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是一种人生逻辑

原文

《宪问篇第十四》

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

华杉详解

“宪问耻”，原宪问老师，什么是可耻。老师说，国家有道，明君在上，言听计从，正是君子有所作为之时，但若在这个时候，只是做官领取俸禄，却干不成什么正事，这就是耻。反过来，国家无道，上无明君，下有奸臣，这时候，君子当明哲保身，隐退而去，但若还是尸位素餐，同流合污，那就是耻。

原宪这个人，出身贫寒，个性狷介孤傲，不肯与世俗合流。对于他来说，邦无道，不同流合污是没问题的。但是在邦有道的时候，他也比较缺乏与人合作共事的性格和能力。朱熹注解说，孔子跟他说这话，是既肯定他的不同流合污，又激励他要进取有为。

孔子为鲁司寇时，让原宪给他做家宰，给他九百斛的俸禄。原宪推辞不要。我不知道这段对话，是在孔子让他做家宰之前，还是之后。如果是之前，是不是原宪觉得，既然老师说尸位素餐可耻，我不拿工资，不就不会有耻了吗？孔子当然不会同意他这种荒唐想法，说你不要，你拿回家分给乡亲们嘛，反正这俸禄你必须得领。

原宪也没想想，他做家宰的不拿工资，不是给其他给老师干活的同学们找难受吗？这就是他的狷介之处。

原宪又问仁：克、伐、怨、欲，这四条都不去做，可以算是仁了吗？

“克”，是好胜。“伐”，是自夸，前面《公冶长篇》有颜渊言志：“愿无伐善，无施劳。”我希望自己有善事不张扬，有功劳不夸张。“怨”，是怨恨。“欲”，是贪欲。好胜、自夸、怨恨、贪欲这四条都不去做，算是仁了吗？

孔子说，这只能算是难得，是不是仁，我还不敢说！

好胜、自夸、怨恨、贪欲，这是人最常犯的毛病，没有四条都犯，至少也得犯两条。如果一个人，真的能做到四条都不犯，那实在是太难得了，那是力足以胜私，刚足以胜欲，了不起！但是，你是把这些毛病都压制住了，却啥也不干了，又怎么去行仁德呢？

仁者胸怀天下，志向高远，追求不一样，则别人所好胜的、自夸的、怨恨的、贪恋的，对他价值都不大，对他都不是问题，他不被这些东西所羁绊。同时，他又能包容万物，包容他人的好胜、自夸、怨恨、贪欲，所以他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孔子说“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但他这个邦有道的标准，并不是很高，只要你说真话，干正事，没有掉脑袋的危险就行了。

仁，是一种人生逻辑，原宪并不在仁的境界，仁的逻辑里，他不是不同流合污，而是不能合流于世，什么他都看不惯。那你把好胜、自夸、怨恨、贪欲，都克制住，自己回家待着，啥也不干，那怎么能算仁呢？

不拿工资是一次，问耻是一次，问仁是一次，老师不断地开示他，原宪却听不懂，不会追问。老师呢，你不问，他也不往下讲了，知道你没进入逻辑，讲也没用。孔子在世时，原宪就跟着老师。孔子去世了，他就在鲁国隐居，极为贫困。子贡去看他，他住在一个窄巷子里，子贡的大马车开不进去，只能下车步行。原宪戴着个桦树皮帽子，穿个草鞋还没鞋跟，草拖鞋，拄着个灰菜秆的手杖出来迎接。子贡吓了一跳，脱口而出：“你是不是生病了？！”原宪的反应，《庄子》是这样记载的：原宪应之曰：“宪闻之，无财谓之贫，学而不能行谓之病。今宪贫也，非病也。”子贡逡巡而有愧色。原宪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学以为人，教以为己，仁义之慝，舆马之饰，宪不忍为也。”

原宪抢白子贡说：“没有钱，那叫贫。学习了道理却不能实行，那叫病。今天我是贫，不是病。观望世俗的好恶而行事，结党营私而交友，学习是为了别人的赞誉，教导别人是为了有利于自己，失掉了仁义，装饰了车马，那是原宪我所不忍为也。”

原宪一番话，庄子说子贡逡巡而有愧色，浑身不自在。司马迁在《史记》里说子贡“不怿而去，终身耻其言之过也”。不高兴，走了，终身都以自己说错了这句话为耻。

“仁义之慝，舆马之饰，宪不忍为也。”原宪是不忍为，但假如他“忍为”，子贡能做到的事，他做得到吗？孔子不是庄子，他不会同意庄子赞原宪而贬子贡的记载。原宪不是仁，他只是“难”，子贡问他是不是病了，他说“学而不能行谓之病”，那老师教他的，他学到了吗？这就是他的病，他自己不知道啊。

有志之士，终身进取，不要“安全感”

原文

子曰：“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

华杉详解

孔子说，士志于道，居不求安，因为他的志向很大，顾不上，也不关注生活条件，怎么方便怎么来。如果贪恋安逸生活，念念不舍于宫室器物之美，沉湎于声色货利之私，那就不是士了。

这个历代故事很多，第一个是春秋五霸之一，晋文公重耳，他做落难公子时，流亡到齐国，齐桓公把美艳的宗室之女姜氏嫁给他，还陪嫁了大笔财富，包括二十辆马车，把他安排在了温柔富贵乡中。重耳已经流亡了十几年，在齐国重得富贵，他乐不思晋，也不想复国大计了，一心享受生活。

他不进取了，那跟他流浪十几年的人怎么办哪？狐偃、赵衰等人密谋，也得到重耳之妻姜氏的支持——她也不想要一个没出息的丈夫——将重耳灌醉。然后拖上马车，快马出城，离开临淄，踏上复国之路。姜氏在劝导重耳时说：“行也！怀与安，实败名！”走吧！怀恋安逸生活，就会毁坏功名！这和孔子的话是一个意思。

第二个例子，是战国末年秦国大将王翦，他率六十万大军出征灭楚，秦王嬴政送他到灞上，他临行反复絮絮叨叨向秦王“请美田宅园池甚众”“以请田宅为子孙业耳”。嬴政大笑。出关前，王翦又连续五次求赐美田，部下亲信都看不下去了，说王将军您这样会不会太过分了。王翦说：“举国六十万大军都在我手上，我不显示我关心的只是田宅子孙，难道让秦王怀疑我胸怀大志吗？”

明代《幼学琼林》里面的话，“求田问舍，原无大志；掀天揭地，方是奇才”。有志之士，终身进取，不要“安全感”。一个公司钱多了，高管中层个个富足，就腐朽了，基层员工就没盼头了。这就要有新的志向和冒险。宁肯死在路上，不可死在床上。人要永远前进，才有活力，没事干，所谓享受生活，身体的新陈代谢都没了，就腐烂了。组织也一样，要永远能冒险，能进取，保持不安全，保持新陈代谢，否则，就会成为一个腐朽的官僚组织，等死。

