是名分先正,然后施政才有合法性。正名,才有正义。君主制的王者,父死子继,以孝治天下,所以以父子之伦为重。如果自己父子之名就不正,如何正一国之父子?自己没做到的,要求别人做到,自己忌讳谈论的隐私,却要求别人做行事准绳,这没法说呀!礼乐刑罚,是国之大事,而礼莫大于父子之孝,乐莫大于父子之和,刑罚莫大于不孝,这三条你都有问题,你干什么事,你也干不成!所以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名实不符,言行不一致,事就干不成;做不成事,什么事都苟苟且且,社会就没有伦理秩序,就不能兴礼乐;礼乐不兴,则法度乖张,小人得志,君子遭罪,那刑罚也不中。刑罚不中,就是选择性执法,人们不知道怎么能行,也不知道怎么不行,说你行,你就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则人民无所适从,手足无措,没有安全边界,不知道哪儿能安身,也不知道哪儿能躲避。

“所以呀!”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理不直则气不壮,不可收拾。君子之名,一定是光明正大,说得明白的,不仅说得明白,理直气壮,而且一定做得成事。君子对于自己以什么名,说什么话,是绝对不会马虎苟且的!”张居正说,一事得,则其余皆得;一事苟且,则万事都苟且。若一国上下,万事都扭曲苟且,那还谈什么治国呢?

孔子这番宏论,震古烁今,不能名正言顺,个个浑水摸鱼,则一国手足无措,人人都不安全。

名正言顺,也是一个语言哲学问题。词语是能动的,词语不仅说事,也做事。先有那词,然后有那事,这也是历代执政者,或者要夺天下,要建政者,最关心的国之大本。

那么问题来了,孔子准备如何为卫国正名呢?《论语》没有记载,或许孔子子路师徒二人,也没有就这话题再往下谈。于是,后儒就讨论了两千多年,孔子怎么给这卫国正名。朱熹引用了胡安国的注,说蒯聩欲杀其母,得罪于父,姬辄据国拒父,都是无父逆子,都不可能名正言顺。如果孔子执政,以正名为先,一定将事情本末,告诸周天子,请教各方诸侯,共立公子郢,则人伦正,天理得,名正言顺而事成。孔老师的意思已经很清楚了,子路却不明白啊!

胡安国这个方案,万万不可行,孔子也不可能有这方案。这方案说出来,隔墙有耳,孔子和子路自己性命都难保,更不用说,子路是代表姬辄来找老师的。

有人提出第二个方案,姬辄迎回父亲,让蒯聩继位,他做太子。这样或许是最名正言顺的?但这也不可能,南子不会答应,姬辄也不会答应吧。

那孔子的方案到底是什么呢?或者,孔子他老人家有什么办法,让姬辄名正言顺呢?

绝对没有,也不可能有。如果有可能有,子路自然会请“老师教我”了。此事根本就无解。孔子实际上是拒绝出山,不愿参与。子路也明白,没法往下谈了。

很多事情都是这样,你前面做下了,后面就无解了。有人不明白这道理,不懂得世间有无解之事,老想求解。他的“解”,就不仅解不了,还反而会带来新的问题。所以看见不对的事,一开始就不要参与。

但无解,是人无解,时间会给出他的解。卫国名不正言不顺的状态,后来是怎么发展的呢?又得回到孔悝家事说起。孔悝的母亲,孔文子的妻子伯姬,是太子蒯聩的姐姐,孔文子死后,她就跟一个长得很帅的仆人浑良夫私通。蒯聩利用了这层关系,说服浑良夫支持他政变,答应事成之后把伯姬嫁给他。于是蒯聩和伯姬,以及浑良夫合谋,于卫出公十二年(公元前481)劫持了孔悝,胁迫他参与政变,孔悝屈服入伙,政变成功,卫出公逃亡。蒯聩继位。子路就死于此次政变。蒯聩夺权后,第一个杀了南子。策动政变的关键功臣浑良夫,也被他杀了,大概他并不愿意自己的姐姐嫁给一个家奴。

蒯聩在卫国君位上也只坐了三年,就被赶下台,流亡中被杀。姬辄于一年后回国复位。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这道理,孔子懂,公子郢懂,但是子路不懂,蒯聩不懂,姬辄不懂,伯姬不懂,浑良夫不懂,为什么呢?因为利令智昏,心存侥幸。

蒯聩发动政变,子路本来在城外,他若直接逃回鲁国,还可再侍奉老师,但他要主动回去求死,他说食人之食,不避人之难。胡安国评论说:子路知道食人之食,不避人之难为义,他怎么不知道,吃姬辄之食,本身就是不义呢?

凡事开头开错了,往后怎么你也对不了。子路自以为是慷慨就义,但是他这义,也是名不正言不顺,因为他的主公是孔悝。孔悝在政变中站队已经跟了蒯聩。子路忠于姬辄,便已经背叛了孔悝。下令杀死子路的,正是新君蒯聩。当初老师说名不正则言不顺,他说老师扯远了。而他自己,却没逃出这名不正言不顺的魔咒。老师教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也没学懂,那君已经不君,你如何能臣?你赶紧跑啊!

领导人的信用,就是民众的安全感

原文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华杉详解

这樊迟挺另类的,他有一天,突然找老师教他怎么种庄稼。孔子没搭理他,说:种庄稼这事,我不如老农。樊迟还不甘心,又让老师教他怎么种菜,孔子又把他挡回去了:种菜我不如菜农,你找错师父了。

种粮种菜孔子会不会呢,当然会,孔子说过:“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小时候家里穷,啥粗活都会干。若是换一个师父,可能兴致勃勃表演一番。就像我们现在好多领导老板,都喜欢展示自己不仅学富五车,而且还会干粗活,再能玩一件两件乐器,总之是全知全能,多才多艺。你只要一展示,别人肯定比你差,游泳没人敢游你前面,踢球全是你射门进球,拉琴整个交响乐团都给你伴奏,有意思吗?孔子不秀这个,他自己聚焦,也要弟子们聚焦,来老师这里,是学道德学问,讨论种粮种菜干啥?前面《泰伯篇》,孔子还说过:“笾豆之事,则有司存。”“笾豆之事”,是具体礼仪程序的事,孔子是专讲礼仪的,但具体仪式程序都不是他关注的重点,说那是有司,是礼宾司的事儿,他怎会跟你讲种粮种菜?

那么孔子关注的是什么呢?

