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歌里，最振聋发聩的一句，莫过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时至如今，很多人已经不以为然，以为今日之中国，不论财力物力、军力国力，都不复当年的窘境，甚至已经算得上世界强国，虽然我们常自谦地称自己是“发展中国家”，可沉睡的狮子已然猛醒，我们是屹立在世界东方的巨人，再也不是被人欺凌的“东亚病夫”。

可是，危机真的过去了吗？

从人类的文明史来看，对一个民族而言，有两种危机的爆发称得上是“最危险的时候”：一是遭受侵略，是谓亡国之险；一是文化衰微，是谓亡种之虞。而相较于因外族侵略引发的亡国之险，因文化衰微而引发的亡种之虞其实更为可虑，也更为可怕。

事实上，20世纪初，在因日本侵略而引发的亡国之险爆发之前，文化上的衰微，尤其是汉字，作为汉民族文化的底线与凭依，其危机已然发端。远在甲午战争战败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已经开始痛定思痛地自我反思与批判，到了五四运动，这种勇于自我批判的精神终于点燃了新文化运动的烽火，并最终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在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如能客观地回头审视，就会发现，新文化运动本身同样需要反思，笔者以为其中最需要反思之处，就是新文化运动中欲求“汉字革命”而致“废灭汉字”的态度。

钱玄同写于1922年的《注音字母与现代国音》一文交代了这种态度产生的源起。文章说：“1894年，中国给日本打了一次败仗，于是国中有识之士，知道非改革政治、普及教育，不足以自存于世界。但是提到普及教育，即有一个问题发生，则汉字之难识难写是也。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非另制拼音新字不可。”

可见，当时知识分子欲求汉字革命的初衷，是认为汉字的书写认记之难影响了国民普及教育的推广。在这种想当然的线性逻辑关系中，汉字只是一种纯粹的书写工具，仿佛与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史并无什么本质的关联，所以傅斯年在1919年的《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一文里便斩钉截铁地说：“文字的作用仅仅是器具，器具以外，更没有丝毫作用。”基于这样的出发点，文章于是有了更为斩钉截铁的判断——“中国人知识普及的阻碍物多的很，但是最祸害的，只有两条：第一是死人的话给活人用，第二是初民笨重的文字保持在现代生活的社会里。”

这种过犹不及、失去理性思考的认知随着救亡图存时代的来临，因变革图强之心而变得更为偏激。到了30年代，鲁迅在《关于新文字》一文里甚至把汉字比喻成结核病菌，他说：“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所以，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因此他在《答曹聚仁先生信》里断定说：“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鲁迅的知己瞿秋白更是将汉字比喻成“僵尸”，甚至在《普通中国话的字眼的研究》一文中用极端情绪化的语言说：“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茅坑。”

从钱玄同、傅斯年到鲁迅、瞿秋白，还有蔡元培、胡适、赵元任等一大批那个时代杰出的知识分子，因为独特的历史背景与时代因素裹挟着种种情绪化的认知，他们所推崇的“废灭汉字”运动曾一度引发了汉字危机。当然，这其中也不乏理性的声音，闻一多早在五四运动爆发前就在《论振兴国学》一文中明确主张：“国于天地，必有与立，文字是也。文字者，文明之所寄，而国粹之所凭也。”这是强调一国之文字与一国之文化有着血脉上的本质关联，甚至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凭依与根本所在。事实上，不论是钱玄同、傅斯年、鲁迅、瞿秋白，还是蔡元培、胡适、赵元任，这些仁人志士以笔为锋，以思想为战，所著所论，所倡所言，最后不还是要依赖于汉字与汉语的传达？离开了母语环境，离开了民族的汉字，他们的思想与价值又何从体现？

至于说汉字的难识难认影响了教育的普及，更是一种简单的假设与推理，事实上，如今教育普及的现状与汉字依然屹立的现实，就足以说明这种假设是一种想当然的“有罪推定”。以此将某个特殊时代民族文化思想上的落后与故步自封一股脑儿地归咎于汉字，对于汉字来说，这实在是一种天大的冤枉。况且，汉字是否就如前人所想的那么难于书写认记，还不一定。中央电视台2013年首届《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中092号选手李响悦，年龄不过14周岁，靠着汉字音形义的联想在比赛中屡屡过关斩将，写对很多自己此前也未曾接触的字词，这充分说明汉字在书写认记上有着独特的规律与优势。无论如何，汉字正是凭借着自身的生命力，凭借着它作为“文明之所寄，国粹之所凭”的根本地位，在“废灭汉字”运动的巨大冲击中，最终屹立不倒。

新中国成立后，因为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所及，汉字的危机依然存在。既然要“废灭汉字”，就要找一种文字来替代汉字，20年代赵元任提出国语罗马字，30年代瞿秋白提出拉丁化新文字，还有钱玄同主张的直接借用世界语，其本质都是想用字母文字来取代象形会意的方块汉字。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是世界范围内唯一一个以官方姿态支持世界语的，但矛盾的是，世界语在创立之初就有着希望超越一切国家与政府之上的初衷。事实证明，世界语在中国缺乏生活的土壤、民族的土壤与文化的土壤，不论如何支持，它也完全不可能对汉字造成实质性的威胁，所以这一阶段的所谓危机也只是形式上的。