不安全，比安全感重要！不安全才有精神，有生命力。

不管国家有道无道，我的观点不改，我的言行可以改

原文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

华杉详解

“危”，是高峻的意思。“孙”，同“逊”，卑顺的意思，俗话说的“装孙子”。

孔子说，君子处世，一以贯之，不管国家有道无道，我都坚持我的观点，不会你说啥就是啥。但是，我的观点不改，我的言行可以改。改言行，是为了明哲保身，保护自己和家人。之前孔子评价宁武子“愚不可及”，愚不可及不是愚蠢，是“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国家有道，宁武子就出来当官做事，发挥他的智慧；国家无道，他就愚蠢得跟个傻子似的，在家待着，啥也不说，啥也不干。他的智慧，别人能赶上，他那装孙子的功夫，谁也赶不上。所以“愚不可及”前面有个“其”字，中间再标点一个逗号——其愚，不可及！

这里孔子又说这事，如果国家有道，无论言行，都不需要顾忌，危言危行，不仅行为要坚持原则，说话也不能客气，不能苟且，批评意见一定要说出来，否则就是谄媚，就是乡愿。前面说过，乡愿是德之贼，如果好人说你好，坏人也说你好，你肯定和坏人有苟且；如果你从来不得罪任何人，你肯定不是好人。

反过来，如果国家无道，那是坏人掌权，你做事的原则要坚持，但说话就要注意，这是注意避祸。荀子讲臣道：“迫胁于乱时，穷居于暴国，而无所避之，则崇其美，扬其善，违其恶，隐其败，言其所长，不称其短，以为成俗。”如果你在暴政之国，无法躲避，你就挑他好的说，他不好的地方你不批评。他做失败的事，你更不要提。他的所长，你赞颂他；他的短处，你不要指出来。荀子的意见，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你始终保持“正能量”。

张居正说：“行无时而不危，君子守身之节也；言有时而可逊，君子保身之智也。”不过他是宰相，是当权者，不希望国家出现这种情况。他给小皇帝讲课说：“然有国者而使人逊言以苟容，岂国之福哉！”在下位者，谨言保身；在上位者，要鼓励大家说话。管理学上说，如果公司出了坏事，老板总是最后一个知道的，那就糟糕了。

有德的人一定能说，能说的人未必有德

有德之人也一定爱说，不爱说，也是不仁，因为你不愿意帮助别人啊。

原文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华杉详解

孔子说，有德之人，一定能讲出道理，有阐发道理的名言警句；反过来，能讲出道理的人，却不一定有德。同样，仁者一定有勇，而反过来，有勇的人，却不一定是仁者。就是说，德可以兼言，言不可以兼德；仁可以兼勇，勇不可以兼仁。

有德之人，一定能说。因为德是内，言是外，张居正说：“和顺积中，而英发于外，敷之议论，必然顺理成章而可听，是言乃德之符也。”和气顺理的思想感情在心里，自然散发出英气正气，说出一番议论来，顺着那道理，自然成文章，人人爱听，所以言语是品德的符号表现。

反过来就不一样了，能说的不一定有德，他说的话，他自己都没有认真对待，没有自己先践行，甚至自己都不信，他说话是为了说服别人，是怀有影响他人看法和行为的目的。因为他觉得这个道理、这个逻辑，可能能说服对方，他就把这个道理、这个逻辑搬出来。而这道理，这逻辑，对不对，成立不成立，他自己并没有认真想过。如果搞不定，他马上会搬出另一个逻辑、另一番道理。所以他说的，都不是自己心里自然散发出来的，是根据情况在外面搬来的。这个可别以为是说别人，我们自己就经常这样，因为说服他人、操纵他人的目的太急切，就经常自欺欺人，而且习惯于自欺欺人，说一些自己都不信、不做的道理。所以每跟人讲一个道理之前，先问自己两个问题：

一、这话，我自己信吗？

二、这话，我自己愿意照着做吗？

养成问自己这两个问题的习惯，是很好的修身方法。

有德者，不仅能说，而且必须爱说。不爱说，也是不仁。荀子有一段话，把这个问题更推进了一步：“法先王，顺礼义，党学者，然而不好言，不乐言，则必非诚士也。故君子之于言也，志好之，行安之，乐言之，故君子必辩。”如果你以贤明的先王为榜样，传承文明礼义，结交饱学之士，却不爱说话，那你一定不是诚士，你心不诚！没有诚意去帮助他人，没有诚意去推动社会进步。所以有德的君子，一定有志于言，行安于言，快乐于言，所以君子一定要为大家辨明是非。这就是现在说的公共知识分子了。是君子，就一定要做公共知识分子。蜘蛛侠说“能力越强，责任越大”，有知识的人也一样，知识越多，越有责任把知识贡献给社会，这就是春秋时鲁国大夫叔孙豹说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也是宋儒张载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再说“仁者必有勇”。张居正说，勇是仁之发，仁者虽然不以勇敢自许，但是“心无私曲，正气常伸”，临事之际，自然见义而勇为。勇者就不一定了，他可能一时血气之勇，和仁没有关系，甚至是不仁。

不要做与众不同的人，要做大家都能接受的人

原文

南宫适问于孔子曰：“羿善射，奡（ào）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宫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华杉详解

南宫适，适，音kùo，是孔子弟子，在前面《公冶长》篇出现过，能谨言慎行，孔子说他“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靠谱，可靠，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了他。

“羿”，不是大家熟悉的那个后羿射日的羿。历史上有三个羿，一是帝喾的射师，二是唐尧时射日的后羿，这里指的是第三个，夏朝诸侯，有穷国君主。当时夏帝太康无道，沉湎于游猎，经常一走几个月都不回家。羿就发动政变，把太康挡在界河之外，不让他回国，立他的弟弟仲康为君，自己实际控制了夏朝政权。但羿自己，也和太康一个毛病，“恃其善射，不修民事，淫于田兽”，也是个打猎控。弃其良臣武罗、伯姻、熊髡（kūn）、尨圉（páng yǔ）而信寒浞（zhuó）。让寒浞做自己的国相。寒浞发动政变，杀掉了羿，夺了羿的家室，并代夏，自立为帝。所以南宫适说羿仗着自己善射强大，结果却不得其死。

“奡”，是寒浞的儿子，或者说，是寒浞和羿的妻子所生的儿子，“寒浞袭有穷之号，因羿之室，生奡及豷（yì）”。寒浞跟着羿姓，直接搬进他家去，把他的妻妾家室全接收了，生了奡和豷两个儿子。