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樊迟碰了钉子,出去了,孔子还不解恨,骂他不识事体:“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这里说的小人,一是说他识见小,格局小,二呢,小人是指体力劳动者。孟子说,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大人之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小人之事,种粮种菜自食其力。樊迟问的是小人之事,那就是小人了。

同学们来跟孔老师学习,学的是成己以及物,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当有志于大人之事,行义达道,以教化人民。怎么能去学种粮种菜,那不是我们来这儿学习的目的啊。我们是来学礼、义、信的。

“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孝经》说:“君子言思可道,行思可乐,德义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观,进退可度,以临其民。是以其民畏而爱之,则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言思可道”,言语要谨慎,说得越多,错得越多;说得越多,信用越少。还有一点一般不太注意的,说得越多,别人对你的关注点越分散,比如领导者,你最需要的是别人关注你的信义,关注你的政策,不是佩服你的各种本领。才艺展示多了,格局就小了。观众注意力分散了,话题就多了,不喜欢你的人发挥的材料也多了,还生出很多你意想不到的口水来。孔子不展示他的种粮种菜技艺,也是这道理。若弟子们兴奋地讨论老师菜种得真好,这讨论学问的工夫不就被耽误、被干扰、被稀释、被淡化了么。

“行思可乐”,就是现在说的,做事要考虑人民高兴不高兴。“德义可尊”,你的品德道义,值得人尊敬;“作事可法”,你的做事方式方法,值得人效仿;“容止可观”,你的仪表风度,令人欣赏;“进退可度”,你的一进一退,能被人引为尺度。这样,人们对你又敬又怕又爱,以你为法则来模仿你,你才是领袖,才有领导力,才能施教化,成一方之德,行一方之政令。这是领导者的礼。

“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荀子・王霸篇》说:“故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也。”义,是基础,是根本。靠权谋,要自取灭亡;靠信用,能称霸一方,唯有仁义可以王天下。义,也是原则,是过程导向,不是结果导向,不是功利导向,如果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也不能去做,这有点类似现在“程序正义”的思想。如果领导者遵循程序正义,无论结果如何,人民没有不服的。

“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如果领导人好信用,则人民不敢隐瞒真情,不敢说假话。《国语・晋语》箕郑对文公问,讲了一个饥荒的故事:

晋饥,公问于箕郑曰:“救饥何以?”对曰:“信。”公曰:“安信?”对曰:“信于君心,信于名,信于令,信于事。”公曰:“然则若何?”对曰:“信于君心,则美恶不逾。信于名,则上下不干。信于令,则时无废功。信于事,则民从事有业。于是乎民知君心,贫而不惧,藏出如入,何匮之有?”

晋国闹饥荒,文公问箕郑说:用什么来救饥荒?箕郑回答说:用信用。文公问:这是饥荒啊!信用怎么救饥荒?箕郑回答说:国君之心要讲信用,名分职权上要讲信用,实施政令要讲信用,安排民事要讲信用。文公说:讲了信用又会怎样?回答说:国君之心讲信用,那善恶就不会混淆;名分职权上讲信用,那上下就不会侵犯;实施政令讲信用,那就不会误时废功;安排民事讲信用,那百姓从业就各得其所。这样一来,百姓了解国君的心,即使贫困也不害怕,富裕的拿出收藏的财物用来赈济,如同往自己家里送一样,那又怎么会穷困匮乏呢?

箕郑的回答很有意思,没有直接回答,却触及了根本问题。赈灾靠什么,靠粮食,粮食不够,就要借,不管是向外国政府借,还是向本国私人借,都要靠信用。平时有信用,这就不是问题。平时没信用,这回吸取教训,也比继续犯错强。

领导人的信用,就是人民的安全感,人无后顾之忧,就不需要用欺瞒来保护自己。所以国君讲信用,人民就讲真话。

“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如果在上位的人,能做到礼、义、信,四面八方的人民,自然会把襁褓中的孩子都带着来依附,你是来学当领导的,还用你去学种庄稼吗?

读书是极为聚焦之事,志向越清晰,越不会“博览群书”

原文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华杉详解

孔子说,熟读《诗经》三百首,交给他政务,他却不能通达。让他出使外邦,他又不能独立应对。那他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啊?

钱穆注解说,《诗经》“风雅颂”三百首,实际上是西周一代的历史,内政外交,风土民情,无所不包。其治闺门之道,在《周南》《召南》;农事富民之道,在《豳风》;平天下、接诸侯,待群臣之道,在《大雅》《小雅》;而《颂》的部分,是政成事定后而作,得失治乱之情,尽在其中。所以,求通上下之情,制礼作乐以治国安民之道,尽在《诗经》。读通了《诗经》,就应该能通达治国理政。

“专对”,《公羊传》:“大夫受命,不受辞,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者,则专之可也。”受命出访,不能主君一句句教你怎么说话,那没法教,因为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情况,所以你必须自己下判断,自己应对,不辱使命。可以说,我们从小就受这样的训练,去邻居家送个东西,回来妈妈问你,阿姨怎么说的呀,你怎么说的呀,那时候就开始被训练“专对”了。现在公司派你出去见合作伙伴老板,回来领导也要一句句问怎么说的,也是专对。《诗经》的内容,言语温厚和平而不激昂,但又立场坚定,意指准确,暗藏机锋,读通的人,一定会长于外交。

春秋时代的名臣,留下了大量“专对”的故事,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和孔子同时代的齐国名臣晏婴,我们从小就熟悉各种《晏子使楚》的故事,无论楚国君臣如何想办法捉弄他,最后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晏子的外交,不仅让别国占不了嘴上便宜,还留下了一个“折冲樽俎”的故事,晋国想攻打齐国,派使臣来试探,晏婴在酒席上就以各种外交哑谜,向对方展示了齐国的凛然不可侵犯,晋国就放弃了发动战争的打算。而在场一起喝酒的齐景公,从头到尾都没看懂!晏婴的外交,是不是在《诗经》上学的呢?史书上没说。但是,当他面临人生最大生死考验的时候,《诗经》,正是他的精神武器。那是齐国权臣崔杼(zhù)发动政变,杀了齐庄公,把满朝文武集中到姜太公庙里,要大家歃血为盟效忠他。好几个不服的都被杀了,轮到晏婴,他从容说:“我只忠于君主和国家。”拒绝盟誓。崔杼用剑顶着逼他发誓。晏婴说:“崔杼,你读过《诗经》吗?诗曰:‘莫莫葛藟,延于条枚,恺悌君子,求福不回。’(葛藤一片到处长满,蔓延缠绕树枝树干。和乐平易好个君子,求福有道不邪不奸。)”崔杼也不敢杀他。因为他杀齐庄公,是庄公无道,国人反应不大,而杀晏婴,政治影响就太大了,于政变也不必要。晏婴不参盟,但他也会忠于新君景公。

《诗经》是西周文明之集大成,《毛诗序》说:“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学诗有诵、弦、舞之法,朗诵、歌唱、舞蹈,潜移默化,修养每个人,教化全天下。同一本书,不同的人读到不同的东西,恋爱的人读到恋爱,就像人人最熟悉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而搞政治的人读到怎么搞政治,搞外交的人读到怎么搞外交,搞环保的人读到怎么搞环保。总之一国之事,无论大小,都在里面,关键你读的时候,你自己在想什么。你自己没想到的、没关注的,你肯定视而不见、读不到!