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高速发展，汉字危机再一次爆发。有许多学者提出，汉字不适应计算机录入技术的发展。彼时，“应当改革方块汉字为字母文字”的呼声又起。但这种观点充其量只是一种缺乏民族文化自信的表现，因为汉字即便只从成熟的甲骨文算起，也已经有了3400多年的发展历史，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不过数十年，如果要讲适应的话，也应该是计算机技术来适应汉字，而非汉字来适应计算机。果然，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汉字录入如今已经完全不成问题。

百年以来，汉字经受着“百年孤独”，经受了至少三次危机：一是新文化运动中的“废灭汉字”危机，一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世界语冲击，一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计算机技术冲击。这三次危机分别可以定性为运动性的、政治性的与技术性的危机。对于一种语言或文字来说，其实最重要的影响要素是民族文化历史与民族生存状态，所以不论是运动性的、政治性的，还是技术性的危机，实际上都难以动摇汉字的根本。但眼下另一种危机的悄然萌生，对于汉字来说，却是百年来最大的危机。

当下，汉字正在经历百年来的第四次危机，即由汉字手笔书写向汉字键盘或语音录入的巨变所引发的母语情感的淡化，这种危机虽不引人瞩目，却是来源于最基础的生活层面，这远比运动层面、政治层面、技术层面的危机要更触及根本。媒体一般将这种危机轻描淡写地归纳为“提笔忘字”，事实上“提笔忘字”只是现象的例举式描述，远未触及问题的本质。

计算机网络所带来的信息时代的革命，使得一切文字信息的产生、传播与接受都完全可以依赖计算机网络与多媒体技术而达成，人们渐渐地不再需要“提笔写字”，于是“提笔忘字”便日渐成了一种常态。有人可能会说，这一点各国皆同，为什么别的语言没有不适，偏偏汉字就因此面临危机了呢？

这是因为当前各国使用的语言文字中只有汉字是独一无二的象形会意文字，即语素文字。字母文字大多是表音文字，可以用少量的字母符号来记录语音，从而完成记录语言的任务，而字母符号的存在大多规律且没有太大变化，不论是键盘或语音录入还是手笔书写，并不会引发人们对这些字母符号的认知或情感上的错位。但语素文字则不一样，手笔书写所带来的繁复变化最易引发不同层次的感受，这也是唯有汉字才能形成书法艺术的关键所在。只因手笔书写便能形成一门独特的艺术，更不用说长期积淀所形成的深厚的母语情感。也就是说，有别于其他现存的语言文字，中国人对汉语产生的母语情感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对汉字的书写情感与书写习惯。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母语情感是一种最难改变的情感。一个人要改变宗教信仰，是完全可能的；但一个人要改变生长环境所赐予的母语情感，则是完全不可能的。而汉语的母语情感有别于其他语言，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独特的汉字。甚至有很多学者认为，汉字才是华夏文明最重要的载体，四大远古文明中只有华夏文明没有断裂并延续至今，其根本的支撑就在于汉字，而华夏文明在发展中始终能做到多民族共存，关键所在，也是汉字。这样独一无二的汉字，这样依赖于书写获得母语情感的汉字，如今渐渐远离了笔尖与纸端，使得“提笔忘字”已成为普遍的现象，长此以往，大众的母语情感必将淡化，国民的母语素质必将弱化，这才是百年来最大的汉字危机。

文化上的危机从来不像亡国之险那样触目惊心，但历经数十年甚至数百年的积累则可能引发亡种之虞。古希腊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的消亡莫不伴随着文字的衰微与消亡，前事虽远，亦足为鉴！所以，站在民族文化的立场上，呼唤并激发国民的汉字书写与母语情怀实在是一件迫在眉睫、刻不容缓的事情。尤其是在当下这个急需价值重塑的历史阶段，信仰的崩溃引发精神的迷乱，道德的被抛弃引发社会底线被屡屡突破，人们的眼前充斥着娱乐与物欲，如果再没有民族文化根本的倡导与弘扬，百年而后，国民丢失的将不仅仅是母语情感，还有对民族文化的认同，以及实现“中国梦”的希望。

让人欣慰的是，在“乱花已然迷人眼”的重重选秀与娱乐节目中，终于有一档名叫《中国汉字听写大会》的节目突围而出，并受到国人的瞩目。这无疑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一个崭新的希望，一种有力的担当。就像它的宣传语所说，这是“书写的文明传递”，这是“民族的未雨绸缪”！虽然我们不知道它会带来怎样显著的文化效果，但这种努力的方向就足以让人怦然心动。

我们不做，谁来做？现在不做，何时做？如果你对这片热土还有着深深的眷恋，请为汉字做些什么，哪怕只是从书写开始。况且，我们的母语是这样独特的汉语与汉字——

在我眼中，没有一种语言，像汉语这样优美！没有一种文字，像汉字这样纯粹！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 中国古典文学与文化专业博士，汉语言文学博士后　郦波）