奡是著名的大力士，史书说他能“陆地行舟”。这里说的“奡荡舟”，荡，本身是打仗的意思，左右冲杀叫荡阵，《晋书》上有军歌：“丈八蛇矛左右盘，十荡十决无当前。”荡十下，就刺倒十人，谁也挡不住！这奡能荡舟，一是能水战，二是能陆地行舟，陆地上也能把船荡起来，那他的神力不得了！

寒浞“使奡帅师灭斟灌、斟寻，杀夏帝相，封奡于过，封豷于戈”。但奡也有一个毛病，“恃其诈力，不恤民事”。当初奡杀夏帝相国的时候，来自有仍氏的夏妃叫后缗的，回到有仍国，生下一子，叫少康。另外一个夏朝遗臣叫靡的，先跟着羿，羿死后，逃回有鬲氏，收拾忠于夏朝的势力，杀掉寒浞，立少康为帝，夏朝复国。少康灭奡于过，后杼灭豷于戈，有穷氏就亡了。所以奡也不得其死。

“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禹，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大禹治水的禹，他治水有功，舜将帝位禅让于他。所以禹没有什么强力，躬行奉献，而有天下。稷，是后稷，是最早开始种稷和麦的人，是尧帝的“农师”，负责教民耕种。说后稷耕而有天下，不是他自己，因为尧的帝位是传给了舜，不是他。是指他的后代周文王，周朝是他的子孙。

南宫适说，羿和奡，仗着自己强大，最后却都死于非命。大禹和后稷，只是治水耕田，却拥有了天下。夫子不答，孔子不接他的话。孔子为什么不接话，有两种说法，一种说，南宫适这是赞美孔子，意思孔子也和大禹后稷一样，所以孔子不接话。这差不多也说中了，中国历代帝王家族走马灯一样换，孔子家族作为“素王”，一直到民国，还有“衍圣公”称号。第二种说法，南宫适是影射批评当时的当权者，仗着强力，也有不得其死的危险，所以孔子心中认同，表面却不方便接话。

南宫适出去后，孔子就夸赞他：“南宫适这个人，好一个君子！南宫适这个人，真是尚德不尚力！”

大禹和后稷的福报，也不只是德的福报，更在于能力，在于对社会的价值。中华文明的诞生，和成为大一统的国家，与治水有直接关系。因为要驯服黄河这样一条巨龙，需要整体的规划，庞大的组织动员，和统筹指挥所有部落的人力、物力、财力，大禹就完成了这一伟业，所以，他不领导国家，真没人能领导国家。后稷呢，国家即社稷，农业立国，农业第一，而他是举国第一农业专家，他的子孙有国，也是大家认同接受的了。

我们喜欢喊口号，要做一个“强者”，或者要做一个“与众不同的人”，那都是误区。你认为你强，别人不服，非得跟你比比到底谁是强中强，那就容易不得其死。你要与众不同，干吗要与众不同，怎么个与众不同呢？把头发染成红色，还是鼻子上打孔穿个鼻环？与众不同不是价值。

不要做强者，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者；不要做与众不同的人，要做大家都能接受的人。

仁是满分，君子也永远打不了满分，只能不断趋近

原文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华杉详解

“仁”，是全德。君子有志于仁，但是毫忽之间，心不在焉，一没注意，可能就人欲间发，天理间断，有不仁之行。颜回那么完美，也只能“三月不违仁”，坚持三个月，总也得出一回毛病。所以说君子也有不仁的时候，反过来呢，小人就完全不可能成为仁者。后儒有的把后一句解成小人不可能有仁，这太绝对了，小人也是人，是人就有良知，就有天良，怎么会没有仁呢？不管君子小人，都是人，只要不牺牲自己利益，都愿意做好事。这句断句不是“未有小人而仁——者也”，是“未有小人而——仁者——也”，不是小人没有仁的时候，是小人不可能成为仁者。仁者是100分，君子也永远打不了100分，只能不断趋近。小人从来就不及格，不可能侥幸有100分。

原文

子曰：“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

华杉详解

“劳”，是劳苦之事。“诲”，是教诲，是规谏之言。孔子说，爱他，能不教他劳苦吗？忠于他，能不规谏教导他吗？张居正说，爱他，比如父母之于子女，不能溺爱，而必须为他的将来着想，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禁其骄奢淫逸之行，责之以忧勤惕厉之事，不可姑息溺爱，反而误了他的前途。劳之，正所以成其所爱，哪能爱之而不劳之呢？

忠呢，比如忠君，如果阿谀奉承，百依百顺，最后陷君于过，以至于覆亡之祸，那不是忠。真正的忠臣，敬君忠君，为君上谋划也周详，或陈说古今，或讥评时事，不避拂意犯颜之罪，而务必竭尽劝谏辅德之诚，因为他的心里非常希望君上能成就尧舜之德，而不忍心以缄默取悦而事之。

反过来，如果我是为人子者，就不要怕劳苦，父母让我劳苦，那是爱我。我若怕劳怕苦，就是不自爱。如果我是为人君者，是做领导的，就不要拒绝部下的规谏。据谏，就不能劝忠，就是不鼓励忠诚。做领导，不鼓励大家忠诚，那还怎么做领导呢？父子君臣之间，贵在各尽其责、各尽其道而已。

领导者知人善任，小伙伴同心共济

原文

子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

华杉详解

这里是说郑国执政子产，知人善任。为命，是撰写外交辞命。郑国在今天河南郑州一带，处于晋楚大国之间，四战之地，用子产的话说，叫“国小而逼”，是挤在大国之间的小国。小国的生存，在大国之间找均衡，讲信修睦，解纷息争，外交就尤其重要。郑国将有诸侯外交大事的时候，子产先让裨谌写草稿，立其大意，因为裨谌善于谋划计略，让他先定方向、定原则、定办法。裨谌写好之后，给世叔讨论，这里的讨论，不是我们现在几个人一起开会讨论，就是他自己研究论证，因为世叔博通典故，他来引经据典，加以义理论断、历史证据、理论高度，拔高一下。世叔弄完，再交给行人子羽。行人，是奉使的官，负责出使的外交官，最后辞命是他去送，话是他去说的，子羽将稿子反复诵读，在用词、语气上进行修饰，让自己能说顺溜了。子羽改完没问题了，最后再给东里子产。东里，是子产居住的地方，就是现在的郑州市，古人用一个人居住的城市来称呼他，代表对他的尊敬，这个习惯一直到民国，比如段祺瑞叫段合肥，袁世凯叫袁项城。三位大夫稿子写完了，最后还要交给子产，最后润色，令其思想方针，辞藻文采，都能到位，令人信服，还让人舒服，这才发文出使。所以郑国的外交，很少有不成功的。