读书啊,人们只能读到他本来就懂得的东西,不懂得的,就读不出来,因为你不懂得,就不会有反应。那不读,又怎么懂得呢?孔子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你一定是在实践中有体会了,你才能在书本中,在前人的总结中去学习提高。读书的时候,切己体察,事上琢磨,放自己身上对照,放具体事情上琢磨,这才叫读书。这书上,自己身上,具体事情上,不断推循环,就是王阳明说的,知行合一。否则,也是王阳明批评的,叫徒事讲说,成天跟别人“交流”读了什么书,就跟说买了什么包、买了什么车一样,都是虚荣。这就是儒家常批评的“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本来读书学习是为了自己要用,却成了为和人讲说炫耀消遣,帮别人读了。

怎样才能读书有用呢?关键在于立志。立什么志向,就读什么书。知道自己要干什么,才知道自己要读什么。读书是极为聚焦之事,志向越清晰,越不会“博览群书”,因为必须要读的书都读不完,绝对排不上别的。所以啊,不要自以为读书多,孔子说了:“虽多,亦奚以为?”读那么多有什么用。无论你是“好读书,不求甚解”,还是过目不忘,经常在别人面前大段背诵名篇名句,儒家说了,那都叫玩物丧志,没有志向,还特爱到处学习,那“好学”,也是一种贪玩,或者是一种“知识落伍焦虑”,读书,也只是把书当玩物罢了。人家玩车,你玩书,都是一样的,玩。

这种读书病患者,挺多的。

但凡有任何事,你没做到,没得到,或别人对你不好,你都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原文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华杉详解

孔子说,领导者如果自己行得正,不待下令,那事自己就行了。领导者如果自己行不正,他下命令,也没人听。

这个是反反复复讲多次了,后面还要讲,重要的事情讲一百遍。所谓“无诸己,求诸人,古今未之闻也”。自己没做到的,要求别人做到,自古没有这回事。

“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但凡有任何事,你没做到,没得到,或别人对你不好,欺骗你,你都在自己身上找原因。或许你认为不是自己的原因,或许真的不是你的原因。但是,在对方身上找原因,反正也是没用——因为你管不了他,只能管自己。要想管得了他,先得管好自己。

《淮南子》:“是故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所立于下者不废于上,所禁于民者不行于身。所谓亡国,非无君也,无法也。变法者,非无法也,有法而不用,与无法等。是故人主之立法,先自为检式仪表,故令行于天下。是故禁胜于身,则令行于民矣。”

有诸己不非诸人,自己有的毛病,你就不要去批评别人。这点特别要注意。

再看看《圣经》上那个妓女的故事:

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她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地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她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她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有诸己不非诸人”,我们对别人的错都历历在目,对自己的错却不太记得。别人的错是用来干什么的呢?儒家也说了,是用来规正自己的,看见别人犯了某错,第一反应不是批评指责,而是赶紧想一想,他这是提醒我了——这错我有没有?要不要改?这才是修身进步的心法。

所以很多简单的道理,要是拿来说别人,都觉得对,当然对,太对了!但是认真往自己身上一想,就不一定愿意受那约束了,凡事最怕知行合一,说别人容易,自己做到就很难!

“无诸己不求诸人”,自己没有做到的,不要去要求别人做到。“所立于下者不废于上”,给下面人立的规矩,在上位的人要先做到。“所禁于民者不行于身”,禁止人民干的事,自己也不要去干,你不能跟大家讲价值观,自己却没有那价值观。“所谓亡国,非无君也,无法也。”亡国不是因为没有国君,是因为没有法治。“变法者,非无法也,有法而不用,与无法等。”要变法,要建设法治社会,不是说现在法律不健全,而是现在明摆着有的法律,得不到施行,那就跟没那法律一样。“是故人主之立法,先自为检式仪表,故令行于天下。是故禁胜于身,则令行于民矣。”所以人主立法,先检查自己,做出表率,才能施行于天下。所以说,你把自己管住了,你的政令就人人都听从了。你要想不受约束,收放自如,人民也个个狡黠奸猾。你把自己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了,人民也全都规矩了。

治不了天下,主要是因为不愿意管住自己。

原文

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

华杉详解

孔子说,鲁国和卫国的政治呀!就跟兄弟一样!

鲁国是周公的后代,卫国是康叔的后代,两位开国之主,本是亲兄弟。现在呢,两国政治都一样衰乱。鲁国是季氏执国柄,臣强君弱,君不君臣不臣。卫国是儿子把老子拦在国外流亡,自己霸了君位,称爷爷为王父,父不父子不子。所以孔子说,这哥俩,真是兄弟之国。

原文

子谓卫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华杉详解

孔子说,卫公子荆善家室,家中人事财务器物之类,很善于治家。刚刚开始宽裕一点,他就满足地说:差不多也就够了。再宽裕一点,开心!说:这已经算是完备无缺啦!后来升了官,家境变得富有,他说:这简直是华美啊!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知足常乐!人怎么能知足呢?人一定是不知足的,不知足,才能向前进啊!知足了,就停滞了。关键是你觉得自己什么东西不足。觉得财富不足,就追求财富;觉得知识不足,就追求知识;觉得健康不足,就追求健康;觉得这世界这么大,没看足,就走出去看看;觉得自己品德不足,就修品德。你的关注点,决定你的态度,和时间精力资源分配的决策。卫公子荆,显然追求不在财富上,所以在他进步的过程中,财富的每一次增加,给他带来的都是惊喜,而不是更大的贪心。

真的!咱家真有钱!前面说过了,德、智、体、美,都缺,就是钱不缺。

对那些最基本的问题,我们的认识永远不够

原文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华杉详解

孔子到卫国去,“冉有仆”,“仆”,是仆御、驾车,冉有给他驾车。孔子在车上说:“庶矣哉!”“庶”,是人口众多。冉有问:那人口多了,该怎么治理呢?孔子说:让人民富起来!我们现在常说一个地方富庶,就是物产丰富,人口众多,人又多又富。冉有问,那人民富起来之后,又怎么治理呢?孔子说,办教育,施以教化。