做领导的，知人善任，用人所长，子产不是简单地把一项工作交给一个人，因为一个人能力有限，长处不同，你只指望他一个人，杀了他他也做不好，怨他又有什么用呢？但很多领导就有这个毛病，认为我交给你的工作，你就该给我办好，却没有想过自己，我交给他，他没办好，首先不是我交错了人吗？所以交办工作时，就要有规划，谁完成哪一部分，怎么组合团队能最好地完成任务。反过来，我们也看到裨谌、世叔、子羽三人，同心共济，毫无猜忌，裨谌不会觉得你世叔改我的文章，显得我不如你，我不高兴；世叔也用不着跟裨谌说不好意思。每个人都有体国之诚意，忘己之公心，这就是天使团队。

孔子论子产、子西、管仲

原文

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问子西。曰：“彼哉！彼哉！”问管仲。曰：“人也。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

华杉详解

这是弟子们请孔子评定当时的三个人物。先问子产，孔子说，子产听郑国之政，德惠于民，是个恵爱之人。问楚国令尹子西，孔子说，他呀！他呀！别提他了！问管仲。孔子说，这个人呀！是个人物！他夺了伯氏三百户大邑，归了自己，但伯氏心服口服，穷困潦倒至死，也没有怨言。

为什么要问这三个人呢，因为这三个人，都有点矛盾的事迹，有点争议。子产是法严而掩其德爱，他的德政是没得说，对郑国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但是，他严刑峻法，又把刑法铸在鼎上，是第一个把刑法公之于众的人。对人民，他刑法严厉，对贵族，他打击强宗。开始时大家都不习惯。但子产执政一年，浪荡子不再轻浮嬉戏，老年人不必手提负重，儿童也不用下田耕种。二年之后，市场上买卖公平。三年过去，人们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四年后，农民收工不必把农具带回家。五年后，男子无需服兵役，遇有丧事则自觉敬执丧葬之礼。子产治理郑国二十六年就去世了，青壮年痛哭失声，老人像孩童一样哭泣，说：“子产离开我们死去了啊，老百姓将来依靠谁！”孔子也为他垂涕，说他是“古之遗爱也”，是古人仁爱的遗风。

对于为政是该严，还是该宽，子产在临死时对子大叔说：“我死之后，你一定执政。唯有德行极高者，才能以宽服民。咱们德行不够，就不如严刑猛法。那火很烈，人们望而生畏，所以很少有投身到火里被烧死的。水呢，很温柔，人都不怕，都想亲水、玩水，所以年年都淹死人。所以为政太宽，一定出问题！”

子大叔性格宽厚，没有听子产的。子产死后，他执政宽松，郑国很快就乱了，盗贼蜂起，他赶紧又严起来，才稳定治安。

子产严刑峻法，但对言论却很宽，留下子产不毁乡校的典故。乡校是乡民聚会议政的地方，有很多不满的意见。有人想把乡校毁掉，子产却不同意，他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正好听听大家意见，大家赞同的，咱们施行，大家不赞同的，咱们改正，不正是我的老师吗？

第二个问楚国令尹子西。子西的事迹呢，首先是有复国之功，吴王阖闾攻陷楚国国都，楚昭王流亡，在复国战争中，子西立下大功。其次是有让国之贤，楚昭王临死让位于他，他不接受，与另几位公子一起立昭王之子章为楚惠王。但是孔子为什么不评价他呢，就说“他呀！他呀！”别提了！

不提，有两个原因，一是说，子西能让国，但是不能劝楚王去除僭越的王号。因为春秋时代，只有周天子是王，其他都是公侯伯子，唯有楚国，自己称王，孔子认为他是僭越，应该去除王号。楚人先祖鬻熊辅佐周文王灭商有功，周成王念其功劳，封鬻熊曾孙熊绎为子爵。所以孔子著《春秋》，里面不称楚王，都叫“楚子”，你们家是子爵嘛。第二个原因，比较具体。当初楚昭王招聘孔子，甚至要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被子西阻拦了。子西对昭王说：“您能出使诸侯的大夫有赶得上子贡的吗？”答：“没有。”“您的辅相有赶得上颜回的吗？”答：“没有。”“您的将帅有赶得上子路的吗？”答：“没有。”“您的官尹有赶得上宰予的吗？”曰：“没有。”“那我们楚国的祖先封于周，号为子爵，地方不过五十里。今天孔丘述三皇五帝之法，明周公召公之业，您如果用他，还给他七百里封地，楚国还能安享世世堂堂方数千里大国吗？当初文王在丰，武王在镐，不过区区百里之地，而最终王天下。孔丘若得了七百里，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就改主意了，并于当年秋天去世。孔子就失去了这次施展的机会。所以，子西这个人哪，别提了！

第三个人，问管仲。前面我们讲，孔子说过：“管仲之器小哉！”他虽然功勋卓著，但是器局德行还是不够。但是，这里孔子又说，不能以他器小而昧其大功。举了一个例子，伯氏犯罪，齐桓公夺了他三百户的封邑，转而封给了管仲。伯氏应该怨恨管仲吧？但是他心服口服，至死也没有怨言。可见他的功德，大家都是服气的。三国时，诸葛亮有同样的故事，他废了两个人为平民，但两个人都服气，诸葛亮死时，两个人都痛哭流涕。这两个人，一个是廖立，自称诸葛亮第二，才高气傲；另一个是李严，也是名臣。他们虽然被废，一是自己有罪，心里明白；二是只要诸葛亮执政，需要时还会用他们，他们还有希望。诸葛亮一死，就永远没机会了。

用人需要对人对己都有所了解

原文

子曰：“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

华杉详解

贫穷的人容易生怨言，怨天地，怨父母，怨社会，怨政府。富贵的人呢，容易骄傲放肆，俗话说：衣裳角摆起来都能打死人。这些都是人之常情，容易犯的毛病。但比较而言，要富贵的人做到不骄纵，比较容易，富而知书礼，稍微懂一点事，就能管住自己。要贫穷的人没有怨言，就很难，因为毕竟逆境时时在折磨他呀！孔门弟子，颜回很贫穷，子贡很富贵。如果把他们俩角色交换一下，颜回能安享子贡的富贵而不失礼，子贡则不一定能在颜回的破屋子里安贫乐道。

前面讲冉有问孔子如何治理卫国，孔子说“富之，教之，劳之”。可以和这一句相参阅。必须先解决富的问题，否则就是民怨沸腾。富之而后教之，富而知书礼，仓廪实而知礼节，社会就和谐了，还不能让他们闲着，保持劳动，就不会腐朽。

原文

子曰：“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

华杉详解

孔子说，孟公绰，如果在晋国的赵魏两家做个家老，那是绰绰有余。但如果在滕、薛这样的小国做大夫，他能力还不够。孟公绰，是鲁国大夫，孔子非常敬重的有德之人，为人清净寡欲，但才干不足。他若在大国大夫家做一个家老，只是以德服人、垂拱而治而已，具体事都有具体人办，他正好做个领导。但如果是在滕国、薛国这样的小国做大夫，那是任一国之政，事务繁多，时时要决策，事事要躬亲，那他的才干就不够了，非干砸了不可。

用人不仅要用人之所长，还要看你自己，是在什么阶段、什么环境。这就像我们一些民营企业，创业成功了，开得起高薪了，就马上想去挖知名大公司的高管来，以为我高大上了，要找高大上的人。高大上的人来了，结果你发现，他在原来公司干得好好的，到了你这儿，什么也不会了，为啥？韩魏家老，做不了滕薛大夫呀！

人无完人，完人的标准：智、廉、勇、艺，再加上礼乐

原文

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

华杉详解

“成人”，成德之人，相当于完人。子路问老师，完人的标准是什么。孔子说：能有臧武仲那样的智慧，公绰那样的清廉无欲，卞庄子那样的勇敢，冉求那样的多才多艺，再能节之以礼，和之以乐，也可以算完人了吧。

看样子这完人的标准不低，要把臧武仲、公绰之、卞庄子、冉求四位君子的优点全加起来，还要再加上礼乐，才能算完人，而且孔子最后说的是“亦可以为成人矣”，差不多可以算，还并不是很肯定是。

西汉刘向编的《说苑》里有一段颜渊问完人：

颜渊问于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若？”子曰：“成人之行，达乎性情之理，通乎物类之变，知幽明之故，睹游气之源，若此而可谓成人。既知天道，行躬以仁义，饬（音chì，整顿，整饬）身以礼乐。夫仁义礼乐，成人之行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

成德之人的品行，是深明人情、人性之理，通晓万物发展变化规律，了解无形世界与有形世界相互作用之缘故，察知气息流变之根源。像这样就可以说是成德之人了。既然知道天地自然规律，就会以仁义指导行动，以礼乐规范自己的言行。身体力行仁义礼乐，是成德之人的品性特征。穷知事物神妙之理，通晓万物的发展变化，这是美德隆盛的必然。

可见孔子跟颜回说的，是成德之人的定义标准。给子路说的，是降一等，举例说明，这几个人的优点加起来，再加上礼乐，也可以算吧！

我们来看看这几个人的事迹：

“臧武仲之知”。史称臧武仲矮小多智，号称“圣人”。他辅佐鲁成公、鲁襄公，德才兼备，后来不容于权臣，逃到齐国。齐庄公重用他，要给他田地，他却能预见到齐庄公不能长久，想办法拒绝了庄公的赏赐。后来齐国政变，庄公被杀，臧武仲没有受到牵连。所以臧武仲之智，既能成事，又能避祸。

“公绰之不欲”。孟公绰，也是鲁国大夫，前面孔子说孟公绰可以做韩魏家老，不能做滕薛大夫，因为他的廉洁足以服众，而他的才具不足以在一线处理具体事务。

“卞庄子之勇”。卞庄子特别孝敬，他母亲在世的时候，出阵打仗，他三战三北，三次都先往后躲，逃跑。大家都看不起他，国君也辱骂他。他母亲去世后三年，又赶上和齐国打仗，他请战上阵，先斩了一个首级回来，献给主将，说，这是还您我第一次逃跑的；又去斩了一首级献上来，这个还第二次；再去斩一首级献上来，这个还第三次。主将说，好了好了，注意安全，别那么拼命。卞庄子说：“我三战三逃，是因为母亲还在，我要给她老人家养老送终。现在母亲不在了，我不敢偷生。”重新杀入地阵，杀数十人而死。

“冉求之艺”。冉求多才多艺，长于政事，还有军事天才。总之他的本事多得很，做季氏家宰，多有军功政绩。但季氏干好事他帮忙，干坏事他也相助，所以孔子经常骂他。

这四个人的智、廉、勇、艺加在一起，智足以穷理，廉足以养心，勇足以力行，艺足以应事，再节之以礼，和之以乐，则德成于内，而文见乎外，文质彬彬，就是成德之人了。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

“算了！算了！”孔子跟子路说的，已经比跟颜渊说的降了一等，但还是实在想不出谁能做到，还是算了吧，孔子接着说：“对今天的成德之人，标准也不要定那么高了！能见到利益的时候，想想自己该得还是不该得；见到危险的时候，肯付出自己生命，就像《礼记》说的，‘临财勿苟得，临难勿苟免。’”“久要”，要，就是约。“平生”，少年时候。时间过去了很久的承诺，少年时候说过的话，也不要忘记兑现，这就算完人了！

做人，要的不是做人的智慧，而是做人的诚意

原文

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贾对曰：“以告者过也。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子曰：“其然，岂其然乎？”

华杉详解

孔子向公孙贾问公叔文子的为人：“真的吗？听说他老人家，不言语，不笑，不取利？”公明贾回答说：“传话的人说得过了。他老人家不是不说话，是到了该说话的时候才说话，所以人家不讨厌他的话；不是不笑，是高兴了才笑，所以人家不讨厌他的笑；不是不取利，是应该取的才取，所以人家不讨厌他的取。”

公叔文子，是卫国名臣，孔子曾说：“卫多君子，未有患也。”卫国当时在卫灵公治下，灵公有点稀里糊涂，但是君子贤臣甚众，他也能稀里糊涂地用他们，所以卫国政治还不错。这里说到公叔文子的修养，就像《中庸》里说的致中和：“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公叔文子，就达到中庸的境界了。

孔子说：“其然，岂其然乎？”其然，美其能然；岂其然乎，疑其不能诚然。他能做到这样，真是不错！他真的能做到吗？孔子还是不太相信。

原文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为后于鲁，虽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华杉详解

臧武仲，就是前面说“臧武仲之知”，那个智慧的鲁国大夫臧武仲，名字叫臧孙纥。他因为得罪了孟孙氏，逃离鲁国，先逃到邾，然后折回他自己的封地防，给国君写了一封谦卑的信：“我的罪，还不至于不能祭祀家庙，我也没有想危害国家，只是智慧不够，让人猜疑。事到如今，也不敢再提什么要求，只是希望能让我的后人，还能守着祖坟和家庙，不要绝了祭祀！请答应我这点小小的请求，我一定离开鲁国！”鲁君继续封他的后人在防，他离开鲁国，到了齐国，还得到齐国重用，颇有建树。