前面孔子说熟读《诗经》就能治国理政,《诗经》就有这么一句:“饮之食之,教之诲之。”管子也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人民富裕了,就容易治理;人民贫困,就难以治理。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富了,他就“安乡重家,敬上畏罪”,安于乡里,看重家庭,他就不会乱来。如果他穷困,他就“危乡轻家,则敢陵上犯禁”,乡里待不下去,家里也没什么可以再失去的。

孟子说:“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中产阶级是社会的稳定器。

荀子说:“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故家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勿夺其时,所以富之也。立大学,设庠序,修六礼,明十教,所以道之也。”“庠序”,地方学校。六礼,冠、昏、丧、祭、乡、相见,六种礼仪。十教,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

富民政策,教育政策,是中国几千年治国思想的主流,周文王就是以富民政策、教育政策,再加上移民政策起家的。别国一家给一百亩地,移民到周的,他一家给一百五十亩,而且只要有才干,被选拔做官的,无论从哪国来,什么出身,都给予世袭贵族待遇,这样大量吸引移民,周越来越富庶,最终兼并了商朝三分之二的土地,并在他儿子周武王任上推翻了商朝。

杰出政治家的八条素质标准

原文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华杉详解

“期月”,是一周年。孔子说,如果有人给我机会,让我治理国家,只需一年,就可初见成效,三年一定会有大成就。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

据《史记》记载,这话是孔子在卫国说的,孔子第一次在卫国,卫灵公只是把他当门面人物,并不真正用他。孔子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离开了。过了几年又回来,还是希望能在卫国施展抱负,卫灵公也很高兴,但是卫灵公老了,没有心气儿干事业了。《史记》说:“灵公老,怠于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叹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孔子行。”孔子只能又离开了。

一年见效,三年有成,什么标准呢?张居正说:“一年则弊政革除,良政复兴,纪纲法度渐次就理,皆有可观者矣。若至于三年之久,则教化行而风俗美,礼制齐备而音乐和,民生富足,民德一新,治功有成。”

这个标准很高啊!第一条,弊政革除,就做不到!因为弊政的背后,是利益集团,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孔子不是没有得到过执政机会,他在鲁国被委任为大司寇,他一上任就励精图治,非常激进地革除弊政,但很快就因触动利益集团而被排挤走了。所以孔子希望的,在“苟有用我者”——国君绝对支持下的改革施政环境,是不存在的。况且孔子和商鞅不同,商鞅是一切服务于国君,孔子呢,他给国君也定了道德行为准则,限制国君。

孔子啊,他不是一个政治家,他的理想社会,基于所有人的美好心灵,这是宗教的工作,但是孔子又不愿意给大家树立一个神。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他没见过神,他就“子不语怪力乱神”,他也就没有神的加持了。摩西上了西奈山,见到了上帝,上帝给了他十诫,所以他说的话都是代表上帝的。佛家也讲“方便法门”,哪个门方便,就从哪里领人进门。孔子却也不要方便法门,他只是修身。孔子既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宗教先知,他就成了独一无二的至圣先师。但他又不甘于只做老师,还是想搞政治实践。

孔子其实没有政治家的能力,像商鞅那样的人,真是有一套政治家的能力,他以一套超乎想象的、颠覆式创新的、魔鬼般的治国逻辑,把秦国所有人变成君主的农业生产机器和战争机器,最终统一了天下。不过商鞅没能让自己善终。那杀人的,也被人杀,他就被杀了。

张居正也有政治家的能力,他是儒家,却能和太监结盟,他在执政期内,成了大明国的“实际控制人”,他的改革也颇有成效。但他生前极尽尊荣,死后却遭到清算。

孔子确实成了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始祖,但是,他确实没有政治家的性格和能力。三年有成,操之过急,如果第一次在鲁国执政,不要指望“期月而已可,三年有成”,而是慢一些,多观察,将目标定为十年有成,结果或许有所不同。鲁国的试验失败了,终其一生,孔子颠沛流离,非常急切,希望抓住任何一个施展机会,但各国大小君主领主,最终对他都敬而远之,孔子也就只能以精神遗产,传诸后世了。

达成仁政的标准:三十年实现理想社会

原文

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

华杉详解

善人,指良善之人,是好人,但比圣人又差一个档次。如果接连一百年都是善人统治天下,那也可以做到胜残去杀了。“胜残”,“残”,是残暴之人,残暴之人不能尽绝,但是善人的政治可以胜过他,百年和气,残暴之人也被感化了,不做坏事了;所以能够去杀,去除死刑,没什么犯大罪的人。

“诚哉是言也”,这话说得对呀!看来这句话是孔子引用一句古话,表示同意。

什么样的人,达到了这善人之治的标准呢,程颐说:“汉自高、惠至于文、景,黎民醇厚,几致刑措,庶乎其近之矣。”汉朝从汉高祖刘邦、惠帝到文景之治,四代都是仁厚善人君主,以致民风醇厚,刑法都快没用了,就差不多达到这种情况。

原文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

华杉详解

“王者”,是圣人受命而兴,以君主天下者。三十年为一世。圣人比善人更伟大,孔子说:善人要一百年,但如果有圣人,那三十年一定可以仁政有成。

成仁政的标准是什么呢,《汉书・平当传》引用过这一段,解读说:“三十年之间,道德和洽,制礼兴乐,灾害不生,祸乱不作。”《汉书・食货志》有更详细解读:三年耕种,能有一年的余粮,“衣食足而知荣辱,廉让生而争讼息”,所以叫三年考绩。对统治者,或对地方官,是三年一考核。孔子前面说的三年有成,这是“成”的标准。三个三年,九年达到这标准,有三年余粮,叫“登”,五谷丰登的登。两个九年,还这么好,有六年余粮,叫“平”。三个九年,二十七年,还能可持续发展,有九年余粮,叫“太平”。德化流洽,礼乐成焉,这就是太平盛世了。儒家志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就是标准,二十七年,差不多三十年实现理想社会。总之是一代人能看得到,不能说要经过几十代人的努力,孔子到现在才七十多代呢,那太遥远了,想不了。咱们今天也是三十年一评估,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历了前三十年、后三十年,现在人人都期盼这下一个三十年。

那中国历史,谁达到了这标准呢?