孔子说，臧武仲实际上是据城自守，他说他不是要挟国君，我不信。他卑辞请封后人，潜台词则是你不答应我，我就要铤而走险，别把我逼急了而已。那封地本是国君给封的，有罪，就该听凭国君处置，哪能据城请封呢？

孔子的标准，是完全站在国君立场了。不过，从这件事，我们确实可以对臧武仲的智慧，又加深一层认识。他在齐国有功，齐庄公要给他封地，他能看出齐庄公自身难保，要和他保持距离，托辞拒绝了庄公的封地。所以后来庄公被杀，没他什么事。而之前在鲁国，他又敢据城要挟鲁君，为子孙保存家业。这臧武仲的智慧拿捏，谁也比不了！

但是，他那么大智慧，怎么还是在鲁国混到待不下去的境地呢？《左传》最后记载孔子评述，仲尼曰：“知之难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于鲁国，抑有由也。作不顺而施不恕也。《夏书》曰：‘念兹在兹。’顺事、恕施也。”做人的智慧，是很难的啊！臧武仲智慧到顶了，还是不能在自己的祖国容身，那也是有原因的，原因在哪儿呢？在于他游走于权臣之间，阿谀谋利，没有守忠恕之道。所以《夏书》说“念兹在兹”，念念不忘在哪里啊？在自己身上，处理每件事，都当它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这事如果我是当事人，我希望怎样，这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做事顺着那事理，施之于人者守着恕道。

做人，要的不是做人的智慧，是做人的诚意。智慧再高都不够，都做不下去，只有诚意能做下去。

王道靠仁义，霸道靠实力

原文

子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

华杉详解

“谲”，诡诈，玩弄手腕。齐桓晋文，是春秋五霸前两位，孔子评价说，晋文公诡诈，好耍手腕，作风不正派。齐桓公不耍手腕，行得正。

朱熹注：晋文公，名重耳。齐桓公，名小白。“谲，诡也。二公皆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虽其以力假仁，心皆不正，然桓公伐楚，仗义执言，不由诡道，犹为彼善于此。文公则伐卫以致楚，而阴谋以取胜，其谲甚矣。二君他事亦多类此，故夫子言此以发其隐。”

齐桓公、晋文公，都是诸侯盟主，都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保护中华世界，维持国际秩序，尊崇周天子。但以王道霸道的标准，他们都是霸道，不是王道。孟子说王道霸道的区别，霸道靠实力，地方千里，带甲十万，有多大实力，就霸多大地盘。王道呢，不靠地盘大小，汤以百里，文王以七十里，都是小国，但行仁义而天下归心，最终拥有天下。所以朱熹说齐桓也好，晋文也好，尊王攘夷，都是旗号，都是为了自己称霸，成就霸业，是“以力假仁，心皆不正”。

但霸道也分档次，档次就在于是你是靠实力维护公道，还是老耍手腕压服他人。齐桓公所作所为，光明磊落，让人没话说。晋文公呢，手腕就用得太多。

朱熹举了伐楚的例子。同样是伐楚，齐桓公兴师理由很简单：“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供，无以缩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你不守规矩，该向周天子进贡的青茅，你不进贡。祭祀要用青茅来过滤酒中的渣滓，你不进贡青茅，酒都弄不了。当初周昭王南征，向你兴师问罪，却没能活着回来，这我也要问问你！楚王回答说，没有进贡，确有此事，这是我的过错。昭王为什么没回去，就不是我的错，你去问汉水吧。因为昭王是回国路上自己淹死的，不是在战阵上。楚国顺服，恢复进贡，齐桓公就收兵了。

晋文公也伐过楚，但他的过程就非常复杂，中间手腕繁多，阴谋诡计不断。先是楚国伐宋，宋国向晋国求救。晋文公开始时犹豫，不敢和楚国硬碰，后来又觉得这是称霸中原的机会，决定兴师。他用了围魏救赵之计，先是攻打楚国的盟国、姻亲，卫国和曹国，把这两国打服了，又用外交手腕，纵横捭阖，裹挟了秦国和齐国，形成秦、晋、齐三国同盟，逼得楚军解宋之围，来找他决战，最后在城濮之战，打败了楚国。

《孙子兵法》里有一句话：“兵者，诡道也。”晋文公就是诡道特别多！但从他和齐桓的比较来看，他的实力优势有所不足。齐桓公有压倒性的实力优势，我就是要当你们的大哥！维持秩序，我该打谁就打谁，但我也绝不欺负谁，不占谁便宜。晋文公没有那么大优势，他就要使出浑身解数、各种手腕了。

齐桓公还有一个事迹，燕国受到山戎攻打，齐桓公无条件驰援，帮助燕国打退山戎，燕国国君非常感激，亲自送齐桓公回国，走得高兴，不知不觉走出了燕国国境，走到齐国境内了。齐桓公说：“哎呀！坏了规矩！国君送客，是不能出境的，只能送到边界啊！”怎么办呢？齐桓公马上和燕国重新划界，把脚下的土地，划给了燕国。这就是齐桓公的做派。他类似的事迹很多，兴灭国、继绝世，保存弱小诸侯国的血脉，包括为被狄部落攻灭的卫国另筑新都，为沦陷的邢国另筑新城，收集残民等等。“尊王攘夷”这口号，是他提出来的，即尊奉周朝天子，抵抗周边蛮族的侵犯，保卫中华文明与和平。他始终保持对周天子的谦卑，每次会盟和军事行动，都恭请周天子派特使莅临首席，以表示自己的作为是尊奉中央政府的诏命而替天行道。而晋文公呢，他在确定其霸主地位的践土会盟中，以臣子的身份召令周襄王亲自来参加，孔子评论这个违反传统礼制的行为说：“以臣召君，不可以训。”

两人最后的结局呢，齐桓公晚年，没有听管仲的话，重用奸臣竖刁、易牙、开方三人，等他病重临死，诸公子各率党羽争位，根本没人管他，他几乎是饿死的，尸体在床上放了六十七天，尸虫都从窗户爬出来。等公子们争位仗打完了，新君无亏才把他收殓下葬。齐国的霸业，一世而亡。晋文公呢，他寿终正寝，之后晋国的霸业还持续了一百年。所以世人都认为晋文公比齐桓公成功。孔子说这话，就是不以结果论英雄，尊齐桓而抑晋文，讲价值观。