郑玄说,从文武周公,到成康之治,达到了这标准,这是四代领导人。周道至美,周的政治是最好的,行仁义而天下归心,到武王伐纣,通过革命取得天下,统一后又平叛,再安定下来,到成王六年,开始制礼作乐,到周成王、周康王,天下大治。所以三十年不一定是一代君主,也是前后相继。荀子说:“文王诛四,武王诛二,周公卒业,至成康则案无诛已。”文王时代有四个死刑判决,武王有两个,周公完成仁政大业,到成王、康王两任,一个死刑犯都没有了。

晋平公和师旷的故事:听不到自己的过失,就会铸成大错

原文

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华杉详解

正人先正己。如果自己行得正,治国理政还有什么困难呢?如果不能端正自己,又怎么能去正别人呢?这个道理,前面反反复复讲了多次了。不过,所有简单的道理,你若没有实际体会,翻翻就过去了,不觉得有啥。只有照那样在日用常行中去做了,有了体会,才知道其深不可测。

原文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对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

华杉详解

冉有退朝回来,孔子问: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看来孔子师徒,亲如一家,大概也住在一个大院子里,冉有每日退朝回来,要先给老师报到请安,再回到自己房间。今天回来晚了,老师就问。冉有说:今天有政务要开会,所以回家晚了。

孔子纠正说:你那不是有国政,是有家事。如果是国政,虽然我从大夫岗位上退下来了,我也会知道。我都不知道的事,就不是什么国政,是季氏的家事!

这是孔子批评冉有了。周礼:“大夫虽不治事,犹得与闻国政。”不担任具体领导职务了,但是只要还在那级别,还能够看相应级别的文件。文件还送来,就说明你虽然不在班子里了,但还在圈子里。所以有老干部回忆录说,开始还送文件来,后来不送文件了,再后来,文件不送了,但还有《内参》。再后来,连《参考消息》报纸都不送了,这是真“打倒”了。

当时冉有做季氏家宰。而孔子呢,是退休老干部,还被尊为国老,国政都要咨询他的。孔子都不知道的事,一定不是国政,是季氏自己在家,与家臣谋私利于私室。孔子不给冉有面子,给他指出来,就是敲打他。

不过冉有紧跟季氏,帮他出谋划策,谋权夺利,横征暴敛,孔子后来骂他:“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原文

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华杉详解

鲁定公问孔子:“我听说一言可以兴邦,有这回事吗?”

孔子回答说:“不能对一句话寄予这么大期望,但从某种程度上,也差不多可以这么说!有人说:‘为君难,为臣不易。’如果那做臣子的,都知道为君之难!兢兢业业报效君王。对自己,不敢有一点放肆;对工作,不敢有一点放松,个个勤修职业,不遗余力,都能听话,君王一句话,就个个励精图治,奋勇争先,那不就是一言兴邦了吗?”

鲁定公又问:“还有一句话说一言可以丧邦,有这回事吗?”

孔子答:“丧邦,是亡国大祸,当然不至于说错一句话就亡国那么严重,但是,这话也有道理!有君王说:‘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我觉得做君主也没什么可快乐的,但有一点是真快乐!就是我的每一句话,都没人敢违背!”)君王如果这样来理解权力的快乐,就危险了。如果你说得对,利国利民,大家不违背,那是好了。若你说得不对,祸国殃民,大家也照着做,那不就一言丧邦,走向亡国了吗?”

“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这话谁说的?《韩非子》有记载:

晋平公与群臣饮,饮酣,乃喟然叹曰:“莫乐为人君!惟其言而莫之违。”师旷侍坐于前,援琴撞之。公被衽而避,琴坏于壁。公曰:“太师谁撞?”师旷曰:“今者有小人言于侧者,故撞之。”公曰:“寡人也。”师旷曰:“哑!是非君人者之言也。”左右请除之。公曰:“释之,以为寡人戒。”

晋平公与群臣饮酒作乐,师旷在旁边弹琴助兴,晋平公喝多了,酒后吐真言,感叹人生,说:“做君主也没什么可快乐的,但有一点是真快乐!就是我的每一句话,都没人敢违背!”师旷听了,操起琴就向晋平公撞过去。晋平公一提衣襟,慌忙躲开,琴撞在他身后墙壁,撞坏了。晋平公大惊,问:“太师!您撞谁呀?”晋平公被撞了还对师旷这么尊重,一来因为师旷德高望重,二来因为师旷是盲人,他想不到师旷撞的就是他,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师旷说:“刚才听到一个小子在这儿说混账话,所以撞丫的!”晋平公说:“就是寡人我呀!”师旷说:“是吗?这不是人君该说的话!”左右说师旷无礼,把他拖出去!晋平公说:“放开太师,我要把太师的话,当成对我的告诫。”

做了君主,别说一句话,放个屁都是香的,所谓“洪宣宝屁,依稀乎丝竹之音,仿佛乎麝兰之气”。如果醉心于自己的话没人敢违背,则会为谗言谄媚所蔽,祸患已伏,却没人告诉你,自古丧国之祸,都是这么埋下的。天下大虑,在于下情不通,如果疏于戒备,讨厌忠言逆耳,享受阿谀奉承,听不到自己的过失,最终就铸成大错。

国家好不好,移民最知道

原文

叶公问政。子曰:“近者悦,远者来。”

华杉详解

国家好不好,移民最知道。近悦远来,是儒家对好国家的评价指标,就是近的人,本国人,幸福指数很高,很开心。远的人,国外的人,都想举家搬来。这场对话,《韩非子》也有记载,叶公子高问政于孔子,孔子说:“政在悦近而来远。”这个“悦近来远”,今天世界也是一样,欧洲难民危机的难民们,好多并不真是难民,就是向往美好生活,驾着一条破船,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到欧洲去!同样,好多中国人,想要移民美国。而20世纪90年代出国的大学生们呢,发现大多没有国内的同学“混得好”,纷纷要做海龟游回来。这近悦远来的变化,就体现了国家政治的变化。

不要小看“近悦远来”这四个字啊!中国古代讲王道霸道。什么是王道?“近悦远来”四个字,就把王道说透了。孟子讲王霸之辨,说,霸道需要地盘实力,地方千里,雄兵百万,有多大实力,就霸多大天下。王道呢,王道不用,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但修明政治,行仁义而天下归心,最后得了天下。特别是周文王,完全是一套“近悦远来”理念,和具体配套的移民政策。国家如此,公司也一样,你要吸引人才,就抓“近悦远来”这四个字。

前面我们说过,孔子都是高语境沟通,同样的问题,不同的人问,他的回答都不一样,他的所有回答,都是“片面”的,他是中医,不是西医。西医对所有病,都是一个定义,一个治疗标准方案。中医呢,是辨症施治,一人一方,每个人的方子都不一样,隔三天还要换一次方子,因为三天后的你,不是三天前的你了。这叶公子高先生的病在哪里呢?韩非子说:“叶都大而国小,民有背心。”国家不大,但都城很大,所有权力、财富都集中在都城,都城像一个黑洞,把全国人民的财富都吸干了。所以孔子敲打他。叶公最后跟孔子说不到一块儿,没用他。后面还有他俩说不到一块儿的重大价值观问题,下文再说。就因为他高接远迎地请孔子论道,又一句话都说不到一块儿,惹出“叶公好龙”的典故来,那又是后话了。