历史、思想的解读因人而异

原文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华杉详解

这两段很关键，体现了孔子的君臣之义的思想标准，和后来的儒家有很大的不同。

子路问，齐桓公杀了公子纠，召忽为公子纠自杀殉死，管仲却不死，他这样做，算是不仁不义吧？孔子说，齐桓公成就霸业，以外交工作，而不以兵车，九合诸侯，维护中原文明秩序，这都是靠管仲的辅佐执政。这就是管仲之仁啊！

子路说的这个事，是齐桓公夺位的事。齐桓公小白和公子纠，都是齐襄公的弟弟，公子纠还比小白年长，公子纠是兄，小白是弟。齐襄公荒淫无道，被另一公子公孙无知所杀。公孙无知自立为君，很快也被杀了。齐国无君，小白和公子纠都从国外火急往回赶，争夺君位。小白从莒（jǔ）国往回赶，公子纠则因为母亲是鲁国人，住在鲁国，也得到鲁国军事支持。管仲和召忽，都是跟公子纠的。跟随小白的，则是管仲的好朋友鲍叔牙。管仲先带兵拦住了小白，并亲手一箭射中了小白，但是，射在了衣服带钩上，小白大叫一声，倒地装死。管仲以为他死了，回去汇报，公子纠以为没人跟他争了，就走得慢了。小白则日夜兼程，抢先回国。等公子纠和护送他的鲁君抵达，小白已经继位。小白率军和鲁军作战，打败了公子纠。

鲍叔牙给鲁君写了一封信，说公子纠是我们国君的兄弟，不忍心杀他，麻烦您帮我们把他杀了。他的两位老师，管仲和召忽，是我们国君的仇人，一定要送回来，国君要亲手杀死他们。如果您不能办到，齐国就要发兵攻打。鲁君害怕，把公子纠杀了，召忽自杀。管仲被送回来，在鲍叔牙的举荐下成为齐国国相，开启了齐桓公的一代霸业。

后面子贡又问，说齐桓公杀了管仲的主公，他不能殉死，反而“认贼作父”，给小白做相国，他这是仁义吗？孔子说，管仲做齐桓公的相国，匡扶天下，保卫了中华文明，今天，我们都受惠于他的恩德。如果没有管仲，我们今天恐怕都披发左衽了。“披发左衽”，是北方少数民族的习俗。披发，是披头散发，汉人是把头发系在头顶，戴帽子，少数民族就披散着。“左衽”，是衣襟向左掩，也就是右边的衣襟盖在左边的衣襟上面，这是北方夷狄的习俗，汉族人是右衽，左边的衣襟在上，向右掩。今天你如果去日本温泉旅游，穿和服，人家教你一定右衽，左边衣襟在上，掩向右方。如果左衽呢，在日本，是人死之后，就把他的衣襟反过来，右襟在上，左衽。

孔子就说，如果没有管仲，我们今天在谁的统治下都不知道了，可能北方夷狄打过来了，可能文明断绝了，我们都披发左衽了。

孔子接着说：“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匹夫匹妇，前面我们说过，一夫一妻就是匹夫匹妇，意思是普通老百姓。贵族君子，有地位的人，都有妻妾。前面说什么呢，“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你说他是匹夫，那匹夫之志，匹夫之勇，他也不向你屈服啊！“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谅”，就是信，守信。孔子说：“难道要他像匹夫匹妇那样，守着小节小信，自己吊死在沟里都没人知道吗？”

孔子说这话，是明确地批评召忽了。他认为召忽为公子纠而死，是不值得的。后儒对孔子这一段，有各种解释，因为不符合所谓的“儒家忠君思想”。这就要说孔子忠君思想的本质，孔子的思想，忠于君，是忠于国家，忠于秩序，至于谁当国君，你们家族斗来斗去，杀来杀去，那是你们的事，你们尘埃落定了，决出胜负了，咱们继续把国家搞好！所以他没有后来的那种人身依附、为君死节的愚忠思想。

春秋时代的思想，都是这样，管仲自己在回答别人对他的这个质疑时说：“我的君臣之义，是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庙，为公子纠而死，不是我的义务。要我死，除非社稷破，宗庙灭，祭祀绝，齐国亡了，那我死。齐国没亡，我就不能死。有我在，则齐国利。我死了，对齐国不利。”这气魄大了去了。

晏婴也有同样的故事，齐国发生政变内斗，他为亡君扶尸痛哭，对政变者怒目相向。但是之后，继续事奉新君，治理齐国。出使楚国时，楚王问他，你为什么不死啊？他说，我只为国而死，不为君而死。再说，那君，他本身就不是为国而死，我为什么要为他而死呢？你们楚国这样政变杀来杀去的事也不少，干吗拿来刁难我呢？

良臣死社稷，不死昏君。孔子从来就没有后世所说的所谓“儒家忠君思想”，那些思想，都是后来演变加上去的一代一代的时代特色，总的说来，从春秋到清朝，以秦朝为分水岭，权力在一步一步地向君权集中。春秋时代，还有贵族牵制君主，秦朝取消了封建制，形成了集权专制国家。从汉、唐、宋、明等朝，君权、相权还是分明的，皇帝和政府，还有分权，有分工。到了清朝，上书房、军机处，全部都成了皇帝的助手、奴才，君主集权达到了巅峰。

历史学家说，历史会变。历史本来就是活的，本来就会变，这是个哲学问题。因为历史要人写出来，不管是谁写，是当权者写，还是学者写。写的人就有思想，有立场，有观点，有目的，他的思想、立场、观点、目的，就会写在历史里面。换了时代换了人，历史就会跟着变。

思想更是一样，同样是孔子的思想，每个时代，都会被重新发明一次。

始终站在老板的立场，是最大的职业道德；培养新的领导者，是各级领导者的最主要任务

原文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zhuàn），与文子同升诸公。子闻之，曰：“可以为‘文’矣。”

华杉详解

公叔文子，是卫国大夫公孙拔，死后谥号为贞惠文子。谥号，是一种评价机制，是对人的盖棺论定，也是一种道德约束手段。有美谥，有平谥，有恶谥。

人都关心自己的身后评价，你就是皇帝，也让你稍微有点顾忌，如果在位时荒淫无道，死后人家给你一个谥号，就让你遗臭万年，几千年后一提你，大家都知道你不是好人。比如最坏的，夏桀和商纣，都是谥号。一查谥法就知道了：“残人多垒曰桀，残义损害曰纣。”再比如隋炀帝，查谥法，“去礼远众曰炀”，这四个字就把他概括了。

谥号是死后后人评定的，再往后，史书上就不写他的名字，以他的谥号来称呼他，谥号信息量很大，浓缩了他的一生。所以谥号是人死后的名字，人没死，是不知道自己谥号的。看清宫剧，孝庄太后一口一个“我孝庄”如何如何，那就闹笑话了。

有一个人要反抗谥法制度，就是秦始皇，他说谥法是臣议君、子议父，你们本来都是在我面前跪着，没资格说话的，我死了，你们倒要对我品头论足写考评，岂有此理！他宣布废除谥法，自称秦始皇，并规定下一代叫秦二世、秦三世，一直到秦万世……他的新规矩，执行了两世，就是他自己，和秦二世。三世没有了。到汉朝，又恢复了谥法。

插一句，西点军校有一句格言：“我们所有人，都终将以失败结束。”要深刻认识到这一点，接受这一点。你看秦始皇那么厉害，他也失败了。刘邦更厉害，他死后，心爱的女人戚夫人，被吕后砍去手足、挖掉眼睛、熏聋耳朵、药哑嗓子放厕所里等死，刘邦也失败了。孔子呢，孔子多么伟大，他也是一个失败者。所以秦始皇要和谥法对抗，他失败也正常。

孔子、孟子、儒家，就希望大大地利用谥法。不能把君权装进制度的笼子，好歹装进谥法的笼子吧，总得有点敬畏，有点顾忌。

君王死了，新君和臣子们要给他议定谥号。臣子死了呢，君王也要给他定一个谥号，如果谥号好的话，这也是一种肯定、一种荣誉。公孙拔死的时候，他的儿子向卫灵公请求给定一个谥号。卫灵公说：“以前卫国饥荒，夫子煮粥救济，这是‘惠’。以前卫国有难，夫子以其死保卫寡人，这是‘贞’。夫子听卫国之政，对内搞好组织建设，对外搞好外交，让卫国社稷不辱，这是‘文’。谥号就定为‘贞惠文子’吧。”

“公孙贞惠文子”，就是公孙拔的谥号。谥法：

经纬天地曰文。成其道。

道德博闻曰文。无不知。

学勤好问曰文。不耻下问。

慈惠爱民曰文。惠以成政。

愍民惠礼曰文。惠而有礼。

赐民爵位曰文。与同升。

孔子这里所说的事迹，公孙拔有一个家臣，名字叫僎（zhuàn），非常贤能，公孙拔就向国君推荐他，让他不做自己的家臣，而是到朝廷，与自己同朝为官，做朝廷之臣。孔子听说这件事，评论说：“可以为文矣。”他死后可以得到“文”的谥号了，上面谥法不是有吗：“赐民爵位曰文。”朱熹集注里说，自己的家臣，能举荐他让他获得和自己同等地位，有三个值得赞扬的善处，一是知人，二是忘己，三是忠君，了不起！

从今天我们的现代企业管理来说，也有几点：

1.始终站在老板的立场。不是事事考虑自己的权位利禄，而是为老板实心办事，为公司举荐贤才。

2.能雇用比自己更强的人。不是嫉贤妒能，处处显自己本事，都是我的功劳。

3.组织最大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地培养出新的各级领导人，这也是管理者最主要的任务，或者说，也是一个组织的最大任务。

4.一个不能培养出新领导者的人，就不是一个好的领导者。所以合伙人制度，要把培养新合伙人，作为合伙人的最大任务。

始终站在老板的立场，是最大的职业道德。培养新的领导者，是各级领导者的最主要任务，也是一个组织的最大任务。希望我们的企业里出现更多的公孙文子。

世间最大的爱，就是成就他人

孔子曾经骂卫灵公“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卫灵公确实是超级好色，但他其实也是好德的典范，只是好德的程度被好色的声名掩盖了。他可能是天下第一好色，但也可能是天下第二好德。世间最大的爱，就是成就他人。

原文

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丧？”孔子曰：“仲叔圉（yǔ）治宾客，祝鮀（tuó）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夫如是，奚其丧？”

华杉详解

孔子跟鲁国大夫季康子聊天，说卫灵公无道。季康子说：“既然这样，为什么他没有败亡呢？还是寿终正寝挺不错的啊！”孔子说：“有仲叔圉管外交，祝鮀管理宗庙祭祀，王孙贾统帅军队，他有这样一批人才，怎么会败亡呢？”

卫灵公这个人，有他的两面性，他自己生活荒淫，喜欢男宠。他的妻子南子，也以淫乱闻名，和宋国公子宋朝私通，卫灵公也不计较，还帮助安排他们相会。所以说起卫灵公夫妇，是各种没法提。孔子本来希望在卫国执政，卫灵公夫妇把他当门面人物，带着他招摇过市，他深以为耻，走了，说了一句话：“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卫灵公夫妇，都是以好色闻名。

但卫灵公好不好德呢？也是好的，虽然可能比好色的程度差一点，但是他好德的程度，也是绝对超过大多数国君。他可能是天下第一好色，但也可能是天下第二好德。孔子当初到卫国，卫灵公问他在鲁国俸禄多少，孔子说六万石。卫灵公马上就给他六万石，这时候都还没有安排具体工作，你先待下来再说。当然，孔子也是因为老没具体工作才离开的。

孔子也夸奖过卫灵公，鲁哀公问“当今之君，孰为最贤”时，孔子对曰：“丘未之见也，抑有卫灵公乎？”没发现谁最贤，或许是卫灵公吧！所以孔子对他的评价是很高的。

卫灵公的好处，他自己是只管享受生活，但是他知人善任，用了一批贤才。所以当时卫国的政治经济，在列国比较来看，还是非常好的，只是国家小，没有实力称霸罢了，否则他做出一番齐桓晋文的事业来，也未可知。

国家好不好，人口是一个重要指标，前面不是有一段吗，孔子第一次到卫国，冉有驾车。孔子惊叹：“庶矣哉！”好多人啊！冉有问他人口多了该怎么办，这才有了“富之，教之”的一番议论。

卫灵公的后人对他什么评价呢，看谥号就知道了。谥号灵公，“不勤成名曰灵，任本性，不见贤思齐”。他是个大懒汉，但他交出的成绩单并不差！他就是任性，放纵自己，不能见贤思齐。不过，他虽然不见贤思齐，但他是老板，能用贤才，让他们自己贤去。

谥法“灵”还有一条：“乱而不损曰灵，不能以治损乱。”国家乱了，但是还没有伤到根本。他身为国君，却不去治理。光靠别人，不注意自己修养，时间长了，也是不行的。卫国必乱，大家也都看到了，卫灵公一死，乱事就来了。

以上两段，先是讲公叔文子，能举荐自己的家臣给国君，提拔他和自己平起平坐，做朝廷大夫；这段讲卫灵公能用人；这都说明了我们现代管理学，讲领导力，常讲的一个道理：“领导者的责任，不是自己创造更大成就，而是成就他人。”一个人能有多大成就呢，你成就的人越多，你的成就越大，千万不要以为就你行，别人都比你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