这段对话很有名,儒家记录了,法家记录了,墨家也有记载,略有不同。《墨子》记载说,叶公问政于孔子:“善为政者若之何?”孔子说:“善为政者,远者近之,而旧者新之。”这个记录,没有《论语》原文那么尖锐直接了,“远者近之”,是近悦远来的意思。旧者“新之”呢,是讲教化,让他们焕然一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就是这个意思。

墨子这个药方不对,我估计他自己发挥了。孔子给叶公开的方子,还要过好几个疗程,才会跟他说新民这个事。什么时候呢?等叶公自己明明德做到了,才能去新民,现在还差得远呢!否则你现在跟他说新民,他肯定一拍大腿,先生说得对!要教育人民!因为他正觉得人民不听他的话,需要新一新。这就整反了,本来该自己重新做人,却去改造别人了。

欲速则不达,孔子自己也失败在这句话上

原文

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华杉详解

莒父,是鲁国一个小城,子夏做了那里的城宰,问政于孔子。孔子说,一是不要急于求成,欲速则不达;二是不要贪图小利,追逐小利,就干不成大事。

刘宝楠《论语正义》在注这一句的时候,引用了《吕氏春秋》的一段话,也很有教益:“利不可两,忠不可兼。不去小利,则大利不得;不去小忠,则大忠不至。故小利,大利之残也;小忠,大忠之贼也。”

凡事说到容易,做到难,知行合一,孔子自己也没做到,就是这个欲速则不达,孔子自己说的话,自己也失败在这句话上。《史记・孔子世家》记载:

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有喜色。门人曰:“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乐其以贵下人’乎?”于是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于涂;涂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

孔子由大司寇代理国相事务,喜滋滋回家来。门人还提醒他:“老师不是说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吗?我看老师满面春风啊?”孔子说:“是有那么一句话,但是也有另一句话:有机会为民众服务,不亦乐乎!”接着就杀了少正卯祭旗,展开“孔子新政”,三个月之后,市场上卖羊羔猪仔的都不敢随意抬价,男女行路分道而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四方宾客来,不用找政府,全都有人接待,宾至如归,鲁国风气一新。

看起来似乎形势一片大好,但齐国宫廷坐不住了,说鲁国强大,不是齐国之福,必须把孔丘弄走。于是给鲁君送来八十个美女的文工团,腐蚀鲁君,离间他和孔子的关系。

鲁国国内呢,之前在大司寇任上,孔子还干了一件大事,就是“隳三都”。“隳”,就是毁。周朝有一条规定,贵族诸侯的城墙不得超过18尺,为了防范他们据城造反。但当时鲁国“三桓”(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城墙都超标,一个比一个高,孔子就要恢复周礼,国君鲁定公开始了“隳三都”行动,也就是推掉三桓家里多出18尺的部分。“隳三都”的行动最终失败,孔子也把三桓都得罪光了。也就是说,在孔子代理国相的时候,国内权臣都已经是他的敌人。他也没有想到齐国宫廷还会参与到鲁国的政治博弈中来。孔子很快就被排挤走了,从此颠沛流离十几年,周游列国,却再也没得到执政机会。

在他“摄相事,有喜色”的时候,结局已经注定,为什么他没意识到呢?就是因为太开心了。权力是利害所系,是祸之所伏,哪里敢开心啊!

“亲亲相隐”不仅是儒家价值,也是普世价值

原文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华杉详解

“党”,乡党的党,“吾党”,我的家乡。直躬者,躬身行直,正直的人。叶公跟孔子夸耀说:“我们这儿有一个特别正直的人,他的父亲偷了羊,他大义灭亲指证了父亲。”孔子抢白他说:“我们那儿正直的标准和您这儿不一样,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正直就在其中了。”

这一个小故事,却是人类的宏大命题,和中国两千多年的法律准则。

何为正义?大义灭亲,还是亲亲相隐?很多同学在网上看过哈佛公开课《正义》,讲那个扳道岔的假设,中国古代,也很多这样的思辨讨论。而这亲亲相隐的问题,不仅涉及何为正义、何为正直、何为道德,还是一个具体的司法问题:父亲犯罪,儿子知情,儿子到底该替父亲隐瞒,还是应该举报父亲?如果他隐瞒,他有没有罪?

中国古代对这个问题的价值观和法律规定很明确,儿子不仅有权替父亲隐瞒,而且儿子举报父亲,反而是有罪的,这一法律精神一直执行到民国。新中国成立后,宣传大义灭亲,亲亲相隐作为“封建糟粕”被废除。一直到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修订,第一百八十八条:“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重新承认了亲亲相隐的权利。

亲亲相隐不仅是儒家的价值观、中国价值观,也是普世价值观。现行《法国刑事诉讼法》、1994年《德国刑事诉讼法》、1988年《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均规定:近亲属可以拒绝作证;即使自愿作证也有权不宣誓担保证词无伪。并且德国和意大利还规定,法官一般不得就有损于证人亲属名誉的事实发问,还应告知其有权拒绝作证,并且不得强迫、恐吓其作证。此外,美国法律中也有对作证配偶特免权的相关规定。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现代法治理论的奠基人孟德斯鸠在其不朽巨著《论法的精神》中质问:“妻子怎能告发她的丈夫呢?儿子怎能告发他的父亲呢?为了要对一种罪恶的行为进行报复,法律竟规定出一种更为罪恶的法律。”

亲亲相隐是孔子提出的主张。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亲亲相隐原则得到进一步确认。唐律对亲亲相隐原则做了具体规定,以后各朝的规定大体上与唐律相同,其内容主要有三点:亲属有罪相隐,不论罪或减刑;控告应相隐的亲属,要处刑;有两类罪不适用亲亲相隐原则:一类是谋反、谋大逆、谋叛及其他某些重罪,另一类是某些亲属互相侵害罪。今天也是一样,父亲如果在飞机上放了一颗炸弹,不能亲亲相隐。或者父亲强奸女儿,不能亲亲相隐。

张居正说:“道不远于人情,事必求夫当理。矫情以沽誉,立异以为高,流俗之所慕,而圣人之所不取也。后世论道与论人者,宜以孔子之言为准。”

凡事要符合基本人情和寻常道理。如果一个人,像我们经常看见宣传的,他自己家生活他不管,所有钱拿去捐给别人,这不是圣人,而是圣人深恶痛绝的。圣人强调天理人情,强调道不远人,强调自然之序。自然之序,就是先管自己家里人,再管别人。清儒程瑶田论这一段,说得很精辟:“以私行其公,是天理人情之至,自然之施为、等级、界限,无‘意必固我’于其中也。如其不私,则所谓公者,必不出于其心之诚然。不诚,则私焉而已矣。”先私后公,以私行公,是天理人情。如果一个人没有私,只有公,他的心肯定不诚,心不诚,那就是私。这个私是什么呢?是“意必固我”,就是《论语・子罕》说的,“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就是个偏执狂。那偏执狂干的事,你不要搭理他,更不要把他当模范来宣传,他好的就是这一口,要的就是矫情以沽誉,立异以为高。我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要人人幸福和谐,则人人都是圣人,不是人人都是怪人。儒家的基本观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自己不愿意干的,也不愿意自己家人孩子去干的事,你不要把他当好人好事宣传。圣人不是做寻常人做不到的事,而是做好日用常行的寻常事。

做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就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原文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

华杉详解

樊迟问仁,前面在《颜渊》篇也问过,孔子答了他两个字:“爱人。”这里樊迟又问,孔子从另一个角度给他讲。

“居处恭”,“居”,不是居住的地方,不是在家的时候,是居心的居,你是什么居心,是恭敬之心。心在居处的时候,就是《中庸》里讲“喜怒哀乐之未发”的时候,是在一个“恭”的状态。“居处恭”,也可以说“居心恭”,这是一个出发点。

“执事敬”,“执”,就是行。《汉书・五行志》说:“内曰恭,外曰敬。”做一件事,便要敬那件事,若是敬得不够,就难免懈怠疏忽,事情办糟了,才想起来,哎呀!没注意!我哪里想到会这样啊!如果居心恭而执事敬,就不会没想到了。办任何事情,没有敬,办不好;向人学习,没有敬,学不到。

“与人忠”,对人忠诚。“忠”,主要是两层含义:

第一,尽己之心曰忠,不自欺曰忠。忠首先是不自欺。因为人若欺人,必先自欺,自欺欺人嘛,给自己找到借口了,才能理直气壮去骗别人。能做到不自欺,就能做到对人忠,对人诚,对人尽心尽力,不遗余力,就是实在人。说你这个人实在!这就是忠。

第二层含义,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你想要的,让别人也得到。这就是将心比心。

“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这三条,即使到了夷狄之地,也要遵守。为什么强调到夷狄之地也要遵守呢?因为那夷狄之地,他们不懂我们这些道理呀,那些野蛮人,你跟他讲这些没用啊,所以不能跟他们来文明社会的这一套啊!

这就是自欺欺人,就是不忠了。如果夷狄之地,是野蛮人,就不用跟他们讲文明。这文明之地,也有很多野蛮人,你只需要将对方定义为野蛮人,就不用跟他讲信义了。我们平时不就是这样吗?所谓“你对我不仁,莫怪我对你不义”。对方是否不仁,没有道德法庭来判决,还不一定,而你的不义,已经是自己的决定,铁定不义了。

“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非常难做到,要把它吃透了,反复琢磨,知行合一,那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人生的关键在于立志,志向的关键在于有所不为

原文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

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

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

曰:“敢问其次?”

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

曰:“今之从政者何如?”

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华杉详解

子贡问老师:“什么样的人算得上是真正的士呢?”“士”者,仕也,学而优则仕,做官任事,天子诸侯卿大夫,然后是士。士多为卿大夫家臣。孔子的学生,学成的出路,就是士。所以子贡问老师,士的标准。

孔子说:“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他的行为能够知耻。出使四方,能不辱君命,就是士了。

朱熹注解说:“此其志有所不为,而其材足以有为者也。”朱熹此注,说透了士的标准。知耻,则有所不为。不辱使命,是才干足以有为。什么样的人能有所不为呢?是有志向的人!志向的关键不在有所为,而在于有所不为,有所不为,才能聚焦于有所为。有志向的人,不贪心,不会为利益而跑偏。任正非讲华为,说我们艰苦奋斗的时候,中国可是遍地都是鲜花。鲜花是什么?房地产啊!华为要做也很容易啊!为什么没有做?因为有志向,志不在此。志不在此,他再好,也是耽误我干正事,所以不干。任正非,就是“其志有所不为,而其材足以有为者也”,就是士。很多人说拒绝诱惑很难,主要是因为没志向。有志向的人,利益再大,只要不在他的志向上,他根本都不愿意往脑子里装,听都不想听,哪有什么诱惑。

子贡听明白了,这标准挺高,“敢问其次?”那次一等的标准呢?孔子说:“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朱熹说:“此本立而材不足者,故为其次。”宗族都称赞他孝顺,乡党都称赞他友爱。他虽然没有才华横溢,不能成大事,但是能立大本,做一个仁孝之人,也算是士了。

“敢问其次?”再低一等呢?孔子说:“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

这里的小人,不是无耻小人,是没见识的人,是识量浅狭的人。硁硁(kēng),是敲打石头的声音,像小石头一样坚硬固执,说什么,就做什么,这样的人,虽不能随机应变,但也可以交待些事情给他做。但是,有个问题,言必信,行必果,怎么倒成了小人?这是一个看问题的角度而已,孟子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大人只看道义所在,不会死守自己说过的话,也不会死守过去定的计划。一件事,发现做错了,难道还要继续吗?还有,上篇说的父子相隐,父亲犯了罪,儿子要替他隐瞒,警察来,我就不跟他说实话,法庭来,我不给他做证,我就不“言必信”了,因为保护父亲是大义。孔子也有一个言而不信的例子。孔子要去卫国,途经蒲邑,遇到卫国大夫公孙氏占据蒲邑反叛,蒲邑人扣留孔子。孔子的弟子们拼死跟他们干仗,双方搏斗非常激烈。蒲邑人恐惧,对孔子说:“如果你不去卫都,我们放了你。”孔子和他们立了盟誓,蒲邑人将孔子放出东门。孔子接着前往卫都。子贡说:“盟誓难道可以背弃吗?”孔子说:“这是要挟订立的盟誓,神是不会理睬的。”

三个层次的标准,都明白了,子贡接着问:“今之从政者何如?”那老师看今天从政的人怎么样呢?孔子说:“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斗,是容器;筲(shāo),是竹编的饭筐。就是说他们的见识器量只有量斗和饭筐那么大,何足算也!

“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这话,说别人,我们都赞同,说得痛快!不过如果换我们上去干干,恐怕还不如人家哦!

中庸不是平庸,是完美到极致,是丝毫不差的至善至美

原文

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华杉详解

孔子说,我找不到奉行中道的人来教他,那我至少也要找到狂者和狷者吧。狂者能进取,狷者能有所不为。

“中行”,是行中道者,中庸之道,资质又高,学力又强,无过不及,完美,一点毛病没有。“与”,是传授。孔子希望能找到这样的好苗子做学生。但是找不到啊!找不到完美材料,找什么人呢?如果找那谨慎厚道之人,他恐怕也振作提拔不起来!还不如找狂狷之人。

狂者,志向极高,奋发向上。如能因其志节,加以激励裁抑,便能成大器。

狂者得不到,狷者也行。“狷”,洁身自好,性情耿直,特立独行,非礼之事,断然不为。如能多加引导,让他恢弘通达,也能成器。

什么样的人是狂者,什么样的人是狷者呢?钱穆举了两个例子,说伊尹是狂者,伯夷叔齐是狷者。伊尹够狂啊,给他托孤之任,让他做顾命大臣,新君太甲年轻人不懂事不争气,伊尹把太甲软禁三年,让他悔过,改好了再来,成就了又一代有为之君,他也没夺权。伯夷叔齐呢,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有所不为之至也。

孔子最不想要什么样的学生呢,最不想要那没性格的、没特点的、没上进心的,所谓忠厚老实的。你看他平时做事吧,也没什么毛病,为人处世呢,也过得去。但是呢,胸无大志,也没有意志操守,那是平庸,不是中庸。把教育资源,把上进机会,给这样没上进心的人,实在是浪费了。

中庸不是平庸,是完美到极致,是丝毫不差的至善至美。这个误解很大。

儒家总是要解决国家需求,而政治的关键,往往在于解决君王的个人需求

原文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华杉详解

南人,是南方人。有人说就是宋国人,因为宋国在鲁国南边,而且宋是殷商后代,殷的文化,是敬鬼神的,这个猜测有些道理。

孔子说,南方人有一句话说得不错:“人如果没有恒心,就做不了巫医。”巫医,不是巫和医,就是巫医一体,能事鬼神,能治病祈福,又通天,又通人,那是很大的本事,由师父一代代传授下来,其术精微,没有恒心意志的人,根本学不了。就像我们现在本科是四年,医学院还要念五年呢!

三国时期,吴国的道家学者杨泉,写了一本《物理论》,说到医:“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古今用医,必选名姓之后。”又说:“其德能仁恕博爱,其智能宣畅曲解,能知天地神祗之次,能明性命吉凶之数,处虚实之分,定顺逆之节。”所以这巫医,是“抱道怀德,学彻天人,必有恒之人”,才学得了,做得成!你也别歧视那个“巫”字,当结合心理疗法就好了。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这是《易经・恒卦》的卦辞,意思是说,人如果没有恒心,不能恒久地保持他的美德,就难免遭到羞辱。子曰:“不占而已矣。”郑玄注解说:“易所以占吉凶,无恒之人,易所不占。”如果一个人没有恒心,做事原则也经常摇摆,不能一以贯之,那你不用去占卜预测你的事能不能成,因为肯定不成!

原文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华杉详解

这是《论语》里的名句,朱熹注说:“和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君子心平气和,对人真诚善意,但是,所见不同,看法不一样,要说出来,但只为追求真理,相互规正帮助,并不是争夺利害,所以是和而不同。小人呢,心怀险恶,一心谋利,别人说什么,他都附和,对对对!显得跟你相同,跟你亲近,但一到势利之处,则挟势以相倾轧,争利以相谋害,这是同而不和。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可以说是君子之间和而不同,小人之间同而不和。君子之交,淡如水,和如风,但长长久久,天地人和。小人之交呢,是结党营私,好的时候恨不得穿一条裤子,利益冲突了,马上视若寇仇。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也可以说君子对任何人都是和而不同,小人对任何人都是同而不和。君子对谁都怀善意,说真话。小人呢,不管见到谁都阿谀奉承,亲热得不得了,你说啥他都赞同,你喜欢啥他都跟你爱好一样,先把你迷惑了再说,慢慢再看你这儿能对他有啥好处。

《左传》里面记载晏子论和与同,骂梁丘据同而不和,可为孔子“和同论”之注:

齐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台,子犹驰而造焉。公曰:“唯据与我和夫!”晏子对曰:“据亦同也,焉得为和?”公曰:“和与同异乎?”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执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故《诗》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zōng gǔ)无言,时靡有争。’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诗》曰:‘德音不瑕。’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一专,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齐景公打猎回来,晏子在遄台随侍,子犹,就是梁丘据,也驾着车赶来了。景公说:“还是梁丘据跟我和啊!”晏子说:“梁丘据是和您同,不是和。”景公说:“和与同有差别吗?”晏子回答说:“当然有差别。和就像做肉羹,用水、火、醋、酱、盐、梅来烹调鱼和肉,用柴火烧煮。厨工调配,使各种味道恰到好处;味道不够就增加调料,味道过重就加点水。君子吃了这种肉羹,用来平和心性。君臣关系也是这样。国君认为可以的,其中也包含了不可以,臣下进言指出不可以的,使可以的更加完备;国君认为不可以的,其中也包含了可以的,臣下进言指出其中可以的,去掉不可以的。因此。政事平和而不违背礼,百姓没有争斗之心。所以《诗・商颂・烈祖》中说:‘还有调和好羹汤,五味齐备又适中。敬献神明来享用,上下和睦不争斗。’先王使五味相互调和,使五声和谐动听,用来平和心性,成就政事。音乐的道理也像味道一样,由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各方面相配合而成,由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各方面相调节而成。君子听了这样的音乐,可以平和心性。心性平和,德行就协调。所以,《诗・豳风・狼跋》说:‘美好音乐,没有瑕疵。’现在梁丘据不是这样。国君认为可以的,他也说可以;国君认为不可以的,他也说不可以。如果用水来调和水,谁能吃下去?如果用琴瑟老弹一个音调,谁听得下去?和而不同的道理,就像这样。”

还记得这位梁丘据吗?前面我们提到过他。齐景公晚上高兴,酒瘾大发,跑到晏婴家找晏婴喝酒,晏婴不跟他喝,还批评他不成体统。再跑到司马穰苴家,司马穰苴也不跟他喝。景公也不生气,知道这二位跟他和而不同,他去找那同而不和的,驾车直驱梁丘据家,梁丘据张灯结彩陪他喝了一通宵。

人性的弱点,需要相和的人,也需要相同的人,所以这“亲贤臣,远小人”,就说了三千年,还是解决不了小人,因为小人实在可爱啊!世上无小人,生活没意思。儒家总是要解决国家需求,而政治的关键,往往在于解决君王的个人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